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駁皮錫瑞三書[1]

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為之義疏，雖多持緯候，扶微繼絕，余甚多之。其後為《王制箋》、《經學歷史》、《春秋講義》三書，乃大誣謬。《王制箋》者，以為素王改制之書，說已荒忽。然《王制》法品，盡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專在錫瑞也。《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顧妄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為，愚誣滋甚！及為《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說，糅雜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錄，蓋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為衡。《提要》者，蓋於近世書目略為完具，非復《別錄》、《七略》之儕也。其序多兩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錫瑞為之惑，茲亦異矣。又其稱湖南文化，始自唐劉蛻登進士科，延及曾國藩輩，以彰進化速疾。案湖南人士始後漢桂陽蔡倫。倫誠宦者，然史稱其有才學，校讎經典，倫實監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樹膚魚網為紙，中夏文化升降之跡，倫有力焉。其後蜀有蔣琬、劉巴之徒，興於零陵。琬代諸葛亮執政，成勞炳然；巴在漢末稱高士，聲及吳會。諸葛亮自言：「運籌帷幄，不及子初遠甚！」譽或少過，然蜀世文誥策命，皆巴所為，誠文章之雋也。及晉有桂陽羅含，桓溫稱之，以為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見《晉書·文苑傳》）。其文跡可睹者，有《湘中記》，時見援引，盛道湘水之美，信而有徵。是數子者，皆湖南之令，異方君子，猶時想其末風絕流。錫瑞不舉，獨以劉蛻為初，將崇重科舉，惑其神志，抑數典而忘稽古乎？漢、晉遺事猶不能悉，何況黃、唐之世，文、武之時？謂孔子以前舊無文化，亦其所也。余既睹錫瑞書，傷其蕪亂，又將迷誤後生，駁議云爾。 一、孔子作易駁議 漢世有言：孔子作《春秋》。未有言孔子作《易》。皮錫瑞以為伏羲畫卦，孔子繫辭。《繫辭》者，謂卦、爻下辭也。《繫辭傳》則為弟子所作。案《左氏傳》所載筮辭，錫瑞將謂古文難信，今姑不舉。且以《大傳》、《史記》及他書所記為質。《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吾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所云系者，即是卦、爻下辭，彖、象當何所指？若以彖傳、象傳當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說解，其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為之，何必文王？若專定其名者，里之囚七年，所定無過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謬二也。連山、歸藏載在《春官·大卜》。錫瑞或不信，桓譚《新論》曰：「《連山》藏於蘭台，《歸藏》藏於大卜。《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此漢人所明見，不可誣也。孔子亦云：「吾得坤乾。」郭璞在晉，猶引《歸藏》齊母、鄭母諸經。《歸藏》當殷已有辭。《周易》為周時所用，不為繫辭，而待魯國儒者，於六百年後為之補苴，情事相違，其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為重名，四十九為奇名，其字才七十九。夫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蓋書契之恆制。七十九名，書之版牘則足矣，安得有韋編？縱令在策，其文既寡，其義又少，諳誦其名，數日則了，而遠待數年之功，繩爛革敝，乃得記識，何聖人之徇齊，而今鈍拙若是？其謬四也。《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學者非自習其著作之名，故當抽讀他人成語。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舉之，若舊無卦爻辭，當何所學？其謬五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中古，其為文王則明。今云：卦爻之辭，作自孔子。又云：《大傳》是弟子作。師徒相接，必不謂之中古。中古已作，必不遠待孔子。若雲重卦稱作，非必繫辭，上遺伏羲經始之功，下棄尼父成書之業，徒取中流，又無其義。其謬六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若文王不繫辭，則《大傳》為妄說。若曰卦名為辭，名卦者其功微，成書者其功巨，顧不曰《易》興定、哀，當素王與七十二君之事，獨綢繆於姬氏舊王，而沒本師之績，是舉其微而遺其巨，詳其遠而略其近。其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屬，非文王所宜言者，鄭眾、馬融嘗以爻辭出周公矣。要之，文王親見箕子，何不可錄其人？山川群神，帝王所常祀，寧知前王無享岐山者？必謂文王自擬乎？且《易》當殷末，故事狀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當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跡。今近不舉周世，遠不舉虞、夏，獨以殷事為言，違其情勢，其謬八也。《文言》為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爻辭，又自設問以明其意，既非辭賦，何容有此（《公羊》、《梁》、《夏小正》、《喪服》諸傳，皆弟子口問，師口答之。若設難之文，近起漢世，周時惟辭賦有此，未有施諸說經者也）？其謬九也。若曰《文言》、《繫辭》二傳，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尋子者，男子之美稱；夫子者，卿大夫之尊號，誠不得自據也。然司馬遷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孫亦自題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言遷書署太史公者，則東方朔為書之。若然，《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謂《大傳》出於門下，可曰《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耶？其謬十也。序、彖、象、說卦、文言，皆傳也，卦、爻辭則為經。若系即卦、爻辭者，《史記》當列文最先，何故退就序、彖之下？文在傳次，而以為經，其謬十一也。《左氏》記載筮辭，容為今文家所不信，太史公世治《周易》（談受《易》於楊何，遷亦自雲正《易傳》），於《左氏》內、外傳所錄，悉載在《世家》言。若知為孔子作者，當辨《左氏》之非，縱無駁證，猶當去其文。今則綿篇牒，往往而見，曾無存疑之辭。既以遷書為據，而雲辭由孔子，其謬十二也。《傳》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錫瑞直以己意斷其有無，吾見世之妄人多矣，於皮氏得一焉。 二、孔子制禮駁議 《禮》五十六篇，皆周公舊制。《記》言「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此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此猶漢末玉佩制亡，惟王粲能記其法。非王粲以前無玉佩，而自粲始制之也）。俗人疑禮為孔子所制，證以孟子所舉，滕文公行三年喪，其父兄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無三年喪制（此本毛奇齡說）。然孟子時，諸侯去其籍久矣。滕父兄言不足證。《春秋左氏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又曰：「君有大喪，國不廢搜。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曾申者，左氏之徒，其言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鬻之食，自天子達。」明春秋已有三年喪制。杜預以為卒哭除服，既反《傳》義，滕父兄言魯先君莫之行者，即以昭公大搜之事為法，非周典也。雖然，天子諸侯有朝會蒞政之典，是故康王在喪，麻冕黼裳以受冊度，出在應門，猶受黃朱之乘，退則釋冕而反喪服。明出入異容矣。孔子曰：「高宗諒，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蓋殷制有然。周時臣為君亦三年。自士以至三公，其服無等。天子葬期七月，則冢宰百官皆在倚廬。若背殯行事，則持喪為虛；若相隨居喪，則政事將廢。冢宰以下，既有聽政之期，明天子亦臨政御門自若，反在喪次，然後寢苫持衰。《春秋》：「宋平公卒，寺人柳熾炭於位，元公將至，則去之。比葬，柳遂有寵。」惟寢苫無床，故當以炭溫地，言其將至，又明不終日在喪次也。若夫士喪之禮，柩在殯中，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逾月而葬，故有力者足以堪此。天子葬期七月，諸侯五月，瘠墨過甚，非有生所能堪。然則居廬食鬻，上下所同，兼御菜果，宜其異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古文典籍所同。猶以《記》言中月而，遂令鄭、王異說，二十七月之制，自鄭始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時去僖公之薨，適得二十五月，故左氏以為禮（喪制計月，本兼計首尾，葬期亦然。非如今人刻日而計也）。若從舊，為已未逾月，若從鄭說，亦大祥以後也。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縞冠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棄杖，白麻屨無，醯醬干肉，出堊室，始居內寢。按小功成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既葬，裳如故，居內寢。故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三年之喪，大祥以後，服十五升布，其縷已細於小功之末。雖不得行親迎，納幣固無嫌矣。蓋冠、昏皆嘉禮，然情慾之事，於喪有牾，成人代父，在喪則宜。是故三加之節，在殯而行（成王因喪冠，可證。蓋不冠則無以成服也）。別內之制，及猶厲。納幣輕於親迎，重於加冠，故既祥則可以行，斯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雖依鄭義，左氏說猶可通，況於古者三年之喪，舊典皆雲二十五月而畢哉？後人不曉變除，直以三年之喪，始終若一，進者則雲魯文喪娶，退者又言卒哭除服。其他見《春秋》。諸侯在喪不廢朝聘，因以古制無三年服。豈悟共主領錄九服，邦君亦有鄰交，居廬蒞喪，事不偏替者乎？毛奇齡好為誣說，皮錫瑞又據孺悲學喪之文，以為禮始孔子，亦其謬矣！《士喪禮》固言書，不言作，喪服禮兼上下，又非《士喪》之篇，文不相涉。《記·檀弓》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當雲三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久不行耶？《記·檀弓》又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自斬衰三升，下至緦麻，十五升抽其半，其為精粗異度，繁碎亦甚矣。獨有制禮自上，民胥效法，故織之家，素備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縱令遍行魯國，自適士以至府史胤族，猶當萬數，倉卒制之，何由得布（按今人雖欲持衰而不得者，即以布之精粗不能如法故也）？若不自置邸店，親課女紅，布縷既不中程，則衰無以當物，唐為文具，將安設施？此則自衛反魯，五年之中，專為縫人賈販，猶懼不給，固無刪述六經之暇矣。又若制禮於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猶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本不作《士喪禮》，待哀公問然後發之，君則失偏，臣則失缺，其違於事情遠矣。即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寧知今之《禮經》，非老聃制之耶？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正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自周室，不下庶人，其後禮崩樂壞，當孔子時而已不具，故儒者不得篇篇誦習。若制自孔子者，下逮齊宣，才百有餘歲，非殘缺之限，孟子又無容不學也。《墨子·節葬》篇曰：「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其作《非儒》，又以是專斥儒者。《說苑·修文》篇亦云：「儒者喪親三年。」此由喪禮廢缺，獨儒者猶依其法，故名實專歸之。古者刑書，本無短喪之罰，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漢世晁錯、翟方進為三公，遭親喪猶不去官。若以周公時未有喪制，故晚周無三年服，漢世《士禮》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見晚周無持齊斬者，即雲喪禮自孔氏制之，見漢世無持齊斬者，復可雲喪禮自二戴制之耶？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晚世尊公旦者，黜孔子以為先師；訟孔子者，又雲周監二代，實無其禮。不悟著之版法，姬氏之功，下之庶人，後聖之績。成功盛德，各有所施，不得一概以論也。 三、王制駁議 《王制》者，漢文帝使博士刺六經為之，見於《史記》。盧子干從其說，而鄭君以為在赧王后，說已暗昧。或言博士所作，本制兵制、服制諸篇（《史記索隱》說）。又有望祀射牛事（見《封禪書》）。今皆無有，是本二書也。不悟經師傳記，時有刪取其文，即今《樂記》亦不及本數，則《王制》愈可知。先師俞君以為素王製法，蓋率爾不考之言，皮錫瑞信是說，為《王制箋》，所不能通，即介恃素王以為容閱。案周尺東田之文，非孔子作甚明。其言制祿，又參半本《孟子》。孟子自言去籍以後，其詳不聞（孟子王制說，略可信者曰：卿祿四大夫，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案古一升當今二合，周禮上年人食四，是為二石五斗六升。一歲為三十石七斗二升，當今六石一斗四升四勺也。兼有麻豆在內，故得此數。食七十二人者，為二千二百十一石八斗四升，四之為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漢承秦制，丞相視周列國之卿，故奉萬石。御史大夫九卿視周列國之大夫，為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一歲二千一百六十斛，數皆相近。《晉語》言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一卒百人，一旅五百人，則卿祿五大夫，百人則三千七十二石，五百人則萬五千三百六十石。視漢制皆加三分之一，視王制說，卿則略倍矣）。當孔子時，周典猶在，縱慾改制，不當適與孟子所略聞者同。尤瀆亂不經者，以為天子之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非孟子所說，而與《昏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相扶。案《周禮》三百六十官，非徒三百六十人也。官各有正有貳有考，除胥徒府史婦官不計，約三千人，而鄉遂郊野之官不與。官之以事別者，一官無過數十人，官之以地別者，一官率有千百人。故鄉遂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郊野凡六千五十八人。今雲百二十官，徒有百二十人，何其昧於設官分職之略也（每官不止一人，而方面親民之官，一官必至千百人，斯乃設官常法，異代所同。雖有聖知，弗能易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此十五人者，所謂正貳考也。六官則九十人，若以此率，都九卿當一百三十五人。此徒總攝維綱之吏，未及眾職也。今《王制》除三公外，徒有一百十七人。若如《大傳》所說，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如此，一卿之正貳考，凡十三人。略與《周官》相比，九之為一百十七人。自此而下，別事為官，分地置吏，俄空焉。《王制》亦說有大樂正、大司寇、市大史諸官，不在卿數，又非卿之貳也。若每卿三三以為佐，雖大樂正諸官，亦無所容矣。若言大夫參卿，元士參大夫，非如《周官》正貳考之制者，是則百二十官，各為正長，九卿之寺，徒有正卿一人，更無僚屬為之贊助，其叢脞不亦甚乎？又其所云：「命鄉論秀士，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鄉與郊遂將置吏耶？其無吏也？若無吏者，命鄉則命何人？移郊移遂，復命何人督錄之？若置吏者，親民之官，因地而分，其數必逮千人以上，安得徒有百二十人也？余以《王制》、《昏義》、《書大傳》、《春秋繁露》，皆不達政體者為之，名曰博士，而愚莫甚焉！錫瑞又欲移其愚於孔子，謂之為後王製法。案漢官四百石，比古元士，故叔孫通制《朝儀》，吏六百石以上，乃得侍坐上壽，其下即不，所謂朝不坐、燕不與也。今以《百官公卿表》、《百官志》校之，除去三輔諸職，在朝者尚一百五十餘員，皆在四百石以上，而博士、議郎之屬無員者，猶在其外，宦者亦不與焉。所以給用者，四百石以下，自三百石至於斗食，其為贊助者尚眾。今《王制》言王朝命吏，下至元士而止。以此為漢製法，只令曠官廢事耳。且《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內，亦有鄉遂，縣內九十三國，外有方百里之國六十四，方十里之國九十六，以祿士為閒田，此處遂無吏人領治之耶？《王制》之縣內，比漢三輔，若閒田無官者，則是欲漢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下也。循《王制》之法，行之無不亂治，施之無不曠官，百世可知。博士本謾不練政事，鄭、孔蓋未能彈正。皮錫瑞又曲解之，其言有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君說之，以為官者謂其文書財用，御者謂衣食。《正義》曰：百里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為二百里。即如是，天子私用，二十四倍於經費之數。雖夏癸、商辛之政，未至從欲廢治如此也！其言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案《堯典》所言疆里，北至朔方，南訖交趾，東至夷，漢遼西之域也，西至西，即漢之鮮水，王莽號之曰西海，今所謂青海也（西、鮮、青一聲之轉）。《周官》經略，亦方萬里，九州之內，則方七千里。縱以《周官》為不可信，燕召公所都，即今宛平，北得涿鹿，今宣化之域，出恆山之北矣。齊景公欲遵海而南，放乎琅邪，魯亦奄有龜蒙，皆地盡東海矣。博士不考地望，欲擯燕、齊於九州外，孔子生當周世，必不欲割冠帶之地，以資熏鬻、穢貉也。今文說亦或言中國方五千里，此雖不達周制，猶愈《王制》所說。錫瑞則云：三千里為平土可耕者，餘二千里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內（此本《白虎通義》而誤）。按《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三千里者，乘方為九百萬里，故得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本未去山林陵麓以下也。又五千里者，乘方為千里之地二十五，三千里者，乘方為千里之地九。若依五千里數，三分去一，猶有方千里之地十六，方百里之地六十六，方十里之地六十六，安得遽削至方千里者九乎？此殆三分去二，非三分去一也。錫瑞雖粗，猶宜略識畫方之法，何乃荒忽至是也！然則《王制》者，博士鈔撮應詔之書，素非欲見之行事，今謂孔子制之為後世法，內則教人曠官，外則教人割地，此蓋管、晏之所羞稱，賈捐之所不欲棄，桑維翰、秦檜所不敢公言，誰謂上聖而制此哉？抑今文家之說，皆謂漢立《公羊》，上應聖制。今《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言崇五術，立五教，不言順素王《春秋》。若《王制》為孔子所定，則漢立《公羊春秋》，乃不應孔子意也。今文家又言《春秋》斷獄，《洪範》察變，今《王制》云：「破律以亂政，殺。假於鬼神卜筮以疑眾，殺。」夫《漢律》所不著，而以《春秋》為決事比，是破壞《漢律》。說遼東高廟之災，以為當誅大臣；見蟲食木葉之變，以為當禪位公孫氏。是假於鬼神以疑眾，然則仲舒論死，眭孟刑誅，於《王制》適為應辟矣。為今文而尊《王制》，只以自斃，夫何利之有？錫瑞於此，蓋未之思也！ [1] 錄自《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