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新版序言

這部書的問世，是在抗戰結束後不久的去年一月。在交通文化兩不發達的東南一隅地方，當時預約者人數，即已達到總印刷量（土紙本二千部，報紙本二百部）的一半。它直延到現刻，始在各方敦促與鞭策之下，進行再版。那種稽延，顯然不是由於作者太過忽視一般讀者的需要，倒反而是由於作者在慎重考慮，看如何才能更迅速更普遍的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它之所以由設在福州的經濟科學出版社，改到上海生活書店來印行，正是由於那種慎重考慮的結果。 我在《初版序言》中約略講過，本書在內容上，在體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種大膽的「嘗試」。一切嘗試性的寫作，顯然更需要得到學術界的指教，到目前為止，國內論壇上直接評介到本書的文字，就我所見到的，已達十餘篇。它們大體雖都側重在介紹方面，並一致的給予我以過度的激勵與讚揚，但我在感奮之餘，卻毋寧更注意它們僅像是附帶表示的希望性的評正。其中比較需要在這裡綜合加以解答的，約有以次二點： 第一點，它們（特別如吳大琨先生在《東南日報》上指出的，楊村先生在《文匯報》上提到的）都認定當作中國的經濟原論看的著作，沒有把戰時淪陷區解放區的特殊經濟措施講進去，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這一點我是意識到了的。但臨到再版，亦尚不曾把這為大家所認定的「缺陷」補正過來，那主要並非是由於我在理論上的懶惰，而實是基於以次的理由：我在本書所要闡明的，是作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該是由那些基本經濟運動法則所體現著；那些法則的內部的相互關聯如何；它們連同作用的後果如何。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我的研究的對象，就顯然是限定在迄今還在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方面，至若戰時在陝甘寧邊區及若干淪陷區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區施行的新經濟，那到此刻為止，在我的研究上，還只能看為是對於我們社會一般經濟主體的「反動」，一般經濟運動傾向中尚待成育的變革，我們誠然不能忽視它在個別實行地區的較大影響，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過於誇大它在整個中國經濟上發生的決定作用。因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諸般變革，或者是進行在極偏僻地區，而在其他區域，又或者是進行在被封鎖狀態下，或者是進行在戰爭的動亂的帶有暫時性的過程中。也許就因此故，許滌新先生在《中國經濟的道路》一書中，第二章論中國經濟的結構，仍是把一般的經濟作為對象，而對於推行了上述變革的經濟，只是在同書第三章《中國經濟的道路》中用「新的經濟嫩芽」這個小子目來表識它，並認為，這「嫩芽」還只有在雖同樣被包圍被封鎖，但較之其他解放地區卻有了更安定和平局面的陝甘寧邊區，才比較採行了確定的存在形態，才較多一些建設性的成果。這是極有分寸的極其客觀的說法。至於材料搜集的困難，特別是對於可能搜集到的斷片材料之實際前因後果的說明的困難，自然更增加了我暫時仍只好把這一缺陷留到以後有機會再來彌補的信念。 第二點，它們（特別如前述楊村先生在《文匯報》，及陳守實先生在《昌言》雜誌第六期中所指出的）都認定，我在本書中，似沒有把中國經濟演變或轉化的前途，明確的正確的指示出來。這原是中國經濟往何處去的問題。但如其說，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或者，未來新社會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必得孕育在已有社會生產關係中，我在分析中國社會特質及其基本運動法則當中，至少，似當直接間接暗示或指證出那種轉化的可能展望，能做到這一點，那或許會予本書以更大的積極的意義。但我坦白承認，我對這一點是做得不夠的。其所以做得不夠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了本書研究性質的限制，同時也受了中國社會性質的限制。一個由諸種特殊基本經濟運動法則所確定了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會，它要脫除這半死不活的苦痛過渡階段，在消極方面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已經成為它命定的前途，這並已經成為中外一般進步人士共同的認識。我的研究，在這一方面，除了對大家已經講得爛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形態，企圖給予以科學的系統的說明，並對大家當作歷史使命來履行的反帝反封建號召，企圖給予以科學的明確的依據外，我還有一點傻想法，希望藉此說服那些硬把中國經濟混同或等同於一般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經濟學者乃至自詡為革命家之流，使他們不要由認識上的錯誤，致妨礙上述那種歷史使命的達成。至若我們社會脫離半封建狀態，和同時脫離國際資本統治，而在積極方面所當採行的經濟體制，究是資本主義的，抑是社會主義的，抑是其他性質的，我確實不曾明白表示出來，因為我認為，中國未來經濟的形態或體制的問題，在世界社會經濟日在變革過程中，且日益增加其密切交往關係的情形下，單憑現成的公式化了的歷史發展理論，或者，單從中國已有經濟本身出發去考慮，是稍嫌不夠的。那須得在「原論」允許的範圍以外，作許多說明。因此，我早計劃在本書出版以後再寫一部《中國社會經濟改造論綱》，但書齋的生活，究不大適於這種寫作的實現。而零碎的片斷的提論，又容易引起誤解。比如，在本書附論一《中國商業資本論》中，我提到由商業資本向著工業資本的轉化，一定要打破現存土地所有關係，至若如何打破那種關係，我在戰時，表示採行任何改良的步驟都行，只須做到「使非生產者不得購買土地，生產者不得喪失土地的地步」，而前述陳守實先生，在一篇題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法則中之寄生層」一文中，一方面給予我以過分的推獎，認定我是第一個對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法則作科學的系統的說明者，但講到最後，卻針對著我前述的那一點，說那是「改良主義的說教」。可是陳先生假如有耐心看到本書附論三《中國公經濟研究》，發現我那篇研究結論的兩點，（1）「中國的公經濟，應從土地的公有做起」；（2）「中國的公經濟，只能在土地公有的基礎上，才能有所成就」。不是要修正他的說法，而以「革命理論」目之麼？然而，我並不以為這種誤解，是由於陳先生沒有通體看到我全書有關中國經濟往何處去這方面的基本論點，而主要是由於我關於這一方面（如楊村先生所指出，並希望我在再版中明確表示的）始終就沒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說明。我得坦白自承，直到此刻，我還不敢對今後中國經濟改造的實行步驟，預先打出一個完整的圖案，不過如我最近在一篇《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新的經濟學說體系》中所指出的，今後中國經濟不論採取如何的途徑，它必得針對它當前表現的諸般惡劣傾向，遵循以次三個原則作去：第一，它是必須以生產為重心的；第二，它是必須採行民主的協作方式的；第三，它是必須進行在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的。至若我們應把具有這三個原則的經濟形態，定型化在怎樣一種制度中，或者，大家應用什麼樣的名目或號召去實現，那不是我在這裡所要論及的。 現在，我應把本書新版修正補充了的地方，分別指明出來。 首先，在基本理論上，特別在第二篇「中國商品價值形態」中，有關價值法則的說明，又如在第七篇「中國地租形態」中，有關資本制地租本質的說明，承友人郭大力兄一再反覆的檢討，發現了不少需要補充和改變表現方式的地方。我大體都照著他指出的增改了，雖然原有文字局格上的限制，或許還不曾完全達到他希望增改的限度。 其次，關於第三篇「中國貨幣形態」最後一節，第四篇「中國資本形態」最後一節，原來都是針對著抗戰當時的貨幣資本問題，講到了一些涉及政策方面的意見，為了系統上的完整，通通改寫過了，並連帶解說了抗戰後期以至當前貨幣上資本上的諸種變態情形，都不外是中國特有貨幣運動與資本運動在那些特定場合的必然表現。除這兩篇外，在其他各篇的末尾我都分別作了一個綜括而比較明確的補充。 又其次，關於附論，原來共五篇，現在新增進去的兩篇，一是《中國官僚資本的理論的分析》（只選出其中最扼要的兩節），一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兩者通是最近發表的。在官僚資本異常活動的今日，把這兩節附加在裡面，那不但可以增加本書的現實性，而當作中國經濟的一個特別突出的事象，也是大家必須在原則上去加以理解的。 最後，在每篇的末尾，都分別附上了問題研究，這在使本書作為大學教本或大學參考上，或許會增加一些便利。 此外，根據讀者的來信和當面告知我的，這部書讀起來，很有些吃力。這不是一部大家慣當習見的經濟原理的書。它在寫作時的理論上的依據，如我在第一篇最後一節中所講到的，消化了經濟學，有關廣義經濟學的諸般基本論點，經濟史學和中國經濟史。因此，如其關於這些方面的知識，多少有一點基礎，讀起來一定不會怎樣困難，我們如果不希望對於中國經濟的認識，還停留在已往的半不自覺的狀態中，即有一些困難，在作者，在讀者，都是值得去克服的。雖然我對於自己未能在說明程序與表現方法上，採取更通俗得多，更容易理解得多的方式，抱著莫大的內疚。 本書以新版與讀者見面，第一當感謝經濟科學出版社的諸先生，他們站在學術第一的立場上，慨允把本書讓給生活書店印行。生活書店的徐伯昕先生在印校上所給予的便利，是非常值得銘感的。孫越生君在溽暑中幫助我抄寫增改的文稿，亦應在此附志謝意。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於廈門海畔野馬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