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第十一章　龔定庵　附：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於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一　常州莊氏 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學，始於武進莊存與，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學不顯於當世，而頗為後之學者所稱許。阮元序其書，謂其「於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又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揅經室集未之收。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正匯也。」又曰：「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於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見董氏易說序。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贅之辭，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韓傅、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嘗支離釽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為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虖，公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主入奴之見自異焉。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至龔自珍為莊氏神道碑銘，定庵文集卷上舉莊氏之不辨尚書今古文真偽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為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輊之間，斷然舍此而就彼矣。至於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為得學術之正統。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准。干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轉而不滿於干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莊氏為學，既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干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為考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王引之與焦里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王念孫拜經曰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其實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執宦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於庭，葆琛稱之曰：「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為師，宋於庭可以為友。」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 又陽湖[惲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一與葆琛略同時，著三代因革論，謂： 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灶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論一 又曰： 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三代因革論八 其言極悍廉明盡，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領，遂輾轉牽引，至於二千年前漢博士專門絕業，掇拾補綴，謂可以當二千年後經世之大任，則何啻所謂「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如漢博士之所為哉？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於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為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 二　劉宋 劉逢祿，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進。幼傳外家莊氏之學。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業。謂：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於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於易，歙金榜氏之於禮，其善學者也。祿……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公羊何氏釋例敘 又曰： [條例與家法]余嘗以為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為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綱羅眾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孰故舊徧京師，不往干謁，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張氏為學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春秋，因其備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趨於公羊焉。因其具師傳，詳條例。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谷有功兼有過。」此與申受專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於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著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錢氏文例證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尚書，實同為考證學之反動。近人乃認晚清今文學為清代經學考證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與條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為辨，此焦里堂所譏為「據守」之學也。常州公羊學之淵源於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遂為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又為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韻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又為論語述何，則並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鳳]字於庭，長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豐十年，年八十五著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於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又為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今古文與漢宋門戶]晚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並尊，蓋几几泯漢宋之見焉。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干、嘉學者嚴辨漢、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為一變。干、嘉研習討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於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詁、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為又一變。此後南海康有為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三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豐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鄭，為書古微。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於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嘗謂： 今日復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劉魏之異點]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並言；魏氏則轉尚西漢，故既斥毛詩，又尊董於何。然主微言大義，重經術、政事，則仍當治易、春秋。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祟，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真於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今文與公羊]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即是一絕大異點。然默深之求微言大義，頗不據於傳注，謂： 經有奧義，有大義。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匯觀而自足。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 又曰： 自明以來，學者爭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爭漢宋。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諍？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丑，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雲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詁經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同上。按：所譏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蘭甫為強。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此則幾由漢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於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將以撟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卷四張鐵甫墓志銘。按：陳蘭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於干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庵態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尤於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致深嘅焉。謂： [默深論四庫館臣]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為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懣。」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一條，遂以誤憶。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佑，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騭茲錄諸人，亦廁劉公於王岩叟、范祖禹間，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至書目於慶元黨禁謂「南宋亡於諸儒，不得委託之侂冑」；於龜山集謂「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無之，亦魏氏誤憶。則固無譏焉。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按：南宋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車斥其書不入著錄，提要引王應麟通鑑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以為篤論。而考答問實無此語，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書讀史管見後以此為譏。然尚不如默深所發之甚也。魏文亦多誤，然所論提要門戶之見則甚是。李慈銘日記駁魏文，至謂四庫所收言行錄或非足本，則有意回護矣。夏仲子集卷五讀四庫提要，謂：「國初若張楊園、李二曲、魏環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諸儒，皆卓然理學，無片祇隻字錄入四庫，其所采國朝之書，朱竹垞、毛西河、閻百詩、萬充宗、萬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書，最為詳備。」譏為「不知體要」。又讀簡明目錄，謂：「各門類書一涉宋儒，即有微詞諷語，至程、朱所訓各經頒在學宮者，僅詳卷什，不置一詞。」謂：「四庫館諸公竟專與宋儒為懟。」要之，提要門戶抑揚之見過深，不足以持平服眾也。 干嘉所以詆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詆干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見世風之驟變，而是非之無定矣。[默深尤力詆東原]，謂其「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又歷指其著書之不德。魏氏遺文書趙校水經注後，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時平定張石州穆，有全氏水經注辨誣，亦證東原攘竊，文見薛刊全校水經注附錄，張氏｛殷－殳｝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頗推東原，而王國維氏復有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發其覆，本文見觀堂集林卷十二。至楊守敬最為近代治水經專家，其為水經註疏要刪，亦謂戴竊趙書，此案殆成定論。今大典水經注已由商務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體校讀一過，知戴竊趙書確然無疑也。 默深又嘗贊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著海國圖志及聖武記諸書，感切時變，有志經濟，而晚節仍以辨漢儒經學今古文名家。則甚矣時風世業之難回，苟非大力斡旋氣運，足以驅一世而轉趨，則仍必隨逐因循至於途窮而後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匯於考據之頹流，魏、龔皆其著例也。 四　龔定庵 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庵其眉目也。 傳略 龔鞏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別號定庵。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792－1841年五十。父闇齋，名麗正，為段玉裁女夫。定庵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聞其外祖小學之傳。年二十八，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進士，時年三十八。負才氣，久困閒曹，以禮部主事棄官歸，為道光十九年己亥。越兩年卒。 定庵之論政 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即尠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不徒莫之談，蓋亦莫之思。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干、嘉經學之所由一趨于于訓詁考索也。[學者政論之復興]嘉、道以還，清勢日陵替，堅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為政論焉，而定庵則為開風氣之一人。定庵雖自幼濡染於樸學，而早年持論，頗已著眼於世風時政。嘉慶十九年甲戌，定庵年二十二，為[明良論]，大意謂：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清暇之宮，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夸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萬一立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閣文甲集補遺有廉恥論，已先定庵言之，可參看 蓋定庵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懷父闇齋，兩世仕宦。定庵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師。至嘉慶十七年壬申，其父簡放徽州知府，定庵隨侍南行。居京國適踰十載，當時朝廷士大夫風習，定庵雖少年，英才卓犖，固已得其涯略矣。定庵又夙工韻語，為懷人館詞，其外王父段懋堂為之序，深獎其詞之工，而謂：「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道且愈遠。」叮嚀教戒，欲其銳意於經史。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亦在嘉慶壬申又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田。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事在嘉慶十八年癸酉[定庵與章實齋]而其時定庵學問志趣，似不屑屑為經生，而頗有取於其鄉人實齋章氏文史經世之意也。嘉慶十九年甲戌，闇齋議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蟄泉龍、陽湖洪孟慈飴孫諸人為纂修，定庵亦預其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有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見定庵文集卷上大意謂：「府志非史，特為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其議論已儼然似實齋。而尤著者，則在所為乙丙之際箸議，此等題目亦仿實齋蓋創稿於嘉慶乙亥、丙子間，時定庵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於嫥嫥治古經籍，而有志為昭代治典之探討，暢見其趣於箸議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定庵之治學合一論]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誡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後之為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乎？此文亦名治學 此其陳義至新穎，而實承襲實齋「六經皆史」之說也。定庵外王父段氏，為東原大弟子，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孫屬草箸議之年。學術隨風氣而變，風氣依時代而易，觀於此，而實齋所謂「學術當以經世，勿趨風氣追時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蓋實齋之唱六經皆史，與常州莊氏之所謂「尋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同為一時之孤徑。方其生，聲名落漠，而終不能抑塞其後世之大行。至定庵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學之與常州，若略其節目，論其大綱，則同為干嘉經學之反響，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定庵之不滿於當時所謂經學者，又見其意於所為江子屏所著書敘，文成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為法。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為道問學……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為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為之里，有詁訓實事以為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為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 此其抨彈漢學，大旨與實齋通義之說絕類。定庵既為江書作序，又附箋極論江氏書名之不安，謂： [定庵論漢學師承記]大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實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漢人所能專……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謂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乎？……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大易、洪範，體無完膚……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創穫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此箋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箸議之後一年也 凡定庵早年深不滿於當時所謂漢學者如是。而定庵之學業意趣，乃亦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於當代之治教。於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其意見於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其言曰： [定庵之變法論]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之改圖……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樂一姓？此文亦名勸豫。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吳包世臣為說儲，在嘉慶辛酉，已切實為清廷擬新制矣。越後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極於戊戌之變政，然如廢八股、開言路、汰冗員諸要端，包氏書亦一一先之也。 然當嘉、道之際，去雍、干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飽，而定庵已憂之，曰「將敗，其豫師來姓」。汲汲為一姓勸豫，人其孰信？抑且目為狂。定庵乃深憤懣而見其意於箸議之第九。其言曰： [定庵之人才論]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瞷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向之倫，｛聒心｝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此文又稱乙丙之際塾議二 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識，危言高論，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後三十年而洪、楊難作，定庵所謂不遠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變法則尤有待於一世之人才，人才則有待於百年之培養，而定庵之世何如者？定庵謂世之衰征於無才，而無才則原於無培養。定庵又微見其意於所為江南生橐筆集敘，謂：「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意管同異之擬言風俗書已暢論之。安吳包慎伯著說儲，主罷八股，以明經術、策時務應之。又主設給事中，以新進茂才除授，直門下，主封駁詔勅，國有大政、大獄下九卿者，國子監祭酒得手教諸生各以意為議，呈本師匯擇奏之。其書與管文略相先後。管氏謂清政安靜於廟堂、學校之間，大臣無權，台諫不爭，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包書則正從正面立法以矯其弊也。包氏已大膽為清廷草擬改制書矣。經學家承其後，乃以孔子春秋相附會。其[所謂「糾虔士大夫甚密」者，於定庵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為[太倉王中堂掞奏疏書後]，其文絕瑰麗，如怨如慕，極動宕之致。謂： 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夐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為例，即羲、炎、頊、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掞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掞疏不止，自攖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鑑，愍其愚忠，憐其耄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按：王掞時年八十四……恭讀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為憤懣。」又曰：「王奕清請代父譴戍，伊等既自命為君為國之人，著即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勌勤，乃兢兢付託，為百神擇主，為先聖擇後聖，為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嘉慶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迭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隟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掞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為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此文成於丁丑，亦在乙丙箸議後一年 又其一則為[杭大宗逸事狀]，其文絕冷雋，如泣如訴，極淒婉之致。謂： 乾隆癸未歲，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誤記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意解，赦歸里。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無考，疑亦在定庵入京前。又按：癸巳亦無南巡事，龔文蓋出傳述之誤。汪滌源雜記云：「乙酉，四舉南巡，在籍文員迎駕湖上。上顧杭世駿問曰：『汝性情改過麼？』對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對曰：『臣尚要歌詠太平。』上哂之。」龔或由此誤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開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氣節廉恥？又奈何言人才？定庵又嘅言之於古史鉤沉論之首篇曰： [定庵之廉恥論]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覘恥。又按：吳昌綬所為定庵年譜，謂：「國朝詩征序：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沉論七千言，具槀七年，未寫定。己亥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省多矣。」 定庵又極言之於與人之箋，曰： 縛草為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為泥沙。與人箋 嘻，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變法？定庵於是又唱為[尊隱之論]。其詩謂「少年尊隱有高文」，是尊隱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則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庵實不能為一之民，定庵不能隱，終且如京師。定庵以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鄉試，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會試不售；又明年，庚辰會試仍不售，僅得為內閣中書；真所謂「京師弗受」矣。然定庵自負其才氣，敢為出位之言，是年即為東南罷番舶議已佚，國學扶輪社本龔集注云：「為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貨議，包世臣說儲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議。及其晚年，猶津津自道之，曰： [定庵之微官吟]五十年中言定撿，蒼茫六合此微官。己亥雜詩 其後合肥李鴻章黑龍江事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此雲道光朝，誤 則所謂五十年而譣者，固非誇誕。然而定庵終自無奈其為微官何也？定庵則又嘅言之，曰：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閷其詞。己亥雜詩。自註：「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庵年三十。 其後又三經會試不第，乃稍稍寄媚於經術，又放情於金石，流玩於釋典而終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庵年三十九，始得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則自庚辰以來，適十年矣。其廷試對策，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自詠當日事，謂：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己亥雜詩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繩墨如此。乃又不勝憤懣，激而為弔詭，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干祿新書自序乃託言為干祿新書，用以嘲世。時已道光十四年，定庵年四十三，其成進士亦六年矣。而定庵終自無奈其為一微官何。翼教叢編：「葉德輝譏魏默深已試令，有何政績？龔定庵干祿新書序，胸懷猥鄙，何能致用？竊謂懷才憤懣，似不當專以猥鄙說之。」定庵乃於是而又唱[尊命之論]。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後之儒者……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庵之無聊賴，乃欲設此自逃遁。然定庵不徒不能尊隱，抑亦不能尊命，以定庵之聰明才氣，終不能「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庵終自無奈其為微官何。困郁閒曹，既不得一伸意，乃於是又激而為[賓賓之說]。其言曰： 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耇，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議論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顦顇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也。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為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闥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仆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鉤沉論四 定庵之唱為賓賓之義者如是。則其先所謂六經皆史，士大夫皆當守本朝之法以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轉而謂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則賓，其學則史，其所待乃在後起之新王。此其為說，固斷斷非章氏初創「六經皆史」論之所知，亦非定庵早年著議乙丙之際時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鉤沉論創始於乙酉，完成癸巳，已在乙丙箸議後十年至十七年。故定庵謂：「六經，周史之宗子；諸子，周史之小宗。」見古史鉤沈論二此皆章氏之緒論，而定庵襲之。定庵又謂：「孔子述六經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為賓，乃異名而同實。」則奇思奧旨，別開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氣激，其志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庵終亦未能守其賓賓之道，終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憂。道光十八年戊戌冬，林則徐拜欽差大臣，赴粵，定庵為文送行，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復申之以手書，則徐覆之曰：「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旌旆之南，事勢有難言者。」原書附定庵集蓋定庵不得志於朝廷，欲求一試於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歸志，終不得不折而逃於往者所為尊隱之高文焉。[定庵出都]而定庵又不甘心於終隱，其己亥之棄官而歸也，又賦詩以見意，曰： [定庵之棄婦吟]棄婦丁寧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話，淚濕紅裙未絕裾。 又曰：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干清門外露痕多。 是定庵雖棄官去，終不忘朝廷，異乎其所謂隱，又異乎其所謂賓也。且定庵亦若有不甘於其所自謂隱與賓者。而既終不得志於朝廷，於是乃橫逸斜出，為紅粉知己之想。其詩曰：「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檯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娥眉。」又曰：「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即是蒼生。」又曰：「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可謂詠嘆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庵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風流放誕終。蓋定庵既少受家訓，長染時風，又不能忘懷於經生之業。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又曰：「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祓告孔子。」於是定庵乃仍不失為一當時之經生。而定庵之治經，又一如其論政，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概。 定庵之論學 定庵雖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誘引，而若終不欲拘拘治小學，蓋定庵之精神意趣，自有不甘同於干嘉正統之轍跡者。[定庵之經學意見]其不樂經生之媚古，不徒見之於乙丙之際箸議，及其中浙江鄉試再進京師，猶時時言之，其意可征於所為陳碩甫所著書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者當務精者、巨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為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朴之迂迴，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有高語大言者，則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省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幹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學塽，鏡塘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承珙，墨莊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閡，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閡，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為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此文作年無考，然碩甫以丁丑來京師，定庵以戊寅來京師，文殆作於此時，去所為江子屏所箸書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評此文云：「空談性理，非學也。乃樸學之士，矯空疏之弊太過，又謂學盡於是，是古有六書九數而無天人性命也。此雲天人性命之學從小學入手，小學者，實兼禮經十七篇、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與六書、九數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體用備具，千古可息爭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關鍵。」蓋當時議論，不僅不以六書、九數盡學問，並不敢以六書、九數盡小學矣。戴望為陳碩甫弟子，再從此一轉身，遂折入顏、李路上，則此文誠當時一關鍵也。 碩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學自限，乃蘄通於治天下，雖同時猶有「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之論，而定庵則徘徊無所一是，且無寧謂其同情於碩甫也。定庵既來京之翌年，己卯遂從學於劉逢祿，習公羊春秋。又深愛宋翔鳳，謂其「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稱其「樸學奇材張一軍」。蓋常州之學，固已與干嘉樸學諸前輩不同，固已[自朴而轉於奇]，定庵之所謂樸學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學有之。定庵亦以奇自負，既不滿於其外王父所治小學之循謹，而欲高談性天、治道，則聞劉、宋之說而喜之。道光壬午，定庵年三十一，從劉學之三年乃為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極推其所為尚書既見。其言曰： 辨古籍真偽，為術淺且近。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勿復言。古籍墜湮十之八，頗藉偽書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 夫而後閻百詩、惠定宇諸人所畢精力辨於尚書古文之真偽者，乃曰其術淺且近、今之魁碩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則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學，所由與干嘉樸學考訂異趨也。定庵治經，既務求其通治道，乃曰「瑣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銘座詩定庵不樂「借瑣耗奇」，四字亦詩語乃務益為其大。癸未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此物此志也。陳蘭甫評此文云：「孔子至聖，但為易傳，七十子以下至漢之大儒所箸者，禮記、春秋傳、書大傳、詩傳、外傳，從無極五經之義以著論者。但觀此題，即知其人之無學問，直狂妄而已！」陳氏論學與龔不同，然若使干、嘉諸老見之，恐亦首肯此說。顧治五經大義以求通於治道，而為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則其道終絀。[大與瑣之兩途]定庵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終以陷於瑣，此則非盡定庵之過也。道光丁亥，定庵年二十六賦常州高材篇，其辭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始見臧庸，在東顧子述來裒裒。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懷玉，，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干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 凡此所舉，惟算學非定庵所習，其它則定庵皆擅其能事。所謂「藉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歸於瑣；及其瑣，乃不得不落於小。逮定庵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論]。其言曰：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剿，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中，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為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奧，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此文著作年無考，然謂「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則至早在道光壬辰後也。 定庵言當時小學家者如此，可謂精美矣。定庵自謂「年十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即授以許氏部目」，是其浸潤於小學家之庭訓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庵之舉浙江鄉試，高郵王引之伯申實為其座主，所謂「王尚書」是也。尚書既卒，而定庵為之銘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庵墓表銘作於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聞於尚書者，曰： 「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伯申季子壽同觀其自養齋燼餘錄，有擬復龔定庵書，謂：「先人於先秦諸子、史記、漢書皆有校正，其說皆在讀書雜誌中；至廣雅疏證末卷，則直著文簡公名；何閣下曰先君有言『吾於百家不暇治，獨治經』耶？」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所著書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壽同書云：「先君著經義述聞，名述聞者，善則歸親之義。其中凡先光祿公說十之三，先文簡公說十之七，其書閣下亦既讀之矣。今不別其辭，而渾舉曰述聞於兵備，則先君述聞一書，不僅寫錄之勞乎？又閣下獨舉述聞而遺釋詞，竊恐後之讀定庵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書，必曰釋詞非王文簡公著也。」按：定庵此文，實為對其理想中小學家之風度為一種極好之描寫，觀於壽同之縷辨，益見龔文剪裁有深趣也。又曰：「吾著書不喜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異譚。年近七十，為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為子之年。此文語意與抱小篇相足，知抱小篇亦略同時也。 定庵之善言當時小學家風格與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愛慕之意焉。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乃身刪定答親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則定庵之為學，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於治經媚古；其治經也，其先主大義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於瑣而抱其小焉。自浙東之六經皆史，一轉而為常州公羊之大義微言；又自常州之大義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壇、高郵之小學訓詁；此則定庵之學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時，而遂以成其為定庵之學。定庵之詩又有之，曰： 九州島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若定庵可謂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庵似不能善自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無所於止，乃頹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說]。而又不能以宥情終，定庵乃益彷徨無所寧。故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而終之曰：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則定庵亦於是乎卒矣！[定庵之卒]定庵以暴疾終。其己亥出都，以一車目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不攜眷屬傔從，倉皇可疑。雜詩謂：「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又曰：「生還重喜酹金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眷，謂「陳碩甫為予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征良友之愛」。自駐任邱縣，遣一仆入都，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乃又進次固安。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張孟劬告余，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清事非實也。張家與龔世姻，故知之。又曰：「定庵為粵鴉片案主戰，故為穆彰阿所惡。」余謂定庵若為顧太清出都，其詩中不應反覆自道，若惟恐後人之不知，則傳說自未可信。若孟劬說，定庵終為不能守賓賓之道自全也。惟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云：「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讀水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之所同也。故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則其論至深酷，又為更進一層之責備，定庵亦無自解也。大抵定庵性格，熱中傲物，雇宕奇誕，又兼之以輕狂。定庵謂：「起而視其世，亂亦竟不遠。」定庵殆亦此時期一象徵之人物乎！ [定庵之佛學]定庵自言：「江鐵君沅，是予學佛第一導師。」鐵君乃江艮庭之孫；艮庭師事惠定宇，亦小學名家。鐵君既傳其家學，又師事彭尺木學佛；定庵有知歸子贊，即尺木，而定庵自號懷歸子，識其慕尺木也。定庵自謂「一事平生無齮出，但開風氣不為師」。然余觀定庵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定庵特沿襲干嘉以來全盛之學風，而不免露其蕭索破敗之意象者也。定庵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謂：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 瓶水冷而知天寒，揚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覘國運。揚州盛衰，可參看阮元揅經室再續集卷三揚州書舫錄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己亥也當定庵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庵之時代]定庵卒年，林則徐廣東事敗，不十年洪楊亂起，定庵所謂莫善於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鄉曾氏削平大難，欲以忠誠倡一世，而晚境憂譏畏讒，惴惴不可終日。異性之賓，雖掬忠誠以獻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鄉之倡導忠誠，亦及身而歇，無救於一姓之必覆。龔、曾二氏為人、治學俱絕不同，然其論當時之風格與知命之說，則居然相似。此可以征時變。自是而公羊之學附會於變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鉞，身則奔亡海外，僅全腰領，猶且昌言保皇，識出定庵賓賓下遠甚。而定庵治春秋，知有變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乃謂：「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庵又言尊史，乃知有干、嘉不知有順、康，故止於言賓賓而不敢言革命。然則定庵之所譏「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於賓之上，而安為其主者也。向使聖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神聖，不忍棄才屏智士而厚豢駑羸」，亦乙丙塾議第二篇中語則何以使定庵生初秋之世，酷熱已消，衰象已見，方治春秋，而猶不敢游思及於夷夏，顧惟以賓賓、尊命之說自慰藉哉？然而定庵猶知倡賓賓之說，要已為一代之奇才矣！定庵集他高論尚多有，然如平均篇則本之唐大陶，唐甄潛書極行於吳，定庵必見之；又許周生有禮論三篇，亦發不平召亂之義。定庵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論西北水利，許周生答丁子復書已言之。定庵文字往往有來歷也。私篇則頗似洪北江，意言真偽篇。定庵熟常州文獻，又交其子，亦必見之。散而無統，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備論。 五　戴子高 為常州公羊學後勁者，尚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四，偶讀顏習齋書，大好之。中更習為詞賦家言、形聲訓詁校讎之學，從游於陳奐、宋翔鳳，治西漢經說，欲以窺孔門微言大義。為顏氏學記凡十卷，謂：「習齋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顏氏學記序又為[論語注]，謂：「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髮微，以為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為二十卷，皆櫽栝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邵公所傳。」論語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漢博士章句家法治論語，而特墨守齊學一途。此其牽強附會，未能盡當於論語原旨，可不煩舉證而知也。習齋論學，本可與章氏「六經皆史」之說相通。戴氏喜顏、李而終歸於常州之公羊，此猶如定庵之自實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顏、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義為幟志，而又拘拘於漢儒之章句家法，顏氏學記成書在同治八年六月，莊棫戴子高哀辭謂「論語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則論語注成書應在學記後。則面貌雖殊，精神猶昔，終不脫蘇州惠氏漢學之牢籠矣。子高嘗與友人論學，謂： 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魯之徒，咸思襲跡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前，無知之人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征諸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則救世弊而維聖教在是矣。此札與張星鑒，即據張氏戴子高傳轉錄。 此則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陳蘭甫，雖知漢學考據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據則逃於空疏不學，故乃徊翔於漢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論語以接徑於政事。不悟訓詁考據可言家法，如干、嘉學者所唱「以漢還漢，以宋還宋」之論，即以家法治訓詁考據也。政事義理不可言家法，政事義理貴能通今而實踐，訓詁考據已不夠，何論守家法！若言政事義理而尊家法，則其極必近於宗教。其後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視孔子，子高所嘆「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實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顏、李之與章句家法，此乃絕相違異之兩事，子高好顏、李，由激於時病；而治公羊，則逐於時趨；治公羊而歸宿於西漢之家法，則困於傳統。[顏李與公羊]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漢章句家法與顏、李事物身世之乖異，而兼信並好之，則子高亦為一不脫時代束縛之學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謂：「子高，陳碩甫高足，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此見子高仍為干、嘉漢學傳統也。惟陳氏以家法求毛詩，猶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則失之甚遠耳。[戴子高之制行]又李慈銘日記：「戴望子高，湖州附學生，游匄江湖，夤緣入曾湘鄉偏裨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為增廣生，改其故名，求改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為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鄉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乞乃免。」則子高制行多可議。大抵道、咸以下學人，雖薄考據，轉言義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頗有不逮干嘉考據樸學諸先生者。風俗之日趨卑污，正足以證見考據樸學之流弊也。 六　沈子敦 當嘉、道之際，尚有一人焉，雖不為常州公羊之學，而其砭時論世之風，頗有似於定庵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烏程人。生嘉慶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1798－1840年四十三，游京師，館徐星伯松家，星伯極推其地學之精，然子敦之學實不僅於此。其居京師，為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廬濤、徐蓮峰寶善諸人修書，惟以餬口，頗欲別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論兩篇，一曰立名，一曰風俗，則子敦[論學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時，爭為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為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為名，則隨時隆污，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為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節，故其望峻……二者雖異，有裨於世道人心則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后，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狐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劉刻落帆樓集卷四 其風俗篇云： [沈氏對於當時風俗之記載與批評]天下之治亂，系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為先務。卷四 子敦二論之意，蓋特有感於時病而發。嘗謂： 覽觀史冊，於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西漢兩帝時之阿諛，大中唐宣宗年號時之輕薄，明昌南宋時金章宗年號、貞佑金宣宗年號時之苟且。[阿諛輕薄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即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風俗人心，可懼之至！……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如此風俗，實有書契來所未見。有元、成時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至明昌、貞佑時之苟且，則全似之矣。卷十與吳半峰 又曰： 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今所以發靡騁之嘆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卷八與張淵甫 又曰： 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卷八與張淵甫 又曰： 來論述里中錢糧，日重一日，此事今日無可告愬。中朝貴人取給於方面，方面取給於州縣，州縣取給於小民，[層層剝取，即層層護持]。都下衣冠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聘於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台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諾；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學術欺人]大概近日所謂士，約有數端：或略窺語錄，便自命為第一流人，而經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術也。或略窺近時考證家言，東鈔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此又欺人之一術也。最下文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甓、唐碑，撮拾瑣屑，自謂考據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斯又欺人之一術也。三者同一欺人，而習語錄者最少，習考證者亦以無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術，則貴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卷八與孫愈愚 此子敦對於當時學術風氣所下之讞辭也。問其何以致此，則子敦頗歸咎於干、嘉以來考證之 學。嘗曰： 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卷八與孫愈愚 又曰： 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垚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於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於中，故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詆前明人為不通，而當世所推為通士者，率皆冒於貨賄，昧於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尚可為通乎？譬之於身，前明人於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於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識，況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為通乎？……居家則父子責利，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與張淵甫 夫治學而專務為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數十年來學者……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於荒江老屋之中……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與張淵甫 又曰： 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即所以為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況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為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為昏夜之乞，雖有瓦礫之耀，終於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耀者，亦落落不數見。卷八與張淵甫 子敦寒士濩落，其言容有過激，而當時官方之頹敗，學風之墮退，與夫世亂之不終日而起，亦從此可見矣。然子敦論學，似仍主從當時所謂漢學者入手，非能別闢一新徑也。故曰： 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於形聲訓詁則不可。卷八與孫愈愚 又曰： 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為時賢之所為。[沈氏之入室操戈]夫唯為時賢之所為，而覺不安於心，乃能創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為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在人不以為惑。韓昌黎唯能為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為古文，程朱唯能貫串註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卷九與許海樵 蓋當時樸學風氣已衰，子敦交遊中，頗有欲唱高論，棄訓詁考訂不務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猶方植之所謂「人心厭於考據，則且逃而為虛無，故先為之羅以張之」也。然則子敦論治學，實仍遵干嘉舊轍，非能有所摧陷。其論立身行世，亦不願輕尊宋儒為名高，謂： 宋儒先生律己甚嚴，自處甚高，而待人則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賢者每皮傅宋儒……言語步趨，矜矜以宋儒為繼。而其居官也，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處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辭官之牘，若未嘗見而讀者，而於無甚關係之事，言必稱朱子。凡所以求於人者，無以甚異於利祿之徒；而其出於給人之求，轉不及利祿之徒猶有豪俠之舉。則是陰用小人之術以圖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疾首痛心於斯人……矣……[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先辨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責人？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有此訓。宋儒亦以自勵，非只以責人也。……垚嘗謂東漢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責己而不責人者，東漢之人也。人、己俱安於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處於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厲之，惟東漢處士之行，責己而不苛求於人，最為踐履篤實而無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卷九與許海樵 其論宋儒流弊，頗似戴東原，而當時所謂「宋學家」底里亦從可見。卷七有記湯侍郎告門生語一篇，尤證當時治理學者之偽而陋。其主儒者當躬耕習藝以治生為急，又似顏習齋。惜乎子敦寄豢於達人，弊心力於故紙，不能如習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東漢人之踐履篤實，則義理之於制行，猶樹木之有根，必壅植之以土，今不究義理之源，而空羨制行之美，是無土以培其根，而望樹木之長養，不可得也。然則子敦雖蒿目時弊，而亦無以為易也。 [龔沈兩氏之相似點]子敦與定庵同為浙人，生同世，龔先沈生六年，沈先龔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邊事。而尤似者，則同以不工小楷困於場屋，定庵既為干祿新書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謂：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即擇取吏胥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書，即一領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與丁子香 又自謂： 垚書札每多沈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與故人諸札，雖未得性情之正，然與時下不著痛癢語大異。卷十與丁子香 子敦之所遇，即龔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為得性情之正，然皆與同時不著痛癢者異矣。 七　潘四農 龔、沈同時，復有譏論時風可相參證者，曰山陽潘德輿，字彥輔，別號四農。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詩文有養一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學愈博，愈薄程朱為迂疏空陋不足仿效，遂致一言一動，疾趨快捷方式，攫取勢利。世方安平無事，而士已浮偽不可托矣。此盱衡風俗者所深憂也。養一齊集卷十八陸丞相集序 又曰：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為風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為風尚而行亦衰……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為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關慮，即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於子弟，未敢相詔告敦勖，況師友間哉！風尚既成，轉相祖襲……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為切己，廉恥為務名，攫利祿為才賢，究義理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計絀，獄訟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嚴氣厲色，督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不知由於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深嫉講學，成此風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齋隨筆序 又曰： 合四海之眾，數十年之久，爭為考據、詞章與八股文之皆異乎聖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學術，而求其心之必惡利、必嗜義，是猶射魚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欲救學術，則非復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復位取士之制，士習所趨，如眾水洶洶東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澆俗，是又以簣土障河也。卷二十二與魯通甫書 四農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於有司，所遇與龔、沈似也。四農之言政制，主革科舉，此並世前後言者多矣，尤著如包世臣、陳蘭甫其言學術則一主程朱，與依違於博雅考訂者異焉。其言曰： 程朱之學，近則目為空疏迂滯而薄之，其說豈必無所見，然人心風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殆無一不取而則效之。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合乎聖人之罅隙，又笑其於經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知此特文學有所不備，其德行、言語、政事，犖犖大者，固孔孟以後不可無之人。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為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東澗先生集序。按：此頗似沈氏「今人之通達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論，皆開陳蘭甫之先聲也。 然四農極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與拘固稱「正學」者復不同。其言曰： 世無虛靜之聖學，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說 又曰： 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宋、元、明諸儒之言，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養始孟子「牛山之木」章……養與不養，全在旦晝之所為……未嘗雲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動之理自在其中……聖賢功夫只在已發時。……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遂有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學者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以予意斷之，不如並去存養未發之說，為更截然無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懼即慎獨說。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語之誤，遂推論及於程子。 又曰： 程子謂孔子聖人，顏子亞聖，孟子大賢……又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最害事，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即顏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即顏子之約禮……今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仲弓之行徑……非聖人所謂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風中坐一月」之說，遂有「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說，遂有「教人且靜坐」之說，遂有「聖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說，遂有「主一無適為居敬」之說，遂有「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之說，速有「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之說。皆非聖人之教之綱宗也。卷十七讀孟子 四農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程、朱識其大者，漢、唐諸儒識其小者，同上 則四農論學，依然偏向此邊也。四農又善論文，曰： 文於士大夫之行為末……然文乃氣之所為也。一人之文，觀一人之氣；一世之文，觀一世之氣。假使一世之文，至於媕阿纖仄，悉無直氣，則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於尊崇其廉恥，培養其直氣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氣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系焉……居京師數年，所見士大夫，多假詩古文以鳴，而明白正大之氣，與古人彷佛者，未之獲也。卷二十二答魯通甫 四農邑人有[魯一同]通甫，尤相得。四農以諸葛武侯、陸宣公朗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間志士也。 又按：道光以來，言士風積弊而推本於漢學者，其例尚多不勝舉。吳江[張海珊]，字越來，謂： 談經訓者，專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鄙理學為空言，斥廉恥為小節；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小安樂窩文集記收書目錄後 福州[陳壽祺]，字恭甫，謂：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辟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辟禪學。然楊、墨以下，其人率嚴取與，謹出處，與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則皆無患此，舉世攘攘熙熙，為利往來，耽耽跾跾，而無所止，尚何暇偽忠信，貌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辮而已。左海文集卷三義利辨 又曰： 嗚呼！今日士行之偷，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為榮辱。幸而弋取之，一旦蒞官臨政，內競職司之涼熱，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頹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猚詬亡恥，媕娿苟安。卷七書雷翠庭先生聞見偶錄傅鵬起事後 又曰： 儀征阮夫子、金壇段若膺寓書來，亦兢兢患風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儀征曰：「近之言漢學者，知宋人虛妄之病，而於聖賢修身立行大節，略而不談，乃害於其心其事。」二公皆當世通儒，上紹許、鄭，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錄跋 又曰： 近日學者，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書 此皆可與龔、魏、潘、沈之說相闡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