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朱鼎甫

傳略 陳澧字蘭甫，學者稱東塾先生。生嘉慶十五年，卒光緒八年，1810－1882年七十三。少肄業粵秀書院，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老為菊坡精舍山長。 著書大要 [東塾之時代]東塾生當干、嘉盛極之後，身值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正樸學考據盛極趨衰風氣將變之候，而東塾為其過渡之人物。自謂：「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無不研究。」東塾集與人書「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註疏、子、史，日有課程。」自述其書著者，有聲律通考十卷、書成於咸豐八年，東塾年四十九切韻考六卷、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東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書成於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書成於道光二十八年，東塾年三十九又著[漢儒通義]七卷、東塾讀書記十五卷。通義創始咸豐四年，自記刻成於咸豐八年。據胡錫燕跋文時北方亂正熾，英、法聯軍於七年十一月陷廣東省城，總督葉名琛被捕；東塾挈家避於橫沙村舍。年四十八通義大旨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儒，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自述及通義自序其意與干、嘉盛時惠、戴所唱「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者迥殊焉。其書僅亦纂輯之體，自著條例，謂：「凡所錄皆經部書，史、子、集皆不錄。又漢儒說經多有本，如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書，故亦錄之。」又謂：「集眾家之說分類為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思錄，今兼仿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仿初學記之例。」通義序錄初稿凡三千條，嗣乃多所刪削，而成今書。其刪削亦具微意：其於諸家書，如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採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採。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不採。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為「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為「牽」則不採。此於人品、學術及當世之弊，各有深意存於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蓋取漢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胡錫燕跋其論撰之用心如此，與當時學者博嫥於字義訓詁，名物考訂，以及齗齗為漢宋門戶之辨者，固自異焉。惟其書既限於輯錄，又所錄專采說經之書，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尚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去取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為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然通義特東塾中年一纂輯之書，尚非東塾重要之著述。論其精心結撰，為畢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東塾論學之全部意旨者，當推其晚年所為之[讀書記]。其書遠始咸豐六年，東塾年四十七初為學思錄，至同治十年東塾年六十二大病幾殆，撰自述，述生平著書學行大要，則讀書記尚未成書也。今自述刊讀書記首自後乃思力疾綴學思錄旨要為讀書記，至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自訂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行狀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讀書記西漢一卷。其卒後門人廖廷相編錄付梓翌年而卒。其書良可為東塾晚年巨著。首孝經，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也。此據鄭康成六藝論次論語，謂論語及五經之錧轄也。此據趙邠卿孟子題辭首辨論語「學」字義旨，次及「仁」及「一貫」，又次論孔門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為論語言五經，又次為孔門諸賢，又次為歷代注說論語諸家；全書條理俱如此。所論皆各書宏綱巨旨，要義大端，融會貫串，有本有末，不尚空談，不事繁證，而一字一句之音訓，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務焉。卷三為孟子，尤東塾所好。自述首論性善大義，次孟子述五經，次孟子稱述古人，次孟子論狂獧，次孟子論治亂，闡發詳明，指陳剴切，尤東塾論學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為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亦皆舉大綱，刪小節，而於干嘉諸儒為學偏弊，尤多諍辨。如論易駁惠定宇，駁張皋文。論尚書駁江艮庭，謂：「蔡傳亦有易偽孔傳而甚精當者，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如為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論詩，謂：「有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拘守毛、鄭，不論是非，為漢學之病。」論周禮，謂：「周禮乃古之政書，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論儀禮，謂：「近儒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又謂：「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論禮記，謂：「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此尤有關千古學術。」論春秋三傳，主參取不主墨守。此皆針對干、嘉以來學風而發也。卷十一為小學，謂：「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此則傳述阮氏意見者。卷十二為諸子，備引各家可取語而折衷於儒。卷十三為鄭康成，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議別。」其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按：陳壽祺恭甫刻五經異義疏證序已論及鄭、許異同，方植之書林揚觶「著書爭辨」條下引之。此層東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進者。又謂：「自非聖人，孰無參錯？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既失博學知服之義，則開露才揚己之風，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覩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卷十四三國，多辨鄭玄、王肅異同。卷十五朱子，謂：「朱子自讀註疏，教人讀註疏，而深譏不讀註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註疏，近時讀註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又謂：「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又曰：「朱子時為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至專意於其近者，尤為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為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又謂：「朱子既謂窮理必在乎讀書，又以讀書為第二事、第二義，窮理為第一事、第一義，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快捷方式。若以為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凡讀書記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語、孟兩卷精言義理，鄭、朱兩卷極論方法，尤為全書骨幹。其五經諸卷則對當時經學上諸重大問題，綜述前人成績，附以己見，雖亦箴切時病，而與方植之輕肆詆訶者不同，亦與章實齋之主於史學而評經學者有異也。 東塾遺稿 東塾讀書記主漢、宋兼采，勿尚門戶之爭，主讀書求大義，勿取瑣碎之考訂，而其書本身，即為一至佳之榜樣。蓋東塾不欲以空言啟爭端，而求以實績開先路。故其書對當時學風弊端為東塾所不滿者僅時時露其微辭，引而不發，不肯為直率之攻擊也。然東塾讀書記本由晚年整理平時剳記諸稿而成，而其平時積稿，為[讀書記所未收者尚多]，今猶往往流傳人間。近年廣東嶺南大學購得東塾遺稿鈔本六百餘小冊，標題有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雜論學術，及經史子集諸目，皆讀書記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載其一部於嶺南學報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議論，雖讀書記所未收，而實可說明東塾論學意趣，為讀書記已刻諸卷之引論。且其暢言當時學風流弊，尤為考論干、嘉以下漢學所以窮而必變之絕好材料。其書流布未廣，故重為摘錄以見梗概。讀者持此以讀讀書記之刻本，必更有以見其著書立說之所以然。而東塾之有意於引人入鄭君之宗廟，不願示人以何氏之武庫者，其意尤可思也。 東塾論漢學流弊 東塾論漢學流弊，本已見旨於讀書記，然大率引而不發，婉約其辭，讀書者或不識。其意乃暢寫之於未刊之遺稿。此如章實齋譏彈漢學，著文史通義，書不遽刻，而待之身後。然今觀實齋全書，其評核漢學，大抵辭旨隱約，非善讀者不深曉。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學者盡推章氏文史見解，而當時所以挽風氣、砭經學之深衷，則知者尚尠。東塾之生，尚在實齋卒後九年，及其中歲，漢學流弊益彰著，故東塾之筆於書者，與實齋顯晦大異。[東塾與實齋]然其書亦未刊，使其遺稿不復見於今日，則讀其讀書記者，亦不必盡能揣見當日論學之淵旨。蓋深識之士，彼既有意於挽風氣，砭流俗，而又往往不願顯為諍駁，以開門戶意氣無謂之爭，而惟求自出其成學立業之大，與一世以共見，而祈收默運潛移之效。此在實齋、東塾靡不然。若袁簡齋、方植之，則態度迥異，亦可以窺學者深淺之一端也。 經學家所以自張其門戶者，則曰古聖賢之義理存是爾。然經學之流弊，則極於專務訓詁考據而忘義理。[東塾論漢學流弊]東塾論之曰： 謂經學無關於世道，則經學甚輕。謂有關於世道，則世道衰亂如此，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矣。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經學之書汗牛充楝，而世人絕不聞經書義理，此世道所以衰亂也。[忽忘義理] 又曰：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 經學家既專務考據訓詁而忘義理，遂至有不讀經、不讀註疏者。東塾論之曰： 近人講訓詁者，輒云：「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漢儒訓詁精矣，唐人訓詁雖不甚精，然亦豈盡不識訓詁者？何不先於漢、唐註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義理乎？ 又曰：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註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也！[專務說經而不讀經] 又曰： 說經者，欲經文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故初務於訓釋考據者，其意在求經籍之易讀，而風氣所播，相率以趨於訓詁考據者，其弊必至於置經籍而不讀。此猶章實齋所譏：「專尚襞續補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今苟專尚訓釋考據，則使聖人遺經大義明白，無待考釋，彼亦且無所用心也。繼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則曰好難而忽易。束塾論之曰：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朱子亦嘗言之。近人則先其難者，故大誤也。 專務訓詁考據，則遇明正通達處轉不留意，惟擇其難曉者，以可施考釋之功也。循此為之，流弊又起。一曰瑣碎，不務明正通達而務其難，則往往昧其大體而玩其細節，其必陷於瑣碎無疑也。東塾論之曰： 韓非子曰：「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行有拂難堅確，非功也。」外儲說左上今之講經學、小學者，往往纖察微難而非務。[考據繁瑣]余非不能考據繁瑣者也，水道、聲律、切韻三書，可謂繁瑣矣，特不欲效近人說經解字繁瑣之習氣耳。東塾論清儒，頗推江永、程瑤田，此等處路徑極似。 又曰：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為近代經學言之，句句字字說著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則曰好勝，苟專務其難以求施我考釋之功，則前人學術大體有不暇問，而惟求於小節僻處，別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東塾論之曰： 王西莊云：「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鑿空翻案]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讀書記卷十三鄭學篇，論近儒失博學知服之義，開露才揚己之風一修，已見上引。又卷八儀禮下引毛西河、汪堯峯、程易疇，皆著其輕議古人之失。 又曰：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註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註疏之誤亦僭也。[隨手抽閱] 又曰： 若真讀註疏，自首至尾，於其疎誤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經學者，貴乎自始至末讀之、思之，整理貫串發明之，不得已而後辨難，萬不得已而後排擊。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古人，有裨後人，此之謂經學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此之謂經學。」 又曰： 高郵王氏述聞之書善矣，學之者則有辨。如十三經註疏，卷卷讀之，句句讀之，不紊不漏，其無疑者熟而復之；有疑，然後考之；考之而有悞，然後駁之，然後自為說以易之。既自為說矣，而又思彼說果誤，我果不誤歟？然後著於書，如是則善矣。若隨手翻閱，搜求古人之悞而駁之，而自為說，雖條條的確，弗善也。若乃古說不誤，而自為說誤，則更不足言矣。讀書記卷十一小學下極推阮元，而於王氏不甚諛。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有一條，謂：「二王治經，精審無匹，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事，則通人之蔽。」可參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凌次仲與焦里堂書云：「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論路寢書此最中近人學問之大病。但能全觀禮經者已少，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作經解耳。[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不融會全體] 此皆言以好勝之心讀書，專務小節，不暇通體細玩之病也。繼此則復有一病相連而俱起者，曰[浮躁]。東塾論之曰： 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自註：「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為經生而未讀一部註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此條見讀書記卷九禮記 東墊又曰： 余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朴。 又曰： 近來朋友說經者，只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學派，若與論康熙、雍正以前學問，便不曉得，何況漢、唐、宋耶？雲漢學者，妄語耳！[媚近忽遠] 此皆箴當時學風浮躁不實之病也。李慈銘日記有一條云：「嘉慶以後之為學者，知經之註疏不能徧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徧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為不學，許君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為足補經注矣。閒購一缺折之贗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劃，以為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冊，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為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必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為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為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觀此云云，正與東塾為同感矣。東塾又嘗列舉當時經學諸弊而總言之，[總說經學諸弊]曰：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著書太繁，誇多鬥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鑿牽強。不讀史。以駢體加於古文之上。無詩人。門戶之見太深。輯古書太零碎。原文下有「漢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義疏證、孫淵如講天文」凡十九字。蓋東塾於此諸端均不滿，特舉示例，擬加箴砭也。今論惠氏漢易、張氏虞氏易，見讀書記卷四；論戴氏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已引見戴東原章。 凡此諸端，皆為當時漢學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則以風尚既成，俗士羣趨，淳者漸漓，真者日偽，學術之變，必至於弊，固不獨清儒考證之學為然也。東塾又論之，曰： 講道學者以經書為講學話頭，作時文者視經書為時文題目，講經學者看經書為經解題目，而五經之道亡矣。 此言道學、經學與夫時文科舉之學三者之異途同歸也。故曰： 彼徒以講經學為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說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書，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試問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經書所言以做人否？[以講經為名士招牌]因讀震川論科舉之學，感而書此。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 故一種學術之漸盛而成為風尚，乃至為俗士所羣趨，則必漓其本真，而終變為爭名逐利之具。雖其流弊之為態有不同，而其情則一。學術之弊至於是，而復有一象必相隨以俱來者，曰貴近而賤遠。蓋近者即風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爭名逐利之心趨風尚，自亦以爭名逐利之心貴乎其主風尚者爾。東塾論之曰： 我未見貴遠而賤近者也，大都貴近而賤遠耳。於近時之風氣，則趨而效之；於古人之學術，則輕而蔑之。自宋以來皆如此。宋儒貴周、程而輕漢儒，[近儒貴惠、戴而詆宋儒]，吾安得貴遠賤近者而與之論學問哉！ 是又漢、宋學術末流同歸之一例也。東塾深嘆之，曰： 解釋辨論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嘆！雖聖賢復起，殆亦無如之何。宋、明講理學如此，今人講經學亦如此，即晉之清談、唐之禪宗亦如此。 由是觀之，不徒清儒經學、宋儒理學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於唐之佛學、魏晉之玄學，及其成風尚而為俗趨，則學術全成口說，而[躬行心得者少]，雖聖賢無如何，是又末流同歸之一例也。學術之弊至是，則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東塾又言之曰： 四庫全書野趣有聲畫簡明目錄曰：「元楊公遠撰。其詩不出江湖之派，蓋風氣所趨，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經學、小學，尤[為風氣所趨]，其有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而自拔之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曰： 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無事不壞，蓋數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當其間，雖發憤著書，豈為過乎？ 故知東塾之在當時，實目擊漢學家種種流弊，而有志於提倡一種新學風以為挽救者也。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果何如？東塾嘗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為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為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東塾集卷四復劉叔俛書，時為同治十二年，東塾年六十四 蓋當時經學流弊，專務為零碎之考解。東塾亦固習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經學之微言大義]，與其源流正變得失所在，以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東塾所謂「考之不勝考，解之不勝解」，方植之亦有此論。東塾又謂：「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曰利』，義理愈絀繹，愈深愈博，真無窮矣。」蓋舍義理大體而為瑣碎之考釋，則漫無統類，考釋不可勝窮。而自考釋本身言之，則「終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其事即窮，後來者不得不別尋材料，別為考釋。故專惟考釋是務者，其事乃以有窮而無窮，非愈趨於繁碎無統類不止也。東塾又曰： 仆近年為學思錄……以擬日知錄。……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仆之書但論學術而已。[讀書記與日知錄之比較]仆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術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政治人材學術三者之關係]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愿，言之尤詳，則吾意之所在也。東塾文集卷四與胡伯薊書。時為同治三年，東塾年五十五，上距始為學思錄已八年。 但論學術，不尚博聞，尚博聞往往瑣碎無統類，論學術則務乎大體，尚博聞往往與身世無涉，論學術則所以作人才、經世務。此又不同之一端也。東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之辨]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昌黎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此即所謂略觀大意，士大夫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此即所謂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不獨士大夫之學為然，即老博士之學亦然。老博士專明一藝，其餘諸書豈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學在觀大意，而博士之學在精考釋。然考釋必依附於大義。大義既昧，則考釋無統，而陷於瑣屑。故曰「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難自立」也。然東塾重大義，亦不廢考據，其言曰：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恐啟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句句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讀書記全書體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今讀書記卷十五論朱子，謂「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是也。已見上引。 又曰：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為言者，試問為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原註：「嘗見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跡者。」務科舉而荒陋，因懶惰而空疏，而以程朱藉口，程朱豈荒陋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之書否，則無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懶惰而安於空疏，將來此等議論盛行，讀書種子絕矣。大可憂也！ 又曰： 世之不學者，或以務科第，或以乏書籍，而欲入於作者之林，則詆考據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疇、阮文達，則可以詆漢學矣。 又曰： 凡風氣必有所因而轉之，若今忽然舉程朱道學以教人，則必無應之者。且講道學而不讀經，則亦非程朱之學也。專經而明理敦行，此漢以來[學術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讀書記用意，實欲因當時共尚之經學，轉移當時共尚之風氣，所由與章實膏、方植之諸人不同也。又按：此兩條意近沈子敦。 又曰： 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頗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謂「微言絕，大義乖」矣。宋儒所說，皆近於微言大義，而又或無所考據，但自謂不傳之學。夫得不傳，即無考據耳，無師承耳。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於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於漢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後世耳。原註：「漢儒得傳，宋儒得不傳，皆未可盡信。」 此東塾所主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之說也。余觀東塾立說，其力主大義，以及挽救風氣之說，頗似章實齋；其論漢學流弊，頗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襲。實齋導源浙東；植之本於桐城；而東塾之學，淵源似在學海堂。[東塾論學淵源]象州陳獻甫小谷避亂至粵，與東塾交好。其補學軒文集，議論與東塾相通者甚多，東塾為序盛推之。小谷卒，東塾為之傳，獨舉其經世之見，擬之東漢王符、仲長統；而東塾著書頗不涉經世，此則其異。要之一時風尚之變可征也。 其浸沉於漢學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謀為轉變。故其論學尊阮元，阮元建學海堂在甲申，時東塾年十五。十七應學海堂季課。二十五總督盧坤選高才生肄棄學海堂曰專課生，而東塾為舉首。三十一歲舉為學海堂學長，自是遂為學長十數年。三十二歲赴會試，過揚州謁阮元。三十五歲又以赴會試，謁阮元於揚州。四十歲復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後之講經學者，當以為圭臬。此真古之經學，非如宋以後之空談，亦非如今日所謂漢學之無用也。我輩宜崇尚之。讀書記小學卷極尊阮元，已見上引 是則東塾講學，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後義理明」之見解。東塾之意，不過欲挽漢學末流弊病，勿使放濫益遠，成所謂零碎纖屑、無關要緊之經學，此亦東塾語而惟以發明古訓大義為經學考釋之範圍耳。故曰： 余為學思錄，凡無當大義者皆刪。 此一語可見東塾講學宗旨。而所以求大義者，則東塾之意，似仍不出於古訓。本此而有教人細讀註疏之說，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於切要處用心力，於不用心力處惜精神。愈繁難，愈從容為之。耐繁難者養性之功，求易簡者心得之學。見解貴高貴通，功夫貴平貴鈍。」此即由細心求大義之教也。曰： [由漢、唐註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原註：「繁醵之文，無益無用者，置之。」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原註：「師心之說，無本無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恉也。讀書記論語卷即主以讀書解「學」。 又曰： 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為漢注、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讀書記朱子卷有「朱子自讀註疏，教人讀註疏，而深譏不讀註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註疏，近時讀註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一條，已見上引。 則東塾所謂漢、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義理，而當時經學家則專務訓詁考據而忽忘義理，故兼采宋儒以為藥。至於發明義理之道，大要在讀註疏，而特以宋儒之說下儕於漢注唐疏之箋焉。故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與其謂之兼采宋儒之義理，毋寧謂其特重漢、唐之註疏也。今讀書記中推尊漢、唐註疏之意隨處可見其言曰： 讀註疏既明其說，復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註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東塾集卷四示沈生：「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為主而輔以諸家；此之謂經學。若隨意涉獵，隨手翻閱，得一二句，輒自出其說以駁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駁我，我能勝之否？甲勝之矣，先儒解全經，我但解一二句，相去豈不遠哉？奉勸足下，收斂聰明，低頭讀一部註疏，勉為讀書人。若十三部註疏未讀一部，輒欲置喙於其間，此風斷不可長，戒之慎之！」 又曰： 讀註疏使學者心性靜細，大有益。學思錄必須說此，不止知經學之本原也。 又曰： 毛、鄭、趙、何、王、孔、賈七家註疏，鬚髮明其精善處。 此皆東塾提倡讀註疏之說也。東塾謂[「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亂」。東塾勸人讀註疏，可使心性靜細，此當時學者之實病，亦即東塾之苦心。然何以勸人必讀註疏？東塾之意，在使人求義理，求義理必於經，註疏則說經之書也。宋人非不言義理，然或無考據，語見前引故不如註疏之依經為說。此東塾之旨。故東塾又言： 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不講文章，但欲讀經而咀其英華；不講經濟，但欲讀經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徹頭徹尾之讀經主義也。又曰： 能尋味經文，則學行漸合為一矣，經學、理學不相遠矣。按：此仍是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見解矣。人通一經而詳味之，此真漢學也。學思錄當大提倡此學。 又曰：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此學思錄宗旨歸宿處。 然則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扼要言之，可謂是[人通一經]之學也。何以謂之人通一經？易辭言之，即人讀一部註疏之意也。東塾自標學思錄大恉，其首條即為勸經生讀一部註疏，故知人通一經，即是勸人讀一部註疏也。何以必勸人讀一部註疏？以當時學者懶而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東塾謂足以亂天下，故特舉此以為對症之藥也。東塾又自言之，曰： 學思錄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術治天下也。排王肅而尊鄭君者，欲救近時新說之弊也。排陸王而尊朱子者，恐陸王之學將復作也。另一條云：「姚姬傳、方植之、李申耆，陸、王禪學將興。」今按：方植之攻漢學考據，亦恐此後陸、王禪學將興，東墊此條意不知何指？豈謂似姚、方、李之反對漢學，則此後陸、王禪學將作乎？故今讀書記仍是十分漢學考據之面目也。凡此等處均見當時學者目擊漢學流弊而無從開闢一新門徑，彷徨煩悶，莫知所適之概。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也。 東塾講學精神，在[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今經學之弊已極，然若徑舍經學不講，則恐陸王復起。欲懲今弊且防後弊，則莫如勸人讀註疏。故東塾又曰：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干、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鄭朱並行漢宋兼采] 此見東塾講學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謂講鄭學、講朱學，在東塾之意，仍是勸人讀註疏耳。此細讀讀書記鄭學、朱子兩卷自見故我謂當時學者之懶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實當時之實病，亦即此見東塾之苦心也。當時學者既若是其懶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而專涉獵小節，尋其碎義，不問其平正通達之大意，而惟擇取難解難詳之訓詁考據，以見己長而求勝乎古人，縱博學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於心術，而害及人才。故東塾論學，常求一反其弊，歸本乎心術、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林]此條見讀書記卷三 東塾讀書記所以擬日知錄，其意亦欲轉移人心，自比於孟子、亭林。而東塾又謂「大凡變法者，漸則行，驟則不行」。文集卷二科場議東塾乃欲以漸變。當時學者方相矜以經學，故東塾以讀註疏通一經之說進。其言則在註疏，其意則在心術，此又東塾論學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經，則東塾亦不以讀一經註疏為說。其文集有與周孟貽書云： 前者在學海堂，足下問讀書法……因勸足下專治一經。……歸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專經非性所近也。……凡為學者當於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仆勸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讀之，又取尚書、春秋、左氏、易、詩、莊、騷、太史、子云、相如十書熟讀之，然後披覽百家，提要鉤玄，一一如昌黎之所為，而尤以孟、荀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學，一一奉以為法。積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雖與李習之、皇甫持正如驂之靳不難也。仆嘗嘆天下之言文者，誰不稱昌黎……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此等議論極通明，其主因才成學之意頗似章實齋、焦里堂。東塾早年為學從詩文入，與樸學家專治經籍、小學者意識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稱昌黎，而實無學昌黎者，其病正猶言經學者之不讀經、不讀註疏也。東塾論學，既主於古人中擇師，故亦重視師法。其言曰： [師法必宜守]而不失。蓋學問文章議論能為人師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雖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謹守其法耶？ 東塾本論語而言四科，使學者各就其性之所以專攻乎其一，又言博學知服，欲學者博學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極言師法不可廢，欲學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學。凡此云云，皆深砭乎當時之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務於碎義以求勝古人者，而特舉讀註疏以示例。今善推東塾之意，特謂未有不肯細心讀一部書，專摘小節以難前人，而可以謂之學。則真學者自必細心讀書，求其大體，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虛心向學，而無先以求勝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術正，學風變，而人才自此出，世運自此轉。[東塾論學真意]此東塾提倡新學風之微旨也。東塾以此深推鄭君與朱子，不僅以鄭、朱弭漢、宋之門戶也。以兩人之學，皆深細博大，足以藥當時之病。否則以懶且躁之心習，而驟開之以微言大義之說，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則為陸王矣。東塾蓋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陸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懶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鄭學，則兼宗主與不同；言朱學，則兼考證與義理，其詳已見上引此等處皆見東塾論學之斟酌盡善，博通而無偏礙也。東塾又自言其為學曰： 時習論語、孝經、孟子，粗覽諸經註疏、宋儒理學、周秦諸子，略涉禮樂、律數、訓詁、音韻、天文、地理、文章、詩詞。余之學如此耳。 [反約與時習]何以曰時習論語、孝經、孟子，此東塾反約窮源之說也。東塾謂： 書以甲部為主，疏解繁多，約之以鄭君、朱子。經文浩博，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篇而已。 約之於孝經、論語者，即採取鄭君、朱子之意見也。何以於粗覽諸經註疏之外，復旁及諸子、理學以至天文、地理、訓詁、音韻、文章、詩詞之繁博，此東塾[博學知服]之說也。其博學之精神，亦有似於鄭君、朱子遺稿有學思錄要指一則，可以見其為學之涯略。今復摘錄如次： [學思錄大指]：／勸經生讀一部註疏。見上引救惠氏學之弊。見讀書記卷四、五救高郵王氏學之弊。見上引辟王陽明之譎。分別士大夫之學、老博士之學。見上引辨語錄不由佛氏。參讀文集卷四復戴子高書明朱子之為漢學。見讀書記卷十五於晉人尊陶公，明其非詩人，非隱逸。辟老氏流為申、韓、李斯。見讀書記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發明狂狷之說。見讀書記卷三發明性善。見讀書記卷三發明論語學而章。見讀書記卷二發明學記。見讀書記卷九發明四科之說。見讀書記卷二拈出以淺持博。參讀文集卷四復王倬甫書。又與王峻之有云：「淺非淺嘗之謂，即約之謂，約而易知之謂也。」尊胡安定。見讀書記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歐陽之病。參讀文集卷四跋歐陽文忠公集發明昌黎之學。參讀文集卷四與周孟貽書昌言科舉八股之害。參讀文集卷二科場議三篇明訓詁之功。見讀書記卷十一分別內傳、外傳之不同。見讀書記卷六指漢易之病，拈出費氏家法。見讀書記卷四標出禮意之說。見讀書記卷八標出詩譜大指。見讀書記卷六辨周禮之諄。見讀書記卷七。按：諄字似誤發明禮記之體裁。見讀書記卷九標舉孝經為總會根源。見讀書記卷一標出中庸「博學」五事為中庸之妥此字似誤要。辨格物。見讀書記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補傳。同上。卷十五感時事。辨別先師名臣之不同。拈出陸清獻「書自書，我自我」之語。考周末儒者。見讀書記卷十二說自己著書之意。明鄭學維持魏晉南北朝世道。見讀書記卷十三引申阮文達春秋學術之說。見讀書記卷十辨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論語言理欲一條明輯古書之功與其誤處。明讀書提要鉤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條乃其犖犖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見於讀書記，其為學之精神細廣大，博通而無偏礙，蓋誠深有得於鄭君、朱子之風者。東塾嘗自言：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年來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地頗寬而不能種禾。 觀其學思錄要旨，真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此等氣象，與東吳惠氏之專言漢學者不同；與高郵王氏之專事訓詁者亦不同；與休寧戴氏之別闢新說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義疏證之所為者又不同；與當時經學家之各為經籍作新註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意者復不同；與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今文學派，專講孔子微言大義，而發為非常可怪之奇義者更不同。而讀東塾之書者，皆確然認其為一經師，終不得擯而不預之經學家之列也。凡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論之：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惟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治經籍一依註疏，謂宋儒義理特如漢、唐註疏之箋，其說更可商。觀其讀書記所得至明通，至堅實，而仍無以出當時經學家之範圍，以視顏、章諸人，戶牖一新，以豁人明照於天地之別一方者，固稍遜矣，然其砭流俗，挽風氣，防弊杜漸之意，則與二家皆近，而於實齋為尤似。今日者，學風之壞，有甚於東塾之當年。士情之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東塾憂之，所謂足以亂天下者，方復見於今日。安所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此余於東塾之一編，所尤拳拳深致其嚮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緒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緒二年進士。官至陝西監察御史，上疏論事，劾及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聘至粵，任端溪、廣雅兩書院山長。 鼎甫論學語 鼎甫至粵，陳蘭甫卒已五年，然兩人論當時漢學流弊頗相合。鼎甫謂： [鼎甫論漢學流弊]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弇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無邪堂答問卷一明儒學案質疑 又曰： [嘉道後無名臣名儒]李次青國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後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瑣瑣者當之。經學雖盛，亦復得失參半。學術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漢學諸公不得辭其咎也。佩弦齋雜存卷下評某生論科舉 而於干、嘉諸儒尤嚴詞呵斥，不稍假借，謂： 干嘉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離，甚且恣肆無忌者，誠為經學之蠹。雜存卷下復王子裳。答問評漢學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訓詁乃誤人之具。」「近人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又曰：「惠氏九經古義、臧氏拜經日記，殆類劉昭注後漢書，所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　又曰：「西河東原，記丑而博，言偽而辨；申受、於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 推其弊源，則在[門戶之見張皇之已甚]，故曰： 學得其正，則識日以明；不正，則識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為蔽也彌甚。干、嘉後經學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嘗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巨儒，蓋無不如此；而近時學者，流弊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弊叢焉，豈獨學術為然歟？文存卷下復濮止潛同年書 而鼎甫以為干、嘉以下漢學最大流弊，尤在其蔑棄心性而不談。謂： 言心言性，乃大義所從出，微言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即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亭林習齋皆矯枉過正]顧亭林謂：「學者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薉不治也。近儒乃專取之以佐其私說，不亦傎乎？原註：「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略同，皆矯枉過正者。」 又曰： 王學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戒人言心]此其為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而去之，古所未聞也。按：此自阮氏以來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為釋氏之說……嗚呼！誤天下後世，而騖於口耳，相率為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為宗旨，本不誤，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盍弗與讀孟子？ 其它鼎甫論漢學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論考證則謂： 宋學以闡發義理為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跡，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按：此言略近東塾，而較湛密矣。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揚子云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也。／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考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考據精博，顓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 又曰： [引書與暗襲]引書備著出處，近例始嚴，以為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 論校讎則謂： 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為後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搉學術，洞澈源流。……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國朝諸儒，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干、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錢氏史學及王氏經學之短長]竹汀史學絕精，即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為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盧召弓輩亦遠勝之，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為穿鑿，則經學之蠹矣……此學終古不廢……第以此為登峯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訶佛罵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為蔽。若舍其短而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原註：「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驕之氣未除歟？」 又曰： 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 其論博約，則謂： 宋學有宗旨，猶漢學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捃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論虛實則謂：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不知……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虛實之辯]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蠢乎？……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實相資為用……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孫夏峯言：「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此夏峯述張逢元之言竊謂夏峯之言未盡確，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鼎甫之見，仍主[漢宋兼采]，謂： 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此較戴東原、姚惜抱所舉，多經濟一類，可征當時思想風氣之變。故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干、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此仍主漢、宋兼采之說……如黃梨洲、顧亭林、江慎修，皆漢、宋兼治，學博而識精……故國初學術為極盛。干、嘉以後精深過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與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見解相反。[東原與西河]……戴東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氣，博辨之詞，與毛氏西河相近。當時海內翕然從風，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詆之已無完膚矣。此知學貴定識，不必隨時俯仰也。按：此即章實齋勿趨風尚意。雜存卷上復傅敏生妹婿 蓋清初學術所以勝干、嘉者，正以其猶有宋學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漢斥宋之見，則亦不得不謂清初諸儒已開其兆，故曰： 漢學家以漢儒專言訓詁，此淺陋之說，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所以有漢儒通義之作。以宋儒為不講訓詁，此矯誣之說，尤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所為作。漢、宋諸儒，無不學貫天人，門徑不同，及其成功則一。而宋儒義理之學，繭絲牛毛，析之不極其精，斯發之不得其當。黃、顧二先生學問為本朝諸儒弁冕，高風亮節，亦足興起百世，而持論時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後學相承，誤人不淺。原註：「亭林不喜宋儒；梨洲雖承學姚江，而論義理多粗淺。」雜存卷下評某生論科舉。 此鼎甫自據干、嘉以下學風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責備清初諸儒之說也。鼎甫又謂： 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囿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答問卷一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此則非在漢學風氣已衰、人心向厭之後，不能道此。不僅章實齋時絕不如此說，即陳蘭甫著書，亦尚不如此說也。即此可見當時漢學頹波日衰日落之態。而鼎甫主張所以轉換學風以開此後之新趨向者，則在史不在經。其言曰： 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 鼎甫論史學，清代惟佩錢竹汀，宋儒頗推鄭漁仲。其言曰：「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為超絕，其精審固視漁仲遠勝，而孤懷閎議，亦遠不逮漁仲。」又曰：「干、嘉諸儒，東原、竹汀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皆見答問卷一。 漢時史學未興，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即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為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答問卷二評讀漢書藝文志。又曰：「竹汀史學絕精，第此為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恆推之。」朱氏此等處頗與湘鄉為近。 鼎甫此論極得實齋「六經皆史」之意。又謂： 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搜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奕。若時嘗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為學。……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用之物哉？答問卷四問金石 蓋清自道、咸以下，內憂外患，病象日顯，一時學者，羣悟文字考訂之業不足挽世運，乃轉而求為致用淑世。陳蘭甫極言於先，鼎甫又繼之於後，惟蘭甫主教人治註疏，仍不脫經學牢籠，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經之論，更為透切也。鼎甫又謂： 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蓋亦未嘗不分。逮至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藝與道分，一若終古不能合併者。然竊考董、鄭、程、朱之所以為學，進而求諸聖門之所以教人，則但有本末先後之分，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潛同年書 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為纖兒細士，與天地世界無預，此在黃梨洲已深論之，漢學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論，蓋有鑒於當時漢學分析瑣碎之病，而求有以為之合。[不徒求學術與治術合，又求學與行合]。蓋仍主宋儒以來以修、齊、治、平為學之全量者。故曰： 學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際，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齊、治、平之實。文存卷下答濮止潛同年書 此可見鼎甫論學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無邪堂答問]五卷。無邪堂者，南皮張之洞督粵時辟廣雅書院課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緒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書，自言： 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鈔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札記非札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汨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必求可行……言時務必明大勢……此書與干、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干、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龔菊田刺史書 此鼎甫自道其書之大略也。又兩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問為書，不能如東塾讀書記之湛深而堅實。蓋蘭甫治學，仍循干、嘉以來經學塗轍，而稍變其體，前有所承，易於為力；鼎甫欲移治經為治史，蹊徑別闢，事待創探，難於為功。故自鼎甫論學之態度言之，尚不能跨出蘭甫以至實齋範圍之外。如其崇宋學，尊朱子，見雜存卷下答陳生鍾璋問王陽明學術發明孟子性善，見雜存卷下答周生梁基問蘇穎濱駁孟子性善之說以辨戴氏字義疏證之失，答問卷三其論旨大體，皆近蘭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釋虛無之義，答問卷二因深駁顏習齋之泥古無變，雜存卷上答某生而並及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答問卷三其大意在規崇古而獎達變，亦無以異乎實齋之所持。而年僅中壽，無以赴其所志。故答問一書，遂若抨彈之高，過於建樹，泛濫之廣，勝其持守，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軫尚遠，終於為一過渡之學者。同時兩浙學人如李慈銘炁伯、譚獻復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與康長素]當鼎甫時而清代二百年經學復有軒然大波起為最後之一浪者，厥為公羊今文學之說。鼎甫親與南海康有為相識，上下辨難，其事亦可記。將以並著於康篇，此故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