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五、俄國假道出師與脅誘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當政的時候（1825至1855年），俄國同時向三方面發展：近東、中亞細亞及遠東。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壯軍人木里裴岳幅（Count Muraviev）為西比利亞東部的總督。以前百數十年學者及官吏對於黑龍江的計畫和企圖，到了木里裴岳幅的手裡就見諸實行了。木氏第一步派軍官萬甘羅甫（Vaganof）帶喀薩克秘密越境來調查黑龍江沿岸的情形，萬氏曾隨登多甫到過恆滾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後，絕無音信，木氏反以罪犯越境誤被殺戮向中國交涉。黑龍江將軍竟代為追究，將行兇的五人治罪。同時木氏又派海軍艦長聶維爾斯哥葉（Nevilskoi）從堪察克往南去調查黑龍江口及庫頁島。聶氏發現庫頁實系一島，與大陸隔一海峽，可通航--證明前人的調查不確。他於1851年（咸豐元年）入黑龍江，並在其下流立二鎮所尼可賴富斯克（NicoLaievsk）及馬隆斯克（Mariinsk），即我國舊籍的闊吞屯。
木氏於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據黑龍江全北岸。在俄國外交史上，木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為英國企圖稱霸北太平洋東西兩岸，如俄國落後，黑龍江必為英國所占，中國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豐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國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氏的思想：
敝國聞得有外國船隻屢次到黑龍江岸，想此船來意必有別情，且此幫船內尚有兵船。我們既系和好，有此緊要事件，即當行知貴國。設若有人將黑龍江口岸一帶地方搶劫，本國亦非所願，黑龍江亦與俄羅斯一水可通。
此時俄國外長聶索洛得（NesseLrode）以為近東問題緊急，不宜在遠東與中國起釁，力阻木氏的計畫。尼古拉一世採取了折衷的辦法，黑龍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兩個鎮所亦不撤棄。俄國實已違約而侵占黑龍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議，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豐三年，俄國尚無侵占黑龍江全北岸的計畫和行動。是年俄國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國派員與木氏協立界碑及劃分無W界J之近海一帶。此文明認"自額爾必齊河之東山後邊系俄羅斯地方，山之南邊系大清國地方"。我國經理藩院及黑龍江將軍計議後，允許派員協同立碑劃界，並未疑此中別有野心。
不幸這時近東問題竟引起戰爭。1853年，俄國對土耳其宣戰。次年，英、法聯軍以助土耳其。這個所謂克里蒙戰爭（Crimear War）不但未牽制俄國在遠東的行動，反供給木里裴岳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實。我們不是說，倘西方無克里蒙戰爭，俄國就不會侵占東北的邊境。細讀過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國在遠東之圖往南發展是積勢使然。我們不過要指出，克里蒙戰爭促進了木氏的計劃。是時俄國在堪察克的彼得洛彼甫羅甫斯克（Petropavlovsk）已設軍港，並駐有小艦隊，英、法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擾害海上商業計，勢必派遣艦隊來攻：近東戰爭居然波及遠東！俄國為應付起見，以為惟假道黑龍江方足濟事。這舉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須不認法律"。木氏在伊爾庫次克及尼布楚積極的預備了軍需、船隻及隊伍。咸半四年春，他遂率領全隊闖入黑龍江。
木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書庫倫辦事大臣，聲明他要派專差送緊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爾濟以與向例不符，不允所請。其實木氏知道北京必不許其假道，與其費時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實。但假道的請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從石勒喀河起程，帶汽船一隻，木船五十隻，木筏數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璦琿。他在此地所見的中國軍備有船三十五隻，兵約一千，大半背上負著弓箭，少數帶著鳥槍，少數手持木矛，全隊還有舊炮數尊。"二百年來，中國絕無進步"：這是當時俄人的感想。我們地方官吏如何應付呢？吉林將軍景淳的奏報說：
查東省兵丁軍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爭端，止向好言道達。小船扯篷，胡遜布欲待始終阻攔，恐傷和睦，會派妥員尾隨偵探。
盛京將軍英隆及黑龍江將軍奕格會銜的奏摺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應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達，尾隨偵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復相同，諭旨說：
該將軍惟當密為防範，豈可先事張皇。……即著嚴為布置，不可稍動聲色，致啟該國之疑，……如果該國船隻經過地方，實無擾害要求情事，亦不值與之為難也。
在東邊海防緊急的時候，木氏正怕中國與之為難。所以他教北京俄國教堂的主教巴拉第（Palladius）上書與理藩院，代為解釋。從這書中可以看見木氏要給中國什麼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系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國之界，亦實於中國有裨。……如將來中國有甚為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
原來俄國此舉是友誼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也得著一點麻醉品，他轉告北京說：
該夷……復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圖，所有英國情形盡已訪問。初意原不止構怨於俄客，並欲與中國人尋釁。且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協濟火藥，甚至欲間我兩國之好。
英國是中國的大敵，俄國是中國的至友：從咸豐到現在，這是俄人對中國始終一貫的宣傳。"昏淫"的滿清並不之信，惟對於事實的侵略無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給俄國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英夷，系貴國有應辦之事，自應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國黑龍江、吉林往來。
俄國的侵略當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豐五年俄國假道的人馬三倍於四年的，此外尚有墾民五百，帶有農具牲口，永久占據的企圖已微露了，我國疆吏仍舊"尾隨偵探"及"密為防範"。當時外交的軟弱和不抵抗主義的徹底雖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責。咸豐帝原來是主張強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責貶穆彰阿及耆英，把他們當作秦檜，而重用林則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豐帝對外之圖抵抗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當時太平天國聲勢的浩大還在現今共產軍之上，東三省的軍隊多數已調進關內。五年冬，吉林將軍景淳的奏摺把當時的形勢說得清楚極了：
查三姓、琿春、寧古塔皆有水路與俄夷可通，距東海則各以數千里計，其間惟松花江兩岸有赫哲、費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曠邈無涯，並有人跡不到者，控制誠難。……尋思該夷自康熙年間平定以來，歷守藩服。今忽有此舉動，陽請分界，陰圖侵疆；以防堵英夷為名，俾可咨意住來。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當多故之秋，又乏禦侮之力，此中操縱，允宜權量。各處旱道原多重山疊嶂，彼誠無所施其技，水路則節節可通。又就人力論之：黑龍江存兵固多，病在無糧，吉林既無糧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論之：此對皆知自守，誰敢啟釁？……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四次徵調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琿春、寧古塔刻下為至要之區，三處僅止共存兵八百餘名。雖令各該處挑選閒散，團練鄉勇，究之為數無幾。到城駐守，行資生費，無款可籌。
抵抗雖不可能，我國當時的外交還有一條路可試，就是根據咸豐三年俄國的來文與俄國趁早立碑分界，時人亦以此路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協領富呢揚阿為交涉員。四年五月，木里裴岳幅超過三姓之後，富呢揚阿就去追他。行到闊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氏已到東海去打英國人。富呢揚阿見該處軍備甚盛，而其赫哲引導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於是吉林、黑龍江及庫倫的疆吏決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會齊前往與木氏交涉。因時期及地點未預先約好，三處所派的交涉員東奔西跑，於八月內始在闊吞屯找著木氏。初十、十一、十二，木氏稱病不見。二十三日，木氏要求將黑龍江左岸劃歸俄國。我方代表以其要求與舊約不符，且"黑龍江，松花江左邊有奇林、鄂倫春、赫哲、庫頁、費雅哈人等係為我朝貢進貂皮之人，業已居住年久"，就當面拒絕。木氏給了他們一封公文以便復命，交涉就完了。原來咸豐五年東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豐三年，俄國尚無重兵在黑龍江一帶，俄國尚不明東北的虛實，俄國政府尚不願聽木氏一意進行；到了五年，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國尚要求根據條約來立碑分界，五年則要求根本廢《尼布楚條約》。不過在五年，木氏尚未布置妥貼，實不願急與我方交涉。
克里米戰役於1856年結束。俄國在1854及1855年不但擊退了英、法艦隊來犯東邊海岸者，且在黑龍江下流立了兩個重鎮。等到戰爭一停，俄國在黑龍江的行動就變更性質：以先注重運軍，現在則注重移殖農民；以先注重下流，現在則注重中流。呼瑪爾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領，均設有鎮市。1857年，俄國想派海軍大將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進北京，中國不允，因為以往俄人只准由庫倫、張家口進京。是年初，木里裴岳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給他全權及充分接濟去強迫中國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請。1858年春（咸豐八年），木氏回到黑龍江，帶有大部隊，準備與中國作最後決算。
是時黑龍江將軍是宗室奕山。在鴉片戰爭的時候，他曾充"靖逆將軍"，帶大兵到廣州去"討伐英逆"。英國兵打到廣州城下的時候，他出了六百萬元"贖城"的錢，並允將軍隊退去廣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摺里，他反說是英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當作勁敵，未免過於重視他了。
奕山於咸豐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齊齊哈爾抵璦琿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統吉拉明阿去催開議。木氏故意刁難，說他如何匆忙，無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開議，初十日，木氏帶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隨員上岸進城。木氏要求中、俄疆界應改為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兩江的航行權屬於中、俄兩國，他國船隻不准行走；江左舊有居民率遷江右，遷移的費用由俄國出；在通商口岸，俄國應與各國享同等權利，黑龍江亦應照海口例辦理。奕山答以界線應照舊，即額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山脈；至於通商，黑龍江地方貧寒，通商無利，且通商易引起爭執。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復進城交涉。他帶來滿文及俄文的約稿，其內容與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惟江左舊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爾錦屯（Hormoldzin），可不遷移。經過若干辯論之後，木氏留下約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領愛紳泰把約稿送還，以表不接受的意思。木氏又送來，奕山又教愛紳泰帶約稿去，聲明須刪去"以黑龍江、松花江為界"一句。木氏把約稿留下，"聲言以河為界字樣斷不能刪改，其餘別事明日進城再議"。
等了兩天，木氏全無動靜。十四日，他又帶原稿進城，要求奕山簽字。奕山拒絕了，且加上一層理由，謂烏蘇里河系屬吉林將軍所轄，他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語，將夷文收起，不辭而起"。咸豐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璦琿交涉的大關鍵，奕山的奏摺說：
先是木酋未來之前，有夷船五隻，夷人數百名，軍械俱全，順流而下，行數十里停泊。木酋來時，隨有大船二隻，夷人二三百名，槍炮軍械俱全，泊於江之東岸，尚屬安靜。自木酋忿怒回船後，夜間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槍炮聲音不斷。
飽受驚慌之後，十五日奕山就簽訂《璦琿條約》了。此約僅二款，第一款論分界，第二款論黑龍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額爾古納河；自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點起，直到黑龍江入海為止，左岸全屬俄國，右岸（南岸）則分兩段，自額爾古納河到烏蘇里江屬中國，烏蘇里以東算中、俄共管。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只許中、俄兩國船隻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爾錦屯的舊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歸大清國官員管轄"。通商一款甚簡略："兩國所屬之人永相和好。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之人，准其彼此貿易。兩岸商人責成官員互相照看。"
《璦琿條約》的嚴重在我國外交史上簡直無可與比擬者。外興安以南、黑龍江以北完全割歸俄國；烏蘇里以東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線及海參崴海口割歸中、俄共管，這是直接的損失。間接則俄國自《璦琿條約》以後，在太平洋沿岸的勢力又進一步，列強的世界帝國角逐因之更加緊急，而現在的東北問題即種根於此。且有了咸豐八年的《璦琿條約》，就不能不有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
奕山所以簽訂這約的原故是極明顯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槍炮聲音不斷"把他嚇壞了。第二，木氏為他留了塞責的餘地。江左屯戶仍歸中國管理，烏蘇里以東算中、俄共有。作到了這種田地，奕山自己覺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責備，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潛伏價值。江左屯戶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曠地面，現無居人"。前文已經說過，東北邊境除供給皇室貂皮及人參以外，與國計民生絕未發生關係。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國家。這一年中國對俄外交所鑄的錯尚不止《璦琿條約》，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納均錯上加錯。
奕山訂約的報告及《璦琿條約》的約文於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並不加斥責，諭旨說："奕山因恐起釁，並因與屯戶生計尚無妨礙，業已率行允許。自系從權辦理，限於時勢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諒，且他的辦理尚可實用於烏蘇里以東的地方。諭旨繼續說："即著景淳（吉林將軍）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咸豐帝之所以承認《璦琿條約》，並不是因為他素抱不抵抗主義，也不是單獨因為奕山之"限於時勢不得已"，是因為是時中國的內政、外交全盤"限於時勢不得已"。太平天國的平定到此時尚全無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聯軍及英、美、法、俄四國通商條約的交涉。聯軍於四月初攻進大沽海口，直進天津，清廷急於北倉、楊村、通州設防，京城亦戒嚴。《璦琿條約》送到北京的時候，天津的交涉正有決裂之虞。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內地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
桂良及花沙納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離間敵人。他們知道英國最激烈，法國次之，美國及俄國又次之。法、美、俄三國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國待遇一條，其他都可讓英國去作惡人。桂良等如何應付美、法二國與本文無關，無須敘述；至於他們與俄國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與東北問題關係甚大，不能不詳加討論。
普提雅廷與英、美、法三國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給桂良等的照會要求二事：（一）割黑龍江以及烏蘇里以東與俄國，（二）許俄人在通商口岸有與別國同等的通商權利。他的策略則在輸灌麻醉品，以期收漁人之利。照會的一段說：
以上兩條如不斥駁，大皇帝飲定，所有兩國爭競之事皆可消弭。俄國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滅英、佛（法）兩國，以期中國有益。……再閱貴國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敵手，自應更張。俄國情願助給器械，並派善於兵法之員前往，代為操練，庶可抵禦外國無故之擾。
桂良等及清廷對於俄國這種意外之助是疑信參半的，但京內京外均以為最低限度應使俄國不與英、法合作，或在旁邊慫恿，所謂"助桀為虐"。關於劃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負責交涉；關於通商，他們以為已開口岸多一俄國亦無妨礙。所以他們與普提雅廷就訂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條約》。其第九款與邊界有關：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檔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有了這款，俄國便可要求劃分烏蘇里以東的地方，我國全無法拖延。這是桂良等聯絡普提雅廷代價之一。北京承認《璦琿條約》的諭旨，他們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決定烏蘇里以東的土地歸俄國。桂良等也答應了，以為這就是諭旨所說"與黑龍江一律辦理"。所以奕山在璦琿爭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實已贈送俄國，惟條約尚待訂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與英、美、法所訂的條約許了外人兩種權利與以後東北問題有關係的；一種是牛莊開通商口岸，一種是外人得入中國傳教。這兩種權利，尤其是牛莊通商，促進了東北問題的世界化。
總之，中國在咸豐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則顧不到了。在璦琿如此，在天津亦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