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四 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
（一）我們應當怎樣理解官僚資本
在抗戰結束後的這一時期以來，「官僚資本」竟變成一個流行語了。在這以前，官僚資本儘管早經存在，但間或有人論到它，或論到與它相類似相關聯的「買辦資本」一類名詞，經常是在資本二字上面劃××，有時竟連資本兩字亦以××代，或者乾脆禁止談到諸如此類有損官譽有污官格的「不敬語」。然而，曾幾何時，一般輿論已毫無忌諱的在尚論著責罵著官僚資本，甚至一向嫌忌這類名詞的黨政論壇，亦公然把這以前認為是異黨分子中傷的「不祥物」，當作必須打倒必須肅清的對象。這種大轉變，一部分雖然是由於時代的進步，民主作風變成了不可違抗的潮流。一部分是由於官僚資本活動得過於猖獗，聽其發展下去，不但會斷送整個國民經濟命脈，且將不可避免地危及黨政自身的生存，但同時也由於官僚資本家集團內部，因著「發展不平衡律」引起了「內訌」。不論如何，我們今日總算取得了討論官僚資本的某種限度的「自由」了。
但也許因為我們取得這有限制的討論的自由，還是不久的事，一般人對於官僚資本本身的認識，就不免有些感到「汗然」。廣州綜合出版社，編印了一本《論官僚資本》的小叢書，把時下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集在一塊，其中計有狄超白，馬寅初，周恩來，吳大琨，鄭森禹，鄭振鐸，姜慶湘，趙元浩諸先生分別發表於各地雜誌報章上的。這些文字，因為有的是臨時演講記錄，有的是夾在其他論題中附帶提到，所以大都不免「語焉不詳」，我覺得，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大題目，理應多費點時間，把它的特質作用等等方面的關鍵較詳明的闡述出來。
在目前，大家對於官僚資本，似乎有兩個近似對立的認識：其一是抓住官僚資本靜態的一面，仿佛官僚資本就是「官僚的資本」，這樣一種同義語反覆的呆板表現，當然會阻礙我們對於官僚資本的科學的分析；又其一是把握官僚資本動態的一面，過分強調它的融通性，結局，官僚資本就變成了閃灼不定難於捉摸的東西。
事實上，官僚資本是非常生動，但也非常具體的。
官僚資本有三個具體形態：一是官僚所有資本形態，一是官僚使用資本形態，一是官僚支配資本形態。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成形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它們的存在，在某些場合是個別獨立的，在某些場合是相合的，但離開了其中之一，則不足以通體了解其他。
這裡且先分別釋明它們個別的特質，然後再統觀其共同機能。
首先，所謂官僚所有資本形態，就是指著官僚自己舉辦的某種企業和經營。這種企業在允許任何私人可以自由經營的限內，他曾是官僚或已經不是官僚，他的資本活動，都不包括在這種所有資本形態中（自然，我們很知道，現實的官僚資本，有極大一部分，是把握在那些已從政治舞台退出的人手裡，但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確實終結，同時卻會是他的所有資本形態向著其他形態變形的開始）；在官僚資本所有形態，所有者必尚為官僚，一方面以公務人的資格，從事政治活動，同時又以私法人的資格，從事經濟活動。這種情形下，不管他的經濟活動是被禁止的，抑是被允許的，也不管他是直接從事經營，抑是委託旁人經營，他那種經濟活動依以進行的資本，就似乎取得了官僚的資本的屬性。但是這種說法，馬上就要遭遇到以次事實的反駁。近代社會，是所謂商工業者市民社會。由商工業經營者變成官僚，是極其尋常的事。一個商業家工業家或銀行家如其一旦成功為官或官僚，是不是定要停止他原已經營的一切企業呢？即，是不是他一進入政界同時就得退出經濟界呢？或者，他不退出經濟界，他前此經濟活動所依以進行的資本，就會因為他投身政界，而變為官僚資本呢？如其對於這些問題的答覆，不能一概斷然予以肯定，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所謂官僚資本，即使是就其所有形態來說，那也不能單從資本為官所有這一事實來評定，而要從資本在如何的情形下為官所有這一事實來評定官僚兼有他自己的經營資本，其所以被人詛咒被人詬病，乃因他的資本來源，他的資本活動，通通與他的官職發生密切聯繫。我們由此知道：官僚所有資本形態，只是官僚資本的諸現象形態之一，我們稱此為官僚資本的第一形態。
其次，存在於官僚所有資本形態一旁的，還有官僚使用資本形態或官僚運用資本形態。凡屬由公家經營的一切企業，其經營主體，不拘是國，是省，是市，是其他黨政軍乃至社會文化團體，其實際經營者，通是各種各式的官；官僚對於此類資本經營，沒有所有權，但卻有運用權。本來，在一切現代國家，均存在有大大小小的這類公營事業，它們的這類公營事業，也多半是任用公務員或「官」去經營，但它那些經營資本，是不是可歸屬在官僚資本範疇呢？如其不然，其原因安在呢？那第一可以說是由於它們的公營資本與官或官自己經營的資本，沒有何等內在的關聯；第二可以說是由於那些從事公營事業經理的人，即使是官廳任命的，即使是官，一到那些經營機關，他們便不是以官的「格」，官的職能在那裡活動，而是以企業者，專家或技術人員的身份在那裡活動。正惟其有這第二種理由，更使第一種理由得到確立。從這裡，我們又明了，不是資本由公家所運用，為官方所經營，便變為官僚資本，而是公家的企業經營，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處置，並使其對前述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發生或明或暗的內在聯繫，才叫人厭惡叫人詛咒。像這樣為官僚資本所運用的資本形態，我們稱它為官僚資本的第二形態。
再次，我們要談到官僚所支配的資本形態了。本來，官僚個人所有資本，官僚所運用的公家資本，通可說是受其支配控制，但我們這裡卻是另有所指，或即是指著那些既非由官僚直接保有，又非為官僚所直接運用，但卻顯然在多方面受著官僚支配控制的那些私人企業的資本，在經濟與政治保有密切聯繫，而又缺少明確的法的權界以資分劃的場合，特別在私人資本必須取得政府各種方式的支援，始能維繫的場合，幾乎大部分的私人企業或其資本，都不免要在不同的程度，通過不同的方式，變為官僚的「俘虜」，變為官僚任意侵漁和自由游泳的大水池，變為他們所有資本形態擴大匯集的又一來源。像這樣一種資本形態，我們稱之為官僚資本的第三形態。
由上面個別的說明，我們應對官僚資本有一個總的概念，即所謂官僚資本，應是在特殊社會條件下，為官僚所擁有所運用所控制的諸種資本之有機結合的總稱。那從以次三方面顯出了它的基本特徵：
第一，官僚資本的三個形態，通是以官為其發生聯繫作用的樞紐；沒有官的憑藉，這種資本的屬性就根本無法存在。
第二，官僚資本之一極，是人的屬性的官或官僚，而其對極，卻是物的屬性的資本。資本而捺上官僚的烙印，是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資本的產生與發展，皆當從特定社會政治關係中去加以理解，而那同時也正好是特定社會政治關係的體現物。
第三，官僚資本的上述三個形態，就某一方面或其活動的歸結來講，似以第一形態即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為基本形態，因為對公營資本作自利的運用，對私營資本作自利的控制，無非是想使其所有資本形態迅速擴大起來。但從另一方面或從其活動機能立論，則第二第三兩資本形態，不但同樣重要，甚或更加重要，沒有這兩個資本形態，第一資本形態，也許根本就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成形為官僚資本。
論到這裡，大家也許仍覺得我上面關於官僚資本的總概念，還有不夠包容的地方，即在現實上，除了上述官僚資本的三個形態外，不是分明存在著官商合辦的資本形態麼？詳細分析起來，這所謂官商合辦的官，並非官，而是官家或公家，所謂商，並非商，倒反而是官或官僚。官僚資本在其作用過程中，可以有許許多多的連結方式，而由此表現出許許多多的複合形態。官和私人的資本，參組到公資本方面；官以公家資本，參組到私資本方面；官以所謂官商合辦的金融機關的資本，參組到私資本或公資本方面；官以屬於國有的資本，參組到地方官商合辦事業或官辦事業方面……各種各色的結合方式，都不過是官為擴大並加強自己資本活動所搭起的「便橋」。我們應當把它們理解為前述三個基本形態的派生形態，並為那三個基本形態作用的環節或結果，它們的真相，是會在後面待述及的官僚資本活動的過程中明白顯露出來的。
（二）官僚資本的作用及其後果
關於這方面，可分作以次兩點來說明。
（1）官僚資本是怎樣作用著的，官僚資本在實際的活動或運用上，自始至終，都同借貸資本保持有極密切的聯繫。溯源來說，中國原始的官僚資本形態，即現代以前已經存在著的官僚資產，一向是由各種方式的高利貸業累積起來。典當業，賒賣商業以及指不勝屈的本格借貸方式，儘管是一般散見於民間的，但稍加分析，就知道那主要是所謂大大小小的候補官——士，出缺官——在任官自己及其親朋故舊們在從事經營，他們因為是社會政治上的勢力者，他們的借貸資本，就不但因此有了來源，有了保障，且還變成為極有強制性的吞併土地的手段。我們很可以說，高利貸或借貸資本，是官僚們之政治勢力在經濟上的擴大與延長。
到了現代，銀行資本出現了，在本質上，我們的銀行資本，迄今仍濃厚的保持著高利貸的屬性（拙著《中國經濟原論》中「中國資本形態」篇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盡的分析），或者說，更濃厚的保持著官僚的屬性。中國官僚的生活形態，以及當前社會的客觀情勢，都不宜於從事生產活動，但卻更宜於從事高利貸性的投機的金融活動，以及這許多其他有關的原因湊合起來，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業作為其經濟事業展開的出發點。
中國金融界老早就有所謂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統的。近廿年來因為許多新的金融勢力的出現，使得原來的系統有了不少的錯合的改變，但有一點是不曾改變或者只有「變本加厲」的改變的，那就是你不論翻看那一個銀行的董事會，理監事會的名錄，卻總可發現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或准官僚或者他們的家族。公家銀行固如此，所謂私立，實際仍不外是「官立」的銀行亦如此，那怕是若干真正的民間銀行，它們亦得為了實際上的經營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干政治上的紅人來撐撐門面，雖然政治上的紅人，往往也因為公然出面經商，有礙視聽，而失官格，竟也標列出一些「莫須有」的商人，作為「偽裝的後台」。在這場合，倒不是民借「官力」，而是官借「民名」了。我曾想，中國社會中的最複雜場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謀」的官僚扮演出來的。
官僚們這樣熱衷於金融事業，乃因官亦是人（雖然，他們有時扮演得像「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趨之。金融業的大利益，並非在金融活動本身，在以往，那是借著高利貸來擴大商業和兼併土地，並進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現代，則顯然是借著金融活動，去接近並參與一切有利可圖的公私企業部門。參與的方式，五花八門，比起現代先進國銀行資本，參與各種企業的方式，還要複雜。試舉一二例，以類其餘。川康興業公司是與川康銀行有著血肉關係的，川康銀行資本的來源，是國庫，是川康兩政府，還有是所謂商股，由這樣一種組成方式，就決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實上商股云云，無非就是官股，官僚們通過川康興業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圖的事業，都囊括淨盡了。又如貴州企業公司的資金來源，是貴州省政府，是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貴州省行，還有也是所謂名商實官的「商股」；這個企業公司的包羅性，在國內是有名的，幾乎經營了省內一切新式事業。戰時其他各省相率設立的企業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貴州企業公司作為榜樣，其間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省政府出資經營的，那並不妨礙它這種組織戴上公家名義，實際卻大抵是在種種曲折的手法下做著某些特殊勢力者的業餘經濟買賣的機構。這就是說，官人們一般是通過他們自己控制的銀行，進而參與或控制一般經濟事業。結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動，變成整個官僚資本動活的重心。往往一個人兼為官，金融家，企業家。而政治巨頭，銀行董事，公司後台老板，事實上早為大家熟知的「三位一體」了。
英國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國的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個相通的表式，仿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迎頭趕上了先進國，值得「稱許」了，然而美中不足的，卻不僅是我們已在前指出了的本質上的差別，並還有是由那種本質差別導出的極有危險性的後果。
（2）官僚資本作用的後果，在私有制下，特別在現代性的私有制下，社會資本或財富被累積到誰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來不值得去計較，而官僚資本其所以成為眾矢之的，乃在它自始至終，都必然招致禍國殃民和妨礙社會經濟發達的不利影響。把官僚資本展開的全過程加以考察，我們可以見到它的以次幾種顯著傾向：
一、獨占資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極度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自南京發出一個電訊，報道「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內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產，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產」。其實何止生產，一切比較重要的貿易對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幾無一不由專賣或官營一類名色壟斷或獨占了，這種獨占傾向的產生與發展，無非是官僚資本作用的必然後果。我們知道：官僚資本之獨占資本化的傾向，最先，就因為它這種資本形態，不但最便於發生此種傾向，且最不能不保有此種傾向，官僚資本是否能維持並擴大，就看它保有那種獨占到什麼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資本的所有形態、使用形態以及其他種種中間形態了。完全由公家名義或主要由公家名義經營的事業，在一般工商市民階級尚未取得政治發言權的社會，可以依照政府當權者的一時高興，或個別私的利害打算，而確定其獨占範圍。而在戰爭過程中，更加是「悉隨尊意」了。我們社會本身，原本是缺乏實行統制經濟的先天條件的，但雖如此，我們戰時乃至戰後許多所謂公營事業或半公營事業，都一直在借著金融上的或產銷運購上的優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持著。比如在倒產歇業變成極普遍現象的今日，像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一類的大規模企業，卻在昌言著並預期著高額贏利，（其實，敢於誇稱有贏利的公營事業，恐怕也僅只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像和它同時成立的中國蠶絲公司，其經理人就苦臉訴說：「我們是虧本事業。」）這不是對於以往所加於公營事業之批評指摘的反駁麼？但仔細分析，就明白它是在經營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由於獨占的結果。凡獨占經營所獲的利益依一般經濟原理評判起來，都是由於其他未享有同等優待的同類事業的損失。它是把同業的犧牲作為營養而成長起來的。大家試想想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從中央銀行所得到的無限制的貸款便利，它在購進原料和添補機件上所獲得的外匯和運輸上的優先便利，它的廠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運銷上與紗布統制密切關聯起來的便利，它的極龐大規模的托辣斯組織的便利，以及其他關於納稅方面所得的便利，殆無一不是由於獨占。我們由中國紡織公司，不難類推到其他名義上公營或半公營官僚事業的發展的內情。不但此也，獨占利益的本身，往往又會成為未享有此種利益，並因此種利益蒙受到致命損害的其同類事業特殊化或官僚資本化的誘因。一般未享受獨占利益的同類民間企業，要就是睜大眼看著自己沒落，否則就是讓那些握有政治經濟權勢的人，即可能使他也多少分有那種獨占利益的人，參加進來。
事實上，凡屬由官僚所參與的事業，不可避免的要由於人情主義，應付主義，形式主義而逐漸變得沒有效率，可是正因為如此，獨占更成為必要。許多過於天真的人，還在高嚷著取消公營事業半公營事業的差別優遇，那其實就等於說是取消官僚資本本身，那是可能的麼？事業是否能存在，是否能發達，不取決於經營技術或效率，卻取決於是否取得獨占權利，單就這種場合來說，官僚資本之妨礙私資本和一般企業效率之改進或提高，就是非常明顯的了。
但其弊還不止此。
二、政治資本化 官僚私人對於獨占的利益，可依三個方式取得，其一是借著公營事業的經營，從中漁利。其二是參加所謂「商股」到享有獨占權的半公營事業方面。其三是讓私人經營獲有某種獨占，因而在那種私人經營中享有相應的「特殊股份」。無論就那一個方式說，獨占的利益，都非靠著官，靠著政治勢力不行的。獨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權勢的大小發生了直接關係，結局，官僚資本的活動，必然表現為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權，變成了取得各種官僚資本利益的前提條件。可是，這還是問題的一面，更壞的，卻是另一方面。一個官，或一批有血肉關係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權勢，或擴大其已有的政治權勢，往往又得看他或他們是否運用有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資本，在這種意義上，官僚資本又變成了政治權勢取得的前提條件，所以，接近更進而支配某種較大規模的較有利益的公營事業（無論那事業是屬於生產方面的，抑是屬於交通金融等流通方面的），乃成為政治鬥爭最基本的動因。試從小焉者的縣，到省，到中央，所有各種派系主義地方主義之間的傾軋，儘管表面上有極其差異或極其合理的藉口，而熟悉內情的人，卻是很容易指點出它們最後的目的所在的。除了極少的場合外，我敢說，它們那些傾軋或鬥爭，實無異官僚資本獨占權的分配鬥爭。
把官僚資本當作保持政治權勢的手段，那和把政治權勢當作取得官僚資本的手段，本來是有其內在因果關聯的，但是言其弊害，前者就要比後者大得多，嚴重得多。因為在前一場合，官僚資本勢將轉化為政治資本，官僚資本的活動，勢將歪曲到經濟本身以外去，某種公營事業一被某某政治巨頭所運用，那種事業將會自然而然的機關化為這巨頭一派的小嘍囉們的「根據地」。這一來，公司衙門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漁取「政治活動費」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勵了。結局，官僚資本的經濟目的，勢不免要為其政治目的所犧牲。
惟其官僚資本與政治，政治勢力者如此密切的聯繫，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瀾，政治勢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馬上就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及的經濟部門，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相應發生脫節或崩解的現象。新政治勢力上台後的經濟第一項「調整」工作，也許就是看對前任所留下的「大漏洞」，如何去彌縫；當他們在台下的時候，儘管對其蓄意打倒的對象，如何痛加體無完膚的攻擊，但是等到登台以後，卻像很「恕道」很「紳士」的寬容前任的貪污。這「官官相衛」的哲學，到近來已明如觀火的證明那是他們想藉此混水摸魚，並預留自己下台飽掠步驟的狡計。大家試想，近十年來，該有多少屬於國家的，省市的公營事業，都不約而同的隨著有關政治勢力者的坍台而解體了。我敢擔保，現在依著多方面的獨占，多方面的特殊便利，在表面上顯得「經營有方」「生財有道」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如其叫熟識內情的人仔細考究一番，恐怕不會像前任負責人那樣自吹自擂的「滿意」吧，即使真的如此，試多經幾回「交代的轉折」看，其命運也許不過如昔日曾經被宣揚得炫赫一時的招商局！
然而官僚資本活動的弊害，還不止此。
三、買辦資本化 我這裡得指明，官僚資本獨占資本化，政治資本化，無疑是一種必然的發展程序。至其買辦資本化的傾向，在某些場合，雖然是由其政治資本化中間演化而來的，但在實際，我們的官僚資本一開始活動，一開始當作一個顯著的經濟形態，就已經與買辦資本結了不解之緣。我們甚至可以說，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最初就是以孿生兄弟的姿態出現，它們通是在國際資本作用下的中國這種社會的必然產物。為補足前述官僚資本形成過程的說明，且附帶簡略指證出那種關鍵。國際資本在落後地帶發生支配作用或把落後地帶變為它的營養生命線，是必得落後地帶破壞其原有生產方法，才得為它提供製造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而要達成這種目的，在已經殖民地化了的落後地帶，其政治支配權使它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作去，而在不曾完全殖民地化的國家，它就必須通過這種國家的政治支配者，給那些支配者以某些經濟的利得，才行得通的，結局，各種各色的借款成立了，各種各色的採購組織成立了，各種現代型的經營出現了；中國現代初期的所謂官辦產業，官商合辦產業，是在這種種現實要求下實現的。與外人接近的政治勢力者，無論以國家的名義借債還是還債，購入還是賣出，均被視為有大利可圖，這是官僚資本原始蓄積的一個側面，也是官僚資本最初就與買辦資本發生血肉關係的內情。此後，凡屬有關官僚資本的活動，殆無一不同外資保持著某種聯繫，而使那種活動，附加上「買辦的」烙印。可是，在理論的敘述邏輯上，我們這裡應當特別注意的，卻是前述的官僚資本的政治資本化傾向一經成形，就必然會進一步加強其買辦資本化傾向。這可從以次幾點來說明。
首先，官僚資本一變為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一變為一種政治資本，它無論從積極方面講，抑從消極方面講，都要求帶有買辦資本的性格。為了借官僚資本勢力來保持政治勢力，那種資本活動中，參入了有力的外國資本力量，那就無異取得了國外有力的奧援。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同時在消極方面，為了補救自己政治勢力一旦不保，而仍能保有其官僚資本，從而，保證其再獲得政治勢力的可能，也得在其資本活動中，參入有外力的外國資本的力量，最近不時見諸報章的所謂中美什麼公司什麼公司的計劃與組織，顯然與官僚們個別的主觀如意算盤有關，但在官僚資本活動過程中，事實上還造出了一種更有危險性的官僚資本乃至一般社會資本的買辦資本化的必然情勢。即：
其次，官僚資本既如前面所述，依種種獨占，妨礙一般民間產業的發展，妨礙一般經營技術的改善，而又由其化作政治手段，而不時引起整個經濟上的混亂與脫節的破壞影響，其結果，全國產業將愈來愈變成遍身癱瘓不遂的狀態，將益使從事生產事業者裹足不前，而社會上可能用作資本的蓄財，勢必主要把一切對外有關的金融，貿易，交通以及市場投機一類流通經濟作為唯一可能的出路。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就是產業上的全面的對外依賴，也就是全面買辦資本化。自然，我們並不否認我們政治勢力者也有建設中國經濟的大企圖，可是，我們也同樣難於否認他們維護自己及其一派經濟勢力的「小企圖」，往往是被位置在那種大企圖以上，並使那種大企圖去遷就它。因此，在什麼中美航運公司什麼中美貿易公司醞釀當中，我們又發現中美農業考察團中美貿易考察團……一類顧問或指導組織，或已或將絡續不遠萬里而來了。這些客卿之來，也許不完全是自告奮勇，他們也許不儘是自國利益第一主義者，但依據他們考察結果的報告（如最近發表的《中美農業技術考察團報告書》），如其說他們不是對於中國社會根本的性質過於無知，就是對於中國經濟建設，過於不感興趣。設把他們的活動，與我們官僚資本之買辦化的動態關聯起來加以考察，任何人都不免為中國經濟之殖民地化的前景表示憂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