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六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一）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 1. 中國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環境 就一般社會科學而論，政治經濟學算是一門最能反映現實，而又最須以現實為依據的科學，在這門科學是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為探究對象的限內，像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半封建國家，一個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主張把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當作理想移植過來的國家，當然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可能。我們現在所研究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當作完成的舶來品，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的，是緊隨著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或機械品而輸入的。 不過，這裡須得指出：這文化舶來品的輸入，若溯其淵源，那大體還是一種首先通過日本，再輸到中國來的轉口貨。而政治經濟學這個譯名，也還是沿用日本的。即如最先把西歐經濟名著《原富》譯述過來的嚴又陵氏，他對於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Politicial Economy or Economics）原是譯為計學啦。不過，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情形的演變，和中國文化水準相應提高，以前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轉輸的經濟科學乃至其他一切近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已漸能自行直接輸入了。但無論經由日本輸入，或是直接由歐美輸入，直到現在，我們對於政治經濟學還不曾脫卻「述而不作」的階段。就是幻想「一切古已有之」的國粹主義者，（記得「五四運動」時，某國粹雜誌上登載過一篇崇孔論的大文章，其中就力說《論語》「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也疾，用之也舒，則財恆足矣」那幾句話，是孔子的經濟學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經濟學家」。這高論，近已寂然了，但某經濟學博士卻在前幾年的上海某雜誌上說王莽經濟政策上的諸種措施，是近代統制經濟的淵源，總算無獨有偶了。）恐怕也無法否認這種事實罷！ 談到這裡，我們似乎不應「數典忘祖」地忘記提到以次這個「考據」。十餘年前，日本有一位經濟學者瀧本誠一氏，著有一部《歐洲經濟學史》，在這部書後面，他附有一篇題名為《重農學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的附錄，這篇附錄的主旨，在反覆說明重農派之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他最後總結這篇翻案文章的大意說：「要之，構成魁奈（Quesnay）學說之基礎的根本思想，完全吻合於『書經』及其他經典上所表現的中國太古的王制，與其學說的旨趣不同的地方，絲毫沒有，這種論斷，我想不會不正當吧。但現在一般人，都認為近代的經濟學，是發祥於法國或蘇格蘭，竟把其重要的母家中國完全置之不顧，這實在是我們東洋人的一大憾事啊！」 我們看到這段話，當然非常高興，經濟學竟是「吾家寶物」了。但仔細加以考察，就知道這段傳奇的說明，完全不合事實。魁奈這位醫師，原來曾有過一部《中國專制政治》（Despotisme de la Chine ）的論著，以表述他對於開明的專制政治的憧憬。他鑒於法國農村凋敝情形，希望有這麼一個理想的政治體制來救治當時農業上的危機。但因他是路易十五的侍醫，不便說法國腐敗政治所給予農村的破滅影響，乃用中國古代學者「托古改制」的戰術，把中國古代的君王專制，照其所理想的描摹出來，以諷喻規勸時君。而他希望在那種政治體制下實現的農業，都是大農形態，富農形態，或資本主義化的農業形態。他那種農業經濟思想，與中國古代重農的言論，以及見諸實行的農業措施，根本沒有相同之點，最多只能說是彼此都是重視農業罷了。所以，我們單從表面上，見到他稱讚中國的專制政治，就說他的重農思想是導源於中國，那是太牽強附會了。我們原不否認近代經濟學的發祥地是在法國，是在蘇格蘭；並且還可補充地說：蘇格蘭的亞丹斯密且曾在著手其大著《國富論》的著述以前，「問道」過重農學派諸子，但重農學派諸子所由取得「近代資本主義之最初的系統的發言人」的資格的經濟理論，與中國古代重農思想無涉。 2. 以德國作為比證 其實，因經濟落後，必然引起經濟思想落後的事實，是一切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都曾經歷過來的。即如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德國，它在哲學及其他學術方面的造詣，儘管早有非常炫赫的成果，但對於政治經濟學，它卻因為經濟發展受到了歷史的社會的障礙，而不得不向當時先進的英法二國，低頭來做學生，這是由德國一位大思想家非常坦率地承認過了的。 直到現在——按指一八七三年——編者——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從而，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樹立，曾受到那幾種歷史事情的阻礙。經濟學在德國發展的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一卷著者二版跋） 我們這裡且不忙比較今日中國是否處在七十年前德國所處的那種地位。但有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經濟環境，不允許我們有自己的經濟學，則我們的同一經濟環境，也不允許我們正確了解從外國輸入的經濟學。處在前資本主義客觀情況之下，要對於我們感到十分生疏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表示何等意見，或進一步要有所闡發，那除了我們在現實經濟上力圖改進，迎頭趕上之外，是非常困難的。這情形，在七十年前的德國，也同樣經驗過，前述那位德國大思想家，曾緊接上面引述的文句，表示了以下的意見：「……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從這個世界的情形來解釋，這種種理論是被誤解了。他們覺得在科學上自己沒有大的力量。他們還感覺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討究的問題，實際是自己所不熟習的問題。他們大都憑藉學說史之博學的美裝，或雜湊些無關係的材料……來掩飾。」（同前揭書） 他後面這兩句話，是針對著德國歷史學派說的。我們往往不自覺錯誤地把德國歷史學派與英國正統學派或古典學派對稱起來，仿佛德國也產生了一種與英國經濟學不同的新經濟科學。其實，歷史學派在經濟學上的成就，頂多不過是在方法論上轉了一個小彎，而他們其所以要轉這一個小彎，無非為了德國當時在經濟自由競爭上，敵不過先進的英國，才由李斯特（F. List）發端的幾位經濟學者，把德國原來當作其重商主義傳統的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加以改裝增補，而成功為披起歷史經濟學說外衣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理論。站在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上，那不獨談不上何等新的創見，甚且把那種科學支離歪曲了。 不過，我們還得把話講回來，古典經濟學到英國的里嘉圖，法國的西斯孟底（Sismondi）已經登峰造極了，在同一資本主義的視野里，我們不能再苛求德國經濟學者作何等新的貢獻。而這種支離的歷史經濟學說的形成，那還是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前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 再就我國來說罷，由目前遠溯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分，不能說沒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因為歷史的政治的諸種情形的阻礙，以致中國經濟，始終躑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態中。就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經濟序列來講，這種落後的經濟形態，不可避免地要以帶有極大隸屬性的次殖民地經濟形態，而以買辦商業金融，封建式的土地所有關係，以及關稅權、工業權、內河航行權的喪失，這一列具體事實表現出來。而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的中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者，很自然地會痛感到舊來封建傳統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加的束縛與妨害。雖然後來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一部分研究者也漠然知道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有必然的聯繫，但他們卻認定，中國要擺脫封建與帝國主義的迫害，只有自己也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即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惡，資本主義卻是可愛的，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現實經濟的理論上的表現，卻是大可嘉納的。於是，祝福資本主義，禮讚資本主義經濟學教義，就大體形成了中國對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支配的事實。單就中國現實經濟形態立論，這種意識上的反映，不但為必然的結果，且還是不應十分非議的，因為與過去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封建的社會經濟意識較量起來，禮讚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理論的表現，寧可說是進步的表示。 不過，在中國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難產期內，資本主義對世界行使的統治，已日復一日地暴露了破綻，蘇聯經濟形態的飛躍發展，更說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黯淡的前途，於是在最近十年來，我們本來是囚在封建社會經濟形態上的意識，卻為世界大經濟環境的改變，卻為世界整個經濟意識的改變，而必然對於原來無條件接受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教義，逐漸引起了加以選擇的重新評價的要求。這就是說，我們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必須採取批判的態度，並也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了。 可是，正因為這種「可能」，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本身改進的結果，而是世界大經濟環境改變的結果，結局，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觀點上，儘管有一部分人從世界整個經濟動態上著眼，還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仍不免被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所困惑，覺得資本主義經濟是我們必須經過的光明大道，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的福音。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顯然還是以後一傾向為特別顯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強半是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學府「聞道」歸來，如果我們不妨僭越地說，學者是具有某種成見的別名，則當前的經濟學界的後一傾向的顯著，就無怪其然了。 因此，把多年以來的乃至時下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情形，加以比較詳細的檢討，那也許是頗有益處的。 （二）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提出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個問題，似乎著眼在觀察研究的技術方面，例如如何譯述、編著、組織研究會、發表論文等等，但我不想枝節地論到這些方面，我所注意的，毋寧在考究他們把政治經濟學當作怎樣一種性質的學問來研究。 大體上，中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對於這門科學，有兩種看法。設加以不十分妥切的區別，其一就是過於形而下學的看法，其二則是過於形上學的看法。且分別加以說明。 1. 形而下學的看法 在最初，在政治經濟學開始介紹到中國來時，乃至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大家對於這門學問，是很直觀地或望文生義地把它看作是極形而下學的學問，是發財致富的學問，或者是使個人發財使國家致富的學問。那是毫不足怪的。過去許多經濟學者，特別是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學者，為了當時經濟基本觀念的限制，且為了使其學說見信於當時的國君和國人，都把他們的經濟著述，題稱來與財富相關聯。重農學者杜爾閣（Turgot）的大著題名為《富之形成與分配之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即如負有政治經濟學創立者的聲譽的亞丹斯密，他那簡題為《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的大著，其全題名就是《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並且他在該書中，正爽切地表明「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富其人民而又富其君主」（參見郭大力、王亞南譯《國富論》第四篇首段）。不過，在斯密以後，經濟學已完全當作一門科學，而不復是發財致富的寶典了。而且在這以後，經濟學者不但關心致富原因的研究，同時還關心致貧原因的研究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一方面看，社會是更富了；從另一方面看，社會卻又似更貧了。一國最大多數的富人，一部分人致富受了大部分人致窮的限制，富人也感覺不安了。致富與致貧都成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結局，經濟學就沒有理由看作是發財致富的捷徑書了。 不過，在享受資本主義的樂趣，但同時卻在吃資本主義的苦頭的先進國家，雖然十分明白這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並不能告人以發財致富的方術，但經濟學開始輸入到落後的國家，或者，落後國家所以輸入這門學問，卻顯然抱有這種企圖。即如嚴又陵氏之選譯斯密的《國富論》，以及他在該書中所加的許多案語，就充分說明了此種事實。 但實際經濟情況的推演，也逐漸教訓了中國一般經濟學研究者，抱著發財致富的企圖去研究經濟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說到這裡，我倒要插幾句不全是滑稽也不全是題外的話，就是：有誰果真想從經濟學的研究來發財致富，卻倒可以從一部反資本主義經濟學書中去找到捷徑和榜樣，《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蓄積過程那一篇（第七篇），對於近代資本家所由形成的經過，舉述無數有聲有色的實例，而對於小資本家如何變成大資本家（同書同第一卷第三、四、五、六篇），都根據事實，提出了鮮明的例證。不過，令人感到不十分愉快的是，就在同一非資本家如何變成小資本家，小資本家如何變成大資本家的過程中，也分明從反面顯出了獨立生產者如何變成僱傭勞動者，變成了赤貧的事實。 總之，政治經濟學，無論是站在辯護資本主義的立場的，抑是站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立場的，我們都不能在它那裡嗅到金錢的氣味或聽到其鏗鏘的響聲。雖然仍有一小部分經濟學研究者，還不肯放棄傳統的成見，但大部分人卻已從發財致富的幻想覺醒過來了。不過，這一覺醒，經濟學馬上在他們手上變了性質，它由一個極端，被投到另一個極端了，即是，他們對於經濟學，原來是採取過於形而下學的看法，現在卻又採取了過於形上學的看法了。 2. 形上學的看法 政治經濟學不像初期經濟學者所宣傳的，「富其人民而又富其君主」，那麼，它是怎樣一種學問呢？就我們中國介紹這門學問過來的經濟學者來說，我們是有什麼必要，要把這門學問介紹過來呢？在經濟學已早形成為一種科學，且早已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的事實，使他們有理由運用「為學問而學問」的這一公式了。不過，他們的認識，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說，把政治經濟學「超然化」的程度，互有不齊，設勉強加以區分，就有以次三個類型： （1）當作純粹與現實無關的學問　這也許是一個比較極端的類型，但卻並不是怎樣稀罕的。政治經濟學原本是作為英國社會經濟的產物而登場的。由英國經濟學者定立的經濟法則，在那些經濟學者自己，乃至那些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義來宣揚的其他各國經濟學者，大體上，都看為是有無限妥當性的真理。亞丹斯密在他的大著《國富論》中，就慣於使用「一切時間一切地方」（all the times and all the places）的語辭。里嘉圖的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就曾被當時的經濟學者譽稱為第一次立在永恆法則上的真正的科學（德·金薩De Quincey在《一個吃鴉片煙者的自白》里對里嘉圖的經濟學是這樣讚揚的：「……里嘉圖卻先天的從悟性本身出發，演繹若干法則，那對於材料之黑暗的混沌，還是第一次放射透徹的光明，從而在先不過是一種嘗試的討論集，現今卻成了一種真正的科學，第一次立在永恆的法則之上。」）標本的庸俗經濟學者西尼耳（Senior），立志要使經濟學成為一種「抽象的演繹的科學」。單是這樣，經濟學上的說明，已經差不多同數學上的加減法則一樣用不著疑難了；而下述兩種事實，更加強了這種認識的堅信：那第一是，在資本主義還繼續行使統治的範圍內，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定立的法則，自然還保持有相當的妥當性；第二，要對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也不可避免地會從觀念上思維上來確認經濟學理論的妥當性。因此，當作完成品，——由引論到結論都安排得非常妥當的完成品——輸入中國的經濟學，就被中國經濟學者們看為是「推之百世而皆準」的絕對主義的東西。而我們經濟學者，對於這反映著與我們不大熟習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國經濟現實的理論，無力鑑別，無法鑑別，就更只好當作與現實無關的學問來接受了。不但此也，挽近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之傳揚於歐洲大陸乃至於大陸諸國的大學，也很快地影響到了中國的學術殿堂。這派經濟學在方法論上是一般主義與絕對主義的鼓吹者。這裡且引述幾句充分表現這種教義的傑芬斯（Jevons）的說明，他說：「經濟學的第一原理——南按：指效用變動法則——是如此真確適用，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原理，與人性相關而言，乃是一般的真理。」他並說：「這種科學的理論，乃如此單純，如此深深根據人身組織及外部世界的普遍法則所構成。所以，在我們所討究的一切時代內，那都是同一不變的。」（參照克賴士Keynes著，王亞南譯《經濟學緒論》第九章注釋）「一般的真理」，「在一切時代」，「同一不變的」真理，那就顯然沒有此時此地的特殊現實性了，那與二加二等於四的算式，沒有時空的特殊現實性一樣。然而，這樣看成純粹超現實的經濟學，卻正在為我國不少經濟學者當作新創見新發現來宣揚。 （2）當作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變動無關的學問　不錯，我們是還有許多經濟學者，明了經濟學是現實經濟的產物，不能有超現實的存在。經濟學上諸般原則，究因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變動，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變動，作了何種修正；那些原理原則，對於新發生的經濟問題，如何不能應用，他們都是漠不關心。事實上，自由經濟競爭，原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基幹，這種經濟形態，已在各資本主義國內或全資本主義世界內，為統制經濟布洛克經濟所代替了，為卡特爾托辣斯等經濟形態所支解了，但原來以自由經濟為核心為考究對象的經濟理論體系，仍舊在中國經濟學界當作教義來敷衍、鋪陳，好像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而，它們的經濟理論，沒有變動那回事一樣，這該是如何的「恬淡」啊！ 不錯，在我們的經濟學界，在我們的經濟出版物上，我們的經濟學研究者，也不甘落後地討論到上述那些較新的經濟事業，但他們所發揮的所轉述的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究竟對於原有的經濟教義，有何等不相連續的地方，有何等根本矛盾的地方，他們也許不是全無感觸，不過他們多半看作完全不同或完全無關的事情來處理。即是說討論新經濟變動時，和辯護舊經濟形態時，他們是採取「分途應戰」的辦法。這是稍一檢點時下的經濟出版物，或經濟學者的言論，就可以發現不少的實例。 不僅此也，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動，在上述的限度內，畢竟是資本主義經濟，由某一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的變動，把這些變動看得與資本主義經濟學教義沒有十分了不得的關涉，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上，也許不是情無可原的。但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不是有六分之一的領域，已經「滑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麼？這件事對於舊來經濟學理論所給予的「衝擊」該是非同小可罷！該是不宜等閒視之罷！可是，我們的經濟學者，仍表示得非常「鎮靜」，並表示經濟學的大曙光，就在面前。且看某經濟學者的高論罷： 經濟學成為科學為時已久，其間因科學社會主義與歷史學派之抨擊，使正統學派所遺之碩果，幾奄奄無生氣。然經濟學為解決人類生活問題之科學，其地位至崇，職責綦重，豈可因小挫遽喪氣耶？……經濟學成為研究人類行為之科學，可計日而待也。（朱通九著《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從這段話裡面，我們才知道經濟學的「地位至崇，職責綦重」！它這種崇高地位，恐怕是經濟學者替它提升的罷！姑且不管措詞上待斟酌的地方，我要指出的是：他這所謂經濟學成為研究人類行為之科學云云，雖大有所本（據前揭書著者在該書底頁聲明「本書材料，大部從W. C. Mitchell所著The Prospects of Economics 」譯出，故知其「大有所本」），但把「研究人類行為」這一命題，作為未來經濟學的內容，已就籠統含糊得可觀；而況他所指的這種「科學」的效用學派經濟學（據他後面的說明），已經在當作既成的教義宣揚著，並不要計日而待！也不過，他畢竟感覺到了正統派所遺之碩果（？），幾奄奄無生氣了。把效用學派經濟學，當作正統學派經濟學的復興，認定經濟學的「奄奄無生氣」純是由於「科學社會主義與歷史學派的抨擊」，而獨不及資本主義世界一大塊版圖的淪陷，這可見得他是怎樣把經濟學當作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變動無關的學問！ （3）當作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無關的學問　政治經濟學既是舶來品，是以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那麼，中國經濟學者研究這門學問，把它看得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沒有何等關係，就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究竟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理解與處理，有沒有密切關係，我擬留在最後一節來說明，這裡只先指出這個事實，就是，一般經濟學研究者，都不大留心這些問題，即我們中國這種經濟形態，政治經濟學是把它歸屬在它的全體系中的那種經濟範疇？我們對於經濟學的探究與理解，那在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上，究有何等幫助？我們所擁護所推崇的經濟學教義，在實際的應用上，是否於中國經濟的改造，大有毒害？ 事實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造問題的中國經濟學者，他儘管極口詆罵帝國主義，昌言解脫民族資本發展的束縛，但他們所提出的改造方案，只是依據同一套政治經濟學教義，那套教義，卻正好是叫中國民族資本「屈伏」在整個資本主義系列之下，而盡其殖民地經濟形態的機能的。然而，這個非常明白的矛盾，他們並不曾意識到。這就是因為他們從沒有把政治經濟學這種科學，當作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有關的學問來研究。 以上三種不同的研究經濟學的方式，究其旨趣，無非是把理論與現實隔離開，不過程度互有不同罷了。 （三）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前一節關於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或方式的說明，已可想見我們一向所研究的經濟學，具有怎樣的內容了。但為補充前面的說明，這裡且就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本身，較具體地指出其根本的缺陷。 要就我們研究的經濟學本身來考察，勢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時下流行的有關經濟學的書，特別是有關經濟學原理原則，或題稱為經濟學「原理」「概論」一類的書。由大學講堂到一般經濟學的出版物，都應成為我們考察的對象。不過，為了集中論點，指出一般趨勢起見，最好是就我們經濟學研究者奉為教義，視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來演述的經濟理論；或者就最通行的，每個經濟學初學者，都須領教領教的經濟學入門書，揭出其共通的千篇一律的論旨與方式，以為下面鑑別批論的張本。 自然，我這裡所批論的經濟學讀物，不僅是我們經濟學者的書，我們經濟學者編著所依據的，或直截了當用原本教授的，乃至指定初學者參考的外國經濟學者的著述，都包括在內。因為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教義所顯示的破綻，中國經濟學者還負不了責，且也似乎毋庸代人受過，他們至多不過做了一點傳述或轉述工作。 所有這些經濟學讀物的最顯著的共通點，由它們敘述的體裁，或敘述的程序，反映得非常明白。經濟學上所謂四分主義說，三位一體說，差不多是所有這類讀物所依以構成其內容的方式。揭開無論那一部這類的書，除了首先對經濟學加以定義，並解述其本質任務及方法外，接著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大部門的分別演繹，而在這四大部門的每一部門中，也差不多全是就資本、勞動、土地，從而，就資本家、勞動者、地主，又從而就利潤、工資、地租這幾大要素，幾大單元，整齊劃一的排比出來，構成經濟學的整然系列。這種形式上的整秩，正好象徵資本主義社會表面的秩序，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分配上的不合理卻也正好象徵這種具有整秩外觀的經濟學的內部結構的凌亂。我覺得，把經濟學上的這諸般法式或體裁加以論述，那就可想見我們所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究具有怎樣的特質了。同時，一般政治經濟學研究者，所以常在理論與現實之間掘起一條鴻溝，也不難由此得到理解。 現在且就上述的四分主義說和三位一體說，分別加以檢討。 1. 四分主義說的檢討 經濟學上之有四分主義出現，那是經濟學已經庸俗化了的結果。在以前古典學派的幾位經濟學大師的著述，都看不到此種體裁。亞丹斯密的大著《國富論》以分工論開始，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以價值論開始。都是隨著理論的展開，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事實，不拘形式地，分別就其在全經濟運動中扮演的機能，予以說明。但自一八二一年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出版其《經濟學要義》（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把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生產（Production），第二章分配（Distribution），第三章交易（Interchange），第四章消費（Consumption），於是經濟學上，就有所謂四分主義。他這部書的寫成，原是由於他與里嘉圖頗有友誼，里嘉圖那部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的出版，就是出於他的慫恿。但因為他覺得那書艱深難解，不便初學，故特於攜子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散步時，擇講其中精義，令其筆記，後將此筆記整理潤色，以成此書。他為了把里嘉圖的艱深理論，加以明易條理講說，特采此四分法。這種四分法體裁的採用里嘉圖的理論體系，雖然變得矇糊不清了，但卻非常適合此後經濟學日益膚淺化普遍化與通俗化的要求。所以愈到後來，四分法就愈加成為經濟學著述最通行的體裁了。 通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好像其經濟運動的程序，首先是生產物由生產領域產生出來，再分配在直接間接參加生產活動的各主體之間，比如，分配在資本家、勞動者及土地所有者之間，他們各將其所得，行使交換，最後把各各交換的成果，拿來消費。最初一看，把這諸般經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按照這種次第，分為四個部門，排比出來，仿佛是再明白再自然不過的了。但稍加檢討，就知道這是極不合理的分論法。這裡簡單指出以次兩個錯誤： （1）理論體系的支離　一個有組織的理論體系，應當有一個重心，有一個統一全部脈絡的中心樞紐。等於「四頭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這個重心，這個中心樞紐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總生產物，以如何的方式，如何的比例，分配在各成員之間；他們以如何的方式行使交換，以及消費的一般條件及其比重如何，均是取決於當前的生產形態。有那種社會生產形態，就有那種與其相適應的分配形態，由一般流通顯示出的交換關係，它是作為全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機能而作用著的，至於消費，在作為生產手段的消費的限內，已經是生產中的要素形態；而此外在作為生活資料的消費的限內，那在經濟學上，不過是當作附隨事項，在必要場合提到罷了。自然，一般消費能力的大小，交換範圍的廣狹，乃至分配比例的變動，都會在生產規模生產形態上，發生反撥的作用，但其作用，仍不過是行於一定生產形態生產關係所允許的範圍之內，生產在全經濟活動中所占的這種統一全部脈絡的中樞地位，單是把它位置在四分法的第一把交椅上，是表現不出來的。把陪角同主角「平等」起來，把群眾和領袖看得一樣沒有差別，我們的經濟學者們是很容易感到不成體統的，但經濟學上的這平列式的無頭無腦的無政府狀態，他們卻絲毫感覺不到，且反而認定這正是井井有條的理論體系。這裡我得順便指出，經濟學上四分法的這種「古典」作風，雖然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經濟學著述所一般宗法，但比較有點理解有點特見的經濟學者，卻大抵知道這是一種阻礙理論展開的格式，這是可以從他們著述中看得出來的。 （2）說明程序的凌亂　也許說，特別看重生產，把分配，特別是把交換、消費屈居在隸從地位，那是經濟學上某一部分人或某派的主張，而非大家一致贊同的「公意」；還可說，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並不一定要特別對生產另眼相觀，才能建立起來，像大經濟學者里嘉圖的名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是著重分配問題；（里氏在該書序言說：「……這種分配受支配於一定法則，確定這種法則，是經濟學上的主要問題。」）主張限界效用說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們，特彆強調消費問題；此外，歷史學派的幾位名經濟學者，還把交換作為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樞紐，他們個別都完成了一定的經濟理論體系。在這裡，因為篇幅的關係，我不能深入地解答這些問題，不過，我得指明，里嘉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配上面，那與這裡成為問題的四分主義無關，他不過由此限定研究的範圍，等於寫部分配論的著述一樣。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者，分別把交換或消費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雖其理論的支離，我們往後還有從長討論的機會，但他們並不一定是四分主義的宗法者。即使退一萬步說，經濟理論的建立，並不一定要把社會生產形態作為重心，但整個經濟理論由四分主義或四分法去說明，一定是要顯得凌亂不堪的。首先，現實的經濟活動，並不是顯分畛域地生產了再分配，接著再交換，最後始歸於消費。一把生產過程看作是再生產過程，它的生產手段，就是交換分配過來的結果，同時生產還是一直由消費支持著進行的。勞動手段的消費，勞動力的消費，乃至勞動者對於生活資料的消費，通是作為生產上的作用來說明的。在觀念上把它們硬分出次第來，已經夠支離了，而況現在依次的解說上，又須全般的重疊。消費主要是在生產領域進行的，結局，就大體要在生產項下來說明，往後又變一個花樣，在消費項下來說明。分配的幾個主體，首先就在生產方面，事實上，生產上還不絕在行使著分配。生產物當作生產要素加入生產領域，生產物又當作完成品從生產領域移到市場，它的來龍去脈，對交換髮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勞動力的買賣，是資本家生產日記上的一件基本事實，但這在生產項下必須處理的問題，又得在四分主義的交換項下去聽候擺布。總之，在四分主義下勉強割裂開的諸般經濟事實，是難免說了又說的。 現在且進而論到與四分主義「相得益彰」的經濟三位一體說。 2. 三位一體說 經濟學上的三位一體說，或經濟三位一體說，是用這個公式表現出來： 土地——地租 資本——利潤 勞動——工資 這個公式，自亞丹斯密以來，即為經濟學者所崇尚。但對於這個公式的運用，則不盡相同。斯密大著《國富論》第一篇，標題為「論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自然順序」，對於標題後半截，他是這樣說明的：「不論是誰，只要自己的收入，出自他的源泉，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這三個源泉：勞動、資本，或土地。出自勞動的收入，稱為工資；出自資本的收入，稱為利潤；……專由土地生出的收入，通常稱為地租。」（《國富論》中譯本上卷第六一頁）「一個每年土地勞動生產物的全價格，自然分為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這三部分。對於三個不同階級的人民——依地租為生，依利潤為生及依工資為生的人民——構成各各不同的收入。」（同前揭書第六〇頁） 斯密提出這種分配觀來的當時，困難的問題，尚在生產不得自由，所以對於分配，他認為只要聽其自由相互競爭，各階級間的利益，必躋於平等。他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到了半世紀後，英國經濟學上的困難問題，漸漸移到分配上了，所以里嘉圖那部應時產生的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就把分配問題作為他研究的中心，他在同書序言上，加以這樣的說明：「勞動、機械、資本聯合使用在土地上面，所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分歸社會上三個階級即地主資本家與勞動者……」「全土地生產物，在地租、利潤、工資的名義下，分歸各階級……」（郭大力、王亞南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序言） 從里嘉圖這幾句簡短的話里，我們看不出他與亞丹斯密前面那種說明的區別。不過，斯密的樂觀主義的分配觀，到了里嘉圖手中變得非常黯淡了。他對於分配上這三個形態——地租、利潤、工資——個別性質，已會反映現實的情勢，加以明確的區別。或者說，他正好是想要確定它們本質上的差別，確定它們相互間的對立關係，才把它們相提並論的。里嘉圖以後的經濟學者，或者說，在里嘉圖以後，處在分配問題日益嚴重化，愈加需要從經濟意識上予以辯護的那種情勢下的經濟學者，他們就剛好利用這個公式的神秘性，企圖由這個公式來掩飾這三者間的區別，來從觀念上消除它們的對立性。 現在且分別就這個公式各組的個別方面及其綜合的全體方面，來辨析其不合理的究竟。 （1）從個別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裡所謂個別考察，就是就組織這個公式的三分組，加以考察。首先，我們來看 土地——地租 把土地作為地租的來源，作為地租所由形成的原因；反過來，地租當作土地的結果，從常識上來判斷，這個命題，並不是不可以成立，而在實際上，這個命題，已在一般人觀念中，看得非常顯然，而且將其定式化了。但這個命題用這種公式表現出來，其用意並不全在指示地租是以土地為其來源，而主要是要表明，有了土地，自然而然要求地租，地租是有了土地的自然結果。結局，這個在一定的特殊的社會，以土地所有權，即以對地球一片段的私有為前提條件的土地——地租，就表現為超然歷史的存在了，就表現為再自然再合理不過的真理了。但是這個當作「真理」存在的事實，一揭穿它在土地——地租這個公式中所含的秘密，就要暴露出不合理的「內情」。土地是一種自然物，它雖然在每個社會形態下，都拿來作為生產要素，但並不是一拿來作為生產要素，就自然的要造出地租，造出一種作為物來理解的社會關係。可知把自然物土地看作勒取地租的手段，是特定社會的產物，是由特定的人為法律所支持的。一般地講，土地——地租這個公式，根本不能成立；就特定社會來說，那卻也只能反映出不自然不合理的關係。次說 資本——利潤 經濟學者對於公式中的這個分組，有時還用這種表現方式，即資本——利息。這比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還有神秘性。因為在資本——利息中，當中的媒介全消失了，生息資本回歸到所有者手中，是當作媒介的循環（即資本在現實運動中，先由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手段，再通過生產過程，轉化為商品，由商品售賣後歸到資本家手中的循環）分離的。它表現為會自行生產貨幣的貨幣。所以，這個表現方式：資本——利息，最無意義，但也許因為最無意義，就顯得最有神秘性了。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無疑是比較接近現實，比較能顯示現實的關係。但一般經濟學者對於這個表現方式的看法，是表示資本自然要產生利潤，正如土地自然要產生地租一樣。利潤是當作資本的結果而產生出來的。在這裡，我們因為篇幅的限制，不能深入地說明「資本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故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根本不妥當。但擁護這個表現方式的經濟學者，有時也不自覺地把它否定了，就是他們無論把資本當作價值體（就貨幣來說）來考察，抑是當作物質體（就勞動的生產條件：機械、原料等等的使用價值方面來說）來考察，都難於安心地承認利潤會直接從資本產生出來的時候，他們就藉助於轉一個彎的說明，說利潤是對於資本所有者即資本家的勞動的報酬，或資本家「忍欲」不事浪費（典型庸俗經濟學者西尼爾的大發現）的結果。無論就那一個說法，都把資本——利潤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經濟學者儘管自己把這個表現方式否定了，但資本——利潤在他們心目中，仍然是看作一種出於自然的安排。最後再看 勞動——工資 這是把工資作為勞動的價格來表現的。照前面的說明，在這裡，勞動被看作是工資的來源，工資也自然是勞動的結果，不勞動，即無工資，勞動了，決不能不給予工資。這頗像是自然大公無私的法理。但首先我們須得明了，勞動就它本身說，它是不存在的，是一個抽象；就社會方面考察，它是指著人類和自然的物質代謝機能所賴以促成人類的生產活動，無論就那一點解釋，我們顯然不能說是對它支付代價，對一個抽象，對一種活動機能支付代價，是怎麼也說不通的。不錯，在「勞動力」（Arbeitskraft）這是語辭，尚未被提出以前，經濟學者是不覺含糊地把「勞動」來作為「勞動力」的代用語，但這也不能為他們的錯誤解脫。勞動——工資，是被當作一種超然歷史的表現方式來解釋的。好像工資勞動，勞動工資，是一切社會通有的形態，我們當前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是把這種形態，當作一份歷史的傳統事實繼承下來罷了。不但此也，在資本行使著統治的社會裡，竟用這種表現方式來確定勞動對於工資的要求權，一如土地對於地租的要求權，資本對於利潤的要求權一樣。這樣「無私的」，一視同仁的表示，倒寧可說是出於經濟學者的「公正」與「慷慨」。但我們如其把這整個公式的個別分組加以綜合的考察，卻又只能證示那種表現方式中所蓄的「機詐」。 （2）從綜合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這整個公式，即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勞動——工資的公式，所以成功為三位一體的組合，似乎只有這一點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各分組的表現方式，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歷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現方式。從這齣發，又導出了另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個別分組，都是看作自然安排的自然關係。但我們一考察實際，就知道這兩個共同點，完全是存在於經濟學者觀念中的，或者說，經濟學者是把這兩者作為目的，來構成這個公式的。我們且來檢點一下這三個分組的前項，即土地、資本、勞動，我們已經知道：土地是自然物，資本就它的價值關係來說也好，就它的物質體或使用價值的關係來說也好，通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勞動，則是一個看作生產活動的社會機能，在其本身，且是一個抽象。這三者的性質，看不出一個共同點。而個別以它們這三個分組前項為來源的地租、利潤、工資，極其限，可以說它們分別構成社會各階級的所得或收入，是其共通點，但問題也從這裡發生了。為什麼有的收入，如勞動者的收入，要靠勞動者自身的生產活動才能得到；有的收入，如資本家的收入，不用自己操勞，或只行使監督職權就能得到；最後，有的收入，如地主的收入，他不但不用直接作生產活動，且無須操監督的煩勞，只要法律確定地球的一個片段為他所私有，他就大可遊樂在千百里外，而消費他人在那塊土地上所生產的果實。這三個不同性質的收入，理應不能「一視同仁」。而且不幸的是，這三個收入的來源，雖然被經濟學者分劃得非常清楚，但溯其本源，卻又都不外是出自一定勞動，推動一定資本，在一定土地上所生產的價值生產物。這價值生產物，先分劃為工資與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再分劃為利潤與地租，這同一價值生產物，或者說，一定量的價值生產物，區劃為地租、利潤、工資三者的來源，它們之間分配的比例，或益於此必損於彼的比例關係，就顯然要表現為它們相互對立的關係，這無疑是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致命的矛盾。這種矛盾，前述里嘉圖一流古典經濟學者，儘管不稍隱諱地揭露出來，而此後的庸俗經濟學者，卻故意用這種公式，來掩飾，來塗抹現實的對立痕跡。並且，他們至少也意識到，勞動者賣了力，要獲得夠維持其生存，維持其繼續勞動所必要的工資，那不獨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合理的。由於公式中的這個分組取得了合理的存在（仍是他們想像中的），把其他兩分組與它合組在一個公式中，自然都合理化了。不過，這樣做，有意識地這樣做，畢竟還是少數較有見地的經濟學者，其他不過習為模仿，機械地奉為金科玉律罷了。 在大體上，這個三位一體公式的流行，還受了四分主義的不少影響，也可說，兩者相互加大了不合理的程度。在四分主義的體裁下，地租、工資、利潤是比例在分配項下（前述四分主義的創始者詹姆斯·穆勒，就曾在「論分配」那一章，把這三項分別為三節來說明），而將其來源土地、勞動、資本比例在生產項下，這樣，這個公式就像更取得合理的外觀了。因為參加生產的要素，各在分配上獲得一份報酬，在另一方面，這個公式在形式上的配列，也給了採行四分主義的一種便利。 它們是無獨有偶，相得益彰了。 這是挽近經濟學一般內容的典型和標本。濡染在這種經濟學傳統下的中國經濟學者，從而，在中國經濟學界，也自然是依樣畫葫蘆地千篇一律地反映出來，但偶然檢點時下的經濟學讀物，似乎有了一點「改革」。說是因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家特別看重消費的緣故，中國近來的經濟學著述，有的硬把消費論「調升」到生產論前面（如趙蘭坪、吳世瑞等的著作），使四分主義上的第一把交椅，由消費占據起來。此外，在生產項下，除了土地、勞動、資本，又添一個生產要素，是曰「組織」，不過這一「改革」，就使分配項下以組織為來源的收入，尚不易找到受主了。大概結局仍是劃歸負擔生產的組織責任的資本家。但這對於三位一體公式，卻就未免發生破壞的影響了。 總之，中國經濟學界的政治經濟學著述，大體是依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仿造出來的。這種形式，這種體裁，這種性質的經濟學，又無怪研究者們把它看成了與現實經濟，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變動，特別是與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不生關係的學問了。 但是我們應不應該研究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呢？ （四）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一向研究政治經濟所采的方式，及其所視為政治經濟學之典型模本的內容，已在前兩節都批論過了。在那種批論中，我始終沒有忘記一點，就是，與我們中國所處的現實社會經濟地位相照應，中國經濟學界不可避免，不可諱言地要表現一種落後的徵候。因為政治經濟學本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我們自己的經濟環境無法產生一種特別的政治經濟學。同時，現實經濟環境又限定了我們對於政治經濟學修養的程度，於是，我們對於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所表現的模仿或「人云亦云」的現象，就可說是十分必然的一種趨勢了。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在衰落過程中，更需要一種掩飾現實狀況的經濟學作為掩護，以致我們前面指出的那種無關現實或歪曲現實的經濟學格外風行，這又足以加強我們經濟學界的那種必然趨勢。 但是，我們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對於政治經濟學上之理解的要求，卻正好同這種趨勢相反。這就顯然要導出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了。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系列上來看，中國經濟在受著資本主義的兩重的苦難，一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易發達的苦難，一是環繞著中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過於發達的苦難，這兩者互為因果，就造成了我們中國今日這種次殖民地經濟的地位。如其說，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不同於與現實社會無關的道地的形上學一類東西，它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且應是現實經濟的理論的表現，我們對於這門學問的研究，就不能採取一種「毫無所謂」的漠然的態度，因這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在耍觀念上的把戲；還有，如其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要對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有所貢獻，我們尤須認清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面目。 總之一句話，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應隨時莫忘記，我國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中國人從事這種研究的出發點和要求，是與歐美大部分經濟學者乃至日本經濟學者不同的，他們依據各自社會實況與要求，所得出的結論，或者所矯造的結論，不但不能應用到我們的現實經濟上，甚且是妨阻我們理解世界經濟乃至中國經濟之特質的障礙。而我們多年來的經濟學界的表現，已把這關鍵如實地說明了。 1. 三個前提認識 我以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在開始他的研究以前，應有以次幾個前提認識。 第一，在尚論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的限內，我們一反省到中國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系列中，所占的隸屬地位，就知道那種經濟學是用怎樣的眼光，怎樣的動機，來討論「次殖民地」或「准殖民地」經濟。也許我們還不肯自列於「殖民地」經濟範疇，但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在論殖民地經濟時，特別在前次大戰後，討論布洛克經濟一類經濟問題時，始終是未忘懷中國，至少，他們對於殖民地經濟的一大部分理論，可以適用到中國經濟上來，所以，我們把他們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理論作為教義，那就無異承認自己是他們的代言人。比如，今日中國經濟學論壇上出現的「以農立國論」就像不知不覺地在作著東亞共榮圈內的「農業中國」論的呼應。 第二，資本主義跨越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其危險性是加大了，但與這照應著，它的警覺性也加強了。它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防衛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雖然蘇聯的特殊經濟形態，從它內在矛盾衝突的空隙中突然聳立起來了，但這卻更要加強它的警覺性，使它需要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來從事防衛和對抗。在文化方面，最有現實性的政治經濟學，當然是被特別注意到了的。各國景氣研究機關的設置，大學校中的特設政治經濟學講座，以及研究景氣之類的經濟刊物之風行一時，儼然是要在經濟學上造出一種「景氣」，一以緩和國內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向，一以鎮定那由實際經濟恐慌所引起的悲觀失望心理。當然，把這些議論傳揚到諸落後民族間，特別是傳揚到大家「特別看重」的，而正好又在昂揚反帝國主義氣勢的中國，一有機會，它們是不會放過的。結局，在以「買辦」舶來經濟學為能事的許多中國經濟學者眼光中，果然閃射著經濟學前途的「光明」，這一「人造的」回光，又終於發射出了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的結論。 第三，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內在的矛盾和缺陷，儘管站在辯護立場的經濟學者，在多方設法來掩飾裂縫，但早在資本主義極盛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前後，就已經產生了許多站在批判立場的經濟學說。［經濟學上歷史學派、奧大利學派，以及所謂新正統學派——指馬夏爾（A. Marshall）所領導的一批經濟學者——間「內訌」的理論，當然應屬於非批判經濟學說的範疇，反之，那些恰好是辯護理論的「叢合」。］就中，仍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分析對象，但卻是當作研究英國經濟狀況及經濟史之結果而產生的德國社會主義學派的批判理論，卻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愈來破綻愈大的趨勢的印證，愈加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形成了對抗傳統經濟思想的巨流；而以這種經濟理論為出發點的蘇聯經濟的出現，更加強了它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地位。所以各國經濟學界雖然如我們前面講過的，在多方重複舊的教義，並矯造新的光明，但在另一方面，卻也不難見到反對學說的發揚滋長。英國格列果利教授（Prof. Theodero Gregory）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一篇《資本主義的前途》的文章，開始他表示「現存制度繼續存在的希望，目前算是最微弱了，在近代經濟史發展上，向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兩年來的不景氣，使整個國際經濟結構的基礎發生動搖……」由於這種實況，就在各國引起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非難。他先就美國某某學校當局如何懷疑資本制，又接著說到各國大學的情形：「至若大學的學術空氣，情形也不見得較佳，在歐洲大陸上，大學就是反對現存制度的中心。」（見《前途雜誌》創刊號譯文）他的這種言論，雖然不曾把那些想換一個方式來「堵住」資本主義「沒落」的法西斯理論分別開，但總可概見現代資本主義及以它為依附的政治經濟學，該是達到了怎樣一個破碎支離的階段。 由以上三點，我們首先知道，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說，原本就是不利於中國這種國家的社會經濟的改造的；其次知道，這種政治經濟學，還在當作一種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們的社會經濟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經濟學即使沒有任何御用目的存乎其間，它本身已是遍體瘡痍，我們如果不從批判的觀點去研究，那就無論在實踐上抑是在理論上，都不能給予我們何等幫助。 2. 三大研究鵠的 由上面分別論到的幾個前提認識，已經顯示出了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鵠的何在。在大體上，那亦有三點可言。 第一，就是要由經濟學的研究，確定我們對於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和作為我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實際指導。我們知道：當作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物質生活過程即經濟過程，是現實社會的基礎，所以，無論從事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抑是從事任何實際社會活動，都有通過經濟學，而了解此種現實社會基礎之必要。波格達洛夫（Bogdanov）講過這樣的一段話：「不論是就歷史全般通體而論，或就社會意義的發展而論，不論是研究外交問題或宗教問題，都不能不顧及社會之經濟的紐帶（社會之基礎的構造），並不能不借用經濟學的結論，所以經濟學實可看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基礎。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使命，無異物理學和化學在一切有機過程和無機過程中研究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學和化學的結論的植物學者、動物學者、天文學者和農業學者，等於解除武裝的兵士；同樣，社會學者、歷史家及法律家，如果沒有經濟學的認識，就要同他們處在同一的境地。此外，想在社會鬥爭和社會事業方面活動的人，如果不知道經濟學，也要和沒有武裝的士兵一樣。」（參照周譯，波格達洛夫著《經濟科學概論》第四頁）在今日，經濟事業日趨複雜，人對自然，人對人的各種社會鬥爭方式，卻直接間接介入經濟的因果關聯，而把我們每個人牽涉在裡面，我們即不作社會科學研究，不從事何等社會事業，在日常平淡生活上，亦就無形要受著各種經濟法則的支配。在這種意義上，經濟學的研究，或對於經濟知識的獲得，就不限定是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了。 第二，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徹底了解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由是確定資本主義的必然歸趨，並對它在此必然歸趨的演變過程中，所表露的破綻、矛盾、衝突以及拚命掙扎的諸般現象，加以合理的解釋或說明。這種要求，也許是各不同性質的國家（不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抑是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學研究者所共通的要求，但於中國特別緊要。中國還躑躅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國還彷徨在向著資本主義前進，抑是向著民生主義為內容的社會主義前進的不定歧途。如果理論連帶著現實，指示出了資本主義的禍害及其沒落前途，我們即使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卻也沒有理由要「親近」資本主義。 第三，就是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掃除有礙於中國社會經濟改造的一切觀念上的塵霧，那種塵霧，不僅是關於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同樣是關於經濟學以外的一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因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最有實踐性，最有現實性（把它看為與現實無關的學問，如前面所說，那不是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身沒有現實性，正是想迴避它的現實性）的科學，能夠在經濟學方面把握正確的理論核心，則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所抱的諸種成見與幻想，都可廓清。事實上，在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下的中國，全般的社會意識，都滲透有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毒素，中國社會經濟上每一種變革，都有那種毒素在其中發生阻礙作用。所以，中國不言改造則已，否則政治經濟學便當成為中國反對落後封建意識，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從而，如何運用這個武器，如何鍛煉這個武器，就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責任了。 此外，我還想特別提出下面這一點要求，以加大我們研究者的責任，那就是，我們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逐漸努力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也許有人疑問：第一，科學無國界，用不著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學；第二，政治經濟學是現實經濟之理論上的表現，落後的中國經濟，如我們前面第一節所說，是怎樣也不能產生一種經濟學的。但如果把我們所要求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為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那又當別論了，那種理論的全般體系，可以特別注意其論斷或結論在中國社會經濟上的應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證，儘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像這樣一種體裁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到目下為止，我們尚不曾發現。我們儘管已有不少進步的政治經濟學讀物可供參考，也有不少的外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在為中國社會經濟理論努力，並已有相當的成果，但總不能十分適合我們的要求。自然，像我在這裡所規定的供中國人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實際無非就是一個比較更切實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但我其所以要把這方面的努力，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一個鵠的，就是認為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是頗不同於依據現成材料來編述一個政治經濟學讀本的。那頗需要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者，在有關世界經濟及中國經濟之正確理論體系上，分別來一些闡發準備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