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九篇　史料評論

新史料之印行〇政書〇碑傳〇文集〇信件〇日記〇年譜〇時人記載〇其他〇研究之途徑 近代科學發達，輪船火車促進世界交通，中國迫而訂約通商，電報、電話、無線電、飛機相繼傳入，中外交通益便。外人來華者，一為商人，一為教士，一為旅行家。商人唯利是視，重視商業之發展。教士分居各地，熟悉中國情狀，年有報告於本國總會。旅行家或為學者、專家、學生，或為官吏、商人，為時太短，難有正確之觀念。商人、旅行家對於史料，殆無貢獻可言。教士報告，凡遣其來華之教會當有一份，其集中地則在羅馬、紐約。蓋耶穌教在中國活動者，可別為二：一曰天主教，神父受羅馬教皇管轄；一曰基督教，教士以美國為最多，紐約則總會所在地也。列強為保護商業人民及辦理交涉事宜，於中國設置公使領事，其交涉事件，及中國狀況，均有詳細報告傳遞本國。列強對華各有政策，外交家之演說，國會中之辯論，頗足以供參考。外人在華更經營通信社，發行報紙雜誌，信息靈通，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夜間，路透社訪員電報倫敦，總社電囑駐京訪員詳問始末。黎明，訪員至官署訪問，而官署未接報告，尚不之知。此雖偶爾之事，固可見其組織嚴密，消息迅速。凡此種種，不過證明國際關係之密切，中國事變常能影響列強之外交政策；列強侵略亦能影響我國內政。吾人非知列強政治制度，實業發達，戰鬥實力，則難明了侵略之背景，交涉經過。使臣之有詳細報告，更無待贅言。要而言之，吾人研究近代中國史，須打通中西之隔膜，材料當博取考證，不可限於本國記錄也。 外國方面史料，偏重外交。中國對於外交初守秘密，鴉片戰後之條約，刊印於外人報紙，國人方始知之。北京條約成立之後，使館設於北京，總署大臣及疆吏關於外交之奏疏，常為外人訪知，甚者見於報紙。太后查問，堂司乃相戒嚴防。中俄帕米爾交涉案起，吳汝綸深有所感，欲刊中國界圖與條約，而以公文難得，函商於李鴻章。李氏復稱事非總署諸公所敢為，且曰：「洋務之興垂六十年，以傳播為諱，條約等於律令，當使吏民周知。圖籍則關兵機，既慮生事，尤慮台言。」其主張則圖籍應藏於中秘也。是故交涉之經過，困難之情狀，應付之策略，無從知之。文見於名人全集者，多不完全。清亡後，仍多忌諱，外交部刊印之條約，如道光條約、咸豐條約、同治條約、光緒條約、宣統條約等，函上印有紅字，稱供官署之用，須守嚴密。實則書於條約而外，選印一二奏疏，並無何等重要，乃竟無從購得，講授近代史或外交史之教員，且有未得一見者。北伐完成，故宮博物院影印《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於是三朝外交上重要之史料始行公布，真相大明。故宮博物院選印之史料如《史料旬刊》《文獻叢編》《掌故叢編》，清代外交史料有嘉慶、道光兩朝，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等。以上史料卷帙浩繁，可信之價值毫無可疑；其中以三朝籌辦夷務始末選擇較精，中多重要密諭公文。凡前人根據傳說所敘之史跡，將不攻自破，凡未讀此類書者，將不能編著近世史矣。本書敘述三朝外交，多據此書，選印之外交史料，錯字甚多，無足輕重者，若賜賞寶星，竟將人名一一列入，多占篇幅，其他相類之文尚多。關係重要者反不列入，如日本要求福建不得割讓他國，為其勢力範圍，總署許而從之，往來照會，竟未見於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雖有雙方照會，而文有脫漏，意不可解，乃於《中日條約全輯》檢得原文，問題始得解決。又如義和團之亂，上諭宣戰，和議之際，太后稱為矯詔，下令銷毀，諭文見於各書，文句多不相同。吾人現無邸鈔官書校正，宮中當有原諭疑亦遺漏。無論如何，印行之史料，新知識尚不甚少，尤以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之公文為有價值。惜非專家選輯，年月日不免錯誤也。 私人選輯之史料，以蔣廷黻之《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為重要，書由《中國外交史料選錄》改進而成，內容以新材料之公布，與前書頗有異同。上冊起自道光迄於同治，為時逾五十年（一八二一—一八七四）；全書所錄之文件，均為原料，錄自官書檔案，註明年月日。書中外國人名地名，註明原名。月日與說明雖不免於疏忽，固大學生參考書中重要之書。《清季外交史料》，初以光緒朝為中心，後則兼及宣統朝，輯者選錄之史料，未曾說明出處，年月日又多錯誤，甚者故意刪改名稱，如「伯理璽天德」，改為總統之類。又如義和團之亂，書錄袁昶三疏，文蓋後人附會而作，不足憑信。選者究於出處得之，倘有說明，則真偽即可分明。書中新材料，據蔣廷黻之估計，約占全書百分之六十，研究外交史者必備之書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現已出至七冊，可議之點雖不能免，然頗便於讀者；四、六兩卷，搜得之新史料甚多，將為重要參考書之一，固無疑問。此外中華印行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輯者不知選輯方法，雜然抄入原料次料，殆不足觀。商務印行馬克萊爾（MacNair）所選之英文《中國近代歷史文選》，全據英美史料書籍，用功頗勤，惜編者限於語言文字，不能選錄中國方面史料，缺點甚多也。 上就外交史料而言，內政則刊印之書，汗牛充棟，讀不勝讀，官書如《九朝東華錄》《光緒朝東華續錄》，諭旨奏疏之未列入者，尚不知凡幾。宣統嗣位之初，舊檔無地可容，大臣奏請焚之，幸賴羅振玉之力得而保全，設立歷史博物館。民國初年博物館經費無著，出售檔案四分之三，凡七千麻袋，十五萬斤，後為羅氏所知，轉出重價購之於商人，選印清初重要檔案，名曰《史料叢刊初編》，據其序稱，余則存於津沽。近者輾轉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得，幸散失者尚少。館中剩餘檔案亦有散失。故宮重要史料尚多，故宮博物院刊印之《文獻叢編》等書，均史料也。《東華錄》編輯之方法，按年月日選錄上諭或節錄朝臣疆吏奏疏，事之原委從無說明，雜然並列，讀者殊難辨別輕重，所謂斷爛朝報，兼為流水賬目，僅供專家參看而已。其他相類之書，《九朝聖諭》，則錄清帝諭旨，《朱批諭旨》，凡雍正筆批之奏疏亦多載入。邸報兼錄上諭奏疏，亦稱邸鈔，一名京報，由來已久，凡發抄者，始得列入，時無報章，疆吏頗重視之。光緒以前之邸報，吾人未曾一見，其存在者蓋已不多。《諭折匯存》所錄者，同於邸報，盡為光緒朝之上諭奏摺，印行者種類不同，名稱亦有改易，而卷帙至為浩繁。《光緒政要》性質亦與之同，不過稍有選擇耳。清季改邸報為政府公報，著者於南方訪求，從未一見。又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則亦卷冊浩繁，為大臣奉命編印之書。其編輯方法，則按年月日抄錄皇帝上諭，朝臣疆吏奏疏，重要者往往列入。方略之種類繁多，如平定回疆苗亂等，殆無分言之必要。 記載政治制度，書籍種類亦極繁多，《皇朝文獻通考》大臣奉命編修，大體上規模仿自《文獻通考》，終於乾隆，分言田賦兵制等，材料或自書籍抄入，或錄報告，要多偏於瑣屑，如賬簿式之記錄；其運用及實際情形，反或不易明知，此通考之通弊也。就史料而言，內容頗為豐富，大臣編修皇朝通志、通典，通考，亦仿通志、通典等而成。《皇清續文獻通考》，原為私人編輯之書，繼續通考迄於光緒。編者以環境之變遷，曾添入一二門，其搜集材料，用力雖勤，而內容並不甚豐富，限於地位、環境、材料、時間，無可奈何者也。《大清會典》專言政治制度，數十年命臣編修一次，蓋歷時久，法令制度不無稍改，官吏人民將無所遵循，其用途殆近於政治手冊。吾人則可據以敘述政治變遷之跡。《六部則例》卷帙亦頗繁多，他如宮中則例，台規學政等，各有專書，奉旨編修者也。賦稅，各省各縣編有《賦役全書》，詳載各縣賦額，原為便利人民，而民間頗不易得，知之者亦不甚多。鹽法則有鹽法志，種類亦多。關於大臣事業，朝廷設有國史館，為之立傳。其官位較低而有武功或治績者，學者主講書院而著作豐富者，疆吏往往為之奏請，交國史館立傳。凡國史館立傳者，以為傳之不朽，親友子孫，視為莫大之榮譽。其材料幾全據奏議，大臣疆吏多有奏疏故也。其不能言事者，亦由朝臣或疆吏奏報其平生功業，史官不過節刪奏議，將其前後連接而已，引用之語多非原文，反或引起誤會。就史學條件而論，去信實尚遠，遑論其他。讀者或愛其修琢之文字，吾人認為除便於檢查而外，別無若何之重要與價值。《清史稿》仍仿舊例，以志傳表為多，讀之感覺瑣屑不相聯絡，決不能明了一時期各方面之發展，整個民族之生活情狀及其貢獻。其材料全據官書檔案，不問其實行之程度，猶其餘事。書為禁書之一，論者多未之見，視為重要史籍，遠不如聽其發行，而糾正其紕謬也。 私人著作，類似國史館立傳者，種類至為繁多。李元度之《國朝先正事略》、錢儀吉之《碑傳》、李桓之《國朝耆獻類征》及《兩江採訪忠義傳錄》、朱孔彰之《咸豐以來功臣別傳》（《漸學廬叢書》）等，皆其明例。其材料或據行狀，或據事略，或據墓志銘，或據神道碑，或據譜牒，或據傳說訪聞，要皆篇幅甚短，讀之往往不能見古人之個性思想，及社會經濟情狀，要偏於諛贊之辭。蓋為子孫者必欲頌揚其父祖，揚善諱惡，自不能免，為之立傳者，或為其親友故人，或受人饋遺金錢，乃為諛墓之辭。其精力徒耗於文體之結構，辭句之修琢，所謂文匠之文，故難認為可信之史料，僅足以供檢查而已。行狀墓志銘、家傳之種類，不可勝計，其性質與價值已論之於上，而文分散，或見於作者文集，或載於死者家譜，其遺失者更多。譜牒足為研究人口及優生者之資料，然其所載之傳，殊難盡信，曾見修譜之宗族，生人亦載入其傳，諛揚之辭過於事實，此為傳難認為史料之一新證。其介於國史碑傳之間，尚有省志、府志、縣誌。其編修無一定時間，常視地方之財力，官紳之贊助。其編修者多為地方知名之士，其材料或錄自他書，或據傳說見聞，文字頗為簡陋，內容多不充實。讀後常不能知各時代人民之情狀，地方事業之興廢等。但其所紀亦有助於考證史跡之真偽，明了事變之真相，如江南大營第二次潰散，太平軍進至上海附近，鎮江以馮子材之固守，獨未陷失，而普通書籍竟謂其失守。《鎮江府志》將更正此說。又如廣西《潯州府志》敘述洪秀全起兵，亦足以助吾人明了其戰勝之原因。 名人奏議全集或文集，亦為重要史料之一。清代大臣、御史、翰林院學士，及外省督撫均能上奏皇帝，各院或部上奏，大臣例須列名，如軍機處上奏，軍機大臣雖在假中，名亦列入，蓋表示意見一致，共同負責也。御史學士奏疏偏於指摘，其他朝臣除詔求直言之時，實少言事或有建議之機會。外官如布政使學政雖得上奏，而言事者亦少。故奏議以總督巡撫發出者為最多。清季女主專政，軍國大事常諭疆吏複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之奏疏，頗關重要。其內容或為謝恩之折，或報告軍情，或論吏治，或言軍隊，或述災情，或奏復事件，或參劾屬員，性質不一，中多例行公事，無須印行者，而子孫視之為榮，雜然選入。其較重要者，反無隻字，如曾國藩對於外交上之主張，及奏復之事件，多未列入。其列入者，或為一二無關得失之文件，則其明證。其奏報軍情戰績，更多誇張粉飾之辭。論及外交或知識淺陋，或故作大言，而調度計劃，等於兒戲。據著者平日讀書之印象，名人全集奏議所占之篇幅最多，而價值則其最少。單印奏稿者數亦甚多，仍不免於欺罔失實之弊。奏疏刊印於世者，卷帙浩繁，將有讀不勝讀之嘆。吾人研究歷史者，固當一讀，辨別其輕重，考證事跡之真偽，方有可讀之信史，絕不宜先存成見，而忽視其中重要部分也。吾人習見者甚多，上述諸人固有全集行世，林則徐、李星沅、裕謙、倭仁、陸建瀛、彭蘊章、胡林翼、曾國荃、曾紀澤、李瀚章、彭玉麟、郭嵩燾、劉坤一、沈葆楨、劉長佑、丁寶楨、岑毓英、張之洞、張佩綸、劉銘傳、劉蓉、周馥等亦有遺集奏稿或政書行世。其名不常見於書中，殆無列舉之必要。其為吾人所未見者，更不知凡幾。顧自電報通行以來，緊急重要消息，均由電報傳達，而奏疏益失重要性。所可異者，劉坤一、端方等奏稿，或鮮列入電奏，或竟無電稿。其中固有因電稿散失，而勢無奈何，亦有囿於舊例者。遺集比較完備，當推《李文忠公（李鴻章）全集》《張文襄公（張之洞）全集》。二集為吾人常見常用之書，無庸贅言。 全集除奏疏電稿而外，尚有諭示、公牘、詩文等。其中當以信件為最可信之史料，信件或致同僚，或答親友，或與家人。其敘述之問題，或報告之實狀，非若奏疏之粉飾冒功，或妄發議論，往往說明事變之真相，困難之癥結，解決之經過，事後之感想，惜印行全集之時，子孫多所顧忌，不敢公布於世，如郭侖燾之子刊印父書，則稱刪去有關忌諱之文。一部分當或散失，深可痛惜者也。其偶爾印行者，據吾人所見，常為重要史料，如鴉片戰爭，論者不知英軍之軍械，遠非清兵之所能敵，而責主和者之誤國，倘林則徐不去廣東，則廣東不至於敗。此乃根據不足一辨之傳說，林氏遣戍新疆，行抵蘭州，函復友人，中論水陸俱敗之原因曰：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原文見於商務影印之《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其為林氏手跡，殆無疑問。書作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適當南京條約簽字之後。據此，中國之不能勝，久為林氏所知，主持清議之士大夫則在夢中。林氏並囑其友勿以示人，乃致國人迄今尚多不明事之原委為堪惜耳。李鴻章初至上海，函告友人稱淮軍於外兵陷城之後，為之守城，助其殺賊，而奏報則言戰功。事之經過已見於書，無庸再述，《李文忠公尺牘》三十六冊，由於式枚主稿，起自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迄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內多應酬之作，亦有關係重要，未見於他書者。書中引用已多，殆無再引他例之必要。郭嵩燾原與左宗棠相善，其官於廣東也，竟不為其所容，函告同年沈葆楨曰：「左君以強狠濟其偏私，四折相傾，亦由其在浙江直陳其過，而規切之，懷憤以求一逞。」文見於《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事之真相，始乃明白。遍讀《左文襄公全集》，固無此疏。左氏家書（單行本名曰《左文襄公家書》），書中迭次引用，茲再引用一節，證明其統兵經過。其言曰：「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訟其冤，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蓋聞之郭仁先也。」其時左氏在湘撫幕中，樊燮因事免職，控告左氏，官文因欲構陷。郭仁先乃郭嵩燾也。其言與史籍所記不同，自以與子書較為可信。將來史跡之待信件證明真偽者尚多，深望收藏家影印公布於世，或許歷史學者參考利用。前長沙雅禮大學美人海爾（Hail）曾得曾國藩後人許可，參看其信件，著有一書，名曰《曾國藩與太平天國》（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書中雖有可議之點，而在我國尚為第一次試驗，深望研究歷史者，續有所成。 日記亦為歷史上之重要史料，士大夫作有日記，據吾人見聞者甚多，而公布者少，蓋舊印費昂貴，子孫且有顧慮也。日記可分兩類，一為讀書所得或記見聞之事，一則記其日間經歷之事及解決之經過。前者如曾國藩之《求闕齋日記》，後者如《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記》，二書分類，就大體而言，一書固可兼有二者。自史料價值而論，前者遠非後者所及，蓋事非親身經歷，則不知其內幕，所記者多為傳聞失實之辭，如景善日記，為外人所得，視為義和團時之可信史料，實則所記朝廷大事，多為不足深信之傳聞。如記御前會議，則不如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之較確，又如稱袁昶、許景澄之死，由於擅改密電。實則電線時已被毀，徐桐等後尚奏請詔殺各地洋人，倘已有詔，何能瀆請？固不足信。著者敘述本身經歷，似足可信，亦有顧及禍患，而諱隱真相者。如康有為之進用，中外可信之記錄，均稱與翁同龢有關係，而翁氏日記，諉稱為冤，蓋為避禍之計，不足深信。除上書外，吾人所見者，尚有曾國藩、李慈銘、王闓運、葉昌熾、李棠階等日記。曾氏日記為石印本，迥異於《求闕齋日記》，顧所記者殊少提及政治。李王二氏日記，為常見之書。葉書名曰《緣督廬日記鈔》。三人未居高位，所記雜有傳聞。李書名曰《李文清公手書日記》，偏於講學。其未印行或非吾人所知者尚多，望後國人知其重要，而印行之量數增加，庶研究歷史者，可得重要史料也。其在外國政治家知其日記後將印行，不免曲解事實，回護其短。國內印行日記，除少數而外尚無此弊，將來或亦不免。 自訂年譜之重要，不下日記。著者按照年曆，追記平生大記，中或敘及政治社會狀況，其根據或本於日記，或為追想，或采自他書。其中有敘個人入仕為官恩賜等，誇耀於同儕無足一讀者，例不勝舉，要以清代中葉名人為多，蓋有所顧忌，不敢直言時事也。亦有為重要參考資料者，周馥自訂年譜則其明證。例已見於書中，無待贅言。後人編著名人之年譜雖不足當著作之稱，而價值實遠在傳上。倘其弟子或親友寫成，尤足以補他書之缺，如曾國藩晚年病癩，年譜獨有記載。張之洞之弟子著有《弟子記》，收入《張文襄公全集》，亦可見其對於太后之恭順，及拳亂後入覲之建議。此類書籍亦頗繁多。自訂年譜原近於回想錄（Memoir），著者追憶前事，或以記憶力弱，不免錯誤，亦有誇張己功，或自護短者，顧其所言常有參考之價值，陳湜之《病榻述舊錄》《李秀成供》皆其明例。原供藏於曾家，據見者言，寫於賬簿上，與現坊本無甚出入。曾國藩奏報朝廷，稱李言戰事不同於奏疏，將其一部分刪去，朝旨飭其將原文抄上，故宮當有抄本。是否同於原供？則不可知。據供辭而言，李稱勸天王外出就食，而常勝軍所獲太平天國文件，忠王則勸諸將入援天京，固事後之護短。供辭又稱老母妻子皆死，實則全不足信，乃恐清軍捕殺之耳。賴文光等亦有供辭，故宮當有存稿，惜發表者少，歷史學者無從參用。其在外國久為重要史料之一。 當事人之記載，原為史料之一，其價值將視著者與當事人之關係，材料之由來，及個人之判斷力，此類書籍例不勝舉，《中西紀事》《海防紀略》所言多為時俗之傳說，著者不知交涉之原委，戰爭之實狀，所言不合於實況，無待贅言。《中西紀事》論教士之取紅丸等，直為痴人說夢。其有價值者可舉李圭《思痛記》為例。李圭為太平軍擄去，久始逃出，記其親身所歷之境遇，軍中之見聞，實研究太平天國末年之重要參考書也。他如王闓運之《湘軍志》，文字雖為人稱道，固不免於泄憤，故作偏激之言。此可證明吾人論書可信之價值，不可不知著者著書之目的，及有無宣傳詆毀之用意也。三書就三例而言，殆無多引之必要，他書且有見於書中者。筆記種類亦極繁多，價值高下，亦如上論之書，大體而言，多不足信。其困難則執筆之文人，多無判斷真偽之能力，往往深信不可思議之傳說也。如楊鈞《草堂之靈》稱袁世凱於中日戰爭將起之際，在韓狼狽不堪，西園寺縱之回國，匿居柩中，始得逃出漢城。其言不足一辨。薛福成之《庸盦筆記》亦多傳說，據為歷史之資料，則為笑談。筆記可視為史料者，陳其元之《庸閒齋筆記》則其例一。其記親身見聞，如左宗棠忌功，與李鴻章不協，殊無可疑。其稱曾國藩最畏雞毛，不願見雞毛帚，蓋蛇畏聞其氣，而公「神蟒轉世」也，直可謂之想入非非。其言雖或根據時人之傳說，固無記載之價值，徒供吾人一笑而已。 其他種類史料尚多，殆難一一詳論，僅就其主要者略加說明。（一）禁書。清代諱言其祖先史跡，禁書繁多，小說如《岳傳》且在禁書之列，又迭興文字之獄，罪及死者無辜。其中所言未必皆為事實，乃因禁止之故，現反為人視為重要史料。其後太平天國興起，發貼之布告，刊印之文書，皆為禁書。其列數清帝罪惡，未必皆有事實，而思想之幼稚，反無從知悉。近者留學生自英法抄回史料，印行者如《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吾人讀之，始能明了太平領袖之宗教思想。此就太平天國而言。關於其他大事，亦當有雙方面之文件，中外交涉固其明例，他事亦莫不然。近時禁書繁多，其一二售出者，將益為人重視。（二）訪問。近數十年來之大事，身歷其境或見聞其事者，類能言之，余鄉居無事常與老者談話。老者於無意中常言其為太平軍所擄，迫而從軍之狀況，或逃難避亂之故事。其言未有好惡之成見，頗有參考之價值。又如欲知清宮末年情狀，久在宮中之太監，當能言之。吾人遇有事機，固可問之。又如考場生活，書中記載者少，詢問參與考試之親友，往往能有所得。（三）小說。小說舊稱稗史，固不能視為史料。其描寫時人生活狀況，常有助於歷史，如《兒女英雄傳》所言闈中情形，頗有參考之價值。《古城返照記》所言清季北京之情狀，多不易見於他書。其指摘名人，諷刺時事，所言故事，亦有不足信者。清季歷史小說頗形發達，《孽海花》《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等為吾人常見之書，現無再引他例之必要。（四）報紙雜誌。二者於我國創辦較遲。最先英人創辦之《申報》，僅約六十年，國人主辦之雜誌近始增多。報紙為通俗讀物，訪聞之信息常不足信，創辦之初規模甚小，盲然視其登載之報告為史料，直為笑談。其刊印政府之命令，疆吏之奏疏，則為例外。其發表之社論，亦可代表時人之希望與要求。雜誌創辦者少，殆無討論之必要。 上論之史料，指本國文字刊物而言，外國自與中國通商訂約以來，外交上之大事繁多，交涉之始末，戰爭之經過，訂約之磋商，政府之訓令，使臣之要求，皆有詳細之記錄；公使領事更報告中國之情狀。及後中日戰爭，列強更進而壓迫中國，不待中國同意，互相換文，或訂密約，承認本國之利益或勢力範圍。其公文檔案至關重要，或能改變吾人現有之觀念。英國外交史料，開放較早，歐戰前之史料，現已公布。美國開放則至一八九五年。俄德帝制推翻，新政府公布帝國之公文，皆極重要之史料也。私人著作種類繁多，如耶穌會教士之記載，清初極有價值史料之一。外人所記，要多偏於外交，例不勝舉。法人考狄（Gordier）編有詳細目錄，惜近時新書尚未有人編目。外人收藏關於中國書籍豐富者，首推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莫禮遜（G.E.Morrison）。莫禮遜後任政政府顧問，收藏書籍有十八國文字，目錄凡二巨帙，返國前售於日人，書藏於東京之東方圖書館（The Oriental Library）。外人印行之書，以搜輯之條約為重要參考書之一。J.V.A.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及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所輯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919-1929 均其例也。學者著作亦以關於外交者，較有價值，摩斯之《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頗負盛名。近者重要史料公布，書中紕繆須亟修正。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及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等書，亦足稱為重要著作。日本學者田保橋潔所著《甲午戰前日本挑戰史》（譯者改稱此名），亦為名著，他書殆無列舉之必要。關於雜誌，《中國文庫》印行於一八三二—一八五一年，月出一冊，頗為人所重視，近則《籌辦夷務始末》等書印行，業已失其重要。《字林星期周刊》（North China Herald ）刊行於一八五一年，亦可參考。《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為中外學者主持之雜誌，刊印於一九一七年，常有重要論文。其他殆無論及之必要。 綜合上論而言，近代中國史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於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為二類，一曰原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皇帝諭旨，大臣奏疏，外交文件，私人信件，日記，自訂年譜等，均其明例。一曰次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著者參用史料而成之書，其價值則據研究之所得，總合敘述，說明史跡之真相，而使讀者明了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經濟情狀，及人民之生活。吾人今日編著之史籍，則其例也。原料則供史家研究，次料則為一般人士所讀之書。就影響而言，後者重要過於前者。乃在我國，學術界向少歷史著作，政書如《文獻通考》等，則為抄襲之類書，充類至盡，不過搜集分散之史料，便於吾人檢查而已。其可稱為著作者，不出數種。張德堅所編之《賊情匯編》，庶幾近之。張氏奉命編著太平天國情狀，其材料根據軍中所得之文件，俘虜之供詞，訪問之結果，著成此書，分言太平軍之領袖，軍隊之組織，朝廷之情狀，宗教之思想，財政之狀況。官軍之虐民，亦未為之諱隱（著者曾草一文，論書價值，見《圖書評論》二卷第四期）。讀後可知太平國情狀，書非抄錄文件，故可稱為著作。著作雲者，非抄襲或引用文件之謂，乃研究文件，分析其內容，辨明其真偽，然後綜合所得之結果，敘述始末，非不得已，決不節錄原文也。嗣後吾人著書，當以此為正鵠，願研究歷史者，共同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