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一 中國經濟研究的三個階段
正式把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來，正式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二十年的歷史。我們今日來檢討這方面研究的成果，雖仍覺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這短促的時間，卻就毋寧說是特別值得稱許的。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從客觀條件方面講，大體可以說是得力於以次兩點：即我們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當代世界現實明確呈顯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圖樣。而後一方面世界發展的總傾向，又顯然是直接間接會在前一方面發生敦促作用的。
這裡且就此種關鍵，來說明中國經濟研究上的幾個階段。大體上，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幾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一個階段；「七七事變」發生以前數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而由抗戰至現在，則可算作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亦即在這裡提稱的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
我現在來分別簡述這各階段研究的特徵及其全般動態。
第一個階段所說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間，那大體是指著由民國十六七年到民國二十一年。這個期間何以特別會引起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試回想到當時的社會政治上的變動情形，就很容易明了此點。
在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國論壇上間或也有關於中國經濟論述的文字，但無疑都是零碎片斷的，而比較觸到了中國經濟之全般特質的作品，倒毋寧要數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作為這次《宣言》之理論依據張本的民生主義，其重要點主要是放在積極的創建的方面，至關於非採行民生主義經濟不可的現實經濟基礎的詳細分析，則殊少說及。國民革命勢力伸展到武漢、南京以後，由局勢的大變，必然導來從理論上檢討實踐歸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過程中，在「五四運動」展開過程中，依學術思想解放所接觸到的雖然是有限得很的新興社會科學知識，卻顯然大有助於那種要求的實現，於是，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讀書雜誌》等刊物上的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如王學文先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將來》，潘東周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嚴靈峰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乃至主要由批判嚴、任而發表的劉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劉鏡園先生的《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和《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差不多都是民國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這幾年中發刊的。它們的中心論點在探討中國經濟具有何種性質。王、潘兩先生都主張「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認定「在中國經濟中占優勢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經濟」，而「所謂中國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民族工業，仍處在資本主義初期輕工業的階段」。反之，恰好與他們站在相反立場的嚴、任兩先生，又認定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作為其理論前提的論點，是把小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華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國人的小企業，外國人的大企業，「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別，而沒有質量上的差別，兩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嚴）；「既然在中國境內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中國經濟看待的，那麼，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及鐵道資本等，再加上土著資本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礦山、輪船、鐵道等，就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任），所以，「中國已達到了革命前俄國的經濟基礎」。劉鏡園先生儘管大體上站在嚴、任同一的立場，但卻覺得把中國經濟遽以資本主義經濟目之，似乎過火了一點，於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後資本主義」的名目來。中國經濟性質的論爭，雖不曾到此終結，但顯然在這裡告了一段落，即結束了我之所謂第一個研究階段。
在這一個階段研究的最大收穫，與其說是解決問題，毋寧說是提出問題，探究中國經濟的性質，這已經可以說是科學研究的起點。我們今日把那時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翻讀一遍，無疑會發現出許多幼稚而膚淺的議論；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還視為相當健全的命題，比如所謂新思潮派（何干之先生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一書中稱王學文先生等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云云，那同我們今日大家大體一致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經濟」，只不過是文字表現上略有區別。可是，站在理論研究的立場上，我在此著意的，毋寧是他們研究出他們那種命題，或支持他們的論點，所採取的方法。不論是他們抑是他們的反對者，都似乎只在「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經濟」一類名詞上反覆作註腳式的說明，分別摭拾一些中國經濟上的表象，拿來與名詞相比合。結局，他們彼此雖在要求研究中國經濟的本質，而從他們的種種論斷中顯出來的，卻不過是那種本質的極曖昧、極閃爍不定的片斷；並且，他們的考察，還大體是局限在都市產業方面，或從消極觀點，斷定其尚是封建經濟占優勢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或從積極觀點，斷定其已發展擴大到支配全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階段，至若作為都市產業依存基礎的廣大農村經濟，是不大為他們注意到的，因為他們用以詮釋中國經濟性質的方法，還不允許他們把研究拓展深入到這個視野。
第二個研究階段是指著由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這個期間。
這個研究階段緊接著前一階段，把前一階段提出的問題，或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如其說，前一階段研究的視野，大體局限在都市經濟方面，這一階段研究的重點，就大體移到了農村經濟方面；但還不止此，前一階段的研究，所著意的，無非是中國經濟上比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為了說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論到的社會科學上的一些術語；而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比較更接近中國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更接近了中國經濟本質研究的方法論。
為什麼時間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這種進步呢？我們原不忽視「九·一八事變」前後這些年間，正是新興社會科學在中國學術界以快速步調傳揚的時期，而蘇聯及日本社會科學者對於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學術研究機關和社會事業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金陵大學、華洋義賑會等所作的種種農村經濟調查，顯然皆有助於我們在研究上採行更深入的步驟。較早的《廣東省農業調查報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馬扎爾（L. Madjar）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大綱》亦是同年草成，於一九三一年譯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調查工作，系開始於一九三〇年，而於此後數年中，連續發表其調查研究結果；布克（J. L. Buck）的《中國農家經濟》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著作的翻譯介紹，都只能說是我們這一研究階段的主觀條件方面的準備工作，我這裡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客觀情勢。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戰後世界大恐慌爆發以後，中國在事實上已變成了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採用傾銷政策的理想園地，益以國內政治的動盪，戰禍與天災的頻仍，致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因利乘便發展起來的一點民族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火柴業等，相繼陷於絕境；而當時由農村動亂，由金融集中到若干特殊大都市，所變態興盛起來的銀行資本，遂相率把它們的活動對象，由都市移到農村。「復興農村」的口號是由此提出來的。由原始蓄積方法從農村注集到都市的資金，儼然要由農村貸款的方式，回流到農村去。此即所謂「資金下鄉」。這種「下鄉運動」是一九三三年即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的。農村在實踐上被人們特別垂顧的時候，它在理論上也是必然會成為人們考察的對象的。
在當時，對於農村經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兩個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鄧飛黃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其一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行的《中國農村》。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討論農村經濟問題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張志澄諸先生，集中在後一刊物上討論同一問題的是孫冶方、錢俊瑞、薛暮橋、陶直夫諸先生。而在農村經濟研究上表現了優越見解的陳翰笙先生，以及後來參加論爭的千家駒先生都可算在他們一起。我們這裡沒有充分篇幅指出他們個別的題目與論點，在大體上，他們這兩個壁壘，分別與前一研究階段上呈現的兩個壁壘，保有相當淵源上的聯繫，前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諸先生，與上述嚴、任諸先生是採取同一立場，即認定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程度頗高，不但農產物，就連農村勞動力，也商品化得可觀了，中國農村經濟已大體是資本主義的了；後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孫冶方諸先生，卻又在相當修正的立場上，接受了王、潘諸先生強調中國尚是封建主義占著優勢的說法。他們相互的辯駁，不僅把理論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論上，拓展到了規定一個社會性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研究上，並且就小農、就商品、就僱傭勞動、就原始市場等特定經濟範疇，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這一次論爭的是非存而不論，論爭的內容與方法，顯然是進步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對於方法論的論難，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對象的中國經濟、中國農村經濟以外來進行，而所論難的有關農業上的諸經濟範疇，又仿佛各自孤立著，而沒有全部系統的聯貫起來。
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需要再進一步，通過一種嚴密的方法論，把由都市到農村的全般經濟事象，統合在一個體系之下，顯示出其基本諸運動規律及發展傾向。
這是留待我們在中國經濟研究第三個階段應做的事。
第三個研究階段，即由「七七抗戰」起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經歷了七八年的歲月，與前兩個階段的時期比較起來，寧是相當的長了。到刻下為止，主觀上客觀上便利我們這種研究的條件，確不算少了。如在主觀條件方面，前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參證。在客觀條件方面，戰爭愈向前發展，我們原有的一點新式產業基礎，愈無法保持；同時，一向被我們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專家視為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大後方，又無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實相。而萬分苦惱著我們的落後諸經濟活動，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土地資本的活動，更逼著我們不再能獲有否認封建傳統經濟成分占著優勢的口實。現實把認識變單純了。我們在戰時沒有在中國經濟研究的論壇上，發現前兩研究階段那樣的論爭。
但是，戰時不利於中國經濟研究的諸種因素，亦顯然在極有力的作用著。
比如，戰時的研究工作，因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種種限制的關係，一般是難得展開的。我們知道，戰前許多關於中國經濟研究有相當歷史的刊物，如《中國農村》、《中國經濟》、《食貨》等等，都相繼停刊了。然而，中國的事，畢竟有許多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一般有研究價值的刊物或出版物，儘管因了戰時的限制，無法繼續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像有絲毫不受戰時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著：戰時有關經濟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後春筍般叢生起來。每個有關經濟的機關，如銀行、財政、合作、稅務、專賣、工礦、水利、農林、商業，殆莫不有它們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除極少數外，其餘包括較有權威性的《財政評論》、《經濟匯報》、《金融知識》等在內，都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特徵，就是其中的有關中國財政經濟的文字，不論是論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無事的把中國經濟和現代其他先進國經濟一視同仁的處理。有時，某個作者在某種場合，也強調著中國社會條件技術條件太差太落後，但在其他場合，又滿不在乎把它忘記了。他們這種研究作風，根本未觸到中國經濟的本質，可是，我們不應忽視一點，就是，他們雖不曾明白論及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在無形中，在他們的潛在意識中，已經在把中國經濟看作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這種超現實的研究作風，並不是始於戰時，不過在戰時更活躍，正如中國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並不是始於戰時，不過到戰時更形猖獗罷了。探究他們這種作風形成的過程，不是這裡所要做的，但亦不妨指出以次兩個關鍵：其一是，他們所據以研究討論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百分之九十是淵源於全無歷史觀念，對各種社會的經濟形態都一律看待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其詳細分析，見附論七《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又其一是，以前兩個研究階段對於中國經濟性質論爭的任何一方面，仿佛都不大注意到以中國經濟學社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學者（挽近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在英美的變種）的議論，這原因，一部分雖是由於那些學者除了談談貨幣金融一類問題而外，根本就不明白提到中國經濟究有如何的性質（如馬寅初先生題名為《中國經濟改造》的那部大著，就是一個標本），另一部分則是由於那些談論中國經濟性質的人，又仿佛對於所謂英美派經濟學者所據以立論的經濟，多少有些隔膜，於是幾次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論爭，都沒有關涉到他們。他們在今日經濟論壇上，在今日經濟實踐上，其所以取得了指導的立案者的地位，那除了基本上要從現實政治中去求得理解外，至少在幾次論爭上，把他們那種研究作風，那種對於中國經濟的表象論的認識，輕輕放過了，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我們一方面在昌言把民生主義當作範圍我們國民經濟活動的南針與國策，同時卻讓這種沒有歷史性格，沒有革命氣習（其實，作為資本主義末期之代表意識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於一切需要革新社會經濟組織的國家，都只有反動作用）的經濟意識形態，發生支配的領導的作用，「這已夠令人稀罕，但最稀罕的，卻是這種存在已久的事實，還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來」。（前揭《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一文中，有一節專論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於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可以參照。）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有以次兩大任務須得完成：
在消極方面，需要對障礙著中國經濟認識的諸般理論，特別是在目前同商業資本一樣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識，加以無情的批判。
在積極方面，需要依據正確的經濟理論，就中國經濟過渡的轉形的性質，採用發展的，全面的及比較的方法，以發現出中國經濟的若干基本運動的傾向與規則。
這兩個任務顯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為了喚起大家共同向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國經濟學」這個名詞來。我無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樣，要建一個什麼學派，而且學派也不是用名詞建立起來的。不過說到這裡，我倒想順便提到以次有關的一件事體：
即我提出這個需要加一些限制才能成立的名詞「中國經濟學」，其企望達成的內容，與目前有人所強調的「中國國家經濟學」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學的研究立場上，在「中國經濟學」中插入「國家」兩個字，其意義是極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確把握「中國國家經濟」這個研究對象的。如果，其目的不在講「學」，而在講「術」，講「政策」，講「經濟指導原理」，那與我所提倡的中國經濟本身的科學研究的起點與程序，是兩樣的。
二 中國經濟科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二重必要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很容易明了：中國經濟的研究，愈來愈使我們對它有進一步的認識。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正面的認識，固然在逐漸明朗化，而反對方面的意見，亦相伴著實踐上的諸般錯綜複雜關係，在有意無意的向著更深一層或更有煙幕性的境地展拓。這就是說，隨著認識的增進，隨著研究視野的開展，與研究水準的加高，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歷史任務，也仿佛相應加大和加重起來。在這裡，我想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來說明我們對中國經濟需要進一步作系統的科學研究的究竟。
首先從理論方面來講罷。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經濟學的研究，已由狹義的，逐漸推移到廣義的了，狹義的經濟學是如上面所說，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貨幣經濟為研究對象，而所謂廣義經濟學，則是以包括資本制社會在內的一切社會的經濟形態為研究對象。經過了半世紀以上的時間，雖然廣義經濟學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它全部的研究成果，還只能保證廣義經濟學這門新興學問或新興科學可能成立的根基，距離它的圓滿完成，其間還有一個相當長、相當曲折的歷程。這是為什麼呢？說來是頗不簡單的。
人類社會有許多歷史時期。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不同於其他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基礎；或者換一個說法，不同的歷史時期，是由它們個別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來區別的。目前最為一般人所公然主張或默認的諸歷史時期，不是舊歷史家用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那一類時間上的形容詞來表現的區劃，那太含糊、籠統，不合科學的繩墨了。原始社會時代、奴隸社會時代、封建社會時代、資本制社會時代、社會主義時代，這個分法，雖然還有少數的社會經濟學者，對其最初那個原始時代，乃至奴隸制與表現封建實質的農奴制間的關聯，還有不大釋然的地方，或者還提出了異議；但其他已為一般所公認。好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歷史時期，既然大體不出上述這五個階段，那麼，以一切歷史時期之社會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經濟學，就顯然是要研究這個別歷史時期之社會經濟變動的基本法則，現在，我在這裡不是要指明那些法則是什麼，而是要指明與我這裡研究有關的一件基本事實，那就是：各相續歷史時期發展的總動向。第一顯著的，當然是我們可以訴之常識而判斷的，由簡單到複雜；但我們還需要從那種發展歷程中，找出有助於科學說明的一個論據，即人類社會在愈早的歷史時代，他們為維持生存，克服自然所表現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愈益薄弱。這種論斷如其不太遠於事實，那麼，說人類社會愈在早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活動，愈會受制於自然條件，他們的社會，那怕是處在同一歷史階段，愈會顯示出個別的特殊性。反過來說，如其社會愈發達到現代這個歷史階段，它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將愈來愈大，愈有力克服氣候、地形、人種，以及其他種種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據這正反兩面的推論，我們就似乎可以大膽作出這樣的結論，說社會勞動生產力較大的甲國資本主義社會與乙國資本主義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要比社會勞動生產力較小的甲國封建社會與乙國封建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為小，或者說，兩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兩封建制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或一般性為大。更具體的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與英國的資本主義，乃至與遠東日本資本主義間的差殊性，是沒有歐洲封建制與東方封建制間的差殊性那麼大的。在另一方面，希臘、羅馬社會的奴隸經濟形態，依據我的推論，本質上，與東方奴隸經濟形態的差殊性，是可能較之東西封建經濟形態間的差殊性更大的。這就是說，進步的生產力，縮小了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距離。諸社會或諸國家間的相反影響，因生產力進步之故，已經無比的增大了。資本主義的進步的生產力，曾經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大家看了這段話，也許有些覺得新奇，但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發明，我不過將現代經濟史學者們關於這方面分別表示的零碎見解，加以系統的說明罷了。（著者正在撰述中的《自然力與社會生產力》一書，將對此有詳細的解釋。）
然則，上面這個像是新的意見的提出，同我們這裡研究的問題，究有什麼關聯呢？那首先叫我們明了：廣義經濟學，其所以不很容易完成，就因為它的研究，不僅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還以資本主義以前以後的諸種經濟為研究對象。資本制以後的社會且不必說，資本制以前諸歷史時代，既是愈向著過去，其個別民族國家，在同一社會史階段所表現的差殊性愈大，則資本制以前諸社會階段的經濟事象，雖然愈來愈簡單，但因為要就這些愈來愈會在各不同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下表現著極大差殊性的同一歷史階段的諸社會經濟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法則，是不免愈來愈覺困難的。比方說，全世界的封建制的最包括最一般的若干基本命題、基本法則，雖然大體建立起來了；但單單那幾個基本命題或法則，是還不夠充實廣義經濟學有關這一歷史時代之社會經濟現實的說明的。中國的封建經濟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顯出了極大的特點，而況，這個型的封建經濟，還在這樣大的領土上，經歷過這樣長的悠久歲月。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較詳盡的研究，那對於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在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中國，其客觀條件是怎樣呢？……封建制，一般都是以農業生活與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但中國農民之受封建榨取之源泉，卻是一種複雜的形態。」（《伊里奇全集》卷二十，參見呂著《中國原始社會史》第八六頁）對於這「複雜形態」的理解，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一段話中，得到一些啟示性的說明：「由於歷史條件不同，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中，發展的地方也頗不一致。這些未崩潰的封地，一旦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以後，立刻發生了市場的關係。於是以市場為目標的生產，就在力役勞動的復活中，在農奴制的再版中，生長起來。採用農奴制的封地，與早期資本主義關係相結合，並不是進步的表現。這種結合，只是證明了資本主義落後和農奴制再版的國家的經濟生產的停滯性和落後性而已（例如俄、德、波、羅）。」這是蘇聯學者萊哈爾德在其所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史》中關於俄、德、波、羅諸國在十八、十九世紀開始接觸資本主義以後所發生的複雜經濟狀態。但這種說明，雖可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實質，卻頗不夠；雖可能大有助於所謂廣義經濟學的建立，但如其對中國經濟作了系統的科學的研究，那就不但廣義經濟學，就是經濟史學，亦將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本來，理論上每一度新的成果，都將大有造於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實踐，但我們在這裡卻得鞭辟近里的看中國經濟的科學研究，該是如何為我們經濟改造實踐上所期待。
大家試想：中國講「維新」，講「改革」，講「建設」，是同西歐資本國家勢力接觸不久以後就正式開始的。曾國藩、李鴻章們，一把太平天國的亂事平定了，就於一八六二年仿照外國的方法，建立有關軍需品的製造廠，中經張之洞一般人的提倡，到後來亦為一般所提倡。但經歷世紀四分之三的長期歲月，我們社會在外形上像是有些改變了，並且那些改變，似與「維新」、「改革」的要求無大關聯，甚且是反乎那種要求的，結局，我們的社會在骨子裡，還頑固的保持幾千年的傳統。這原因，將如何去分釋呢？外力的束縛當然是大家可以不假思索而舉出的答案。但我們稍讀一點近代史，便知道除英、法這兩個國家外，一切較後發達的近代國家，如像德、美、日、俄等等，它們向著現代的路上走，都曾受到外力的壓制，所以，把這種維新無效，改革無成的責任，完全諉諸外力，似乎不盡切合事實。本來，叫壓迫束縛我們的外力，多擔當一點責任，並也不是一件怎樣說不過去的事，但最可慮的是，這樣一種想法或認識，會妨礙我們去反省去探究那種阻礙現代化進行的其他較基本的或與外力同樣重要的原因。旁的我們暫且不說，從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我們革新實踐上，已不難想到我們國人無論在朝在野、在政論上、在學術論壇上，對於我們國家需要變革的途徑，似乎都沒有明確的把握著。自然，在這當中，我們應特別提出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經濟改造原理，確實很正確的把那種途徑指明了，並且那種原理及其政策的提出，已很明顯的證示過去的維新，過去的變革，如以開設工廠、修造鐵路、建造輪船為內容的維新和變革，根本就未觸到我們社會需要維新變革的痛處。然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已經提出了相當長久，為什麼還不曾脫卻那種主張的闡揚的階段呢？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但我這裡卻只須指明與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一點，那就是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前障礙著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識的中國社會經濟形態，恐怕在某種程度，也在民生主義提出以後，還障礙著我們的政論家與經濟建設論者們。換句話說，就是由於中國過去封建經濟，對其他國家表現了極大的特殊，即其他國家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領主經濟之上，土地不得自由買賣，與土地相聯繫的勞力，不得自由移動；中國的封建基礎，是建立在地主經濟之上，土地大體得自由買賣，勞力大體亦得自由移轉，土地與勞力或勞動力的自由變賣移轉，是資本制的商品經濟所要求的基本前提。因為在資本制的社會，一切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是都要被要求著商品化的，假使其中任何一種因素，不論是物的，抑是人的，其買進賣出受著制度的限制，不能自由移轉，那就不但從事任何產業經營，無法積累到大量的資金或大量的勞力，那種經營的產品，也就無法計算出價值，也因此故，無法計算出真正的利潤，對於地租、工資等等，都無法成就現代的形態。這一來，並不是說，難得建立起資本制經濟的諸基本法則，事實上，根本就無從建立起資本制經濟本身。惟其如此，每個現代國家在開始現代化的當時，殆莫不經歷一種從封建解放土地，解放勞力的土地改革，並且，還依照它們個別改革土地的徹底程度，決定它們後來資本制發展的進步程度。在各國如此，其在中國，就有點使人想不通的蹺蹊地方了。如前面所說，中國的土地與勞力，在中國的特殊封建制度下，既然一向是自由移轉的，於是在理論邏輯上，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之路，就似乎無須乎經過他國所曾分別經過的土地改革。莫說中國人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理論邏輯，他們，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其他後來大大小小的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就像很敏感的，依據這種想法，企圖讓中國舊社會制度原封不動，而在它的上面，建立起他們所期待的現代經濟秩序來。儘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昌言民生主義的正確性，等到考慮實踐問題，卻似乎在根據不動彈原有的社會經濟，亦可從事現代建設的那一套「輕便而低廉」的理論，把民生主義放在腦後了。如其我們據此說他們對民生主義信念不夠真實，也許他們是不大首肯的，其原因究竟安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思考法：就我想，或許可以歸咎於中國過去封建制的煙幕性太大，明明是封建的，卻從土地及勞力的自由移轉的外觀上，顯出現代資本制的姿態來，如其說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能為我們分擔那種信念與實踐相背離的責任，歸根結底又要由我們對民生主義的闡揚，不夠深入，不夠詳盡，不夠科學，或者說，由我們對民生主義所據以產生的中國經濟本身的認識，還有些矇糊。真正科學的研究，是不能憑外觀的現象來下判斷的。
中國封建制上的那種土地勞力自由，是中國封建制較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比之其他各國的封建制，較為進步的地方。可是，它從這裡所表現出的自由，不僅對資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有極大的距離，在本質上，甚且可以說不是資本制所要求的那種自由，就因此故，它的進步性，至多，也只是就封建制來說的，而絕不是就資本制來說的。惟其它雖較為進步，在本質上仍是封建的，它就在那種自由的外觀下，隱蔽著許多妨阻資本制發生髮展的實質。那些實質究何所指，我在這裡暫不作詳細說明，我所要指明給大家的一點，就是我們以往在實踐上作出了的許多徒勞的努力，其關鍵在於大家只感知到或直觀到中國經濟的外觀，而不曾科學的去分析它的實質。即是說，對於中國經濟本身太隔膜了。這種積習太深了。為了矯正由認識矇糊引起實踐上的凌亂步驟，加強中國經濟之科學的研究，是更有其必要的。
三 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的幾種科學及其應採用的幾種方法
（一）依據的幾種科學
我在前面的說明，似乎已經暗示出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所應依據的那些科學了。本來，無論從事那一方面的科學研究，都不免要直接間接涉及許許多多的科學知識的領域，可是我提出這個問題來研討的意旨，如其僅只如此，那又變成了不十分必要的冗談。
中國經濟研究到了現階段，按照挽近新興科學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按照我們社會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它是可能應該有較大的成就的。對於以往一切阻礙我們對於中國經濟性質明確認識的諸般觀念上的塵霧的清除，亦應該是有較大效果的。而現在我們的研究，其所以還在許多方面，許多場合，落在進步的實踐之後，那在肯定物質利害關係作祟之外，還得歸因於一般人看輕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準備工作。我現在且不忙解說研究中國經濟，應有如何的準備，並如何去準備，姑先就我個人認為研究中國經濟，至少應相當透徹了解的以次三種科學，分別來述說其究竟。
（1）經濟學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經濟學，依據一般經濟原則及其諸般研究結論，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在實際上，研究經濟學，也就是通過經濟學，來間接求得經濟學上所體現著經濟事象的理解。比如，我們研究亞丹斯密（Adam Smith）或里嘉圖（D. Ricardo）的經濟理論，同時正好是在研究他們那些理論所依以展開英國十八九世紀之交的經濟現實。不過，經濟理論畢竟是由諸般具體經濟事象抽象了的一般的概括，它儘管在如何貼切的反映著經濟現實，我們主要還是拿它的研究結論或基本概念，去認識，或者去辨識有關的經濟事象。
但這裡會發生一個問題，即英國資本主義的法則或經濟學，拿它去解說或證驗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它是有它的妥當性的。如像中國這樣尚未完全資本主義化，或者尚保存著濃厚的前資本主義因素的過渡經濟形態，如其依上述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來說明，那不是鑿枘不入麼？是的，假如用資本主義經濟學或經濟法則來研究中國經濟，即使不能全部適用，至少總有一部分或者資本主義化了的那一部分適用；即使不能完全從正面來確證其是些什麼，至少總可從反面來說明其不是些什麼。這即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學，至少總在某種限度，有助於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理解。
然而問題是不能這樣機械的來求解決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亦並不是同一的內容。所謂至少一部分有助於中國經濟理解的經濟學，只能限於前期的資本意識形態。那時資本階級還是站在生產者的立場，還是站在對傳統封建求解放求自由的革新者的立場的；照應著這種事實，當時的經濟理論，可能充分反映著資本主義的基本動態，並且也可能部分的用以說明我們中國這種處在資本發生期中的經濟實質。然而過此以往的所謂流俗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它就不但不能拿來證驗或解析我們這種社會的複雜的經濟形態，甚且不能成為它所因以產生的社會的經濟事象的反映，而反為其實質，其基本動態橫被掩罩的煙幕。因為把資本社會的根本危機如實暴露出來，那不是現階段的資本家所期待於他們經濟學家的。
流俗經濟學的集大成，是所謂奧大利學派的經濟理論；而在挽近盛極一時的，在世界經濟愈陷於困厄，陷於衰落，反而愈顯得活躍而繁昌的，也是這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歲論。資本家世界，在本國需要利用這所謂有閒的消費的金利生活者的經濟學，以掩飾其現實，在其所寄生託命的落後地帶，尤需要利用這種經濟學，一方面不讓落後地帶拆穿了它的西洋景，同時更不讓落後地帶看出自己困厄的癥結。如其說，啟蒙的古典的社會經濟意識的輸出，是先進資本社會在商品輸出時代的「天真」，則反動的極端保守的社會的經濟的意識的輸出，就是它在資本輸出時代的「矯飾」。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買辦的」經濟學，也愈來愈失去了前幾十年的圖變法圖富強的「火氣」，而像爐火純青似的安於現狀，不時僅嚷出一些不著邊際的建設語辭以敷衍場面了。這說明我們已深深的中了這所謂消費經濟理論的毒，它在我們對於自己的經濟認識上，仍在施放著濃密的煙霧。
但儘管如此，如前面所說，我們社會或經濟界的另一視野，卻又在不絕掃除那種煙霧，而增加對於中國經濟的認識。這原因，單就經濟學方面講，就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已經逐漸知道需要把帶有進步性的批判性的經濟學，去代替那種保守的缺乏歷史性格的有閒階級經濟學了。
然則前面這種批判性的經濟學，為什麼特別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研究呢？那有以次幾種原由：第一，我們知道，批判經濟學本身，就在某種限度，繼承有古典經濟理論的傳統，古典經濟理論不但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並還因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前期，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所由成長的歷程及其遭遇；第二，批判經濟學是把資本主義全歷史及其反映的經濟學說，作為研究批判對象；資本主義臨到轉形期必然加強帝國主義政策，且必然以落後地帶人民為犧牲的諸般經濟定律，是批判經濟學最生動最富有警惕性的內容，應用它來究明我們中國經濟的實質，那是決不會陷在文化侵略意識所設的迷陣中的；最後第三，批判經濟學徹頭徹尾貫透著新論理學的神髓，新論理學對於社會事象的發展演變，特彆強調質變，強調否定的契機。即是說，有了這種哲學精神的批判經濟學，它隨時會指點我們：一個社會的舊的基本生產諸關係未經過質變，未被否定，任何革新的或者有進步意義的經濟技術條件的「輸入」，都不易生起根來。
不過，批判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雖有上述這種種啟迪作用，但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我們知道了若干批判經濟學的概括公式或術語就行的。機械的公式主義者對於中國經濟認識的隔膜，並不比流俗經濟學者有很大的距離。所以，後者尚是行所無事的把中國經濟當作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來處理，前者卻引經據典的來說明我們已經是資本的商品經濟社會。
批判經濟學是比之資本家經濟學更高一級的東西，對於它的理解，特別是對於它在實際上的應用，是非經過更洗鍊的消化不行的。
（2）經濟史學 現代經濟史學是在經濟學成立之後許久才逐漸形成的，嚴格的講，是由批判經濟學所引出或導來的。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比較發達的經濟形態，我們是在這種經濟方面研究出了許多法則，才探知以前社會的經濟形態，亦有其法則；並還探知由前一社會經濟形態過渡到其次一社會經濟形態，亦有其法則。現在許多人尚不曾意識到，或者至少是尚不曾解說到，經濟史學與廣義經濟學的區別，假使我不妨在這裡順便作一解釋，則廣義經濟學所著重的是原理，是個別歷史社會的經濟法則，而經濟史學所著重的則寧是史實及個別歷史社會相續轉變的經濟法則，但在經濟史學甫經成立，而廣義經濟學更還在研究的初期階段的當中，我們只認定兩者有密切的關係，而在這裡，只認定它們都有助於落後社會的經濟形態之研究就行了，至於單提經濟史學，乃是因為它是已經成功為一種較完整科學的緣故。
本來，批判經濟學就是根據經濟的歷史觀來暴露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法則的。其著重點在說明資本主義往何處去，而並不在究明其從何處來；我們對於過渡期的中國經濟的研究，卻又似乎特別要注意後者，並要注意其前一社會即封建社會的往何處去。在這種要求下，我們的研究一開始，似不能不借鑑或藉助於經濟史學：第一，經濟史學由其歷史必然發展階段的提示，使我們得認知中國經濟是處在何種歷史發展過程中，它必然具有那些根性；第二，它由其所論證了的一般歷史法則，使我們得認知，處在我們這種發展狀態或過程中的經濟，該會受那些法則所支配，即它該會向著怎樣的必然途徑開展；第三，它並還為我們說明：歷史法則是如何沒有歷史現實表現得錯雜而豐富，它向我們提供出了在同一經濟基礎上，在同一社會發達階段上呈現著無限參差不同的經驗事象的確證，它指點我們：任何一個社會經歷由封建推移到資本的過渡階段，都可因其當前所遭值的不同的社會條件，而不必有劃一的按圖索驥的方式，但它對於我們主觀努力的最大「善意」，也只表示經歷歷史必然發展階段的時期和苦痛可以縮減，卻不允許超越，不承認舊社會未經否定或揚棄，就可以輕易的讓新社會實現出來。
這諸種提示，顯然是研究中國經濟的人，最先就得從一般經濟史學中，體驗出來的；而他至少也必須先有了這諸般的體驗，才不致把中國經濟看成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向去矯造，去化裝的東西。
（3）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無疑是由現代新興經濟史學所引出或導來的。它的研究歷史還在幼稚期，但即使如此，近一二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努力的結果，卻已使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得到了不知多少便利。本來，我們挽近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最初很可以說是為了滿足確定現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要求，我已在前面講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爭，曾導來了中國社會史性質的論爭。而在中國社會史性質論爭的過程中，就借著一般經濟史學之助，逐漸萌芽發育起來了中國經濟史。
由中國社會經濟史實與史的發展法則的研究，我們以前對於中國經濟上許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現在都可以說明了。比如，有了資本社會外觀的地主經濟形態、僱傭勞動形態、商業資本形態，有了統制經濟外觀的各種國家事業、官僚事業。公經濟形態，那對於中國經濟的認識，曾引起了不少的誤解和障礙，自經我們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過程中，依據一般經濟史學所提示的諸種基本法則與概念，而確定那些在本質上都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特殊性格的具體表現，或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影響或作用下的加強表現之後，以往中國經濟本身所顯示的一些叫人不易捉摸把握的幻象，都逐漸呈現出了本來面目。亦就因此之故，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決不能忽視這尚在萌芽成長過程中的中國經濟史，所可能給予我們的直接間接的幫助。
（二）採用的幾種方法
說中國經濟研究所應依據的幾種科學，事實上，已暗示了，或者已限定了我們從事那種研究所應採用的幾種方法。但為了表現的明確具體起見，且就以次三種方法來簡括予以說明。
（1）比較的研究法 這是普通一般在任何場合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但這裡在運用上，卻賦予有比普通一般更深的意義。
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或者，對於包含在中國經濟中的個別形態的研究，我們為什麼不直截了當的徑行對它加以鑑定，加以說明，而必須繞一些圈子，先提出它的對極或反面或較進步的經濟形態，釋明之後，再論到它本身呢？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答覆，當然說是為了說明的便利，但仔細考察起來，卻又可以說是為了我們尚沒有直截了當的來說明的便利。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研究現實經濟一般是要利用已有的經濟原理或基本觀念的，如其我們對於某種經濟現實，尚沒有確立起基本法則，或沒有大家共認的基本原則可資依據，那隻好自行另起爐灶，用借喻或比照的方法，來確立其本身的法則。從那些與它同時並存著或先行存在著的其他已有共認法則可循的經濟形態講起。把那看作是統計上資以比較的基礎。比如說，蘇聯的經濟形態，是一種反乎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我們如拿資本主義經濟學上的任一基本概念或法則，如像貨幣、工資……的概念或其法則，去說明或範圍蘇聯經濟中的，使用同一名詞所代表的具體形態，那是極其謬誤的，但雖如此，我們要說明或確立蘇聯經濟形態的基本概念或法則，卻又必須，或者至少是最便於拿資本主義經濟的類似概念或法則來比較其差異，也許就因此故，挽近關於蘇聯的貨幣、信用、工資等等方面的研究，殆莫不是採用這種比較的方法。
如其說蘇聯經濟是因為走在資本主義經濟前面了，不能拿資本主義經濟的原理法則說明它，中國經濟倒是落在資本主義經濟後面了，亦同樣不能拿資本主的原理法則說明它。蘇聯經濟因為自身的原理法則，尚在發現與闡明過程中，需要藉助於資本主義經濟原理法則來作比較的考察，中國經濟亦因為廣義經濟學經濟史學尚未達到成熟境地，其可資證驗的原理法則，尚須自行摸索，亦同樣需要就資本主義的原理法則來作比較的觀察。不但如此，蘇聯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逐漸被否定被揚棄，而且尚未完全清除；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逐漸擴大其作用和影響，但同時卻又在不絕變質，把這兩方面的情形加入考慮，似乎把資本主義經濟當作照觀的比較的考察對象，又同樣有其必要了。
（2）全面的研究法 全面的研究法，也如同上面述及的比較的研究法一樣，它的運用，並不是停止在普通一般所直觀理解那樣，從全面來考察所研究的對象，即單純打破孤立的看法。果其意義如此，那是用不著多所說明的。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來考察中國經濟，並在整個中國經濟中來分析各部門或各種形態的經濟，仿佛我們經濟論壇上的許多學者專家，也優為之，並且他們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確也在如此去做，但其研究討論的結果，為什麼總像是隔靴搔癢，摸不著中國經濟的本質呢？比較主要的原因，也許就在他們只知道需要從全面的表象去理解局部的表象，而不知道表象後面的實質，還得同時採用上面所述的比較研究法，及後面待述及的發展研究法，去加以比證說明的。
中國經濟是隨時在受著整個世界經濟動態，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動態的影響，這一表現的命題，誰都無法反對，就是反過來說，世界經濟同時也在直接間接受著中國經濟變動的影響，那同樣也無法反對，但要使這種表現方式，免除籠統、含糊和不著邊際的毛病，或能切近的體現著實際的經濟交互關係，那麼，全面的研究方法，就不是叫我們去平面的考察事物，而是要我們深入那整個交互關係裡面，去發現其個別發生差別影響的具體事象來。比如，就影響著中國經濟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這一方面來說罷，我們把它當作整個來看，一定要對它的周期恐慌律，不平衡發展律，自由到獨占的必然趨勢，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轉化歷程，開發殖民政策到封鎖殖民政策的演變關節，有了明確的認識，才能理解其如何對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作用；同時，就我們遭受其影響或作用的中國經濟本身來說，當作一個整體，它所由構成的各個部門或各種經濟領域，會依其對國際資本的依賴程度不同，依其轉入國際資本商品金融市場的範圍不同，或者從另一個視野來看，依其所具傳統社會基本組織的強固程度不同，它們資本化現代化的範圍和程度，就頗不一樣。顯言之，同是在國際資本影響之下，流通部門所受的改變影響，就比生產部門來得厲害，而生產部門中工業領域所受的改變影響就比農業領域來得厲害，而農業領域中的農業市場農業金融諸方面所受的改變影響，又比同一領域的土地所有使用諸方面來得厲害。
全面研究法不能把這些關鍵指明出來，則所討論的「整個」世界經濟，「整個」中國經濟，它們之間的「整個」交互關係云云，就不過是一些矇糊空洞的概念而已。
（3）發展的研究法 發展的研究法的採用，特別是依據上述諸種科學來研究中國經濟的必然要求。我們在前面批判經濟學，在經濟史學，在中國經濟史項下所講明的一切，似乎都可用作我們採用這種研究法的說明，不過我在這裡還得加述兩點：
第一，研究現代中國經濟，在科學系統的說明上，往往要求涉及過去傳統封建經濟因素，自難免有人會覺得那是超出了研究的範圍，或者覺得那是研究中國經濟史。不錯，我們一再講過，過去傳統的經濟因素，如其像歐洲的封建經濟一樣，已經明白的得到一個大家公認的結論，我們在論究最近階段的經濟情形時，就無需在這些方面多費唇舌了；又，如其在我們的現代經濟形態中，傳統的封建成分，已只占有一個不重要的殘餘的地位，那麼，就是我們對於傳統經濟過於沒有理解，亦不會怎樣妨礙我們的研究。然而在事實上，我們傳統經濟不但在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中，占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本身的歷史特質，還在大家斷斷爭辯中。這在轉形期的中國講，正是中國社會性質論爭，其所以不得不轉化為中國社會史論爭的關鍵，而就另一轉形期的世界講，也就是一般經濟學其所以必然要與經濟史學結合起來研究的癥結。
第二，科學要求研究對象的單純，是一個事實。而我們現在中國經濟這個研究對象，無法過於單純，也是一個事實。所謂單純，是從同一性質社會基礎，或同一社會生產關係出發的。一個社會的諸般經濟事象，如其一元化到了最高程度，即如就資本制性質的社會基礎或社會生產關係來說，如其過去封建的乃至更古舊的經濟因素，都逐漸歸於消滅，而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因素，尚不曾脫卻胚胎的階段，則它這個社會普遍存在著的經濟事象，那怕發展得最充分，它們相互間的聯繫，那怕表現得最複雜，但作為科學研究對象來看，卻是單純的，單一的，因為它們通是屬於資本制的範疇。反之，如其一個社會，像中國在現代的這個社會一樣，還是處在過渡時代，儘管它全社會的經濟事象，比起上面所講的那個一元化了的社會來，真不知要簡單多少，但它那種經濟事象裡面，就不僅包括有以前各社會史時期，特別是封建社會時期的各種不同社會性質的因素，並且這諸種因素，還一直個別的，相互的，在作著排斥、抗拒，乃至苟合的活動。顯言之，就是舊來的傳統的經濟成分，在逐漸的為資本制的經濟成分所侵蝕，同時，它們對資本制經濟成分，又一直在行著種種的限制，抗拒或適應。我們必須在它們這種相互制約相互適應的過程中，去看出它的特質和動態。因此我們在必要的場合，溯源的探究到封建體制的特質，並且不僅是作為更明確理解中國現代經濟的一個準備性的研究步驟。實因它本身，就是我們所研究對象的一個重要構成分，我們是要在這包含有濃厚封建成分，以致無法成就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中國經濟的演變過程中，在其新舊傾軋與交互消長的當中，去發現其究竟表現了那一些法則，那一些顯明的傾向。自鴉片戰後以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程，是充滿了坎坷、曲折與波動的，但雖如此，從全演變歷程上去看，仍不能發現它其所以形成今日這般景象，與最近將來會往何處去的諸基本歷史動向。
如其需要把上面抽象述及的論點，以一個較具體的例證，聯貫綜合解說出來，抗戰過程中，最惹人注意的商業資本，是可供參證的。商業資本自我擴大的傾向，似在以萬鈞之力，壓縮了社會各方面對它所加的責難與限制，並反過來以「觸手成金」的魔術，使一切接近它的其他社會經濟活動，都部分的或全體的轉變為它的活動。生產事業商業化了，銀行事業商業化了，合作救濟事業商業化了，一切官業，許多官廳，都在直接間接當作商業自我擴大傾向或定律的體現物；四方八面呼出的制裁打擊商業，甚至激烈喊叫誅戮非法商人的號召，都變成了帶有譏嘲性的絕望無力的尾聲。學者專家們同一般無經濟知識的常人一樣，對於中國商業的這種魔力，表示毫無理解；他們與那般無經濟知識的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許就在裝著像是知道罷了。要研究他們對這種經濟現實無理解的第一個原因，或許就在他們把中國當前商業，與它存在的社會基礎，與它以往的歷史傳統關聯，割裂開來研究，而不知道我們這種不受生產過程羈勒約束，不服務於生產商業形態，在戰前，就已經用「搜集國內土產，統辦全球製品」的買辦性能，在社會各方面發生阻止現代化，阻止工業化的影響。而它對於官廳，對於公私信用機構，對於土地等等政治、經濟諸方面發生的「同化」或腐蝕作用，正是其過去傳統精神的擴大和延續。因此，單就當前商業現象本身作格物致知工夫，是愈格愈不能通的。亦就因此之故，把中國在封建體制下的特殊商業形態弄個明白，再看其帶上買辦標記以後的變化程度，它當前所以能顯出如此大的魔力的真相，就不難理解了。由此我們知道，要徹底明確理解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及其作用，不但需要把它同資本社會的商業比照來看，還需要從它對全社會經濟的關係，對以往歷史傳統的聯繫來看，這就是說，上述的三種研究方法，是需要聯合採用的，研究商業資本如此，研究全中國經濟，尤其是如此的。
本篇問題研究
一、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因何被提出來討論？
二、第一階段的研究與第二階段的研究，有何本質的不同？前一階段上的對立意見，與後一階段上的對立意見，有何關聯？
三、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爭，何以會引出中國社會史性質的論爭？
四、廣義經濟學尚不易建立起來的原因安在？
五、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有一個基本法則貫徹著，即是較進步的生產力，會相應縮小或減弱諸民族間諸社會間的自然特殊性，我們可應用這法則，說明那些問題？
六、有關中國經濟原理原則的研究，何以對於經濟史學或廣義經濟學有極大的益助？
七、今日朝野上下昌言工業建設，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之提倡工業，像是後先輝映，我們要怎樣才不致蹈李張等的覆轍？
八、研究中國經濟，依據流俗經濟學原理及其方法，是否可行？
九、這裡提出的幾種研究方法，與一般研究法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