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原論 · 序言

現在拿來與讀者見面的這部書——《中國經濟原論》，就寫作與出版的過程說，都算是相當難產。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高等經濟學這門課程；顧名思義，當然需要講得高深一點。我於是選定里嘉圖（David Ricardo）所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作為講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許因為同學原來所學基礎太差，一半也許因為我自己解說表達的能力不夠，我發現同學對於這門課程感到十分興趣的並不很多。就在同時，我還擔任有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兩科。讀中國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學，讀高等經濟學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學。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里嘉圖的經濟學說，還應比講中國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學對後者表示的興奮，卻遠較前者為大。我當時就感到，這原因，不當完全求之於里嘉圖那部大著的難讀難講（以謙虛見稱的里嘉圖，當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時候，他竟表示：全英國是不是會有二十五個人懂得），而更應追問到：中國一般研究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在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的限內，他是否有理解這樣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來同現實，特別是中國經濟現實發生認識上的關聯。由於這一種感想，我對於中國大學講壇上，關於經濟學以及一切有關經濟學課程所採取的教材與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我當時所寫的，而放在本書後面作為附論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正是那種意念的具體表現。 在民國三十年，我還是擔任高等經濟學，還是把里嘉圖的經濟學作為底本，不過，每講一章，比如講價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國的商品價值，中國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圖所研究的範疇，或者，里嘉圖所研究的經濟範疇，如何可以從反面來證示中國社會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這個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學發生興趣了。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什麼經濟理論，本來是為了拿來作為理解或研究現實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卻像行所無事的把這種意思弄錯了。 在以後幾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學的時候，丟開了里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尚論到中國經濟，即分別由價值論展開中國商品價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開中國利潤利息形態的研究，並還把經濟學一門功課也擔任起來，編出一個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綱要，在講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經濟形態之後，緊接著就講到中國有關經濟形態的相同相異點，以及時下流行的國人有關那種經濟形態的不正確認識，並分別予以評正。刻下，後一部講稿，正由當時負記述責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幫同整理中，而這幾年高等經濟學的講義，則大體是本書的主要構成部分。 本來，在高等經濟學講述的過程中，為了這樣的講法，這樣的研究法，是一種新的常識，需要分別把它撰述出來，就正于海內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別發表於《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雜誌。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承桂林文化供應社主持人萬民一、萬仲文昆季的友誼與盛意，使這先後依照一定計劃寫成，但卻是分別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機會，於是我曾就中國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學者對於中國經濟本身認識的演變情形，寫了一篇長達三萬餘言的緒論，作為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稱為《中國經濟原論》。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這以後不久，我亦由國立中山大學的所在地廣東坪石播遷到福建來。永安東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學學術叢書」，希望我把原來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但卻未出版的這部書稿，拿來再印，我當時曾函文化供應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迴響。我當時設想，為了文化的意義，另行在東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諒解。況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還有問題，於是我決計整理舊稿，交由東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開始，就發現作為緒論的第一篇原稿遺失了；不久，東南出版社突如因為一陣政治風波，把負責人吹得散逸無蹤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於中國經濟之科學研究的朋友們，組織了經濟科學出版社，並希望我首先把這部書稿提供出來，我這才重新鼓起勇氣，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範圍內，對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訂。 後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因為可以幫助理解中國資本形態，所以從拙著《中國經濟論叢》中移植過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因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般人對中國經濟認識的錯誤，所以也從拙著《經濟科學論叢》中移植過來。至《原論》全書所論究的各種經濟形態，大體是就私經濟立論的，對於有關中國財政方面的情形，沒有直接明顯述及。這就《原論》所研究的範圍來講，雖不一定是什麼缺陷，但探究中國經濟運動的整體，顯然是不能忽視這方面的直接間接作用的。我把最近為福建省研究院所編《研究匯報》寫好的《中國公經濟研究》一文附錄在這裡，也許多少能幫助我們看出那種作用的限度。 本書是嘗試把中國經濟全體，當作被若干基本經濟法則所貫徹著的統一過程或統一運動，因而，個別經濟形態相互間的內在因果關聯，是我特別想努力分析的。本書的最後一篇或第八篇，雖是當作結論，當作一切基本法則作用最後必然歸結到的後果，但由於資料的不充分和我個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我十分坦白的承認，這部書極其限，也許只能算是中國經濟之科學的系統的研究之發端。不過，照一般流俗的見解，以為研究中國經濟，沒有把近十年來國內經濟在戰時的諸種變動指述出來，就失掉了現實性，但請這樣設想的人們留意，那樣的研究要求，是很容易由他們自己得到滿足的。而我則是希望對中國經濟何以會演成戰時這種局面，有一個更基本的理解和說明。他們只能責難我的學力不夠達成我的企圖，而沒有理由說我的研究忽視了現實。 我深知道：如其是在十年以前，像我這樣一部不完備的東西，也許根本就無法產生出來；如其是在十年以後，它的內容和體制，也許會更完備一些。我這樣說，顯然不是就我個人的造詣立論，而是就我們所在社會的學術界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研究的成果立論。這即是說，這部書稿用我的名義來問世，它實是近十數年來，大家分別由各種不同的視野，對中國社會性質，予以比較深入研究的結果。沒有大家已有的這種研究作為基礎，我就不但無法採行這樣的研究方式，且也不會引起這樣來研究中國經濟的動機。不過，我這裡所謂「大家」，實應包括有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國外學者，特別是蘇聯學者和日本學者在內。他們直接間接關於中國現代社會或一般前資本社會或殘留有濃厚封建因素的資本社會的研究成果，給予了我莫大的激勵與啟示。 在研究過程中，不時給予我以鼓舞，並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繼續努力下去的，是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系乃至全校有志於中國社會經濟之科學研究的同仁與同學。他們每有機會，就提出有關方面的問題來同我商討，這樣，我便經常像是處在被考試者的地位。中國商品與商品價值的研究，剛剛研討出一個頭緒，他們又要求我依此說明中國的貨幣、資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試是否及格，而我像經常被被安置在被考試者地位卻是一個事實。我在這當中，才比較理解到所謂「教育者在不斷被教育」的意義，亦就因此之故，不管國人怎樣理解中山大學，我總覺得那是一個有生氣、有活力，特別富於時代感的學校，只要稍加繩墨，領導有方，那是格外容易顯出學術研究的展望的。 就個別給予我的幫助的朋友講，中山大學法學院現任院長鬍體乾先生，應當最先被數到的。他是一個極淵博的社會學者，我們在幾年同事中，幾乎每天有一次聚談的機會；當我們彼此把講述的問題交換意見的時候，他總能從正面或反面給予一些補充或提示。而對於資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的一些重要雜誌，他都全部保存著；如《讀書雜誌》、如《中國經濟》、如《食貨》、如《中國農村》等等，都是從他那辛苦積得而且在戰時更辛苦搬移的個人書庫中取得的。 其次應當提及的，是現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郭大力先生。我們在戰爭的過程中，雖只有一兩次短期的共處，我們分別的研究，雖大體達到了共同的結論。但不僅他的《我們的農村生產》那部精闢論著，是在我研究《原論》過程中出版，給予了我不少的啟示，並且我的全部研究，直接間接所負於他的地方是很多的。這部書在出版前未得到他的全面校正，應是一個大的缺陷。 再次，現任中山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梅龔彬先生，曾對本論全稿作了一次詳審的鑑定，並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值得在此表示謝忱。 至若在出版方面直接間接給予以莫大助力的，首先當感謝福建省研究院院長周昌芸先生。同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章振乾先生，始終是我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而這部書得從速與讀者見面，則多虧了余志宏、張來儀兩位先生。他們不僅為我擔負起了印刷上的校訂責任，且是多方鼓勵我把這部書從速問世的策動者。 把「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格言，用來形容這部書，是再妥當不過的，我現在以十二分的誠意，靜候我們學術界的善意的和建設性的評判。 王亞南　一九四六年元旦 於長汀國立廈門大學內倉頡村野馬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