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二、蔣廷黻其書
1 厚積薄發的"初步報告"
蔣廷黻這本《中國近代史》，寫於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國家、民族處於抗日戰爭危急關頭的年代。陶希聖、吳景超、陳之邁三人，為因戰爭流離失所的民眾和青年對知識的渴求和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所感奮，決定編輯一套《藝文叢書》，每冊3萬到6萬字，約請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識見的專家、學者撰寫[118]。當時蔣廷黻正處於已辭駐蘇聯大使，又未恢復行政院政務處長職掌之際，在漢口賦閒。編者之一的陳之邁知道他對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約他寫書。蔣廷黻欣然應約，用兩個月時間寫了這本《中國近代史》，同年由藝文研究會作為《藝文叢書》的一種出版發行。此後，他再也沒有做學問的時間和精力，只在官場周旋了。所以這本著作，實際上成了他學術生涯的一個句號。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動機和性質，他在1949年7月為台灣啟明書局將之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排出版時寫的《小序》中有所說明：
我在清華教學的時候，原想費十年功夫寫部近代史。抗戰以後，這種計劃實現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這是這書的性質，望讀者只把它作個初步報告看待。[119]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華任教時已有寫作《中國近代史》的長期規劃，準備十年磨一劍；第二是這部五萬餘字的著作，是他對中國近代史整體思考的集中體現。
中國近代歷史雖僅百年，歷時不長但內容極為複雜豐富。十年磨一劍，固然是對複雜豐富的事件與人物作深入研究，以期寫出一部權威的近代通史的需要，也與當時的中國史學界認為尚未到著書立說的時候這一共識有關，更是蔣廷黻的治學作風所致。客觀對象的複雜性需要作長期研究；學界的氛圍不允許注重維護自身學術聲譽的學者粗製濫造。1931年，羅家倫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中說：
我覺得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間。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起於任何時代--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國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話，我便認定從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下手。[120]
羅家倫此說，正是當時一些接受過西方科學方法訓練的學者們的共識。所以像簡又文、郭廷以、俞大維、許地山、王重民、劉半農等人，在30年代都非常注意搜集近代史的資料並在輯佚、考訂、編纂等方面下功夫。直到1939年，這種風氣還沒有過時。這一年，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郭廷以，在自己編寫的《近代中國史》第一、二冊（計劃編寫十九冊）出版時，還在"例言"中直言不諱地聲稱："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他稱自己的《近代中國史》只是在史料編排方面"盡其相當力量"，近似西人之讀本（readings），又可稱為史料選錄或類輯，"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121]。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蔣廷黻期以十年寫成中國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從蔣廷黻的治學作風說，他治學嚴謹，一生著作不多[122]，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徵，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與他早年受到科學方法訓練大有關係。重在積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習慣；重視史料的編訂，不作空頭說教，成了他研究的規則。他曾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中說到歷史學"自有其紀律"（即研究順序或研究規則）時稱："這紀律的初步就是注重歷史的資料"；"研究歷史者必須從原料下手。"[123]在清華，為了研究近代史，他千方百計搜集有關第一手資料，讀了他在回憶錄中關於搜求《文祥年譜》、《郭嵩燾日記》以及曾國藩信函等的記述，誰都會感動[124]。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僅沒有胡適那樣的"考據癖"，而且不願將歷史寫成材料的堆砌。事實上，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通史，決非只是對史事的客觀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歷史變遷的內在聯繫。所以通史不僅指史事在時序上的先後承繼、轉合變幻，而且還包括歷史文化中各重要問題的沿革與變遷的理性詮釋，即所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要達到這一境界，就像太史公所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必不得要領。蔣廷黻在1935年離開清華去南京做官時，他的近代史研究尚處在進行的過程中，還沒有達到融史料與思考於一爐的整合期。他之所以稱這本五萬餘字的著作為"初步報告"，就是針對這種沒有完成整個研究計劃、只能算作對近代史整體思考的一個初步體現，即所謂簡略的"觀感"而說的。
其實，這本被他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寫得深入淺出，好讀耐看。內容上沒有拘泥於事件過程和細節的鋪陳；方法上從總體把握演變趨勢，顯示了作者沉潛思辨的寫作風格。甫經出版即廣為流傳。1938年初版後，次年商務印書館即印第二版；同年重慶青年書店又重印。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聞，不知其詳。1949年，台灣啟明書局以《中國近代史大綱》為書名，重排出版，蔣廷黻應約寫了《小序》。海峽此岸在眾所周知的長期沉默後，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興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動下，湖南嶽麓書社經陳師旭麓教授的推薦、介紹，於1987年將之輯入該社《舊籍新刊》重新出版，同時收入了《評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三種論著，合成一冊，以《中國近代史·外三種》書名面世。書首有該社《出版說明》和陳師旭麓教授寫的《重印前言》[125]，書後附有蔣廷黻的女公子蔣壽仁女士寫的紀念性文章《欣慰與回憶》。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蔣氏《中國近代史》的重刊本，也是該書出版以來的第一個新版本（有所刪節）。1990年，上海書店將此書按1939年商務版重印，收入《民國叢書》第二輯，編為第75種。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它作為《蓬萊閣叢書》之一，重排出版。個別地方作了技術性處理。一部學術著作，經歷半個世紀以上時間的汰洗而仍備受後人垂青，足以說明它已為社會認同，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
一個"初步報告"竟成了傳世之作，這恐怕是蔣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總是偶然中寄寓著必然。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沒有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長期積累，沒有對近代史近10年的整體思考，怎麼能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以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寫出如此大氣、如此耐讀的作品呢？可見成功總是與艱辛同步的。厚積薄發，大家之道，信然！
2 體系結構與分析框架
蔣廷黻是從外交史研究拓展到整個近代史領域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126]。他的這本著作，即是從外交內政的關係入手，重點論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為抵禦外敵入侵而改革內政的各種方案，表現了尋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在全書的《總論》里說到此書的寫作宗旨：
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127]
在這種"以史為鑑"、"以史經世"思想支配下，全書以中國學習西方，先後出現的四個救國救民方案為基本線索，按歷史時序將近百年史編為四章二十二節：
第一章共七節，專講外患。處在"中古"狀態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經"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接連被西方列強打敗而不知民族危機、不思國家內政改革，白白浪費了20年光陰。其間，政府官員只以主剿主撫（即主戰主和）相區別。主剿者虛驕自大，主撫者服輸而不圖振作，"直到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128]。
第二章共四節，專講內憂。清王朝遭到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曾國藩領導的湘軍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戰。洪秀全對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十分積極，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真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復興民族，且不能成為部下的團結中心。曾國藩在維持清廷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守舊，即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革新與守舊同時舉行，這就是他對近代史的大貢獻。
第三章共五節，專講自強運動（即現在所說的洋務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失敗。清王朝中央的恭親王奕、文祥，從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獲得教訓，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以求"自強"；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認為"欲學外國利器莫如覓制器之器，用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自咸豐十一年（1861）到光緒十四年（1888），成立北洋海軍，自強事業步步推進，動機是國防。國防近代化牽連到設廠制械、設學堂培養人材，設船廠、電報局、鐵路以解決交通，辦招商局、織布廠、開煤礦、金礦等以解決辦國防的費用。自強運動是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但又是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結果敗在日本人的手裡。"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第四章共七節，分別講了甲午戰後的瓜分狂潮、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和北伐戰爭，一直到抗戰前夕。內容很多，實際上只講了三個救國救民方案：變法運動是第二個救國救民方案，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最後目的是要改成君主立憲；義和團運動（蔣廷黻仍習慣稱為"拳匪"）是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第四個救國救民方案，也是我們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
上述謀篇布局，第一、二兩章是為後面各種救國救民方案的產生作內憂外患大背景式的鋪墊，說明中國若不向對手學習、不圖內政改革已經沒有前途了；第三、四兩章是全書主旨，依次論述為抵禦侵略、學習西方而出現的四個救國救民方案，從整體上組成一、二兩章為因，三、四兩章為果的大因果關係，顯得敘事脈絡清楚，因果聯繫明確，通俗易懂，好讀耐看，從寫作方法和宗旨看，全書以記事為主而以時序別其先後；不拘泥過程、細節描述而注重成敗得失的分析；它以政治上的"鑑戒"和道德觀念上的"垂訓"，對治亂興衰作出價值判斷而為當世社會尋求歷史借鑑。顯然，這樣的通史，完全是一種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線性式結構，具有強烈的為現實服務的史學功能，恰恰切合抗日救亡的需要。
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於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參酌的分析框架。
從方法論層面說，歷史研究是運用一連串概念去闡述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繫，而概念的詮釋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構中才能充分顯示理論張力。這種由概念建構成的評價體系，往往表現為一種特殊的話語系統。傳統史學發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對史料的辨偽、輯佚、考證、訓詁之類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論層面的操作，學者不作觀念更新、架構改制一類的自覺迫求。蔣廷黻曾批評說：中國的史家，往往是"治史書而非治歷史"，他們可以是十分優秀的版本專家，卻不能從整體上解釋歷史。
蔣廷黻自己接受過西方史學的訓練和進化史觀的影響，注意用實證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內在聯繫，強調史學的訓戒功能，並把導師對歐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國主義"，作為自己觀察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重要理念[129]。他在本書的《總論》中，一開始就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整體的進化史觀著眼，通過中西文明的對比，得出了西方世界已經具備了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仍滯留於"中古"的結論。由此出發，他抓住了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基本態勢，把先進的近代化和落後的中古狀態，作為文明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在十九世紀相逢，進而構建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國能否實現近代化（西洋化）作為度過空前難關、擺脫中古狀態的歷史主題，把中國人能否接受科學、利用機械、能否接受民族觀念以建設民族國家，作為實現近代化、趕上西方世界的三項主要指標。他說：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130]
蔣廷黻所說的"科學"，既指科學知識本身，又含有科學精神的內蘊，是與"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的蒙昧主義相對峙的新的人文精神，屬於近代文明的精神範疇；他所說的"利用機械"，是與仍保持"唐、宋以來模樣"的自然經濟相對峙的工業經濟，屬於近代文明的物質範疇；所說的"民族國家"是與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長制相對峙的政治體制，屬於近代文明的制度範疇。他把這三對範疇作為實現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擺脫中古落後狀態的價值評判體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仍處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急劇轉型之中的現實。為因轉型而失衡的社會尋找價值重建的良方，正是當時像蔣廷黻那樣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一代學人，朝思夕慮之所在。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19世紀以來中國的文明已落後於世界，只有學習西方才能救亡圖存；一方面又隱隱然希望中國回歸傳統，尋回失落的富強夢，力圖給困厄中的民族和國家指引出路。這種對歷史中國的自豪和對現實中國的自悲所構成的文化情結，不僅是自由派學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蔣廷黻以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作為分析框架寫的《中國近代史》，在那時影響很大、流傳甚廣，原因即在於此。
這樣的分析模式與他編纂的近代通史體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義和團的盲目排外與近代化歷史主題背道而馳外，其餘各個方案恰恰是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浪費了二十年光陰才開始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上學習西方，以脫離中古狀態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論述救國救民方案推行受阻乃至失敗原因時，往往以科學的人文精神作為評判近代時期中國民眾、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素質與表現的尺度，對國民性乃至民族性發表了若干發人深思的見解。
他針對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仍不覺悟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光陰的史實，指出："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後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131]這是批評國人昧於世界大勢，不思上進的麻木狀態和苟且因循。
他在書中問：為什麼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失敗後就開始維新、改革內政呢？回答說：一是"中國人守舊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傳統文化為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所以他們反對改革；三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132]，這是批評士大夫在傳統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舊性、保守性和妥協性。
他問：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反對自強新政，那麼民眾是否比較開通？他說："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133]。這是批評國人愚昧迷信，文化素質低下。
麻木、因循、守舊、妥協、迷信、愚昧等等，這些雖非蔣廷黻在書中的原話，但他的上述分析所蘊含的潛台詞，就是這些話語。只要讀一下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文人有關國民性的文論，就不難發現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派學者仍然使用當時的話語系統來評論國民性。從思潮的統緒上考察，這種批判其實是清末留學生中一度瀰漫過的文化自責思潮的遺風。翻開辛亥革命時期出版的各種留學生報刊，可以發現他們為了喚醒國民性而批判奴隸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們指責百姓甘作清朝的"順民"就是甘作"亡國奴"，說國人的性質，"曰柔順，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則為排外之舉動，逼於勢則為外軍之順民，總之畏死二字，足以盡之矣"[134]。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往往視自己是教育、提挈、領導"下等社會"的先進者，蔣廷黻則不僅對下層社會，而且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無情解剖，把他們一概視作接受近代文明的阻力。而且，他不像清末留學生那樣只是以吶喊來驚醒民眾，而是通過對史事的因果推出結論，顯得格外深沉有力。他的國民性評判雖說不無偏頗片面，但對士大夫這種文化精神上的弱點和缺失的展示，使人看到了歷來被謳歌為"社會良知"的知識階層之另一面。他把這一面作為近代中國無法順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置，客觀上教育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擔起救亡責任。
誠如陳師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蔣廷黻在近代史中論述的這些環節，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國某些實況及其方向的。"[135]這個實況和方向，用蔣廷黻建構的話語系統來表述，就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已經面對著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對手。為了抵禦西方列強侵略，處於中古狀態的落後的中國，只有向對手學習、改革內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學習對手的過程，先是從不徹底的器物層面開始，然後進到學習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但只有再進到更深層的精神層面，才能真正實現近代化。
3 歷史觀與方法論評估
從蔣著《中國近代史》可以看到蔣廷黻的歷史觀即歷史本體論，是服膺進化史觀的。進化史觀雖然將歷史看作一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但進化史觀視文化沿革為史學研究的學問所在，以因果關係作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對歷史的理解往往顯得一元化，詮釋也因之太線性化。蔣廷黻建構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狀態作為先進和落後兩個文化發展階段，以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作為中國接受近代化（西洋化）的"因"，把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西洋化）作為中國脫離中古狀態，"必致富強"的"果"。以這種"因果關係"構成近代歷史主題，嚴格地說既忽視了歷史發展動因的多元性，又否定了多樣結果的可能性。他的這個分析框架，可以說是後來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常用的"衝擊-反應"模式的中國版，只是沒有達到範式化的程度而已！
在方法論上，蔣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實證史學（即"科學史學"）的訓練。實證史學認為歷史研究只有確定史料、構成規律，才能成為科學。蔣廷黻極重視對歷史材料的搜求與考訂，但當他尋求規律時只注重因果關係的分析而顯得捉襟見肘。因為，因果聯繫本身是一個無窮循環：因前有因，果後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為因，在乙為果，彼時為因，此時為果，因果循環，極難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關係並不是歷史內在規律的全部，即使正確分析出史事之間的因果聯繫，也難說發現了規律。所以因果關係的分析方法，可以適用於簡單、個別的史事間內在聯繫的分析與探求，很難適用於複雜的、全局性的過程分析。所以當蔣廷黻在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觀性的史事分析時，表現出簡單化、片面性、牽強附會的缺點。
例如他指出了鴉片戰爭前中西沒有邦交、中國對西洋各國總是以"天朝"自居、把它們視作藩屬的事實，卻由此推出了"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這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136]的結論。這顯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關係和資本主義條約制度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不平等。宗藩關係的不平等，只是禮儀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它以藩屬國向宗主國朝聘和宗主國對藩屬國的冊封為主要內容，構成了宗藩間的互動互應關係。朝聘不是臣服，冊封不干涉內政。兩者不是統治與被統治，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條約制度，完全是以損害中國主權、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掠奪中國資源為主要內容的實質性不平等。兩者具有不可比性，構不成史實上、邏輯上的因果聯繫。
又如他認為戰前的中國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與撫夷"，政治家的派別劃分不過是有的主剿，有的主撫。據此，他把廣州反入城鬥爭中主張利用民心的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說成是"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缽，他們上台就是剿夷派抬頭"[137]。其實，當時除了主剿、主撫派外，還有非剿非撫、亦剿亦撫的騎牆者，先剿後撫的轉化者。把複雜的政治態度簡單化地以非此即彼分野，是不符合史實又不合情理的；林則徐的主戰，是在對手用武力強加給中國後的反侵略表現，徐、葉的反入城是在條約簽訂後以民情不允為名的違約行動；林則徐的"民心可用"是用於反侵略，徐、葉的利用民心是用於違約的盲目排外以達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138]的虛驕目的。同樣主剿，出發點和歸宿不同，硬把兩者扯在一起，是忽視了兩者對外策略的不同性質。
他對國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裡之詞，發人之所未發或不敢發，但片面性也在所難免。例如他把鴉片戰爭後中國未能立即改革內政、起始維新的原因，歸之於士大夫守舊，缺乏大無畏精神。雖然，戰後很多人確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139]，但"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的[140]，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中小官僚和一般讀書士子，或著書立說介紹外國史地以增強國人對域外風土民情的了解，如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姚瑩《康輶紀行》、梁廷枏《海國四說》、夏燮《中西紀事》；或上書條陳善後事宜，以改變成法防止外敵覬覦。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湯鵬上善後事宜30條，就防範西人之法論及中國必須在軍事、吏事、風俗、煙禁、人才、考試等方面進行改革[141]。涉及面之廣，設計之具體，無人能出其右。這是當時京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內政與愛國反侵略結合起來的方案[142]。在皇帝立意訂約、朝臣噤若寒蟬的特定背景下，敢於獨抒己見，沒有點"獨立法大無畏精神"能行嗎？即使被蔣廷黻批評為阻礙同光時期自強運動的"清流"派士大夫，也非鐵板一塊，其中最著名人物之一的陳寶琛，雖非洋務派但不反對洋務事業，雖主張"中學為體"，但並不排斥西學。他不僅主張中西學問相通，新舊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導西學、引進西技方面躬親實踐、殫精竭慮[143]。看來把士大夫一概罵倒看似振聾發聵，其實也多偏頗。
蔣廷黻對士大夫的文化批判，正如李敖為《蔣廷黻選集》所作的《序》中說的那樣："當然他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生產、是事業、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所要求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真精神。"[144]
上述這些簡單化、片面性和牽強附會，有的是因體例關係不得已而造成。按《藝文叢書》要求，每本字數不低於3萬，不超過6萬，篇幅太少，自不能全面分析、詳加展開，只能揀主要方面寫，片面也就難免。有的是歷史觀方法論本身的問題，用進化史觀看待歷史，執著於因果關係的探求，雖然能解釋歷史的進步，卻很難說清進步的動因；雖然能得出合理的結論，卻很難全面、系統地論證。
儘管存在上述缺憾與不足，但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績以及他建構的分析模式與話語系統，對當時和以後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1964年時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郭廷以教授，在評價蔣廷黻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時說：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面最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特別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145]
其實，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編纂的《近代中國史》第一冊的"例言"中已說過："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沈案：即羅家倫）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146]
1965年，人類學家李濟教授在悼念蔣廷黻的文章中也說："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這一大堆原始資料點活了。"[147]
郭廷以和李濟既是蔣廷黻同時代人，又是歷史研究的同行，他們的評價不僅極富歷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蔣對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開風氣、奠定科學基礎的貢獻。
如果對當代中國史學近20年來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顧，就會驚訝地發現，我們正在致力於蔣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複蔣廷黻早在60年前建構的話語系統，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麼對他和他的著作給予重視、進行研究，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