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七篇 民國以來之內政外交（續前）
南北戰爭〇北方情形〇南方黨爭〇和議之失敗〇國內之擾亂〇省憲運動〇直奉戰爭〇廣東政變〇法統下之紛擾〇國會之劣跡〇反直戰爭〇歐戰之影響〇中俄問題〇中俄條約成立之經過〇華盛頓會議〇北方之混戰〇中國之新覺悟〇國民黨之改組〇廣東之統一〇北伐軍之勝利〇寧漢分裂〇北方情狀〇北伐完成〇統一代價之一斑〇五院之創設〇戰爭之迭起〇最近政治狀況〇外交之新趨勢〇最近外交問題
復辟之役，副總統馮國璋於南京代行大總統職權；亂定，黎元洪知其無權無兵，不為段祺瑞所容，不肯再出。段氏入京復任國務總理，閣員有梁啓超、曹汝霖等。梁為研究系首領，贊助段氏；復辟之役，為之活動，草文聲討張勳；出任財政總長，顧其為人偏於理論，未有建設；曾在日本，頗與日人相親。曹曾東渡留學，為新交通系要人，喜與日人往來。妻為日婦。據美使芮恩思言，曹氏精明練達，譏嘲本國制度，北京政府傾向親日。馮國璋應段氏之請，於八月一日進京，先遣親兵一師北上，湖北、江西、江蘇督軍仍為其親信，蓋患段氏之逼，懼為黎氏之續，樹立外援也。政府不肯召集國會，謂照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南方通電反對，上海海軍獨立，孫文及一部分議員至粵組織軍政府。段氏主張用兵；對外則對德奧宣戰，顧未遣兵參戰，練兵仍為內爭。初，五年（一九一六），北方災荒，無以為生之貧民應募赴法；至是，需用之華工增加，實際上廢去年齡限制，中國有助於協約國者，僅此而已。美使往見段祺瑞，述其扼要之語，略曰：「吾人必先鞏固中央權力，其方法則用兵平亂，余之目的在使軍隊統一，直隸中央，地方軍官不得起而為亂，夫然，軍隊脫離黨爭，專為國防等用，而今徒供黨派之爭，將來達到改革，政治人員可以自由決定憲法，及政治諸問題矣。」其決定參戰者，一謀增加中央權力，政府假參戰之名，希冀統一軍隊財政。一則將得外國之經濟援助，協約國有以之為言者，中國取消德奧庚款，協約國除俄而外，允許停付庚款五年，修正海關稅則，切實值百抽五。政府迭向美使商請借款，不得，轉借日款，以供政費餉糈。一則參戰將來可於和會得有相當權利，並提高中國國際上之地位也。其他動機，殆不可知。
八月十四日，中國對德奧宣戰；九月南北戰起，南方倡言護法，組織軍政府，其區域限於兩廣、雲貴。四川、湖南則態度不甚明顯，獨立諸省不相統一；唐繼堯、陸榮廷各霸一方，孫文徒擁大元帥之名，不能行使職權。就南北軍隊而言，北方兵數較多，設備較優，其區域之廣大，列強之承認，均處於優越地位。顧元首、總理暗鬥甚烈，督軍自主省內之軍政，干涉民政，不聽調遣指揮，所謂土皇帝也，乃相牽制，造成南北相峙之局勢。軍人各謀擴張實力，榨取於民，全國收入盡耗於軍費政費；不足，舉借外債；雲南等地且種鴉片，轉運他省，以供軍費，並扣中央稅收；巧立名目，增加厘金、雜稅、田畝附稅。納稅之貧民一無權利可得。當其出兵之際，抓拿夫役，扣留車馬，阻礙交通，妨害人民正當職業，戰事區域騷擾尤甚，人民逃亡，田地荒蕪，敗兵潰卒，掠劫淫殺，狀尤悲慘。就兵士而言，入伍之先，多為苦力，感受生計逼迫，乃以一月數元之餉，易其生命，固無目的之犧牲也。南北紛爭，政府用兵，然非總統馮國璋之意，調北軍兩師入湘，命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派吳光新統兵入川，調馮玉祥入閩。湘將不服，宣告獨立，北軍進攻敗之，會桂兵來援，北軍主將不睦，通電停戰，退至岳州。四川則滇、黔、川兵混戰不已，吳光新逗留鄂西，久始入川，熊克武詐為恭順，出其不意，將駐重慶北軍繳械，吳氏東逃。福建粵兵侵入，馮玉祥所部止於浦口，奉命移駐武穴，長江三督請作調入。十一月，段氏憤而辭職，梁啓超亦去，皖系督軍尚持戰議。馮國璋特任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作為調停，仍主和議，命譚延闓為湘督，下令弭戰。南方則謀利用事機，攻據湖北，值黎天才等於荊襄一帶，宣布獨立，明年（一九一八）一月，桂湘軍攻據岳州。皖系再倡戰議，總統進退失據，擬至南京，中途折回，命曹錕、張懷芝督兵分路南下，逼而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入鄂之北軍，次第攻取岳州、長沙、衡州，以師長吳佩孚之力為最。政府任命張敬堯為湘督，直系不平，曹錕回直，北軍止於衡州，張懷芝未有功績。
國會第二次解散之後，馮總統下令各省依據約法，選派參議員，組織參議院；護法諸省固無代表，其職務限於改議國會組織法、議員選舉法，七年二月完成；國會仍用兩院制，減少議員額數，眾議員各由各地人民選舉，參議員由各地方選舉會選舉，投票人之資格頗高。顧其困難，先無精確之戶口調查，倉猝選舉，多由紳士把持，凡前所有之弊端，無不存在，段氏黨羽組織安福俱樂部，活動尤力。八月，新國會開會，安福系議員占絕對多數，西南亦無代表；國會召集之日，總統馮國璋通電聲明任期將屆，冀望議員公舉德望兼備之總統。其時馮段不協，暗鬥日甚，軍事計劃無法進行；北方督軍多為皖系，馮氏感受壓迫，深為不安，不願再任總統，事實上安福系亦不願選之也。九月，國會組織選舉會，徐世昌當選為總統，徐氏久為清臣，與袁世凱相善，亦為段氏之友，聲望較高故也。皖系一方操縱國會，把持政權，一面利用參戰名義，向日借款，擴充軍隊。初財政困難，政府迭向美使商請借款，不得；轉向日本借款，美使往見總理，段氏態度迥異於前，業已變而親日矣。其時歐戰正亟，英法諸國竭其全力從事戰爭，日貨因而銷暢，工商業發達迅速，國內資本過剩，乃謀投資於外，自四年（一九一五）起，迄八年（一九一九）止，中國共借日款三萬八千四百餘萬元，中央借得一萬七千四百萬元，省政府六千萬元，私人營業一萬五千萬元，借款多在寺內、正毅任內。寺內久為陸軍大臣，朝鮮總督，負有能名，時任總理大臣，所借之款，多無擔保品，徒供中國內亂，所謂西原借款也。段氏向日購買軍械，組織參戰軍。會俄國革命爆發，蘇維埃奪取政權，協約國惡之；七年（一九一八），出兵西伯利亞。日本力說中國締結共同防俄協約，中國初多顧慮，後應日請；五月，先後議訂陸軍海軍共同防敵協約，予日方軍事便利，顧後西伯利亞未有戰事，協約亦無重要影響，政府將其取消。皖系則賴日本財力，維持現狀，擴充軍力，剪除異己，故應日方請求也。十月，馮國璋任滿，徐世昌就職，段祺瑞亦辭職去，而政府政策迄未改變，乃以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為邊防軍。
北方情狀惡劣，西南黨爭亦烈，初段祺瑞不肯召集國會，孫文於上海通電斥之；七月，南至廣州，第一艦隊獨立南下，宣言護法。國會議員來粵者一百五十餘人，不足法定人數；八月，開非常會議，討論組織政府，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分設六部；舉孫文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九月十日，孫文就職，任命六部長官，而元帥則未就職，反欲承認馮國璋為繼任總統，轉圜解決。議員亦分派別，政學系人數雖少，其領袖李根源活動甚力，與陸榮廷相親。大元帥則無實權，桂系遣陳炯明率粵軍援閩，槍斃大元帥衛兵，聽其指揮者只有海軍，部長且為人暗殺，地位益孤。議員遂與政學系聯合，有改組軍政府之意，其計劃則取消大元帥，改為總裁合議制。七年（一九一八）五月，孫文辭職，並發通電，中稱護法諸省曰：「其時滇桂之師皆由地方問題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態度猶屬暗昧，似尚置根本大法於不問……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即對於非常會議，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武人爭權自私自利心強，南北如一丘之貉！非常會議選舉孫文等七人為總裁，陸榮廷、唐繼堯通告軍政府成立，推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孫文赴滬，南北傾向和議。徐世昌就職之後，促進和平，美使見之，自稱謀與南方磋商和議，但無一人足以代表南方政府：擬裁冗兵，但以籌款為苦。總統以為南方軍隊欠餉，金錢當能移動其心。國人久惡戰禍，名流通電請和，報章誇張美英勸告之說：總統府顧問莫禮遜（Morrison）新自南方回京，上書陳說，中國宜和平統一，恢復民治，西南領袖均願美國調停，協約國進而提出勸告。十一月，北南政府下令停戰，事實上雙方已無大規模之戰事，各遣代表於上海會議，徐世昌仍謂和平成立，無款解散軍隊，商請美國借款，或與列強共同借款，美使則稱中國統一之後，始可借款。停戰令下，南北內部意見紛歧，遲至八年（一九一九）二月開會，北方以朱啟鈐為總代表，南方則為唐紹儀。唐氏為軍政府總裁之一，但以意見不合留於上海，所謂代表者，不過代表一部分人士，或個人之意見耳。會議中之爭執，初以陝西尚未停戰，停止和議，江蘇督軍李純等調停，始乃停戰。四月，會議續開，南方提出取消軍事協定，裁撤國防軍隊，國會行使職權，分用善後借款等提案。北方提出裁減軍隊，軍民分治等議案。雙方提案或偏於理論，或削減對方實力，籠統不切於實際，多未顧及人民利益，蓋無和議之誠意。會巴黎和會不利於中國，學生起而攻擊政府，唐紹儀乃於和議席上，提出北方絕難接受之條件八款，先未商於南方各代表，於是和會決裂。徐世昌迫而對於皖系讓步，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改前參戰軍為邊防軍，任命段祺瑞為邊防督辦，改派眾議院議長王揖唐為和議總代表，和議遂無所成。
和議決裂之主因，一為南北之意見相去太遠，一則南方各黨不和，北方亦有黨爭也。唐繼堯、陸榮廷各據一方，軍政府總裁或在上海，或在雲南，至是，孫文、唐紹儀辭職，岑春煊等較與北方接近，議定提撥廣東海關盈餘百分之十三歸於軍政府，總裁伍延芳後攜款南下，章行嚴謂款為西南大學經費，控之於上海法院，可見其意見之深。北方直皖兩系爭權已久，段以部下不聽指揮，自練新兵，購置日械，一部分為張作霖所奪，又為直系所惡，武人合縱連橫，唯利是視而已。九年（一九二〇），直系鑒於徐樹錚之專橫與活動，聯合奉張，冀謀鞏固其地位，五月，吳佩孚自衡州撤防，湘軍戰敗張敬堯所部，收復湖南，直皖之嫌疑益深，奉張助直，徐樹錚奉命免職，邊防軍改歸陸軍部直轄，段祺瑞怒而入京，改邊防軍為定國軍，自為總司令；脅迫總統處分曹錕、吳佩孚，總統許而從之。七月，兩軍作戰，一為西路，一為東路，西路激戰於涿州、高碑店一帶，定國軍完全敗潰，東路亦不能勝。段氏呈請奪職，總統許之，撤銷曹吳處分，通緝徐樹錚等，解散安福俱樂部，吳光新在鄂被捕，北京政府遂處於直奉勢力之下。直系免去皖系之逼，尚未得有地盤，浙閩督軍原與皖系接近，段密遣人與孫文釋隙相結，直奉相處各謀擴張勢力，北方問題尚多。西南情狀亦極惡劣，軍政府總裁不滿於桂系之橫暴，有辭職去者，在粵滇軍以統率問題，發生內戰，總裁伍廷芳亦同議員去粵。孫文等宣言在粵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軍政府之政令行動無效。在閩粵軍，新得閩督接濟，陳炯明率之回粵，戰敗桂兵，占領要城，桂將退出廣州通電取消自立，時已遲矣。川、滇、黔方面，唐繼堯之兵力較強，川黔為其外府，至是，川軍、滇軍衝突，滇軍由顧品珍統率回滇，唐繼堯為其所逐，貴州亦有叛亂，長官出逃。國內之紛擾益多，始則起於所謂護法也，實則議員並非民眾代表，從未顧及人民利益；奔走活動，各謀利益；自第二次解散以來，開非常會議於廣東，一無所成，其後不為桂系所容；入滇、入川仰武人之鼻息以生存，亦不可得；自時效而言，久當改選，其存在與否，固非民眾所願過問，護法諸省亦無重視之意，不過利用其名，以供黨爭，擴張勢力而已。其人言行不一，反覆無常，政治道德之低，行為之劣，無以復加，人而無信，其何能有建設，紛擾三年，人民痛苦不堪言狀，國內蓋少明了實狀之政治家也。
軍閥割據，統一不可驟期，論者指謂中國土地廣大，交通不便，並由於歷史上之遺傳，倡言聯省自治。其說始於民國初年，士大夫多謂中國向為統一國家，視為不祥之言，實則中央威權，嘗難直達邊省，地方長官操有大權。顧此主張發於政治論者，其人外受美國制度影響，內防袁世凱專橫，欲以矯正時弊；至是，國內紛擾益甚，言者日多。湖南首先制定省憲，浙江諸省從而效之，制憲各省均由武人主持，含有政治作用，不過利用民意自治之名，避免中央干涉，鞏固其地位而已。湖南地當南北之沖，迭受兵禍，及北軍敗退，湘人主張超出南北政爭之外，總司令譚延闓宣布自治宗旨，旅外湘人應之，譚因部將不附而去，趙恆惕繼之制憲，聘請具有專門學識及經驗者十三人起草省憲，交審查委員會審查修正，委員為各縣人民所選之代表，凡一百五十餘人，草案修正後由公民投票複決。然後公布施行。十年（一九二一）三月，起草委員於嶽麓書院開會，四月草案完成，而審查委員多為政客，意見分歧，久始修正通過，再經公民表決，明年一月公布施行。省憲凡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省議會採用一院制，省長由公民投票選任，並可將其罷免，省務院分設七司，司長對省議會負責，採用強迫教育義務兵制。省憲注重全民政治，凡選舉創製複決罷免諸權，仿自外國者，莫不應有盡有。顧其限於地小人稀人民知識較高及有組織之社會，湖南民眾未受教育，從未參政，不知政治問題，將何以表示意見？徒供貪官劣紳舞弊而已。制憲者不知中國情狀，不切實際，所貴乎政治學者，非抄襲之謂，乃視國內之實況，酌量制度之利弊，權其輕重緩急之程序，然後始能採行，切實運用，非公布之後，束之高閣，以待子孫施行者也。省憲不合於用，迄未實行，後曾修正，省長之權，視前擴大，所謂全民政治一仍舊觀，實際上則以武力維持政權。浙江繼起制憲，其督軍盧永祥原為皖系，借之自保者也，十年（一九二一）六月，通電各省制憲，召集會議，起草省憲，通過後公布，內容多同於湘憲，組織近於五權，省政府於國憲未成立以前，不受中央命令，無異於獨立國矣，顧未實行。明年，省議會議決將其交省民複決，兼及省政府組織法，俄改省憲為自治法，均未施行。他省受其影響者，江蘇省議會提出省憲規程，陝西、江西、四川、廣東、福建先後倡言制憲，皆無所成。綜之，聯省自治，乃省依據省憲，組織政府，統治本省地方政務，然後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憲法，完成統一，中央不得干涉憲法所予地方政權。其在外國多有歷史上之背景，固非武人割據之謂，而在我國原無所謂民意，立基礎於沙土之上，為人利用，宜其失敗也。
武人專橫，國內紛擾，北方於直皖戰後，直奉分贓，靳雲鵬組織內閣維持其間。其困難一為籌款，外國銀行團非南北統一，不肯借款，乃向國內銀行出重利息，借小借款。一則閣員不和，奉直各欲擴張權力。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北洋軍閥領袖於天津會議，結果反對廣州另設政府。靳雲鵬改組內閣，直系統治陝西，張作霖授蒙疆經略使，節制熱、察、綏特區都統，其分配仍為維持雙方利益之平衡。湖北督軍王占元參加會議，自津歸鄂，宜昌、沙市等地先後兵變，大肆劫掠，鄂人恨之，乞援於湘。湖南多兵，收入不足供給，將士原欲向外發展，皖系予以經濟援助；七月，出兵進攻，鄂兵拒戰不勝，武昌危急，王占元辭職而逃。吳佩孚奉命代為兩湖巡閱使，部將蕭耀南為湖北督軍，調軍入鄂，軍艦助戰，湘軍拒戰不勝，北軍攻占岳州；九月，和議成立，乘機入鄂之川兵俄亦敗退。戰事結果，直系之勢力大張，張作霖益忌吳佩孚，政客乘機挑撥，乃欲梁士詒組閣，梁氏久官於京，精明強悍，有財神之名；十二月，新閣成立，時傳與安福系連結，謀於軍餉上抑制吳氏；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下令特赦皖系禍首，不肯交足吳氏兵餉。會華盛頓會議召集，梁閣傾向直接交涉山東。吳氏利用賣國之名，迭次通電詆之，直系督軍發電響應，張作霖為之辯護，吳氏一併斥之，含有挑戰之意，進而限期梁氏去職，並電總統將其罷免，所謂外交聯合會等宣布其罪狀。梁氏託病請假，奉張態度強硬，仍力擁護梁氏，其應付之策略，則遣代表赴粵與孫文合作，隱結豫督趙倜及張勳舊部，遣兵入關共制直系。吳佩孚調遣所部預備戰爭，曹錕先與張作霖結為親家，初守中立，遣弟出關商洽和平，盡許奉張之請，直系軍官不服，主張拒抗，曹錕電召吳佩孚北上，指揮軍隊，馮玉祥奉命統兵自陝入豫，戰機日迫，徐世昌遣人調停，不得。四月末，戰起，東路直軍敗退，西路戰尤激烈，奉軍大敗，撤退出關，梁士詒奉命查辦，張作霖免職。張氏出關，自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言自治。方兩軍之激戰於京畿也，趙倜部將進攻馮玉祥兵，會援軍至，敗之，馮氏遂為豫督，戰爭結果，直系之勢大張，支配政府，其將領多不相能，各自為派，北京政府統治區域有三特區，黃河流域，長江一部分土地，實際上山西、山東諸省不過貌合神離，長江則蘇督齊燮元頗有勢力，浙江則屬皖系，後命孫傳芳援閩，兵力方始達於福建，乃謀恢復法統，完成統一，亦無所成。
南方亦有戰事，初九年（一九二〇）年秋，陳炯明所部占領廣州，孫文南下，重行組織軍政府，前七總裁實際任職者只有兩人，非常國會議員一部分散去，留者以新補議員為多，其統治區域限於廣東。其時劉湘主持四川宣布自治，滇貴長官先後為部將所逐，均與軍政府無關，廣西業已取消自主。孫文則欲另行組織政府，陳炯明傾向聯省自治，雙方意見不協，明年四月，非常國會通過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文為大總統，五月就職，任命部長。六月，粵桂戰起，桂將有通款者，粵軍乘勝直達南寧，陸榮廷出逃。孫文謀欲北伐，乃於桂林組織大本營，任命司令，將取道入湘，湘人拒之，陳炯明不肯予以接濟，籌餉委員遇刺而死；明年，潛師回粵，陳炯明奉命免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兼職。陳以所部分散，退至惠州。北方直奉將戰，孫文原許助奉，以為陳炯明不致異舉，改道江西北伐，設大本營於韶州；及北伐軍深入江西，駐桂粵軍乘機回粵，要求陳炯明復職，孫文命其辦理兩廣軍務，節制軍隊；而粵軍留駐不去，孫文回歸廣州。六月十六日，粵將葉舉圍攻總統府，通電請其實踐與徐世昌同退之宣言，初孫文就職，曾有徐世昌放棄非法總統，亦願同時下野，及徐為直系逼而辭職，北方在野名流多人請孫去位，至是，粵軍視為口實。總統蒙難避居軍艦，欲待北伐軍回援，而北伐軍戰不能勝，始於八月北至上海。陳炯明出任粵軍總司令，諉稱事為部將所為，孫文深為失望，自謂奮鬥三十年失敗之慘，未有甚於此役。其斥陳炯明曰：「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以下犯上，原為不忠不信，國中禍亂之多，常由於此，豈為陳氏一人而發？政治道德卑劣，實無法進行改革與建設也。
內亂迭起，人民之擔負有增無已，政府收入全耗於政費兵餉；不足，則高出代價，百方募債，其惡劣之影響，則政府收入愈少，財政更為困難；而當事者存有五日京兆之心，從不於根本著想，只為目前一時之計；人民愈苦，國事益亂。督軍出身行伍，或愚陋無識，或營私殖黨，或擁兵自雄，合縱連橫，唯利是視，翻雲覆雨，不可究詰；假託民意愛國之名，無往而不病民害國；政治之基礎薄弱至此，其維持地位權力之方法，則恃兵力。其兵多為生計困難之苦力，無法謀生，迫而當兵者也，戰爭禦侮則力不足，為害於民則力有餘，一戰敗潰，流而為匪，槍械遺留民間，大為良民之害，國人厭惡軍閥，亟望統一。十一年（一九二二）直系戰敗奉兵，謀欲利用法統，統一中國，其理由如孫傳芳之通電曰：「……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元洪）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法，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銷。」其說自理論而言，原不可非，自複雜之事實而論，則不切於實際，直系軍閥通電應之，議員於天津開會，宣稱另組合法政府；六月，徐世昌去職。黎元洪受武人名流之敦請，以廢督裁軍為條件，入京就職，凡惡直系者反對復職，浙江宣布獨立，孫文亦不放棄非常總統，宣言兵工計劃，主張直系應將軍隊半數改為工兵，作為停戰條件，會為陳炯明所逼去粵。國會籌備開會，其先議員在粵開會，不足法定人數。乃於八年（一九一九），採用非常方法，補足一部分議員，至是，民六、民八議員，爭先出席，鬧至不能開會，政府設法安插民八議員，始已。綜之，總統任期五年，袁世凱未完之任期，黎元洪、馮國璋次第接任；業已滿期，國會於二年（一九一三）開會，參議院議員，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院三年一選，豈有歷時十年，尚未改選，仍為國民代表之理？法統之說，徒供內爭，自私自利之心理，擁兵割據之觀念，不稍改變，統一殆不可能；識者故勸黎氏自認為事實上之總統，國會努力制憲，不幸非其所願，無濟於事。
南方則孫文於十一年（一九二二）八月去粵，北伐軍回粵被阻，許崇智所部粵軍退至閩邊，閩督李厚基忽而附於直系，部將不服，與許部聯合，進攻福州，徐樹錚出而活動，李厚基出逃。孫文命編入閩各軍為東路討賊軍，預備回粵，陳炯明遣兵防之。廣西則情狀複雜，滇軍有自江西敗歸者，有新入桂境者，桂軍有前降服者，有轉徙湘贛再入本省者，尚有粵軍駐防，收入不足，乃謀向外發展。國民黨乃遣人商於岑春煊，與桂將合作，於是各軍聯合，十二月出發，進據梧州，沿江而下。粵軍不勝，退往惠州，陳炯明通電下野，滇桂軍人據廣州，許部亦自閩歸。斯役也，以滇桂軍之力為最，其將領楊希閔、劉震寰、沈鴻英各欲分據防地，多得款項。沈鴻英初為岑春煊部將，隱受北京政府命令，別有懷抱，諸將互相監視，不敢先發。明年，許部粵兵抵粵，二月，孫文再入廣州，發表裁兵宣言，諸將固未裁兵，組織大本營，自任大元帥，指定各軍防區，不得擅自移動。直系謀用力兵削平西南，孫傳芳奉命督閩，沈鴻英督粵，孫氏逐漸統一福建，沈氏舉兵失敗。其時廣東東江一帶為陳炯明舊部所據，滇桂各軍爭奪利益，獨許部粵軍忠於大元帥耳。政權亦不統一，孫文曾發宣言，中云：「軍事既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制，物價日騰，生事日艱……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為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為利，馴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為之斷絕，塵市為之凋敗，此尤足令人民嘆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彷徨夙夜莫知所措者。」粵人身受痛苦，對於革命政府，漸形失望，尤以商民為甚。宣言發於反直戰爭之際，沉痛剴切之至，其解決方法，則遣軍北伐也，無如滇桂雜軍不受調遣，北伐未能進行，而廣東事變迭起（其詳見後）。
直系擁護黎元洪復職，召集國會，統一希望仍歸泡影。曹錕於戰勝後，地位益高，政客奔走其門，直系分為天津、保定、洛陽三派。津保政客眼光短小，洛派以吳佩孚為首，擁護總統，暗鬥甚烈。王寵惠時為國務總理，閣員多知名之士，國會議長初以疏通組閣，為吳佩孚所斥，電云：「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好人內閣」，上不容於曹錕，下見嫉於議員。眾議院議長藉口財政總長羅文干納賄，親往總統府告密，總統下諭捕羅，明日府院會議，閣謂總統違法，羅案擬送法院辦理，而議長出而阻撓。吳佩孚初欲維持「好人內閣」，電稱捕羅之非，曹錕意欲見好於國會，竟為議員張目；吳氏讓步不再過問，王閣辭職。政治全為私人利用，固無是非曲直，立法院自身首先破壞約法，法統之說根本掃地矣。內閣改組，張紹曾後得有津保派及國會同意，出而組閣，張之為人，好鶩虛名，貪戀權勢，敷衍各方，以和平統一為號召，實則一籌莫展，反與議員勾結。曹錕謀為總統，贈送議員津貼，謂系仿前送冰敬炭之意，聯絡感情者也；洛系督軍主張慎重，然無效果，選舉總統變為暗鬥之問題。黎於復職之初，電稱任期聽候國會解決，言者多有背景，議論紛歧，國會暫置不問，主張制憲選舉同時並進，而憲法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乃定出席費及缺席扣費章程，商請總統籌款，總統諭令海關總稅務司撥款，曹錕以為總統見好於議員，陰謀連任，授意閣員辭職，其理由則制憲經費，未交國務院主辦，違反責任內閣制，張閣辭職，此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六日事也。明日，軍警代表直向總統索餉，公民團（？）執驅黎旗幟，至其私宅喧鬧，軍警不肯彈壓，且以餉項無著，全體罷崗。黎宅電話自來水均停供給，而黎尚不肯去，維持治安之王懷慶、馮玉祥呈請辭職，黎氏退回辭呈，二人不收，另謀組閣，又不可能，商於曹吳，亦無效果，始乃出京。心中憤恨，收藏印信於使館區域，任命新國務總理，裁撤巡閱使、督軍等官，十三日，乘車赴津。直系官員檢查印信，不得，竟在車站勒索，並出電稿強其簽名，黎氏從之，始得自由。武人政客前後行徑，直為兒戲，往日敦請而來，今則逼之使去，反覆無常，唯求權力而已。
黎氏在津，發表不利於直系之命令通電，國會認為無效；閣員宣告復職，攝行總統職務，馮玉祥等亦自復職，奉曹錕電令維持秩序；議員不慊於逼宮者南下，亦有為利所動再回北京者。曹錕欲為總統，賄賂議員，每人給予五千元，亦有公布證據向法院控告者，議員益為國人所惡，向之主張護法者，亦深痛心。十月十日，曹錕就總統之職，國會公布憲法。憲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大部分同於天壇憲法草案，其不同之要點，一則列舉中央各省權限，一則地方分省縣二級，各省得制省憲，此蓋由於聯省之政論宣傳已久，士大夫漸而改變觀念也。關於省之組織，舊分三級，就古今形勢交通及行政便利而言，無此需要，改革不可謂非進步。國會組織仍分二院，議員任期如前，國務員對眾議院負責，總統命令除任免國務總理外，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仍為內閣制也。自理論大體而言，憲法條款多不可非，其困難則在實行。第三十二條，規定軍費不得逾歲出四分之一，就條文而言，原近於理想之政策，就環境事實而論，決不能行，載入憲法，不過證明條文不適於用，而尊重憲法之心理，反而降低，草議憲法，必須顧及國情時事，非為子孫後世也。條文之冗繁，前後偶爾之矛盾，猶其餘事。明年，直系失敗，憲法隨之推翻。曹錕當選，賄聲彰聞，孫文通電聲罪致討，並請張作霖等舉兵，盧永祥宣布獨立，未與賄選之議員，謀欲另組政府，上海等地市民亦憤慨者。對於戰事雙方均無充分準備，商民更不欲其實現，暫時相安。明年，江浙戰起，奉張出兵，大規模之戰爭復起。
淞滬屬於江蘇，盧永祥自淞滬護軍使升任浙督，部將繼任，蘇督命令不行於境內，曾欲收回政權，不得；會淞滬警察廳長遇刺而死，雙方委人接任，各不相讓，幾致戰禍。江浙紳民奔走運動，兩省簽訂和平公約，皖贛相繼加入，獨孫傳芳不可，孫氏用兵平定異己之諸將，統一福建。十三年（一九二四）夏，閩將有率部屬入浙者，盧永祥收之，以厚兵力，蘇督齊燮元認為違反公約，而盧態度強硬，不受調停，雙方備戰。九月初，兩軍激戰於瀘寧路安亭一帶，戰線延長，區域擴大，江蘇方面軍隊較多，而戰鬥力弱，相持不決，孫傳芳統兵入浙，占領要城，逼近杭州。盧氏放棄浙江，十月初，滬戰亦敗，逃往日本。人民逃亡失所，田舍為墟，蘇人所受之痛苦，固多於浙人也。戰禍既起，孫文宣言北伐，親往韶關，預備攻贛；而滇桂諸軍不受調遣，商團之變將起，未能進行。奉張自前敗後，選用將校，積極練兵，購置新式軍械，戰鬥力頗強，至是分路出兵，自任總司令。吳佩孚自豫入京，曹錕任為討逆軍總司令，分三軍應戰，下令討伐張作霖。吳氏軍令森嚴，奉調各軍，即日出發，餉糈缺乏亦不敢爭，就軍隊而言，人數多於奉軍，戰鬥力亦不甚弱，江浙戰事已告結果，尚可調遣大軍北上。顧直系自戰勝以來，派別漸多，吳氏剛愎自信，對於同起之諸將，頤指氣使，從不予以發表意見之機會，其尤不滿於吳氏者，無過於馮玉祥矣。馮氏與吳佩孚等同為曹錕部下之將校，從曹錕攻四川護國軍；後駐常德，譽望日隆；旋移軍西入陝，為陝督。迨直奉戰爭，出兵討奉，平定豫亂，升為豫督，擴充軍隊，為吳佩孚所不容，奉命入京，僅得陸軍檢閱使之虛名，所部名為一師，實數在三萬人以上，餉糈困難，心懷怨望，至是奉命擔任熱河方面軍事，不肯作戰，遣密使往奉議定協妥。十月中，長城一帶兩軍於激戰之後，各無進展，而馮玉祥率兵秘密開拔，兼程回京，二十三日夜間，未遇抵抗，占領北京要區，包圍總統府，通電停戰。事變之起，迅速異常，出人意料之外，曹錕不得自由，下令前敵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吳氏分兵防禦奉軍，一面命兵防守天津一帶，調兵北上，而山西、山東督軍忽而阻斷交通，吳氏前後受敵，軍心喪沮，乃率殘部自大沽浮海南下，直軍多為奉軍改編，戰事暫告結束。
國人久惡皖系之專橫誤國，直皖戰起，多同情於吳佩孚，直奉戰爭亦同情於直系。直系自戰勝以來，倡言恢復法統，統一中國，士大夫為國事設想者，深以為然，北方名流電請孫文下野，固其明證。黎氏就職以來，一無所成，統一希望歸諸泡影，反為直系所逐，狐埋而狐搰之，反覆無常，大為國人所惡，所謂國人者，指士大夫或有閒階級而言，大多數平民知識淺陋，生計困難，納稅奇重，一遇水旱之災，救死未暇，遑問他事。士大夫處於優利之地位，享受最高之奉養，除文字表示意見而外，多無建設之事業，其不肖者，奔走權貴之門，供人利用，口稱愛國，而實病民。軍閥之反覆無恥，更何足責！曹錕驅黎而後，靡款千萬，辦理賄選，就職以來一無建設，覆亡原不足惜，所可悲者，政治道德之低落，國內之紛擾益多，而人民所受之痛苦愈深。北方初用總統名義，任命黃郛為國務總理，俄而曹錕宣布退職，仍未恢復自由。馮氏既得處分總統，又逼清帝溥儀出宮，廢除帝號，修正優待條件。關於政府組織，張馮協商之結果，力請段祺瑞入京，推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氏就職，組織政府，其公布之條例，執政為國內最高長官，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下置國務員，分長各部，蓋合總統國務總理之職權為一；成立非有法律之根據，乃應南北將領之擁護電請，且知國人厭惡國會，無須監督機關，其徒固以革命政府自稱。政府制度劇變至是，可見人民之心理，唯望政府力能維持治安，人民安居樂業，法統違法之爭，非其所過問也，於斯重大代價之下，法統始作結束，能不悲乎？段氏躍為執政者，一則身為北洋軍閥先輩，資望頗高，一則時無適當人選，長江各督謀求一時之安，通電推戴，孫文亦與段氏合作。顧自皖系敗後，根據地盡失，並無強有力之軍隊可供調遣，終不免為人所逐。其時奉系強盛，次第取得直隸、山東、安徽、江蘇政權，馮氏據有北京一帶，新得察哈爾、餒遠，陝軍則向河南發展，長江一帶直系仍有相當勢力，西南則紛擾如故，國民黨雖已改組，而廣東政權尚未統一。
政府自袁世凱死後，威權減削，造成割據之形勢，紛擾不已，言之痛心。外交原為內政之表現，亦難有所成功。顧自歐戰以來，國際間之形勢迥異於前，深謀遠慮之政治家，感受戰爭之摧滅文化，謀欲廢除戰爭，樹立永久和平之基礎。一則士大夫深受外國之政治影響，鑒於不平等條約之縛束，力謀恢復主權，愛國思想造成強有力之表示。一則俄國革命成功，共產黨掌握政權，對於中國放棄權利；一面利用事機，謀欲驅逐資本主義強國之在華勢力，國人久受列強之凌虐，知識界人主張聯俄，列強對華不得不稍改變政策矣。此種動力，非一人一黨所能造成，蓋所謂大勢所趨，莫之能御也。於此期內，中日交涉最為重要，日本利用戰爭之機會，一面借款賣械於北京政府，鞏固親日派之勢力，一面要挾協約國承認其在山東權利。戰後乃處於孤立地位，其在華盛頓會議之讓步，自然之結果也。茲略敘外交上之大事如下：
歐戰起後，日本出兵山東，威脅中國，締結喪失權利之條約，協約國大使奉命往見其外務卿，建議日本勸說中國加入戰團，外務卿反對；日報詆毀英國不遺餘力，及其在華地位鞏固，與俄再訂密約，始漸改變態度。戰爭延長，協約國頗處於危險地位。德國宣布無限制使用潛水艇，尤使之不安。英國商請日本海軍出援地中海，日本則以山東權利之讓與，及得赤道北德島為交換條件。山東已言於前，赤道北德屬島嶼於宣戰後，即為日本艦隊占據，英國允許於和會援助日本，二國互相換文。法意對日亦有同樣之允許，中國政府初向德國抗議，未有滿意之答覆，斷絕二國之關係，日本以為中國外交政策之決定，先未受其影響，勸說中國參戰甚力，而國內紛擾迭起，久始下令對德奧宣戰，南方政府亦作同樣之表示。中國所得利益，一為取消德奧庚子賠款，收回租界；一為停付協約國庚款五年，俄國另有規定，自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起始，年逾二千萬元，一為修改稅則，按照時價實收值百抽五。總之，中國參戰，蓋為經濟政治原因，協約國對於中國實無誠摯友誼之表現，日本利用美國加入戰團之時機，遣大員石井赴美，協商海軍事宜，及在華權利。美國務卿藍辛（Lansing）與之交涉，二國換文，一面維持在華門戶開放政策，一面美以中日地理關係密切，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作何解釋，言者不同，日美意見亦不一致，日本視為勝利，先期告知英法等國大使，駐京日使通知外交部，美使後亦奉命通知中國。外交部復稱換文關於中國，未得其同意者，一概無效。其時共產黨於俄奪取政權，其領袖深知人民心理反對戰爭，主張和議，資本主義國家惡之之甚，無異於洪水猛獸，日本進與中國議定陸海軍協定，出兵西伯利亞援助白俄，凡此事變，皆受歐戰之影響而生。
一九一八（民七）年冬，德國乞和，歐戰終止；明年一月，巴黎和會開會，南北政府各派代表；其共同策略，則挽回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也。初美國參戰，總統威爾遜（Wilson）宣言和平原則，中國人士抱有極大之希望，出席代表之具體要求，則德國歸還山東一切權利，列強取消勢力範圍，廢除領事裁判權，及其他侵犯主權之條約。日本代表則欲維持其已得之權利，和會最高會議，初由美、英、法、意、日五國組織而成，各有代表二人，繼由前四國行政長官出席，後意退出，變為三巨頭會議。中日代表迭以山東問題，發生嚴重之爭執，日本提出人種平等待遇案，未為各國所接受，不欲再違其意，英法又受密約之束縛，援助日本，意國業已出會，威爾遜鑒於日方代表態度之強硬，患其出會，轉而讓步。四月末，三巨頭會議決定日本享受德國前在山東之權利。和約關於中國者，德國放棄庚款，歸還天津、漢口租界，送還前自中國運德之天文儀器，及不請求因戰事處分而生之一切損失賠款。山東交涉歸於失敗，我國代表稱其原因，一為日本與英法諸國訂有密約，一為七年（一九一八）中日濟順高徐鐵路借款之照會，關於山東有欣然同意之語。主持鐵路借款者，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也，三人有親日派之稱，言者斥為「賣國」。五月初，北京學生開會，議決請願；四日，三千餘人赴總統府請願，不得；往見美使，適其他去，擁至曹汝霖宅，奪門而入，毀壞玻璃什物；曹汝霖、章宗祥值在宅中，曹自窗出逃，章被毆幾死；縱火焚屋，而大批警察趕至，撲火，捕去學生七名。政府力欲維持威信，學生乃為意氣所動，其思想雖全出於愛國，而究偏於簡單，此固何能獨責血氣方剛之學子？執政者不為國家設想，貪圖一時之利，賣國或非本心；誤國之罪，其何能辭！
風潮既起，通商大城之學生，聞風起應，或集隊遊行，或四出演講，或檢查日貨，而皆廢學。政府或捕囚首要，兵警或與之衝突，北京、南京各有其例，商人迫於大義，表同情於學生，起而罷市，抵制日貨，工人罷工。日貨之價值大落，奸商不免偷運，不肖學生亦有助之者。顧此為極少數，或因意志薄弱，或為金錢所誘，或藉以餬口，就整個運動而言，固無重要。就運動本身而言，知識界人對於國家之觀念根本改變，認識國內之積弊，社會上之問題，介紹西方之學術制度，文體趨於簡易，蓋有相當之成績與影響。學生運動遍於各省，一致要求罷斥曹陸，政府許其辭職，始已。關於山東，各地團體爭電代表拒絕簽字，代表提出保留條件，不為列強所接受，勢將決裂，總統徐世昌以為無法應付，忽向國會辭職，議長謂為內閣負責，退還咨文，政府地位頗陷於困難。六月，對德和約簽字，我國代表未赴會場，九月，簽字奧約，得為國際聯盟會員之一。國際聯盟於明年成立，其職志則消弭戰爭，保障和平，兼謀發展國際間物質及文化事業之合作也。其組織可別為三。（一）理事會，初設九席，永久會員占五，余由大會選出，美國不肯批准和約，未入聯盟，永久會員只有英、法、意、日，後許德國加入，仍為五國，日德現已退出。其非永久會員被選為理事者，初只四國，後增至九國，三年一選。（二）大會，凡加入聯盟者，均有代表，一國只投一票。（三）秘書廳，其職員由理事會委任，為執行議決案之機關。成立之年，加入者四十五國，逐漸增至五十六國，而美俄尚未加入，不無減少聯盟之權力，增加其應付時局之困難（俄國現將加入）。其組織及用人行政，雖常不免受人批評，而固人類自有史以來謀求和平之有價值之機關也。奧約簽字後五日，總統布告中國對德戰爭終止。十年（一九二一），中德訂成條約，恢復邦交，德國放棄舊日享受之權利。日本依據和約，承受山東權利，對美聲明交還山東主權，保留經濟利益，並於青島設立租界，迭向外交部建議協商，而政府鑒於國人反對直接交涉，託辭推諉，迨華盛頓會議，仍由二國協商解決。
中日地理相近，關係密切，而中俄接壤者長逾萬里，帝俄侵略中國同於日本。及十月革命後，列強援助白俄，牽及中東鐵路及外蒙古。日本深患共產主義之傳播，首言出兵西伯利亞，美國患其別有所圖，堅持反對，法英則主幹涉，會德俄和議成立，盛傳德奧俘虜活動，捷克軍受俄攻擊，協約國主張出兵往援。日本藉口商人被殺，日兵英兵自海參崴登岸，法美亦遺兵往，列強議定兵數，而日美均不遵守。捷克軍退至西伯利亞者，占據要城，奪取海參崴政權，援助海軍大將霍爾瓦特（Kolchak）創設政府，協約國亦力予以援助。其後日美忌嫉日甚，捷克軍急於撤回，霍爾瓦特乃為協約國所賣，美英法兵歸國，獨日藉口廟案不肯撤兵，庫頁北半亦為日兵占據。其先俄國於西伯利亞活動甚力，並謀擾亂中東鐵路，華兵奉命干涉，日本誘說北京當局締結陸軍海軍共同防敵協約，冀謀伸長勢力於北滿，欲代華兵保護中東鐵路，鐵路乃由國際委員會管理，以美人為長，日本反對。其時帝俄業已覆亡，而前公使領事尚在中國辦理交涉，經費自庚款提撥；九年（一九二〇），政府撤銷承認，而中東鐵路仍在白俄之手，提用路款，作為政治活動，奉張接收鐵路區域行政，總統下令管理俄人，接收租界。十月，道勝銀行與中國代表議訂共同管理鐵路章程，蘇俄稱其無效。外蒙古亦受革命影響，白俄日人均有活動，都護使陳毅頗與王公相親，說其取消自治，雙方議定優待條件。會歐戰結束，參戰軍改稱邊防軍，徐樹錚奉命為籌邊使，遣兵進駐庫倫；八年（一九一九）十月，親赴庫倫閱兵，威脅活佛王公取消自主，捕囚陳毅，兇橫鴟張，不知蒙人心理，徒貽無窮之禍。總統加封活佛，取消中俄蒙協約，命徐樹錚督辦外蒙，善後事宜，呼倫貝爾特區亦奉令取消。明年，直皖戰起，邊防軍遣散，經營計劃全歸失敗。白黨恩琴（Ungern）統率敗兵，逃至外蒙進攻庫倫，蒙人助之，守兵力單，求援不得，外蒙遂失，恩琴建國，大事屠殺，政府置而不問。紅軍入蒙戰敗白黨，駐兵其地，改組政府，雙方訂結條約。
蘇俄自成立以來，深信工業發達之國，將起革命，第三國際活動甚力，益專力於亞洲，援助弱小民族，反對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久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感受內亂之迭起，生計之困難，視其宣傳之主義，為解決社會問題之要徑，深表同情於蘇俄。八年（一九一九）七月，蘇俄代理外交總長發表宣言，明年三月，外交部方始收到，原文先後歧異。外交部收到之電文，有「蘇維埃政府願將中國東部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而俄公報發表之文，關於此點，獨無隻字。說者謂宣言為宣傳文字，其主要意旨，則各國內部完全自主，蘇俄廢去前俄所訂密約，及侵犯中國主權之條約，現願放棄前在滿洲奪取之侵略品，拳亂之賠款，及各種特別權利。二國從速恢復邦交。北京政府多所顧忌，帝俄公使尚在北京，乃派軍事外交代表團赴俄。九年（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再發宣言，聲稱歸還租界，恢復商務，放棄庚款，取消領事裁判權，二國各不容留背叛政府之個人及團體於境內，中國驅逐前俄外交人員出境，雙方速訂專約恢復邦交。中國仍無舉動。其時紅軍進至西伯利亞，其地獨日兵尚未撤退，俄人組織遠東共和國，並得蘇俄承認，遣代表優林（Yourin）來京。政府不顧日法之干涉，予以非正式之款待，進而撤銷帝俄外交人員之承認，封閉俄郵，交涉未有進步。明年，蘇俄派員來華亦無所成；十一年（一九二二），始遣要員越飛（M.Joffe）來華，八月抵京，活動甚力，應北京大學之請，作公開講演；教育界人之同情於俄者日多，交涉則以外蒙問題，毫無進展；明年一月，南至上海，謁見孫文。孫文前在廣東，外不見助於列強，內見逼於陳炯明，深為失望。二人迭次會商，發表共同宣言，說明解決中俄問題之原則。越飛俄往東京會議，未有所成，病重回國。外交委員加拉罕（M.Karakhan）奉命來華，蘇俄兩次宣言，皆其草成也，頗受中國人士之歡迎。
十二年（一九二三）九月，加拉罕入京，列強方以臨城劫車案多所要求，俄使抨擊資本主義國家，王正廷奉命與之交涉，俄使要求正式承認蘇俄政府，不得；交涉以中東鐵路、外蒙駐兵為焦點，未有進展。明年春，英意先後承認俄國，北大教授函請外交當局速議條約，交涉始有轉機；三月中，議定大綱，解決懸案。俄國放棄租界、庚款、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特殊利益。草約簽字之先，王正廷未向外交部報告請訓，總長顧維鈞乃於內閣會議提出修改外蒙撤兵等款，令其照辦。俄使照會外交部限期正式簽字，王亦不願再議，政府將其免職，交涉停頓。論者謂俄放棄特殊權利，大綱為中外平等條約之一，而顧維鈞挾私爭功，將其推翻。會日俄交涉已有端倪，顧維鈞知其失策，設法再與加拉罕磋商，五月，成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末附聲明書七。其要款共五：（一）二國恢復邦交，中國移交使館、領事館及教產於俄；（二）俄交還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放棄庚款作為教育基金，二國共同管理；（三）蘇俄申明凡前帝俄所訂條約有礙中國主權利益者，一概無效，兩國嗣後不得訂立損害締約國主權利益之條約協定；（四）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兩國舉行會議，商訂解決懸案辦法，約中列舉五端，一外蒙撤兵，二議訂邊界及航行章程，三中東鐵路問題，四討論賠償損失，五教堂交還俄國；（五）中東鐵路純為商業性質，凡關於主權之各項事務，概歸華官辦理，蘇俄許贖鐵路，於未解決以前，兩國共同管理，用人各占半數。綜觀條約內容，蘇俄放棄之權利，業已不能享受，而兩國間之主要問題，並無具體解決之方案，蘇俄聲稱本據宣言之精神解決懸案，而竟一無解決。會議遲至年余方始舉行，未有結果，其困難之癥結，則北京政府之權力，不能達於國內，奉張於兵敗後，亟欲報復，自行辦理東北外交，教育界人或同情於蘇俄。蘇俄遣員至奉，九月議成協定，改鐵路無條件歸還之期八十年為六十年，並修改前鐵路條約。外蒙方面，俄人操縱貿易，並占一部分土地，活佛病死，廢而不置，青年黨人掌握政權，蘇俄信其地位鞏固，方肯撤兵。新疆方面，於九年（一九二〇）即與俄訂商約，雙方相處尚安。要而言之，俄國對華之外交，傾向於利用時機，對於北方議定協定，對於南方予以援助。對於列強，則本於打倒帝國主義之思理，力謀驅逐其勢力出於中國。法日不欲中俄恢復邦交，協定成後，出而干涉。
日俄而外，美國對於中國亦深關切，其教士創辦之學校醫院，頗有影響於時；商業自巴拿馬運河成後，亦有進步，疑忌日本擴張勢力於中國西伯利亞，不顧英日續訂同盟條約，商得英國同意；十年（一九二一），其總統哈定（Harding）召集華盛頓會議，限制海軍，而並解決日美間之問題；十一月開會，與會者有美、英、中、日、法、意、葡、荷、比九國代表。日本處於孤立地位，讓步最大，說者比之受審判焉。其關係中國者，一為九國公約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各國在華工商業之機會平等，不為本國人民謀得特殊利益，於是門戶開放變為國際條約之一，二為交還山東。初日本迭請中國協商交還條件，政府鑒於輿論反對直接交涉，拒絕其請，至是仍由二國於會外交涉，英美各有代表出席旁聽，交還膠州灣，雙方未有爭論。其詳細辦法，由二國委員會商定，六個月內實行。其較困難解決者，一為膠濟鐵路，歷久交涉，日本始許中國出款四千萬日元，於五至十五年內贖回，期內任用日人為鐵路總管。二處分公產，日本放棄大部分公共建築物，其商人仍得維持商業上之勢力，中日合辦礦產。俄而日派代表會議於北京議商細則，日軍撤退，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二月交還青島。三滿洲問題。日本不肯放棄旅順、大連及其他權利。中國要求廢去四年（一九一五）中日條約，日方反對，最後聲稱南滿、東蒙鐵路可由新銀行團借款承辦，得以其地稅收為擔保，日本放棄南滿，雇用日人為顧問之優先權，及第五號將來再議之權利。說者謂日於南滿之地位業已鞏固，而此於其大計固無所礙。明年，國會議決四年（一九一五）中日條約無效，外交部照會日本，亦為其所拒絕。四收回主權，中國提出之要求甚多，列強讓步者，亦有數端。（一）列強承認海關稅率於厘金取消之前，尋常貨品增收百分之二點五，奢侈物品百分之五，合前稅計之，前者徵收百分之七點五，後者百分之十。厘金廢除之後，稅率可增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水陸貿易一律相同。（二）領事裁判權，中國代表要求定期廢除，不為列強所接受，會議決定列強設立委員會，調查中國司法狀況。（三）英國表示願還威海衛，但於九龍及勢力範圍不肯放棄，日法亦然。（四）列強允許撤廢客郵，及停止無線電營業。凡此種種，多有利於中國，會議之先，國人希望太奢，自不免於失望。多所詆毀，要非平心之議。所可惜者，俄為世界大國之一，未被邀請出席，會議結束之後，法以解決金法郎案為要挾，遲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始肯批准。其當附言於此者，西藏問題迄未解決，藏兵深入西康，班禪喇嘛不為達賴所容，逃至內地。
綜觀以上史跡而論，內政外交均不免於失望；國內黨派分歧，外交常供黨爭之用，其一二成功者，要由於時事之轉移，環境之變遷，國際上之新形勢，而非一二人之力也。中國苟為統一國家，維持境內之治安，人民安居樂業，外交上之勝利，殆不止此。北方自直系敗後，段祺瑞應武人之請，出任執政，顧其部屬之地盤喪失已盡，奉系、國民軍（馮部改名）峙立。奉張乘其戰勝之威，遣兵南下，奪取直隸、山東、安徽軍權，江蘇督軍齊燮元奉命免職，部下不願再戰，有起而叛亂者，迫而去寧；張宗昌仍率奉軍南下，齊氏煽誘上海駐兵，聯合孫傳芳所部，解決雜軍。奉軍南至南京。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蘇軍奉軍戰於鎮江重鎮高資，張宗昌所部雜有白俄，利用鐵軌行駛鐵甲車，中裝大炮，戰鬥力強，蘇軍敗潰。齊燮元扼守無錫，亦為奉軍所敗，淞滬不戰而下。陸軍總長吳光新來滬，二月，江浙和約成立，雙方撤兵，上海兵工廠由總商會保管。孫傳芳遂處於優勢，其兵雖較蘇軍能戰，而人數無幾，浙將先有勾結舊部叛去者，孫氏以兵平之，雙方決無合作之可能性，奉軍力能取浙，反而撤兵，宜奉張不慊於吳光新，而言者論其別有懷抱也。奉軍兵力直達長江下流，而江皖先未裁兵，於是軍餉大增，籌款困難，主客相處，積嫌日深。北方則國民軍見逼於奉張，馮玉祥宣稱辭職出洋，部將向西北發展，胡景翼統兵入豫，河南尚有吳佩孚舊部，吳氏且回洛陽，執政令陝軍東下會同作戰，吳氏迫而南下，輾轉走至岳州。陝豫兩軍各爭地盤，發生激烈之戰鬥，胡景翼戰勝，統治河南。長江中部直系尚有一部分勢力。軍閥各謀發展，暗中活動，及上海五卅慘案起，奉軍以維持秩序為名，進駐上海，奉系健將楊宇霆、姜登選新授蘇皖督辦，反奉各系預備再戰矣。
段氏出任臨時執政，原無法律之根據，其政府所謂事實政府也。軍閥懷抱不同，齊燮元等亦請其早日出山，初反直戰爭醞釀之際，孫文與段氏、奉張合作，遣兵北伐，然無效果。十三年（一九二四）冬，直系失敗，馮玉祥等電請孫氏北上。孫氏發表宣言，申述國民革命之目的，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十一月北上，自滬取道日本，由日赴津。其時段氏業已入京，組織臨時政府，通過善後會議條例，徵求孫氏同意，孫氏主張公民組織之團體派出代表，而政治機關居於次要，對於條例表示不可，而執政徑自公布條例，通電於十四年（一九二五）二月以前開會。國民黨反對，及孫氏扶病入京，建議解決方法，而執政採用敷衍手段，國民黨拒絕參加善後會議。會議如期召集，議定數種條例，別無結果，政府創設臨時參政院，籌辦國民代表會議，設立國憲起草委員會。顧此多不切合當時之需要，議定之憲法草案，無法實現，時人亦不之重。於此各派暗鬥情狀之下，奉系最強，變為眾矢之的。俄大使加拉罕活動甚力，國民黨顧問鮑羅廷（Borodin）謁見馮玉祥說其討奉，馮氏感受地位之危險，軍械之缺乏，願與蘇俄合作，請其接濟。第三國際領袖乃信國民黨反英，國民軍反日，將驅逐帝國主義之勢力出於中國，後知其不可能，改而專反英國矣。奉張部將郭松齡為後起之傑，與同事者不和，奉命渡日觀操，與馮所派人員相識，共謀倒張，其妻亦與馮妻相善，謀成而事未舉。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孫傳芳感受奉兵之逼，調軍分路攻蘇，駐滬奉軍奉命撤退，孫傳芳占據上海，通電討奉，蘇將謀欲應之。楊宇霆倉猝北上，奉軍未及渡江者盡行繳械，損失頗重。江北駐軍起而響應，奉軍退出蚌埠、徐州，止於山東。方奉軍自江蘇撤退也，吳佩孚回鄂，稱受十四省之推戴，就討賊聯軍總司令職。奉軍之北退者，非其兵力弱於孫傳芳所部，乃視馮玉祥為心腹之病，必欲其表示態度也。馮則託辭推諉，奉軍調動，採取包圍北京之計，國民軍則欲奪取保定，段祺瑞調停其間，劃分二軍防區，以為華北戰爭可得倖免，而郭松齡忽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倒戈。郭氏統率精兵駐於灤州一帶，原與馮氏勾結，至是誘捕奉將之異己者，通電請張作霖下野，統兵向關外出動，進展頗速，而奉天兵力單薄，熱河復為馮兵所據，黑龍江援軍則以中東鐵路不肯運輸，軍行稽延。會日本干涉郭軍前進，郭軍迂道而行，黑龍江之援軍已至，時機遂失，郭松齡一戰而敗，夫婦被殺。方郭松齡之出關也，直隸督辦李景林宣布保境安民，與奉脫離關係；而馮必欲奪取天津，出軍激戰，犧牲重大，及得天津而郭松齡之兵已敗，乃處於不利之地位。直軍退入山東，河南國民軍進攻濟南者，時亦敗退。靳雲鶚奉命入魯，收編舊部豫軍，奉直復相聯合。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奉張遣兵入關，直魯聯軍北攻直隸，吳佩孚自鄂遣兵北上，久頓於信陽城下，靳雲鶚則自山東回攻河南。馮玉祥先已知其無法應付，電稱辭職出洋遊歷，所部交部將統率，取消國民軍名義，而奉直軍之進攻者不為終止。河南國民軍全歸失敗，北上阻於晉軍，西逃亦不可得。直隸方面，奉軍占據山海關，直魯聯軍進逼天津，直軍則自河南遣兵入直，進至石家莊。國民軍自天津撤退，其將領鹿鍾麟等尚欲固守北京，四月，包圍執政府，宣布段祺瑞罪狀，而段聞風逃匿，恢復曹錕自由，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吳氏知其伎倆，不為所動，國民軍迫而北退，固守南口，俄為奉直軍所攻，敗而西逃，大部分為晉軍收編。馮軍敗後，段氏不為奉直所容，退居天津，其領袖相見不肯坦白議商大計，北京政府維持形式而已。戰後，南方孫傳芳統治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奉張失去蘇皖及直隸一部分土地，新得察哈爾，兵力尚強。吳氏據有湖北、河南及京漢路一帶城邑，而餉糈困難，分子複雜，勢力渙散。閻錫山頗能維持境內治安，乘此變化多端，編收馮軍，擴充實力。於是群酋峙立，隱憂堪慮，其造成此種惡劣現象者，多由於軍閥武人之無恥，其人多無主張，翻雲覆雨，極變化之神技，唯利是視耳。人無信心，任何計劃均可惡意推測，建設事業往往無法進行。中國缺乏之領袖，無過於了解環境，認清事實，並能以誠摯之態度，光明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之人才也；無論何黨何派皆以至誠至公之精神遇之，期其相信相諒，方可合作建設也。陰謀相尚，狡詐之小人，雖或一時成功，而貽禍之深，戕害國本之甚，無以復加，此政治未入常軌之一要因。戰爭之紛擾，兵士之死亡，人民之流離，財產之損失，土匪之勢熾，皆其結果也。此豈所謂為國為民乎？
內亂不已，人民之痛苦增加，對外心理則以知識界人之覺悟，根本改變，民氣之激昂，無過於十四年（一九二五）之五卅慘案。工人起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之思想，深入人心。會上海工部局徵收新稅，各團體反對，日廠主擊斃工人，而工部局阻礙工會活動；學生於公共租界講演示威，巡捕將其逮捕，學生民眾尾隨而行，聚集於巡捕房前，義氣激昂，形勢嚴重；捕頭下令開槍，當場死者四人，傷而死者八人，傷者十七人。租界戒嚴，調兵防範，學生仍有示威死傷者，於是組織團體。其領袖多為激烈分子，學生罷學，工人罷工，商人抵制英貨，鎮江、漢口、廣州等地聞風起應，而沙面之死亡尤多。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各界集會示威，英法諸國水手聞而於沙面租界警備；遊行之際，外兵忽向群眾開槍，其所持之理由，則中國首先開槍，事無佐證，言者不一，結果中國方面死者五十，傷者數逾百人；外人死者一名，傷者二名。粵人聞報，莫不憤恨，工人罷工，自香港回歸廣州者約十萬人，組織督察隊，嚴禁販運英貨，干涉運輸，香港商業一落千丈，沙面交涉斷絕，食料須向香港運往；明年十月，方始恢復原狀，英商之損失頗為重大。萬縣英艦以船隻之爭，開炮轟城，並及平民，徒供反英之資料而已，英國始乃改變政策。方反英運動勢熾之際，英、美、日派員來滬調查慘案，政府拒絕參加，其報告書除認捕頭下令開槍無罪外，別無共同之點，亦有言其處置失當者，捕頭辭職，工部局出款七萬餘元作恤金，對於主要條件，如收回會審公廨，及越界築路，則置而不理，最後款項增至十五萬元，始已。外人以反英為仇外運動，與蘇俄及第三國際欲驅逐英國勢力出於中國有關，此乃就一方面而言；中國久受列強之凌轢，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愛國思想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
於斯情狀之下，列強謀與北京政府妥協，實現華盛頓會議有利中國之議決案，法國以金法郎案，先未批准也。初中國商得列強同意，停付庚款五年，後中法實業銀行倒閉，法國擬以庚款充作復業經費，剩餘作為輔助文化事業，乃自歐戰而後，法郎之價格大跌，匯兌較有利於中國，而法忽欲按照戰前之兌換率計算，償還金法郎，意、比以其利害相關，從而助之。政府鑒於國人之反對，損失之重大，拒絕其請，而法不肯批准九國公約，作為要挾，遲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四月方始解決。其主要條件，則改法郎為美金，付款延期二年，款之用途仍如前議；美金價值昂貴，中國之損失頗巨，論者非之。會五卅案起，愛國運動盛行一時，列強鑒於環境之變遷，改變政策；八月，九國公約方始有效。政府照會簽約國及丹麥等十二國，派員參與關稅特別會議，各國復文允許。初中國自參戰後，兩次修正稅率，均不足百分之五。十月，關稅會議在京開會，中國請求自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關稅自主，期內廢除厘金，擬定暫行稅則，普通貨物增收百分之五，奢侈品百分之二十，菸酒百分之三十。各國代表於原則上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華盛頓會議決定之二點五附加稅，立即實行，其具體方案，交委員會審查。方會議之將召集也，蘇俄以為列強對華讓步，緩和反外心理，隱與馮玉祥連結，欲其舉兵，華北成為戰區，會議不能舉行；而孫傳芳首先發難，郭松齡繼而倒戈，直軍、馮軍激戰於天津一帶。會國民軍處於不利地位，放棄京津，中國代表先後逃散，會議停頓。反奉直軍入京，政府要求續開會議，而廣東國民政府宣言反對，十五年（一九二六）七月，各國代表宣稱停止會議。其議決之二點五附加稅，先在廣東實行，北京俄亦下令徵收。法權調查同為華會議決案，政府初以準備未周，請求委員會展期來華，再以金法郎案延期，十五年一月，十三國委員在京開會，分組出發，視察通商大城之法庭監獄等之實狀。廣東宣稱領事裁判權應即取消，拒絕委員前往，十一月報告書草成，對於中國司法頗有建議，而領事裁判權迄未取消。日本、暹羅、土耳其均已廢去，外人唯在中國享受此種權利耳。其藉口則政治未入於常軌，法律及司法行政尚有待於改革也。吾人於此，他無所言，唯有愧恨自責而已。上海自五卅案後，中國要求收回會審公廨，十五年，孫傳芳派員與外領協商，省政府收回法院用人主權，其協定雖為時人指摘，視前固收回一部分主權矣。
外交形勢轉變，國民黨固有喚起國人之努力，其黨自改組以來，成為中國之新勢力。初興中會起兵失敗，不能容於國內，結合留日學生，成立同盟會；民國成立，黨員增至三十萬人，分子複雜，不聽指揮。第二次革命失敗，孫文力謀改組，未有重要之成績，袁世凱死後，始能回國，奔走護法，竟不見容於桂系，逼於黨中叛徒，欺於豬仔議員，外不見助於列強，兩次離粵。廣東自護國軍之役，桂軍、滇軍、湘軍、豫軍先後入境，粵軍自閩南回歸，主客各軍，劃分防地，軍權財政均不統一，常為一時利害之計，互相勾結，暫相利用，內戰迭起。黨員多為中級社會，雜有富商政客，常為自身活動之計，對於民生痛苦，國家大計，往往漠視，黨人常以意氣為重，組織不備，紀律不嚴。及俄共產黨掌握政權，其思想制度原得一部分知識界人之同情，其對華宣言又足以引起好感；孫文先與蘇俄電信來往，並接待其專使；十二年（一九二三），與越飛相見，會商之結果，發表共同宣言，並遣廖仲愷隨同越飛往日；八月，遣蔣中正往俄考察軍事。中國共產黨於十一年正式成立，其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得有第三國際之援助，至是國民黨聯俄，俄派鮑羅廷來華。十月，抵粵。廣東時有軍隊二十萬人，而陳炯明所部粵兵負固不服，每月收入僅得三十萬元。鮑羅廷以為革命成功，須得農工之擁護，建議平分土地，改良工人生活，協商之結果，改為減輕田租四分之一，農民得設協會。孫文為推行便易之計，召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開會，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指派者較多；會列寧病逝，發電哀悼，並停會三日。關於李大釗聲明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乃其個人行動，服從主義，遵守黨章，非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也，會中未有異議，共產黨遂得保持其黨籍。大會對於政綱黨章均有重要之決定，政綱樹立對外對內根本大計，黨章規定黨之組織。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對於大會有交議複議之權，對於委員會有最後決定之權。黨之最高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其下全省代表大會，每六月舉行一次。其下級代表大會，每三月舉行一次，又其下區黨員大會，每月舉行一次，基本組織為區分部，五人以上可得設立，其黨員大會至少每兩星期開會一次。閉會期內，各級黨部設有執行委員會，中央省縣各選常務委員，並有監察委員，其組織職權詳載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鮑羅廷在粵，以為革命基礎尚未鞏固，主張設立強有力之政府，然後進行北伐。國民黨為組織黨軍之計，六月，創立黃埔軍官學校，蔣中正奉命為校長。成立教導團二團，以畢業生為軍官。軍中設置黨代表，監督軍政。國民黨改組之初，各軍割據形勢依然如故，商人謀與政府相抗，辦設商團，購運大批軍械。政府將其扣留，商人稱先得護照，宣布如不發還，將即罷市；歷久調停，議定商人出款，政府發還一部分槍械，問題仍未解決，形勢趨於嚴重。英艦出而干涉，援助商人，亦無效果。政府採用嚴厲方略，先得滇桂將領中立之同意，十月中，教導團奉命繳商團軍械，廣州戰起，工人援助政府，商團死者估計自四千八百至六千人，被焚者二十三街，毀壞之商店一千六百至二千家，損失二千五百萬元。孫文俄應段祺瑞等之請北上，陳炯明乘機回粵，欲取廣州；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滇桂各軍協同東征，陳部敗退。其時孫文病逝於北京，唐繼堯忽就副元帥職，出兵廣西。據湯良禮所著之《中國革命秘史》（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及《汪精衛傳》，廣東內部情狀不安，胡漢民於孫文北上，奉命代為大元帥；蔣中正新立戰功，原為許崇智屬下，而威望日高，為其所忌，楊希閔、劉震寰所部之滇桂軍凡五六萬人，占據廣州，為心腹之疾。政府決計討之，蔣中正自東江回師，協同湘軍作戰；六月戰起，滇桂軍敗潰，唐繼堯侵桂之兵，亦失敗回滇。
國民黨於廣東之地位鞏固，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廢去總理制，而以執行委員會代之，通過戴傳賢恭讀總理遺囑之建議，取消大元帥制，設立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八月，廖仲愷被刺，政治會議、軍事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推汪兆銘、蔣中正、許崇智組織特別委員會，全權辦理調查廖案之結果，認胡漢民犯有嫌疑，許崇智與之不協主張捕之。廣州戒嚴，下令緝捕其兄弟，搜查胡宅，鮑羅廷建議遣之赴俄。汪以許部粵軍難於合作，商得湘滇各軍之同意，九月將其繳械改編。許崇智去粵，北至上海，居正、鄒魯、張繼等亦去，十一月，於北京西山開會，議決開除共產黨員黨籍，反汪聯蔣。國民政府斥其聯段，否認其議決案有效，定期召集全國代表大會，蔣中正督師東江，肅清陳炯明殘部，其在南路之敵亦敗，克復瓊州，於是廣東統一。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出席代表，據《汪精衛傳》，只有八省，蓋國內尚未統一，組織黨部困難也。大會改選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監察委員十二人，接受總理遺囑，續聘鮑羅廷為顧問，開除居正等黨籍，警告其附和之黨員，仍主容共聯俄之政策。改選之結果，西山會議派落選，而左派之政治上勢力視前益強。廣東自統一以後，政府整理財政，每月收入自二百萬元，增至六百萬元；全省軍隊不足十萬人，收入幾盡用於軍費政資，軍事期內，固無奈何。第三國際鮑羅廷乃力主張北伐，北上謁見馮玉祥說其合作。而三月二十日蔣中正忽信報告，以為共產黨將有異舉，不待主席汪兆銘之同意，下令戒嚴，拘捕政治人員；事後，向汪解釋，而汪認為違反黨紀，以病辭職出國；蔣氏患其孤立，請鮑羅廷回粵，而西山派則欲因此另召第二次代表大會於上海，蔣氏聲明反對；四月末，忽而處分右派領袖。鮑羅廷偕同胡漢民抵粵，蔣稱前事起於共產黨於己不利之行為，二人以見解不同，深相恨惡，但以應付時局之需要，暫時合作耳。五月，中央執行委員大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共產黨處於不利之地位，及至北伐，形勢全變矣。
國民政府籌備北伐，俄人頗多贊助，其困難則為經費，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員協商，欲得賠款，解決沙基慘案，不得；徵收二點五稅，言者謂俄協助一部分軍費，北伐軍約十萬人，蔣中正之親信軍隊約二萬人，俄將加倫（Galen）及軍官十五人佐之。各軍設有政治部，發貼標語，聯合工農，剷除土豪劣紳，由鄧演達主持，其工作人員多為共產黨員。就國內情狀而言，內亂時起，軍閥爭奪權利，久為國人所惡，國民黨自改組以來，黨員大活動於學校，普通學生對於自治會多不過問，其參加者多血氣方剛，知識經驗雖或缺乏，而固勇氣有餘，常能擾亂敵人軍心，工人及貧苦之平民又為之助。其時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各據一方，不能合作，國民軍依然存在，山西長官虛與委蛇。就戰鬥力而言，奉軍設備較優，指揮統一，尚能一戰。吳佩孚所部分子複雜，孫傳芳所部固能作戰，而所統之聯軍亦頗複雜，迎降倒戈遂不能免，其影響則搖動軍心，破壞防線，作戰致果蓋不可能。革命軍乃處於優勝地位，其北伐之路則出湖南。湖南自趙恆惕主政以來，借自治之名，並無改革，軍權尚不統一，遑言其他；軍隊以唐生智所部為最強，其防地為湘西，西南煙土必經之地也，收入頗旺，故兵多於他師；唐氏富有雄心，隱與廣東連結，修築道路，以便軍輸；十五年（一九二六）春，逼走省長趙恆惕。趙氏乞援於吳佩孚，直軍奉命援湘，進據長沙，唐部退守衡州，向廣東乞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師北伐，共分七軍，改湘軍為第八軍，唐生智奉命為前敵總指揮，總參謀長李濟琛留守廣州，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鎮守潮梅。北伐軍出發，第四、第七軍首先入湘，會同第八軍反攻；七月中，攻下長沙；八月初，各軍均達集中地點，決定戰策，分途前進，迭陷要城。吳佩孚南至漢口，調集大軍，親自督戰，亦不能勝；九月，退至武昌，劉玉春等奉命守城，北伐軍進攻漢陽，鄂將響應。直軍北退信陽，鄂西援軍戰亦不勝，吳佩孚之威望喪失，部將不服指揮，直隸防地為奉軍所奪，獨劉玉春督兵困守武昌，革命軍攻城損失重大，乃采圍困之策，城中糧盡援絕，十月始下。
方北伐軍之進攻湖北也，分兵警戒湘贛邊界，江西時歸孫傳芳統治，孫先拒絕中立之請，又不先期備戰，及直軍退潰，始遣軍隊往贛，戰事開始進行，而武勝關值為北伐軍所據，吳佩孚無力反攻。蔣中正自鄂調軍入贛，其計劃則於聯軍集中之先，將其各個擊破也，聯軍應戰不利；孫傳芳調遣大軍西上，命皖軍入鄂，會同軍艦作戰，閩軍進攻潮梅，親往九江指揮，大軍沿南潯鐵路集中，運輸便利，雙方攻守，互有勝負；十月末，北伐軍奉命自鄂增援；十一月二日，開始總攻擊，占領要塞；五日，進陷九江，孫傳芳東下，所部軍心搖動，歸路斷絕，多被繳械。北伐軍入駐南昌，收復江西全境，皖軍退歸。閩軍由周蔭人統率，分三路窺粵，何應欽知其兵力雄厚，乃先發制人，猛攻周蔭人之大本營於永定，據之，回師攻擊入粵之北兵，並得參加革命者回戈攻擊，閩軍敗潰，占據閩南。十二月，北伐軍進至福州，浙江為蔣中正家鄉，原多同情於革命軍者，一度獨立，為孫部所敗，及江西、福建失守，浙將起而應之。孫傳芳於兵敗後，微服北上，求援於張作霖，聯名通電擁為安國軍總司令。十二月，張氏就職，通電「滅絕赤化」，援軍則以意見分歧，不能即日南上。十六年（一九二七）二月，蔣中正決定攻取東南，何應欽等自閩贛入浙，第六軍長程潛、第七軍長李宗仁東下入皖。初浙江形勢混沌，兩軍迭有進退，及北伐軍援至，聯軍戰不能勝，撤至長江北岸，一部分固守宜興，三月初，陳調元等響應革命軍，安慶、蕪湖不戰而下。直魯軍南下之接防上海、南京者，欠餉太久，兵無紀律，人無鬥志，戰於南京、蕪湖之間，不勝。何應欽親往浙邊督戰，進攻宜興，聯軍北退，革命軍占領常州，分途前進，收復無錫、蘇州、鎮江。上海守將隱懷二志，周蔭人殘部棄險而走，海軍獨立，滬寧路上之聯絡業已截斷，軍心惶恐，工人起而暴動，向直魯軍進攻。革命軍於混亂之中，進至上海。南京方面，直魯軍奉命北退，二十四日，革命軍入城。
革命軍勝利，黨務則益紛擾，北伐之先，蔣中正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及統軍北伐，前職譚延闓代理，後職張人傑代理。譚為長者，對於政治問題，多無主見；張與蔣頗接近，《中國革命秘史》稱廣州三月二十日之變，由其促成，其經過非吾人所知，左派固不肯與之合作。十五年（一九二六）冬，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昌，政治人員分批北上，而國民政府業已組織完成。張人傑不見容於左派，不敢前往武漢，執行職權，蔣中正派員疏通，未有效果。據密溪記載，明年一月，蔣請中央委員於南昌開會，不得，親往漢口，知其地位危險，即返南昌；實則仍為調停，其建議不為政府接受耳，其時鮑羅廷之威權日隆，左派以為武漢為工商業發達之區域，組織工會，改良商店僱工及工廠工人之待遇，更從事於農民運動。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三中全會隱受鮑羅廷之指揮，提高黨權，削減總司令職權，改主席為主席團，左派人士申言軍事、政治、黨務集中個人之弊害，影射蔣之專政獨裁。顧自克復東南，形勢轉變，武漢政府統有兩湖、江西，而福建、浙江及安徽、江蘇大部分則歸總司令管轄，兩廣亦與之接近。事變醞釀之際，武漢方面遣何香凝說蔣，未有所成。至是，汪兆銘自海外抵申。《中國革命秘史》稱蔣中正、吳敬恆等見之，蔣主鮑羅廷解職，改變容共政策。吳氏建議推行之步驟，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檢舉，由軍事領袖執行，汪氏堅持異議；轉而詢問陳獨秀，共產黨是否有消滅國民黨之意？陳氏否認，二人共同發表兩黨之合作宣言，問題固未解決，最後決定召集四中全會於南京；四月初，汪乘輪船西上；十二日，蔣氏電汪，稱上海形勢嚴重，請汪及執行委員即日東下，一面令兵解除總工會糾察隊武裝，實行清黨；十五日，偕同胡漢民等至寧，謀組政府。十七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蔣等黨籍，免去各職。明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改組各軍政治部，擴大清黨，寧漢逐成相峙之局勢。
北方自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職後，宣言討赤，任命副司令官，改組內閣，顧維鈞奉命為外交部長，兼署國務總理。張宗昌遣直魯軍南下援蘇，戰不能勝，河南則軍隊龐雜，餉糈困難，奉張遣員入豫，向吳佩孚疏通奉軍援鄂，而部將反對奉軍南下，形勢混沌，馮玉祥新自俄歸，得其接濟，自綏遠督軍入隴，東至陝西，未遇強力之抗拒，進至豫西。十六年（一九二七）二月，張作霖鑒於形勢之不利，通電進兵河南，另電吳佩孚等望其合作，而吳部將仍持異議，調兵防守黃河南岸，奉軍進抵北岸。三月，兩軍隔河而戰，豫軍敗退，奉軍乘勝，次第攻取許昌、郾城，進至駐馬店。河南自駐大軍以來，人民不堪負擔，而敗兵潰卒所在為亂，愚民得有槍械者，聚而為匪，迎降之將士時而復叛，奉軍之地位頗為困難。其在東南方面，南京政府初患武漢軍隊東下，扼守江岸，北軍據有江北。武漢政府原欲遣兵東下，而奉軍進至豫南，鮑羅廷以為寧方兵力薄弱，戰敗奉軍之後，回師攻取南京，易如反掌，希望乃與事實相反。武漢政府任命唐生智為總司令，調精兵七萬人北上，張發奎所部鐵軍與焉，其計劃則聯合閻錫山、馮玉祥共同作戰也，閻氏未有舉動，馮氏出兵稽延。兩軍激戰於駐馬店一帶，奉軍炮火猛烈，北伐軍戰鬥勇敢，犧牲重大，死傷一萬四千人，奉軍力不能勝，而馮玉祥進取洛陽，乘機東下，奉軍撤至黃河北岸。方豫南之激戰也，楊森自川出兵，夏斗寅應之，逼近武漢，政府自豫調兵回援，敗之。其境內情狀日形惡劣，紳商逃往上海，現款日少，不敷流通，而乃集中現洋，濫發不兌現之紙幣，強迫行使；物價昂貴，餉糧困難，軍火缺乏；工人失業者增多，農民亦感不安。第三國際委員印人饒益（Roy）出其所奉之密電示汪，以為汪派須與共產黨合作，方能維持政權也。顧時形勢全非，南京方面已將直魯軍戰敗，進據徐州，寧漢兵力殆相平衡，雙方欲得馮玉祥之協助，而鄭州、徐州會議，馮氏僅欲作調人耳，共產黨於湘收沒土地，湘中軍官多為中級社會，反對其行動，長沙駐軍起而暴動。獨張發奎部下共產黨員較多，勢力強大，駐於江西。七月十五日，武漢政治會議通過分共議案，准鮑羅廷辭職，鮑羅廷先受第三國際之非議，迭請辭職，至是許之。其回國也，備受武漢政府之優待，三十日，張發奎部將賀龍、葉挺率兵一萬五千人宣布獨立，起義於南昌，南至廣東。於是武漢東下計劃一時停頓，寧漢進而合作矣。
南方反共，北方張作霖以討赤為號召。初郭松齡倒戈，中東鐵路拒絕無款運輸軍隊，奉張下命拘捕俄人總辦；蘇俄嚴重抗議，限期釋放，迫而許之，雙方之疑忌日深。十六年（一九二七）春，直魯軍南下，檢查輸船，捕獲鮑羅廷夫人等，送往北京，蘇俄再提抗議，後由法庭釋放。張作霖自就安國軍總司令，嚴禁共產黨活動，其領袖李大釗避居於俄大使館，軍警訪知；四月，商得使團之同意，往查俄館，捕獲李大釗等。俄員放火圖滅文件，其救而存者，證明蘇俄援助國民黨及國民軍，駐京俄代辦及其政府均有抗議；外交部則以利用使館宣傳赤化，不理代辦。蘇俄將其召回，並提出要求，外交部將其駁斥。所捕人員由特別法庭審判，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判死刑。六月，張作霖受部將之擁戴，就海陸軍大元帥之職，組織軍政府。其時武漢軍向下游移動，馮玉祥防範河南雜軍，蔣中正分調軍隊南下，張宗昌下令反攻，進據徐州，孫傳芳亦統所部南下，銳氣正盛，蔣中正親赴蚌埠督戰，力不能勝，放棄江北，桂系忽有不奉命令之表示。寧漢由馮玉祥之調停，開始通電，武漢主張召集四中全會，取消南京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蔣中正去寧通電辭職，胡漢民等亦至上海，李宗仁深患唐生智東下，其兵已達安慶矣，親往九江，商請汪兆銘等往寧組織政府，停止軍事行動。武漢乃派譚延闓、孫科赴寧調查實狀，寧漢合作方有端倪，而八月二十五日，孫傳芳部下忽自龍潭、棲霞山一帶渡江，截斷鐵路，破壞電線，分路前進，謀攻南京、鎮江，戰鬥之勇，形勢之急，將即決定全局之勝負，白崇禧、何應欽各將精兵東西夾擊，海軍助戰，孫部軍火糧食均有困難，激戰至三十一日，退至江岸；北渡為海軍所阻，敗兵多為俘虜，革命軍死傷一萬餘人，終能挽回全局。方兩軍之激戰也，李宗仁乞援於武漢，唐生智所部開抵蕪湖。戰後形勢又轉移矣。據《中國革命秘史》，譚延闓不協於唐生智，而與桂系合作，孫科與許崇智往來甚密，二人電請武漢執行委員東下，汪抵南京，李宗仁頓改前言，胡漢民等仍在上海。寧方欲其出席，汪等赴滬見之，有不肯見者。九月會議，寧方委員不肯出席四中全會，孫科提出滬、寧、漢合作辦法，組織特別委員會，滬寧委員表示同意，汪以其無根據，怒而退席，潛回九江。十五日，南京會議決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行使中央黨部職權，黨務紛糾固未已也。
特別委員會成立，武漢、廣東等地發電反對；寧漢又有安徽之爭，唐生智於武漢掌握軍權，湘人之任軍職者惡之者眾，隱謀報復；南京遣孫科等往九江請汪入京，汪說其至武漢會商，從之；協商之辦法，召集四全會議，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等，南京復電贊同。湘將程潛則同桂系將領遣軍西上；十八日，突攻蕪湖唐生智部；後二日，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唐生智發電詆毀特委會，汪氏以其見欺，痛詆軍閥，東至上海，迭電蔣中正回國，蔣辭職渡日；至是，表示贊同召集四中全會也。兩廣為桂系勢力之地，原欲出兵湖南，李濟琛鑒於張發奎之反對，張自江西追逐共產黨入粵，所部駐於廣州，未能調遣大軍出境。汪應粵請南下，倡言召集四中全會於廣州，蔣自日歸，而唐生智已敗逃矣，議定於上海開預備會。汪兆銘、李濟琛赴滬，而張發奎忽自香港回粵，收繳桂系兵械，桂系出兵，全會委員亦相辯論；十二月二日，預備會開會，監察委員援助桂系，汪兆銘處於不利地位；十日，會議通過蔣中正復任總司令，由其籌備四中全會，汪則宣言出國。明日，廣州起義發生，事變之後，汪不容於上海，乘船赴法。張發奎所部交部將統率，輾轉應戰，退至江西，奉命北伐。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四中全會開會於南京，議決改組中央黨部，整理各地黨務，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府分會仍可存在，推定委員。閉會後，軍隊北上，期於最短時間，完成北伐。
方黨務之紛糾也，戰事依然進行，孫傳芳自龍潭敗後，整頓殘部，固守蚌埠一帶，何應欽督師攻陷蚌埠，孫部退守徐州。河南自奉軍退至黃河北岸，靳雲鶚所部尚在豫南，馮玉祥視為心腹之疾，分兵布置，將其消滅。而豫東之惡戰又起，張宗昌聚兵十數萬於徐州一帶，沿隴海路而西，兩軍於蘭封一帶。迭有進退，犧牲重大，直魯軍敗退。十二月，國民軍進攻徐州不勝，何應欽會師陷城。其在北方，閻錫山乘奉軍激戰於河南之際，出兵石家莊，奉軍全師後退，九月兩軍開始戰鬥，十月，奉軍反攻，其沿京漢路南下者，進至石家莊，獨涿州固守不下。京綏路奉軍復據察哈爾，進至包頭，晉軍敗守長城，涿州守兵亦繳械改編，遂成相峙之勢。於是張作霖之敵益多，戰區日廣，應付困難。十七年（一九二八）春，蔣中正復任總司令，親將第一集團軍北伐，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各當一面，四月開始作戰。第一集團軍進攻魯南，魯西由孫傳芳部防守，戰事激烈，第二集團軍往援敗之，迭陷要邑，五月一日，克復濟南，而慘案起矣。初十六年，日本出兵山東，會孫傳芳反攻勝利，撤兵回國，及北伐軍大舉北上，第二次出兵。三日，日兵藉口日商被搶，攻擊華兵，勒令繳械，慘殺交涉員，斷絕交通，並由青島調兵增援；七日，日將提出苛酷條件，不待答覆，轟擊濟南城，破壞兵工廠，占據營房；十日，城陷，阻撓北伐軍沿鐵路北上，軍隊迫而繞道渡河。第二集團軍主力與奉軍作戰於彰德、大名一帶，頗有傷亡，奉軍以東路不利，向北撤退，第三集團軍進至石家莊。奉張知力不敵，利用濟案，通電息爭，一致對外。南方則不之理，白崇禧更率第四集團軍北上。張作霖又受日本警告，六月二日，通電出關；六日，專車遇炸，重傷而死，日人負有相當責任焉。閻錫山接受京津，並收編敗兵，張宗昌部退守灤東，後向奉軍攻擊，戰敗遣散。張學良繼父統治東北，原欲於七月易幟，服從國民政府，而日本兩次干涉，迫而緩期舉辦。十月，張學良奉命為國府委員，放還所扣車輛，十二月易幟，於是統一完成。政府改直隸為河北，北京為北平，奉天為遼寧。
北伐歷時二年，方革命軍之出發也，不足十萬；及下兩湖贛閩，擴至四十餘軍；據三中會對於黨員之訓令，軍事已呈紛爭複雜之象，不能收整齊統一之效矣。其困難之癥結，則北伐之成敗，決定於軍事之勝負；政府顧慮強敵之勢力，內部之分裂，屢次遷就事實，其不良之傾向與影響，則武人掌握政權也。中國政治實狀，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無一定標準，多其親友同鄉，其受委任者，非由於政府之選擇，乃受私人之引薦，忠於私人，遠過於政府，此為造成私黨、養成軍閥之一要因。雜牌軍隊之倒戈反正，多由於朋黨及利害而定，固無所謂效忠於政府也。軍隊作戰之先，子彈之運輸，長官行李之轉送，戰壕之掘挖，多以民夫為之；農民耕種土地，遊民貪生怕死，工作多無酬報，隨同軍隊出發，或無回歸之望，不願為之；或由縣官抓拿，或由商會招募，或由兵士拉捉，被拉之夫役，兵士防其逃走，以繩系之，形狀如囚。軍事緊急之時，凡衣短褐之人，不敢行於市中，商店迫而罷市，商會常為商人利益之計，招待軍官，給養兵士，亦有相當之效果焉。軍隊數多，設備不周，不願住於廟祠，而多住於民家，床鋪之奪取，什物之攜去，婦女之誘姦，皆所不免。戰區人民逃亡，損失尤重，戰後敗兵逃卒，幾至無物不取，散而為匪，大為害於鄉村，槍械散於民間。遊民習見戰爭，法紀蕩然，無所畏懼，土匪之勢益盛，鄉民之痛苦深矣。戰爭期內，稅收減少，政府濫發不兌換之紙幣。如軍用票等，或發行庫券，強民購買。劣紳依仗官勢，欺弄愚民，從中取利，廢除苛捐雜稅之口號，迄未實行，礦產公司附有逆股者，亦受摧殘。凡此多為革命過程中不易避免之犧牲與痛苦。破壞之後，當入於建設之途徑，不幸軍隊反而增加，中央政府實際之統治區域限於數省，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雄據一隅，各自為政，禍機潛伏，事變之作，方興未艾也。北伐之役，革命軍死者五萬餘名，傷殘者約逾萬人，合拒戰方面死傷計之，蓋逾十數萬人。所得之結果如此，能不痛哭耶？
北伐完成。八月，五中全會開會，議商善後及政治問題，其主要議決案，政治則軍政結束，訓政期內應設五院，削減政治分會職權，限於年底取消；軍事則統一軍政軍令，裁減軍隊，限制軍費；黨務則定期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統一理論。會胡漢民等回國，力主依據建國大綱，設立五院，推定委員擬成草案，政治會議通過後公布，是為《國民政府組織法》。其要款則國民政府總攬治權，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織之，其院長、副院長由政府委任；國民政府設立主席委員一人，委員十二至十六人；主席接見外使，統轄陸海空軍。國務會議由上述之委員組織而成，處理國務，解決院與院間之爭執，公布法律，發布命令。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分設各部及委員會，其數及組織法未有規定，蓋便於酌量需要，隨時增減也，共分十部，曰內政、外交、軍政、財政、農礦、工商、教育、交通、鐵道、衛生，每部部長一人，政務次長、常務次長各一人；委員會則辦理特定之行政事宜，如建設、僑務等。行政會議由上述各官組織而成，其議決事項，有提交立法院者。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其職權如議決法律預算、大赦、宣戰、媾和等，近於國會，委員全由政府委任，自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二年。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司法審判、行政官吏懲戒，及行政審判。考試院為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選銓敘事宜。監察院為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審計，委員十九至二十九人，由院長提請政府任命。綜觀國民政府之組織，足稱機關繁多，五權憲法，雖為國民黨總理之主張，而於何時實現，則未說明。當此兵災之後，人民生計困難，設此龐大之機關，安插人員，為得為失？殊一問題也。五院以行政立法為重要，其他三院亦先後成立，院長人選，多為聲望較高之黨員，國民政府主席則蔣中正也。行政院直屬之十部，亦有因人而設者，人選雜有派別，蓋為充實中央，而並遷就事實也。政府改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為省，各省省政府組織，採用委員制，行政指揮，常不免於困難，機關多而人員眾，其工作多為例行公事，舞弄文墨而已。縣之組織，初無重要之改變，不過削減職權，添設專局，如建設局之類。縣下初設行政局，辦理一區事務，後改為區公所，要多無所事事，不肖者反為害於人民，經費之增加，猶其餘事！
軍事結束，全國教育會議、內政會議、交通會議先後召集，會中提議繁多，要多不切實際，無法進行。其較重要而難於解決者，無過於裁減軍隊。據財政部長宋子文之報告，全國軍隊凡二百萬人，需款六萬四千二百萬元，而中央收入共四萬五千萬元，除還債外剩餘三萬萬元，政府支出三萬六千萬元，更無興辦建設之經費，非大裁兵決無相安之局勢。軍事領導人商定組織編遣委員會，改組軍事機關。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國軍編遣委員會成立，議決裁減軍隊為七十一萬五千，軍費定為一萬九千二百萬元，其困難則軍事領導人各謀擴展勢力，尚以軍餉待遇不平為言，編遣計劃未能充分討論，且無裁兵決心也。二月，武漢政治分會忽而違反法令，免湖南主席魯滌平職，遣兵入湘，魯率所部一部鄉退入江西，其兵仍遭襲擊。國府派大員查辦，遣兵西上，湖南擁護中央，白崇禧部兵駐於河北，部將不服，唐生智奉命代之。馮玉祥亦不援助桂系。李濟琛入京調停，而中央認為違反命令，無法調停。視之無異於間諜，解除其衛兵武裝，送往湯山，三月末，下令討伐桂系，分路前進，占領湖北沿江要城，馮玉祥出兵鄂北。四月，桂系敗兵退往鄂西，張發奎等奉命追擊，余兵先後改編繳械。會李宗仁回桂，圖謀廣東，其地將領初有以李濟琛被扣，謀與廣西共同出兵者，粵將陳濟棠不可，奉令主持軍政，至是，桂系圖粵，國府遣兵赴援，暫得無事。桂系方始解決，而馮玉祥所部忽有異動；初三月，中日議訂濟案協定；四月，日本撤兵，山東省政府主席孫良誠原欲派兵接防，而國府另派軍隊，劃定區域，指定孫部接防，孫良誠通電辭職，率部赴豫。五月，國府改組山東省政府，接防膠濟鐵路，馮玉祥方託病休養，所部增至三十萬人，而關隴迭遭荒年，供養不易也，先尚表示合作，屢次闢謠，及是，南京、北平之馮系長官多辭職去，軍隊破壞交通，將領電詆中央，馮玉祥亦電蔣中正責難。中央決定討伐，任命各路總司令，馮知戰不能勝，命兵西退；而西北大災，無法供給餉糈，部將韓復榘、石友三通電主和，閻錫山勸馮出洋，蔣亦以之為言；馮應閻請，移居山西，閻則聲稱偕之出洋，終未出國，禍亂固在醞釀中也。
馮玉祥下野，中央謀用和平方法，統一軍隊，八月，國軍編遣實施會在京開會，議定條例，方欲切實進行，而亂作矣。斯年三月，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集；代表多由中央指派圈定，黨部有反對者，汪兆銘等宣言誓不承認，議場稍有擾亂，而多數贊助政府，固無困難。對於黨務大會修正總章，分黨員、預備黨員兩種，改大會會期及中央執委任期為二年，區黨部執監委員任期一年。汪於黨中有悠久之歷史，從者中以反對腐化及投機分子為號召，故有改組派之稱，汪方預備回國。其徒奔走活動，謠言孔多。九月，張發奎命自鄂西移防，忽電蔣中正取消大會議決案，請汪回國，擊敗接防之軍隊，率兵二萬餘人，取道湘西回粵，廣西起而應之。中央出兵援粵，收復廣西，方始撤回援兵，而張發奎已抵粵邊，李宗仁回桂，粵軍迫而後退，二軍會合進攻，廣東形勢危急；中央再調大軍自海道往援，激戰於花縣，敗之，始乃轉危為安。方張部之進攻粵邊也，孫良誠等舉兵，分道出發，閻錫山則守中立；政府調軍入豫，兩軍主力激戰於鞏縣、登封一帶；馮軍不能取勝，其出豫南、湖北者，亦無功績；乃再西退，唐生智督軍追擊。十一月，石友三於浦口作亂，回據蚌埠，常州兵變，上海駐兵受人煽惑，唐生智亦於鄭州獨立。於是人心惶惶，形勢危急，幸而常滬變兵不久即平，西征軍多未附和唐生智，閻馮又不之助，其親信隊伍不過兩師。明年一月，閻至鄭州，唐氏迫而下野，所部為中央軍繳械，石友三自皖退豫，閻之出此，殆為擴張勢力之計，固無擁護中央之決心，互相疑忌。招兵購械，不遺餘力。二月，閻忽電蔣稱以禮讓為國，約其一同下野，由是雙方電戰，以三代表大會為中心。李宗仁等推閻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副之；張氏主和，電勸息爭；韓復榘初原通電反蔣，突與石友三倡言和平，閻言出國，時局仍在醞釀之中。三月馮忽回陝，閻部接收平津中央機關，雙方備戰。四月，閻馮就職，凡前中央執行委員不慊於蔣中正者，多與之合作。五月，戰起，山東、河南、安徽均有戰事，中央軍設備較全，有大炮飛機轟擊，以隴海路為中心，先取攻勢，進據歸德，馮調精銳聯軍赴援，戰事之激烈，死傷之眾多，過於北伐之役。蔣中正督戰不退，兩軍相持，韓復榘為中央力守山東，後為晉軍所逼，退出濟南，豫南則兩軍相持。李宗仁等又自廣西入湘，進陷長沙，直抵岳州，忽以戰略關係，將其放棄。黨務則汪兆銘北至北平，成立擴大會議，及晉軍于山東戰敗；為便利號召之計，九月，組織國民政府，設立約法起草會，草擬約法。雙方迭為攻守，死傷重多，造成相持之局。十八日，張學良通電主和，派兵入關，張氏擁有大軍，舉足輕重，雙方遣使各欲得之為援，至是，表示擁護中央，石友三等應之。晉軍迫而讓防，擴大會議移至太原，乃予馮軍重大打擊，中央軍攻下蘭封，沿隴海路前進，平漢路亦有進展。聯軍退至河北，無能為力，閻馮通電下野，汪氏於約法成後離晉，善後問題亟待辦理。
方聯軍之敗退也，蔣中正深受刺激，先未商於南京長官，通電請於明年一月一日，大赦政治犯，召集國民會議。其時行政院長譚延闓病死，譚為忠厚長者，超然於黨爭之外，蔣氏為國府主席，掌握實權，與宋子文合作。胡漢民為立法院長，倔犟自信，為主持黨統最堅之人物，在黨有悠久之歷史，時傳其謀為行政院長，未能成功，意見漸深，而國內之問題益多。張學良入關，接收河北、察哈爾等地政權，而山西敗兵供養困難，裁兵善後，無從著手。共產黨於豫戰之際，利用防兵空虛之機會，宣傳主義，發動農工，分配田地，改革婚姻制度，其領袖多為知識界人，富有組織能力，至是，蔣赴上流調兵「剿共」。二十年（一九三一），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與蔣通電相連，胡漢民公然反對約法，益立於對敵之地位；二月迫而辭職，送往湯山，其經過言者不一，固久暗鬥之結果也，乃予反對者之口實，醞釀事變矣。國府公布國民會議組織法，各省奉命選舉，其原則所謂職業選舉也，而國內戶口未有確實調查，農民不知選舉日期，鄉間亦未舉辦，各省類多指定代表，不過善其名為選舉耳。五月，國民會議開會，其重要議決案，首為通過國府提交之訓政時期約法，約法八十九條，凡於人民權利義務莫不應有盡有，國民生計教育尚有規定。顧其範圍太廣，國民貧苦，決非一時所能實現，況政治尚未入於常軌耶？關於中央制度，國民政府總攬治權，主席對外代表政府，其職權視組織法之規定為高。地方制度仍分省縣兩級，縣依建國大綱籌辦自治，余未實行，殆無說明之必要。
方籌開國民會議也，監察委員古應芬等忽而彈劾蔣中正，孫科等去京，陳濟棠接收廣東政權。另設政府，改組派亦與之合作，雙方發電詆毀。石友三首先於河北省舉兵，不久敗潰，晉軍雖未之助，而閻錫山忽自大連潛歸。中央軍「剿共」已久，迄未將其肅清，長江大水，江淮一帶田多成為澤國，農民流離失所者五千萬人以上。而廣東政府仍主用兵，遣陳友仁渡日，謀與日本妥協，其具體辦法，言者不同，現尚無從證實，其時中日滿洲問題次第發生，大小懸案積至三百，萬寶山水田爭執，日軍官失蹤，均其案之大者，日本軍人方謀造成強有力之輿論，而以武力解決，無怪時人懷疑陳氏之東渡也。九月，廣東出兵北伐，取道入湘，中央出兵赴援，衡州戰事將起，而十八日，日軍占領瀋陽之報已至，戰事始乃停頓。中央政府無法應付，遣派大員赴粵協商，一致對外，粵方請蔣下野，京方則主中樞不更，會東北失地益廣，天津有便衣隊為亂。雙方讓步，各派代表於上海會議，十一月開會，議決南京、廣州各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監委員，而以一、二、三屆中委為當然委員。京方大會如期召集，而粵方大會忽將滬會議決案推翻，且演武劇，大為時人詬病。學生罷課，入京請願，交通為之阻礙。十二月，蔣中正辭職。蔡元培等被毆，政府始采堅決維持治安之政策，強送學生回歸。外交為人利用，徒供內爭，應付益為困難。政府召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組國府。蔣氏去寧，宋子文等亦辭職去，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孫科任行政院長。院長改對中執會所產生之政治會議負責，其常委為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三人均不在京，孫亦一籌莫展，自請辭職。會蔣汪相見於杭州，一同入京，否決對日絕交之請，孫氏出京，乃由汪任行政院長，而上海閘北之事變突起，日艦炮擊南京，國府遷至洛陽，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國難會議。「滿洲國」反由日人包辦成立，進攻黑龍江軍隊，上海戰亦不勝，簽訂協定。國人仍不覺悟。廣東自起內戰，汪兆銘、張學良發生爭論，山東、四川、貴州皆有軍事行動，十一月國府各部遷回南京，對日交涉依賴國聯。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春，日軍借端攻取榆關，國聯調停失敗，日本退出，其軍閥聲明攻取熱河，不足十日，而竟據之。兩軍激戰於長城一帶，要口後亦失守，日軍進逼平津，政府逼而簽訂塘沽協定。中日戰鬥力相較，中國實難戰勝，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決非一人一事之咎，所可惜者，當局明知力不足以收復失地，遲延推諉，坐失早日解決之時機，「滿洲國」成後，事倍困難矣。知識界人實有當之責任，於此非常期內，國稅銳減，政府維持公債煞費苦心，核減軍政各費，未募公債，尚能出入相抵。最近軍費浩繁，財政唯視發行公債彌補不足，實一嚴重問題。
內政以受戰爭、天災之影響，未有建設，人民之痛苦，毫未減少，外交則以環境轉移，人民覺悟，初則頗有進步。國民黨自改組以來，迭次宣告廢除不平等條約，口號標語常有打倒帝國主義之句，北京政府亦向使團申請改約，列強漸知民氣之激昂，不平等條約終將廢除。外人至中國者，以商人為重要，公使領事之設立，多為保護其利益，促進友好商業之機會。中國兵力雖不之敵，而人口眾多，工業尚未發達，為外貨販賣之良好市場，將來且有極大發展之希望，我國抵抗之利器，則工人罷工，商人抵貨，國人拒用外貨也。沙基慘案之後，罷工抵貨竟予香港商業上重大之損失，粵海關徵收二點五附稅，北京政府仿行而將留難之總稅司免職，依然徵收，對外根本改變矣。方革命軍之北伐也，政治部宣傳人員受俄影響，反對教會，兵士曾或不能辨別帝國主義與個人之分別，又以設備不全，暫住於教堂學校，外人視為仇外之證，實則民房亦有為兵暫住者，固不盡然。十六年一月，漢口、九江租界，形勢險惡，當局不能維持治安，中國兵警代為管理。其時英已改變對華政策，外相曾有宣言；至是，送備忘錄於南北政府，列有七條，稱英承認中國之自主權，準備交涉，英使藍溥生（Lampson）遣員南下，議商協定，中國收回二地租界統治權。上海租界駐有重兵防守，三月，革命軍進至東南，鎮江租界交歸華官維持治安。南京則有少數兵士搶劫外人，領事館亦不能免，外人有死傷者。美英兵艦開炮轟城，幸城北荒涼，未成大禍，外人送上兵艦，載往上海，其影響之所及，長江一帶，外人均奉命避居於上海，英、美、日、法、意提出抗議，雙方辯論，一時未能解決。日本更以護僑為名，兩次出兵山東，後竟造成濟案。政府乃於平津一帶，主張慎重，外人無所藉口，亦無損失，此固計之得也，蓋徒逞於一時意氣，煽成事變，百姓散去，政府終須負責，賠償相當損失，表現政治上之弱點，且為國際間易起誤會之事件。寧案、濟案之解決，中國固多損失，延宕不決，而損失尤多也。
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力謀廢除不平等條約，十七年（一九二八），中國統一，進行益力，茲分言之於下。（一）關稅自主。關稅自主，為一國統治權之表現，關稅會議承認中國自主，戰事期內，需款孔亟，二點五附稅，南北先後實行，十六年，南京國民政府擬欲加稅自主，不得，明年，北伐完成，宋子文奉命與美使馬克謨（MacMurray）議訂關稅協定，中國於明年海關自主，美商納稅不得多於他國商人，德、比、英、法諸國次第承認中國海關自主。日本獨持異議，列強享有最惠國之待遇，加稅不能實現，十八年（一九二九）初，中國讓步，日本始肯承認中國加稅，其內容迄未公布，斯年中國海關加稅。明年五月，中日另訂協定，二國互惠，規定若干貨物於一、二、三年內不得加稅，廢去陸路減稅之例；並提關稅五百萬元償還擔保不足之賠款，顧未實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協約失效，中國自由公布稅則，海關直隸於財政部，外人之權削減，不過行政系統，常受內亂之影響而破壞耳。其當附言於此者，鹽務稽核及郵政客卿均處於行政官之地位，非若向者之大權獨攬，發號施令矣。（二）領事裁判權。其損害一國之主權，前已說明。自歐戰而後，暹羅、土耳其均已將其取消，獨中國尚存，法權調查會則以中國司法尚待改良，主張逐漸取消，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於十六年（一九二七）收回，三年後改組，收回主權，外交部迭與外使磋商，廢除領事裁判權，而日、英、美、法迄不願放棄，國府下令自十九年（一九三〇）起，僑民遵守中國法律，明年，公布管理外人實施條例十二條，自二十一年（一九三二）起始行，會九一八變起，不果施行。其已放棄領事裁判權者，有德、奧、俄、墨西哥諸國，新締約國如捷克、波斯等國亦將其取消。就實際狀況而言，凡前國人與締約國人爭執，居於被告地位者，原告報告領事，由其向交涉員交涉，行政官申理，即得解決。交涉署於十九年（一九三〇）裁撤，領事函請行政官受理華洋爭執者，官則婉稱可於法院控告，於是居於原告之外人，不得不於法院起訴矣。（三）收回租界軍港。德奧租界於戰時收回，俄亦放棄租界，英國歸還漢口、九江、鎮江租界，已言於前；十九年（一九三〇），交還廈門租界及威海衛軍港。期內中國亦收回天津比租界，日法則無交還之意，英於九龍、上海亦然，蓋非旦夕所能成功也。（四）退還庚款。庚款額數遠超過於各國損失及軍費等，美國首先退還一部分作為教育經費，及庚款延期付償，又將餘款退還，德俄則受戰事或革命影響，放棄賠款，日、英、法等亦以賠款作為文化或其他事業之經費。
上就成功而言；最大之失敗，無過於滿洲交涉。東北為中國富源之一，地廣人稀，日俄經營各有條約上之根據。中東鐵路久為中俄爭執之焦點，蘇俄承認其為商業企圖，二國共同經營，乃自郭松齡倒戈而後，奉張對於蘇俄態度劇變，爭執時起。易幟而後，東北問題仍由地方長官自行解決；十八年（一九二九）夏，兵警奉命檢查哈爾濱等地俄領事館，拘捕俄人，兼及官員，其理由則宣傳共產，隱謀革命也。蘇俄嚴重抗議，未有滿意之解決，進而斷絕邦交。俄稱中國雇用白俄擾邊，中國則稱紅軍犯境，真相究不易知，各不讓步解決。十月，俄軍三千由加倫統率作戰，戰敗守兵，進據要城，直至海拉爾，張學良屈服議和。方事變之起也，列強多同情於蘇俄，戰後美法諸國以非戰公約之故，出而調停，為俄所拒，日本則守中立。守兵既敗，中央未有軍隊往援，張學良派員赴俄乞和，其主要條件，一則恢復鐵路原狀，一則涉及其他問題，議定明年一月會議，延期者再，一無所成，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始以中日問題，恢復邦交。日本國小人稠，需要原料，其野心政治家視南滿為其生命線焉，干涉東北長官易幟、中國統一，其理由則為不欲國民黨於東北宣傳愛國資料，引起人民熱烈之情緒，反對日人也。夫地為吾地，人為我人，何竟干涉內政？奈一強一弱無可奈何！懸案積多，疑忌日甚，日本武人終乃不顧一切，占據四省，成立所謂滿洲國。若何收復失地？實一困難問題。關外三千萬人，將久置之不問乎！
綜觀民國二十餘年以來之政治史，吾人莫不深為失望，內政則天災人禍，紛至沓來，人民於壓迫之下，日度馬牛生活，外交則得不償失，中國已至最嚴重時期。其造成之原因，至為複雜，下篇將詳論之。著者曾讀梁濟遺書，深有所感，其言當為原因之一，茲錄一節，以作此篇結束。其言曰：
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買收，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
梁濟忠於清室，悲世疾俗，自投水死，書乃其子梁漱溟等所輯影印者也。吾人對於其言，固不可狹義解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