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八篇　結論（國內問題之分析及建設之途徑）

政治情狀〇中央財政狀況〇各省稅收〇軍隊〇鄉村匪患〇國際貿易〇列強投資〇人口問題〇節制生育〇農工商業〇交通〇教育〇公共衛生〇結論 綜觀近百年來之史跡，中國之貧弱，人民之痛苦，為近代先進國所無之現象。夫以文化悠久之國，領土廣大，人口眾多，當為世界強國之一，乃竟無不失敗，屈辱過於小國。今立國於大地者，強國不過六七，而數十獨立小國，內政外交均能自主，人民並得安居樂業。論者雖曰列強各欲維持勢力之平衡，國際主義久為識者所提倡，公斷條約又能維持國際間之和平，而小國政治入於軌道，內則維持境內之治安，外則遵守國際間之條約，實一主因也。中國對外，本於固有之思想，應付新環境之問題，徒供外人侵略之口實，造成現時國際間之局勢；內則政治上積弊深痼，改革多為名詞形式之更改，政府反為虐民榨取之機關。民間生產事業向不發達，人民多度馬牛生活，而士大夫往往利用其弱點，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國內問題，一由於生產事業之不發達，人浮於事，鑽營奔走，無所不用其極。一則知識淺陋，無由認識新時代之問題，而有徹底之改革。吾人非知困難之癥結，將無改革之途徑，雖曰事有政治人員主持，而吾人固不可不知國內之實狀。茲略言之於下。 清代冗官太多，官署組織不密，官官監視，而少治事之員，其思想蓋本於無為而治，不擾人民也。今受外國影響，政府除維持境內治安、防禦外寇而外，尚有發展生產事業，力謀人民幸福，不幸事實竟與理論相反。其原因則處於領袖地位之士大夫，初囿於思想環境，不知列國之政治，借鏡比較，後則盲然尊主外國，而於列強之政教民情多不知悉，以為改易名詞，創辦新政即可富國強兵。天下固無若是之易事。其人原不明了積弊之所在，不過視勢所趨，時人之好尚，環境之轉移，人事之變遷，發為議論，並無實質之主張，一定之政見；且居於養尊處優之地位，不識民眾之疾苦，社會上之需要；主張共和者，忽而贊成帝制，忽而擁護軍閥，面目改易，有如伶人登場；奔赴居官之後，各謀鞏固其地位，引用親故，自成一系。士大夫多無職業，爭欲攀龍附鳳，及無位置安插，裁汰舊員，作為調濟；達官要人更薦引其親友。於是官為人設，用非其人，政治人員多無所事。其經費則出自困苦流離之貧民，夫於貧民之身，榨取血汗所得之資財，養此大批冗官，既為不平之事理，又為政治上之罪惡。其人並不知恥，雖曰職業困難，而政治人員待遇之優，亦其原因也。多數人民於現狀之下，一年一家所得之酬報，不出百數十元，教員除大學教授外，月薪多在百元之下，即就教授而論，亦多不及政治人員。奢侈生活之欲望，強於其他觀念，經濟勢力，固能支配人生。做官除正俸外，尚有辦公費等，卑劣者且受賄賂饋遺，營私舞弊。其人多無一技之長，將隨政治勢力轉移為進退，存有五日京兆之心；得意之時，則欲多得金錢，為其退居安樂及妻妾子女奉養之費。先進國家多辦一事，人民多出一錢，乃於我國事未興辦，利弊尚不可知，而人民業已增加負擔。其原因則先立官署，委派官員，事務之繁簡，則所不計。諺曰「先有官署，後找事做」，頗恰合於事實。鎮江籌辦自治，分若干區，初名行政局，一無所事，以舊自治捐為經費，不敷之款尚巨，聽局長自籌，則其明例。後改局為區公所，月領二百餘元，清閒一如昔日，而款出自貧苦無告之農民，不能謀其利益，反而剝削貧民。又如南京籌辦自治，市政府分區設官，月給津貼，官實無事可辦，調查戶口則轉抄之於公安局，投票選舉則亦有名無實。市政府後以經費困難，停止津貼，工作人員以為自行籌款，將起市民之反感，仍請津貼，靡款已巨，而自治迄未辦成。此固不限於一鄉一市。又如各縣建設局經費，幾全用於俸給辦公費，而建設事業，反無款項，寧非怪事！ 政治上之積弊，盡人所知，而竟一無改革；主要原因，則無主持之領袖也。領袖出身行伍，姑置不論。其受高等教育者，亦多不明國內實狀，缺乏改革之誠意，指揮之才能，而徒粉飾，博獵虛名，擬定之章程計劃，大而無當。其人蓋無政治天才與經驗，而所受之教育，在外之見聞，迥異於國內環境，希望太奢，終無所成。青年深受刺激，痛惡頑固落伍之思想，往往不辨輕重，不問得失，凡所謂新思想、新主義、新計劃者，類受歡迎，乃於不知不覺之中，存有成見，而更增加政治上之困難。其尤難於解決者，當為武人專政。清代重文輕武，成為風尚，民國以來，境況全非，其領袖多卒業於天津武備學堂，袁世凱於直隸練兵，用為將士。袁恃其力，並以陰謀得為總統，及帝制失敗而死，北洋軍閥失其統馭指揮之領袖，據地稱雄，互相勾結，朋黨相爭，內戰頻起，以致中央命令不出都門。其人類多幼稚，徒以兵力，榨取民財，供其個人黨羽之奢侈生活費用，法律禁令僅為小民而設，又不善馭部下，維持治安，故終次第失敗，蓋其受命於人，尚能奉行，處於領袖地位，則處置乖謬也。失敗要非民眾之力，代而起者仍為武人，輾轉循環，而民苦矣。時至今日，政治問題不解決於政治會議、社會輿論、民眾要求，而解決於兵力。政治未上軌道，地方武人干涉民政。所有計劃，直為空談。 於此現狀之下，吾人所當注意者二。（一）中央之無權。中國自秦以來，名為中央集權，而領土廣大，交通不便，地方長官常握大權。清季女主聽政，疆吏平定內亂，位尊望重，於其管轄境內，大事例雖奏報朝廷，實際上多能自主，其後交通較便，改革未著成效，而清已亡。革命期內，舉兵領袖躍為長官，袁世凱統一政權，為時甚短，此後中央權力，迄未達於各省。北伐成功，而割據形勢如故，中央迭次討伐，尚未統一政權，外患更增加其困難。就中央組織而言，機關太多，牽制太甚，遇有非常事變，發言者多，負責者少，甚至無人肯負責任。政府擬定計劃，仿自外國制度，不合國情，實行困難。論者謂操切偏重不良之計劃，不能執行，反便於民。吾人固望政府慎重考慮，詳加審察，尤不願其無力執行。地方政府組織亦極複雜，省無論矣；縣亦添設官署冗員，上有黨部，下有紳士，多所顧忌，任期無定，望其有為，殆不可能。（二）政府與民眾無關。專制獨裁政府之下，人民除納稅及遵守法律而外，別無參政之機會。中國民眾未有政治組織，參加政治運動，宗法雖能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固異於自治團體。民主政治行於外國，有悠久之歷史，中國先無基礎，又無準備，一旦貿然採行，徒供政客操縱，劣紳把持，而良民未受教育，不知環境之變遷，行使參政之權利，專制變為共和，乃為名詞之改易，人物之推移，實質上並無改變。民國而民無權，共和徒供賄選。論者不知困難之癥結，而唯詆毀共和不適宜於中國。國民黨效仿蘇俄制度，亦未成功，黨內糾紛時起，問題解決非本於協妥精神、公開會議之表決，而多定於武力；形式上雖似少數人之獨裁專制，而實際上應付各方，敷衍各派，多所顧忌，去獨裁猶遠。 今日政治上之急務，首在中央權力達於各省，統一方法無論武力統一，或獨裁專制，苟勢力達於各省，任何代價之下，固遠勝於武人割據，互相猜忌，擁兵自固，榨取於民也。次則開放政權，許民參政，蓋民眾與政治無關，雖由於歷史上之遺傳，而武人政客劣紳假造民意，阻撓民治之發展，政府且無善意扶持擁護之決心，實其失敗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傾向於逐漸改革，凡有選舉權者，皆善使用，不為他人利用，庶使民眾知其與政治關係，而政府力量，即為民眾力量。此固不易一旦實現。民間急切需要，無過於維持治安，減輕負擔。維持治安本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減輕負擔，則收入減少，政府現方患窮，何能實現？實則官吏俸給，軍隊餉糈，為政府最大之支出。軍餉姑置不論，政費之可減省者尚多。政府龐大組織，人員不惟無事可辦，而且多所牽制掣肘，中國已至民窮財盡之時，決不能養冗官，與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耶？用人當如商人營業，非事業發達，人不敷用，決不可添置一員。憶讀美國史，荒地許民耕種，凡上申請書於總統得其簽字，即為私產。一八一六年，總統梅迪生（Madison）公務繁冗，領地書積至二千，咨請國會添一書記，議員尚有論其不可者。美國政治較之他國，浪費已多，此雖偶爾之事，固可見其因事用人，決不因人設官，虛縻公款也。中美財力不能相比，靡費公款反多於美。夫於窮苦之民榨取，供養冗員，受之者視為職業，恬不知恥，彼援引黨援者，非罪惡耶？ 政府節省，非為財政著想，乃政治家對於國民應辦之事，財政困難更可促其早日實行。中央收入較之清季增達數倍，省政府稅收猶不與焉。清代地方官俸給，兵勇餉糈，均由解部之款扣下。厘金雖作地方經費，亦須報部，用途或按成案辦理，或候旨核准。今則中央地方收入劃然為二，不可謂非進步，省如廣東一年收入一萬萬元，超過光緒中葉全國稅收矣。清以關稅、田賦、厘金、鹽課為大宗，今則關稅、鹽課益處於重要地位。關稅自主以來，稅率提高，二十年收入最旺，增至二萬四千萬兩，合三萬七千萬元，視光緒季年增達將近十倍。鹽課自抵押外債，雇用外人，稽核嚴密，歲收大旺，政府近更加稅，二十年增達一萬七千六百萬元。夫鹽為人生必需食品，無論貧富，納稅相同，富人於通商口岸，尚可購食精鹽，貧民則出重大代價，購食中雜泥灰之污鹽。公平稅則當視納稅人之經濟能力定其高下，今於窮民徵收重稅，固天下不平之事理。厘金種類有落地稅、統稅、附加稅等名目，外人運入洋貨，或販運土貨出口，反得免厘，而厘卡之多，稅率之重，稽查之騷擾，途中之稽延，莫不病商害民，乃竟細大不捐，兼及郵包，國貨價值因之提高，所謂自殺政策也。二十年一月政府實行裁厘，交通便利之省奉命辦理，而邊省或財政困難之半獨立區，仍有徵收者。政府更舉辦統稅，國稅因而增加。田賦原為歷代主要收入，民國成立作為地方經費。中央除上稅收而外，尚有印花菸酒等稅，國稅近以內亂外患之影響，收入減少，財政困難，乃以發行公債為一時救急之方法；債額增加，困難益甚，固非辦法。 據二十年度預算，支出共八萬六千八百萬元。預算之在我國，近於估計，尚有臨時增加經費，如政治會議指令財政部撥出之款，亦有以收入奇減而節省者。其重要則在略見各機關之要求，及分配之情狀。預算所列各機關經費如下。 據上預算總表，支出以債務為最多，中分外債、內債及條約上之賠款。賠款以拳亂為最巨，時期又長，近受歐戰之影響及國際形勢之改變，列強或放棄要求，或作為教育文化之用，或移作建設經費，其作賠款交付者，無足輕重。雷莫（Remer）於其所著之《外人在華投資論》（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不作賠款計算，預算則以債務視之，用途固與債異。外債成立頗早，多因軍費或賠款無出，出重利息，並有確實擔保，方始借得，用於生產事業者，僅拳亂後之鐵路借款。民國成立，借款多作政費、軍費，外國亦有利用政治借款，擴展其勢力，無庸擔保品者。外債遂有有擔保品及無擔保品之別，據雷莫調查，二十年（一九三一），中國所欠外債，共四萬二千七百七十萬美金，占外人在華投資總額百分之十三點二，無擔保品之外債本利久未歸還，額數將益增加，尤以日本為多。鐵路借外款建築，或外國投資築路者，尚未計入，雷莫謂迄二十年，共美金八萬四千六百三十萬元，占總額百分之二十六點一。內債初以國內從未舉行，人民不甚信任官吏，且無購買能力，發行無多，銷路困難。自革命軍北伐以來，恃發行公債為維持現狀及軍費之策略，額數增加，約達十萬萬元，初由官署向民勸募，後由銀行承銷。憶十六年，吾鄉勸募庫券，縣政府飭鄉董向紳富勸募，鄉間本無紳富，鄉董以恫嚇之辭，向有產業者攤派，違者拘捕送縣，鄉人不敢詰問，迫而商請減少，或承認少數款項，不敢索取收條。及庫券發出，鄉人一無所得。及冬，政府續發庫券，由行政局勸募，仍用舊法，有田十畝者亦被指為富戶。局長上受縣長令催，下有委員坐索，知其虐民為害，迭次請求減少，而不可得，勢無可如何也。紛擾數月，行政局變為籌款機關，其困難則鎮江列為大城，繁華發達之區，原在城市，而縣長見好於潛有勢力之紳商，乃向四鄉攤派，農民貧苦無援，行政局為下級官署，唯有服從而已。嗣後公債改由銀行承銷，實一重大改革。額數有增無已，還債竟達三萬四千萬元，占總額百分之三八點四。政府發行巨額之公債，超過普通人民之購買力，銀行用為準備金，乃與政府處於關係密切利害共同之地位，遇有非常事變，將即影響全國經濟，九一八事變稅收銳減，上海閘北事變影響全國金融，政府無法支付到期公債之本息，最後改為減息延期還本，始得免除人民之恐慌，經濟組織之崩潰，瞻望前途，仍難逆料。 軍費次於債務，占百分之三三點二，事實上公債以減息延期之故，支付款已減少，軍費躍占第一。一年軍費究有若干，無人知之，其困難則半獨立之省，軍費由省庫支出，軍隊無餉者，且於所據之城邑攤派勒索，內戰一起，則拉夫派糧，徵用牛馬車輛，事起倉猝，更無從估計。直屬中央隊伍，人數若干，亦不可知。據吾人所聞，兵士僅能領得伙食費，購買軍火約占預算若干，亦非吾人所知，鴉片開放之省區，特稅為軍餉收入之一，其數亦未計人。故今全國軍費占據第一位置，毫無可疑，其數蓋逾收入二分之一。預算中所列其他名目，除教育文化一項而外，全為行政費用，表中所稱之實業建設等名目，亦多屬於主持其事官署之行政費，而教育文化事業合經常臨時費計算，共一千八百六十五萬餘元，不足總計百分之三。此指中央而言，地方教育文化經費，數亦無幾。中國迄今政治未入常軌，地方未脫軍政時代，建設事業更無經費籌辦。所可異者，軍費若此之巨，兵士猶不得餉，外不足以禦侮，內不足以平亂，盜賊遍地，鄉村無可安居。國內急務無過於維持治安，非全國政權統一，將無裁兵之望。綜合政費計算，約占百分之二十五，超出二萬萬元，設立龐大機關，豢養冗員，於民究有何項直接利益，實一重大問題也。 中央患窮，各省財政亦多處於絕境，論者謂由於裁厘加稅。厘金原為地方收入，裁後舉辦營業稅，工商業發達之省，補足厘金原應有餘，無奈創辦之始，規模不備，稽查不易，事無成例可援，負責者又無經驗與辦法，抵補款項乃感不足。實則此非主要原因，裁厘之先，各省業已鬧窮，此不過增加其困難耳。半獨立之省，稅收大部分養兵，收入增加，則兵益多，絕無財政寬裕之時；直隸中央諸省，除保安隊而外，無須養兵，而經費耗於複雜之機關，無數之職員，經費多而人員亦多，財政自不免於困難，此癥結之所在也。省庫收入，以田賦為大宗，正稅而外，附加稅名目不勝枚舉，正稅一本舊例，大部分解至省庫，附加稅初指創辦新事業之經費而言，有增無已，吾鄉農民輸納附加稅遠超過於正稅之上，二十一年之名目如下。 綜計附加稅共三錢四分一厘又銀一角，其先一年政府著手整理田畝，每畝徵收清丈費二角，合銀元計算總共去一元無幾。正稅以田土肥瘠之不同，尚分等級，數在三四角下。吾鄉多山，土壤磽薄，人民無所冀圖，亦無改進計劃，附加稅猶少，其在他縣有超出二元以上者。自治、積穀、農業改良、水利、築路，猶曰專謀農民利益，不得不籌款興辦。公安則公安局之在鄉鎮者，業已裁撤，農民竟為城市分擔經濟責任。教育畝捐共一錢二分三厘，學校多在城市，鄉村僅有一二簡陋不堪之小學；農民出重代價，反送子女於學塾讀書，中級高級社會享受實利。黨部民眾團體活動於城市，而經費則由農民擔負。保衛經費指教練軍官為鄉村保衛團之用，公安捐與之無關。抵補金則彌補費用之不足。凡此種種，多與農民無直接利益之關係，強取其血汗所得之金錢（指有土地農民而言），其人日度馬牛生活，何忍強其擔任重任也。就謀農民利益而言，自治捐輸納已久，而自治毫無成績，所設官署，徒為魚肉鄉民之機關。築路則吾鄉數年尚未完成一路，田已築成路基尚須納稅。徵收水利捐多年，從未於吾鄉開浚一河，興築一閘。尤可異者，天旱或水澇或蟲害之年，田地或無收成，或收成減半，正稅可得減成徵收，而附加稅則以用途指定，減成徵收或全豁免，則別無經費，視為收入之機關，勢將無法維持，乃多徵收如故。總之，中國田稅之重，世無其匹，而病害農民者，無過於附加稅也。凡政府籌辦一事，即新創一稅，徵收之正稅，若非出自農民，或與之無關者然；豈農民占人民多數，行政人員之俸給辦公費等，須其擔負耶！夫辦一事立一新稅，含有商業性質，不幸稅已繳納，而所辦之事毫無成效，農夫亦無何如，稅之徵收，從未徵求民意，不過決定於長官，農民唯當納稅而已，吁！可慨也夫！ 鴉片公賣之省，尚有特稅，農民種植者，每畝徵稅十數元，謂之罰款。近時種煙之區域廣大，生產過剩，煙價大跌，農民所得不足納稅，改種嘉穀，官長稱其懶惰，徵收懶稅，每畝亦十餘元，農民儘其所有，力亦不能擔負，唯有再種罌粟。安徽北部農夫曾奉命種煙，種子播後，煙苗已出，忽又奉命剷除，而種麥之期已過；田乃荒蕪，政令不一，農民誠無死所。四川田賦一年徵收四次，已達民國六十餘年之稅，亦駭人聽聞之事實也。田稅下首以營業稅為多，據二十二年《申報年鑑》，七省有營業稅收入報告，浙江凡六百九十萬元，江蘇未有隻字，辦理得宜，固巨額稅收也，其他稅收，尚有契稅、牙稅、屠宰稅、雜稅等名目。契稅視田買賣多寡而定，江蘇年逾一百萬元，牙稅由來已久，政府所得至微，而苛擾貧民之甚，過於厘金。吾鄉買柴買魚，柴夫漁人不得自主，須由行家作價代秤出售，每百取十。江蘇最旺，年凡五十三萬元，貧民所出，倍蓰於此。屠宰稅亦為苛捐之一，廣東收入年共二百萬元，江蘇五十萬元。雜稅種類繁多，名目不一，不愧苛捐惡稅之名，無足深論。其在經常稅外尚有房捐，江蘇省政府舉辦，吾鄉高資為鄉鎮之一，住民數百家，房屋多為祖傳產業，猶不能免，交解之款一千餘元，他可想見。 就上事實而言，政府患窮，而民已無擔負直接稅之能力，各省稅收極苛擾瑣屑之能事。吾人之希望，一為政權統一，領袖人物互相諒解，政治問題不以兵力為解決之途徑，而能大事裁兵，減輕人民擔負；一為政治採取商業之原理，裁去駢枝，汰減冗員，組織趨於簡單，人員各有所事，政費大可減省；一為發展生產事業，以軍政費之一部分，移作實業之建設經費，增加人民富力。以上希望，雖為含混之辭，實為國內急切之需要，能否進行，固不可知，即能實行亦未必一旦成功。於此過渡時期，吾人希望中央地方各有收入支出平衡之預算，財政部及財政廳不但為出納之機關，且得斟酌需要，核減或商定各機關之經費，預算成立之後，決不輕加修改，或有額外支出也。蓋各機關為其事業之發展，主持者或顧情面安插人員，多欲增加經費，其提出之要求，就整個政策或經費分配而言，不免偏重，主持財政者，必當根據財政狀況，政府政策，視其需要之緩急，而能有所減少決定。先進國之財政部，往往如此，英為明顯之例，無待贅言，日本亦與之相類。否則財政部專籌經費，支付軍政各費，而上級機關隨時令其籌款撥款，終將無法應付。財政部當有核減經費之權，中央直屬機關之收入，亦當解部。今司法院、交通部、鐵道部各有收入，而多會計獨立，閘北事變之後，行政人員減成發薪，而官署之有收入者，多未遵守，同一政府之下，待遇何能有異？不過證明財政之不統一，而制度亟應考慮改革者也。 徵收稅銀，方法亦有改革之需要。進出口稅由海關徵收，通商口岸多設海關，裁厘之後，長江內之海關多已失其重要，不如酌配視情形，於長江口徵稅，而將其裁併也。鹽稅久當廢去引地，就生產區徵稅一次，而許商人自由販賣，鹽法成立已久，引商為其利益之計，百方反對，竟未實行。吾人可斷言者，政治入於常軌，政府顧及人民利益，終將實行。統稅就產地徵收，不若厘金之病害商人，而固近於裁厘前之落地稅。吾人深望財政部辨別物品種類，民間需要，豁免麥粉火柴統稅，對於捲菸等奢侈品稅率尚可提高。印花稅據二十年歲入預算，列為一千五百萬元；而於內地則為擾民病民之惡稅，前聞安徽太和縣每隔二三十家即有代售印花處。代售者兼為稽查，恃之為生，印花一分售錢一千，後以縣官干涉，減為五百。民間無論購買何物，有無發票，超出規定價值，概貼印花，買豬貼於豬身。鄉民不知法禁，犯者備受稽查勒索，不遂其意，則稱送官，鄉民畏官如虎，唯有視力繳交罰款而已。此種暗無天日之事實，雖曰極端之例，而內地徵稅之黑暗，據吾人之見聞，類於此者，不知凡幾。田稅為地方大宗收入，而底賬多在胥吏之手，久應整頓。吾鄉農民已出丈量費，而整頓則為空言。胥吏未有薪金，舞弊之案時有所聞，錢糧久已開徵；而通知單尚未送至鄉村，甚者已至罰款之期，方始送下，吾鄉曾有其事。罰款例為百分之二十，亦出於貧苦之農民，據《申報年鑑》，江蘇一年凡十六萬元。他如營業稅等採用包稅制，經手者視有利可圖，方肯認擔，商人所納者多，政府收入者少，稅收之不旺，則其明證。 政府稅收一耗於兵費，一用於政費。政費之當節省，已如上言；而養兵之多，軍餉之難，亦吾人所當知者也。國內軍隊確數，無人知之，數年前之估計，約二三百萬。中央軍設備較全，軍官多受軍事訓練，兵數則不可知。半獨立之省，長官多所疑忌，恃兵自固。其據一區者，就地籌餉，更廣收新兵。四川一省，言者稱有五十萬人，其隱諱之原因，則裁兵久為國內需要，招兵違反民意，且就編制而言，軍師各有定額，故不肯公然承認添兵。事實上一師有至數萬人者，槍械不足，則二三人共用一槍，戰鬥力殊為薄弱；而武人擁兵自雄，竟不覺悟，禍國殃民而已。兵士多為市井之遊民，衣食困難之苦力，入伍原為謀得衣食之計，乃自兵數增加以來，餉糈困難，每月所得，扣除伙食，不過數元；剪髮洗澡尚需費用，決無分文養家。向時兵士尚得升為官長，今則機會甚少，故非無路可走者，決不入伍。軍中紀律森嚴，逃者輕則重打，皮破血流，昏不省事而後已；重則槍斃。劉珍年曾於浙江掘窖，活埋逃兵，受此刑者慘呼不已，聞者心悸。蓋兵於此待遇之下，存心欲逃，遇有時機，莫不爭開小差，長官知其然也，嚴刑以警其餘。招兵已成強弩之末，江浙除僻遠窮瘠之地無應募者，商業較為發達之區，亦莫不然。官長乃有徵兵之說，馮玉祥管理河南，各縣攤派兵丁，縣長更於各鄉攤派，殷實之家迫而出款，招募他人充任，兼給以養家費。安徽亦曾有之，鄉民苦矣。 國內養兵二三百萬，專供內戰之用；每一戰起，就地拉夫，荷負軍火，運送行李。夫役多為農民，吾鄉曾有所謂招募夫役者，于田中捉去耕種之農民，家中無人養其父母妻子。城市拉夫，商民尚可罷市，表示抗議，非軍事緊急之時，長官殆不肯為；亦有故拉衣服整齊之男子，出款給之，即可釋放者。夫役多於鄉村捉去，農民未有知識，亦無組織，有冤有苦無從訴告，唯有忍受聽命於天。革命軍北伐，夫役多由各城商會招募，幸其為時甚短，未成嚴重之問題。夫役外尚有車馬騾等，徵用後將無歸還之期，軍隊駐紮之地，往往占居民屋，借用床鋪零星用物，亦難歸還原主；無餉則向民間徵收面糧，無論貧富各有攤派，逐日送往，雖家人飢餓，亦須設法借貸，唯命是從也。戰爭開始之際，戰區人民逃避一空，遺下財物，變為軍士所有，此就人民受害而言；自軍士方面而論，其情狀亦甚悲慘，戰場上同胞殘殺，究為何事？戰而勝利，徒供少數人之升官發財，死者家無信息；人生本有一死，原無足異，而老弱流離，固亦可悲。傷者幸而醫治不死，身已殘廢，官長仁慈賞給數十元之恩餉，遣送回籍，已如父母之恩，嗣後生活更無人念及。戰敗之軍隊，死者固無論矣，傷者亦無人過問。江浙之戰，盧永祥敗逃；俄而奉命入蘇宣撫，統率舊部進據南京，部兵縱火焚燒前督齊燮元傷兵醫院，以泄憤。兵士奉命作戰，不能自主，何竟相殘至此？其未傷死者，繳械收為俘虜，俘虜先受兵士之檢查，衣服財物均不能有；憶孫傳芳於浙舉兵，長驅入蘇，奉軍未及退出南京者，為蘇軍繳械，兵士襪中藏有一元，亦被搜去。不願入伍者，身無路費，變為流離失所之人，與乞丐為伍。敗兵潰散沿途搶劫，分散後，捕獲訊明者，即處死刑。其在北方鄉村有槍自衛者，遇有少數敗兵，則強其繳械，待遇亦同於俘虜。故自兵士個人而言，吾人殊憐其境遇之苦，罪惡乃造成於好兵之軍閥也。 養兵為供內戰之用。戰爭起後，一部分槍械流於民間；兵士久在行伍，回歸不願再為苦力，亦無其他職業，迫於衣食，淪而為匪。江蘇南部原無匪患，自齊盧戰後，零星土匪開始出沒於近山之鄉村，初則擄人勒贖，繼則向各村攤款，名曰送條子，囑令限期出款，派人接洽，過期來殺，雞犬不留。鄉村先無自衛組織，報告至宮，手續困難，出兵稽延；幸而派兵駐防，而匪已得報告，知其力弱，潛逃無蹤。兵去則匪又來，採用方法，視前嚴厲，於是鄉民不敢報官，而匪勢成矣。其領袖或為秘密會黨之頭目，或為魚肉鄉里之惡棍，或為移居之客民，或為鄉董之姻親；今日綁去一人，明日又至一村，或索三千元，或得五百元，日有進款，而加入者益多，塾師且自為之。鄉村殷實之戶不敢回歸，其無力出村者加入其黨，或拜頭目為師，鄉村變為匪窟，旅客不敢往返，誤入境內者，將有殺身之禍。匪眾所綁架之人，初為殷實之家，後則往於草棚者亦不能免，佃戶耕種山地不足十畝，家有耕牛一頭，子亦為匪架去。籌款數十元始得贖出，余居鄉鎮，常聞人言，匪視兒童如豬，豬尚值錢十元，架一兒童至少可得十數元，此其所以細大不捐也。戶口較多之村，創辦保衛團以自衛；團丁多非本村農人，臨時招募，雇用退伍下級軍官一人，名曰排長，並出款購買槍械；款按田畝攤派，經常費每畝常為一元，少者將及數角；倘或延期，排長率領團丁至家，攜帶槍械，其勢洶洶，非即付給不可。排長更為增加收入之計，擴張勢力範圍，保護他村，倘或拒絕，即有匪患；事實上排長兼為匪首，或與小股土匪勾結，出入均有衛兵攜帶匣子炮，聲威赫然，無敢仰視之者。土匪架去之成年男女，或藏於廟中，或住於草棚，或縛之於床後；而眼以布蔽之，耳以棉花塞之，其於夜中逃出者，亦不敢言，乃成紛擾不安之社會。 此種現狀之造成，一由於人民恐懼之心太甚，組織能力薄弱，地方劣紳無賴且與土匪勾結也。一則官吏重視法定手續，犯罪證據，民間疾苦無由上達，知之故作痴聾，及民不堪命，派兵往剿，而匪已逃，兵去則匪再來，兵無偵探，官不獎民告密，匪首家居，固無異於常人，乃不能損其毫末。土匪勢成，地方團練或相似組織，力不能抗，反而供給其槍械子彈。北方民氣較強，組織大刀會等，及其勢成，聚眾抗糧，為害近於土匪。南北幾無安樂之土。近數年來，江浙成立省公安大隊，官長偏重於密訪捕拿，凡與土匪接洽送款之鄉紳，犯有重大嫌疑之排長，眾人所指之會黨頭目，捕獲訊明之後，即行槍斃，匪眾始有所懼，且自領袖死後，組織動搖，其悔過者不敢再出。鄉民漸能安居，故事成功之難易，全在人為。曾國藩於湘，嚴刑拷打土匪，死於杖下者，時有所聞；奏報朝廷，自謂不顧殘酷之名，門生且有進言。受刑死者數不滿百，而所至之地遂無匪禍，就其功效而言，實不可非。亂世用刑，蓋非虛語。所當知者，曾氏成功在其訪求民瘼，奸徒無賴之行動為其深知，且許人民告密，故能不動聲色，將其逮捕，刑罰為除暴之具，用以警戒其餘而已。其人中有迫於衣食鋌而走險者，政府不於根本著想，社會無法救濟，徒用嚴刑，固為悲慘史跡。彼賴於工作，視為有利可圖之營業，破壞社會治安，殺人縱火，實為罪大惡極之兇徒，則死有餘辜。政府當雙方顧慮，救濟刑罰兼用也。 鄉村不得安居，由於兵匪之橫行，而經濟狀況之惡劣，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一國財力之增加，視其生產事業之發達，一般人民收入，超過其費用，生活方有改進。換言之，生產事業之進步，過於人口之增加，人民生計寬裕，並有儲蓄，財力始有增加也。中國自訂約通商以來，國際貿易輸入，往往超過輸出；其偶爾出超之年，數亦無幾。中日戰後，入超增加益甚，歐戰時稍有減少，戰後則又激增。近數年來增加之額數，尤令人驚異。據海關報告，列表於下。輸入輸出，均以關平百萬兩為單位。 東北三省地曠人稀，自清季開放以來，山東、河北移居者日多，人口增達三千萬，而土地之待開闢者猶多。農產品之輸出大有增加，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占出口數值百分之三十五點四。明年，所謂滿洲國成立，奪取海關，自六月以後，東北海關即無報告，而上半年之輸出，占全國總數百分之四十二點六，表中所列數目，合東三省而言。將其除外，入超尤可驚駭，可於下表見之。 上表亦據海關報告，仍以關平百萬兩為單位。十九年後，入超之貨價超過於輸出之總值，二十一年竟達倍半有餘，綜合華僑匯款入國，外國借款及外人投資，出口貨估價之低廉，及外人在華之費用等，均不足以維持平衡。據雷莫調查，一九〇一—一九一三（光緒二十八至民國二）年，華僑匯款平均年有一萬五千萬元；三至十九（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年，凡二萬萬元。其個別調查，十七年，華僑匯款二萬五千六十萬元；十八年，二萬八千七十萬元；十九年，三萬一千六百三十萬元；其根據則銀行之匯兌等，洵屬信而有徵。外人投資共三十三萬萬美金，其中商業投資凡二十五萬萬美金。據雷莫報告，一九〇二—一九一三年，平均每年匯出之利息，共銀一萬四千八百五十萬元，而收入年凡淨得一萬五千萬美金。三至十九年，年凡匯出息銀二萬九百七十萬元，而收入則美金二萬萬元。顧此仍為外人資產，一次匯入，將來年有本息匯出，性質迥異於華僑匯入之款，而難作為收入也。外人在華用費，雷莫別之為三。（一）列強海陸軍用費，據其估計，十七年，共銀一萬三千九百七十萬元；十八年，一萬二千四百萬元；十九年，一萬萬元。（二）傳教慈善事業。十七年，凡銀二千五百萬元；十八年，三千萬元；十九年，四千萬元。（三）外人來華遊歷，十七年，用銀三千萬元；十八年，三千二百萬元；十九年，三千八百萬元。出口貨估價低於實價若干，無從知之。綜計此類收入，不足抵補入超，投資利息，及駐外使館留學生等之費用；而十九年前年有生銀流入，其原因則婦女變賣首飾，黃金年有流出，而外商且有投資也。近者生銀反有流出，蓋其自然之結果。都市人民仍未覺悟，購用外國奢侈物品。且自土匪滋擾以來，稍有資財者，不敢居於鄉村。其人多有田產，往往吸收鄉村之現銀，消耗於通商大邑，鄉村之貨幣不敷流通，一元之得視如宏寶，困難之狀不可言喻。此種現狀決不易於維持，吾人苟分析輸入物品之種類，將益感覺前途之危險。中國向稱以農立國，而食料反從外國運入，額數之巨可於下表見之。 主要農產輸入表（以百萬石為單位） 自民國元年以來，食料量數輸入之巨，可勝浩嘆；所謂以農立國者，農民耕種褊狹之地，日度馬牛生活也。此非偶爾之事，亦非全由於天災人禍，二十年內，固有暫時苟安之局，亦有無水旱大災之年，而年年均有巨額之輸入。近時世界農產過剩外貨傾銷，亦不足以解釋。其最大或根本原因，則人口增加之速，遠過於土地之開闢，農民工作雖極勤勞辛苦，而收入有限，所得之微不足以供一家生活費用，生產食料不足以供市場之需要，反而販運於外，維持民食也。二十年洋米雜糧進口，共值關銀一萬八千九百萬兩；二十一年增至二萬一千一百一十萬兩，占出口貿易總值百分之三十四。表未列入貨值者，以物價先後不同，漲落不一，不如量數之確實也。尤有進者，民國十年以前，米麥棉花雖有輸入，亦有自中國運往外國者，如八年出口米凡一百二十二萬石，九年減至三十萬石，嗣後更大減少；至五六萬石，無足輕重矣。小麥人口，海關於一九一一（宣統三）年，始有記載，最初十年，多則五萬九千石，少則十餘石；而出口者，民國九年有八百餘萬石，乃自十年以來，輸入始大激增，出口銳減，十二年尚有六十萬石，十五年則餘四千石；而輸入方面，二十年竟達二千二百餘萬石，二十一年一千五百萬石，兩年合計，共值關銀一萬三千九百萬兩；同時麵粉亦有增加，表中列有符號「+」者，以海關初未辨別粉之種類，中有雜糧粉也。糖則廣東原有出產，可供國內之需要，乃因厘金之摧殘，製造法之無進步，不能與外貨競爭，日就衰微。外糖之人口頗有增加，其自十八年後年有減少者，以關稅自主，稅率提高，銷路減少也。如二十一年，政府更用新法徵收糖稅，稅率益高，四月一日實行，期前糖大湧進，實行後九月內輸入不過二百萬石，蓋今人民生活，視糖尚非必需食品，非不得已不必購買，一則糖稅提高，而偷運增加也。棉花於民國九年前，入口量數從未超過四十萬擔，斯年激增達六十七萬擔，嗣後更大增加，近數年來常在三四百萬擔之間。出口方面增減不一，十七年出口一百二十九萬擔，次年減至一百萬擔，又明年竟達三十七萬擔，後稍增加，十八年共一百四十餘萬擔，運往之國，則為日本。棉紗自歐戰後，人口年有減少，其原因則國人利用時機創辦紗廠，外商亦於通商要埠設廠競爭，製造之紗錠增加，本國商人乃處於不利之地位，蓋外商資本雄厚，技術經驗管理均視華商為優也，遂為國內嚴重問題之一。 入口除食料或農產物外，種類尚多，棉貨久占輸入品第一。二十一年，為米所奪，尚有關平八千九百萬兩，其餘貨物亦均減少。其原因則農村經濟破產，收穫之五穀價既低廉，而又無法售出，民間無購買力也。煤油、柴油、滑物油共銀七千五百萬兩，金屬礦物六千萬兩，紙三千八百萬兩，化學品三千四百萬兩，機器三千萬兩，菸草二千八百萬兩，染料顏色二千五百萬兩，呢絨二千二百萬兩，木料二千萬兩。就上物品而言，油類、礦物、化學品、機械或木料為現時國內缺乏貨物，或為日常用品，或為製造貨物之工具，他如棉貨、呢絨、染料顏色、菸草，多為奢侈物品，棉貨已言於上，呢絨視前一年減少一千萬兩，染料顏色則少一千三百餘萬兩，菸草則減二千六百九十萬兩。凡此都市奢侈品，漏卮尚在一萬五千萬兩以上，政府亟宜辨別種類，課以重稅，或獎勵本國商人製造。根本方法，則人民應有愛國之心，非本國所無之物，不宜多用外貨。所可怪者，今所謂受高等教育者，衣非洋服不足以眩眾，食非至外人開設之食堂不甘，船非外船不乘，物非外貨不買。此雖國民中極少分子，而媚外心理，亟應改正者也。出口貨幾盡農產物品，據海關近三年來報告，列表於下。 出口貿易，深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大為減少，二十一年總值關平四萬九千三百萬兩。據下表而言，豆占第一，二十年全國輸出六千六百八十萬擔，東三省出口六千四百九十萬擔，占總數百分之九十七，值關銀二萬餘萬兩。二十一年夏，東北徵稅權喪失，海關後無報告，而上半年輸出之豆，尚值關銀八千萬兩，超出輸出生絲價值兩倍以上。生絲現占第二，近數年來，銷路日滯，十九年出口尚值關平一萬一千九百萬兩，二十年減至九千五百萬兩，二十一年竟達三千六百萬兩，日人現操世界生絲市場，吾人尚難與之競爭。蛋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值銀一百四十萬兩，二十年後增至三千萬兩，民國十八年共值五千一百餘萬兩，二十一年落至二千八百萬兩。茶則世界產量超過市場需要，競爭激烈，銷路除俄而外，殆不易於發展。花生向以山東輸出為多，近者東北種植，貨品視山東為優，山東出口大受打擊。棉花運往日本數已減少，棉紗則多運往印度、香港、關東州，日紗廠之出產品也。雜糧指蕎麥、高粱、玉黍、小米而言。桐油原占重要地位，近者外國廣收種子，從事於大規模之種植，政府更力予以保護，中國將來能否維持現時出口之地位？尚不可知。皮革礦砂等則未列入表中，幸其所值無多。總之，二十一年，出口貨共值四萬九千三百萬兩，視二十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六，除東三省外，減少百分之三十六，斯年，世界各國出口貿易減少則為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兩數相較，何吾國減少之比例反甚於他國？近數年來，銀價大跌，吾國仍用銀幣，自金銀貨幣匯兌而言，外貨輸入價值昂貴，土貨出口價大低落，原為獎進出口貨增加之良好時機，事實竟與希望相反，無怪農民益為窮困也。 主要農產物輸出表（以千石為單位） 國際貿易不能維持平衡，農民久無購買力，而貨幣尚足以供都市流通者，外人投資借款殆其主要原因之一。外商投資，據雷莫調查，民國二十年，共美金三十二萬四千二百萬元。其數雖難認為盡確，而大數蓋在三十萬萬至三十五萬萬美金之間。英人於印度投資，總額不出四萬萬至六萬萬鎊，外資之在日本，則為十二萬七千五百萬美金，吾國外資多於印度日本。歐戰前外人投資於俄者，約美金三十八萬萬元，多於中國。英商投資於美國鐵路者，約同於在華外資。比較四國外資數目，吾國為多為少，要視論者立場而異，吾人不必深論，所當明知者，印度為英屬國，英人投資當作別論，其在他國投資則為商人之企業與借款，出於當事人之志願，條件決與政治無關，而在我國外人利用領事裁判權之保護，及條約上之特殊權利，僅於通商口岸或政治勢力區域投資。外資故未開發吾國富源，不過利用優厚之資本，機械之技能，工價低廉之女工童工，而摧殘或阻撓我國工商業之發達，吸收我國之金錢，作其利息而已。此種現象，雖造成於已往外交之失策，而國內紛擾不已，亦其原因之一。時至今日，決不能安於現狀，當有挽回或補救之計劃也。為明了各國在華投資之額數，列表於下。 各國投資表 上表根據雷莫最近所著《外人在華投資論》（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雷莫得有學會、銀行、學者、專家、官吏之贊助，歷四年始成，所得之數目必經詳細審查，多屬可信。拳亂賠款則以其用途改變，未曾列入表中。就投資而言，英國始終維持第一，中國所欠英債，約美金二萬二千五百萬元，英商直接商業（direct business）投資，凡九萬六千三百萬美金。日本位占第二，發展之速，遠過於他國，三十年來，增加一千倍以上；九一八事變之後，投資於東北者益多。初日俄戰爭，日本得有南滿鐵路，政府視為資產，組織公司，招商合辦，借債經營，公司兼辦礦產及其他事業，勢力大盛。民國二十年，日本直接商業投資共十七萬四千八百萬日元，百分之六十則在東北。中國所欠日債凡四萬四千八百萬日元，中有無擔保品借款約二萬萬日金，所謂西原借款也。前財相井上准之助曾謂不如「擲入海中」，而日本政府竟對銀行承認責任，中國於關稅協約亦許整頓無擔保品之外債，若何解決，尚不可知。此外，日商尚借款於公司，漢治萍公司欠日款約四千萬元，南潯路一千萬元，合紗廠等欠款共七千七百萬元。三項投資，共計二十二萬七千三百餘萬日元，換作美金，雷莫作二一比例，共十一萬三千六百餘萬元。俄國興築中東鐵路，用費甚巨，商業則無重要發展。革命成功後，其政府否認鐵路為投資，而亦不肯放棄所有權，故當作為外資，商業投資不足百分之五，他國款已增多，俄資比例因而減少。美商借款或承辦之鐵路較少，近於上海購得電力公司，美資比例始乃增加，其商業投資共一萬五千五百萬美金，中國欠債四千一百萬美金，教會及慈善機關產業值四千三百萬美金，共二萬三千九百萬美金。傳教事業固無利息，生息資本則為一萬九千六百萬美金。法人未有新事業之創辦，商業亦無重要進展，投資共九千五百萬美金，教會生息之產業，亦併入計算；中國所欠法債凡九千七百萬美金，共計一萬九千二百餘萬元。德國初于山東經營，投資頗巨，歐戰期內，喪失殆盡。戰後，德商地位迥異於前，商業已有進步，二十年投資共七千五百萬美金，中國欠款約一千二百萬元，共美金八千七百萬元。比國商業投資四千一百萬美金，中國欠債四千八百萬美金，共八千九百萬元。荷意諸國比例較少，殆無說明之必要。總之，各國投資，除日本借款，公司而外，可別為二：一為政府借款，一為直接商業。借款用途毋足深論，日商借款華商，原為投資事業之一，他國商人竟不肯承借，故有直接商業投資之名。其分配情狀，可於下表見之。 外資用途分配表 上表仍據雷莫調查，中缺一九〇二年估計者，材料不足也。外人投資經營之事業，以運輸為最多，運輸指鐵路輪船而言。鐵路建築始於清季，現時國內之幹路，多完成於民國三年，款項則多借自外國，或由外人承辦。輪船則外商經營之公司基礎鞏固，於民國三年，竟占百分之三三。嗣後外人經營之其他事業，便較發達，資本增加，運輸所占之比例因而降低。開礦以日人經營最為發達，投資亦其最多。其他事業除政治借款不計外，多在通商口岸，尤以上海為多。茲為明了主要投資國經營之事業，列表於下。 各國在華商業投資，共美金二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萬元，而英、日、俄、美合計凡二十二萬六千九十萬元，約占百分之九十。運輸事業，輪船以英為最發達，日本次之，近數年來，日商營業不振。鐵路則俄投資最巨，日英次之；中國鐵路長約一萬里，外國承辦者三千餘里，投資三萬九千二百八十萬美金；中國自行建築者，共欠外債二萬四千八百五十萬美金，合計凡六萬四千一百三十萬元，此二十年情狀也。關於外債額數，言者不一，普通估計，謂在美金七萬萬至七萬五千萬之間。雷莫將其仔細分析，謂十九年末所欠外債，約美金六萬九千四百四十萬元，無擔保債額約一萬八千九百二十萬美金，中以日本為最多，約一萬萬美金。至商業投資種類，已見於表，殆無分別說明之必要。 所當注意者，直接商業投資，幾占總數百分之八十，比例之高，未見於世界任何國家。條約上之特殊權利，為造成惡劣現狀主因之一，乃聽外商奪取人民生計，不亦悲乎！外資集中之地，則在上海滿洲，二地約占全數百分之六十。 民國二十年主要國投資經營事業表（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綜合國際貿易及外人投資而言，中國終將難於維持貨幣出入之平衡。據雷莫調查，中國付償債務及投資利息，民國十七年，凡銀二萬四千二百萬元；十八年，二萬七千七百六十萬元；十九年，三萬九百四十萬元。貿易入超及現銀流出，十七年，四萬一百三十萬元；十八年，四萬一千六百六十萬元；十九年，五萬四千一百二十萬元。關於流入方面，華僑匯款十七年二萬五千六十萬元，十八年二萬八千七十萬元，十九年三萬一千六百三十萬元。他如外人在華用費等，十七年一萬九千八百八十萬元，十八年一萬九千十萬元，十九年一萬七千六百萬元。流入與流出相抵，十七年流出一萬九千三百九十萬元，十八年二萬二千三百四十萬元，十九年三萬五千八百三十萬元。三年中外人借款投資數目，亦不能與之相抵，十七年共一萬萬元，十八年一萬七千萬元，十九年二萬二百萬元。據此計算，十七年流出淨數，應為九千三百九十萬元，十八年五千三百四十萬元，十九年一萬五千六百三十萬元。雷莫疑有其他不可估計之流入維持平衡，吾人見解則與之異。今日內地貨幣不敷流通，已成明顯之事實，原因雖極繁雜，而貨幣自內地流出，或集中於通商要埠，或流入外國，固一要因也。據海關報告，二十年出口之金值銀三千二百萬兩，二十一年值銀七千萬兩，斯年現銀出超凡七百萬兩。近時銀價稍高，政府嚴禁銀爐熔化元寶，將其裝出。華僑深受不景氣之影響，二十一年匯款僅及往年十分之一，金銀出口必大增加。尤有進者，外人投資增加，所獲之利益多，而硬貨流出亦將增加，思念前途，危險恐多，吾人將安於窮困及經濟壓迫情狀之下以偷生乎？ 入超國際貿易及外人直接商業投資，為我國人民經濟上所受之壓迫。其他貧窮原因，雖可總括之曰生產事業之不發達，而困難之癥結，吾人所當認識者也。國內農民約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耕地雖有增加，而人口繁密之區域，迄未減少其生計之壓迫。滿蒙荒地多在政客官吏之手，其人利用其地位金錢，不勞而獲，佃戶從無改良或提高其生活之機會。外人遊歷其地者，常謂住民之生活，尚遠不及江浙農民。近者人口已大增加，據較信之估計，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滿洲人口六百萬，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增至一千二百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約二千萬，十九年（一九三〇）凡三千萬人，其主因則為移民。十二至十五年，出關者年凡五十四萬，十六至十八年，年逾一百萬，其中雖有冬季復還家鄉，而留居其地者數亦不少。論者謂為世界史中大規模移民之一，而移居其地者，不過求免死亡而已。內蒙古如熱河、察哈爾、綏遠等，或以雨量不足，或以土地磽瘠，地理家估計其將來容收移民，不足一千萬人，其言或失之太甚。無論如何，長城以北氣候嚴寒，非春三四月，則冰雪不化，一年收成只有一次，生產遠不如長城以內之土地，固有限制。開發西北亦有困難，近者雖力宣傳，而仍限於天時人事。其地雨量較少，河渠淤廢，凶年饑饉，乃為常見之事，農民又受貪官虐政之害，遂多流離死亡。實業調查團中之農業專家自渭水流域及陝南回歸，著者問其是否有荒地可墾？據稱於其調查區域，並未發現，農民於陝南高山耕種，尚宜設法禁止，種植樹木，另謀其生計。陝北蓋有荒地，而土壤氣候惡劣，非有大規模之建設，殆難耕種。甘肅鄰近新疆，一部分土地近於沙漠，新疆地多沙漠，可耕之地，均不甚多，希望殆遠過於事實。 邊省可耕之荒地有限，徙民實不足以解決農民之生活，即使荒地甚多，而亦不能改善其生活也。其明顯之事實，則出關之農民多為山東、河北之人，二省人口固無若何重要之減少；歐洲諸國開拓新殖民地，亦未減少本國之人口。其原因則移居他地者，多由於生活之不安，生計之困難，遷徙之後，一部分人民生計或較寬裕，對於所生之子女將有財力教養，死亡率當可降低，補足遷移戶口，實無困難。內地有無荒地可耕，論者不一。蓋各省情狀不同，標準亦不一致，所可斷言者，肥沃之地，除個別區域而外，絕無棄而不耕者。荒地或為沙土，或為山地，沿江一帶蘆田，及不甚高大之童山，均可併入。顧此亦不甚多，耕種非有資本，及大規模之經營，則勞力多而獲利微。此類建設事業，宜歸政府經營。其在生計壓迫及人民耐苦之省，山東農民且於高山種植，名曰梯田。浙江南部農民有於高山種植山芋，自山下日擔糞一擔上山，藉以維持生活。此種情狀為世界任何國家所無，日本土地狹小，可耕之地約百分之十五，農民尚不至此。吾國面積四百二十八萬方英里，姑置蒙古、新疆、西藏不計外，只有一百八十九萬方英里，直當美國面積之半。美有廣大平原，中國唯遼河流域，可與相較；而區域之小，遠非其比。美國耕地約當地積三分之一；中國多山，耕地殆約五分之一。田畝估計，言者不同，吾人比較清季報告，及專家估計，殆不出十六萬萬畝。每方英里除屬地外，平均約二百五十人，法則一百九十二人，德則三百五十二人，英國三島則四百八十三人，比國六百八十八；顧其可耕之地，約面積三分之一，工業又極發達。中國人口繁密之區，山東每方英里六百十四人，浙江六百五十七人，江蘇八百九十六人。外人賑災委員會曾謂每方英里人口有達六千者，成都一帶則逾二千人。凡此估計雖不必盡確，而人口過剩則為事實。就吾人見聞而言，吾鄉一家有田十畝，即為殷實之戶，佃戶耕地亦多不出十畝。北方多種旱谷，一家耕地或較南方為多，收穫反不如水稻量數之多。南方收穫，就豐年而言，每畝稻則三四擔，麥則六七斗。鎮江、南京一帶尚無如許之多，就吾鄉農家而言，一年收入不過百數十元。 外國農民迥異於此，英美以工商業見稱於世，而農民耕地之多，遠非中國所及。就美國而言，據人口專家湯姆生報告，農民有田七十至一百英畝類多欠債，有田四百英畝則可維持其生活。生活費指除衣食住外，尚有教養子女購買書籍及娛樂之款，其起居飲食，不視都市之人為劣。每一英畝約田六畝，七十英畝有四百餘畝，四百英畝則有二千餘畝。每畝所得以四元計算，有田四百畝者，則一年收入，將近一千元，二千畝者，則約八千元。此種計算固不精確，目的則在說明中國農民窮困之根本原因，美國農制為粗放農業（Extensive Farming），中國為精細農業（Intensive Farming），其不同之要點，則美國所用之工少，中國之工多；生產量數中國每畝多於美國。收入方面美農所得多於中國十倍或數十倍焉。美制地未盡力，而農民生計，則頗寬裕，就農民幸福而言，寧取美制。中國人口眾多，耕地太少，採用美制，決不可能，且就實況而論，中國除水田產稻多於美國而外，每畝產量視之為低。其原因則長城以內多種兩季，而美多為一季，地無休息，滋養料易盡，農民又無財力購用適當肥料也。設使施用肥料，生產固有增加，終亦有限，要不能出酬報遞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of return）之限制。於此現狀之下，選擇種子及改良農業之種種設計，固稍能增產量，決無改良或提高其生活程度之機會。其根本困難，則耕地少也。吾鄉自太平軍亂後，地曠人稀，一家有田數十畝，父死三子析居，各得十數畝，子各有子，亦以三人計算，則分產所得，不過數畝。親友中之終年勤勞而仍不能維持粗衣蔬食之生活，欠債不堪者，職由此故。據吾人見聞，此實普遍現象，不限於一鄉一地。其娶妻生子者，成年分居，又將若何維持生活？蓋人口年有增加，而一鄉耕地，終無若何增加也。 人口增加，而生產事業未有進步，為社會不安之根本原因；人口因無統計，專家估計謂在四萬萬五千萬以上。外人估計則數較少，其人大多不明中國實況，而又不能利用史料，比較分析，結論出於猜想，殆無考慮討論之價值。據吾人平日觀察，鄉村都市人口往往增多。都市戶口增加，或由於工商業之發達，或避免匪患之結果，鄉村則指無匪患者而言。其因零星土匪滋擾而他徙者，要為殷實之家，人數無幾，人口故有增加，中國人口已逾四萬萬矣。據喬啟明之統計報告，農民生產，平均每千人中四十二點二，死亡則每千人中二七點九，兩數相減，自然增加率每千人為十四點三，按百分計算，為一點四三。其所得數字，乃據金大農業經濟系之調查，其工作限於財力區域，原不足為整個社會之代表。顧其他調查所得數且與之相差無幾，故可作為討論之根據。按百分計算，全國人口姑作四萬萬五千萬，則每年增加之數將為六百四十萬人，南京人口約七十萬人，全國每年所生之子女，九倍於南京人口。其增加主因則為早婚。據英產科專家滕更（Duncan）經驗之言，婦女大約十五至十九歲，平均產兒數為九點一二，二十至二十四歲，則為七點九三，二十五至二十九歲，則為六點三〇，三十至三十四歲則為四點六〇。其言與湯姆生之言大致相同。吾人之結論，則女子結婚年齡愈早，則生產率愈大。內地女子成婚年齡，多在十六七歲，其計歲方法，不同於法律之規定；倘按新法計算，則為十五六歲，無怪生產率之高也。更就男女比例而言，世界各國相差無幾，而中國調查所得比例，男則一一四，女則一〇〇；甚者男則一二八，女則一〇〇。人口專家初至中國，以為調查多不足信，實則溺嬰之風，清季尚盛，死者多為女子，父母哺養嬰兒亦多忽視女子，社會上乃有畸形之狀態，倘男女平衡，則生產率將高於任何國家矣。 人口已成中國現時嚴重之大問題，瞻望前途，更為危險。死亡率每千人為二十七點九，現時世界各國以藥學之進步，公共衛生之講求，死亡率莫不降低。先進國每千人常在十二至十四之間，中國民間缺乏衛生知識，嬰兒死亡尤多，衛生知識近以政府之重視，國際聯盟之合作及教育之宣傳，將來必有進步。死亡率減少一半，固在可能範圍之內。夫然生產率維持原狀，則人口增加將多一倍，後事雖不可知，推論或不切於將來，而於倫理觀念改變之先實堪憂慮。尤當知者，近十年來，據吾人見聞與訪問，溺嬰之風視前大殺；窮苦之家，女子免於死亡者數必不少，雖曰民間重男輕女之觀念，依然存在，女子疾病教養不如男子之重視，較之先前固有進步，將來男女比例當能平衡，每千人中所生子女亦將增加，此意想中事也。現時社會不安，造成人浮於事，人力車夫、挑水夫等，雖為自食其力之貧民，然決不能認為適當之職業，或從事於生產之事業，將來城市或商業發達區域，將有電車，公共汽車及自來水等。南京人力車夫約二萬人，合其家屬計之，約十萬人，賴之為生，將來創設電車，雖不必一一淘汰，大多數終必失業，如汽車減價競爭之際，車夫無以為生，出而請願，市政府規定車資始已。此固不能持久，一部分終將淘汰。重慶市民飲料取自長江，挑水夫數千人恃以為生，建設自來水後有失業者。其他相類之事，不知凡幾，究將何以解決其生活？實一嚴重問題。吾人所處之地位，一面接受西方之實用科學，力求改善生活狀況，一面則當顧慮失業者之生活，此問題所以難於解決也。農業大規模採用機械，限於耕地，殆不可能。較小機器如抽水機，已見用於吾鄉，無錫且用電力，將來增多，水車失其功用，農民當可減少。今日工業發達之國，農民占人口總數不足三分之一，我國農民終將不能維持百分之七十。工業發達亦有限制（其詳見後），商業則商人資本短少，錢鋪兌換銅元，米店大小同行，大同行批發，由小同行零賣，水果一業尤為複雜，要難視為商人，將來消費合作社發達，小販商人將受淘汰，失業何以為生？綜合各方面發展而言，中國人口問題將益嚴重，內則發展生產事業，殆無解決困難之希望，外則各國殖民地禁止或限制華工入境，二十一年海關報告，出國者少，返國者多，海外移民現無途徑。 綜合上論而言，中國人口為禍患貧窮痛苦之根本原因，解決方法，古有溺嬰墮胎。溺死嬰兒多為女子，男子仍未減少。墮胎多為私生子，於禮教發達之社會，數不甚多，均不足以解決困難。英主若秦始皇、漢武帝，或移民實邊，或徙饑民墾荒，要亦常受限制。人口增加之後，遇有水旱饑饉之災，弱者流亡失所，死於溝壑；強者流為匪盜，殺人抗官；死者無人掩埋，傳染疫疾，乃於大殺疾疫之下，人口減少，問題暫告解決。及後人口增多，禍亂復起，此一治一亂之根本原因也。近者溺嬰墮胎均不甚多，政治戰爭亦不同於古代之屠殺，皆不足解決人口問題。移民及農工業雖有限制，而今尚可努力，如荒山植樹開設工場之類。主要而根本辦法，唯有實行節制生育而已。湯姆生謂人類自有史以來四大發明，一曰火，二曰車輪，三曰水蒸汽機，四曰節制生育。前三者促進人類進化，人所共認。節制生育減少人類生活困難，社會上之不安與罪惡，政治上之禍患與戰爭，稱為四大發明之一，實屬信而有徵。其占重要地位，將益為人所認識。吾人於討論方法之先，尚有說明社會上對於人口問題錯解之必要。普通見解，以人口增加為幸事，其理由可別為四。（一）根據歷史上之事實，以為近代各國人口均有增加，我獨維持原狀，將有種族自殺之禍。實際上人類自有史以來，人口迄未增加若近代之速，此實非常時代，乃受新殖民地發現，實用科學進步，工業革命及農業改良之影響。而科學之進步，反而減少雇用之工人，此世界不景氣造成之一要因。歐美先進國生產率多已大減，人口專家認為現由非常時代入於常軌矣。（二）基於父母心理，父母愛其子女，本於天性，社會上且以生子為防老。（三）本於政治立場，以為戶口增加，則兵卒較多，戰鬥力強，人民且有納稅之義務，如梁惠王以人口加多為問，南北朝女子成年未婚，及寡婦尚未再嫁者，由官擇配，近時日意諸國獎勵生育，亦其明例。（四）本於宗教倫理觀念，古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子則無人祭祀，祖宗不得血食，宗教常以多一人丁，多一敬拜上帝之人，此天主教徒反對節制生育也。 上述之理由，一本於誤解歷史上之史跡。二則出於希望，顧據吾人平日觀察之印象，生子往往不能防老，反而氣死父母，其子生活困難，自顧不暇，贍養父母，乃生恨心，倫理觀念固不敵經濟勢力也。三則政府視人民為戰鬥納稅之工具，納稅今以擔負能力為標準，人口多寡無關重要，戰鬥則孤注一擲，危險殊甚，要非國民之福。四則偏重神鬼，現時生活無法解決，何能增加痛苦，求媚於虛渺之鬼神也？吾人現時討論人口態度，必須本於一國經濟社會狀況，考察其財富及工商業發展之機會與希望，顧及多數人民之幸福，及現時職業問題也。蓋一國財富之增加，視其生產之進步，一般人士所得工資超過於消費，人民始有儲蓄，生計方能寬裕也。吾人討論人口必此為立場。吾國農民業已過剩，而工商業又不發達，一般人民生活之困苦，已如上述，其無職業者不知凡幾。歐美諸國之不安，多由於失業問題，而吾國人民自成年以來，有從無職業者，問題之嚴重實遠過之，不過吾國人民，多未得受教育，安於命運，自怨自恨早死而已。江蘇為富庶之區域，本於吾人見聞，一遇荒年，一家五口無米為炊，以粥充飢，或吃番瓜，或吃礦泥（俗稱觀音粉）；一月生活費，全家不過數元，甚者全家餓死。著者久在南京，每於冬季，見十數歲兒童及成人婦女拾取路旁未燒盡之煤渣，或作燃料，或售於小飯店，多則得有百數十文，藉以餬口。小販賣售葵花瓜子，日得一二百文，買玉蜀黍粉作粥，日食兩次；雨雪則終日臥於床上。又見隨園廢址附近小橋，橋上為路，橋下無水，貧民有居住橋下者。本年春，武漢氣候寒冷，據報記載，一日間凍死七人。四川一元，作銅元二十五千，雇一僱工月給五千，值洋二角。鐵路部顧問貝克（Baker）曾於金大農業經濟系講演，謂於青島，見一兒童視之若八九歲，問其年齡，答稱十四歲，進而問其飲食，知其每至新年，始得一食豆腐。飲食滋養料不足，故身體發育遲鈍也。此類故事，舉不勝舉，決非社會上偶爾之例，民眾生活，言者謂為馬牛生活，洵非過語，甚者不如馬牛。水旱大災之際，情狀尤苦，就近事而論，陝西旱災，言者謂迄民國二十年死亡三百萬人，此數不無疑問。死亡之多，青年婦女販賣之眾，固為事實。斯年夏，長江大水，沿岸田禾淹沒，屋舍盡在水中，災民住於埂提之上，一無所有，風雨無地躲避，乃恃少數賑款，得免餓死，罹此災者約五千萬人。淮水一帶，災民食盡樹果，死亡甚眾，黃河為害，災情亦重。 於此現狀之下，政府先未預防，有失職守，固為事實，而人口過剩，馬爾薩斯《人口論》所述之悲慘解決方法，已實現於吾國，人民死於內亂、匪患、貧窮、饑饉、疾疫等，均其明證。馬爾薩斯觀察敏銳，理論含有至理。美國人士初以本國有無限制之發展，人民不患激增，不信其說，甚者不讀其書，或誤解其理論，而即妄肆批評。近者美人知其錯誤，改變態度，認識人口論之價值矣。吾國人士讀馬爾薩斯原著者更少，受美影響，對於書中理論，亦未清楚；人口增加計算方法，為自然增加率之自乘，固無錯誤，仍為學者採用也。其為馬爾薩斯所不知者，則節制生育方法之發明也。歐洲荷蘭諸國用之最早，美國法律禁止研究，山額夫人感受未有適當辦法，親往荷蘭調查，得知方法。近者節制生育之知識，業已普遍，法律徒為具文，商人視為有利可圖，製造器具，並於報紙上宣傳，不過避用節制生育之名而已。英、法、德人亦皆實行，生產率視前大減，人口將無若何重要之增加。其於我國實行之困難，一則愚民深受傳統禮教之影響，一則貧窮無力購買橡皮套或其他藥品，倫理觀念易於更改，貧窮則無辦法。歐美人士曾謀得一辦法，為東方人民節制生育之用，吾人尚不知其結果，希望其能成功，更望政府知其重要，而力予以贊助，或設工廠製造橡皮套，或其他藥品。彼反對者，將謂貧民需要最急，而實行最遲，中級社會家庭宜多兒童，而將首先實行。按之實際，貧民之愚蠢，由於未受教育，其人非不堪造就，特無機會耳。教育遺傳之說，科學家多不之信，彼英美政治家出自貧苦之家者甚多，我國歷史上例不勝舉，吾人苟認節制生育為國內之重大事業，則當宣傳實行，決無自尊自貴，待他人先行之理。對於民眾，唯當曉諭利害，授以方法，進行緩急，將視宣傳力量，彼反對者必須明了吾人之立場。中國一切社會問題，多由於人口之增加，超過於生產事業之發達，民眾日度馬牛生活，窮苦不堪。吾人苟安於今日現象，固可不論；苟欲改革，非知困難之癥結，則一切計劃皆不切於實際。改革之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為最要，倘人口繼續增加，則所有計劃，將歸諸影泡，或功效微末。著者認此關係重要，不惜反覆言之，多占篇幅，尚望讀者諒之。 人口問題，雖國人現即實行節制生育，亦無一旦解決之理，吾人不能坐而待至數十年後；今日生活困難，除人口壓迫而外，其他造成之原因，有無解決之途徑？亦吾人所當討論者也。農民占人口多數，當先論之。其耕地狹小，賦稅奇重，已如上言。其人除宗祠而外，別無類似自治組織或商業團體之結合，出售農產物品，乃處於不利之地位。據湯尼（Tawney）所著之《中國之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r in China）稱安徽茶葉每石一元五角，運到上海價達十四元。米於秋收每石十元，明年春漲，至二十五元。河南貨物運至上海，輾轉經手至三十次之多。書中所舉各例，皆就極端而言，書成於二三年前，所言事實有異於今日者，米價昂貴，則其明例，而商人囤戶剝削生產者之利益，仍為事實。其困難則農民欠債，迫而出此也。據吾人見聞，農家欠債者，十占八九，月利常在四五分，富而不仁者放麥青稻青博取厚利。販運商人資本不多，商人向錢店或銀行借款，利息常為百分之二〇，政府公布法令，最高利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二〇，而民間利息遠過於規定數目。近數年來，商人信用不如先前，其人多不誠實，利用破產法而私藏其一部分財產，人無奈何，向法院控告，則出現告欠，稽延時日，終無若何效果。吾鄉有欠房租三年者，控之法院，亦不過房主出款，津貼房客遷讓。外商言及法院，多稱不能保護其利益，此雖極端之例，而影響則金錢借出者，無法收回，乃再不願出借。商人流轉不靈，農民更無法借貸，田中出產之餘谷又無法出售，鄉村幾無貨幣，說者謂之錢荒，已成中國鄉鎮惡劣現象之一。改善農民生活，政府當設銀行，農民可得利息較低之借款，又當指導其組織合作社，直接出賣余谷，不受商人重利之剝削。更宜改善交通，維持鄉村治安，教育注重傳播農業知識，促進其改良，他如疏浚河溪，興築塘閘，建築埂岸，山植樹木，減收田稅，改善佃戶待遇，亦當盡力為之。 舊時家庭工業摧殘殆盡，外人自馬關條約而後，得設工廠於通商口岸；歐戰期內，國人創設紗廠頗形發達；戰後外人挾其雄厚之資本，優勝之技術，嚴密之管理方法，處於勝利地位。其工廠多在租界，不受華官之干涉與監督，自關稅自主以來，外人以稅率提高，外貨進口，將納重稅，不能與在中國工廠製造之貨物競爭，乃於通商口岸添設工廠，蓋條約允許外廠製造之貨物，所納之稅，同於華商製造之物品也。中國實業發達，遂受嚴重阻礙。近時工廠以日英為多，工人工價之低，工作時間之長，童工之多，生活情狀之惡劣，工業革命時代之慘狀復現於中國；而政府無如之何，實領事裁判權之為祟也。工廠多在上海、漢口、天津等埠，工人約數十萬人。其他困難，則為交通不便，運輸費昂，政治未入常軌，法律不能予以保護，商人納稅甚重，且國內生產事業尚未發達，資本缺少也。於此情狀之下，吾人希望以政府力量經營工業而已，方法或為獎勵救濟，或官商合辦，或收歸國家經營，或另設工廠，當視各地之情狀與需要而定，外商創設之工廠將不能與之競爭。此就積極而言。消極方面，則當努力取消領事裁判權，檢查工廠設備，是否合於工廠法之規定，此固不限於外廠，中國工廠亦當實行也。積極政策，俄國行之已著實效。其在我國之困難，則官氣太重，兼辦營業，將以宮署視之，代價太大，結果仍於希望相反。尤當知者，吾人所言之提倡實業，乃指供給本國需要而言，非欲于海外爭奪市場也。蓋工業發達之因素，首推煤鐵火油水力。我國煤較豐富，而產額與美國相較尚遠不及，其出產區域多距工商發達之大城遼遠，近于海者多在外人之手。據湯尼報告，外人經營煤礦之產量，占百分之五六。據可信之估計，鐵產額甚少，照美國人民用鐵之量數計算，只能供給數年。現時國人所用鋼鐵，據湯尼計算，每人平均則占英國百分之一，美國一百八十分之一；將來用鐵雖將增加，然可節省。其將感受困難者，現時鐵礦百分之九十，落於日人之手也。石油據可信報告，產額不甚豐富，採取無利可得，日人於東北試驗，或有相當成績，而國內企業尚無可言。水力視美國、印度為低，迄今尚未利用。方今列強競爭市場，中國實業果能發達，決無重要之市場，蓋今形勢迥異於數十年前，各國工業多有進步，往往足以自給，列強之殖民地，決不願外貨入內競爭，充類至盡而言，中國躍為世界工業國，殆不可能，以之解決過剩人口問題，亦無若何之希望。吾人目標，唯在減殺外人利用我國弱點投資之經濟勢力，保護國人之生計，發展本國之實業；進行若何，將視政府之努力，及人民之合作。 商業則出入口貿易，多操於外人之手，世界各國殆少若此之例，即或有之，比例決無中國之多。中國不能向外國直接訂貨，或直接運出土貨，一則初不明了外國商業情狀，市場需要，商人缺乏組織，資本太少。一則外人挾其條約上之權利，來至中國，處於有利之地位也，商店轉販於外商設立之洋行，物價因之提高，外人初不明了中國商情，雇用買辦，由其出面與商店接洽，近者外商漸多，直接營業，買辦之權力減削，而國際貿易情狀，一如往日，入超視前更形激增。就人口而言，中國約占世界總數四分之一，而國際貿易僅占百分之二，吾人所處之地位，深願生產事業發達，民間購買力大有增加，畸形貿易之發展並能矯正也。統制入口貿易，或禁貨幣流出，當能補救，蘇俄經營國際貿易，德禁匯款出國，均有相當成效。中國國際情形及內政狀況，雖與之不同，然可以供吾人參考，決不能聽其消長，而益增加民間之不便。國內商業，近受內患災荒，及農村破產之影響，頗為不振。厘金雖已裁撤，而類似厘卡之常關，尚有存在者，內地之苛捐雜稅，更無論矣。商人資本短少，視利太厚，而又不顧信用，借款乃極困難。金融滯呆，益無發展之機會。將來消費合作社次第成立，則類近小販之商店，將益難於維持，一般小商之生計，若何解決？實一嚴重問題。 國內經濟情狀之惡劣及其造成之原因，上已論及；交通不便，亦深與之有關。鐵路為交通重要事業，大部分築於清季，近時鐵路長凡一萬英里，其中四千七百餘英里為政府經營，三千七百餘英里為外國所築，日人現築者除外，余歸商人營業。就分配而言，東三省鐵路逾全國總數三分之一。其他邊省，政府未築一路，今往新疆或雲南者，反繞道外國。鐵路票價昂貴，三等乘客，購票常無座位，擁擠站立，路局未曾臨時設法。售票者於四等旅客利用兌換大洋銅子，多所取利，猶憶數年前，非車將至，不肯售票；因而擁擠不堪，旅客迫而多出代價，由搬夫買票，火車遲到猶其餘事。此吾人於京滬路上親身經歷之事，近則已有改革，如提早賣票，則其明例，其待改革者尚多。公路建築近頗努力，十八年長共三萬四千八百餘英里，而泥路占百分之九十。湯尼曾稱中國每年築路一萬英里，一百八十年後，始與英國三島現時里數相等，其人口則占中國十分之一，面積則四十分之一。省政府之積極進行者，首推浙江、湖南、江西，顧人民貧窮，汽車運輸貨物，價格太高，而路不經常修理，即不便於行車，征工或收附加稅築路，非善經營則往往病擾人民，不如多築鐵路也。輪船則外船之勢力強盛，國家經營之招商局遠非其敵；而又污穢喧譁，茶房毫無禮貌，常見旅客向人發誓再不乘坐招商船；非亟整頓，殆難與外船競爭；雖富於愛國心者，亦不願乘坐也。各船茶房均無工價，強索酒資，亦當改良。郵電種類近有增加，無線電報、飛機遞信，皆其明例。電報向來取費昂貴，近以競爭，營業不振，始行減低報費。郵政信資，就人民生活程度而言，可稱昂極，而遺失信件習為常事。金大農場曾列舉未收到之信件數十報告，本年著者函致北平、天津之信，竟未收到，報告湖北管理局，則稱無從查辦。無從查辦，盡人所知，其責任則當設法整頓，免再發生同樣之事。至於職員之傲慢無禮，尤當嚴格懲戒，決不能稍存袒護，諉稱查無實據，置而不問也。 上言之事實，傾向於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教育為改善生活有效方法之一，其現狀及當改革者，亦吾人所當知也。國人未受教育者，現無可信之調查與統計，一般人之估計，認為約占百分之八十；據吾人平日之觀察，學校外尚有私塾，吾鄉二三十家之鄉村，多有私塾一所；鎮中三四百家有一小學，七八私塾，兒童受教育者十之八九。專家估計往往忽視私塾。入學兒童視十數年前大有增加。據教育部供給國聯教育調查團之小學報告，列表於下。 關於中學，據調查團之記載，民國十八年，中學一千五十六所，學生十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四人；二十年，中學二千六十六所，學生三十萬七千九百零六人；及將離中國，又得教育部送來之報告，改稱中學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六所，學生七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人。前後數目相去甚遠，豈未立案之私立中學一併計算，抑各省報告方始收齊耶？大學據二十三年教育部統計，全國四十一校，獨立學院三十八校，專科學校三十一校，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一百一十校，未立案之三十五校，尚未計入。合國立省立私立（已立案者）大學經費，共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元有奇，大學生共二萬九千零九十六人。就上數目而言，小學中學之數太少，大學經費二千餘萬，而學生不足三萬人，固畸形之發展也。據調查團之計算，初級小學經費，平均每生自三元五角至四元，高等小學十七元，中學六十元，師範及職業學校一百二十元，大學自六百元至八百元。據此小學生與大學生經費之比例，為一與二百之比，宜調查團於報告書稱為驚駭也！其在歐洲，則一與八或一與十之比耳，其相去懸遠之主因，則待遇不同也。小學教員月薪多為三四十元，鄉村則二三十元；初級中學自八十元至一百二十元，高級中學自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教授自三百元至四百元。此據調查團之報告，蓋就大體而言者也。省立中學教員薪給多按教授時間計算，至二百元者數實無幾，多數則在百數十元之間，內省如山西尚不易得。私立中學超出百元者，更不易得。教授待遇，私立大學至三百元者，數實不多，就國立省立而言，則為事實。調查團之根據，多為教育部供給之材料，據上所列之數目計算，鄉村小學教員待遇與國立大學教習相較，為一與二十之比，其在歐洲，則一與三或一與四之比。 據上報告，小學教員待遇最苦，同有父母妻子及生活費用，何相去若是之懸殊？有名無實，或無需要之大學與專科，不如停辦，而以其經費移作小學之用，改良教師待遇，充實設備。所不可解者，各省教育經費困難萬分，而仍有辦理教育學院或招考留學生者。教育學院之畢業生，不必優於出自大學教育系者，見聞且較狹隘。凡任中學教員，於其擔任之學程，當有充分之預備與認識，決非僅知所謂教授法者，所能勝任；此乃受美不良之影響，而徒造成學閥，出路困難，固不之間，豈果如時人所言「有飯大家吃」，藉以安插當局者之親友耶？留學生在外，年需三四千元，回國後幸而謀得一職，不過提高個人之地位耳。今之出國留學者，多為學生，其人於大學畢業，對於任何學科均無深切之研究，在外數年，所得要亦有限，遠不如日本資送服務年久及有成績之教員出國，於外國學者指導之下，較有所得，且易提高本國之學術也。據湯尼記載，十九年留學生共五千三十二人，得教育部准可者凡一千四百八十四人，一年所費二千萬元，幾當全國大學經費，非浪費耶？政府當立大計，有所改革，決不宜好高騖遠，以為多派留學生，國內即有人才也。實際上殊不盡然。就教育人才之學校而言，大學教授之專心研究，於學術上之有貢獻者，殊不多見。次者對於研究學術，尚有興趣，多讀書籍，明悉所習範圍內之新發展與進步者，亦不甚多。下者則據昔日聽講時之筆記，作為講演底稿，或用簡單教本，或印百數十張之講義，上課誦讀，或略說明，敷衍一二小時，即為了事；對於學生成績，自不敢認真稽核；學生考入學校之後，居住數年，無患不及格者。吾人於南京常聞語曰：「教員教員，只要洋錢；學生學生，只要學分。」學校成此現狀，抑何可哀！中學小學教員亦多不能盡職，俗所謂敷衍鬼混也，尤以中學為甚。其人對於教讀，原無多大興趣，所習範圍內之新書，多不曾讀，俗謂擔任教職數年變為古董，殆非虛語；乃植黨把持，自成統系，凡於其地位或利益衝突有害者，將不擇手段，起而反抗；改良計劃往往阻撓，學生之參加者，供其利用而已。 於今現狀之下，改善中國教育須從根本著手，凡欲為中學小學教員或現擔任教職者，須一律經過公開考試，凡成績優良者始得充任；薪俸既當提高，又不得輕易免職，庶可安心教讀，努力向上，惡劣分子無所施其伎倆；學生不堪造就者，立即開除，恃眾滋事，寧學校解散，亦不可屈服，則將入於常軌。今日吾人認為痛心之事，無過為校中之優秀分子，一無黨援，卒業之後，常無職業。彼奔走不讀書之學生，反居高位，人存幸心，視讀書與否無關得失，青年有志之士往往灰心頹唐也。此足以矯正痼病；倘或不求其本，而日言整頓學風，吾人實不知其途徑，充類至盡而言，學生不過於桎梏之下毫無生氣耳。會考更不足以判斷學校之優劣，據吾人所知，出題者多為專家或所謂知名之士，不知中學生之程度及所用之課本，所問非所學，決不能據以評論學生之優劣。曾聞秉志不受聘任，拒絕出題，實有所見；各地情形不同，更無所謂標準矣。此就改善中學而論，大學教授則難一時求得適當人選，唯望重視研究學術之人才，而予以發展之機會。平心而言，今日大學視二十年前，固有進步。其他當亟改革者，首為多收學生。據國聯教育調查團報告，小學教員教授之學生，每人平均二十點三人，其在歐洲，人數多至兩三倍，中國當即仿行，所可異者，入學兒童多交學費，並須經過考試，貧家子弟入學之機會遂少。著者常在南京見聞父母為其子女入學出而奔走請託者，不知凡幾。論者謂政府以教育普及為號召，而事實上則不令兒童入學，誠奇異矛盾之現象也。中學大學亦可多收學生，中學無待贅論，大學入學試驗尤嚴，人數平均每班不出一二十人，其在先進國往往至數百人之多，就質而言，程度亦遠不及外國，適當之辦法莫過於考試較寬，入學後功課較嚴，凡至二門以上不及格者，均在淘汰之列。關於課程可議者多，中等學校太重外國語言，則其明證。余無於此討論之必要。 其與教育處於同等地位者，當為衛生知識。現代醫學進步，功用可別為二，一則醫治疾病，一則預防疾病。治疾為專門職業，非吾人所能討論，預防知識則當普遍，其重要或過於治病。蓋人生幸福無過於健康，醫治於痛苦之時，遠不如維持其健康，仍得服務社會，免去個人經濟損失，猶其餘事。近世疾病雖曰未必一一可以預防；凡可預防者，則當全力為之。成功將視地方政府之努力，及民眾之知識。牛痘、白喉、霍亂等可用醫藥預防，政府宜多設醫院診所，免費或取低廉藥費，獎民種痘注射。民眾苟有衛生知識，可預防瘧疾、花柳病等。瘧疾由蚊傳染，吾人所知，鄉村尚不明了，倘能普遍，除去污穢積水，並用蚊帳，則病將減少，得者即行醫治，亦易痊癒；花柳病現為都市中嚴重問題之一，漸已傳至鄉間，苟不設法，影響有不堪言者。娼妓為傳染之媒介，而產生存在則由於環境與需要，空言禁止，為害反烈，遠不如視為社會問題，而嚴加管理，並授以洗滌及預防知識也。此非男女地位或道德問題，論者必須平心考察人性與事實，聽其傳染，無罪者亦將染得，社會上之損失何如耶。著者曾於《中國評論周報》讀伍連德論防花柳病傳染方法，惜其未用中文寫成；若讀者較多，漸而便成為普通知識也。上論之事實，不過偶爾之例，其在先進國多已解決，此其死亡率降低之一原因。論者常謂一國之發達與文化，將於死亡率見之。其言雖偏重物質生活，固一良好之標準，深願政府人民之努力，而死亡率降低也。 上論國內之問題，偏重於指示建設之途徑，要為一種意見，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之待改革者至為繁雜，此非討論計劃之書。著者之目的，則在根據可信之材料，略敘國內之情狀，嚴重之問題，一般人士所當深切認識者也。中國現狀之惡劣，吾人雖不能武斷其為從古所未有，要亦為歷史上黑暗時代之一。解決方法，舊為屠殺流離死亡，吾人今日決不願其復演於國內，所當明言者，苟無新式軍火，屠殺之區域規模，將必視今為廣大，徒賴軍隊維持不安之情狀，終非持久之辦法。建設之途徑，唯有發展生產事業，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政府固當於此努力，吾人亦當各盡責任，如節制生育之宣傳與實行，則其明例。綜之，中國不安之情狀，非一人一事所造成，由來已久。政治家之責任，則於惡劣情狀之下有所建設，不必以惡劣情狀為諱，環境困難，愈見英傑之事業，願國人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