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態

一　在兩種典型的恐慌形態之間 當作歷史的社會經濟範疇來看，不論是封建制的抑是資本制的經濟，都不免要在其全運動過程中或當作那種運動之必然結果，而發生危機或恐慌。這危機或恐慌，能被克服下來，就是那種社會形態的繼續或擴展，否則就是那種社會形態的歷史交代。 封建制經濟是被它不能克服的內在恐慌所壓倒的，那恐慌形態，雖在自然歷史條件不盡相同的國家，並不表現出一樣的內容，一樣的顛覆那種經濟制度的歷程，但卻有它當作一個範疇來看的共同特質。資本制經濟下的恐慌亦是如此。 資本主義社會是蓄積了巨大財富的。這巨大財富的蓄積，雖然滿含有原始累積的成分在裡面，但愈到後來，它便愈不是以土地為主要的累積手段，而是以資本為主要的累積手段；而在資本中，它便愈是由機械設備構成其核心部分的不變資本的儘量擴張，即由勞動生產力的儘量增強，使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相對減縮。其結果，當作一個社會階層的勞動者，雖因不變資本的不斷增加，他以生產者的資格，為資本家創造出了更多量的商品，更多量的剩餘價值，同時卻因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比例的相對減縮，他對資本家提供到市場的商品，就不克以消費者的資格來購置，因而就不克為資本家實現其剩餘價值了。這在勞動者一方面，是以他們對產業的人口過剩、失業、貧困、飢餓表現出來，而在資本家一方面，則是以他們商品的生產過剩，工廠停閉，信用破產，金融呆滯的險象表現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方面的脫節現象，就在最繁榮時期，亦是個別的局部潛在著的，並且是當作繁榮與資本迅速集中的條件而潛在著的，但這種恐慌狀態，一旦由個別的局部的變為普遍的顯著現象，整個社會秩序，將更陷於混亂，並由是引起政治的社會的危機。那種政治的社會的危機，是否能演到傾覆資本制的程度，主要是取決於各該社會的資本生產關係，是否還有允許其勞動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或彈性。在這種可能性或彈性還相當存在著的限內，生產停滯，信用破產，勞動者的失業、飢餓，便被當作經濟賴以好轉，再度繁榮賴以恢復的準備條件，由是資本制的經濟恐慌，就一般的具有以次幾個特點： （1）它主要是發因於社會的經濟制度本身，而非發因於自然的或政治的諸關係。雖然偶然的天災或不愉快的政治攪擾，有時也有誘發或促成那種恐慌的可能，但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就比較是更不依賴自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早被當作資本制生產關係的一個有機關節，其安定或混亂，不過是把經濟狀態加以政治的表現罷了。 （2）它一般是通過市場，而顯示為供給對有效需要過剩，顯示為生產對有效消費過剩。資本制的商品生產，雖然在獲取利潤，獲取更多利潤的要求下，是預想到了需要消費的一定限度而進行的；但某一商品生產者的預想販賣對象，同時也是其他商品生產者的預想販賣對象，如何在產品上減低成本，壓下價格，爭取購買者，他們是打算得清楚的，但由減低成本，擴大生產量，擴大不變資本，由是相對減少了可變資本，減少了社會購買力，他們卻是計算不來的。所以，資本制愈向前發展，這種生產過剩現象，就愈成為非他們意志所能支配的必然無可避免的現象。 （3）它大體是很有規律的表現為周期的病態。在把經濟恐慌當作資本主義經濟諸法則連同作用之必然歸趨的限內，資本制經濟愈達到了成熟發展的境界，那些作用所蒙到的偶然的非經濟的攪擾，也愈形減少；而其本身內在發生的病症的規律性，就更可顯露出來。 但在封建制下的經濟恐慌，卻是另一個姿態。 典型的封建經濟，本來就是以交通不發達，貨幣信用關係不發達的自然的自足的形態表現著的，農業生產差不多是這種社會最一般的生產形態，惟其如此，「靠天吃飯」就變成了他們共同曉喻的生活格言。自然條件在生產上始具有如此的決定性，而低下的社會生產力又如此的無法控制天災水旱的災難，所以這種社會的經濟恐慌，就不但比較資本制經濟恐慌，表現了更大的自然性，還必然表現了更大的偶然性。而這所謂偶然性，還不只是從無力控制自然的觀點上說，且得從這種社會的政治權勢，具有較大的左右經濟的力量上說，比如，封君們的任意浪費，和任意因贖武掠地建功所造成的「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的戰爭，隨即就會由勞動力的缺乏，引起像天災一樣的經濟危機。而其危機的癥結，幾乎全是表現在生產不足，許多人得不到衣食的事實上。 在直接生產者挨餓一點上，封建制經濟恐慌與資本制經濟恐慌，原是相同的。封君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和資本家們無法脫售而不得不囤在倉庫發霉腐爛的大量生產品，也不無近似之點，但一般的講，封建性的經濟恐慌，終是由於一般農奴的食糧生產不足；平素是自給自足，一遇荒亂，就無以為生了，而且，他們平素所生產的物品，並不是要拿去交換，至少，最大一部分不是拿去交換，所以，這種性質的恐慌，就不是通過市場表現出來的。不僅此也，在自然的自足的經濟狀況下，社會全般經濟，決沒有密切的有機關聯，亦就因此之故，某一地方的天災人禍，並不一定會在全盤上發生嚴重的影響，全面性的大恐慌，一般是不存在的。這是許多封建社會能不時遭受恐慌侵襲的，卻仍能維持得相當長久的原因之一。此外，還得指明一點，即封建社會的恐慌，儘管不時猝發，但因其形成過程中的外在偶發的原因在發生莫大作用，以致其表現的時期間隔，亦無法顯示出確定的周期的規律性來。 以上是分別就典型的封建制恐慌與資本制恐慌立論，而我們這裡所注意的，寧是由封建制過渡到資本制的經濟狀況下所發生的恐慌形態及其特質。那兩種典型恐慌形態的論述，正好是為了說明這第三種性質的恐慌的便利準備。 自然，一個過渡社會的恐慌，無疑具有封建的與資本制的兩重性質，但它那種二重性的源源本本的說明，卻並不是機械的，一方面指出其封建性的恐慌因素，另一方面指出其資本制的恐慌因素，就能了事的。 我們如其不妨把中國現代的經濟恐慌當作這種恐慌形態的標本來分析，則有關我們前面所論述的一切經濟形態，乃至它們所由形成的前在歷史因緣的說明，都將變為這裡立論的張本。因為需要這樣，我們所論及的中國經濟恐慌，才能當作全般經濟運動的總歸趨而表現出來，我們的恐慌論，才能當作中國經濟全般理論的結論而表現出來。 二　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的特點 把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當作封建制下的恐慌形態來理解，那是會顯示出一些異乎尋常的特點的，這原因須得就中國封建制本身所具有的特質來加以說明。 首先，在地主經濟基礎之上，中國在秦漢以後，便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而規定著這種封建體制的基本事實，就是在最高主權者以下的全國地方首腦者，不論是封君抑是疆吏，都被剝奪去了「分茅胙土」的權利，他們所管轄範圍內的土地，並不直接對他們貢納租稅，租稅是輸供最高主權者，然後再由最高主權者以俸祿的名義給養他們。地方的經濟獨立性被禁阻了，分權的離心的封建形態，便比較不容易建立起來。然而我們在這裡所注意的，寧是當作落後社會勞動生產物一般的農產品，既須有一部分要貢納於中樞，即使這所貢納的，是採取實物形態，或者這所貢納的，往往還可就地轉作俸祿，但其中離開了直接生產者手中，而又不直接給養當地封君疆吏的一部分，即構成中央財政支出之基礎那一部分，就不免要通過市場，轉化為貨幣。以前許多朝代，曾借著均輸市易諸措施，來處理這方面的農產物，但愈到後來，農民的輸納固然逐漸貨幣化，其實物徵收所得，亦多半委之於市場。在統一市場下的廣大的農產物市場，是中國商業所由發達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借著集權的封建政治，不僅全國交通條件允許下的廣大領域，都變成了商業活動範圍，而統一政權的諸種直接間接有關經濟的全國性或全面性的設施，可在貨幣、度量衡及稅制諸方面所採行的比較劃一的標準，實不啻對那種落後經濟，賦予了一些可資貫通聯繫的脈絡。 不僅如此，地主經濟的特徵之一，即是土地的所有，並不與一定社會身份發生關聯。不論是那種人，只要他擁有取得土地的貨幣，他就能為土地的所有者。儘管在若干王朝的極短期內，曾禁止商人取得土地，而在所謂均田制度之下，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期間，只允許在極窄狹的範圍內自由買賣土地，而且這在法律上，得自由買賣土地的場合，又還不免遭受傳統的習慣的限制，更不免有封建特權的強制作用存乎其間，但全般看去，中國土地的轉移，究是比較自由的。最有固著性的土地，最普遍存在的土地，能在社會各階層內，個人間當作買賣對象而相當自由的移轉，已不但把這種封建社會的階級硬性與凝固性鬆弛了，且使它的全般經濟細胞具有較大較多的有機活力。而伴隨著土地自由移轉所發生的勞動自由移動情形，更使我們封建經濟的這種較大廣袤性，較大流動性，較大有機性的特點，益發表現得明白。 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盛極而衰，有剝斯復的歷史旋律，就像有節奏有規律的，從它歷代王朝之興亡繼絕的交替關係上，一次復一次的表演出來。就在這當中，經濟的循環性，依然被當作了這種政治上的王朝興亡繼絕的現實基礎。一切王朝，都是在經濟上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危局中，顛覆下去的。 每個王朝在大喪亂之餘的興起，其開國的君主，殆莫不為了鞏固其王朝賴以依存的現實經濟基礎，極力講求節約，並把它全部的注意，集中在獎勵農業上。水利的推廣，農業技術的改進，乃至省刑罰，薄稅斂，努力使耕者都能有就耕的機會，差不多是新王朝有為君主的最必要課題。在這諸般努力下，農業生產物的增加，就意味著國家租稅的增加，同時也就是商業活動對象物的增加。消費在增加，租稅範圍在不斷擴張，朝廷開始「由儉入奢」了。大興土木，觀兵耀武，四征弗庭，都可從講排場的消費欲望上加以理解，對消費上的講求多增加一分，對生產上的注意，就減少一分。在以前，還是因傾重消費，減少了分散了對於生產的努力，到後來，竟逐漸由沉於消費，無暇顧及生產，以至演成為了繼續維持消費規模，不得不犧牲生產了。結局，薄稅斂的儉約，一變而為繁其聚斂的苛政。在這種朝政演變過程中，商人階級受到多重利益了，他們利用朝廷擴大消費的機會，增加了一切適用品、享樂品、奢侈品的交易，他們還利用朝廷繁其聚斂的機會，增加了農民當作租稅提供出來的農產物的交易。而且，除此經濟利益之外，他們並還由其獲致經濟利益過程中，與朝廷與官場發生了較密切的聯繫，取得了不少的政治權利；原來用以抑制商人的國家專賣，反而叫他們出面來包辦了，在都市方面的商業基爾特對工業基爾特的支配，亦漸由此確立起來，使都市變成了官商合組的消費場所了，「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很快就要招致「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結局。農事不修，賦斂不時所造成的農民窮困，正是高利貸業者活動的好機會，他們自己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官人，可以是士人，但最後殊致同歸的是兼併土地。這種頹勢一經形成，儘管有抑商重農及阻止土地兼併的政令，都將變成具文，而由吏治不修，水利廢弛的必然招致的自然災患，在事先無所備，事後無從救的情勢下，一定會以萬鈞的壓力，加重原來的傾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至盜賊蜂起，梟雄乘之，而造成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社會生產力被無情的破壞，朝廷租稅無著，貨幣失效，交易全般停滯，整個經濟麻痹支離到自然狀態的程度，王朝乃在此種危局下顛覆下去，商人高利貸資本亦大體同歸於盡。由有人無土地耕種，弄到有土地無人耕種的境地，土地才又在喪亂之餘，經過一度編配，然而這是新王朝的第一要政。經濟的恢復，正是從此開始的。 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的興廢，殆無一不是依照著這種經濟循環變動關係產生的，在這裡，對於這種經濟循環，究是不變的，抑是不絕發展的，我們且不忙解釋，姑先考察它所表現的諸特徵。 第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全面性，這一點，當然與中國封建經濟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被形成為一個大單元的條件，有密切關係，但仔細分析起來，單是在名義上統於一尊，還是不夠的，我們前面講過的，它的內部的較大流動性和有機性，才是它在極廣大範圍內。能爆發出較有全面性恐慌的更根本原因。 第二個明顯的特徵，就是與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社會性，這所謂社會性，是和自然性相對待而言的。亦即是說，恐慌的形成，與其說是由於自然的災難——旱災、水災、蟲災、疫癘——就毋寧說是由於人事，由於社會對於那些災難的事前預防和事後救治是否努力，能否努力。中國歷史家慣把天災變異看為德業不修所遭的天譴，事實上，天災是並不選擇什麼朝代的。「明朝盛世」的水旱災厄，並不一定就比濁亂之世，更見輕微。不過，所謂「明朝盛世」的最明確內容，往往是由「講求水利」，「省刑罰，薄稅斂」，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各種「仁政」表現出來，而這種種「仁政」，就是減輕災難，「化險為夷」的「仁術」。有時局部的特定地方的極可怕天災，還能由其他地區的農作好況，予以補救。移民實邊，移民就食，是中國傳統的救災辦法，這一點，就與前述中國恐慌的廣袤性有關，大封建國內部經濟組織的流動性與彈性，使它非因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致造出了不可挽救的危局，它對於一個廣大疆域內，必然會因氣候、土壤及其他自然條件，限制住了為害範圍的自然災難，總不難想到辦法應付。就因此故，中國過去經濟上發生的危機，就相對的減少了自然性質，雖然封建經濟恐慌一般總是帶有自然性質的。 第三個明顯的特徵，就是與其他封建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它具有較大的必然性。這是緊隨著它的較大的社會性來的。在經濟危機中，如其天災或突發的戰亂，起著決定的作用，那就主要會是偶發的，是從外面偶然附加上的。但中國舊時經濟恐慌中的自然作用，既如前面所說，比較不怎麼嚴重，而同時一切有危險性的有決定破壞性的戰爭，又與其說是「國家昇平日久」，「武備不修」的結果，而寧是國家已臻富庶，因而擴大消費，因而「農事不修」，因而繁其聚斂，土地集中，農民大批變為社會秩序擾亂者的結果。不錯，戰爭在耀武揚威，「四征弗庭」的場合，是往往成為經濟支絀的原因的，但那種戰爭，通例是在「倉廩滿，御廄肥」的情形下誘發起來的，它可能成為盛世封建經濟走向下坡的一個誘因，但王朝末期的戰亂，卻一般是當作經濟恐慌無法收拾的結局而表現著的。戰亂和天災，都從社會意義上去解釋，都被包攝在社會經濟必然發展的歷程中，那同樣是我們封建經濟組織內涵的廣袤性及其比較缺乏定著性的特點，作為前提的。 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是把中國典型的集權封建經濟作為現實基礎，而此集權封建經濟又是把特殊的地主經濟形態作為其本質的規定者。 三　傳統經濟恐慌與經濟現代化 可是，從地主經濟出發，我們歷史上的經濟變動，儘管在其較大的全面性，較大的社會性，較大的必然性上，顯出了任何其他封建社會所無法表現的旋律或節奏，但畢竟因為它是當作封建的經濟範疇，是為更有綜合性的封建經濟法則所範圍著，一使其比照著現代型的經濟恐慌，立即就會發現出它那地方的、局部的、自然的、偶發的諸性格。而它依王朝興廢所顯現的周期變動跡象，也在時間的久暫與變動的輪廓上顯得頗不明確，頗不規則。 然而我們所當特別留意的，還不是上述這諸方面表象上的參差，而寧是它最後的最本質的產生原因以及其一次一次循環可能演變轉化的結果。封建經濟的全結構，是建立在土地上，以土地為基鍵所結成的社會生產關係，是否允許土地發揮其自然生產力，或在土地上耕作的直接生產者，是否被允許發揮其社會生產力，那是封建社會，能否自給，或榮枯所系的大問題。所以，封建社會經濟恐慌的表象，總是以土地生產物不夠消費，直接生產者不能得到最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事實體現出來。自然，個別直接生產者或農民，有時是會因稅租苛重，高利貸商業過分榨取，致使他們自己最低生活所需的消費資料，無法保留；但就全體來說，生產不夠消費，卻是那恐慌的核心問題，恐慌的嚴重程度，差不多是由此來測定的。在交換關係不發達的社會，並不曾顯出本質的何等差異。我們如其要由此分辨出其真正差異所在，也許可以說，西歐封建制下的恐慌，就範圍講，固然不會表現出中國社會的那麼大的規模，就程度講，也不會表現得像中國社會的那樣深刻，或其破壞的那樣徹底。這原因，仍當由中國封建的特質去說明。 我們已講過，中國社會的工業，是從多方面受到了地主經濟基礎上的專制政治的阻害的。與工業密切關聯的對外貿易，一向在遭受國家的統制，一切當作手工業發展進路的協業或較大規模的企業，大都採取了官業形態，而商業基爾特在都市方面依種種特權所造成的對於工業基爾特的支配，更加使工業的發展，工業上的資本累積，陷在極其式微的程度。而在商業方面，它無疑是不止一次表現了繁榮，表現了龐大蓄積規模的。但它的發展，不僅受到了工業式微的限制，受到了向土地上轉化的傾向的限制，並還因為它在本質上與王朝的興廢結了不解之緣，在每度王朝顛覆的過程中，所有商業上的全部蓄積，都將遭遇到「牛死虱死」的「同歸於盡」的命運。這和歐洲社會是大不相同的。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是與封建領主對立在相反的地位。僧侶貴族們爭權奪利的交訌與混戰，一方面雖亦使商工業受到摧毀，但商工業卻同時正好是利用它們原有蓄積，在這些貴族領主們的崩潰過程中或其滅亡廢墟上發展起來。而在商工業本身來講，由於歐洲封建社會的商業，一般沒有取得像在中國社會那樣的地位和特權，所以，除了當作例外的二三都市像威尼斯，曾經建立起過商人政權外，其餘所有都市上的工人基爾特的勢力，都不但不可輕侮，甚且有駕乎商人基爾特以上的。這一來，它們都市的性質，就不是偏於消費性的政治性的，而寧是生產性的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工業，與歐洲封建局面下的商工業，有了這些本質上的差異，那就不但要影響到它們個別經濟恐慌的性質，而尤其要影響到我們這裡所須提論到的，在恐慌中在舊社會崩潰過程中的新經濟力量的成育。歐洲經濟能先中國而現代化，或先走上資本主義的旅程，我們不難從這裡得到最確切的解答。 中國在漢末，在唐末、宋末乃至明末，都曾在極度的經濟恐慌中，引起廣泛的徹底破壞的戰亂。王朝沒落，商人階級也隨著沒落，農業摧毀，商工業及其蓄積，也隨著摧毀，這種演變方式，顯然不曾或不易在舊的社會生產關係破壞過程中，孕育起可以促使那種生產關係得到代替的新生產力量。結局，破壞到疲弱不堪的舊生產力，只好讓適應它的舊生產關係，慢慢自發的恢復過來，慢慢再給予它以再生的機會。所謂永劫不變的中國社會（許多有名的歐洲學者，如亞丹斯密、黑格爾等，都曾如此強調過），或即中國封建王朝的不絕再生產，差不多都是從新的生產力，不能在舊生產關係破壞下得到保育成長的關鍵上，取得其存在依據的。 然而，我們在這裡不應忽視一件事實，就是，不管上述諸朝代末期的經濟恐慌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嚴重，也不管它們分別由恐慌引起的戰亂與破壞程度，是否一個比一個徹底，但從較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看去，終不能不承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諸前提條件或其諸潛在因素，一般是在發展著的，如國內市場的推廣，商業組織，商業累積的加多，具有製造業雛型的手工業作坊的增設，以及土地買賣之更減少傳統束縛等等。這可以說是不變中的變動，停滯中的發展。 我們要理解這正反兩方面的癥結，才能明了我們現代的經濟及其恐慌，不是純粹自發的自己成育起來的，也不是突然從外國搬家進來的，傳統的特定的社會因緣關係，一直在從中作用著。 四　市場關係的擴大與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現 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中國傳統的經濟形態，或急或徐的發生了變化，相應著，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態，亦改變了原有的內容和姿態。但依照著我們現代經濟的全面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必然性，規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從中國經濟組織內部發展呈現出來，同時，以前當作封建經濟恐慌範疇，在中國特殊表現的較大的廣袤性，較有節奏的必然性和循環性，卻反而在市場關係日形擴大的情形下，被支離歪曲或痙攣起來了。市場關係的擴大，不但不能使它這諸般特有的性格更進一步發揮，竟引起相反的結果，那是需要從長討論的。且先把中國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象，畫出一個輪廓。 首先要指出的現象，就是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依天災、戰亂、農民大批離村以及失業、破壞、飢餓等事態來表現的經濟恐慌，似乎就不曾離開過我們。一種慢性的經常化了的病症，使我們習慣了，好像那不是生理的反常，而是原來就不健全的孱弱體態。儘管我們是所謂「以農立國」，但作為這種「立國」基地看的耕地，由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六十年間，中央農業實驗所曾在一九三五年的《申報》上，發表其所增面積僅及百分之一；而在此六十年間的後半期（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且沒有增加。可是在另一方面，耕地變為荒地的面積增加率，以一九一四年為一百，一九三〇年就已達到了三百二十三的境地。「墾荒與保熟」，實已不是在戰時才應提出的口號。也許僅從耕地面積的增減上，還不一定能看出慢性恐慌的真面目。我們前面提論到的，農業經營的逐漸零碎化，一般農民所使用的簡單農具，亦不易更新補充，以及愈到挽近，儘管天災戰亂在大量減縮人口，而米、麥、粉面等食料品，卻在大量進口的事實，說明了我們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是在如何經常化的減退。然而，這種帶有原始性的恐慌現象，很容易為其他更明確表現在市場的現代型恐慌所掩蔽。許多人甚且以為後面這一種恐慌，一旦被阻止了，解救了，經濟就在好轉，就在復興，這顯然是一種錯覺。 其次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愈到挽近，我們的經濟恐慌，就愈表現出一種二重性：它一方面儘管像在不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變動而一直在為它自己內在的災難所困厄著，同時，卻又愈把它的恐慌，當作國際市場或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恐慌中的一個部分，而有機的發生成長起來。顯然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或所謂產業復興，不僅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無所益助，往往且是以犧牲中國經濟來作為其營養，可是，它們的經濟恐慌，卻又會在轉嫁意義上，加重中國已有的經濟危機和困厄。本來當作原料生產地及商品和資本銷納地的中國，由於國際資本作用下商業活動的結果，某些部門或區域的農產物，特別是那些已經作為輸出對象而專業化了，或單一栽培了的農產物，愈加對於國際市場，對於需用它的國外產業，發生了密切的依屬關係。一旦國外產業不況，由是引起了作為其原料品市場的疲滯現象，在這些從事專業化，單一栽培化了的農產物，特別是絲、茶、桐、大豆、落花生、棉花、菸葉等等種植的農民大眾間，立即就會由輸出的激減，而誘發出廣泛的失業破產危機。而同時，在貨幣與關稅白熱戰的場面下，我們幾乎要從多方面忍受犧牲。我們原來可輸出的，受到妨阻了，而國外大量堆積著霉爛損耗的過剩品，卻很輕易的從中國無力保護的沿海關口泛濫進來了。不但如此，它們在國內找不到用途的過剩資本，更趁著商品泛濫進來的機會，把「投貨」同時轉形為「投資」，藉以利用中國更多失業者的低廉勞動，更可能壓下價格的低廉原料品，乃至在政府財政日益困厄下，更便利取得的種種商工業特權了。就因此故，在中國大都市方面表現得頗為深刻的經濟恐慌中，同時並不難發現一些像是反常的繁榮景象，我們可以由是聯想到中國經濟恐慌的另一種性格了。 最後要指出的現象，就是我們的經濟恐慌，因為有上述那二重性在交互作用著，它的表象，就格外顯得是參差的，多面的，頗不明確的。在依存於國際市場的情形下，依然表現了極濃厚的地方色彩，依然不能忽視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特別是表識著過去社會經濟恐慌的生產不足，和表識著現代恐慌的生產過剩現象，居然同時在我們同一國度的同一生產部門經常的存在著。比如，在戰前的數年間，「長江一帶的農民，因穀物下落，弄得非常貧困：就在一九三二年各省米價下跌百分之三十，一般都稱說這是『豐作饑饉』，但在廣東方面，因年年食糧缺乏，每年由九龍、汕頭等地輸進外米達一千四百四十萬擔。又華北小麥的囤積很多，那裡各鐵道沿線所堆積著，就不下一千萬擔，而上海方面的，每年都輸進大量的外麥」（見《中國經濟》三卷十一期《中國農村恐慌及農村狀況》一文中的引句）。還有，我們的茶已因世界市場的不況，生產過剩了，市面甚至輸入有錫蘭、印度、爪哇的貨色。生絲生產過剩了，日本、印度的絲及絲織品，卻源源大量的進口，廣東、江西各地已苦於蔗糖生產過剩了，南洋、日本等地的同一產品，卻在全中國泛濫著。這許多生產的不斷的輸入，應該理解為國內生產的不足，卻竟因此造出了國內生產過剩的結果，設把視線集注到工業品領域，此種光景，還顯得錯綜而離奇，中國人的產業在停閉破產，外人同部門產業，卻不得其擴大而繁榮。恐慌的多面性，使它在時間的間隔上，在表現的內容上，幾乎不易給予吾人以明確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印象。 上面所述及的這幾種恐慌表象，以及可以由此引起，但卻為我們所不曾觸到的其他諸般事體，從表面看來，似把我們傳統的恐慌形態，改變得非常徹底了。但試一探詢這種改變所由造成的原因，大家很容易把市場的擴大和變革，提供我們以很有力的說明。事實上，我們上面述及的恐慌諸表象，處處都關聯到了市場關係，無怪許多從這種流通過程著眼，說中國的恐慌，主要是資本主義的商業的技術性的了。 我們誠然不能忽視這一觀察方法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可藉此究明這種觀察方法，究竟能否探索出中國經濟恐慌的基因來。 主要從技術的商業的觀點來看中國經濟恐慌的人，當然是把他們立論之鍵，放在有關流通過程的一列事實上。不能統一調節市場，是他們的出發點，他們並還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把不能執行保護關稅，不能展拓合理交通，乃至不能統一貨幣，也算作誘發經濟恐慌的有力原因。我們原不否認這些都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形成的直接間接因素，但問題是看我們在怎樣的關係上，去理解去辨認它們可能作用的範圍及其限界。 從流通的觀點出發，我們的市場關係，確是顯出了一種異樣的無政府狀態。前面述到的中國恐慌中表現的多面性，一面供應國際市場的單一栽培化的農產品，發生過剩，一面作為國內主要必需品的食糧產量不足，已經是夠支離了，但就在食糧上，某一地域的過剩產品，竟不能供應國內其他地域的不足，而使其由國外得到供應，這看起來是非常滑稽的。設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的市場關係，卻又應當視為是極其自然的。 嚴格的現代型的國內市場，根本就不曾在中國存在過。事實上，中國鄰接外人的邊區地帶，它們個別與鄰接國所結成的市場關係，就比較它們與內地乃至與彼此相互間所結成的市場關係，真不知密切多少。比如，東北及山東、福建等省之對於日本，外蒙、新疆之對於俄國，西藏、廣東之對於英國，雲南、廣西之對於法國，或者東南濱海各省區之對於南洋、荷屬東印度，美屬菲律濱，日屬台灣，英屬香港、馬來亞，其來往交易之頻繁而容易，卻非它們對內的市場關係所可企及。慢說邊區邊省，就是內地各省間的相互聯繫，亦無法構成一個可以作為物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市場。原來市場集中關係所由形成的脈絡，最關重要的是交通，其次可以數列貨幣。中國陸上水上的新式交通，差不多都是外國資本建築的，自然都不免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上述諸邊省幾乎個別建築與鄰接國相連的鐵路，由滇緬鐵路，而滇越鐵路，而廣九鐵道，而安奉鐵路及以前的中東鐵路，都是這樣建築起來，也都在這樣作用著。其他內地僅有的幾條鐵路，殆無一不是作為那些在中國境內的外國鐵路的延長。而沿海及內河的輪運，則又大體可視為它們陸路交通的聯繫或補充。因此，我們的這種性質的交通愈發展，我們的市場關係就愈支離。但國際資本分別控制中國市場，支解中國市場，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還使用貨幣這個手段。在它們控制下的鐵道沿線地帶，都個別在行使它們的貨幣。但關於這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前面述及的中國貨幣的諸表象就行了。貨幣權及交通權被把握在它們手中，它們自然很方便依照它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而不能依我們的需要來調節進出口貿易了。這是長江各省過剩的米，不能用以阻止安南、暹羅、台灣各地之米的輸入，華北各省過剩的麥，不能阻止美國小麥麵粉輸入的原因。至若國際資本除了在中國各邊境地區分別控制中國各地市場之外，它們還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同一大都市中，用它們個別攫取的種種經濟權，按照它們個別對於製造品及原料品的需給程度，在貿易上，乃至在其他如金融匯兌等市場上，儘量發揮其操縱的能事。這一來，中國就不但無法調節自己國內的需要供給，且也不能由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單獨依照它的需求，來予以調節。市場關係愈錯雜愈分歧，而由是導來的恐慌，當然也會顯出極其參差的多面性。 不過，交通貨幣以及其他經濟手段的被控制，是要關稅權被控制，才能有效的發揮其對於商品運動，從而，對於市場關係的操縱作用的。中國的關稅權，一直就不曾完全自主過，極低的最高關稅率的限制是被取消了，但國際資本在中國的債權，主要是把關稅及交通作為擔保，而同時關稅收入，又差不多是中國戰前財政支出的最重要來源。這種錯雜的財政資本關係，就使國際資本對中國關稅政策，保有極大的發言權。亦就因此之故，它們相互從事關稅戰，因而相互無法推銷的過剩製品乃至原料品，就行所無事的向中國市場泛濫了。許多人認定：產業沒有保護，是中國經濟恐慌所由造成的最明顯原因，在這一理論邏輯上，是不為無見的。 但如其反問，外國有了關稅壁壘，為何也發生恐慌？（事實上，資本主義各國的關稅壁壘，已經是當作恐慌的結果表現著，雖然那同時又被看作是恐慌促進的原因之一）那不是說明：關稅能否切實採行保護政策，與恐慌能否根本防止，並無重大聯繫？不錯，這樣追問，是還有極大的躲閃餘地，而最科學的論辯，也許就是中國型的恐慌，原本就和現代型的外國恐慌，是不同的種類，具有不同的性質，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這正好是我們所期望引出的論點。 五　從全般經濟法則連同作用下體現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後果 在上面，我們鄭重的提論到了中國當代恐慌的二重性，即它一方面在不管環境繞著它的世界經濟如何變動，一直在為一種慢性經常化了的痼疾所困厄著；同時，也許因為被長期困厄磨折了的孱弱病體，格外經不起外感，一遇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動搖，立即就像很有感應性似的，把它的老病加重起來。如其說，這種恐慌的二重性，不能「彼疆此理」的二元的來解釋；同時，我們前面那種從流通過程看出的癥結，雖然很像能說明我們恐慌為世界經濟危機所影響，但用以說明經常化了的慢性危機的那一面，卻是頗嫌不夠的。 我們實在需要把考察的視野，由流通過程移到生產過程。那裡將使我們把恐慌的二重性，歸結為一元的理解。 對於中國經濟恐慌之基因的問題的探究，第一步應不忙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基因，而應問到什麼是我們恐慌的正體。它是由其二重性展示了諸種正相背離的表象的。即一方面是都市的，同時又是農村的；一面是生產過剩的，同時又是生產不足的；一面關聯著國際經濟變動，像是有周期性的，同時又是經常的持續的，這諸般正相對立的表象，如須從中國經濟內部，從中國全經濟運動過程中，了解其統一的關聯，我們將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恐慌，確實可由農村的、生產不足的、經常的持續的諸實質，來涵蓋它的全內容，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則在其他一極的都市的、生產過剩的、周期間發的現象，就很可看為是在我們那種「本格」恐慌的基礎上發生著作用的。我們顯然不能把命題反過來，說後者是由前者派生的結果。 在本書以上各篇中，我已把中國經濟的正體，分別從其各個構成的形態，加以較詳細的剖析，在把經濟恐慌看作是整個經濟運動之必然歸結的限內，這裡是需要將那些個別的經濟構成形態，放在全體中來予以全面考察的。 商品的價值形態，是全體經濟的機軸。我原是從那個機軸開始，現在，我亦不妨從那個機軸開始，看中國全體經濟，是怎樣在它的總再生產過程上運動。 我曾講到，中國經濟已大體脫出了自然經濟的範疇。它的生產物，儘管有最大一部分是當作使用價值而生產，非當作交換價值而生產，但一般的趨勢，已經在以極大的壓力，推動生產物商品化的運動向前拓展。 特生產物的商品化，是需要具備許多客觀的前提條件的，我們很容易想到市場、貨幣、交通諸方面。事實上，我們已就這些方面，說明過了中國生產物商品化的障礙，但生產物能否變為商品，能在何種程度變為商品，能變為何種性質的商品，並不是在它已經生產出來之後，才在移向交換過程中，碰到這些障礙的，而是它在生產過程中，就被生產它的條件或生產方式所規定了的。我們的商品化的生產物，一般是在小商品生產條件下生產的。這在本質上，已不僅限定了它的市場範圍，還限定了它本身的屬性和種類。小商品生產，是只允許農產品和手工業製品作為其生產對象的。 在小商品生產成為一般商品生產形態的社會，作為其再生產基礎或社會蓄積來源的剩餘價值，一般是出自土地方面，因為在這種社會，農業與包括有手工業乃至製造業的工業比較，因其更能利用自然，所以更有生產性。而且，在大多數場合，工業還是當作副業，依屬於農業的，也許正因此故，作為農業上剩餘價值而體現著的一般形態，就不可能是利潤，而必須是地租。（雖然地租並不產生在非租耕地上，但非租耕地上的勞動剩餘，亦不妨如此理解。）——我們社會正是把土地上的地租蓄積，當作一般社會蓄積的最後來源，再生產擴大的可能性，亦是存在這裡。 不過，這只是大體如此的看法。其實，每年從土地上產生的生產物，究竟在量上，是否一年多過一年，即是否真正有剩餘可資蓄積，那不能單從轉化為地租的農產物數量來看，卻須同時從農民生活條件與生產條件來看。儘管地租能維持原狀或者有所增加，如其農民生活條件更苦，生產條件更壞，社會蓄積不但不曾增加，甚且可能是減少了；反之，地租即使因某種理由被減低下去，如其農民的生活條件變好了，那不但不能遽認為是社會蓄積的減少，卻竟可能是在增加。在市場關係沒有健全確立，農業生產物沒有一般商品化的我們的社會，農業勞動剩餘生產物，寧是一個不定數，一定的勞動生產物量，可因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條件壓低而加多，亦可因他們的條件的提高而減少，但不論如何，社會一般蓄積是否真正增加，所增加的蓄積，是否用以擴大農業再生產，大體是可因農業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條件與生產條件而測知的。現在且不忙回顧前面述及的我們農民大眾在以如何條件而生活，特別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產，最好是先看我們社會的一般經濟運動情形，能允許他們以如何的條件而生活，特別是以如何的條件而生產。 我們曾講過，資本的分散或使用的方式，是為它的累積與集中的方式所決定；又講過，這法則同樣可以應用到地租的蓄積及其使用上。換一個說法，即作為我們社會蓄積之基礎的地租，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地租收得與所由取得土地的諸種原始蓄積活動上，這正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蓄積基礎的利潤，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資本家所由取得資本的諸種蓄積因素的購買上一樣。 商業是這些原始蓄積活動中最凸出的一個部門。在商品生產形態下，一切當作生產條件的諸物，都要通過買賣，商業就是把這些通過買賣的商品的運動，作為它的內容，作為它的化身，它被規定在生產過程中了。小商品生產下的商業，卻是立在生產過程外部，主動的促使生產物成為商品，結局，就造成了商業支配產業，商業利潤規制產業或農業利潤的趨勢，產業或農業利潤就遭受商業利潤的規制。它同時就無法建立起對利息的支配，卻反而被利息所規制了。恰好在這場合，高利貸者的債權乃至國家的賦稅，不但在農業剩餘生產物的分割上，與商業採取了一致的行動，它們並且在要索賦稅及債務的支付上，為商業促使更多的生產物變為商品。在對外貿易日益擴展的過程中，那生產物不但變為國內市場的商品，且變為國際市場的商品，而且由國家及個人消費擴大所輸入的外貨愈多，我們由這種生產物變作商品，去平衡對外支付的數量，也相應增多了。不等價交換的條件，就是在用農產物輸出去抵償工業製造品輸入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而這不等價交換的條件本身，便成了永續入超的一個重大原因。結局，當作我們社會逐年蓄積之基礎的剩餘勞動農產物或其價值，就有可觀的部分，這樣的通過買辦商業，被集中到外國去了，或者作為國際資本，被投用到中國沿海大都市的各種偏於商業性的企業上了。 由輸入加繁加多所造成的都市榮華，以及相應要求的現代國家場面，都直接間接在依各種原始累積方式，如商業、高利貸及賦稅（當作中國經濟的原論，我在本書中，對於賦稅一項，不曾作著正面而深入的分析。但在一個落後國家，賦稅這個成為原始蓄積的因素，確在全般經濟上發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賦稅所加於一般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條件生產條件的破壞作用，真是太大了。而它最壞的特徵之一，就是不確定。每年要被征去多少，在直接生產者固沒有把握知道，即在作為徵收賦稅的主體，它亦沒有把握知道。英國一位著作家估計，中國地方官吏所徵收的，要比他解交中央政府的超過五倍，而另一位英國專家則又說超過三倍——見拉狄克著《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中譯本二三五頁——這樣的稅制，與其他各種落後的原始蓄積手段，如高率地租、高利貸及商業資本連同作用起來，其破壞影響是不難想見的。）乃至地租等等，不絕加重社會主要的最後的蓄積來源的農村的負擔，把農村可能擠出的資財，吸進都市，再注到國際資本的大蓄水池中，而與上面那種集中運動銜接起來。 不錯，這樣一種社會資財集中運動，並不是，且不能是「一次過了」就完事的，它一直再賡續著。正因此故，農村終不能不留下一些繼續原始蓄積活動的資本，在這裡，與買辦商業相區別的國粹商業，與都市銀行錢業相區別的高利貸業，便像在分工的意義上，承擔起了最基層的累積活動。又因為它們這種活動，是在最落後的、最可予取予求的、最便於各種特權行使的農村社會進行，其利潤率利息率之高，就最足以影響直接由土地上取得的地租的蓄積程度及其使用方式，而這又反過來，在商業者眼光中，把土地看為特別有利的商品，在高利貸者眼光中，把地租看為變相的高率利息了。由是，農村可能或者必須截留下的農業剩餘生產物或其價值，就必然是在這三種用途上浮蕩著流通著。 這一來，土地上可能積得的資財，即使經常有一部分，留在農村，甚至是使用在土地上，但因那不是用以充作資本，而是用以購買土地，農民由高率商業利潤、高率利息，以及其他非經濟強制活動連同影響所須為土地費去的代價愈大，他們在總收入中，能掙下來當作改良生產維持生活用的部分就愈少。他們愈貧困，愈需要依靠土地，土地所需支付的代價就愈大，無資力無機會取得土地的貧農，就愈能以最低生活條件以下的報酬工作，勞動驅逐機具的形勢便被形成了。土地勞動生產力便逐漸減退了。以食糧為主的農產物產量，便逐漸縮減了。 因此，我們的農業的、生產不足的、慢性的經常化的經濟恐慌，便是在上述這一列經濟運動——小商品生產，商業使生產物變為商品，商業支配產業，商業利潤高過產業利潤，利潤受規制於利息、各種不等價交換，資本向都市向外國集中，農村各種原始資本形態的相互作用為資本在它們之間的流轉，勞動驅逐機具，甚至驅逐畜力——所連同體現出的諸種法則作用下產生的。在這種恐慌實體中，當然還能看出一些古典形態的陰影，但我們卻很容易把世界經濟大恐慌在國內誘發的更惡劣的經濟危機，看作我們真正的經濟恐慌形態。所以，一旦世界恐慌在周期圈上走到了好轉或復興的上環，我們也就安然的覺得自己經濟也步入好境了。這種錯覺，被以次的皮相觀察所加強，那就是，認定租與稅的保持原狀或增加，就是社會蓄積，就是農業剩餘勞動生產物能保持原額或有所增加。其實，特別像在我們這種社會，租與稅的增加，不但與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減退，是可以相併存在的現象，甚且可以直接當作因果關係而必然同時呈現的現象。試想，在戰時乃至在戰後長期動亂和破壞的過程中，儘管新舊大小工業在崩解線上掙扎，儘管農村經濟殘破，早成為一般公認的事實，但在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磨折下，通過租稅，通過徭役，通過商營，通過高利貸以及其他更原始勒索方式、加在一般生產人民身上的負擔，寧是加強加重了。不論人們在怎樣稱揚中國生產人民大眾的「勤苦」美德，如其他們在生活資料上，經常需要用草根，樹皮，觀音土代替雜糧；在生產手段上，經常需要用人力代替工具，代替畜力，那就不但租稅，商業，高利貸遲早要經驗到它們榨取的盡頭，就是各種各式的徭役罷，也將發現那些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的「壯丁」，是什麼任務也無法達成的。中國歷史上像是頗有規律的戰禍與動亂，是作為我們那種古典恐慌的後果而表現出來的。而在目前，恐慌的內容與實質，是有些改變了，當作恐慌的結果而表現著的戰亂，也參雜了一些新的因素；但這些「改變」和「新的因素」，由前面述及的我們的恐慌的二重性，由我們整個經濟之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性格，是可以得到說明的。 恐慌是現代中國經濟內部諸關係相互作用的結果。戰亂在某種限度內，是恐慌直接間接造成的結果。不管戰爭是對外的還是對內的，也不管是勝利還是失敗，如其我們社會的原有生產關係，不曾由戰爭予以本質的改變，生產人民大眾的社會地位，不曾由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一般的改善和提高，則我們上面分析研究的諸般經濟原理和法則，便會繼續作用著，繼續使我們陷在慢性的愈來愈益深沉的恐慌困厄中。 本篇問題研究 一、封建制恐慌與資本制恐慌，有那些基本不同的特徵？ 二、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形態，對一般封建制下的經濟恐慌，表示了那些不同的特徵？ 三、中國現代的經濟恐慌，具有二重性，此點將如何說明？ 四、中國的經濟恐慌，應理解為全般經濟運動法則連同作用的必然結果。試就上述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諸方面分別表現的運動法則或傾向，作一綜合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