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三、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

當代中國史學有一個繼承傳統和革新傳統的問題。這在中國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上，尤為突出。 傳統的中國近代史體系，基本上是一種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的線性結構。這種構架，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見端倪，中經發育與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並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規範，前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 1 初見端倪的近代通史體系 任何一種新的學術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學術體系出現，本質上都是社會現實需要的產物；而每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作，則又凝聚著特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心態。自辛亥以來，中國政局紛繁複雜，人民生活在社會動亂和連年混戰之中，這就迫使人們把觀察政局變幻作為觀察國家治亂興衰的主要動因。於是以政治史作為"資治"的史鑑，也就成了社會共識。1930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了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起戊戌維新，下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和東北軍易幟，敘述了30年來中國政局政情轉換變化的歷史。 李著出版後。在社會上影響頗大，根本上說就是因為它反映了當時人們渴望從歷史上尋求社會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批以政治鬥爭的因果關係為主線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如顏昌嶢《中國最近百年史》、魏野疇《中國近世史》、孟世傑《中國最近世史》、李鼎新《中國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學術界影響較著的是1935年商務版的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下二冊。此書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英雄史觀為核心，記述了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政壇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旁及中西文化交匯，學術思想流變、典章制度更易、內外戰爭過程、各項主要條約內容等諸多方面。史料豐富，議論多有個性，成了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的中國近代史構架在萌生時期的第一個代表性作品。 迨至抗日戰爭起，救亡再次成為歷史主題。人們從對國家治亂的一般觀察，轉向對民族命運的深沉思考。從而，使初見端倪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為主線的構架得到了進一步強化；而結束不久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也促使學者們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及其走向進行研究。於是從30年代後期起，不少學者對中國近代史上限的界定，由往昔西學東漸的追溯，一變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開端，把視野更多地叢集於反對外來侵略的研究，表現了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能否走出落後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論析了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夕的中國歷史，許多論述表現了作者的識見和眼力。若撇開作者的歷史觀與論點的當否，單就全書的構架而言，那麼這部僅5萬餘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上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2 "毛-范近代通史體系"的崛起 抗戰時期，解放區的史學工作者正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研究近代史諸問題。1939年，毛澤東和在延安的歷史學家合作編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作為幹部讀本，此書就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領導階級、革命的對象、動力、前途等一系列問題作了論述。這部著作不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爾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最早闡發毛澤東階級鬥爭歷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這本半部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為基本線索，以階級鬥爭為歷史發展動力，上起1840年鴉片戰爭，下迄1900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它的出版，標誌著階級鬥爭史觀為指導的"毛-范近代通史體系"開始崛起。 新中國成立後，毛-范體系進入了充分發育的階段。1954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大討論和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的產生，確立了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同時，也使上述毛-范體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研究規範和近代通史的系統框架。它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指導，以階級分析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為基本線索，以一條紅線、兩個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歷史事件為基本構架，旁及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力圖揭示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近代80年間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顯然這個研究規範和通史框架，既是對以往近代通史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的線性結構的繼承和揚棄，又是完全對毛澤東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的詮釋與闡發，是毛-范近代通史體系發育成熟的表現。 反映這一體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編著的《中國近代史》，而真正使這個體系得以形成社會共識的，則是出版於1981年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在此期間和以後出版的數量眾多的中國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體系結構上沒有明顯差別。 這樣，由毛澤東奠定，經范文瀾闡發，到胡繩最終完成的中國近代通史體系，成了當代中國近代史的傳統模式，由此建立的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規範，也逐步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和遵循。 3 歷史新時期中的史學改革潮流 我認為在近代通史中重視政治史研究，既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闡明歷史發展脈絡所必須。一部"二十五史"，本質上都是從國家興亡治亂中尋求歷史教訓和借鑑，即所謂"以史資治"、"以史為鑑"，所以政治鬥爭和政局變幻，一直是歷代史家注目之所在；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說，政治鬥爭不僅關係到社會階級力量的消長配置，而且也直接間接地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在通史研究中重視政治鬥爭，尤其是階級鬥爭對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是應該而且必需的。 問題在於以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勢必忽視其他社會力量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以階級分析代替一切，容易忽視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複雜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為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既難涵蓋革命以外的社會改革運動，又難反映豐富多彩、萬象雜陳的歷史內容。所以傳統的中國近代史體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輕其他，結果是只見國家沒有社會；二是過分強調階級鬥爭而忽視其他社會力量，結果是多元發展的歷史成了一元化的線性公式。 傳統的近代史體系中上述兩方面的缺憾，涉及到一系列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首先在歷史觀上，究竟歷史發展的動力只是階級鬥爭一種還是社會合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一觀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其次在方法論上，究竟歷史發展是一元化的線性運動還是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歷史發展有沒有所謂基本線索？再次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是不是革命？由此引伸出什麼叫革命？戊戌維新是改良範疇還是革命範疇？由此引伸出改革與革命的界限及兩者的關係："三次革命高潮"作為近代80年歷史發展的基本框架，如何估量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立憲運動等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 上述傳統體系存在的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學者們尖銳地提了出來。這就是：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報》史學版發表了有關"歷史動力問題"的討論，到1983年底，各種報刊共發表了300多篇文章，圍繞著一元化動力還是多元化合力、各種動力的相互關係中階級鬥爭是不是最根本的動力、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是否可以作為動力這三大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對傳統體系以階級鬥爭為唯一動力和由此而來的大力歌頌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的研究現狀提出了質疑。 1980年李時岳在《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一文中，提出了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四階段"說，強調了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在近代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並以此對"三次革命高潮"說作了修正，結果由此引發了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曠日持久的大討論。 1981年，劉大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一文中，主張以加強經濟史研究為突破口，作為彌補單純把政治史作為主線的缺陷。 1984年，黎澎在《歷史研究》第5期上發表《論歷史的創造者及其它》一文，對長期以來被奉為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說法提出質疑。認為這是蘇聯哲學家對《聯共布黨史》中某些觀點的引伸和誤解，始作俑者是尤金；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對之深信不疑，而且一變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未說過這種話，他們只說了"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所以只講英雄創造了歷史固然不對，提出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有片面性。歷史是人人的歷史，所有人都參與了歷史的創造。 所有這一切質疑、爭論，匯成了一股史學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學術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的歷史時期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馬克思主義，重新審視傳統體系和研究規範的成就與不足，希望建立與新時代相適應的，真正能夠反映近代歷史全部面貌的通史體系。 4 《新陳代謝》是以社會史會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正是上述史學改革潮流的產物。 早在1979年，陳旭麓先生髮表了《農民起義與人口問題》，把中斷了幾十年的社會史研究率先引進近代史研究領域。1980年，他在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所作的序言裡，第一次以"新陳代謝"的命題來概括近代中國社會的急劇演變。1986年他又在《略論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一文中，對傳統的近代史體系之成就與不足發表看法，提出了"通史總是社會史"的著名見解。 "通史總是社會史"，顯然是針對"通史總是政治史"，"通史總是事件史"，"通史總是階級鬥爭史"，"通史總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史"說的。此說一出，使學術界深為振奮，意識到就反映近代社會的全貌言，加強社會史研究對突破傳統體系的結構框架不失為一種新思路。從1979年起，經過將近10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學實踐，陳先生終於寫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初稿。先生謝世後，經由門弟子楊國強、周武整理，於1992年正式出版面世。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以社會史會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學改革潮流中出現的第一個近代通史的新體系。 重視社會史研究，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中國古代史學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記述，至於文集、筆記、宗譜、日記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類內容。自本世紀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做過專門研究和專題調查，出版了有關家族社會、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會組織、會黨教門，乃至婚姻、服飾、風俗、禮俗、婦女、娼妓、農村生活、村社組織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會史論著，既未與通史研究融匯貫通，又偏向於諸如衣食住行等瑣碎問題，迷失了歷史學整合的本性，不僅不能反映歷史變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會變遷的脈絡，難以反映一個逝去了的時代的社會面貌。 《新陳代謝》第一次把社會史的內容與通史研究匯融於一爐，著眼於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意識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來侵略、東西文化碰撞衝擊下的轉軌、變異與回應，既復原了重大事件之外諸如宗族、行會、人口、移民、幫會、教門、習俗、風尚、城鄉人民的生活狀況等被傳統體系所忽視而為通史所應有的內容，又把這些內容連同經濟結構、文化學術、價值觀念、社會思潮，置於中國被轟出中世紀後，怎樣通過"外來變為內在"的自我更新機制，艱難而有限度地一步步推封建主義之陳，行民主主義（資本主義）之新的嬗變過程中，考鏡其源流，尋繹其流變，分析其性質，論述其影響。這樣，社會生活藉社會性質的巨變而顯示出不同於中世紀的變易；社會結構因重大事件的衝擊而顯出了震盪的深度；社會意識在中西文化兩極相逢中，怎樣結合出了不同於傳統又包涵著傳統的價值取向、思想主張、奮鬥目標、社會心理。原本瑣碎的社會史內容在重大事件的整合下成了社會變遷的血肉，近代通史不再只是偏枯乾瘦的骨架；社會史特有的結構研究被引進通史研究，近代史不再是只見階級鬥爭而無其他社會層面的活力，其中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組織，以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以遊民階層為主體的幫會組織這三種社會結構在近代社會變遷中的脈絡清晰可辨；學習西方與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聯繫起來，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歷史事件的正負作用不再是只用階級分析的一種方法作出價值判斷，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立憲運動乃至清末新政中假維新包含的真改革，都在"外來變為內在"的思辨體系中占有一席歷史地位；歷史發展不再是一元化的線性運動，"三次革命高潮"被多元化的合力所取代，革命與改良各自在合力的矛盾運動中得到了正確的定位。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陳代謝的歷史長卷。 5 《新陳代謝》與近代史傳統體系 《新陳代謝》作為以社會史會通近代史的一種新通史體系，仍然包含著傳統體系的合理成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從歷史觀的統緒上說，它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依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階級鬥爭觀和階級分析方法並沒有被拋棄，只是揚棄了以往研究中的簡單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幼稚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學說，仍是全書分析近代社會經濟推陳出新通向近代化的理論根據，只是克服了以往片面強調舊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只有阻礙作用，揭示出它同時有著自我調節機制、有限度地容納甚至促進新生產力的一面，進而說明先進的生產力被納入舊體制後就會以其特殊的能量在舊體制內"發酵"而為突破舊體制奠定基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被運用來分析歐風美雨影響下社會思潮、社會文化心態怎樣走出傳統又反映傳統的特點和表現。所以《新陳代謝》的新體系本質上又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從方法論說，它既承襲了傳統史學固有的因果聯繫分析方法又藉助"辯證思維"，以歷史辯證法的思辯方式把歷史邏輯和哲理思辯完美地結合起來，對近代史上諸如愛國與賣國、革命與改良、西化與化西、新學與舊學、中體與西用、專制與民主等重大問題作了精到的分析，站在歷史哲學的高度，揭示了社會轉型過程中兩者的範疇、矛盾、交融和轉化，從而真正寫出了近代社會形態的特殊性和過渡性。 從體系的構架看，它沒有忽視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歷史進程中具有階段性的界標意義，而是進一步把這些階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會結構、社會意識、社會生活的變化整合而成一個反映社會全貌的整體，從而突破了兩個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歷史事件的傳統模式。它以中國社會從古代封建社會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艱難過程為近代史的主線，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鬥爭）衝擊影響下的社會結構，諸如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體制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等，社會意識，包括社會思潮和思想主張、社會價值觀念和文化心態，社會生活，包括社會習尚、城鄉差異、生活樣式等的變遷為輔線，組成縱橫結合、前後呼應的構架；突破以重大歷史事件描述為主的寫作方法，採取史論結合、融文史哲為一體的思辯方法，從宏觀上展示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歷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所建構的近代通史新體系，基本上是個介於傳統與革新之間的體系。它既與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傳統一脈相承，又以社會史會通近代史而顯出了自己的特色。作為回應歷史新時期史學改革呼聲的第一個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義不僅在於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鑑、參照甚至可以選擇的新思路、新體系和新框架，而且在於昭示：一個新體系的誕生和傳統有著割不斷的聯繫，學術上的民族虛無主義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傳統之後超越傳統，革新才有生命力。這就是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的路向。 作者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承顧衛民教授提供有關蔣廷黻的傳記資料，謹致深切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