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一、蔣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蔣廷黻，湖南寶慶（今邵陽）人。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出生於一戶薄有田產的農家。1965年病逝於紐約，享年70歲。
蔣家從他的祖父時代起，就務農兼經商，在靖港開了一家經營鐵器的店鋪，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看管[3]。祖父死後，留下一個店鋪和12畝田地。三個兒子連同老娘各分得三畝，店鋪則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於他的大伯父是個抽鴉片的癮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鋪仍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掌管。
蔣廷黻說他的父親"很有經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晚年做過靖港的商會會長，在家鄉常為鄰居"排難解紛"[6]。但對蔣廷黻早年人生歷程影響更大的，則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沒有二伯父決心要他"努力讀書，求取功名"，那麼他早已被父親弄到店裡去當學徒了[7]。
蔣廷黻的母親姓熊，外祖父是個窮秀才。母親在他6歲時患病去世。不久，父親續弦。據蔣廷黻說，繼母對他和哥哥"照顧的無微不至"，是位好主婦、好母親[8]。他幼年失怙，父親又常年在外，有個好繼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蔣廷黻4歲發蒙，由私人教師教讀[9]。6歲起入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那年，即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舉取仕制度。二伯父決定讓侄子進新式學堂[10]。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到省城長沙明德小學讀書，一學期後，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國長老會在湘潭辦的教會學校益智學堂，開始接觸新學，學習英文。1911年（宣統三年），因辛亥革命爆發，益智停辦而輟學。最後一學年，他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會學校那幾年，正是晚清政局動盪、新潮勃發的年代。湖南雖屬內地，卻頗得風氣之先。立憲請願、收回利權、新政辦學、派遣留學生，都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過新式書報不脛而走[12]。蔣廷黻身處其間，又在美國人辦的學堂里讀書，耳聞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學的打算。1912年，他在徵得益智學堂校長太太、也是他的英文、歷史教師林格爾夫人同意之後[13]，湊了點錢，就隻身到美國去了[14]。這一年他17歲。
到美國後，因為帶的錢不多，便進了密蘇里的一所半工半讀的派克學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讀中學。1913年，獲得湖南省官費。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學堂，兄弟倆仍靠半工半讀維持。1914年蔣廷黻中學畢業。將近三年的半工半讀生涯，不僅使他鍛煉了意志和強壯了身體[15]，而且使初到美國的他，對美國人民在他大病時所給予的真誠關懷終生難忘[16]。
1914-1918年，蔣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過了他的大學時代。蔣廷黻在大學裡主修歷史學，同時也選讀多門自然科學課程[17]。當時，他已對祖國國內的軍閥紛爭和混戰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產生了探究欲，希望通過歷史課的學習，獲得"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的知識和經驗[18]。由於歷史系的教學枯燥乏味、課程內容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他在課外閱讀了許多德國史和義大利史的著作，對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這對他日後希望中國擺脫中世紀狀態，努力建設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史觀的確立，有重要影響。
大學時代，蔣廷黻接受了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自然學科的教授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的條文，要他們學會觀察事實；研究報告一定要做到觀察仔細，結論客觀[20]。這種訓練使他終身受用。後來他從事歷史研究時，堅持從史料中得出結論，憑史料說話；從政後，也極重視實際觀察，不少問題表現了獨立識見。
歐伯林學院的宗教氣氛十分濃重。蔣廷黻雖然是個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對美國教會醜化中國人十分反感[21]。基於民族自尊的愛國情感，使他"對整個教會活動感到懷疑"，甚至認為傳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個大學時代乃至日後的行動中，他只把信仰作為一種精神慰藉，並不執著於宗教教義的追求和宗教儀式上的頂禮膜拜。他堅信"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23]，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救中國。因此，他在中國留學生中，力主用科學技術為祖國服務的觀點[24]。
蔣廷黻的大學時代，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始終。戰爭期間，他的立場是"親西方"的。他站在協約國一邊，對美國威爾遜總統關於戰後國際關係中民族自決、國無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戰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等的十四點宣言，十分讚賞。他說"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25]。直到後來"巴黎和會"議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時，他在吃驚之餘，對威爾遜有了懷疑[26]。不過，他懷疑威爾遜而不懷疑美國政府[27]，他的親西方傾向並不因威爾遜背叛諾言而破解。
1918年蔣廷黻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畢業後，他立即應基督教青年會徵召，到法國去為在法軍中服役的大批華工服務[28]。期間，還經常與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保持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思考代表團拒絕和約將對國內學運、政情產生的影響[29]。他的親西方傾向沒有泯減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懷。
1919年夏季，蔣廷黻從巴黎重返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
進哥大之初，他想做個能左右中國政壇的新聞界大亨，所以進了新聞學院。不久，覺得要左右政壇必須懂得政治，便進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學。最後，認為政治學科所講的政治只是理論而非實際的，"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於是又轉為專攻歷史，主修歷史學[30]，師從著名的政治社會史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國"新史學"倡導者詹姆斯·魯濱遜（James 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倫比亞大學正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中心。魯濱遜在哥大執教長達25年，弟子及再傳弟子遍布美國各個大學。其中如畢爾德、紹特威爾、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的知名人物。這個學派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值，主張史學革命。他們認為人類以往的一切活動都應包含在歷史研究的範圍之內，歷史學是一門內容極其廣泛的學問，因此必須對舊史學只講王朝興替、軍事征戰、外交陰謀乃至宮闈醜聞等局限於政治史的傳統進行無情挑戰；歷史發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種動因，而是有著經濟的、地理的、文化的、社會心理的諸多因素的運動，因此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作綜合性多科性研究；歷史是一個持續的、進化的、發展的過程，因此歷史學家應該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去觀察與研究歷史，這是"新史學"的"基石"；歷史的功能在於了解過去、服務現在、推測未來，因此歷史著作應注意歷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寫得既內容豐富、又明白曉暢，以達到歷史所產生的最大效應[32]。
蔣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僅受到了"新史學"的薰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導師海斯教授的影響。
從蔣廷黻後來的研究實踐看，他接受了作為"新史學"基石的進化史觀，注意於"新史學"強調的史學垂訓功能和歷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寫的這本《中國近代史》，就是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經世致用"為主旨，明白曉暢、通俗易懂，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對近代史知識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導師海斯，當時在哥大主講"歐洲近代政治社會史"並致力於"族國主義"研究。海斯教授這門課，強調工業革命對歐洲社會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張在工業革命後使用近代機器生產的社會裡，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對生產進行干預而不應放任；放任主義在工業革命後已經完全不適用。要干預就需要社會立法。海斯認為德國俾斯麥和後來英國的勞合·喬治有關社會的立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33]。這對蔣廷黻有很大啟發。後來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強調使用機器生產對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並對洋務運動作了積極評價。
所謂"族國主義"[34]，就是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理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一趨向，成了注重史學社會功能的美國"新史學"派史學家研究的時髦課題。他們探究這類國家所揭櫫的民族主義是怎樣的一種理論構架，採用什麼方法爭取民族獨立，獨立後用什麼方法治理國家，對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將會產生什麼影響？蔣廷黻作為海斯的學生，又是來自被帝國主義奴役的中國，對這一歷史動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與興趣。後來，他在這本《中國近代史》的"總論"里，把中國能否走出"中古"狀態，建立"近代的民族國家"，作為全書的立論主題，顯然淵源於此。他寫道：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35]
很明顯，這一歷史觀正是他從導師那兒得到的感悟。後來，他還十分注意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化歷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復興[36]，這也與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訓練有關。
研究近代化與近代民族國家的關係，勢必要研究帝國主義政策。蔣廷黻在海斯和沙費爾德（William R．Shepherd）教授的啟示下，選擇當時歐洲最主要的帝國主義英國作為研究對象，重點放在反對傳統帝國主義政策的英國工黨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勞工與帝國：關於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1880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作為博士論文[37]，於1923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這一年他28歲。
從17歲到28歲，蔣廷黻在美國生活了11年。他由一個農村小學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謂學業有成。畢業那年，他的博士論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發行[38]，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麥克唐納為領袖的英國工黨第一次組閣，不啻為他的這部學術著作提供了應時之需的銷售契機。遺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國工黨，上台後絲毫沒有放棄帝國主義政策[39]。他的研究與實際政局走向並不相符，就像他日後觀察和分析國共兩黨鬥爭時看好蔣介石和國民黨而犯錯誤的一次預演[40]。
11年的美國生活，無論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國化了。他受到當時正在美國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嚮往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他從小學到大學都在教會學校讀書，把宗教信仰視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國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幾乎不看純文學作品；他能講一口流利而略帶鄉音的英語，但講起國語來卻滿口是濃重的湖南官話，以致後來他做常駐聯合國代表時因發言常用英語而遭到時人的批評[41]。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忘記祖國。1921年他在哥大研究院時，適逢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留美學生組織"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以"五四"時期的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為宗旨[42]，積極活動。蔣廷黻即是後援會英文刊物的編輯，是活躍分子[43]。在聲援中國代表團的活動中，他結識了同是後援會成員的唐玉瑞小姐，兩人相戀，到1923年蔣廷黻博士畢業、歸國前夕結婚[44]。
博士頭銜，新婚燕爾。28歲的他，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哥倫比亞大學送走了這個"新史學"的中國信徒，中國史學界迎來了一位新潮學者。
2 新潮史學家
1923年，蔣廷黻攜眷回國後，應北方著名高等學府南開大學之聘，出任歷史教授。他在南開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學問上。首先，他深知自己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國學基礎很差，必須先充實自己。為此，他從重讀《四書五經》開始，進而研讀《資治通鑑》和詩詞、文章[45]。
其次，他在教學之餘，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對外交史的興趣，在哥大做研究時就已養成。到南開後，他開設了中國近代外交史這門課。當時，有關中國外交的權威著作是美國人馬士（Hosea B．Morse）所著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卷本[46]。這部書是根據英國藍皮書和美國對外關係文件寫成的，就英、美兩方資料說，馬士是無懈可擊的。但事實上僅憑兩國資料是寫不出頭等的中國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馬士的觀點是片面的。他對近代開端時期參與兩次鴉片戰爭談判的中國對外交涉人員和清政府對外政策的演變，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對制約中國外交活動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馬士很少使用中國政府的官方材料。許多問題，例如中國對外交涉官員當時對和談的看法如何？他們提出過意見嗎？十九世紀中國的外交觀點怎樣？這些問題蔣廷黻在南開上課時就已感到困惑[47]。於是他決心根據中國的書面材料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來研究近代中國外交史。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鑑別有關史料。蔣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時受到過歷史研究方法的嚴格訓練，懂得怎樣判別資料，怎樣選編[48]，所以他在南開的六年中，以極大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獻，後來他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一書，就是在南開時奠定基礎的。這項研究，在當時是開拓性的，雖然在他之前有人寫過外交史[49]，但從未有人像他那樣從基礎工作做起。陳之邁在他所寫的蔣廷黻傳記中提到過北方的學風背景說："北方幾個大學的學風已由西方學術的介紹轉變而為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許多方面都是新創的，廷獻對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50]可見蔣廷黻這項研究，實際上是開創了一門新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可以說，中國之有中國近代外交史，實在是從蔣廷黻開始的。他自己也說："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51]
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文獻、懂得過去，而且還要了解國情和研究社會，懂得現在，才能有睿知卓識，推見未來。蔣廷黻自小去國，對社會和國情知之甚少。為此，他利用假期和講學的機會，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東北、西安等地參觀訪問，作實地考察研究。這一系列訪問，不僅使他感受到了先進和落後的差距之大，歷史與現實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識的濃厚和種族觀念的淡泊是極為有利而且重要的兩個因素[52]。
南開大學的六年，蔣廷黻開始在中國史學界顯露頭角，但更大的發展，則在進入清華任教之後。
1929年5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聘請蔣廷黻擔任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欣然應聘，一到該年夏季與南開聘約結束，便束裝北上，踐約赴任。
羅家倫是蔣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時的校友，也是"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和蔣廷黻認識較早，相知甚深。1926年回國後參加過北伐戰爭，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於1928年將清華大學改為國立[53]，任命羅家倫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上任伊始，即以建設清華"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流大學，俾與世界先進大學抗衡為職志"[54]，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是聘請教授、尤其是學院院長和系主任時不徇私情，專重學問、才能；其次是終止清華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功能，將之改造為男女同校、提供四年正規課程教育的多科性綜合大學；再次是使清華脫離原由外交部和教育部聯合監管的體制，改由教育部直轄；同時加強校舍和教學設備的建設[55]。在這樣的背景下，羅家倫選聘蔣廷黻為歷史系主任，蔣未到任之前，由羅兼任。
蔣廷黻於1929年夏季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學教授後，立即發現清華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缺乏能開中國自己課程的教授。他們可以照搬美國大學的課程，卻很難開設有關中國國情和社會演變的課程。例如教政治思想史的，可以從古代的柏拉圖講到當代的拉斯基，但沒有人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的演變史。歷史系也有類似情況。留美歸來的教授沒有從美國學到中國歷史；老教授大都是斷代史或是某一種古籍的專家，他們對版本或訓詁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見，但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和趨勢則沒有多少見識。他認為這是"治史書而非治歷史"，是一種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繼續下去[56]。為此，他在尊重老學者的同時，引進一批年輕教授，給他們兩三年時間準備開一門新課，提供參考書和配備助理人員[57]。在他的努力下，清華歷史系逐步配備了較強的陣營：由雷海宗主中國通史和古代史、陳寅恪主隋唐史、姚從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吳晗主明史、蕭一山主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劉壽民及張貴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國人）主俄國史，蔣廷黻自己則主講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58]。同時規定學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顯然，經過他的改革，這個陣營確是全國一流的。
蔣廷黻主持歷史系時，十分注意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原則上，他並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為歷史系畢業後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學教書，待遇既低，又無圖書資料，容易荒廢專業。所以他對申請讀歷史系的學生總是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研究歷史除非發現真偽，不會成名"[59]。但當他一旦發現優秀青年，他都鼓勵他們進清華研究院，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在30年代，中國尚無日本史、蘇聯史、蒙古史、泰國史和越南史的專家。當他發現一個青年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歷史時，他就說服他們去清華研究院學習相關語言。成績優秀者，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勵王信忠學日本史並推薦其去東京帝國大學研究日本史，二年後回到清華，聘為講師；又如朱謙之研究蘇聯史而去英國學斯拉夫語；邵循正在清華畢業後準備研究蒙古史而到巴黎學習波斯和阿拉伯語[60]等。當時，蔣廷黻已經是清華校務委員會的評議員。他對學校建設、學科改革、推薦和選派學生出國深造等學校大計，有充分的發言權[61]。
在清華任教期間，蔣廷黻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中國近代外交史方面，他繼續在南開大學時已奠定基礎的資料搜集和鑑別工作，並把搜集範圍擴大到近代史領域[62]。經過苦心孤詣的不懈搜求和嚴謹縝密的鑑別編排，終於完成並出版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上卷輯錄1822-1861年間（道光二年至咸豐十一年）外交文獻259種（篇），中卷輯錄1861-1895年（咸豐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一年）外交文獻540種（篇），兩卷共計799種（篇），是當時中國第一部編審精當、卷帙浩繁的外交史專題資料集。在編輯資料的基礎上，他發表了一批有獨識、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如《評〈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圖書月刊》二卷六期，1929年）、《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學報》六卷三期，1931年）、《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八卷一期，1932年）等，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其中特別是《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用官方資料證明，琦善到廣東後並未撤防，在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林則徐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63]此文一出，猶如一石入水，漣漪千圈。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或認為他太偏向清政府，或說他居然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實屬無禮之舉[64]。儘管各方反應不一，但他作為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的學術地位，則是眾所公認、無可動搖的。
學術研究猶如著紙的墨點有滲化效應，由點及面，層層拓展。他從外交史研究中越來越感到許多問題若僅局限於外交一點很難說清說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會心態，乃至社會組織、經濟變化，這就促使他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整體思考。在中國史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還處於初生嬰兒階段時，這一悟性對蔣廷黻來說，無疑是"夠刺激"的。他說："可以說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65]從此，他把寫一部有權威性的中國近代史，作為一生最大的志願[66]。可惜，後來他從政做官，沒有時間和精力完成這項計劃。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牽夢縈之所在，1965年他從官場退下後，還計劃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繼續研究[67]。不幸就在這一年，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願望竟成了終身遺憾。
3 倡辦《獨立評論》
蔣廷黻在清華執教的第三年即1931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本的侵略激起國人的極大民族義憤，抗戰呼聲響徹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變後，蔣廷黻經常在飯後與清華一批教授到北院7號葉企孫和陳岱蓀家裡議論和戰問題[68]。大家都主戰，只有他一個主和[69]。他對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認為從長遠的觀點看，日本的強大只是暫時現象，時間對中國有利[70]；二是認為"九一八"事變只是日本占奪東北的地方性事件。早在事變前他就曾通過對東北的實地考察，深知東北對中日兩翼都極有戰略價值。"東北問題不易解決"，除非雙方都以小心、謹慎的方式處理爭端，否則就會"發生巨變"[71]；三是主張利用日本在事變前就已流露的希望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東北問題的意向，與日本作外交談判以爭取和平[72]。所以他不持主戰言論，不主張對日作戰。其實，蔣廷黻的認識純屬書生之見。他雖是東北問題專家，但事態的發展卻無情地擊滅了他把"九一八"事變視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日軍占領東北後，立刻向平津地區滲透，關內頃刻籠罩在侵略戰爭的陰雲之下。面對這一不爭的事實，蔣廷黻開始從主和逐步轉為備戰。他說："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價取得，我和他們都主張從速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73]又說："欲想獲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須要中日雙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現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們也只有漸漸轉而主張備戰了。"[74]
當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一批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目擊時艱，"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覺到除了教書和研究以外，應該替國家多作點事"[75]。然而書生報國唯有筆，蔣廷黻想到了辦刊物，"討論並提出中國面對的問題"；在清華俱樂部舉行的一次晚餐會上，在座的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等人提議辦一個周刊，"以盡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76]。此提議先遭深知辦刊之難的陶孟和、胡適的反對，後在丁文江支持下，幾經討論，終於在經費、出版、管理等方面達成共識[77]。刊物由胡適提議叫《獨立評論》，編委三人：胡適總其事，蔣廷黻、丁文江助其成。
《獨立評論》於1932年5月22日出版發行，它的宗旨在第一號"引言"中說得很明白：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與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78]
顯然，《獨立評論》是當時在北京的一批自由主義學人評論時政及相關問題的刊物。它沒有黨派背景，標榜獨立精神，言論不求一律，主張用公心、事實和負責的態度平等地討論問題。從《引言》中看，它雖由八九個學者所發起，但不是同人刊物，他們只是"引子"，目的是引起社會上對時政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這份刊物自1932年出刊以後，持續約五年，到1937年因抗戰爆發而停刊。每周一期，共出244期，發表了1309篇文章，其中55％是編輯部以外的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歷史、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但大多數是時論，也有書評、譯稿和遊記。
《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除胡適、蔣廷黻、丁文江三位編輯外，還有傅斯年、翁文灝、吳景超、任叔永、陳衡哲、陶孟和、吳憲、姚森、楊振聲、朱經農、陶希聖等人。他們的政治主張並不一致，經常有激烈爭論。如對日本的侵略，胡適、蔣廷黻主張儘可能避免戰爭，丁文江支持胡適的觀點，甚至比胡的主張更極端，認為可以效法蘇俄列寧在1918年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辦法，爭取和平的時間，但傅斯年卻反對胡適主張；又如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蔣廷黻和丁文江都贊同實行武力統一和開明獨裁，而胡適則主張開放民治、實行憲政的好人政府。儘管有爭論但並不妨礙他們公平討論，各抒己見，把"謹慎'無所苟'的態度"--《獨立評論》的根本態度--"看作我們的宗教一樣"[79]。
《獨立評論》出版後，在大學生、公務員、開明紳商乃至青年軍官中影響很大，發行數量不斷上升，從第一期兩千本到第二期三千本，一年後上升到八千本，兩年內達到一萬五千本[80]。不僅解決了創刊時的經費困難，而且成了輿論方面的著名刊物，備受朝野關注。
蔣廷黻作為《獨立評論》的三人編委之一，始終對刊物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主編胡適偶然離京時，由他代理編務[81]。編輯之餘，他自己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政論方面，主要集中在對日、對蘇外交上，尤其關心蘇聯對中日衝突所採取的態度。他不同意時人認為蘇聯將會支持中國抗日的觀點而認為這個信念全無把握，他從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考察，覺得蘇聯的遠東政策將是採取對日妥協的策略以減輕日本對蘇的威脅而無後顧之憂[82]。這一看法，揆諸1932-1935年間蘇聯的遠東政策，應該說是很具卓識的。蘇聯是在1937年中日大戰全面爆發後，才改變對日策略，8月21日與南京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在軍事上、財政上予中國以援助。
在內政方面，蔣廷黻主張效法土耳其由凱末爾領導的革新運動，首先要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維持全國的大治安，換句話說能取締內戰及內亂"，中央號令各省必需遵守，"換句話說，全國必須承認它是中央"[83]。由此，他主張開明獨裁而不同意胡適對自由議會政府的天真想法[84]。其次，這樣的中央政府應在發展經濟方面立即採取行動。他認為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經濟應該先於政治"，"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評胡適忽略經濟問題的重要性，指出在經濟方面有兩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和運輸，二是社會化或公平地分配財富。他說："我認為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創造更多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85]再次，他認為這樣的中央政府要領導並負擔民族復興的便命，必需真正站在"為民族服務的立場上"痛自革除弊政[86]，提高自身素質，真正實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87]，關注教育等政策[88]，使中國日臻富強，對內可以謀致人民的康樂幸福，對外可以抗拒帝國主義侵略。
顯然，蔣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視作能領導民族復興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對南京政府寄於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從理念上說，他在留美期間就一直對俾斯麥、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領導的統一事業深為敬佩，對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表示向望，希望中國能走出中世紀、建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從事實上看，南京政府統治著中國當時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進的大城市，在各種政治力量（軍閥集團）中確實最具備統一中國的條件與實力。而且，他認為國民政府自"濟南慘案"後對日本的態度已由親日漸趨惡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實，蔣廷黻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並無特殊好感，他曾說："我不願作國民黨的辯護士，國民黨亦用不著黨外人替他辯護。"[89]終其一生，他也沒有參加國民黨。他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無非是一個自由派學者在國難當頭，本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本色，書生論政而已。說他和《獨立評論》社成員表現了強烈的參與意識是可以的，但若說他們的觀點和主張迎合了蔣介石的政治需要，成了蔣介石的辯護士和幫閒文人，那就不夠客觀了。其實，團聚在《獨立評論》周圍的自由派學人，原本希望通過他們的"講學複議政"的努力，使中國"智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90]，以便使國家和社會有點滴的改良與進步。這種理念勢必使他們主張精英政治和寄希望於政治精英人物。蔣廷黻之主張開明獨裁，無非是在國難當頭的危急形勢下，直接訴之於集權統一的政治制度來解決危機而已。可以說，無論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還是主張開明獨裁的蔣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們的共同思想路向。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既不同於激進派，又有別於保守派的本質所在。
4 棄學從政
蔣廷黻棄學從政是在1935年。但凡事總有作始之時，事實上他於1934年出訪蘇聯就已開始為國民黨政府服務了。
事情還得從1933年被蔣介石召見說起。
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的同時，又在《大公報》上發表政論文章。《大公報》是近代中國一份老資格的大型日報，在知識分子和中產階層中有廣泛影響[91]。蔣廷黻關於內政、外交的見解引起了國民黨政府高層人士的注目，尤其給正在由親日轉變為親英美的蔣介石以深刻印象。1932年底中蘇邦交雖已恢復，但仍無多大進展，雙方關係基本上處於互不信任的僵冷狀態。隨著日本侵略的日趨深入，中蘇兩國出於各自的國家戰略需要，開始有解凍意向。蔣介石認為蔣廷黻作為近代外交史專家，對蘇聯的遠東政策多有識見，便通過自己的密友、《大公報》發行人吳鼎昌，於1933年夏約見蔣廷黻[92]。
對於蔣介石的約見，蔣廷黻認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過是表示一下對學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的人士對其政策的看法而已"；在自己這方面，蔣廷黻當時還沒有棄學從政的打算，只是出於"希望會見一位偉人"的心理而欣然接受約請[93]。
屆時，蔣廷黻與被同時召見的南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何廉博士同赴江西牯嶺見蔣介石。首次見面只是禮節性的閒聊。第二次蔣介石便徵詢他們對國事的意見，蔣廷黻談了他對統一的看法，認為應該以正確的政策結合武力來統一中國，而對日作戰一定會使愛國心和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增強，中國能"自然而然的達到統一"。蔣介石只聽不說，面無表情，但臨結束時要蔣廷黻多留幾天，以便再談。過了一天，果然以請吃午飯方式單獨召見。這次，蔣介石要他坦陳外界對政府的批評意見，不必有所顧忌。他便率直說有的人對中央政府感到失望，希望政府行政更有效率，目前非中央地區反而比中央控制省份的人民生活更能改善。蔣介石十分敏感，立即反問：哪一個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蔣廷黻說自己沒有到過那些省份，不能根據別人看法作出判斷，但根據傳聞，山東在韓復榘統治下就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榮。蔣介石對傳聞的正確性表示懷疑，但又說蔣廷黻所說的都很重要，中央的省份應該改善[94]。
召見結束後，蔣廷黻仍回清華繼續教書研究、編《獨立評論》。同年秋，他又受到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約見，和他商量對蘇聯的態度。當時正盛傳駐蘇大使顏惠慶博士主張採取公民投票決定對日和戰，顏認為中國如抗日，蘇聯願意給中國武器援助。汪問蔣是否同意顏的主張？蔣廷黻說若政府已經決定作戰，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製造輿論，否則，此舉不免幼稚。汪原是親日派，自然不贊成對日作戰，在同意蔣的意見之後，表示顏並未帶回蘇方予中國援助的承諾[95]。
一年中兩次被國民黨政府高層領導人約見，預示著這位自由主義教授將有特殊使命降臨。
果然，1934年初，蔣介石再次約他到南昌行營談話。這次約見，決定了蔣廷黻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訪蘇聯的特殊使命[96]。同年7月，蔣廷黻乘清華放暑假之機，以去歐洲搜集史料為名，率領一個非正式使團出訪莫斯科。臨行前，蔣廷黻再次去牯嶺面晤蔣介石，接受指示。蔣介石希望他把出訪歐洲的時間儘可能用在了解蘇聯上；希望他能測探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97]。10月16日，蔣廷黻在莫斯科會見了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副外長）斯托莫亞科夫，雙方對不究既往、面對現實、建立友好關係達成共識。斯氏表示："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對中國懷有最真摯的友好的感情，把我們同你們連接在一起的不僅是共同的國界，而且是對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平等並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鬥爭的深厚感情。"[98]針對中方對於蘇聯傳播共產主義的疑忌和干涉中國現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擔憂，斯氏以蘇聯和法國、土耳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為例，說明蘇聯從未夢想法國與土耳其會成為共產國家，也希望法國、土耳其的朋友不要僅僅為了我們希望和他們建立友好關係就希望我們放棄共產主義。他強調："一旦蘇聯政府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一定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99]
會晤後，蔣廷黻認為"初步試探"已經過去，自己的使命已經完成，他立即將詳細情況報告蔣介石，並建議應仔細計劃開創將來的局面。蔣介石對此行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十分滿意，復電錶示嘉許[100]。蘇聯政府的承諾，對面臨外患內憂困境的蔣介石集團，確實極為重要。蔣介石不僅知道了蘇聯對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態度，而且對可以獲得蘇聯支持中國抗日的援助有了信心。蔣廷黻訪蘇成功，無疑是中蘇關係的一個轉機。後來，蔣介石委任蔣廷黻為駐蘇大使，顯然是為了承襲和擴大這次非正式訪問取得的成果。蔣廷黻在秘密訪問時與蘇聯官員建立的私誼以及他在蘇聯、德國考察時所獲得的知識、經驗，都成了蔣介石外交策略中的重要砝碼，使重獲轉機的中蘇關係日漸向正常化和友好方向傾斜。
秘密使命完成後，蔣廷黻繼續在莫斯科觀光、考察了三個月，然後訪問了西歐的一些國家。其中特別考察了德國在納粹體制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狀況，會見了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和被譽為納粹偉大思想家的魯森伯（Herr Alfred Rosenberg）[101]。1935年3月初，蔣廷黻又去英國觀光。在英國，他曾與著名學者韋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H．Tawney）、鮑威爾（Eileen E．Power）以及湯因比（Arnold J．Toynbee）[102]等有所接觸會晤，直到這一年9月，才結束歐洲之旅回到清華。
回國後，蔣廷黻把自己訪蘇、訪歐的觀感寫成文章，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他在文章中介紹了當今世界上共產主義、納粹、自由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衝突，認為最後勝利的一定是自由主義。他指出蘇聯與納粹德國的相似之處更值得人們注意，史達林羨慕德國的科技進步，而希特勒則羨慕史達林的控制方法。他要《獨立評論》的讀者相信："希特勒是想要用共產黨的策略去反F對D共G產C主義，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難是他自己不能夠有節制。"[103]這些看法，道出了一個自由派學者對意識形態衝突所持理念的自信，顯示出站在世界權力格局門檻外的旁觀者在自由議政時的灑脫和清醒。
可惜這份瀟灑沒有維持多久，蔣廷黻就被卷進政治漩渦。1935年11月，他被蔣介石召到南京，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自此開始直到1965年退休，三十年來他一直在國民黨的官場裡奔忙。以下是他的任職簡歷：
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駐蘇聯大使。
1938年2月至5月，在漢口賦閒，等待新的任命。
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104]。
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
1961年至1965年5月，調任"駐美國大使"[105]。
1965年5月退休，暫住紐約。10月，病逝。
這份簡歷說明，蔣廷黻已從一般意義上的書生從政變成了真正的棄學從政，從一名大學教授、自由主義學者，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官僚，國家機器的一個部件。這一蛻變，且不說使他再也難以重溫《獨立評論》時代自由議政的舊夢，即使想重返大學教席，重操史學舊業，也屬奢望了。
蔣廷黻之所以會應召出山，一是基於為國家服務的使命感。早在湘潭益智學堂讀書時，他就有了要救中國和使中國富強起來的夢想[106]。大學時代特別是研究生時代，這種愛國之思已經與專業選擇結合起來，有了以所學為國所用的追求，他專攻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真正有用於政治。他曾說過："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並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107]了解他的人也說："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評知識分子鄙視政治之不當"[108]；他"既不自鳴清高，也不熱衷仕進。但是政府既然徵召他，他就應召，絲毫不作扭捏的姿態，半推半就、裝腔作勢……廷黻之出任政務處長及其他職務的動機和胡適之出任駐美大使是一樣的：盡公民的責任為國家服務"[109]。
為國家服務的使命感，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和本色。對於像蔣廷黻那樣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學人來說，除了傳統意義上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影響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薰染。他們看慣了西方總統競選、議員選舉等政治機制的運作，視議政參政為知識分子的當然使命並把自己作為政治精英去關懷國家前途和社會進步。這種特定文化背景生成的精英意識，使那些留學西方、憧憬政治民主和憲政的自由主義學者，不僅在價值判斷上或是感情理念上，磨平了為學與從政的職業界限，並且在角色定位上，隱隱然自承起社會良知的貴任。在野時，他們以"講學複議政"表現自我、超越自我，充當社會良知；一旦政府徵召，便以"書生從政"轉變角色、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國家服務並在實現社會改良中完成政治精英的形象塑造。所以當蔣廷黻隨翁文灝南下、向北京的朋友們告別時，"一般的反應都認為是學者從政"[110]，不但不感意外，反而予以鼓勵。胡適作為自由派學者的人望，更以詩句相贈[111]。後來，他也應邀出任駐美大使。凡此都說明他們對書生從政是視為理所當然的。
二是基於對中國政局走向的理解和對蔣介石的期望。作為《獨立評論》派的主將，蔣廷黻在渴望國家統一及實現民主憲政的理念上，與自由派學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如何實現統一、如何建國的方法上，他不同於胡適的自由議會政府的主張。他從歷史與現實的考究中尋繹中國的出路，認為："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是建國，第二步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由此他推斷出中國首先需要用武力而非憲政來統一國家，建立專制政治以鞏固國家的統一，然後再建設政治上的民主[112]。基於這樣的理念，他把實現武力統一的希望寄托在當時最具實力的蔣介石集團身上[113]，期望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實現分階段的政治建設。
蔣介石自30年代初期在"圍剿"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排除國民黨內的異己勢力同時，即著手為南京國民政府物色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專業知識的文職官員，以改造官僚結構。他通過私下接觸和公開召見的方法與自由派學人群、銀行家、報業家等保持聯絡並徵詢政治建設的意見。這種羅致人才的姿態對處於國難當頭、一心想為國效力的各級知識分子，確實具有相當影響和魅力。不僅是蔣廷黻把他看作"偉人"，即使是胡適也一反以往對蔣介石的看法，把他看作能挽救華北危機的人物[114]。所以當1935年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在五屆一中全會上決定兼任行政院院長、改組政府後，立即把他看中的翁文灝、蔣廷黻以及銀行家張嘉璈、報業家吳鼎昌等延入政府，而蔣廷黻也毫不猶豫地受命就職了。
一開始，他對自己的角色轉換似乎並不習慣。在上任政務處長不久即寫信給美國歷史學者費正清（J．K．Fairbank）說："就生活而論，我更加喜歡當教授。當我回想起與充當教師有關的悠閒的生活、書籍和著作之際，有時我不禁潸然淚下。"[115]但很快他就進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他自詡為類似法國"內閣政務處首席顧問"、實際上僅僅是行政院兼院長蔣介石的秘書一類的工作[116]。他稱讚蔣介石"甚至比美國歷屆總統更加新派"[117]。以後，工作雖有變動，但他一干就是30年，樂此不疲地做國民黨政府的官僚。
如果說，蔣廷黻在從政前儘管主張武力統一、擁蔣反共，倡論獨裁、緩進民治，但畢竟是屬於無所依傍、獨立自由的書生論政。國是人人可議，見解容或各異，自不必輿論一律；即使是從政以後，他和其他自由派知識分子支持南京國民黨政府所投身的事業，是為了"共赴國難"，為了加強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實行現代化，也還不失為是一種政治理想。但到了抗戰勝利以後，特別是蔣介石集團敗退台灣、中國政治格局明朗化後，還在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唱讚歌、責罵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那就是以鮮明的政治傾向宣告與走中間道路的自由派學人群公開分離，蛻變為國民黨的辯護士了！
那末，學者從政，其幸乎？不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