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七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一）題旨的說明 近五年來，我曾不大明顯的，把「中國經濟學」這個命題，作為我研究的重心。「中國經濟學」這個語辭，是不止一次的被提出來了，但我卻不曾對它加以限界的釋明。因為在理論上，這樣一個名稱，是不大妥切的。而且很容易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解。當作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是不允許我們用這個名稱傷害它的一般妥當性和系統性的，經濟學只有一個。 不錯，讀者也許從義大利經濟學史家柯沙（Cossa）的著作中，從英國經濟學史家英格拉姆（Ingram）的著作中，見到「英國經濟學」、「德國經濟學」……的字樣。在學說史上的這種國別分類的研究法，其最大缺點，尚只是在各國經濟思想領域，樹立起國界的藩籬，破壞各個派別在各國間的關聯性和派屬性，把重要的經濟學說和不重要的經濟學說，等同的並列起來，使現代經濟學整體，受到支離分解的弊害。但因為他們大抵是把各國已經過去了的經濟思想或學說，分別匯積起來，當作史學看，雖然有了我們在上面所指的那些毛病，但當作史料看，卻就沒有什麼了。事實上，像柯沙、英格拉姆輩的經濟學說史，並不曾逸出史料的範疇。經濟學在他們心目中，是不大發生一般性和科學的系統性的問題的。 反之，我是經濟科學之一般性的確認者。我相信，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下，在一定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之下，形成的經濟法則，可以應用到一切具有同一社會生產關係或同一生產條件與交換條件的諸社會。當然哪，任何一個社會，它的自然條件，從而，它的歷史條件，不能與其他社會恰好一致；在這種限度之內，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法則，就理應不能完全適應到其他社會。但在這裡，我們有兩種事實須分別清楚：其一是，一切經濟法則，是就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個別社會的經濟事象，分別舍象其特異點，而抽出其一致點所得的結論；其二是，現代經濟學，雖然主要是從英國經濟的特殊環境而定立起來，但英國經濟的一般趨勢，大體內容，甚至其演變展拓程序，在法、美、德諸國同樣表現得很明顯。英國的經濟學或經濟理論，不但由其他較遲發展的諸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印證，事實上，當英國經濟學者開始其科學研究之頃，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經濟學者，已半憑經驗，半憑天才的預感，把現代經濟的諸基本法則暗示或圖示（如法國重農學派主導者魁奈的經濟表）出來，使英國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得到不少的便利。 由上面這簡括的說明，使我們對於經濟學的產生及其應用，有了以次這幾個基本概念： 第一，經濟學的一般性同世界性，是以經濟的一般性和世界性作為現實的基礎。 第二，經濟的一般性或世界性，從而，經濟學的一般的世界性格，不但不否認各特定社會的特殊經濟條件，甚且，就其積極面的意義上講，是把個別特殊經濟條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結果；就其消極一面的意義上講，是把不能一般化共同化的特異點，舍象去了的結果。 第三，由上述研究過程產生的經濟學，在應用上，即使是對於和產生那種經濟學，立在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現實，也有某種不同，顯言之，就是，如其我們現在所論究的經濟學，是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科學，則這種科學，對於已經發達到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也可能因其發展的成熟程度的差異，可能因其發展時所具有的特殊條件，而不易一般化，而被特殊過程舍象去了的特殊條件所作用，而不能「按圖索驥」似的套現成的公式；而它對於將要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經濟，或者是，對於尚未成就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當然更是不能「削足適履」似的去應用了。 後面這一點關於經濟學之應用的理解，是我在這裡所特別著意的。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儘管只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於任何國家，卻都不是一樣。我是在這個前提認識下，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稱的。而其所以要提出這個名稱的最有力的動機，就是痛感到經濟學在中國是太被誤用了，而且一直還在被誤用著。經濟學當作一種完成的舶來品輸入中國已經有幾十年了，我們對於經濟學是怎樣一門科學，需要怎樣去應用始有助於中國經濟變革的理解，還是格格不入。而且，這種所謂格格不入，並不是指著一般人，而是指著一般經濟學研究者，就中，特別是數到那些經濟學的輸入者，那些以現實經濟之立案者或指導者自居的經濟學者們。 說經濟學者不了解經濟學是什麼，設加以限界，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學的經濟學是什麼，也許有人會感到稀罕。但和尚不知道佛經是什麼，不知道他每日所念的所宣揚的佛經是什麼，卻是一件極其尋常的事。如其我們經濟學者所念的或所專攻的是形上學的經濟理論，他在理解上，就和一般和尚的距離更加接近了。 我這裡所謂形上學的經濟理論，主要是指著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這個學派的經濟學是講的一些什麼，是如何傳到中國，是如何在中國特別猖獗起來，是如何牴觸我們的經濟國策並妨礙我們的經濟改造，這是我要在下面展開的研究程序。 （二）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 屬於奧大利學派的學者很多，他們之間的理論，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把門格（K. Menger），威色（Wiser）及龐巴衛克（Böhm Bawerk）作為他們的主導者，把他們的理論，當作該派經濟學的主體，卻是為一般所公認的。 我們在這裡不能有充分的篇幅來詳述他們的理論體系，僅按照他們所著重的幾個論點，「批隙導竅」的加以說明，他們是反對古典學派的，但在方法論上，卻是從相反的觀點，來抄襲古典學派所建立的邏輯程序。他們特彆強調經濟學方法論，強調價值論，強調分配論，把分配論的認識基礎，建立在價值論上，把價值論的基本命題，安置在方法論上，這完全是從古典學派抄襲過來的，挽近各國特別是在美國之奧大利學派的傳習者們，所宣揚的「經濟學的改造」「經濟學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 of Economics），也許就是指著這種「抄襲」，雖然他們會特別著意於「抄襲」中所採取的不同觀點。 首先，就他們的方法論略加注釋罷。 在他們看來，國民經濟現象，可以從歷史的，理論的及實際的三個見地來考察。當作「存在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是應當同那種當作「當為的科學」的實際經濟學，即財政學與經濟政策分開的，但古典學派把它們混同起來了；統計的研究與歷史的研究，原只對理論經濟學提供實際的例證與材料，但歷史學派卻把它們拿來代替理論的認識。由於這兩方面的關係，他們就以再造理論經濟學的「十字軍」的姿態而出現了。他們認為：理論經濟學的研究，應該採取所謂「嚴密的方法」（die exakte Methode），使現實的經濟現象，成為最簡單最嚴密的考察分析的類型要素。作為經濟學考察對象的現象形態，如像絕對的只追求經濟目的的那種人，和那種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的心理狀態，始終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把他們的這種經濟的心理狀態，孤立起來加以研究，是經濟學的起點。（Menger）惟其如此，他們就認定真的經濟理論，必須先「探究人類活動的大動脈——快樂與痛苦的感情」（Jevons）。為滿足欲望，而不絕忍受犧牲，以及「由此發生的快樂與痛苦之關係，便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Jevons）。在此種限度內，經濟學就差不多是一種「享樂學」（Gossen）。基於人類本能需求（享樂主義）的這種自然性質，使經濟法則與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不發生衝突。因為「有關經濟學的問題的討論，是須得在自然科學與心理學的原則上去進行的」（Böhm Bawerk）。 然則經濟學上的全般理論，何以能從心理的研究去達成呢？他們像很系統的把價值論當作經濟學的樞紐。價值論能在心理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他們的整個學說，就算有了著落。限界效用價值論，可以說是他們全部經濟學說的神經中樞。在他們看來，所謂價值，乃吾人在滿足欲望上，對於財貨所感到的一種重要程度的評價，即價值是由主觀評價而發生的。此主觀評價，雖然要通過財貨的客觀價值，如肉之滋養價值，煤之燃燒價值，然後始能評判其在何種程度滿足吾人的欲望，但經濟學的價值研究對象，卻不是此客觀價值，而寧是主觀價值。 惟其如此，一切財貨，即使都有客觀價值，都是滿足吾人慾望的效用，卻並不是一切有效用的東西，都有價值（即主觀評定的價值）。財貨的價值，只是在吾人的欲望滿足上，對它有了一定的需求關係，才能表現出來。所以，同一財貨，可因供用的情形不同，或有價值，或無價值，水在一般情形下，僅有效用，在沙漠的旅行者，乃有價值。在這種認識下，價值的發生，遂必然要關聯到財貨的稀少性和它的效用性。效用性是價值的來源，而稀少性則是使財貨在一定場合，具有價值的條件。從這點看來，一般人動輒稱奧大利學派是效用學派，那是不妥當的。他們雖認定效用是價值的來源，但卻不主張財貨價值的有無或其價值的大小，取決於效用的有無或效用的大小。因為，如其是這樣，他們就是客觀效用價值論者，而非主觀價值論者了。 作為他們整個價值學說的核心部分，乃是限界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理論。然則什麼是限界效用呢？要解答此一問題，須知道：「財貨效用的大小，系取決於它對吾人慾望滿足要求之重要性如何。吾人的欲望有許多種類，同種類欲望又有各種不同程度，將欲望的種類與欲望的程度，聯合參較，斯可確定效用的級次，而由是達到限界效用的說明。即同一財貨，可滿足吾人不同重要性的諸種欲望和不同迫切程度的同一欲望。某一財貨的現在貯存量，能滿足吾人慾望，達到飽和之點，吾人對該財貨，即不發生經濟問題，一旦因某種情形，致喪失其一部分，致吾人在諸種欲望中，在同一欲望諸種迫切程度中，至少有一項得不到滿足，吾人的避苦就樂本能，必讓那少了它，只受到最少的不便或痛苦的那一部分的最後的最低級的欲望，不予滿足，此最後的最低級的欲望，即限界欲望，由此限界欲望所感到的效用，即限界效用，為求滿足此限界欲望，而對於該財貨所給予的評價，即限界效用價值。為滿足吾人慾望，所感到的缺乏程度或迫切程度愈高，其限界效用愈高，其限界價值亦相應愈高。」 在由價值移到價格的說明中，奧大利學派也很巧妙的抄襲了古典學派的作法，把價值看為其本質的形態，而價格則是現象的形態。他們認為，各個人在參加交換過程中，是把自利和自己對所需財貨之主觀的評價，作為交換能否成立的前提。對同一財貨，各人由其個別限界效用所引起的主觀評價不同，各人之利害關係的打算不同，所以，交換成立，各得其所，各受其利。 然則各人的評價不同，何以能形成一定的市場價格呢？競爭在這裡發生了決定的作用。他們像很合邏輯的，由孤立交換場合，單方競爭場合（其中包括買者單方競爭及賣者單方競爭），最後描述到雙方競爭場合。最後這種場合，正是現代市場的情形。在那裡，對同一商品的買主和賣主，都有許多人在從事競爭，買方出價愈高，競爭者愈多，賣方索價愈高，競爭者愈少，相互競爭的結果，必達到買賣雙方之數趨於平衡，此時市場的範圍必定是以最後買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販賣力的賣者的主觀評價為高限，以最後賣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購買力的買者的主觀評價為低限，此結局定價範圍內之兩買主兩賣主，稱為「限界對偶」（Marginal Pair）。由此「限界對偶」所決定之價格，稱為限界價格（Marginal Price）。此限界價格，雖不一定與各個人之限界效用價值相符，但畢竟可由限界對偶，而決定其大體的變動範圍，使它與限界效用價值，或各人之主觀評價，一直都保持相當的聯繫。 財貨的價格，既與主觀限界效用，具有上述的關聯，那麼，財貨當作商品來買賣，就與其生產時所投下的費用，沒有何等直接聯繫了。換言之，就是商品價值的大小，不是取決於生產費的大小，而是取決於消費者對該商品在滿足其欲望時，所感到的重要性如何，迫切性如何。為了「自圓其說」，他們把財貨區分為消費財貨與生產財貨，前者是直接滿足吾人慾望的東西，如麵包之類，後者能間接滿足吾人慾望，如製成麵包所用麵粉烤具等，更如製成麵粉之小麥磨坊，推其至於栽培小麥之土地勞動工具及農業勞動等等。他們把直接滿足欲望的財貨另稱為第一級財貨，其餘則順序稱為第二級財貨，第三級財貨，第四級財貨…… 直接財貨的價值，無疑是由直接消費者對該財貨之限界效用決定。然則第二級及其以下的諸種財貨的價值，將如何決定呢？即生產財貨的價值將如何決定呢？他們認為生產財貨與消費行為，有一連續過程。第一級財貨如麵包的價值，系由消費在直接對該財貨的限界效用決定，第二級財貨如麵粉烤具的價值，則系由第一級財貨之限界效用去測量，而第三級財貨如小麥磨坊等的價值，則系由第二級財貨的限界效用去測量……由是，無限的最後第任何級的財貨的價值，都是以它的第一級財貨具有的限界效用去決定。所以，威色認定生產財貨的價值，是取決於它所製成的生產物的價值。在這種限度內，生產費用就憑藉種種遷回的「便橋」，和價值從而和價格發生了關係。 奧大利學派的這種「苦心孤詣」的價值論的「傑作」，無疑是為了要把它應用到分配論上。 作為分配論中最基本部分的利息學說，是他們的限界效用價值說的更「躊躇滿志」的應用。但在奧大利學派的一切經濟學說中，惟有這一項的發明權，特別是屬於龐巴衛克的「專利」。事實上，沒有這項發明，整個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便完全失去其現實存在的意義了。 他把財貨在時間的觀念上，區分為現在財貨與將來財貨，這種區分的意義，就是說：「現在財貨因技術上的原因，成為滿足我們欲望之比較完全的手段，而且，它因此對於我們，比將來財貨有更大的限界效用。」設對此加以進一步的說明，就是，由於技術的原因，早些把生產財貨放在生產過程中，比之把它遲些放在周轉中，會帶給我們更多的東西。此外，我們現在如果有了充分的消費財貨，我們就不會因為缺乏或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滿足的緣故，在消費上，提高對於所需物品的限界效用，在生產上去從事那些比較少利益的生產用途。現在財貨對將來財貨，既有上述的優越性，貸出現在財貨，取得將來財貨的貸者，自不能不在原本以外，索取報酬。而借入現在財貨，償還將來財貨的借者，亦自願意於原本以外，支付報酬。借貸兩方都有這種財貨的時間差觀念，這就是所謂利益存在之心理學的基礎。本此原則，如果資本家為了生產，丟開那些現在可以滿足欲望的消費財貨，而去購原料、機器及勞力等等高級財貨，即生產財貨，那也類似現在財貨去購買將來財貨，他自然有理由在這將來財貨收回時，附上一個增加額，即所謂企業利潤或資本的收入。而其來源，則是生產財貨的總價值，每少於生產物之價值，而由是形成的生產價值超過其生產費用之剩餘。在這裡，龐巴衛克很怕人誤解了他的意思，以為把財貨擱著不用，也可因時間的推演而生較大的價值。他指出：「要使未來財貨轉變為現在財貨，必須先把它投於生產過程中，然後始可使它轉變為現成的消費品。」假如沒有生產過程，資本便是死資本，生產工具的價值，就始終不會和成為現在財貨的價值一律看待，利潤和利息，也根本不會產生。資本家的可貴，就在他們節省當前的消費，把節省下來，當作資本來使用的財貨，投入生產過程；他們節省得愈多，投入生產過程的愈多，轉化為現成消費品的愈多，利潤和利息也就愈多了。 這從心理上體驗出來的時間差，價值差，不但可以解釋利息利潤，且可以解釋工資。 龐巴衛克教授曾「很慷慨」的聲言：勞動者有理由要求得到他的勞動生產物的全部價值，但他卻認為那理由只是片面的：「各個人都可以要求，在現在，按照他所賣的現在財貨之全部價值支給他。但沒有人可以要求，在現在，支給他那在將來才能出售的財貨的全部價值。勞動者出賣給資本家以他那只有在將來才能給予有價值的生產品之勞動，他由此讓渡給資本家以將來的財貨。然而報酬他，卻比較生產過程完結要早一些，那就是在現在。所以，資本家是從勞動者得到將來的財貨，而付給他以現在的財貨。而且，因為將來的財貨與現在的財貨是不等價的，後者要比較高，故對於勞動者所提供的同一數量的財貨，按照公理，資本家只應支給他們以少些的比較有價值的財貨。就因此故，勞動者即使沒有得到他的勞動的將來生產品的全部價值，但這並沒有破壞公道。」還應該說：這正是「公道」。 上面已把奧大利學派的基本理論「和盤托出」了。從全體的表象看出，很像是條理井然的學說體系了，但稍一檢點，就知道它和它所體現的資本主義體制本身，有同多的或更多的缺點和漏洞。 我們且不忙講，用時間觀念來說明利潤的來源，說明勞動者應當捨去他應得的報酬部分，該是如何滑稽，單就其整個學說的體系而論，那亦是不通的。分配論的基本命題，被安置在價值論上，現竟又在限界效用大小，決定價值大小的命題之外，提出時間觀念，以財貨實現的未來，對現在的時間距離遠近，來測知它的價值的大小。從而，來測定資本家應取得的利潤的多少，和勞動者應得工資的多少。不錯，他們在這裡，曾把將來財貨對現在財貨，只有較小限界效用，作為其間的橋樑，但滿足欲望的限界效用的大小，和時間的長短，究有如何的聯繫呢？如其時間的長短，如一年一月之類，系以確實的時間經過為準，而非主觀所實感出的時間距離，那又不啻在主觀的評價上，參進了客觀的因素。 其實，在現實商品市場上，不僅這裡用時間觀念區別出來的所謂現在財未來財，是一種多餘（然在奧大利學派學者當然是必要），而其他如第一級財第二級財的分類，也於實際毫無關係。而且在市場當作買者的供給者，和當作賣者的需要者，如其他是以資本家的資格出現，他們對於其所買賣對象物，至少會「迂迴的」間接的同買賣者的消費相關聯，但交換的必需性，特別是「為賣而買」的交換的必需性，定會使一切主觀的評價，都被消滅，都被壓平到一定的客觀標準。而況，每個人的主觀評價，在開始，就已經是把一定的客觀標準作為基礎。 顯然的，奧大利學派的這種支離的價值論，是在他們的方法論上註定了錯誤的根源的。在方法論上，他們把古典學派抽象化一般化了的經濟人（Economic man），更進一步予以超時代化自然化。古典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態，始而強調生產，往後則強調分配，尚不難與時代的一般要求相配合。奧大利學派把握個人自利的心理狀態，卻強調消費，認定「生產是為了消費」。他們把這婦孺皆知的自明道理，當作「真理」來發現，以為由此建立的經濟學，就立在不可動搖的堅固基礎上。但問題的要鍵，不在當作研究出發點的命題，有怎樣的真實性，而在由它導引出的結論，有怎樣的妥當性，換言之，就是看他們的研究，是否依據當前經濟現實，是否能用以說明當前的經濟現實。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社會，不論是資本家，抑是為資本家雇用的勞動者，都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生產，他們都是在生產交換價值，而非生產使用價值。如其他們真是為了消費而生產，則由生產過剩，消費不足所引起的恐慌事實，就無從得到理解了。 總之，奧大利學派在方法論上所研究的個人，是沒有社會性的個人，是好像在一定社會生產關係以外活動的超人；像這種人的心理狀態，當然與現實社會沒有密切的聯繫。而一味把這種人的心理狀態，特別是把他的消費欲望作為研究前提和對象的經濟學，無疑是具有充分的形上學的性質的。 （三）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各國的傳播 經濟學的形上學化，可以說是對於經濟學本身的否定。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界，卻竟像是很自然的把這種否定其本身存在的這種形而上的經濟看作是經濟學一般。簡言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變種或亞種，卻滿布於各國經濟學界（除了挽近蘇聯以外）。這事實，在其德國的信奉者沈伯達（Schumpeter）曾這樣傲慢的誇稱著：「最近在各國唯一可以並應當得到一般承認的經濟學，就是限界效用說，最近所有的理論經濟學的著作，有十分之九，是在心理學派的思想圈裡繞著。」如其我們覺得它的擁護者的說法，難免失之誇張，再看它在美國方面的反對者，費伯倫（Veblen）的議論吧。費氏指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及其諸變種說：「這類經濟學誘人入形上學，它將來無疑的還要繁盛，但對於實際問題的解釋，它還不曾作，而且也不能作。」像這樣不能說明經濟現實問題的經濟學，「為什麼已經如此繁盛」，而「將來還要繁盛」呢？我們需要在這裡說明它的原由。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奧大利學派的整個經濟學，是從自然的觀點出發。凡屬從自然觀點出發的學說，很容易給人以不易顛撲的印象。比如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論，就是把人類最無可否認的兩個要求：食慾與性慾，作為它的出發點。在當時以後許久，人口論其所以那樣被人稱揚，那樣淆惑人的視聽，這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科學的真理，並不是在解說自明的事實。愈是自明的事實，愈不需要科學。奧大利學派強調的消費欲望，儘管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經濟科學實在用不著費篇幅來講解它，並講解人們在滿足消費欲望時的心理狀態。經濟科學所需說明的，寧是滿足消費欲望的物質條件，為什麼有些人能夠充分得到，有些人卻不能夠，和在它們之間的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奧大利學派極力迴避這種說明，且借著強調無需解說的事體來作為迴避應當解說的事體的手段。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各國傳揚的第二個原由，就是它的全部學說內容，原本就滲雜進了已經被古典學派安置在極堅固基礎上的諸般經濟原理。如自由競爭，需要與供給，以及利潤等經濟形態的運動法則，它都局部的迂迴的甚至最機詐的，用不同的方式，收編進來，特別是作為它「全部學說之鎖鑰」的主觀價值論的理論形式，直到今日，還不曾被人發現，那正好是對它反對最烈的古典學派之勞動價值學說之理論方式的變相抄襲，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古典學派把價值與價格的區別，理解為本質與現象的區別，並認定後者的變動，是以前者為中心，奧大利學派所強調的限界效用價值與限界價值間的關係，正是以此為摹本，而由是取得科學的外觀。此外，如古典學派把商品生產所費的勞動看為其價值的來源，把它的效用或使用價值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套這個公式，奧大利學派卻把商品滿足吾人慾望時的效用看為其價值的來源，而把它的稀少性，看為它取得交換價值的條件。還有，古典學派所闡述的商品價值中，包含有資本價值以上的剩餘價值，奧大利學派學者則強調生產財貨的價值，每小於其生產物的價值。這一切，已夠表現奧大利派學者的「抄襲」「技術」。但經濟科學的可貴，並不是在它的邏輯程序，而是在應用邏輯程序所表現的正確事實。 如其說奧大利學派盛行的第二個原因，是它變相抄襲了科學的研究形式，則第三個原因，就是在另一方面，把許多可以直接訴之於常識的膚淺見解，都吸收來充實它那研究形式的內容。比如，作為其研究起點的消費欲望，特別是關於欲望種類及其滿足程度的說明，簡直是常識以下的東西。至於用觀念上的時間差所引起的價值差，即以現在財貨對將來財貨有較大價值的「大發現」，來解釋資本利息及利潤的來源，來解釋勞動者之工資應少得的原因，那卻不僅是依據常識，同時又是「製造常識」。他如前面所說的第一級財、第二級財、第三級財，乃至無限級財的價值，都是以它前一級財的限界效用決定，而逆推至第一級財的價值，則是由該第一級財對其消費者在滿足欲望時所直感出的重要程度來決定云云，那雖然在一般常識中也找不出來，卻很顯然要借常識去理解，稍有科學訓練的人，就極容易把這些看成無從分析的囈語了。最後，如像我們前面還不曾提及，但奧大利學派信奉者，已早目為極關重要之理論關節的「代替財」、「補充財」一類術語，殆莫不是從極一般的常識中引導出來。 奧大利學派是強調純粹經濟理論的。為了補充這種常識化的缺點，他們有意無意的把他們的理論與數學結合起來，借數學的一般性與不可動搖的科學性，使自己七顛八倒的經濟學說，得到有力的支持。這很可以說是這個學派向世界傳揚或展開的第四個理由。事實上，被算作奧大利學派前驅的諸學者，如法國的庫爾諾（Cournot），瑞士的瓦拉斯（Walras），英國的傑芬斯（Jevons）及德國的高森（Gossen）等等，原都是把數學的解析方式，作為其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此後接受了奧大利學派諸基本命題的馬夏爾，其在德國的支持者里夫曼（R. Liefmann）及沈伯達，特別是所謂在美國的奧大利學派學者如克拉克（Clark），卡斐（Carver），斐雪爾（Fisher）之流，殆莫不是應用數學的解析方式，來說明經濟事象，甚至在價值論上極力非難奧大利學派的卡塞爾（Cassel），他在研究方法上，卻更有數學的傾向，這種經濟學之數理研究的作風，一方面使奧大利經濟學說更容易傳播，同時，也因為奧大利學派的所謂純理的而同時又是表象的研究，更適於採用數學的方法。數學方法，原是可以應用而且應當應用的。但它被用來解釋經濟現象，卻有一個限度。對於已經由其他方法論證出的經濟運動法則，再借數字或數理的解析，予以更明確的說明，那是被容許的。但如一開始就訴之於數學的諸般概念，並非把一切的經濟命題，分別拘束在一些解析方程式中，其結局，便是以經濟現象去遷就數學方式，而非以數學方式來解明經濟現象。在這場合，數學方法排除它以外的其他一切研究方法的應用。 然而，所有上面所提出的四個促使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傳播的理由，只有在我們現在所要提到的這是後一個理由存在的條件下，始能取得現實的意義，這個理由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乃至二十世紀初，已經把它的內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命運，給批判經濟理論，暴露得毫無躲閃餘地了。為了對抗這經濟意識上的「危機」，奧大利學派便以「衛道」的義俠武士的裝束表演出來。由古典學派至批判學派所一脈相承的客觀主義，都在逼著人去正視現實，去抉發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奧大利學派既是負有「特殊」的使命，自不能不從相反的立場，採取主觀主義的研究方法。經濟學之觀念的形上學化，不能解釋實際經濟問題，雖然站在資本家立場的人，間嘗也發出不滿的議論，但在大體上，資本家的世界，特別是完全脫離生產領域，而一味在從事享樂的金融資本家的世界，毋寧是特別歡迎之一種「消費經濟學」。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不脛而走的最基本原因就在此。 （四）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入中國的原委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也傳播到中國了，並且已像生起根來。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我們也需要這種經濟學呢？上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播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理由，是否也對中國適用呢？本文的論點，原在說明奧大利學派傳到中國的實情，而在前節其所以要特別提論到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之向世界各國傳播，其目的也就是想藉此說明它傳入中國的經過。 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意識，是伴隨資本主義的商品陸續輸入的。商品的輸入，特別與商品意識（經濟學）的輸入，原有極密切的關聯。一個國家，它對商品的輸入，是由於自動，它對商品意識的輸入，始能自主；反之，它對商品的輸入，不是由於自動，而是由於輸入者的強制，則商品意識的輸入，就不是由於它自願或自主，而是由於商品強制輸入者，把商品意識的輸入，當作商品輸入的一個助成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商品對被輸入國最可能是有害的，商品意識或經濟學對被輸入國亦最可能是有害的。 不錯，二十世紀開始以來，我們對於商品意識的輸入，正適應著我們對於商品的輸入，已經有自行選擇的可能了，但這種可能，在商品意識上或在經濟學上所受到的限制，比在商品上所受到的限制還大得多。我們儘管每年派出大批的國外留學者，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自動的去輸入我們自己所需要的經濟科學，但這種工作，首先，就受到了我們社會一般知識水準的阻礙，在外國，許多經濟理論，儘管已由實際的經驗與應用，變成了一般人的常識，在我們，卻需要大費氣力去學習。 其次，我們由外國輸入的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在我們自己尚未造成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對於那種經濟學的研究，就不但會增加認識理解上的困難，同時其所研究的法則，是否正確，是否應驗，亦無從對照現實，予以確定。 再其次，資本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執行，愈成為必要，在過去，各先進國家尚誇稱它們對於落後地帶的經濟與文化負有開發傳播的使命。一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它們對於落後地帶的工業開發，已經一般的有所躊躇，已經分別採行了「保留」或「帶住」落後地帶之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的策略了；在配合這種策略的要求下，它們對於最有基本性的政治經濟學的「輸出」，就不能不採行遠較它們在自由放任主義時代為嚴格的限制了。其實，關於這點，與其說它們是在「輸出」上用工夫，就寧不如說它們是在被輸入地帶的「輸入」上用工夫，它們在諸落後地帶，是確實擁有這種特權的。 然而，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還是問題的一個側面，還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所以便於輸入的理由。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界，如我們前面所說都是充滿了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氣氛的。由一般社會論壇到大學講壇，乃至由政府及私人設置的各種經濟研究機關，差不多直接間接都是由這所謂主觀主義經濟學說在發生領導作用。愈到挽近，這種傾向亦愈為明顯。在這種情勢下，資本主義各國向世界落後地帶傳揚介紹的經濟學理，即使再沒有帝國主義的打算，亦是會很自然的把它正在宣揚，正在奉行的理論，和盤托出來。而它們這樣做，倒反而會顯出這正是它們的「無私」和「正直」。而在諸落後地帶，特別如在我們中國，不論是自己派人到國外去研究，抑是由外國請人來幫同研究，自己既沒有選擇的權能，復沒有證驗的社會條件，當然一切只有出自「順受」。而況，我們前面已經述過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諸種傳播性的特徵，有許多是特別宜於向落後國家的研究者傳授的，比如，常識化的現象因果論，就最容易為幼稚的和科學研究水準較低的頭腦所接受。他們所強調的消費論、欲望論，時差利息利潤論，以及根據市場上諸般經濟表象所「做作」的各種表式和數字的說明，儘管是似是而非的，但在經濟學的初學者或經濟科學根底不深的人看來，卻是最合口味的。經濟學常識化的這種傾向，又導出了同派在傳播中必然會形成的另一個特徵，那就是把工商業上企業經營法，市情的報道，供需變動圖解，以及在經濟理論上，只占著輔助的，副次的和極邊部分的經濟技術知識，認為是經濟學本體，這一點，也是對於經濟學研究者極當警戒的，而我們的一部分經濟學者，卻顯然犯了這個毛病。此外，在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還有一個與常識化技術化表面上相反但實際上卻是相因的特徵，一個最有基本性的特徵，或者是說中國經濟學研究者因此中毒最深而為害最烈的一點，就是把經濟學看為玄學，看為形而上的純理論之學。也許因為是奧大利學派一方把經濟學當作形上學來處理，他們為了要在現實上取得存在的依據，乃不能不乞靈於技術和常識；也許還因為是他們把經濟學直截了當的看為抽象的演繹的學問，一種沒有歷史性的學問，他們就更易於為經濟的常識和技術所驅使。但不論如何，經濟學的常識化、技術化，同時又玄學化，對於中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儘管是多重的矇混和翳障，但他們卻像很不免矛盾的分類的方法，將其調和起來，以常識化技術化的部分，是實用經濟學，而玄學化的部分則是純理經濟學，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學即得，後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總之，這三者，都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本身容易在中國經濟學界「繁殖」的重要原因。 （五）中國經濟學界充滿著奧大利學派經濟思想的實話及經濟實踐上反映出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意識 在前面，我們已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作了一個輪廓的描述，要說明中國經濟學界為何充滿了這個學派的思想的實際情形，似乎只要讀者自己去做一點對照工夫就行，不用多所詞費。比如，涉獵一下各大書局出版的關於經濟學部分的大學教本，我可保證百分之九十是依據美國各大學的經濟學教本抄述過來的，就其「取法乎上者」而言，亦不過是把卡斐（Carver），道希格（Tausig），依里（Ely）及塞利格曼（Seligman）一流經濟學者的教材作為藍本，下焉者更不必說了。但我不想這樣零碎枝節的分別指出那些書那些見解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傳揚品，只須指明一個比較有概括性的測驗準則就行了。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最基本命題，是建立在超歷史的觀點上，不論是學校教本，抑是普通出版物上有關經濟的理論或見解，只要它們忽略了所研究對象的社會性質，如論商品，論貨幣，論資本，論價值及工資，乃至論生產消費諸經濟形態，都不涉及其因以形成的特定社會基礎，而一味抽象演繹下去，那一見就是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產物。這一類的作品或高見，我們實在是厭見飫聞了。 我們論述到這裡，很容易「感慨系之」的憶及一位德國經濟學者的話，他在十九世紀中葉曾這樣指責當時的德國經濟學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或教授，無不醉心於世界主義學派，而視一切保護稅為『學理之疣』（Theoretical abomination）。彼輩有英國利益以助之，故無往而不勝利。尤可痛者，英國內閣善利用金錢勢力，鉗制海外輿論，苟於其商業有濟，則揮金如土，從未有所吝惜，大隊通訊員，領袖著作家……漫遊各地，專從事攻擊德國工業家要求實施保護稅之『無理』的『願望』……時流學說與德國學者之意見，既皆傾向於彼輩，以故為英國利益辯護者之工作，尤易易也。」（見王譯，李斯特著《國家經濟學》）這段話已歷一個世紀，但我們今日講讀起來，似猶有新的意義。不過，李斯特所指責的，是英國當時利用以阻害德國經濟改造的世界主義學派，即英國經濟學派的理論，而我們在此不憚陳述的，則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以阻害中國經濟改造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而且，在事實上，德國當時所受阻害，尚只限於保護關稅的實施，而在中國，其毒害所及，並不止於保護關稅一項，整個社會經濟的變革，現代化的進程，皆由此直接間接遭受了妨阻。 自然，以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我們已經講到了，商品和商品意識（即經濟學）的輸入及其流布，是無法完全自主的，但同時也得承認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仍有自主與自動的可能運用範圍的存在。外國經濟顧問，外國經濟專家，幫助中國經濟「復興」的計劃或提案，不會把中國經濟「復興」的障礙，歸因於帝國主義政策，這無疑是極其自然的。但許多強調「中國經濟改造」的「權威」著作，也依照外國學者的浮面邏輯，不肯提論到帝國主義政策，即使近十餘年來，指斥帝國主義政策的議論漸漸多了，但大半又只限於膚淺的感應，仍不肯繼續探究到帝國主義政策作用下的中國經濟，該是如何不宜於應用帝國主義者處理其經濟問題所依據的經濟學理，及其所定的單方。結局，自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問題被提論到學術論壇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為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獨占的局面，在一般社會論壇上，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動搖，但幾乎在全部的大學講壇上，在最有政治權勢的經濟研究機關裡面，依舊滿布著超歷史的形上學的經濟理論，即使是對於擺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去正視的經濟問題，它們最一般的仍是用常識的技術的觀點去處理。站在學術的立場上，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說，無疑是我們應當研究的部門之一。但如其我們知道它是挽近資本主義各國為了穩定其金融統治或世界統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辯護經濟理論體系，我們對於這種學說的研究，就得採取批判的立場，藉以確知各國的整個經濟動向，特別是認識它們對於落後地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萬不能「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的由那種經濟學說的意識中，去定立中國經濟的改造方案。 然而不幸的是：挽近以來，作為中國經濟設施之立案者或發言者的中國經濟學界，例皆不問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基礎，不問所有的設計，應用起來，是否為中國社會已有的經濟條件所要求或允許。他們很直觀的，把構成中國總經濟形態的商品、價值、利潤、工資、貨幣、資本諸基本範疇，與他們從經濟學教本中，從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所習得的同名目的諸基本概念，看為同一的東西，迨其所定立的方案在實行上遇到障礙，他們再回過頭來嘆說中國社會的技術條件不夠，而迄未反省到他們的計劃或立案，根本就未顧及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社會的技術水準。過去是如此，現在亦然。 （六）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於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 其實，當中國經濟學界早陷在昏迷狀態中的二十餘年前，孫中山先生已很正確的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造的必由之路。民生主義經濟中所創議的土地政策與資本政策，確不僅只把握了中國社會的客觀經濟現實的癥結和認清了資本主義的弊害，同時還很理論的斷定中國不經過土地上的變革，不由此掃除過去封建社會的殘餘的力量，決無法順利進行任何現代性的經濟改造，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所曾經歷過來的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古典學派乃至批判經濟學者們從歷史的經濟法則所論證得昭然若揭的。只有奧大利學派最害怕歷史的階段論。他們為了辯護金融資本階段的「永生」，遂不惜從觀念上把一切不同社會的特殊經濟性質或特殊經濟條件，加以舍象，原始人使用的石器木棒和近代資本家支配的生產手段，在他們看來，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所以原始人使用石器木棒所得，是為了消費，資本家使用生產手段所得，同樣是為了消費。以此類推到其他經濟形態，他們認定一切過去的同現代的，只有簡單與複雜的區別。在這樣的認識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被一視同仁的涵蓋成為不著邊際，不關一切歷史現實的漠然的時間概念與空間概念，讓數學去發揮其演繹的功能。資本主義經濟的來龍與去脈，絕不能在這種經濟學中找到線索。在經濟大恐慌一再威脅著資本主義生存的當代，這種否定歷史經濟法則的經濟學的風行，在資本主義各國，至少有其消極的意義。 然在現代化挫折中的中國，對於這種經濟學無批判的吸收，就等於對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忽視，也就等於對民生主義經濟理論的蒙蔽。所以，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學的研究介紹，儘管愈來愈熱鬧，愈繁昌，對於孫中山先生所正確提論到的民生主義經濟理論，即鬚根本從土地所有關係上，挖去封建勢力寄託的地盤，然後始能談到現代性的經濟設施的經濟理論，反而，其實是必然，被平淡的擱在一邊了。在國民革命過程的二十餘年中，民生主義中最基本的且是最初步的土地改革政策，其所以未曾見諸實行，當然有我們國情造成的諸種客觀的障礙存在，但如說到主觀上的努力不夠，其罪戾有一大部分應該歸到我們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一切在經濟建設上有發言權的經濟學者，殆沒有一個肯觸到中國社會所需要的本質的變革。不錯，當他們看到經濟建設上遇到了現實障礙的時候，間或也漠然提到中國經濟的落後性，並以此來含混其立案對於現實的隔膜。但「經濟落後」的社會意義是什麼？他們在講壇上，在論壇上，從不曾給予我們以明確具體的指示。 一個以民生主義為現實經濟指導原則的國家，其經濟學界乃至經濟界所奉行的，竟完全是與這個指導原則相背離的經濟理論，這已夠令人感到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直到今日，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 （七）經濟學者的責任 我現在可用下面這幾點比較綜括的意見來結束我的題旨： （1）我是絕對尊重學術自由研究精神的，對於任何一個學派的經濟學說的研究，不但可藉以擴大我們對於現代思想的理解，且可藉以增進我們對於世界經濟現實的理解。在這種意義上，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和古典學派，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同樣值得我們研究和注意。 （2）正惟其如此，我們研究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至少要明了它這種經濟學，是適應資本主義衰落期的現實要求而產生的，在經濟學史上，它並不像它的一般信奉者所譽稱的「經濟學的復興」或「再造」。因為，如其我們不否認經濟學是現實經濟的反映，那麼，在資本主義臨到了多災多難的嚴重時期，決不能在資本家的立場，還有什麼「更新」的學理的「發現」。即或我們主觀上感染太深，不容易去掉這種幻想，我們亦得承認：在現代經濟思潮里，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究不過其中的一個支流。即使再強調它的重要性，亦不能竟把它當作是經濟學全體。 （3）自然，我並不素樸的或表面的承認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相應著中國經濟形態的落後，中國的經濟意識形態亦是非常落後的。自己不能製造商品，對於舶來商品不易辨認其真偽；自己無從創建經濟學，對於舶來經濟學亦自不易判別其是非。在這種認識下，我們即使不能否認中國經濟學界，也受了中國買辦商業金融資產者意識的影響，特別是受了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影響，但我們仍不能據此就斷定中國有什麼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實際上，建立一種經濟理論固然是談何容易，就是信奉一種經濟理論，也並不很簡單。一般的講，我們經濟學界對於奧大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自覺的自動的去理解和研究，毋寧說是被動的，人云亦云的。因此，我現在來批判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的作風，實在是哀憫的心情多，而指責的意思少。但是， （4）正如同我們的經濟，受著歷史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束縛，仍必須拚命掙扎，以求得解放一樣，我們的外鑠的，不由自主的經濟意識，亦當由我們努力，由我們展開研究的視野，俾能配合併進一步指導我們的經濟解放。況且我們經濟解放的途徑已經由孫中山先生指示出來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動態，又大足以啟迪我們，只要我們的經濟學者，肯從他們一向被拘囚於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象牙之塔」中開脫出來，中國經濟學界定然會一新其面目。這至少是我們經濟學者應當擔負的自覺的責任。 * * * [1] 由實物徵收征借時起，到廣大農村捲入內戰動亂中的目前止，土地重又變成不能過於引人注意的目標了。此點可參考前面「中國地租形態論」末節——一九四七年六月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