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態

一　資本及有關資本發生髮展的總概念 論及中國資本，正如同我們論及中國其他經濟形態一樣，首先須得對資本一般，對資本本身，及它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儘管我們所要說明的，是中國資本的特殊性，是它對一般先進國家的資本形態，有如何不同的特徵，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必須在「同中求異」，就必須避免孤立考察法。癲子的變態，是在正常人的生理心理狀態下顯示出來的。 關於「資本」這個名詞，幾乎每一個經濟學者都有他的解釋。看以次幾位權威經濟學者的說明吧： 亞丹斯密（Adam Smith）——把一般資財中，用以獲取利得的那一部分，定義為資本。 羅貝爾圖（Roebertus）——「資本（原料與工具）就是幫助再生產的生產品。」 龐巴衛克（Böhm Bawerk）——「資本是各種以生利為目的的財貨。」 他們的說明，大體會使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好像他們關於資本的認識，並沒有他們的立場，他們的學說整體，那樣歧異。他們甚且是一致的不夠充分，不夠明確。 我們知道：資本可以在貨幣形態上存在，可以在生產手段消費手段的形態上存在，也可以在完成了的商品形態上存在。但貨幣也好，生產手段消費手段也好，乃至生產出來，準備拿去出賣的商品也好，不但不能孤立的成為資本，且都可以不是資本。因此，資本之較深一層的理解，竟可以說：「不是物件，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關係。」這樣說，在一般非專精經濟學的人看來，也許太抽象了，但在實際上，貨幣是要在貸者與借者間，結成了借貸關係，使貸者有權向借者索取利息，始成為資本；又如生產手段，要在它把資本家與勞動者結成了僱傭關係，使僱主有權向被雇者索取利潤，始成為資本。因此，我們不妨這樣定義：「資本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之下，使其價值增殖的物質手段。」 資本儘管如前所說，可以在貨幣形態上存在，亦可以在貨幣以外的其他當作商品，當作生產手段的物質形態上存在，但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限內，資本的具體表現，即其價值的增殖，卻始終是把貨幣作為其全運動過程的經緯。資本關係是離不開貨幣關係的，正因此故，資本並不是可以突然在任何社會都可發生的。如其說，資本必須透過貨幣而顯現其作用，我們就不妨由貨幣關係來追溯它的起源。經濟史學家告訴我們：「在資本、銀行、僱傭勞動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史實上是存在著。」這原因，就是由於貨幣是簡單商品流通的必然結果，而它在當作簡單商品流通之必然結果產生以後許久，還一般是當作貨幣，而不曾取得資本的形態。貨幣發展成為資本，一定要貨幣本身，已漸具備了貨幣的條件，已漸從一般商品分離開，而具有它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機能，也就是說，一定要商品流通，從而，商品生產，已達到了相當水準。 當作貨幣的貨幣，與當作資本的貨幣，是以商品流通形態來區別的。 為買而賣，即生產者把自己的生產物拿來出賣，再把出賣所得的貨幣用以購買自己所需的他人的生產物，在這場合，貨幣是當作貨幣用的，貨幣僅盡著媒介的機能。與這種為買而賣的流通形態相對立的，還有一種為賣而買的流通形態，那是貨幣所有者，用他的貨幣購買某種貨品，但他購買商品，不是用以供他自己直接消費，而是為了轉賣給他人，在這場合，他的貨幣，就不是當作貨幣使用，而是當作增殖價值的手段使用，即當作資本使用。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上，商品流通愈由「為買而賣」的形態，發展轉化為「為賣而買」的形態，貨幣就相應著愈加有不是當作貨幣使用的可能，即愈加可能當作資本使用，愈加會資本化。 不過，所謂資本，大體可以說是具有三個形態，一是生息資本形態，一是商業資本形態，一是產業資本形態。前兩種資本形態，是所謂「洪水期前的」資本形態，單有了商品流通關係即可存在，所以，高利貸業及商業，曾在有了簡單商品流通以後的各歷史時代存在著。它們可以不通過生產領域，而在生產領域以外活動，從外部來加生產以壓力或推動力。但所謂基本的資本形態（即產業資本），則與它們不同，它的每一個關節，都同生產關聯著。生產的諸要素的形成與發展，就是它成立的前提和發展的限界。 自然，產業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也同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一樣，是把貨幣作為它的起點，但貨幣所有者，要使他的貨幣，不當作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使用，而當作產業資本使用，只有了簡單的乃至相當發展程度的一般商品的流通關係還不夠，一定要在市場上，發現有以出賣自己的唯一商品即勞動力的自由勞動者。所以，自由勞動者的出現，是貨幣可能由商業用途，生息用途，移轉向產業用途的最先決條件。所以，一個人即使有了「貨幣，生活資料及機具，如其缺乏勞動者，他就不成其為資本家了」。在現代產業革命的初期，特別是在開始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如美洲及澳洲，這個經驗的事實，是普遍存在著的。而且，在事實上，就個別方面來看，一個人有了貨幣，有了生產手段生活資料，有時因為找不著勞動者，而不能變為資本家；但就社會全體來看，找不著勞動者，也就等於說，社會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還保留在一般勞動者手中，還不曾發展轉化為資本。因為生產手段生活資料，在它為直接生產者所有的限內，不是資本，在它成為榨取勞動者的限內，才成為資本。勞動者由他自己的生產手段生活資料分離開，而去依賴他人的生產手段生活資料，這事實，不是他自己願意做的，也不是旁人可以任意命令他做的，其中包含了一個社會關係變革的問題。即由封建制的社會關係變革到資本制社會關係的問題。 在一個已經完成了這種社會變革的社會，前面所述的「洪水期前的」即前資本主義的兩個資本形態，都將改變它們的本質，改變它們的形態：商業資本將不復是在生產領域以外獨立活動，它會成為總生產過程中，幫助產業資本周轉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或關節，由產業資本活動形成的流通，便被吸收到總生產過程中，而由產業資本的規模和運動規律著制馭著；而在商業資本完成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生息資本同時亦逐漸揚棄了它的高利貸形態，而變質為銀行資本形態，它由生產迫害者，一變而為生產的助成者了。它們在這種轉變下所成就的，對於產業資本的關係，如其說前者即商業資本是為產業經營商品流通的業務；後者即生息資本，就是為產業經營貨幣流通的業務了。 這種歷史的轉變，在任何社會，都不是一蹴可成的，但因為每個社會所特具的自然條件歷史條件不同，它們就不但大體完成這種轉變的時間有快有慢，其轉變所取的方式，亦是極不一致的。關於這點，我們雖不能在本文許可範圍內展開說明，但如其說，個別國家的前資本主義的資本形態，足為它們整個社會經濟組織的表象，或者，從那種表象，不難窺知它們社會經濟的全景；同時，又如其說，它們的前資本主義的資本形態，足以影響它們向著資本主義方面的發展，足以限制著它們轉變的姿態和動態，則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一個社會不能爽快順利的成就其歷史的轉變，它的前資本主義的資本形態，即它的高利貸資本和獨立的商業資本的性質本身，實發生了很有決定性的作用；並且，一個社會，如其它不能讓產業資本取得支配的地位，它的各種落後資本形態，就仍然要占著優勢，產業資本不能革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命，生息資本就無法脫去高利貸的實質，商業資本也無法脫去其獨立化的野性，而反過來要革產業資本的命了。 一部世界的資本發展史，在這樣昭示我們。 二　中國各種資本形態之質與量的考察 （一）相存並在的各種資本形態 非現代的和現代的各種資本形態，在中國社會雜然並存著。 自然，任何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平衡的，它無論如何，還不免殘留下一些相對落後的部門或領域，讓前期的非現代性的資本形態，仍有寄生的可能。但它的活動範圍，是在不絕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擴大而縮小的。它不但失去了決定的作用，並早改變了原初的姿態。 若在中國則不同，我們已有了現代型的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但我們的前資本主義的諸資本形態，不僅繼續發揮決定作用，且還在阻撓產業資本，歪曲銀行資本。這是毫不足怪的。前面已經講過，資本是以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為前提，我們的商品，還未脫卻小商品生產的階段，而我們的貨幣，不但品類繁雜，其機能亦滿具有落後的特質。單就這方面講，中國資本的多樣性，已經是有它的存在依據的。 不過，在分別中國各種資本形態的特質以前，有兩點須得指明：第一，在中國資本的概稱中，原包含有外人資本成分，但本節為了說明的便利，暫把外資舍象去了；其次，這裡論及的各種資本，是就抗戰以前說的，現階段的資本問題，將在本文最後予以說明。 現在且來考察現存的各種資本形態的特質。 最先把惹人注意的商業資本加以分析罷。誰都不能否認中國的商業資本，在現代化過程中附有新的特質。但要檢點其新特質，首先不能不對它原有特質有一個概念。中國傳統的商業資本，就與西歐各國的商業資本，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後者，大體是把領主經濟的封建製作為存在前提，而前者則大體是把地主經濟的封建製作為存在前提。在領主經濟下，土地是不能自由買賣，商業資本不能向土地轉化，商人階級就與領主，從而，商業就與地權，是採取對立的姿態。若在地主經濟下，土地大抵可以自由移轉，商人有了錢，就容易變成土地所有者，商人既容易變為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也就不妨或不難轉變為商人了，商人同地主就變成了「通家」，雖然不一定就能消除商業資本與地權的根本對立（如歷代在某種場合曾採行重農抑商政策），但那種對立，不僅由此緩和，卻還由此引起了商業資本對於其他方面的不同關係。對於高利貸業，它一般是利用來作為其兼併土地的幫手。國外貿易原是商業活動的範圍，但一方面因為商人可能取得地權，把它們向外冒險活動的要求沖淡了。同時在同一地主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專制王朝，又可能利用商人階層因分散在地權上所造成的弱勢，而對國外貿易給予了過於嚴格的限制。商人不易向海外活動，工業對於他，就不是有怎樣直接聯繫的業作了，而況製造形態的企業由官府統制，一般當作農村副業的手工業，更與農業結成自給體，根本妨阻商業的侵入。商人對於生產，似乎只應配合其集中在土地和土地生產物上的興趣，而注意到土地改良，農業改良的。但在土地容易購得，土地愈多，愈足以表現其社會權勢的情形下，他與其用錢去改良土地，就毋寧用錢去購置更多的土地了。 然而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商業資本對於上述各方面的關係，從而，對於它的本質，起了一大變化，土地生產物，已經不是商業活動的唯一對象，地權已經不是很好的社會地位權勢的表現，不是接近官場變為官吏的很好把柄了，不僅此也，在社會治安時有問題的情形下，那反而要變成一種危險的累贅。近幾十年來，土地集中趨勢，並不像過去（在歷代王朝衰落期）那樣嚴重，豪商巨賈念不在此，當然是一個有力的說明，特商業資本對地權的這個關係的改變，是把它對外貿易關係的改變，作為前景。買辦性的商業，是中國商業資本新附有的最明朗的性格，商業就不但有對生產事業保持較密切聯繫的要求，而由對外貿易逐漸分解的農工業結合體，亦增大了商人居間活動的可能，在這一轉變中，商業資本對高利貸業的關係也有變動了；它以前需要運用高利貸資本作為其兼併土地的手段，而此後則需要運用高利貸資本作為控制生產事業的手段。不但如此，以前對內貿易的規模小，範圍狹，所需資金少，舊有高利貸業即可予以調劑，此後商業活動對象加多，範圍加廣，規模加大，所需資金數量，已非高利貸業所能供應了。這即是說，商業資本又在推動生息資本的變化了。 不過中國在現代化開始以後附加有買辦性的商業，畢竟先天的限定了它的變質的限度，它對外做著附庸做著外國產業資本全運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在其完成買辦商業任務的過程中，卻不能對國內生產事業立在控制的地位。本來，商業資本愈向農村進出，愈使農業商業化，使農工業分離，由此分解開的自然經濟諸因素，便依不可抗拒的理由，得在其他社會條件準備好了的場合，成為產業資本之人的與物的方面之原始蓄積。商業資本是在這種過渡中，逐漸揚棄它自己的獨立的性格，逐漸讓產業資本革它的命。但中國商業資本在為外國資本服務這件事本身，就在妨阻中國產業的成長，根本就談不到為本國產業資本服務了。因此，它雖然在近數十年來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古典的姿態，仍不能不保留下它前期的特質。而且，這種特質，一找到了機會，或者，一失去了外在的支援，就很容易故態復萌，把它對地權的關係，重又聯繫起來。 我們講過，生息資本有兩個類型，一是非現代的高利貸資本，一是現代的銀行資本。在一個產業革命難產的過渡的社會，高利貸資本和銀行資本是並存著的，並且，彼此還會參雜有對方的性格。高利貸資本在適應新環境的場合，不能不求所以現代化，而銀行資本在適應舊環境的場合，又不能不同時具備有與其本質相反的性能。中國的生息資本，也許是最能證驗我們這種認識的。不過在述及中國生息資本的特質以前，先須了解高利貸資本與銀行資本的不同作用和基礎。 一般的說來，在生產領域內，高利貸是以小生產者或農家與獨立手工業者為活動對手，而銀行資本則主要是以大生產者或產業家為活動對手。作為高利貸資本的貨幣財產，是由高利貸業者個人自己蓄積得來，而銀行資本則是利用社會的蓄積。高利貸活動，一般是在資金不充裕的落後社會，乘借款者的困厄而進行，故利息率高；反之，銀行資本活動，則是在資金比較充裕的發達的社會，想借借款者的活力經驗與才具而展開，故利息率低。惟其如此，與其說高利貸資本一般會與商業發生較密切的聯繫，銀行資本就必然會與產業資本發生聯繫。總之，高利貸資本與銀行資本，大體是處在對立的地位，而它們的對立，且還是以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封建制的與資本制的）作為基礎。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如其已由資本製取得了支配地位，高利貸資本將相應的失去其存在的可能，反過來，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如其還是由封建制占著優勢，或者不允許資本制對封建制根本的發生代替的機能，那至少，就不但能使此兩種生息資本形態相併的存在，且還可能使它們個別作二重的存在。 事實上，我們在中國銀行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對立過程中，已經發現了幾個特徵：第一，它們的對立，不是分野式的，而是密集式的。照我們上面的說明，只有高利貸資本，才在生產領域以內，以小生產者，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小農家為活動對手，但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大工業是極其有限的，就因此故，銀行活動的對象，由都市到農村，都不得不以小生產者為它們的主顧了。第二，它們的對立，並不是壁壘分明的，而是相互交錯，相互包容的，這主要是由於它們的活動對象既有些相同，它們之間的競爭，在某些場合，就不能不表現為同行同業間的競爭，表現為高利貸金融機關或銀行業同幫間的競爭，一方面排斥，一方面利用。此種不明朗化的事態，由國際資本的從中操縱而益形顯著。國際資本在對中國銀行業的對立關係上，需要利用舊式金融業即錢業；但在感到舊式金融業不夠完成其商業金融任務時，又採行排斥錢莊的立場，因此中國新舊金融業，在個別應付國際資本的壓迫下，竟又造出一種協調的可能了。第三，它們的對立，不是全面的，而是局部的。本來全國銀行業務的發展，是有待於全國產業的發展的。中國產業既不能順利得到發展，高利貸資本就只有在它們不能應付的大場面下，在都市方面，受到排斥，其他廣大的農村，甚至都市的落後部分，以及較落後地帶的都市，在銀行資本「到農村去」的口號未曾實現以前，都還是高利貸業活動的大地盤。 但這畢竟是問題全面中的一個側面。高利貸資本儘管還保留著廣大的活動地盤，在大都市，在商品貨幣經濟較發達的地帶，舊式金融的支配地位，已逐漸為銀行資本所代替了。從高利貸資本方面說，它之所以失去其原來的支配地位，與其說是由於它不能適應產業發展的要求，而寧是由於它的分散、零碎、和極其濃厚的地方性，使它不夠資格成就國際資本在中國行使控制的使命；其次，與其說，它的失勢，是由於不能融合國民經濟的改造過程，倒毋寧說是由於它的存在形態，不夠滿足國家在財政金融上的需要。比如，舊式金融業，在不統一的貨幣上，在銀元銀兩的兌換上，可以大牟其利，但國家為了財政金融的理由，需要廢兩改元，需要實行貨幣改革，這一來，舊式金融業的存在依據，就不免有些動搖了；此外，還須特別指明一點，就是，高利貸之所以失去其優勢，與其說是由於它的社會基礎的喪失，就寧不如說是由於它自身在經營技術、組織及資本上，均不足以應付日益擴大、日益動盪的經濟場面。 由上面的說明，可知高利貸資本在中國逐漸失去其傳統優勢地位的理由，就一般說來，就一般生息資本演變的社會歷程說來，是很不正常的。從反面來看，銀行資本在商品貨幣發達地區之取得支配地位，亦是很不正常的，這事實，根本顯出了中國銀行資本的幾種特質。首先，中國銀行資本在本質上，就很不易克服它所包容的高利貸性，因為，所謂高利貸，並不能單就高的利率這一個特徵來概括，它有它活動的社會基礎，活動的方式和動向，它是不能無緣無故的從歷史上消失去的。如其它的存在基礎還沒有喪失，即代替它的銀行業，如果沒有大工業或現代產業做其存在的根據，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變態的帶有高利貸的特質。在中國開始受到世界恐慌的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數年間，甚至在銀行事業特別繁昌的江浙一帶，我們就曾經常從報章雜誌上，聽到舊式金融業的典當業，在大聲疾呼的訴說銀行及農業倉庫，在變相的做著它們的業務的競爭。而中國銀行在吸收存款的競爭上，為了對抗信用優越的外商銀行，對抗舊式金融業者，乃至同業者，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從而，不得不提高放款利率（許多小規模的新成立的銀行，在戰前，已把利率抬高到一分以上），而其貸出款項，又都是對於小生產者乃至消費者的短期信用，那就更容易給人以高利貸的印象了。這是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一個特質。 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二個特質，是由其財政的性格上表現出來。中國銀行業是起源於一八九七年所設立的中國通商銀行，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尚只有八個銀行，此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一九二五年，全國銀行已達一百四十一個之多，這原因，當然可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此後數年間的中國民族資本，特別是輕工業資本的蓬勃發達，得到理解，由是推知銀行發展與產業發展的聯繫。但這至多，只是一個說法，而且，這一說法，應用到此後的場合，就不能有效了。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直至「七七抗戰」開始止，是中國產業的苦難期，在前此勃興起來的紡織業、火柴業、麵粉業……幾乎是全面的歸於萎縮停閉或轉讓給外人，但這一時期的中國銀行業，卻並不曾隨著崩潰，反之，不僅在數量上仍有所增加，各銀行的陣容，其資力，似更形充實，更有規模了。在這裡，使我們不期然而聯想到近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以公債的形式，依存於所謂國民銀行，而國民銀行則借公債以資營養的事實。在實際上，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是中國銀行的旺產期，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增發期。抗戰發生前三年，是中國銀行的調整期間，同時也正是政府公債的整理期。銀行資本之財政的性格，那也許是銀行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不過這個階段的時間久暫，各國是不盡相同的。 最後，中國銀行資本還有第三個特質，那就是大家公認的商業的性格。不錯，銀行業本身就是一種特殊商業，它與一般商業的區別，也許就在這一點，即它所經營的是貨幣，而一般商業所經營的則是商品。但我們這裡所說的商業性，卻是在比較的相對的意義上，用以次幾點事實來加以限界的：比如，第一點，中國銀行資本因為被發展不健全的產業，限制了活動的範圍，它對於商業特別是對於有關國外貿易的商業的聯繫，就較為密切。在一九三四年中國各銀行投資的百分比，工業僅占百分之十三，商業上卻占百分之二十九，機關（公債在內）占百分之四十一，由這個簡單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中國銀行資本的又一種商業的屬性；大量公債券保留在庫存中，是可能而且必然誘導它，把這些死的債券，相機活用在市場上，去同地產標金髮生買賣關係的。此外，習慣了活動在生產過程外部的銀行資本，還會進一步直接鑽進流通過程，使貨幣的經營與商品的經營統一起來。這也許不僅是理論的邏輯，我們約略的可以由此證示中國銀行資本的第三個特質。 中國的商業資本及生息資本既分別具有上述的內容和實質，在每一種資本形態可以表識著一般資本性質的限內，在個別資本相互間保持有一定有機關聯的限內，中國的產業資本，是大可由此暗示出它的特質來的。 首先，把產業資本當作一種特定的資本形態來理解，是須得探究它的來源的。中國產業資本的來源，根本就有了先天不足的毛病。在資本蓄積過程上，一般是先在商業資本上蓄積，後在產業資本上蓄積的，換言之，商業資本上蓄積所得，是現代產業開始的最主要的本錢，中國商業資本對於地權的聯繫，在本質上，已限制了它的蓄積過程。而商業資本通過地權，與政治上的密切聯繫，使它在結局上不能不與各個王朝的興衰同其命運。中國在現代化開始的時候，正是清代王朝向著衰落歷程邁進的時代。乾嘉的時期的宮廷擴大浪費和豪商集中土地的情形，已由太平天國及這前後的貧民大叛亂證示其後果。過去商業資本上的可能蓄積，一再遭受極度的破壞了。這對於中國產業資本的形成，是一個先天的障礙。不錯，在五口通商以後，即在中國商業資本變換其傳統姿態以後，由商業促成農產物商品化，多少有所蓄積了。但由這種方式蓄積的商業資本，又因產業發展的諸般前提條件（如關稅權、交通權、貨幣權、工業權等），愈來愈受破壞，愈來愈不完備，而不易轉化為產業資本；而已經利用某種機會，或借著政府幫助，而相當樹立了規模的產業，又因為沒有自主而靈活的產業證券市場，不容易化為票面流動資金，不容易招收新股擴充資本。此外，如上面所說的中國銀行資本的特質，雖然可以理解為產業不能正常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在其作用過程中，卻更反過來加大了產業資本的梏桎。單就資本累積的關係上講，銀行投資條件，已使產業自身的擴大再生產受了限制。 社會既不曾為產業蓄積起可資運用的資財，對於僅有的資財，又不易有效的集中運用，而在運用中的有限產業資本，又復不易擴大再生產，這種從資本來源上看出的產業資本的特質，就必然要招致它第二個特質，即資本組織形態的落後了。關於這點，大概可就以次兩種事實得到說明，那就是股份公司對獨資合資所占比例甚小，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始終占著極重要的地位。以前一點而論，在中國新式企業中，只有極少數的大規模企業採行股份公司的形式，其餘不是獨資，就是親故的合資，此種情形，原系受了社會信用、交通及銀行業不發達的限制，而清末獎勵獨資興辦實業的政策（一九〇六年清代改商部為工農部，頒布獎勵實業規程，辦一千元以上之實業者，賜男爵，二千元以上賜子爵），似亦不無關係。至於官辦及官督商辦形式，在中國產業發展的第二期（一般以太平天國亂後的官辦及官督商辦期為第一期），即由中日戰後（一八九五年以後）開始的民營期，雖已有所改變，但一般較大的企業，如交通業、礦業乃至一部分的紡織業，仍系採行官督或官辦方式。此種方式，在外表上，似與挽近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營形態相仿佛，但其實質大相徑庭。後者是建立在高度集中與高度技術化的基礎上，而前者則恰好是因為資本無法集中，技術過於落後，始由國家直接從事監督或經營，藉資倡導。姑無論企業形態是獨資的抑是親朋故舊合資的，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會表現在企業會計與家庭會計不分上面，表現在管理無方上面，此外，它還會同官辦或官僚資本企業招致同一的致命的後果，那就是對於擴張資本，改進事業，都在其組織形態本身受了極大的限制。 中國產業資本由上述兩種特質導來的第三個特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低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是必以它的資本的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程度來測定的，而機械化或固定資本化的前提，首先就得有大量資本的集中。在中國民營輕工業極其暢旺的一九二〇年，資本在十萬元以下者，占絕對多數，在二十萬元以下者，占百分之七十五，百萬元者，僅占百分之九。以此小規模的資本數量，當然不難測知其資本構成的低下。而且，落後國家的產業，大抵開始是著重在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產上的，而其生產手段的供給，則照例是為先進國家所獨占。輕工業或消費手段的生產企業本身，就已經限制了它的高度機械化的可能，而要由國外，由外人手中取得機械的供給，乃無異加上了一層取得其同意的限制，事實上，作為帝國主義政策之一重要部分的生產手段的獨占，其作用恰好就在這裡。除此以外，我們的產業有機構成的低下，實還有其他更本質的理由，一國的產業，如在對外對內關係上全無保障，它為適應動盪不定的環境，最好是採行「易合易分」「可止則止」的游擊式製造業形態。製造業是只需在機具上使用極小量資本的。這是中國製造業特別發達，十萬元以下的資本經營特別繁多的基本原因之一。在工業上如此，在農業上尤屬如此，工業高度化機械化的障礙，農業同樣會經驗到。不過，農業還有它獨特的困難，中國迄今還未變革過來的傳統的地權關係或土地所有形態，使農民或農業家要為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花費它全部資本或農業生產費用的最大額數，以致固定資本在全資本額中所占比例，只達到百分之二到四的可憐程度。 （二）由質到量的考察 在上面我們已把中國各種資本形態的特質，分別指明了，它們分別具有的特質，在相互間，寧可視為一種有機的配合，更可視為是一個具有特質的總資本之質的分割。依據社會科學的分析，一切社會事象之質與量間，是有著極密切的函數關係的。中國商業資本、生息資本及產業資本所分別具有的那些特質，事實上，已可暗示出它們個別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之量的規定。 一個社會的財富，究以多大的比例轉化為資本，究以如何的比例，分割為個別的資本，那是頗不容易明確判定的，那取決於許多社會條件，並且時時刻刻都在流轉變化。不過，我們所需要的，如其不是在靜態經濟狀況之下的固定數字，而是為了借著一定的可能提供的比例數字來說明一般演變趨勢，上述的困難就比較緩和多了。社會科學告訴我們，在產業發達和產業不發達的社會間，各種資本所占比例，是顯然不同的，在後一種社會，資本是在商業上乃至在高利貸業上蓄積，由於和社會形態相適應的社會信用及交通的不發達，商人資本周轉極其緩慢，由是，在總貨幣資本中，當作商人資本用的部分就極大了。生產越不發達，則與其投在流通中的商品總數比例而言，商人資本的總額必定會越大。所以，一位經濟科學者曾這樣表示：「在生產不發展的情形下，一個社會的真正貨幣資本，必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其實，在這種社會，不論是採取商業形態，抑是採取與商業有密切聯繫的高利貸形態，差不多是以貨幣資本為資本一般，因為當作它們的社會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其所有生產費用，還不是採取資本的形態。反之，在一個產業發達的社會，不僅一般資本是在產業上蓄積；且與產業發展一同展開的社會信用和各種新式交通，又復相對的縮減了用以經營商業的貨幣資本的數字。因之，也相對的改變了商業資本在全社會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它的以貨幣來表現的資本數量，已不復能超越於產業資本之上，卻須隨著產業發展的程度，而成反比例的落在產業資本之後了。 這是理解上述中國各種資本形態之量的比例的前提認識，同時，中國各種資本形態之現實的量的比例分割，也大可加強我們對於此種認識的信念。 在前面分析各種資本的特質時，我們是由商業資本起，在這裡，檢討各種資本的數量，卻反過來，從產業資本起。在中國產業發展剛由繁榮期走向下坡的一九二四年，全國五百六十五個註冊工廠的總資本，是二億二千四百一十四萬。其中，交通業及礦業的投資，不在此限，外人的產業投資，亦不曾計算在裡面。作為中國最重要交通部門的鐵路總投資，在一九三〇年，約為五億二千萬元，而同時，煤礦業、金屬礦業及航業上的投資加算起來，中國在戰前屬於民族資本部分的產業資本，就將近達到十萬萬元的數量。這個概數，與谷春帆氏的統計沒有大的出入，他認定抗戰以前的新式產業資本，共約三十八億零七百八十一萬元，其中，外資占二十八億，達金額百分之七十四，本國資本僅占九億八千七百萬元。 與產業資本不相配稱的，是生息資本的數量。在一九二五年，中國一百四十一家銀行的總資本，合計一五八一六〇四七一元，至一九三二年，一百五十家銀行的總資本為二億六千六百七十萬元。至於舊式金融業的錢莊，在一九三五年合計有一千三百四十七家，其總資額不過五千萬元，兩下加算起來，約達三億餘萬元。但此系就實收資本而言，設把銀行實收資本、公積金、存款及發鈔等的總資力合共計算，則在一九三一年為二十六億元，而同時擁有五億一千六百萬實收資本之外國銀行的總資力，則達八十四億元。 至於最易轉變，而又不斷在轉變的商業資本，自然很不易作確切的估計。但我們可以由以次兩重事實，得到一個輪廓的推算。五口通商以後的中國商業，其對外的重要性，遠超過其對內的重要性。而且對內商業的發展，或者，農工業品的商業化商品化，倒寧是由於對外貿易的要求。在一八六四年，中國對外貿易輸出入總額尚不足一億兩，一九一四年，達九億二千萬兩，一九二四年，差不多達到十八億之巨。單就這每年十數億元對外貿易來說，已可概見周轉它的商人資本，達到了如何大的數量，設把社會信用及交通均不發達的諸因素加入考慮，則總貨幣資本中由商人掌握著的數額，就大得可觀了。在一九三一年，雷麥（C. F. Remer）算定外人在中國的投資，計達三十二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其中商業投資占二十五億三千一百九十萬美元，政府借款占七億一千萬美元。設將美元以戰前四比一的平價換算為華幣，外人總投資額一百三十億元中，除去大約三十二億元的政治借款，其餘將近一百億元，就都是商業投資。特這裡所謂商業投資，那是指著一切用企業形式去牟利的資本，即上述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都包含在內。設把這兩項資本即銀行資本十六億元（為實收資本、公積金、發鈔各項之總計，由上列總資力八十四億元中減去存款六十八億元所得之數），產業資本二十八億元，從總商業投資百億元中扣除下來，剩餘的五十六億元，大體可以說是八千家洋行大大小小的外國商店旅館乃至各種娛樂場所各種交易所所擁有的商業資本。（參見蔣學楷等譯，雷麥著《外人在華投資論》） 由上面提出的各種數字，很顯然的說明：在中國各種資本（無論是包括外資，抑排出外資）中，產業資本只是占著一個很小的比例，同時，如把接近商業且在實際上是做著商業經營的銀行資本，加算在商業資本方面，則商業資本在數量上的壓倒優勢，就大可測知中國產業資本落後的程度了。 （三）由量到質的再考察 依照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國各種資本量的分割，本質上就受到了它們個別的質的規定。產業的落後形態，即僅點綴著有限的新式經營，而仍以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占著壓倒優勢的產業形態，當然只好讓商業資本大肆其獨立活動。這中間，早由世界資本運動史實所提示的法則在作用著：「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程度成反比例。」 這個法則不僅說明了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由質到量的變化關係，還說明了它們由量到質的變化關係。 獨立發展的商業，既然不以產業的規制，它就不可避免的要規制著產業。它將是由犧牲產業而取得自己的營養。中國的商業資本的數量的增大，一直是把它對於新式的舊式的產業的無情榨取作為基礎。這種不利於產業發展的局面，不但使可能轉化到產業上的資本受到妨阻，並會使已經投用到產業上的資本，改變用途。產業在量上愈加處在劣勢的地位，它就愈沒有力量轉變它不利的前途，使它原來具有的諸般特質，更形加強起來。 然而這不單是理論的邏輯，事實是比理論表現得更有力的。且看下文罷。 三　中國資本累積、集中、分散的總運動 在前面，我已把中國資本的形態的特質，其數量，其質與量的相互關聯，作了一個分析性的考察。這種考察，雖然已對各種形態的資本的內在聯繫，有所說明，但從綜合的觀點，把它們當作一個總體來看，從總運動過程中，去觀察它們所以不能不形成那諸般特質的究竟，並由是看出它們全般發展的趨勢，那卻是需要在這裡加以研究的。 不過，直到此刻為止，我提論到的中國資本，都把在中國的外國資本或國際資本，拋在一邊。除了極少的必要場合，我幾乎是把在中國的外資，甚至外資的作用，都當作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把它當作從外部來給予中國資本以壓力或阻力的。——這都是為了說明的便利。我們現在研究中國資本的總體運動，再不能忽視外資在中國資本運動上的作用了，反之，我們將會證明：在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中，外資實際在起著左右一切的決定的影響。 因此，在論及中國資本之累積、集中、分散的運動以前，須得把外資何以能在其中發生決定作用的事實揭明出來。 （一）國際資本對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 也許說，在中國境內的國際資本與中國本土的資本，實際上是很不易明確區分開的。許多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者，就曾這樣強調著。但它們間的聯繫，不論如何密切，比如，不論中國買辦商人，如何通過外資賺得一宗貨幣，這貨幣又當作存款，存入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又可能利用這宗存款，在中國經營某種企業，而這企業的營利，更可能用以參加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工礦業。……如此輾轉下去，好像誰也不容易把外資從中國資本或中國資本運動中劃然區分出來，但這種問題的研究，決不能隨著零碎枝節的現象兜圈子，我們這裡特別需要運用抽象力，從參雜錯綜的現象中，去理解它們個別在一定場合在一定主體下所表演的作用，否則我們就不但無法把中國資本與外資區分開，即在中國資本中，亦無法把產業資本與其他和產業資本交互發生流通關係的各種形態的資本區分開。而我們這裡所要究明的資本總運動，並不是也不能籠統的混同的予以討論，卻反而是要把它們個別在那種運動中作用著的範圍與限界，認清了之後，才能討論的。 講到外資對於中國資本運動所起的作用，有若干認識上的前提問題，須先予以處理。其一是外資主體或外資所有者的意志，是否統一，即它們對於中國資本運動的作用，是否向著一個方向；其二是外資所有者即使對中國資本發展問題能統一其意向，它們是否就能在實際活動上，貫徹其意向？ 關於前一問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帝國主義各國對於任何落後國家的經濟要求或展望，因其個別所具的自然條件及其對該落後國家的歷史關係不同，原可大異其趣，因而對於其帝國主義政策的執行，不盡能採取同一的步驟，甚且可能在某些場合採行相反的步驟，但在它們同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終有其相同的基本要求的限內，我們仍不難在其暫時的局部的或參差的衝突中，看出其對落後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可能採行的共同對策；而且，我們往往只注意到不同的要求所引起的衝突，而不知多方的衝突所造出的一致或平衡。近百年來的外資侵略史，已充分為我們指證了這種事實。 關於後一問題，國內論壇上已不時討論到。最容易說服我們的意見，似乎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中國資本主義或資本的發展，雖然在它自身的各不同發展階段，可以採行不同的政策（如在帝國主義階段以前，它還不妨開明點，雖使各落後地帶的封建生產方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代替，一到帝國主義階段，它需要保留或帶往落後地帶之封建生產方法的志望，就比較來得顯明）。但依不同的志望採取不同的政策為一事，是否能使其主觀志望，依一定政策予以達成為又一事。這種說法是聰明的。但似未想到帝國主義者執行某種政策的志向，就已經是把現實的客觀條件作為前提，現在且從這方面來展開我們的研究罷。 在研究程序上，我們應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度，轉注到它們對中國產業資本發展的態度上面。上面述過的中國近百年來產業資本發展的成果，也許可以說是「外鑠」的作用居多，——雖然任何外鑠的作用，須得通過已有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產業資本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坎坷與挫折，亦似大體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首先，帝國主義各國不允許或不希望落後的中國發展產業，無疑是恐怕因此影響它們的製造品市場，影響它們的原料供給要求，乃至影響它們的資本出路。前兩者在今日已可憑常識去理解，而後者則需要予以原理的補充，因為，照我們將在後面解明的，一國產業能順利發展，能不絕擴大再生產，它就可以逐漸大量累積資本，使各國剩餘資本的輸出發生障礙。 其次，它們讓中國民族的產業順利發展，固有上述的障礙，它們代中國或在中國發展產業資本，不是於儘量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及原料之外，更可有利的把握市場，並連帶解決其過剩資本問題麼？它們確曾在打這樣的如意算盤，然已在實踐中經驗到了此路仍是不通的結論：因為，它們在中國多一個產業的單位，其國內同種類的產業，就要在輸出上受到排擠，對本國產業的競爭問題，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產業的第一道難關；它們在中國發展產業即使除極少場合以外，不會受到中國民族資本的競爭，它們相互間的傾軋競爭，卻是不易避免的，比如，日本縱然可以把對中國輸出的紡織業，全搬到中國來，但它不但會遭受英國在華紡織業的排擠，且會受到英國蘭開夏紡織業的排擠。中國既不能防衛保護自己的產業，也當然不能為其他任何國防衛保護其產業。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產業的第二道難關；加之，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都有它在中國的特定勢力圈，它比較可能在勢力圈內暢所欲為，但這種由分割所得到的利便，卻又為分割引起的勞力原料及販賣市場不易如意控制的不利所抵消；況且愈到挽近，每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都在因他們之間的激烈鬥爭而受到動搖，這是它們不能在中國任意擴展產業的第三道難關。最後，由中國產業不發達所保留下的落後生產關係，及由此引起的治安、交通、貨幣乃至購買力上的諸般困難，雖然反過來會給予中國產業發展的妨礙，也同樣會妨礙列強產業在中國的發展，這是第四道難關。 列強在這不能促進中國產業發展，也不能代中國發展產業的客觀形勢下，自然而然的會依實際利益的指導，利用其可能利用的特權，使中國經濟或中國資本的運動，向著它期望的方向走去。 一國的財政金融，對於全資本運動，是有著決定的作用的。它們由賠款及外債支借程序的控制，由標金、公債及外匯市場的控制，已使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受其支配。資金向著產業方面運用，既有上述的障礙，它們只有極必要而且極有利的場合，才由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控制，使它們的資本參加到中國產業方面，以為合併買收的準備，或誘使中國資本參加到它們產業方面，以增大其擴展與合併的資力，除此以外，它們就依照其不利於發展中國產業資本的程度，而要求加強中國的商業資本活動，事實上，中外商業資本的分工合作，是達到了非常「協和」的程度的。比如，以原料品為主的輸出貿易，強半由國人經營，但以達到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依託於外人，而同時以製造品為主的輸入貿易，則主要由外人經營，但大體亦以到達通商口岸為止，過此則委之於國人，這種買辦性的商業，在外人控制著中國財政金融的條件下，是更易滋養起來的。配合這種商業資本發展的諸社會條件，更要求配合它們的其他社會條件，層層相因，在一般情形下，特別是在一種壓倒的優越的外力，在全面經濟上發生領導作用的情形下，很可能造成一種限制中國資本全運動或全發展過程的局面。這是研究中國資本運動，所須預先理解的要鍵。 （二）中國資本的累積過程 在資本的全運動中，首先要知道它是如何累積起來，並在如何累積著。資本的累積，是資本運動中的最基本關節。中國資本的本質，我們實際是只有在它累積運動過程中才最容易暴露出來的。 特關於中國資本累積問題的理解，需要把一般人最易混淆的兩個累積形態，簡括加以說明。資本的累積，有資本主義式的，有前資本式或原始式的，兩者是判然個別。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形態，是以產業勞動者的剩餘生產物，為其累積的基礎。此剩餘勞動生產物轉化為剩餘價值，而資本化，而連同原資本一同投入再生產過程，就形成擴大再生產過程。在自由競爭局面下，每個產業資本家，為了以精美廉價商品去競勝其同業者，都力圖採用新式多費的機械，從而，都力圖減少消費，使其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儘可能的轉化為資本。產業自身擴大的要求，便變為強制累積的要求。不過像這種累積方式，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的，要追溯產業資本的最初來源，就使我們不能不述及另一種累積方式，或即所謂原始累積的方式。這種方式的累積，恰與前者相反，而是以獨立小生產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物，為其主要的累積基礎。在此種累積基礎上，立即就揮起了與它相適應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活動。它們的活動愈形加深和擴大，那種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物，就愈不易資本化，甚或使它原有的資本，更嚴密的說，即使它原有生產諸要素，愈益縮減其規模。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再生產規模也可能有所擴大，也可能維持原狀，但在這種基礎上的任何資本累積，顯然不是由於產業自身的擴大要求，不是經濟內部的強制，而是在產業過程外部，借著政府公債、賦稅、商業政策，以及近代型的銀行政策等來進行的。 我們關於資本累積有了這種基本概念，乃可研究到中國資本累積的性質及其基本形態。 中國產業資本，曾在上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即在它們壓力稍弛的場合，在若干輕工業部門，有過相當的發展，但戰爭甫經結束，那種壓力重又加緊，前此發達起來的若干部門的薄弱產業基礎，又復歸於萎縮。外資的產業，誠有若干方面在中國民族產業的廢墟上或被吞併的基礎上，顯示出了變態的繁昌，但根據前面的說明，那終歸是有限的。而且，就是這有限的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亦還是靠著經濟外的特權，靠著原始累積方式來予以支持。這一點，不獨外資是如此，就是一部分民族產業上僅有的資本累積，依舊要靠著原始方式的協助。因為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如其沒有占著優勢地位，或者，如其全般的說來，還是對舊的生產方法占著劣勢地位，則資本主義式的累積，可能要藉助於原始的累積方法。事實上，現代初期的各國資本主義經營的利得殆無一不是通過政府的保育政策，通過政府用原始方式吸收資金，來間接成就的。 中國就是到了目前，還未曾脫出上述諸期階段。它的資本累積的最主要形態，還是原始的，還是以獨立小生產者的剩餘勞動生產物作為基礎，亦就因此之故，它那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形式上累積起來的資本，我們有理由斷定它是叨光於原始累積的庇蔭。雖然那不一定是由於政府的保育政策，而寧是由於帝國主義對封建的特權關係。 惟其我們的資本累積，主要是原始的。故資本累積的程度，其規模，不能也不易直接由生產規模上表現出來，卻反而是間接的表現於買辦的商業資本、新型的高利貸資本及與其相適應的變態的財政資本的規模上。 我們在前面已經概略的提到了中國各種形態的資本的統計數字，那些數字，雖然大體可以表明中國資本累積的規模，但其間有幾個問題須得予以分釋。 第一，從那些資本規模上，我們不應只注意其累積的一面，即我們已講過，作為中國資本累積基礎的獨立小生產者的生產規模，雖有極少部分可能在擴大，不少部分可能在維持單純再生產原狀，實還有極大一部分在縮小或全盤停頓。這縮小去了或完全停頓了的生產部分，顯然不但無所累積，且把已有的累積也被銷毀去了，在前述中國各種形態的資本統計數字中，就有極大一部分不是資本累積的結果，而是原有累積被吞蝕被剝削去了的結果。大家試一留意我們由都市到農村的普遍破產現象，就知道其中的癥結。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式的累積中，一般生產規模的擴大或縮小，大體可以看出資本是否真正有所累積，而在中國這種原始式的累積中，要從表現那種累積的其他形態的資本中，去測度我們一般生產規模究在擴大或縮小，就頗為不易了。這是深刻的破產現象，並不能引起一般人甚至一般經濟學者注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除了產業資本外，其他各種資本形態，如商業資本，農業上的土地資本，新舊式金融資本等等，都比較缺乏定著性，它們之間的流轉是很迅速的。就地租來說，它是農村資本累積的一個基本方式，中國地租的非現代化，不僅包括進了利潤工資的成分，而且把農村副業的收入，農民正常生活費用，也給囊括了去。就土地所有者的浪費，及依種種方式擴大集中地權的關係言，地租竟直接間接做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或高利貸性資本的活動根據，雖然商業及高利貸本身，亦各有它們獨特的累積方法。此種流轉或夥同活動，在中國社會是極自然的，因為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給它們配置著諸種適需條件。同時，在上述各種資本，它們更可借信用掩蔽，使自己茫無涯際的膨大起來，因此，要從它們的統計數字，來說明一個社會的財富或資本的確實累積程度，那是極無把握的。而我們許多經濟學者，每每就像天真無邪的從中國銀行資本的擴大上，來反證中國經濟的發達，好像社會資本的累積，可以不通過產業，而戲劇般的在銀行金庫中或會計簿上變出來似的。 第三，如其說，資本累積表現在商業上、農業上、金融上不易察知其底蘊，則它表現在財政上，在財政政策所支配的公債、賦稅及通貨上，就更加使人摸不著頭腦了。而像中國這種沒有現代產業基礎的國家，私經濟範圍內的商業與金融的利得或資本累積，經常無可避免的要同政府的財政政策，特別要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經融發生極密切的聯繫。就前者而論，中國商業和金融上的資本累積，是必需經濟以外的強力，從外部來予以支撐或補充的。商業和高利貸業或銀行業在賦稅與公債上所貢獻給財政上的助力愈大，而它們就更好把賦稅，把公債乃至把通貨作為加倍轉嫁或向獨立小生產者索取較高代價的口實或工具。比如，近三十年來最顯然膨大起來的銀行資本，論其累積過程，應當不忽視政府所給予它們的特別恩惠，政府以公債的方式向銀行貸款，公債票面價格和政府實際借入款項之間，有一個大大的差額。除此差額的利得之外，還有較高的利率，還可把公債當作資本運用，且還可把公債券作為發行鈔票的準備。銀行就把它其他方面的業務活動的贏利拋開不講，單是這種借貸關係，就能給予它以四重的利益，銀行資本是這樣累積起來的。財政上為了保障債權人的權利，當然不能完全依賴借債還債，而必須以賦稅方式來予以彌補，結局，經濟外的強制，就成了資本累積的槓桿。中國商業資本的累積，雖然沒有銀行資本那樣顯然的依靠經濟外的強制方式，但我們略一分析其藉助於多重不等價交換的內容，分析其利得與官場的聯繫，更分析愈閉塞愈落後地域，就愈可不計較成本，而計較市況，而任意抑價勒買，抬價額銷的事實，就知道商業資本能有現在這樣累積的成果，並不是偶然的。 顯然的，我們並不以中國資本的這種累積方式而感到失望，而寧願使這種累積方式合理化，因為借原始累積來促進來助成現代型的累積，那正是現代初期各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經驗過來的現實道路。所可惜的是，我們躑躅在這條路的時間太長了，這原因，本須關聯到上述中國商業金融資本累積，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業與金融保有內在聯繫一點上面去，但關於這點，我想把它留在下面來加以說明。 （三）中國資本的集中過程 資本的累積形態，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規制著，資本的集中形態，亦是如此。我們很可以說，資本的集中形態，是由資本的累積形態所決定。 資本主義式的資本累積，我們已經知道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內部自我強制的進行。每個企業組織或生產單位，如其要求自存，要求不為與它同時競存的其他企業組織或生產單位所擊敗，它就必須在技術上講求改進，在設備上講求充實，即是說，它必須多方講求再生產規模的擴大。擴大變成了圖存的一個致命的前提。所以，資本集中，成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法則。一切有關資本主義的經營，無疑有這個法則在其中作用著，資本主義的商業與金融業，自不能例外。但不論那種企業上的集中，都須把產業或生產事業上的集中作為它的依據或基礎。如像托辣斯卡特爾一類組織，雖然包容了廣泛的交換過程，關係商業資本活動，但卻是把產業作為它的重心，商業只演著附庸的角色。就是現代龐大的金融資本，如抽去了集中起來的產業，它立即就顯示為一種虛浮的存在。 反之，在原始累積形態上的集中，就完全把它的集中運動移到產業或生產領域以外了，特別是移到交換領域了，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個產業落後的社會，儘管它只存在著分散的零碎的獨立小生產規模，但卻並未因此就妨礙它的商業資本的擴大。經濟科學告訴我們：獨立的商業資本，可能與產業依相反比例而發展。引言之，即產業資本上的不集中，在某種場合，正可成就商業資本上的集中。 這是中國資本集中形態的實話。 早在開始現代化程序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就對當時的產業，表現了極不相稱的規模。資本所以容易在商業上集中起來，在極多的原因之中，第一要數到商人在落後社會的優越經濟地位。他們利用獨立生產者的無知與分散，自然成了單純商品買賣價格的決定人，一部商業哲學，是由賤買貴賣的原則一以貫之的。他們「因利乘便」的地方，已夠多了，又如在必然的社會聯繫，高利貸業，甚至初期新式的金融業，都在做他們的幫手，設推開論點，把我們前面已經解述過的中國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夥同活動的關係，加入考慮，更就商人傳統的接近官場，且容易變為官人的事實，關聯起來，社會資本很快就容易集中商人手中的事實，是不難理解的。 但商業資本集中到一定的量，理應可能改變它的質，這個論點，得從兩個方面予以說明，其一，關係到資本分散的問題，將在次節討論；其一，則是在中國現代商業資本集中裡面包涵了它對帝國主義的商業與金融的關係。我在前面已講到中外貿易的聯繫方式。那種方式，表明中國的國外貿易，全由外人操縱，而依屬在國外貿易下的國內貿易，則顯示為對外人服務。本來對外貿易也和對內貿易一樣，一極的商品向其對極方面運動，對極方面的貨幣則向著這一極方面運動。在這裡，工業品同農業品本身，並不能表示什麼軒輊。但因大體上，主要輸出以工業品為代表的社會，和主要輸出以農產品為代表的社會，在國際經濟政治關係上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它們的商品，就處在不平等的地位而要求，而被強制，以較大價值的農產品（或半制品），去交換較小价值的工業品（乃至一部分農產品）了。這種不等價交換本身，必然一步進一步的誘致中國經濟國際化，誘使中國商品貨幣經濟與國際商品金融發生更有隸屬性的聯繫，結果，在中國對外的商品往復運動與貨幣往復運動中，就形成一種很異樣的資本集中運動。由一八六四年到一九三四年這七十年中間，只有很少幾年是出超，其餘都是入超。僅由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入超總額，就已達到了五千三百九十萬兩，這大量入超所需支付的貨幣額，是以中國社會資金，由農村流向都市，流向本國金融機關，流向外國銀行，其中一部分再行外流，這一集中過程來體現著的。自然，集中到這任一階段的資金，並不是無所保留，就一直向前運動，同時也並不是全不回流。事實上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積累到了三十二萬四千二百萬美元（一九三四年）的投資總額，大體就是這樣集中起來的。而中國現代商業金融資本的集中形態，亦不妨說明托這種大集中運動的餘蔭而逐漸形成，同時反過來說，也正是那種大集中運動所由形成的基礎。 但在這當中，我們應肯定一件事實，即商業金融方面的破產沒落現象，並不因那種集中運動而減少，且反因那種集中運動愈益強化而加多。一部分或最大一部分的破產沒落，就為另一部分或另一極小部分集中化膨大化的基礎。這是中國新舊產業連續破產，而新舊商業金融，也並非一律欣欣向榮的癥結所在。至若在商業金融方面其所以有的能夠擴大，有的不免於衰落的原因，在我們現在論及的場合來說，那與其說是看誰有沒有取得帝國主義的或封建的特權關係，寧是看誰有沒有運用那種特權關係的資格和本錢。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或其投資力愈益加大，它所要求為它服務的中國商業與金融，就愈需要有像樣的規模或較能集中的資力了。 （四）中國資本的分散過程 從表面上看，分散恰好是集中的反面，但資本的分散形態，卻為其集中形態所制約，所規定了。資本能在產業上集中，它向產業以外的商業金融方面活動，也是為了適應產業的要求；反之，資本如其主要是集中在商業方面，商業按照它獨力活動的法則，就只有在很特殊的場合，才肯向產業上分散，否則它一定會以擴大自身的活動。擴大與自身活動最相類似和最有密切關係方面即金融方面的活動，為更有利益。 惟其如此，中外商業金融業所大量集中起來的資金，雖然有較小的一部分，為了要購取中國農村的原料和半制品，而不得不分散到農村去，但這需要較長周轉時間，且不免為治安交通等條件所限制的買賣，即使能運用各種方式的特權，以加大不等價交換的有利差額，那亦只是在特別需要原料品或半制品，以便成就其他更大利益的場合，才能為中外商業金融業所注意到。他們念茲在茲的，毋寧是那些轉手即可獲取大利的交易對象，所以，在商業金融上集中的資本，幾乎連正規的嚴格意義的商業，即包括有貨幣商品運動在內的商業，也「敬而遠之」，而一味向那些離開生產過程更遠的標金市場、外匯市場、公債市場以及各種方式的交易所去討生活了。此外，地產經營，也是逐利者非常中意的投機目標之一。 中國資本的這種分散形態，延到此次抗戰爆發前數年間，幾乎發達到了極點。當時國內國外正為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所侵襲著。一切正常的貿易關係，都有脫節的趨勢，因而更加強了上述的投機活動。但用投機方式迅速分散去的資金，不轉瞬間，又依投機方式迅速集中起來，由是黃金流來流去的水池裡，很容易發生漫溢現象。甚囂塵上的所謂遊資過剩，就在這裡不易分散開的分散運動過程中，當作一種嚴重病態表現出來。 不錯，我們是不能忘記中國商業上集中的資本，還有一種傳統的分散方式的，中國商人賺得的錢，一向除了進一步擴充商業外，就是拿去購買土地，而中國的特殊封建經濟關係，又大抵允許商人自由購買土地，這是我們一再講過了的。這種向土地分散資本的方式，原可理解為把土地當作商業活動的特殊對象物，同時，土地上的收入，確也照例成為商業累積的一個特殊方式，但我不想在這裡進一步分析，我們只須表明：這種分散方式，在五口通商以後，因為商業有了廣大活動範圍和有了雜多輕而易舉的活動對象物，就慢慢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為一般商業經營者所不注意了，他們甚且把都市及其附近以外地方的土地，看為是累贅。自然，在比較落後的地區，情形是不盡相同的，但在現代商品貨幣經濟日益擴大其範圍與影響的情況下，我們仍不妨說：那種分散資本的方式，已漸不重要了。不過，這是指著戰前說的。 如其說把商業上累積的資本，用來購置土地，在戰前已成了很不時髦的投資方法，而與這相關聯的傳統的高利貸活動，亦同樣逐漸減少了它對資本的吸收性。破產的廣大農村，無疑仍是高利貸活動的舞台，但當資本能找到其他有利出路時，它並不會怎樣戀戀於這變亂無常的地盤。這是上述資本由農村集中到都市的一個有力的註腳。 自然，這一切的演變推移，都是逐漸的不平衡的展開的。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基礎，不曾經過全面改革以前，商業上的資本累積與集中，自不免還有依靠土地投資及高利貸活動為其支助的地方，在同一限度內，它的資本的分散，也必然會「飲水思源」的流用到這些方面。但當它的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與其說是關聯於封建的特權，卻寧是關聯於帝國主義在中國不平等的特殊利益，則它的資本分散，就無法遵循古典的通路，而不得不強制著，使原有的土地投資，逐漸變形為都市地產投資，使舊來的高利貸活動，變形為銀行資本活動，並且，有如過去土地投資與高利貸結托一樣，地產上的投機也同樣有高利貸性的新式銀行資本活動聯繫起來。這有關資本分散的引論，重又回到我們的出發點了。上述遊資過剩現象，一直腫脹在資本分散運動當中。 直到抗戰爆發前若干年，泛濫在都市，在銀行中的大量遊資，始逼著所謂民族資本家，把注意轉向農村方面，自是而後，「農貸」變成了資本分散運動中的一個新的節目。但把資金分散到農村，一定不僅是為了想藉此宣洩一個痛快，而是為了那可能幫助它有進一步的累積與集中。農村的生產事業，原應是有利可圖的，但造成農業生產有利可圖的其他社會條件，還不曾產出，結局，農貸就不但因此限制了它的性質，也相應限制了它的數量。按照現代農村貸款的正常程序，理應是由長期而至短期。因為在剛走上現代化旅途的社會，土地差不多要占農業生產費的全部，必須依長期貸款使農民從土地的負累中解脫出來，他們才可能利用中、短期信用，來改良土地和調劑其年墊資本。但我們的農貸一開始就是短期的，因而，就不能是生產的，而是青苗錢式的，這原因，一般人講的很多，當然以我們農村社會生產關係，還不曾造出運用長期貸款的社會條件之說，最有根據，但我還須在這裡指明一點：我們在都市過剩的資金，在量上，在質上，都不夠也不能有效而合理的分散到廣大農村去。這是我們隨後要說明的。 （五）在資本運動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總趨勢 我們由上面的研究，得知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不論是累積、是集中，抑是分散，都捺上了商業或商業性的印記，而不是產業的。由商業性活動所累積與集中的，大抵是貨幣財產，我們已講過的，由農村到都市，到中外銀行，再流到外國的資本集中運動，也無非是這種貨幣財產的運動。論到這裡，讀者定然會發生這種反問：商業活動既包括了貨幣運動與商品運動，則在上述的一列當作資本的貨幣集中運動過程中，也一定會伴以當作資本的商品反向運動，就對外貿易關係來說：一定有與外流資金相應的大量物資的流入。這裡且不用涉及不等價交換的故事，單是輸入物資的品質，即可解答我們的疑問。中國物資的輸入，不是為了滿足產業擴展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擴大了的商業的需要，即是說，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消費——為了享樂的不生產的消費。全國各大都市的時髦享受，主要都是從國外供應的。這一來，即使沒有不等價的交換關係存在，我們依入超付出的大量資金，亦只在國內誘致了不必要的、於現實資本無所裨益的浪費。所以，輸入或入超儘管年復一年的增加，商業規模儘管不絕擴大，那種量的擴大，卻不能引起質的變更，因為浪費一直在相應的擴大著。 但問題還有比這更嚴重的。由大量入超應當引起的資金外流，大體是三個方式予以彌補：一是逐年的華僑匯款，一是外人在華的投資（包括政治性投資或外債），一是金銀條塊的輸出。許多人往往奇怪：中國天災、內戰、破產，成了家常便飯，而全國各大都市的浪費享受還有增無已，仿佛浪費是可依魔術來達成似的。我們即使再達觀的假定：中國社會一般的生產，特別是農村生產，平均的能保持單純的再生產規模，那亦無法解釋各地繼續擴大的各種方式的浪費。不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但「更苦」所掙出來的物質要素，單就國內立論，也許可以用為抵償「更多浪費」所需增加的物質要素；甚且就國外貿易說，可用國內人民「更苦」生活所擠出來的更多物資，去換取更多的浪費材料。但我們的論點，是填補入超，是填補已經由多方增進輸出而尚不夠抵償的輸入。因此，國內人民更苦的享受，不過事前因此緩和了或降低了入超額，而在一定的場合，實無關於已經形成的入超額的填補。填補既經形成的入超，除了華僑匯款，外人投資以外，仍舊要落到金銀條塊的外運上。我們沒有確切的統計，證明金銀外運究達到了如何程度，但在開戰前後數年間，外運的數量確是可觀的。許多許多年以來，當作社會蓄積而散留在民間的金銀，當作社會絕對財富體現物而看為國寶的金銀，是在前述資本集中運動過程中，通過國內外銀行，集中到外國了。 但金銀乃至我們社會的物資，儘管不絕被抽取去，被吸收去，而以貨幣來測量我們的商業金融業資本，卻仍舊在擴大著，並表現得分外充斥，這個「謎」是比較容易猜透的。我們在前面資本分散的論點下，已經講到中國商業，金融業越到後來，越是把公債、地產、標金、外匯……作為其活動的主要對象，事實上，在這些場合活動的資本額的增大，僅只是價值記號的增大，比如，就公債說吧，我們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有大量轉化為國債的信用貨幣在手裡，在他們由此按期獲得一定額利息時，那宗信用財產雖然被看作是資本，被看作是生息資本，但其實它只在生息這一點上，還對貸款者是資本，它早經不是當作資本而支消了，早經不存在了，至少，亦不過是在觀念上存在的虛擬資本罷了。所以，像這種性質的債權的增大，如其關說到資本，無非是虛擬資本的增大罷了。 更就地產的投資來說罷，對於同一物質對象物即地產的貨幣價格的增減，例如，全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變為五十萬萬元的價格，再由五十萬萬元的價格變為二十五萬萬元的價格，這種變動，如其沒有地產上的現實投資在其間發生作用，則因投機操縱造出來的價值記號的加減，實在很難說有資本膨大或縮小的意義。儘管當上海地皮由十萬萬元價格膨大到五十萬萬元價格的年頭，地產的所有者，確因此按比例膨大了它的資產，但其唯一結果，卻不過是使他在資產登記簿上多寫一些阿拉伯的或羅馬的數目字，弄出更多的數目符號而已。在其他物價相應增加的限內，那用英國休謨（Hume）的話說，就是「使他為了衣服，器具和馬車，支付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幣」。 不過，在中國金屬貨幣大量外流的場合，不論是商業性的或金融性的資產價值額的增大，都不是也不能表現為更多數量的金屬貨幣。也許一大部分是為了適應這種不尋常的情形，或解決資產價值增大而金屬貨幣卻不絕外流的矛盾現象（其實是不矛盾的），才發現統一貨幣的發行是非常切要的。貨幣改革在這裡竟變成了中國資本運動到了戰前那種吃緊階段的必然結果。 貨幣改革實現以後，中國商業性的金融資本在表象上的資力是更容易膨大了，但這已經是臨近抗戰前夕的事，在這種意義上膨大資力的結果，卻是到抗戰過程中才儘量表露出來的。 四　戰時及戰後表現的資本運動規律 資本的運動，是由其本質所規定了的。由戰時到戰後十餘年間，我們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資本在這個動亂的過程中，從根改變了它的本質。即使說，整個中國經濟，在戰時乃至戰後，它的表象，是改變了許多了，相應著，我們的資本活動，亦自不免有了許多特異的表現。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在近十餘年來的資本運動中，雖然加入了不少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因素，如戰時經濟，如公營事業，如敵偽物資，如國外借款，如大規模救濟品等等，但那些因素的加入，事實上，即使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上，極其錯綜的把原有資本運動複雜多樣化了。我們如從事物的內部去觀察，仍不難體認出，那在本質上，依舊是已有資本運動的繼續和強化。茲特簡括的從以次幾個顯著方面來予以說明。 （一）由產業資本向著商業資本的轉化 關於這一方面的考察，我們需要弄清楚一個前提認識，即產業資本向著商業資本轉化的傾向的存在，首先須產業資本的存在，產業資本繼續不斷的轉化為商業資本，一定要產業資本繼續在增加或在擴大，否則，那種轉化，如何可能變為一個經常化的運動傾向呢？ 對於這個疑問，我的解答是這樣的。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都在多方設法發展產業，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我們更為了支持抗戰，曾竭盡所能的建立一點工業基礎，在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又接收了不少的敵偽工廠，但迄乎今日，所有這些方面的努力成果，有的已經蕩然無存，有的則在迅速崩解中，雖然我們還可在發展產業上繼續努力，但我相信，在一般社會生產關係未改變之前，那種努力定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這原因，大家也許頗注意於內外戰爭的破壞，但我覺得，最關重要的，還是產業資本向著商業資本轉化傾向存在，使這種傾向當作一個不易抗拒的壓力的客觀條件的存在。 在前面，我已分別分析了我們社會各種資本的特性。與國際資本有血肉關係的中國商業，中國商人，在社會經濟上既處在優越地位，並利用落後的傳統的種種剝削方式，站在生產圈外來操縱侵漁生產者，那已命定了產業的前途。而由抗戰以至現在，日益增加其嚴重性的通貨膨脹，更使已經不利地位的產業，愈形不利，已經有利地位的商業（買辦官僚化了的商業），愈加有利。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就把我們商業原有的優越地位拋開不講，對於適應市場比較缺乏機動性，對於流通周轉比較需要更長時間的工業，已經是困難萬分的，而近年來用外國物資，外國廉價商品來壓低國內物價的對外貿易政策，更不啻給予那些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來的大小工業，以火上添油的煎迫。結局，「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就成了一般工業家掙脫滅亡命運的一個有效方法。 （二）由國民資本向著官僚資本的轉化 本來，在內外戰爭中，在困厄中掙扎的大小工業，除了用上述的「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下策，借圖自救外，它們還曾不絕的請求政府救濟，請求政府貸款援助。而在財政萬分困難，主要靠印刷機來維持支出的政府，它用什麼來救助它們呢？顯然的，還是憑了印鈔票的印刷機：通貨膨脹會增重生產事業的苦難，加多生產事業的援助，又會增大通貨膨脹的程度，這像是一個苦痛的循環，然而這循環並不是單純的重複。其間經常的必然的會伸出改變生產事業原來的所有與使用關係的魔手。許多事業在這循環過程中被統制，被合併，且被操縱捉弄。或者在國有國營的大名義下，化私為公；或者在優先補貼及其他特殊便利的誘惑下，化民有為官有，不論採取那一種方式，或兼采兩者的混合方式，原來是國民的產業，都直接間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變為官有了。 事實上，當戰亂在經濟上使干涉統製成為必要時，受到上述迫害宰割的，並不單是工業，就在有利可圖的商業，亦是不能倖免的。政府在交通、信用、外匯、課稅以及其他種種方面，都可給予商業以困擾和限制。囤積居奇是干犯禁令的，偷關漏稅是干犯禁令的。結局，假使商業要在法令範圍內規規矩矩的作去，它並不能比工業好多少。在這種認識上，我們就知道抗戰以來的商業的特殊利得，是由商業特殊化了，獲得了違法反禁的保障，是得到了權勢者的默許，奧援或支持，由是，「以商養工」「化工為商」的傾向的存在，就是由於「以官濟商」「化官為商」的事實擺在前面，這一來，不但工業資本官僚資本化了，就是商業資本也官僚資本化了。 直到現在，一般國民資本，還在繼續轉化為特殊國民—官僚的資本，這轉化，已成為大家都能體認到的一種傾向，一個具有不可抗禦力量的運動規律。 （三）由民族資本向著國際資本的轉化 在上述兩種資本運動傾向連同作用下，定然會促成第三種資本運動，即民族資本向著國際資本的轉化。事實上，這種運動已經在非常強烈的表現著。而它的形成，是把以次這些事實作為內容的。 一國生產衰頹而商業卻能變相繁榮，那已說明它的那種商業，主要是做著販運並分散外國貨物的商業，就當前講，是經營美國貨的商業。這種商業專為外國產業服務，它的買辦性是非常明白的。而在「以商養工」或「化工為商」的情形下，已不啻使一部分民族資本，變為以國人名義經營的外國資本。不錯，外貨的輸入。也可能有助於民族工業。但通貨膨脹及其他種種不利於生產的條件，使國外輸入的貨物，更不可能是有建設性的生產手段，而更可能是有破壞性的消費資料，我們不用看官方的海關公布的物品數字和種類，試走到任何一個市場，都可觸目驚心的碰到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為我們備辦的煙、酒、化妝品、鐘錶、自來水筆以及其他「不用也行」的日常適用品和便利品。輸入品愈不是生產手段，就愈是消費資料或奢侈品，這樣相互影響會造成一個傾向，使我們社會只合存在一種買辦商業資本以及配合買辦商業的其他資本形態。不僅此也，在某種限度內，可視為買辦商業金融作用之結果的戰亂，和與戰亂相伴而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使我們在敵偽產業基礎上新生起來的若干生產事業以及依各種形式保存著的社會資財，都直接間接或明或暗的向外國逃避了。而官僚與買辦的苟合，更不啻為此逃避開了一個方便門戶。因此，我們政府不管怎樣叫窮叫苦，請外國幫助，而我們國內的資財、外匯、黃金、土產，卻源源不絕的在向我們希望從它得到援救的國家輸送。這種矛盾得極其可笑的現象，正在我們面前表演著，而我在此所要注意的，卻是這逃往外國的資本，並不是一去不回的，它們為貪取國內的較高利得和權勢，一有機會，還會回頭「眷顧」這可憐的祖國，不過，待到它們回過頭來時，那已不是，也決不會是當作民族資本在國內生根，而是當作國際資本，或連同真正的國際資本，從外部投向中國經濟角逐舞台罷了。 從上面所說的這幾種傾向看來，抗戰以後的中國社會資本運動，雖然同戰前比照起來，增添進去了不少新的因素，並作了比較錯綜曲折得多的表現，但在實質上，毋寧是一貫下來的。為了要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去看資本運動所由左右的內在關鍵，我們得進一步去分析我們社會的利潤與利息形態。 本篇問題研究 一、一般流俗的資本概念，為什麼不能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 二、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變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前提條件；中國社會不但早有勞動力買賣的事實存在，且有過剩的勞動力存在，為什麼總不易實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三、中國歷來的商業資本，對現代商業資本，對過去歐洲的商業資本，具有怎樣的特質？ 四、高利貸資本與銀行資本，乃至銀行資本與金融資本，究有什麼本質不同的地方？ 五、在一個生產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它的貨幣資本，為什麼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 六、中國社會的商業資本，不肯支援並轉化為產業資本，卻反而侵蝕產業資本，其關鍵究在商人，抑在其他方面？ 七、中國民族的產業資本不發達，為什麼外人在中國的產業也不很發達？ 八、資本的累積過程，何以會決定資本的分散或轉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