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五篇　政治社會情狀

君權之發達〇宮廷生活之情狀〇大臣之無權〇疆吏之恭順〇州縣官之困難地位〇貪墨之一斑〇刑罰之嚴酷〇官儀之盛〇學塾之生活〇童試〇生員考試〇鄉會試等〇闈中情狀之一斑〇中試者之地位〇八股文之說明〇文學之趨勢〇思想與學藝〇土地之分配〇田稅〇農民生活之情狀〇工人〇商人〇家庭生活〇宗教思想〇經濟狀況〇自治組織〇結論 清帝遜位，自秦以來之專制政體告一結束。其間二千餘年，君權逐漸發達，至清無以復加，一旦推翻，其變化演進之跡，固吾人所當知者也。初秦始皇統一中國，改稱皇帝，威臨臣下，君權始大進步。劉邦（漢高祖）起自平民，諸將多其故人。統一之後，會宴群臣，酒酣失禮，曾至狂呼爭功；叔孫通改取秦制，作為朝儀，帝命朝臣習之，始知皇帝之貴。三公入朝，猶得坐而議論政事，切諫爭辯，直陳是非，君臣時以詼諧之辭，互相談笑，東方朔醉入殿中，小遺殿上，被劾不敬，武帝免為庶人。東方朔口諧辭給，近於弄臣，然曾官至太中大夫，此風相沿，迄於唐代，茲舉二例為證。梁武帝設御筵，蕭琛醉伏，帝投以棗，蕭琛取栗擲帝，中面，御史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對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帝笑而止。唐代君臣以打油詩相戲。及趙匡胤（宋太祖）以部將之擁護，得為天子，頗自尊重；初用之宰相，原仕於後周，憚其威嚴，請免入奏，改用劄子，太祖許而從之。三公坐而論政之制遂廢，君臣之分益嚴，宋代理學發達，士大夫倡言忠君。其後宋為蒙古所滅，漢族深受異族之凌虐，朱元璋（明太祖）以盜魁起兵，統一中國，奴視臣下，以跪拜為朝儀，朝臣以受廷杖為榮。及清禮益隆重，三跪九叩首，成為儀注，外官奉有恩旨，則「恭設香案，望闕叩首」，凡遇賜賞均須行禮，駐外公使謝恩奏疏，莫不以之為言。軍機大臣每日入值，天尚不明，皇帝坐於殿上，大臣跪於殿下，應對詢問事件；其年高者，帝或施恩賜給墊毯，或自以軟物裹腿；初覺甚苦，習而安之。皇帝發言，大臣例不敢問；賄賂太監，置其墊毯近於御座。君臣問答為時甚短，大臣非待詢問，不敢陳說；有所建議，君權發達至此極矣。其弊則繁文縟節，變為形式，恐懼之中，殆無自由發表意見之機會，久乃視為固然。外使入覲，不肯跪拜，編修吳大澂稱我國定製，從無不跪之臣；朝廷之禮，為祖宗所遺，不跪則普天臣民必憤滿不平。清亡主張復辟之遺老，稱道「今上」，則群起站立，其人多為禮教所拘，見解迥異於吾人；雖不能以新標準作為評論之根據，而固少數頑固守舊分子，忠君內安之代價，亦云重矣。 皇帝為一國元首，勅封鬼神，陟黜官吏，誅罰有罪，發號施令，統治全國，臣下不敢仰視，尊嚴儼如天神。其敬拜者，一為天神，二為祖宗，三為太后。祭天祀神，禮頗隆重，遇有水旱星變非常之災，往往入廟拈香。祭祖含有報恩追遠之義，古人以為人死之後，魂魄尚存，故有血食之說，歷代視為重典。孝為美德，帝王以孝治天下，每逢佳節壽辰，親至太后前行禮。光緒長於宮中，太后聽政，見之即須跪迎，德齡女士在宮二年，漸與光緒習近，曾相戲謔，口稱太后至矣，帝立跪下。朝臣於三節萬壽日等，盛服入朝，行禮慶祝；平日帝出臨朝，高坐殿上。太后聽政，則用簾或幔隔遮，及光緒變法失敗，慈禧復出聽政，其年已老，坐於殿上，拳亂後，旁置棹椅，作為皇帝坐位。朝中各衙門堂官，及各旗侍衛，輪流值日。茲錄《諭折匯存》中一例，以便有所證明。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正藍旗值日吏部引見八十名河南知府劉更壽謝恩道府張九章洪懌孫謝恩普齡假滿請安高熙喆武瀛孫崇緯謝化南預備召見 召見軍機高熙喆劉更壽 上文依照原文抄錄，引見人員太多，不能一一詳察矣；太后聽政，曾命樞臣接見，蓋應故事而已，而引見人員則縻款甚巨。周馥於一八七五（光緒元）年引見，其《自訂年譜》記之曰：「赴吏部引見，時上沖齡踐阼，引見人員，皆派大臣驗放。先一年，李相國（李鴻章）給余引見費五百兩，周薪如提軍盛傳又增五百兩，而部吏駁阻，索費太巨，遂出京未辦。至是，有友人為之斡旋，乃得了引見案。」其所稱之先一年，同治尚猶臨朝，而已成為慣例，饋銀一千兩外，周氏當自籌款，竟不能應部吏之需索，索費究有若干，視人而定，今不可知。謝恩請安預備召見而外，尚有請訓，請訓多為實缺官員，往往錫以訓辭。軍機大臣則每日入值，余官得見者甚少。 朝禮尊嚴，而大內建築則不甚高；書齋若上書房南書房，屋殊隘小，設備不全，皇子幼時均習滿語漢文。郊外建築具有美術價值者，前有圓明園，英法聯軍之役，英兵奉命毀之，後有頤和園，竭兩朝財力經營修築而成。宮中侍衛多由皇族及八旗大員子弟充任，門禁森嚴，大臣不得遊覽禁地；李鴻章擅游頤和園，部議革職，則其明證。御史尚謂雜人出入宮門，奏請整肅。帝於宮中，接近妃嬪宮女太監之機會較多。清制挑選秀女，八旗妙齡女子，不得先行訂婚；其被選者，命運多不相同，或為后妃，或為嬪貴人，或為侍者；宮女於壯年放出，不准再入宮中。八旗大臣家中婦女，亦嘗入宮侍奉太后、皇后。太監來自直隸河間縣，愚蠢無識，位地低者工作如奴。宮中禮節瑣繁，上下之別尤嚴。妃嬪等人遇見太后、皇帝，則雙膝長跪。據德齡女士記載，每飯太后、皇帝先行同吃；食畢，皇后、貴妃始食，不敢坐下。慈禧於外賓入宮，以其譏笑站立而食為陋習，則命之坐；賓去，仍照舊例；太后稱為祖法，不欲改變。食分尊卑先後，原為北方習尚，站食則宮中禮也。娛樂有聽戲、遊船、賞花等，然此非少數高貴婦女不能享受；宮中生活，衣食住固無問題，而人為社會動物，全為禮教習慣所拘，毫無家庭之樂，精神上之痛苦，殆不堪言。宮女不堪痛苦自經死者，棄屍於野，罪及父母。所幸者，其人多未曾受教育，慣居家中，積久安於此種環境。嗟夫！我國所為幸福，豈豢養之謂乎？抑由於人民生活之困苦而然耶？皇帝居於宮中，其出也，或乘輅，或坐輿，抬者或三十六人，或二十八人，或十六人，前有儀衛鹵簿，侍從眾多，路上散有黃沙，斷絕行人，威儀之尊，禮節之盛，嘗非吾人所能了解。謁陵則畿輔州縣，或出夫修道，或出費，或出馬，謂之大差，貪官劣紳藉以斂錢。拳民之亂，車駕西出，和議將成，預備回京。直督李鴻章以為兵燹之後，費無所出，電請各省督撫接濟，得款甚巨；及駕北上，旨命從儉，不准鋪張，王公大臣頗改惡習。太后欲於直南多住一日，入廟拈香，竟以地方給養困難而去。周馥時辦大差，其年譜記之曰：「沿途僅備太后皇上皇后妃四處供奉，包與御廚，尚無挑剔，王公樞部大臣亦無需索，惟小官及差役人等肆擾不休。午飯備一千二百桌，實食九百桌，余私折錢去；晚餐實備一千一百桌，天寒搭棚設灶，廚役用至千人，又官內聽差，沿途車馬抬扛夫一千數百人。」夫役如此之多，侍從之臣可想，其弊則費用太巨，出巡困難，虛文浮禮，果何益哉？ 朝臣得見帝者，多為軍機大臣，俗所謂相國也。丞相始於秦代，漢承其舊，歷代名稱不同，要與皇帝接近者為事實上之宰相，職權頗重。明太祖疑忌臣下，乃因胡惟庸之獄，罷去丞相。中庸之主，機要政事商於內閣大學士，內閣之權漸重，大學士無異於宰相矣。清沿明制，大學士佐理朝政，雍正與其兄弟不協，不欲親王與聞政事，另設軍機處，司掌樞要，內閣始無實權。疆臣立有功績者，亦授大學士，內閣大學士乃為虛榮，時人仍以相國稱之。軍機大臣每晨入值，跪對詢問事件，其人多為大學士尚書，既不能自由發表意見，而又人數太多，責任不專。其重要則與皇帝接近，乘機進言，擬定詔旨耳，實際上詔旨多由軍機章京擬定，大臣不過傳述審定而已。六部堂官多不在部，與司員恆不相習。據曾國藩言，司員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其言於咸豐即位應求直言詔而發，道光末年業已如此，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六部約千餘人，多無所事，曾國藩稱其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其補缺主稿者，不過依據則例，核議案件，理辦公事，舞弄文墨而已。各部書役多者竟至數千，司員奉之為師，或與之相結。大臣在朝，每逢佳節國慶，均往宮中行禮。樞臣入值，帝憐其老者，恩許騎馬，或准坐轎，其得之者，視為殊典，御賞之物，或為壽字福字，或為荷包，或為如意，或為黃馬褂，或為詩文，或為綢緞，或為食物，或賞在宮中吃肉，均須謝恩。受官晉爵，寬免處分，子弟中試，蠲免故鄉錢糧，增廣進學額數，亦莫不然。大臣尚有進貢之例，朝廷上之失儀違例者，御史即行彈劾，都察院之御史，可別為二，一曰六科給事中，查核六部違例事宜，二曰十五道監察御史，分察直省錢糧刑名彈劾事宜，朝會朝考會試軍機處等，皆有御史監督。御史實為皇帝耳目，以敢言彈劾為能，皇帝偏重防弊，對於大臣殆無信心，大臣於監視之中，多所顧忌，苟安因循備員而已。 外官地位較優，將軍總督巡撫及統兵大將得專摺奏事，旗人自稱奴才，蓋清始祖原為部落酋長，臣下概為世仆，故有此稱；提督奏疏亦稱奴才。漢人之任督撫者沿用舊制，概自稱臣，宣統嗣位，攝政王詔去奴才，滿人始得稱臣。奏疏或為報告，或為奏請，或為議論，均有一定格式，一字違例者，將致處分，類多避免違悖之事，雜有冒功粉飾之辭，引用諭旨，無論其內容若何，多加贊語。茲引常見之例數則證明：（一）「仰見聖謨廣遠，思患預防，至周且密，欽佩莫名」；（二）「仰見聖主僅念時艱，力圖振作，周咨博訪，不厭精詳，曷勝欽服」；（三）「跪誦之餘，敬悉我皇上軫念邊陲，勤求馭遠方略，聖謨廣運，明照無遺，曷勝欽服」；（四）「跪聆之下，仰見聖明崇實黜浮至意，下懷欽感，莫可名言」。諸凡此類，例不勝舉。其進用也，非為人民，乃所謂出於皇恩；其不稱職者，上諭輒責以喪盡天良，辜負國恩。大臣謝恩疏中，嘗以世受國恩為言，每年派員入京，齎送貢物，遇有萬壽節日，爭羅珍品異物，或報效款項，或入京祝嘏。中日戰爭之年，慈禧六十年壽辰，方欲大舉慶祝，而軍隊迭敗，乃詔停辦；樞臣仍承意旨進獻貢物，宮中演戲如常，地方官則於萬壽宮行禮。貢物本為呈貢方物之例，載於《大清會典》，或為食物，或為用物，官吏或以官價買之於民，或強人民報效，固惡稅之一也。據德齡女士所記，慈禧親自檢點貢物，其不稱意者，心嘗記之。御賜之物同於朝臣，由送貢之員帶回，督撫例須「恭設香案，望闕叩首」，表示祇領，並專折稱謝。大員官外三年者，例須入京陛見，跪聽聖訓；出京先又請訓，所謂訓者，不過問答之辭，附帶勉勵之語，而縻款多矣。其下則有送部引見之例，困難已見於上。遇有國喪，官吏須素服行禮，民間例不嫁娶演戲，新年門聯冠纓，一概免去，宴會奏樂爆竹均須停止，素服百日，並不薙髮。顧皇帝與民多無直接關係，哀從何生？人民往往視為具文。淮軍能將周盛傳小心畏讒，書諭其子，並勸族人遵守喪禮，固其明證。其遵守者多為官紳，要有所懼，或別有所圖，不過虛文形式而已。每遇忌辰，各衙門須將儀門暫閉，中設牌案，素服辦事，鼓吹停奏，呵導禁聲。裕謙官於蘇州，以為日期未過，而各衙門即已撤牌，乃申禁令，顧此亦為具文。忌辰日多，官吏有不之知，而於斯日嫁娶宴會，為言官所彈致受處分者，用刑維持禮教，禮教之精神全失，其遵守者全為形式，其心動於禍福，固無悲哀之意也。 督撫為直省長官，據嘉慶十七（一八一二）年《大清會典》，全國總督八人，巡撫十五；其下屬官承宣布政使十九，提刑按察使十八，道八十二，知府一百八十二，京畿四路廳同知四，直隸廳同知十八，直隸州知州六十七，廳同知四十七，通判三十一，知州一百四十七，知縣一千二百九十三。清季添設行省，道府州縣稍有增加，其下有佐貳佐之，人數不一。督撫管理省內各官，年有考語，朝廷據以陟黜，清制三年考績，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計，優者交部議敘，劣者罷斥致休。督撫對於州縣官尚可隨時將其摘頂撤差，其革職者，不必盡為貪污人員，中有謀欲改革積弊為紳士所惡而落職者。丁寶楨、郭嵩燾曾以整頓稅銀，公平分配，竟為言官所劾，二人官至督撫，猶有謗議，爭論於朝，在其下者難安於位矣。勞乃宣官於畿輔州縣，辦差節省民財，劣紳無以自肥，反而控之。湘撫陳寶箴力欲整頓吏治，其屬員黃鍪上書論之曰：「每蒞一處，一切陋習不堪過問，即不為成法所系，亦為世俗所牽，一經整頓，即塞口碑，每聞操持過嚴。設有事變，先行撤委，不必問其是非曲直，徒得辦理不善之名，此常例也。當事者各有身家，豈肯輕入棘途，自甘取戾。是以爾虞我詐，各蹈尸位素餐之誚；雖有披肚瀝膽之血衷，無處施其用，雖有出類拔萃之賢能，莫能展其才，積重難返，理固然也。」其言深有所見，造成之原因，固如黃氏所言。其他主因，一則人無信心，且為防弊之自然結果；一則紳士之權太重，官宦權勢之家，門丁猶斥縣官為「芝麻豆子官」；捕人撲責，儼然同於官署，曾左李諸家均得如此。此種習氣，非獨湘皖為然，他省亦不能免。失意之劣紳，則將奔走控告，長官存有免事見好之心，縣官頗處於不利之地位。朝廷則視督撫參奏為整理吏治之要政，實際上希望或與結果相反。官場名言，「無例不興，有例不滅」，善於保持祿位之官吏，勢乃迫而如此。 外官之缺優於京官，清季補缺者，紛至沓來，各省皆有人滿之虞，循資按格，亦非十數年不得一缺。其出身可別為三。（一）正途，經考試出身者也。考有正科恩科，會試錄取二三百人，仕途冗滯，道光時已然，亂後尤甚，六部候補人員，或十餘年敘補，御史彭世昌奏言曰：「壯年通籍，則白首為郎，暮齒分曹，則半途求去」，京官之情狀實苦。（二）軍功，內亂歷久平定，保舉之員繁眾。（三）捐班，軍費困難，戶部廣開捐輸，減價招之。於是各省候補人員無缺安插，其捷足先登者，非善於鑽營，即有所系援，余則留於省會，類多窮困不堪。向例同知、通判、州縣官以及佐貳雜職，皆有月課，准其報名投考，優給花紅，以資津貼。江蘇時稱富庶，待遇較優，後以經費困難，改變章程，不分班次，並期合考，只予二十九名花紅，余不給獎，佐雜概停月考。月課原為候補人員而設，武功捐班類多不能應試，請人代作，後乃改章，正途出身頗處於有利之地位。州縣遇有事故，督撫派員往查，常以候補人員充任，亦調濟之一法也。咸豐嗣位，侍郎趙元奏言官吏曰：「罔識民事之艱難，但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搖滋事，書差胥吏又復從中舞弊，聯絡把持，賄囑情托，無所不至。委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貪酷者恣雎暴戾，惟事誅求；錢糧則任意侵虧，詞訟則株連積壓。」其言固為惡劣官員之寫真，其所顧慮者，一則求免長官之參劾，一則避免紳士之反對，一則畏懼鄉民之聚眾鬧事也。其所誅求者，或為相沿既久之規禮，或為錢糧之浮收，或為經手事業之花紅，或為屬員紳士之饋遺，或為詞訟之請託賄賂。其數各地不同，官吏非此決不能贍養一家，或敷足辦公之費，州縣官之正俸養廉為數無幾，而辦公從無的款，長官出巡之招待，一窗一壺無不取給，節禮門包按例饋送，長官安然受之，恬不為恥，茲舉一二明例於下。 周馥為李鴻章親信，久官於直隸。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奉命署布政使職，其年譜記庫吏送銀五百兩之經過曰：「余卻之，吏曰，『實任藩司向受一千兩，署任則受五百兩，此例規也。』余復卻之；後數年，有以此被參者，賬呈大府；大府認為故事，而以他事劾之去職。」其所稱之大府，蓋指直督李鴻章而言，此固不獨直隸為然也。浮收錢糧，多寡各地不同，其最甚者殆為四川。據張之洞奏疏，每地丁一兩，合之捐派；大縣完多將近十兩，中縣完少亦須五六兩，糧民先交捐款，然後許完正賦，否則不給串票。縣官有再加費者，農民聚眾鬧糧，成為大案。官吏解款，尚得從中取利，所謂耗羨解費也。戶部出納，亦有私費，自十數至數百金不等。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山東河工需款百萬，戶部先撥五十萬。《光緒朝東華續錄》記言官奏劾書吏索款巨萬，其劾之者，以其多也。饋送則視缺分之肥瘠，地位之高低，事件之大小而定。紳士之賄賂，官吏之饋送，皆不易知。據朝臣周德潤奏疏，廣東官場最壞，自將軍迄道府縣官，應送規禮七分，連壽節合計，共三十五分，每分如金玉珠寶緞綢鐘錶，價凡七八千金，門包數百金，以尊卑為等，如廣州府屬之六州，每年進款在十萬內外，尚不敷出。他省饋送，固無若此之巨。凡欲鑽營買缺者，則輦金入京，賄賂當局，尤以奕劻執政時為甚。長官攜帶家眷上任，其在省城者，所有用具零星瑣物，均由首縣辦置，州縣官則由胥吏購辦，去任或攜之去，或出賣之，長官以其敝舊多棄之去。首縣胥吏則發官價強買，謂之辦差。此外，尚有當事人之訟費，遇有命案，無諭死者自經，或由誤殺，當事者財產將多用盡，故諺有之曰：「家私多大，人命多大。」其弊之極，路中有屍，鄰家亦蒙損失。裕謙官於蘇州，留心民事，嚴禁此風。據《裕靖節公遺書》，地保遇有命案路屍，即同差役勒索鄰家，名曰「屍場東道」，又常串通屍親，將四鄰開出，有隔二三里者，其罪列幫凶者動輒數十，其畏事者出錢給之，始除其名，名曰「拔名東道」，此種惡習固不限於一地，官出驗屍，供給需索類多出自鄰家。關於財產婚姻等之訴訟，所在需款，稟帖遞後，候待批示，久始開庭，及期，忽又延期，所用之費已多，而判決猶不可知，民間故以息訟為言。 以上所敘情節，引用之例，多為極端之表現，不能一一例推所有之官，其中固有潔身自好之士也。其困難則胥吏無俸，多所勒索耳。官吏辦案亦有賠貼之時，余家居高資，清末設有高家司，專治匪盜鬥毆等案，鄉間遇有失竊，報告至官，數日不獲；事主即至衙門吵鬧，官出好言安之，一面期限差役破獲人贓，案情重者將受處分。邑中遇有搶劫命案，知縣聞報，即親往勘，事主一無供給；回衙，皂隸以帚掃地，藉去晦氣。州縣官對於劫案，負有重大責任，緝兇不力，致受處分者，時有所聞，維持治安乃官吏主要職守之一。張之洞巡撫山西，奏請捕盜就地正法，其理由則「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通省劫案凡四十九起，六年（一八八〇），劫案二十九起，七年（一八八一），劫案凡五十七起，本年（一八八二）十月以前，劫案凡二十九起」。四年平均之數，自今觀之，並不為高，而張之洞竟請嚴刑誅之，以警其餘。清代重視人命，罪犯判定死罪，報告刑部審核，部文批准，始得執行；各縣死犯照例解至省城，秋後處決。複審勾名，犯人呼冤者例須再審，長官胥吏不勝其苦，多用嚴刑審問；獄定以木塞口，綁至法場，用令旗斬之。就地正刑免去解費，手續較簡，且足警戒地方余匪。清季匪患較多，疆吏多請行之。官吏問供，不得，常用非刑：有以木棒或錘敲傷腳踝者；有提兩耳令其植立逾時氣脫者；有摩其腹使氣上涌一撲而亡者；有用布紙粘貼人身，向日曬乾，帶肉揭起，片片血淋、名曰剝皮者；有以棒荊縛置人背，使芒鑽刺，然後拔出，至於透骨，名曰抽筋者；尚有貓籠、天秤架、棍架、鐵鏈、站籠等名目，皆見於官書。讀後思之，心為之悸，何不仁之甚耶？憑供定讞之初意，原為免去死於非命，夫於非法淫威之下，隱受胥吏之指示，何供不可得耶？身遭非刑痛苦而死，遠不如一刀殺之，較為人道也。清帝禁用非刑，迄未有效；死者諉為死於獄中。其所以然者，多由於官吏為責任之計，深惡匪盜，匪盜非自招供，則無以定讞，案非有人供認，則無以卸責。其時未有警察，防範不嚴，非嚴刑立威，則不足以示戒，冤獄自不能免；時人恨惡匪盜，亦少同情心理，謀害親夫逆倫等案，刑亦嚴酷。犯人之在獄中也，帶有手梏腳鐐，行動毫無自由，飲食惡劣，蓋所謂人間地獄也，因案作證之人，時無贍養明文，「一入班房（待問所），生死即在胥吏之手」，況獄中乎？此就一方面而言，實際上劫案與今相較尚不為多，訟獄非刑多與良民無關，而大盜會黨羽徒眾多，官吏無如之何，往往諱飾太平。要之，人民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地方官署組織又不嚴密，徒以嚴刑立威，固非辦法也。 徵收錢糧，維持治安，為地方官之主要職守，其賢而自好者，則無需索，對於人民，勸其息訟，遇有水旱饑饉，募款拯濟，一面呈報長官，請免田賦，或籌款開塘浚河以工代賑，平日提倡教育，捐款興學，即為好官。其鄰縣免減田賦而本縣照舊完納者，則鄉民惡之，甚者聚眾入城鬧事。平民官吏向少接近之機會，然遇冤抑，尚可攔輿申訴，攔輿多為窮苦之良民，身受強有力者之壓迫，告訴無門，始乃為之。故事州縣官出衙，攔輿觸其忌諱，公畢，呼冤，回衙將即審理。官位高者，侍從眾多，攔輿不易，乃以新奇方法訴冤，如鎮江赴水冤呼之案。初鎮江於大亂之後，城外房屋盡毀，地無主人，及後商業發達，建築市房，舊主出而爭地，涉訟敗訴。會兩江總督來鎮閱兵，船抵江邊，地主繕寫稟帖，以油紙包好，置於發中，於官紳迎接之際，忽於其旁高呼「大老爺審冤」，縱身躍入水中，總督即命侍從救之，受理其案。其在本省不得直者，尚得入京叩閽，顧此種種補救方法，究越出於常軌，且非多數人所能為也。官吏地位尊嚴，出入均有侍從，由來已久，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曰：「其（大丈夫）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此就唐代而言，清制略不相同，其精神則一也。督撫出衙鳴鑼開道，執事侍官列隊而前，騎馬者謂之頂馬，多者三人，持傘者一人，奏樂者一隊，余多執牌，上書官銜，同於出會。轎前尚有戈士哈，滿語侍衛之意，督撫坐於轎中，四人抬之，左右有戈士哈衛之，轎後置有一箱，中有衣服，鄉人稱為罪箱，不過儀式而已。後有騎馬者隨之，侍從凡百餘人，威嚴無以復加，出入固多不便，幸其出衙者少耳。清季受外影響，疆吏中之識大體者，認為毫無意義，大減侍從，端方則其明例。其下各官視其品級，侍從遞減，州縣官出衙，亦得鳴鑼開道，持肅靜迴避牌者在前，皂隸頭戴竹編高帽，顏分紅黑，俗有紅黑高帽之稱，手持長板，官則坐於轎中，人民聞鑼讓道，得於路旁觀之。州縣為親民之官，有功德於民者，農民於其去時，或送萬民衣，或送萬民傘，或立去思牌，或脫換其靴置於城上，官得萬民衣者，視為最大之榮譽，民間鄭重其事，以為官有之者，將來因案參革，得免於死。 官吏鮮與人民接近，紳士出入衙門，頗有政治上之勢力，其卑劣者憑藉官勢，欺壓告訴無門之平民，其人或為世代書香大族之子弟，或為官宦之家，或為告退在籍之官吏，或為考試出身之文人，所謂士大夫之階級也。其人社會上之地位頗高，俗稱讀書明理之人，實際上殊不盡然。其時讀書入學之情狀，與今學堂不同。兒童五六歲入學，塾中先生有進學與未進學之分，遂有經館蒙館之別，社會上之地位，所得之酬報，亦因之大異。縉紳殷實之家，禮請之先生，多為知名之士，待遇頗為優渥；教授之學生，約十數人，功課最為認真。城中大率先生設館，鄰近兒童欲上學者，家長托人說定學費，然後入學。鄉村則有團館之習慣，團館於正月或六月舉行。吾鄉習慣，先由首東召集本村入學兒童之家長，議定學費，然後向先生說明學生若干名，束脩多少，先生同意，是為團館。東家設席宴請先生，三餐由其供給，一年所得二三十千文，其待遇優者被褥等物，多由首東供給。一年之中，夏季間或放芒，年終始有年假；先生返家，首東贈送之禮物甚多，間有一無贈送者，要由於各地之情形不一，首東之家境，及為人如何耳。明年正月，先生回館，東家次第宴之，謂之春卮，投其所好，或偕之出遊，或陪其博弈，約於燈節後開館。浙江鄉村待遇較劣，東家送米，先生自炊，類由年長之學生次第為之，館或設於廟中，或在宗祠。兒童上學之日，家長親送之往，攜帶禮物香燭，禮物則贈送先生，名曰贄敬，香燭則於孔子神主前燃燒，學生先向孔子行禮，後向先生叩頭，每年新正開學，亦須行禮，學生約二三十人，年齡不齊，所讀之書，亦不一律。先生終日坐於館內，稽查功課，管理學生，頗為忙碌，桌上置有板二，長曰戒尺，短曰戒方，為打學生之用。入學兒童先認字塊，後念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始讀四書五經，學習寫字，所讀之書，必須朗誦，字句分明，一一熟記，然後於先生前背誦。學生背誦生書熟書，歷時頗久，字句錯誤多者，或受呵斥，或罰令重讀，或令跪讀，或打手心，或打屁股，寫字粗心者，亦受罰責，每日時間多耗於念書、背書、寫字。先生坐於凳上，時以戒方拍桌，促其讀書，一面教其立品敦行，學生坐於位上，必正必端，其出外也，不疾走，不跳跑；其在家也，順從父母，恭敬長上。每晨入學，黃昏散學，均向孔子神主作揖，再向先生作揖，散學回家，又向父母長輩作揖。鄉村兒童入學多為識字，粗通文義，能寫書信；城市多求應考，尤以殷實之家為甚，教授方法亦稍不同。鄉間先生對學生講說經書，教其作對寫信，城中固重講解，又因得書較易，學生常或圈點史籍，試作八股，每逢二八或三六九等日，各作一課，名曰窗課，先生修改指導，迄其出學。今觀學塾讀書方法，課程迥異於今日之學校，缺點自不能免，先生不能明了兒童之心理，尤其明顯之例，然其終日在館，教授學生兼欲養成其良好習慣，人格教育之價值，固吾人所當知者也。 讀書應考為士子出身之正途，兒童入學，其家人以此望之，考試制度正式成立於隋（七世紀初葉）。蓋鑒於選舉及九品中正之弊，應時之改革也。唐宋因之，科目略有改變，時人詳論其弊，然無較善之方法，終不得廢。應試者無貧富之分，土庶之別，朝廷視為掄才大典，慎選考官，嚴防弊端，考生之取捨，則以文為標準，會試中選者得入仕途，寒土亦得仕至卿相，諺所謂平地一聲雷也。其明顯之影響，則士之進用。以才能為主，掃除貴族門閥之階級，其用以選士者，或為詩文，或為經義，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言繁雜。士大夫乃以考試之故，所讀之書，所作之詩文，所有思想，往往相類。考生必書三代貫籍，冒籍中選者，刑至嚴峻，邊省人土亦得仕至高官。凡此種種，皆足以促進中國文化政治之統一。清代考試沿用明制，重視八股，童生第一試為縣試，應試者不問年齡，概稱童生，或曰文童，前後共分五場；第一場為正場，試八股文兩篇，詩一首，余為複試；初複試四書五經文及詩各一篇，二複試四書文策論詩各一篇，三複試四書文一篇詩數首，四復又稱終復，再試八股作法。故事凡前場落第者，不得再入下場；中者登榜公布，造冊送府，以備府試。府試科目與之相同，發榜後造冊送院，中選者再應院考。縣考例照學額錄取兩倍，府考一倍，院考由學政主持，學政亦稱提督學院，皆京官之翰林出身者任之，為欽命之官，體制崇貴，職務清高，與督撫平行，寓有右文尊儒之意。 童生院試入場，搜查頗嚴，其懷挾帶被搜獲者，將其懷挾擲入巨籮，叱令入場而已；縣考、府考並無搜檢。院考規則頗嚴，入場髮捲，按簽歸於坐號，並於卷面寫明號數，然後關鎖大門，堂上擊雲板一聲，眾皆肅靜；吏執題目牌，教官誦題二三遍；兵快登案暸望，遇有犯規者，鳴金一聲，高呼某生犯某事，本生持卷赴堂印記，拒者重究。巳時，門擊鼓三聲，方許飲茶出恭，飲者走至茶桌，自擊雲板一聲，放卷桌上，印飲茶二字；飲畢，擊雲板二聲。出恭者擊木梆，儀亦如之，例許一次，有交卷者即撤桌去。未時，大門外擊鼓三聲，堂官擊雲板三下，呼快謄真。申時，大門擊鼓四下，堂官拍雲板四聲，呼快交卷。申末，大門五鼓，堂上雲板五聲，各生交卷淨場。院考規則見於《學政全書》，通行全國，較之縣府考嚴厲多矣。縣府考於飲茶出恭，考生均得自由，俗謂日落淨場，而場中不但燃燭，且有遲至午夜以後者。其原因可於王念祖君之言見之。其言曰：「縣府系守宰之官，不願過事嚴厲，以招惡感，且知學憲按臨，必然雷厲風行，我輩地方官，何苦做殺風景事，最初不過是照例之人情，日久成為沿習之風氣，在清季時，雖有風厲之縣府官，亦不能違反習慣矣。」王君先後應試六次，鄉試中選，會試不第，熟悉掌故，其言頗有根據。學政照額錄取，發榜有名者謂之秀才，亦稱附生，大率應試者數十人錄一人，限於學額，有應試終身不得一衿者。紳富欲其子弟進學，唯有出於舞弊，縣府試為之甚易，院試較難，乃勾通兵快；代考則因面目易於辨識，童生聚集一場，習氣囂張，最喜攻訐生事，倘被發覺，將有性命之憂，槍手不敢為之，乃多於場外代作，由挑水夫傳遞，場中檢對手筆，原為杜弊，實際上仍為具文，清末考官亦有認真辦理者。考試之日，飲食皆考生自備，唯縣府考終復，由官給以膳食。亦尚豐腆，食者詡為幸運，誇示於鄉里焉，榜發之後，秀才例須入學，字政按照報考籍貫歸入縣學，酌定十分之二撥入府學，謂之入泮，或曰游庠，其意義則入學宮從師肄業，身份與平民有別也。每一府學有教授一，州學有學正一，縣學有教諭一，各有訓導佐之，所謂諸生之師表也。王念祖曰：「學官教學，徒有其名，江浙文風素盛，無不自出束脩，受業於邑中名宿者。」學政照例每三年按臨各府二次，考試已經入學之生員，第一次謂之歲考。王念祖曰： 各生員逢歲試，無不慄慄畏懼，俗所謂秀才怕歲考也。每試得一等者，其前茅給與廩膳（其數其微），謂之廩生，得二等者無功無過，得三等者謂之落海，照章發學戒飭，命門斗持戒尺責諸生手心十下，以示懲儆。但前清乾嘉以後，此事向不實行，虛應故事而已。究竟同學之嘲笑難堪，此秀才所以怕歲考也。至四等為劣，五等出學為民，久已不見於事實，學政多尚寬厚，實際上懲創之制，至戒飭為達極點，所以留寒士之顏面，俾可教書以餬口，但臥碑之上，則三、四、五等如何懲儆，赫然揭載，奉為定製焉（每一府縣必有學宮，每一學宮必有臥碑，亦至今有未被毀棄者，可資考核也）。且歲試必須應考，亦有因事不與試者謂之欠考，下屆逢歲考，須先補考一次，謂之補還欠考，非若科考之可以規避不到，在鄉試前可以錄遺入場也。學政按臨各府第二次考試，謂之科試，名曰錄科，即錄其名以入科場也。考試制度與歲試相同，取一等者，前茅亦得補廩，取二等者一體鄉試，取三等者謂之落海，即錄科無名，次年鄉試時仍須考取錄遺，方得入鄉場應試也。 王君所言，系應作者之問題筆答者也，括弧內之說明，皆其自注。三年兩考固為定規，亦有並而為一者，恩科又將改變成規。學政按臨各府，先期通知知縣知府，由其出示分別考試，以備院考，故學政按臨，一則考試舊生，一則考取新生。秀才學額有定，而歲科兩試一二等名額則無定限，故少懲儆之例。《學政全書》所列之降青降社，已為一般人士所不明了，實則不過歲考四五等之處分，撲責降而為民耳。生員、童生均須自謀生計，寒士或教書，或兼行醫，或考書院。書院多設於省會大城，由達官紳商創設者，或有學田，或有基金生利，或有捐款；山長常為知名之士，學生通常百餘人，有月給銀數兩者，謂之膏火。其講習之功課，或為經學，或為八股，或為史地等，要視主持者之決定。書院又常課文，或月舉二次，或月舉一次，或二月一舉，生童均可與試，其列一二等者，多有膏火之助，應試者嘗達數千，揚州梅花書院月課，鎮江生童亦往應試，則其例也。生員進身之路，一曰貢舉，二曰鄉試。貢舉則府縣州學貢秀俊於天子也。一曰歲貢，府學每年例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三年一人，而入監讀書，路途遙遠，往返不便，又以年壯者為限，漸而變為名目，改由學政考驗。二曰恩貢，貢生以國家慶典恩科年錄取者充之。三曰優貢，三年一考，學政會同督撫選拔，一省數人而已。四曰拔貢，十二年一舉，學政選拔，督撫複試。五曰副貢，鄉試中副榜者，亦稱半邊舉人，准其入監。六曰例貢，府縣學生員或俊秀監生援例報捐貢生者。凡由前五貢出身者，亦稱正途，貢生入京，或有入監讀書，然後以知縣或教諭或訓導選用；亦有不必入京，由學政考後咨部選授本省訓導，得缺由巡撫考驗者，歲貢則其明證。 鄉試例逢子午卯酉年舉行，尚有恩科，應試者有秀才、貢生、監生，秀才、貢生已言於前，監生則以貢生不願坐監，乃以納資入監者為多。考所曰貢院，均在省城，內有士子席舍，俗稱號房，考時撥軍守之，名曰號軍；全國初設貢院十六，清季甘肅增設一所，江蘇、安徽仍共一院。考官有主考官、副考官、同考官等名目，主副考官由旨欽派，同考官俗稱房師，自十八人至八人不等，以本省科甲出身之官員充任，其下有提調、收掌官、謄錄、對讀、號軍，多者二三千人。場中事務，概歸監臨總理，順天以府尹充任，各省則以巡撫或總督為之。考官入闈，即與外間隔絕，不得接收函件，各部用筆顏料不同。考生先至省垣，夏曆八月八日晚間，攜帶衣褥等物進場，先受嚴密之搜查，然後入場，完畢，封門，考生接卷歸號休息。初九日，天尚未明，發表試題，第一場四書制義題三，五言八韻詩一，初十日傍晚淨場，士子概用墨筆，故稱墨卷。號房簡陋，人於勞碌煩焦之中，居於斗室之內，遇雨尤感不便，神經錯亂不能為文者，嘗不能免，死於場中者，時有所聞，說者指為作惡之報應。考生交卷，受卷官一手接卷，一手髮箋，並查違例應貼之卷，呈明貼出，余則每十份用紙固封后，送至彌封所，所官戳印紅號，對編墨朱卷號，朱卷者謄錄用朱筆抄寫墨卷，送官評閱，防其觀看筆跡，或致舞弊也。十一日，考生進二場，點名、髮捲、發題如前，試題五經制義各一。十三日交卷，日落淨場。十四日，再進三場，各事如前，題為策問，共有五篇，十六日出場。各省試題，除順天試外，均由考官擬定，順天試首場題由皇帝選定，其應試者有奉天、直隸、承德之生員，及坐監之學生。三場完畢，彌封所檢對卷號簿號，送至謄錄所，由其酌派書手用朱筆謄錄，然後送往對讀所校對，校後收掌官將朱卷移送考房，墨卷則標箋收存。房官選薦佳卷，呈送主副考官，由其品定取捨，小省人少，九月初發榜，大省考生萬人以上，遲至十五。中選者各省例有定額，自四十至百餘人不等，第一名為解元，余稱舉人，或稱孝廉。舉人進身之路有二。一應大挑，舊例每閱六年舉行一次，嘉慶改為每四科大挑一次，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教職銓補。顧以容貌為取捨，無足輕重。一應會試，會試以辰戌丑未年三月在京學行，亦分三場，規模略同於鄉試，中式者為進士，第一名曰會元，榜發後在保和殿複試，名曰殿試，考列一甲者三名，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傳臚之日，禮至隆重。其謝恩題名等禮，殆無敘述之必要，狀元授修撰，余授編修。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進士或入翰林院肄業或授小官，例不一律。其肄業三年者，例有考試，清自中葉而後，重尚楷詩，考列高等者，留於翰林院，為編修檢討，遷調較易，時人以預選為榮。後則人數增多，調遷不易，乃求外官。 上言之考試制度，系清代普通士子進身之階，達官子弟處於優勝地位，嘗礙寒士進身之路，乃定官卷。其子弟及同胞兄弟等之應鄉試者，編入官卷，大省二十取一，中省十五取一，邊省十取一，就人數比例而言，取額較寬，仍有優待朝臣疆吏之意。旗人初考翻譯，鄉試另行編號，錄取較易，舞弊尤甚。武舉於文試後舉行，亦分秀才、舉人、進士，武官多由行伍出身。其社會上之地位，遠不能及文官。此外尚有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博學鴻詞科無定額，於清初舉行，應試士子由大員保薦，試以詩文；經濟特科於一九〇三年舉行一次，錄取者未曾重用，無關得失。清季獎進新學，其自外國留學歸者，許其考試，予以進士出身，更以倡辦學堂，疆吏請廢科舉，朝旨許之，於是國家掄才大典之考試，暫作結束。考試為士子入仕正途，顯親揚名，光榮鄉里，政府民間莫不視為大事，擁有資財者，謀求得之，不擇手段，寒士則嘗賣文自養，其情狀固吾人所當知也。童生聚於一處，往往生事，府縣類多徇其所欲，鬧場之事，時有所聞，其原因或攻訐舞弊，或為譏嘲不自科第出身之縣府官，或因題目困難，或以瑣事要挾州縣官。生員赴省鄉試者，船上書旗，途中稅卡不敢稽查，船戶乘機挾私。其進場也，考官嚴禁代考懷挾，而弊仍不能免。一八七九年，江南鄉試冒名槍替者，竟至十數人之多；場中且有臨時覓得槍替者，同在一號之中，仍由本人謄寫，謂之臨時賣稿。據王君言，大抵先取筆資一二百金，獲雋後則照筆資若干倍，又有早先議妥，臨時換卷者。場中生活，可於下引之文見之。 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屍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糒，聞呼唱諾，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忳，是為大瘥，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迫於跖，庶為僬僥，不局不脊。一曰席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樊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髪為白，韶顏為丑，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制余肘！ 文見於陳康祺之《郎潛紀聞》，為常熟陳祖范所作，困於場屋，自言其經過，且作告別也。所言偏於居處。關於飲食，王念祖曰： 入闈後之生活，雖有官廳供給飯食，考生仍喜自備，銅罐椀箸炭米肴饌，皆考生自攜入場，命號軍供炊煮之役，飲料則號前有大缸，滿儲清水，亦頗清潔，烹水瀹茗，亦號軍之事也。飲茶向無規例，任考生自由。 此就考生而言，第三場適逢中秋，例有月餅火腿錢文，江南鄉試每名給二百文，光緒八（一八八二）年，皖災以款助賑，左宗棠特捐養廉發給。四川積弊深痼，據《益聞錄》載登川督丁寶楨之奏疏，場內前有酒飯煙館，官不敢問，點名時擁塞喧譁，混領考卷。「本年（光緒八）嚴照條例辦理，頭場戒斥竄號數人，二場竟有斥生周冕矇混入場，將其看管；又有士子拉壞號棚木籤十數根，以便出入；不服官勸歸號，反而脅眾數百，打毀考棚，擁入公堂，毀壞什物，拋擲磚石，飭役拿獲三人，余多歸號；尚有數十人逼索周冕等，鬧至四更；公堂分派題紙，竟將其搶去，擲入水缸。」此種不法行動，雖為四川獨有之例，然可略見考場情形之一斑。孝廉入京會試者，例給川資，各省不同，白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貴州、雲南、新疆士子入京，賞給驛馬騎坐。場中秩序就大體而言，較為嚴肅，然有吸菸者。朝廷重視科舉，考費作正開支，頒布條例，嚴禁舞弊，而弊反生於其所防，童生應試例須廩生具保，苟非士族常多勒索。張謇改姓應試引起煩惱，則其明例。學政原為清高之官，按巡各府，尚有規禮；辦差器物之需索，酒筵之供給，常苦府縣官，王念祖曰： 學台來自京師，僕從無有不兇狠者，其主人能約束之，則此輩亦不敢作惡；倘學台自身不能廉潔，則此輩無所忌憚，而州縣官苦矣。先君子宰同安時，福建學政檀璣頗不能自潔其身，僕從之凶逾於狼虎，路經廈門，照例燕烤兩席，魚翅六席，諭令一律抬還，速令粵廚精製粵席……倉猝不能應命，賂仆滿欲，仍以前席進用，始無閒言；次日，過境赴泉州，則行館以內之紅緞繡花披墊，杳無蹤跡矣。物為假自紳士者，乃照價賠還之，但有清一代，貪污若檀氏者，亦不多見焉。 貪污至此，縣官無法應付，唯有賄賂忍受賠償而已。官無保障，學政固能借端需索，秀才進見例有贄敬，人學亦有規禮。鄉試考官，朝臣奉旨派出，其在順天者，迅速入闈，他省則限五日內起程，途中不得通柬拜謁，所以杜夤緣請託之弊也。闈中考官不得攜帶違例物品，考卷之彌封謄錄，皆為防弊，墨卷尚須送京磨勘，倘或發現文理不通之句，例有處分。會試條例大率同於鄉試，而關節之弊，仍不能免。清代數因考試興起大獄，則其明顯之例。尤有進者，朝廷重視科舉，民間視之尤甚。余家世居鄉間，宗祠並無多產，族譜中云：「有應童子試者，給盤費銀二錢，如入泮者，給花紅銀二兩；應鄉試者給銀二兩，應會試者給銀十兩。」款數雖少，然可見其獎勵之一斑。羅澤南七應童子試，不售，及入縣學，年譜稱其泫然泣下曰：「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資讀，期望有年，今不及見之以稍慰也。痛哉！」一衿之榮，竟至於此！入場之先，親友送禮預祝，尤以鄉試、會試為甚。其中試者傳報至家，親友視為人間至榮，造門慶賀。《益聞錄》記狀元黃思永於南京受賀，官紳往賀；狀元頭插金花，身穿蟒袍，坐轎至朝天宮行禮；前有銜牌數十對，魁星亭一座，大紅旗四柄，上繡狀元及第金字，觀者擁擠不堪。說者稱其祖上積德所致。昔為寒士，一旦躍而至此，足以驚駭時俗矣！舉人進士於榜發之後，即拜考官為師，恭送贄敬，對於房考官亦極親近，並謁見其夫人，行弟子之禮，以為非其所薦，則無由上達主考也。其親昵過於業師，蓋考官之地位優於業師，含有勢利交結達官，為將來黨援之計。同科中試者，無論年齡高下，行輩尊卑，地方遠近，概稱同年，亦相交結。科舉所試科目，童試各場均有八股，鄉會試各有三場，而考官則重首場八股，對策不過就題敷衍成篇而已。八股為多數士子專心習學之文，於歷史上蓋有說明其內容之價值，茲選一篇於下。 殷有三仁焉 蔣龍光 （破題）以存心者存商、尚論之而乃定已。（承題）夫志欲存殷者三仁也殷實有之，而殷至今不亡矣，（起講）今夫國運之興廢，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然天能亡一代之國。而必不能亡一代之人。即能亡一代之人而必不能亡一代人之心，則其心在也，即其人在也，即其國亦在也。（入手）如微箕比干之行事如此，（起股）此猶可曰周得而有之乎。亳社可移，九鼎可遷。獨至百折不回之意。必不可改。是蓋從億萬眾之離心離德而姑存其不臣不叛之身。則固新主所不得而奪也。此猶可曰紂得而有之乎。播棄如故。殺戮如故。究之自靖自獻之衷，亦復如故，是蓋聚數百年之祖功宗德以全收。夫尊賢養士之報。則亦非獨夫所得私也。（出題）吾因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中股）訖命之罰，知之素矣。豈三仁而可與天抗乎。而仁至乃可以違天。使當日者。稍有依回帝命之思。則挾其才智。而與寧王之四友。穆考之五人比肩。擇主。安見其扶景運之易。為力不勝於振墜。緒之難為功乎。而三仁不願也。唯是天欲亡之。必欲存之。斯賴茲碩果之僅存。已可抗衡乎十亂耳。孔邇之興。計之熟矣。豈三仁而可與人異乎？而仁至。自不忍附人。使當日者。稍有觀望輿情之想。則留為有餘而俟。西山之義士。洛邑之頑民。扶義而起。何至若抱器陳疇之不可以復還。剖心泣血之不可以復生乎。而三仁不計也。唯是人慾亡之。必欲存之。故即此一家之同德。已足鼎峙千秋耳。（後股）今而知殷之亡。遠於夏之亡也。南巢放桀之日。嘗不聞有。一人一士上酬七廟之靈。而何幸。忠良焚炙之餘。猶見累朝培植之厚。商先王有知。應亦無憾焉。已今而知殷之亡。不減於周之興也。筐篚玄黃之會。孰不謂乘時景運。居然俊傑之名。而何意忽焉沒矣。之後。猶足動人憑弔之懷。我文考有知應亦甚慰焉已。（束股）嗟乎自有此三人。狀山河而重社稷。當無忝莘野之元臣。告后土而對皇天。實足愧孟津之百國。（落下）殷雖不欲有之。三仁忍不為殷有哉。此孔子所以廢書三嘆也。 八股為文體之統名，內容亦有變化；有少至兩大股者，有多至十餘股者，有在起講下用三段散文者，然以八股為常格，故以為名，又稱八比，以其兩兩相比偶也。其原起蓋始於北宋之以經義取士，初唐沿隋制，以科舉取士，科目繁多，而進士成為常科，偏重詩文，言者論其輕薄，謀欲廢之，終不可得，宋初歐陽修利用科舉，改正文體，論者仍稱其空虛無用。王安石建議經義取士，注重解說經文義旨，逐層闡發，原用散文，後乃漸歸整齊，至明遂成八股，清初一度廢之，旋再恢復，相沿迄於光緒朝止。其題初限於四書五經，後則出自四書，論語尤為重要，歷時既久，幾無新題可出，童試乃斷剪經文，割裁語句，據康有為《戊戌奏稿》，其小題有枯困縮腳之異，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行文有釣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則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為題，以難諸生。康氏才氣縱橫，困於小題，凡六應童試而不售，鄉會試例禁裁截經文；士子得題之後，聚精會神，設身想像二千餘年前之環境，模擬時人之口吻，闡明題中之精義，三代以下之典林，不得用於文中。其淺陋者，「非三代之書不讀，非諸經之說不覽。乃以八股精通，楷法圓美，幸而成進士矣」。八股作法，有破題起講諸名目，已見於引用文中之旁註，茲再略加說明。開首兩句謂之破題，蓋以作者認定題旨，而以兩語喝破，立定全篇主意也。破題之下，或三句，或四句，謂之承題，乃承上破題之意，而解釋之。其下為起講，起講為一篇之綱領，如散文中之總冒，應將全題意義，籠罩無遺。起講之下為入手，從題之上文敘入，以為來龍。其下為起股，乃從題前虛按領起，或逼入本題；起股之下，以一二語點出題目，出題之後為中股，無論從何面發揮，總為文之重心所在，中股之下為後股，再將題義透發無遺，後股之下為束股，將余意結束。全文不用束股者，六股亦可完篇，本題有下文者，束股後還須一二語點出，謂之落下，即題無下文，亦須以一二語點醒主意。此種簡單說明及上八股文之選錄，頗賴陳虞孫君之助，至於此篇之主意，作者運用方法之巧妙，則無說明之必要。此不過舉一例，以見大概耳。 八股文字之整齊，方法之固定，作者無自由發展思想，及運用文字技能之機會，毫無文學上之價值；其為文也，既非研究高深之學理，又非社會之實用文字，從以應試為其存在唯一之原因，士子終身習之，有不得秀才者，耗費時間精力，究有何用？說者言題出自四書，闡明微言大義，便於寒士，含有機會平等之深義，顧其不良之影響；淺陋士子，除四書五經而外，別無所知，舉人有不知《公羊傳》為何書者。據康有為言，翰林亦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漢高祖、唐太宗為何朝帝者。其言不知何所根據，明知數人之名，固無實用，教育之真價值，常在發展個人之天才，環境之認識，判斷之能力，而專習八股之士子，缺乏常識，腦海中想像上古之黃金時代，本於褊狹之胸襟，成為頑固不化之陋儒。清季朝臣嘗有其人，此政治未有進步，外交趨於失敗之一主要原因也。其中一二英哲才能之士，雖由八股出身，然非其能造成，英傑蓋非八股所能束縛也。屢試不售之童生，終身練習，死而後已，其精神與毅力，足以啟迪吾人，其所以然者，一則官迷太熱，一則出路太少，一則考試大體尚稱公平，別無怨尤也。八股考試，吾人非之者，非為考試制度，乃其科目耳。學術之進步，嘗賴國家之提倡，此為中國獎進之一方法，國家需用人才，此為登用才能之一方法，其他原因已見於前，茲不復贅。 士大夫以八股應試，八股非應用文字，識者非之，由來已久。其時應用文字，一為駢文，二為古文，三為白話文；韻文則有詩詞。駢文於南北朝成立，唐猶盛行，及至中葉，古文運動頗有勢力，唐末駢文復盛，宋以科舉之力，提倡古文，駢文終未能廢，館閣台省之文，仍多用之，說者且謂事關尊嚴，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也，清末駢文作家，要不過模仿古人而已。古文原為散文，司馬遷用之著成《史記》，編史者從而效之，唐宋以後勢力大盛，清之作家向分兩派，尤以桐城派勢力為大。及其季年，曾國藩、吳汝綸、嚴復、林紓、章炳麟等均稱能手，清季以環境變遷，一派趨於通俗如梁啓超之文，一派用以譯書如嚴復、林紓。二人譯書皆有相當成績，林紓雖不能讀英文，然頗富有天才，翻譯小說百有餘種，胡適曾稱古文應用，司馬遷以來，未有如是之成績，固信而有徵也。章炳麟文理尚優，可稱名家，白話文發達頗早，名家用以著成小說，為社會上流行最廣之文字。清代曹雪芹之《紅樓夢》尤負盛名，其價值常在描寫深刻細微而言語尖俏詼諧，充分表現作者之能力。北方官話流利，作者或以言語消遣，著成評話小說，如文康之《兒女英雄傳》。民間之風氣強悍，俗有劍俠之說，作者或不明了世界大勢，鑒於外患之逼，著有武俠小說，如《七俠五義》之類。南方作者知識較廣，或謀改革，而力不得，乃以諷刺文字，描寫時事，李寶嘉之《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劉鶚之《老殘遊記》，皆其例也。其另以方言著成小說者，首推韓邦慶之《海上花列傳》，其書為吳語第一名著。詩則多仿古人，王闓運、張之洞、陳三立、鄭孝胥等均負盛名。據胡適之見解，貴州詩人鄭珍，上元詩人金和，感受亂離之痛苦。歌詠時事，頗能見其個性。周馥之史詩，亦常為人稱道。康梁諸人，則欲創作新詩，黃遵憲、康有為較有成績，黃詩另闢新境，負有盛名。詞則未有重要之成績。以上所言，不過近代文學之趨勢，注重文學之讀者，可看胡適所著《五十年中國之文學》等書。 士大夫頑固墨守，不知所處之環境，時有重大之刺激，比較借鑑之機會，不肯利用，清末之思想學藝，蓋無特殊之成績貢獻於世。清初士大夫鑒於王學之空疏，八股之無用，又以耶穌會之影響，研究數學；其時文字之獄迭興，學者多所忌諱，乃以科學方法考證古書。其人博覽群書，一字不肯放鬆，精神至堪稱述；顧此所謂搜集材料，鑑別真偽，不過為研究學術之初步，尚須綜合所得之結果，作為有系統之敘述，其困難則為止於初步，過於瑣屑。乾嘉之後風氣轉變，學者傾向於研究聖賢之微言大義，間不免於張皇附會，未有重要之成績。綜之，二千年來中國之思想束縛太甚，其間雖受印度哲學影響，英哲深思之士另闢新境，終然不能減少傳統思想之勢力。文人精力多耗於熟讀四書五經，例如勇於疑古之崔述，其《考信錄》之標準，則以儒書為根據也。清末朝臣疆吏以道學自任者，有倭仁、曾國藩等，其人律己頗嚴，勤儉刻苦，以君子自期，自私人道德而言，固不失為君子，就思想學術而言，不過模仿前人，拾其唾餘耳。文人若章炳麟、康有為、梁啓超等，亦無學術上永久之貢獻。章氏門戶之見太深，雖有獨見獨到之處，要無重要之創作。康氏主張變法，著作牽及政論，《孔子改制考》則其明例。其主意則尊崇孔子，以耶穌受人崇拜，而孔子與平民無關，乃欲仿其組織，倡言孔子改制，實為教主。《偽經考》雜引偽書，《大同書》則未公布，要亦不過個人理想社會，所謂烏托邦耳。梁啓超文字宣傳，厥功甚偉，然於西方學術認識不清，紕繆雜出，其著作殆無永久之價值。以上所言，偏於價值之估計，標準人各不同，此就研究學術之方法，所得之新貢獻及影響而言，學術為終身事業，絕無速成之方法，彼視學術為從政之副業，何能成功？此非輕視吾國之學術，乃欲知其弱點，改變吾人之觀念，紙堆中之探求，或不如觀察調查之所得也。更當附言於此者，近代機械學發達，印刷術進步，美人威靈斯（S.Wells Williams）於廣州創設印刷所，教練工人，中國始有機器印書新法，印書較之鐫刻木板，大有進步，書價既較低廉，文化傳播更為便利矣。 清季學術雖無特殊之貢獻，然堪注意者尚有二點，其一則新材料之發見，其一則譯書事業之開始，材料可別為三。一曰鼎彝，初乾隆搜集鼎彝，陳列宮中，豐富過於前代，臣下化之，相沿成風，金石考古家爭出重價收買，於是重器次第發見。學者研究其文字，始知古代文字演進之跡，許慎之說不足深信。其製造之花紋文字，及所用之材料，均有助於歷史，遂開學者研究考證之途徑。二曰甲骨文，河南安陽為殷故墟，光緒末年，洹水發見契文甲骨，人不之識，商人運京售於達官。拳亂，散失殆盡，大部分歸於劉鶚。識者論為殷物，採收者漸多，或流入外國。羅振玉見而寶之，遣人掘發，獲三萬餘片，得古器物多種，其收藏之富，推海內第一。羅氏所著之《殷商貞卜文字考》，為其研究之第一作品，其後王國維等繼續研究，迭有重要之發見。三曰西北古物，國內好古之士收藏古物者，以端方等為最豐富。外人亦謀搜集古物於中國，其重視者則為新疆，其地為古代中西交通之要路，印度、波斯、希臘、中國文化接觸之所，地有沙漠，氣候乾燥，一二千年前之遺物，尚得不壞。考古家斯坦因前往新疆，發掘遺址，獲有漢人墜簡及唐代美術品甚多，及抵敦煌，訪知古寺藏有唐時抄本典籍絹畫及吐蕃文字，誘說道士，取運一部分送歸倫敦，法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繼之，取歸一部分回法，清廷得報，命送余物入京，其經中外學者研究者，已有重要之結論。關於譯書事業，其初也進行遲緩，其困難一由於輕視列強，不信其有高深之學術思想，一由於中外文字之迥異，全國無一精通外國語言之人，俄國於鴉片戰前，贈送科學書籍，朝中無人知其內容。及同文館、廣方言館成立，教習聘用外人，學生不肯專心學習，糜款雖巨，迄未造成有用之人才。其翻譯外國書者，多為外人，顧其偏於機械學，文字晦澀，未有若何之影響。國內識者受外刺激，研究西學，用力頗勤，惜其從未實地考察，全為書本知識，仍不免於錯謬耳；漸而變為風尚，殿試對策，大臣以之為題。其始利用外國材料考證者，首為駐外公使洪鈞。中日戰後，風氣改變，翻譯應時需要，嚴復乃以譯書盛稱於時，雅信達之標準，迄今尚為一般人所稱道，其所譯之《天演論》《群學肄言》《原富》等書，均負盛名。林紓則以譯小說見稱，林氏精通古文，富有天才，故能遣辭創語，決非無根基者所能及也。 美術為一國文化代表之一，其範圍有金石、字畫、瓷器、雕刻、建築物等。其性質可分為二，一為創作，創作非有天才之作家，殆無重要之成績，曠世或無其人。一為保管，國內向無公共保存機關，宮中收藏向不公諸所好，私人非強有力者則不能安全，收藏家往往珍而藏之，不輕示人，每逢一亂，嘗多散失。清代彝器出土者，多於前古，已言於上，碑石亦為專家所重視，魏碑尤其所好，重價收集拓本，成為專門之學。其用途自吾人觀之，則文為古人傳紀，歷史上之重要材料也，時人觀念則不相同，其重之者，一為鑑賞，一為練習字體。字為國內美術之一，士大夫有終身習之者，名家要多由於天才。清末善書者，有何紹基、張裕劍、翁同龢、康有為等，康氏論書之《廣藝舟雙楫》，頗有見地。畫則國內作家兼重山水花卉人物，獨立自能一派，山水偏重意境，與西洋畫迥異，花卉人物簡單而能動人，為世界著名美術之一。清季名家甚多，任伯年尤負盛名。徐悲鴻稱為近代偉大作家，任氏天才極高，筆法自清初名家陳老蓮化出，家境窮困，染習鴉片，僑居上海，以賣畫為生，非受生活之壓迫，則不願有所繪畫。余於章誠忘君書室，見其名作多種，尤以《清蔭草堂圖》（山水）、《唐太宗評字圖》（人物）、《雙雞圖》（花鳥）、《翎毛五倫圖》（花鳥）為其生平傑作。章君先君敬夫公愛好名畫，與之交遊，多其贈送者也。任伯年死後，其女善畫，仍用舊章出售；其個人作品今流行於外者，雜有贗物。瓷器雕刻衰微已甚，建築之有歷史價值者，東南多毀於兵燹，清季唯有北京，尚能代表中國建築而已。 人民職業，士為最貴，其次曰農。中國以農立國，出產之食料，政府嚴禁出口，其思想則維持民食也。以農立國，時以民食不足為患，所謂農者虛名而已。其困難則人口於大亂之後，耕地有餘，產生之五穀，供給過於需要，價錢低落，農民地稅並未稍減，多田反而為累。太平天國滅亡之後，人民未死於兵燹饑荒流亡者，回歸家鄉；余家居鄉間，族中有田，近於江邊，一年收入不足完糧，願寫送契，無願受者。王邦璽奏言田賦，稱其家鄉曰：「瘠薄之田，竟至白送與人承糧而不肯受。」所稱情節，指江西而言。國內荒地無人耕種，所在不免。及後人煙稠密，需要之食料增加，始乃開墾荒地，維持需要供給之平衡。此種簡單經濟程序，要由於剩餘之食料，無法運出也。人口增加，終至無可再加之時，可耕之地始盡開闢，食料不足，反向外國購運，此近百年來本部十八省之現狀也。農民從不能改良其生活，不過於前現狀之下，家有餘糧耳。人民以耕種者為最多，朝廷收入初幾全賴田賦，四民之中農民負擔獨重，以農立國者，豈此之謂乎？其時工業未脫家庭工藝之情狀，商業則為小資本家之販運，富豪無所投資，往往兼併土地，躍為地主。平民無恆產者，降為佃戶。地主田地多寡不同，有自耕其田自食其力者，有耕種一部分田地，余由佃戶承種者，有地歸佃戶耕種收租者，各地情狀不同，大率北方大地主較多，其人或為仕宦之家，或為地方名族，南方亦有其例。湖南大族如曾左諸氏田地之廣，步行十數里，尚或未出其疆界，不過人數較少耳。地主田少者僅及數畝。貧民承種之田，出租多寡，視田肥瘠田賦輕重及需要供給而定，地主多為紳富。常與官吏相結，佃戶類多處於威嚇壓迫之下，其惡劣者，每年交給地租，約當耕地收入三分之二，地主家中有事，苟有呼喚，須即前往，凶年欠租，承認豐年歸還，其所以然者，承耕田地，終身勞碌，尚不至於凍餒，地主一旦怒而奪之，將即無以為生，迫而處此，蓋與農奴相去無幾矣！其最優者，歲交地主約其田中收入三分之一，別無其他義務；更有說定田租，佃戶於承種之時，即行交納者；地主有供給種子肥料，及農家用具者；各地待遇不同。地主須完田稅，所得之純利，往往不足百分之二十，富豪之置田產者，視之較為安全，為其子孫永久計也。政治哲學及民間議論莫不反對兼併，其因正用無出售賣田地者，須得親族同意，出售之後，生計困難，尚得找價，買主嘗或予以助金，乃於寫契之時，兼寫嘆找紙一張，內稱業已找價，年月空不填寫，將來發生爭執，買主自由填寫，訴之於官，較為有利也。嘆找原為救濟貧民，防免紳富之兼併，保護貧民之田產，結果不過如此，可為一嘆。 政府收入以田賦為大宗，由來已久，清代田稅沿用明制，各省不同，省內各縣不同，其原因或由於宋之公田，或由於明初之苛政，或由於田之肥瘠，或由於縣之大小用費不一，一縣之內，田有山田、圩田（或稱沙田）、蘆田、房基、山地等名目，稅額不同，稅分兩期交納，蓋本於唐楊炎兩稅制也。完納之期例為二月開徵上忙，八月開徵下忙，實際上則頗遲延。康熙歸併丁稅于田稅，亦異於舊制。上忙一稱錢糧，於夏曆九、十月開徵，下忙江浙稱為漕米，於臘月開徵，逾限未完者，加息十分之二，明春尚有找征，其數無幾，補交不足而已。上忙交錢，下忙完米，亦有交錢者，完米共有八省，尤以江浙為重，運漕入京謂之本色，改收錢文謂之折色。清季漕米減少，州縣官不願收米，開倉之日無幾，兩稅相較漕米頗重，其徵收之手續，糧戶各有稅單，載明各田每畝徵收實數；一縣分鎮若干，下為圖甲，設有冊書地保里運，冊書為世襲之糧吏，賣買田地後之過戶轉冊，歸其辦理；舊時交通不便，農民入城完納錢糧，一日不能回歸者，歇於其家，冊書在鄉收歇腳麥歇腳米各半升；迨後交通便利，舊制始廢。冊書催征錢糧，地保佐之，所謂糧差也。里運或稱現年，不知始於何時，原由一甲或一村田多之農民輪流充任，相沿既久，貧無立錐者亦須承當。其主要之職務有二：一、田禾歉收，稟報縣官，將來委員入鄉勘察，由其引帶；二、糧吏送交稅單于里運，由其分發花戶。糧戶得單之後，數家或十數家聯合或推一人入城，赴錢櫃交稅，領取收條，謂之串單；或運米入倉，數十車同行，街中橫行無敢撞碰之者，名曰送皇糧，亦領取收條而歸。農民田少，或一時無款，或入城不便者，則托冊書代完，冊書從不給予臨時收據，向其索取串單，往往託辭延宕，弊端遂生。田稅限期到後，里運向各花戶索取串票。擇日攜往公所，交給冊書查驗，驗票之日，里運冠帶盛服而往，其催征不力者，將受懲罰，禮極隆重，宴會而散，說者謂其存有古代鄉飲酒之遺風焉。驗票之後，圖下花戶尚有未完納者，糧吏先向里運力催，然後提人，事實上里運負有催督之責任，驗票之先，類多強催糧戶完納，其不遵行者將即罰之，甚者攜其鍋去，皇糧國課，非赤窮者何敢遲延！驗票後提人，恫嚇而已。糧吏送票催征，例有規費，甲中有公款者應付裕如，其無公產者，或由里運賠貼，或由花戶分擔。大亂之後，人口銳減，圖中未能恢復里運者，謂之爛圖，爛圖於限期到後，糧吏即得入鄉提人，不若前者之較有保障，免其滋擾也。里運之制現尚存於吾鄉，不過徒有虛名，無關輕重耳。 中國土地廣大，南北氣候不同，地受山脈河流氣候雨量之影響，耕種之植物亦異。淮水為其天然分界，其南植稻，長江流域，水田夏季植稻，山地播種雜糧，秋多種麥，其近南方氣候溫和者，一年栽秧兩次，西南諸省亦然，廣東有栽秧至三次者。淮水以北之地，夏或種豆，或種高粱、小米、芝麻、棉花，秋則種麥，長城以北冬季嚴寒，冰至三四月融化，收成年僅一次，或栽秧或種麥，或種高粱、黃豆、小米。各地情形雖不相同，而農民生活情狀之苦，則多相似。江浙一帶，夏季農民最為辛苦，尤以栽秧之田為甚。稻田產量較高，凡有水者莫不設法栽秧，其工作有下種、耕田、車水、栽秧、去草等，車水多立於暴日之下；天旱塘渠見底，多用水車兩道灌溉，工人嘗至十名以上。其工作也，天尚未明，起吃早飯，飯後入田，日食四餐；午時休息片刻，黃昏始歸，時間常在十四小時以上。工人或為田主佃戶，或為長工僱工，或為換工之鄰人，換工者主人供給飲食，不另給錢；婦女亦常入田播種鋤草，其勤苦者，無異於男子。兒童則送茶飯，秋收種麥亦頗忙碌，其副業有養蠶、養豬、養雞、養魚、植果、取石、織席等。凡有一技之長者，農隙出外營生，藉以補助一家費用。其近山者，伐草充作燃料，多則擔入市中售賣，購買日用必需品回家；宅旁餘地，闢為菜園，四時種植蔬菜非有親友遠至，無須入市購菜。凡此輕便工作，類多婦女為之，婦女除烹飪女工而外，尚有捻麻紡織等，迨後商埠增多，布匹輸入年有增加，其價低廉，花樣繁多，於是家庭工業遂告破產。吾人平日想其生活情狀，似近於自耕自給之理想社會，實則窮困不堪，終身勤勞，僅能維持一家數口之布衣粗食之生活。居住北方多為草房，甚者如吾人習見之草棚，南方瓦房較多，亦不免卑陋污穢，子弟無力讀書，愚蠢無識，蓋少人生之樂趣，而乃習以為常，安於命運。及遇水旱之災，家無儲糧，典當衣物之後，迫而賣其耕牛，借貸利債，月利約二三分，家人或飲麥粉稀粥，或吃山芋番瓜，或食野菜礦泥（俗稱觀音粉），甚者典盡當絕，無人借貸，賣其親女，易子而食，此近百年常有之事。言之悲傷，政府之救濟，究不能免其死亡也。其原因一曰天災，一曰人禍。天災無須贅言，人禍雖曰河渠不修，交通不便，而最大原因，則農民耕地太少，而人口有增無已也。江浙農民有田十數畝者，即為中等之家，其田稻麥二季，收成較多，北方種植旱谷雜糧，三十畝田，或不之及，一生尚可暖飽，家有二子，子有二孫，固不為多，及至二代每人所得不足三畝，樂歲終身苦，凶年乃不免於死亡矣。其困難之癥結，則一地人口增加之速，遠過於耕種土地之開闢，生產事業苟無極大之進步，則農民生活無從改良也。 農下為工，工人種類繁多，鄉村忙時農家雇用工人，助其耕種，日給錢數十文，其田多者雇用長工，年給一二十元，謂之夥計。其人以力自食，住於鄉間，無須投師學習，所謂農工也。其有一技之長，用手工作者，時稱手藝，如瓦、木、鐵、銅、錫工匠，補鍋、剃頭、裁縫、紡織工人之類，其人多生長於鄉村，家無多田，父母欲其學習手藝，將來飼口也。從師學習之年齡，往往視其工作之性質，及身體之發育而定，以十三至十六為多。師父多為鋪作之主人，供給飯食，待之儼如奴隸，徒稱女主人曰師娘，待之尤為惡劣；大率早起遲睡，灑掃煮飯及料理一切粗笨工作；稍不如意，師父即訶責撻楚，暇時授以工作方法，予以練習機會；及有相當成績，隨師工作於外，工資歸於其師；普通學習三年為滿師，滿師雲者，徒弟可離其師父，單獨工作，社會認為工匠也；屆期尚有謝師酒。匠人工作可別為二，其一工作於作廠或做包工者，為師父或店主利益之計，上工早而歇工遲，飲食非逢犒期，不得吃肉。其二受僱於人家工作者，時間短而待遇優；更有挑擔於外尋覓工作者，工作時間各不相同，自六七小時至十二小時，每日工價最多不足一百文；其挑擔者須白吃飯，得錢亦不能多。工匠來自鄉間，家有田地，每於夏季農忙回家，協同耕種，蓋為半工半農，新年之先十日，回家休息，正月落燈節後方始上工，馬關條約之前，外商不准創設工廠，國內除機器局及船廠而外，亦無新式工廠，戰後情狀大異，機器馬力遠強於人力，競爭無不失敗，失業者轉多。工廠或用婦女、兒童，工價、衛生諸問題相繼發生，工業革命過去之黑暗生活，復現於中國。事先無所預防補救，固政府之失職也。 工下為商。商人地位，自傳統思想而言，則為末業；實際上納直接稅輕，居於城中，操縱金融，影響勢力至為重要。凡經商者，幼時入塾上學，誦讀四書，練習寫字寫信算盤，及至十四五歲，由其親友薦入商店，名曰學生意，店中稱為相公（南方尊稱）。時人視商所得工價，多於農工；苟有能力，遇有機緣，可以致富，鄉人莫不為其子弟求之。商店種類繁多，資本不一，要視薦者營業，經濟地位，及所交遊之友而定。相公薦人中等商店，學習三年，期內遲睡早起，侍奉店主管事（管事今稱經理），禮敬同事，客至送茶敬煙，庶務如清潔水菸袋，搓吸菸紙卷，三餐添飯；瑣事如上街奔走，洗滌管事夜壺，類多歸其管理。凡此灑掃應對日常之事，近於僕役。諺嘲其生活情狀曰：「二十四暈三大醉，七百二十頓蘿蔔乾子。」「二十四暈」指初二十六犒期，「三大醉」則言三節酒席，「七百二十頓」則就早晚飯而言。此則不過形容一二惡劣商店，固非多數商人生活之實況也。及後風氣改變，店中雇用僕役，相公之庶務減輕，生活較為安適，中等以上之商店，暇時可得練習寫字算盤。其文理通順，字體清楚，忠實勤勞者，管事往往另眼相待，或稍予以津貼，為其零用之費，或給予薪俸，故事三年升為同事，始有薪俸也。店中稱同事曰某大爺，等級不一，視其在店時期，能力高下，工作勤惰，定其月薪，自錢一千至五六千不等，正薪而外，尚得酌量情形透支；店中營業發達獲利多者，尚可提出一部分紅利，分給夥友，其飲食寢所由店供給；待遇之優，遠非農工所及。管事或為店主，或由店主雇用，總管全店事務，兼得利用店中資本，販賣貨物，謂之小貨，店主負有無限責任，資本大率短少，職員多寡，視其營業事務而定，自數十人至數人不等。夥友年可請假數次回家，但以二月為限，店中除正月外，別無休業之例假，結賬共分三期，一日端午，在冬麥登場之後，二日中秋，多數地方稻已登場，農民於此雨季，經濟較為寬裕，社會上金融流通故也。年節為一年總結賬之時期，尤為重要，店中進用或歇退職員，多於此時決定。各業中推錢業為首，本地銀價錢價之漲落，視市場中之需要供給，由各錢店代表在公所決定，匯兌則北方多操于山西商人，商店進出款項，以賬簿摺子為憑，言諾向少失約，信用至堪稱述。及商埠增加，國際貿易發達，輕商之心理逐漸改變，進而獎勵商業，商人知識優於農工，財力寬裕，朝廷例許買官，其殷實者，納款求官，子弟亦得捐監，其政治上社會上之勢力頗盛。 以上所言之四民，原為古代之分類；就職業而言者也，以之強分近代之社會，則頗不適於用；蓋社會組織視前發達，人民職業決非四民所能包括，正當職業，尚有船戶漁夫；卑賤不齒於平民者，尚有倡優隸卒，子孫不得與考，墮民亦操賤業，朝廷雖詔為齊民，而社會仍輕視之，不相往來，邊僻之地，尚為遊牧生活。凡此人民例不勝舉，頗難分入四民之列，尤有進者，國內人口眾多，生產事業落後，父兄為其子弟謀一職業，往往不易，中等之家有失業者，有從無業者，人數今不可考。據吾人訪問之所及，數亦不少，其人亦難以四民稱之。更就四民而言，其分類實就現時之職業而言，書香世族之子弟有業商者，商人子弟亦得為士，農工子弟亦得為商，民間職業之選擇，多由於親友之力，由窮而富，則多由於個人之能力，及其所遇之機會。唯有農工限於知識環境，改良生活，殆非易事耳。吾人今欲明了當時之社會，時人職業之分配，而清末未有精確人口調查，私家記載之材料又少；無已，據作者個人所得之印象而估計之，士人不足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商人約百分之十，工人約百人之五六，農民約百分之八十，船戶漁民約百分之二三。從事於其他職業者，蓋有百分之二三。此就職業分配而言，其無業或失業者，尚未計入；此種估計，稍與世俗所稱之數不同，其根據之理由，殆無於此說明之必要，然亦不過一種推測而已。就其居處而言，士商集中於城市，工匠亦以城市為多；農民耕種於鄉村，船戶往來於江河；大城商埠，比戶為鄰，人眾事繁，鄰家少有往來或不相識，日常需用物品買自商店；鄉村農民忙時互助，鄰里之人莫不相識，家用物品多出於土。此種現象，迄今猶然，其不同之點，則城市益趨於發達，性質益為明顯，農人購買物品視前為多。 人民職業不同，其生活情狀，以貧富貴賤之懸殊，安樂困苦，遠不相同，家庭生活亦各迥異。家庭為社會之基本組織，孝友為主要之倫常觀念，父母愛其所生之子女，普通理論，孝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善事之，傾向於大家庭生活，自理論而言，優點甚多，其困難則依賴心太強，一二人之擔負太重，僕婢之挑撥，妯娌之疑忌，實際上難於持久，朝廷旌表五世同堂，為其少也。歷代戶丁之統計，每戶人丁不足五口，其中雖有諱飾，而固分居之明例。清末富貴殷實或讀書之家，父母在日，尚能同居；迨其死後，則多分產，各立門戶。貧苦之家，父母年老，子女婚嫁完畢，而人丁眾多者，諸子分炊，或分養父母，或另提養老田產，在其親愛兒媳家中過活，其境遇遠不如其希望。生子一為傳種接代，一為防老，語曰「積穀防饑，養兒防老」，又曰「有子不久窮」，皆其明證。生子之目的如此，為父母者，莫不欲其早日抱子，顧其非人所能為力，進而求神問卜；生女則多非其所願，窮苦之家，兒女擔負重者，往往將其溺死。兒女年長，兒多上學；女則在家裹腳，習學女工，其思想則女子無才便是德也。女子識字讀書者，為數無幾，要為富貴或讀書之家。家政除農民而外，多由女子主持，其夫多出外謀生也。兒女成人，父母為之婚嫁，時人視為終身大事，各地婚嫁年齡儀注習慣，多不相同；中等之家，大率男子不足二十，女子較早；窮苦之男子，嘗至三十。男女訂婚，無需當事人之同意，全由家長作主，甚者指腹為婚，其擇配之標準，所謂門當戶對，合二姓之好，承先繼後也。成婚之先，有問名、納采等禮，女家則索財禮，男家重視嫁妝；財禮仍歸男家，女家則多耗費，故女有賠錢貨之稱。其所以然者，成婚年齡，男子多未經濟獨立，三五年內將無餘資，供給其妻購置用物衣服也。成婚之日，親友送禮道賀，主人設宴宴之，禮頗隆重，婚後夫婦親睦者多，亦有終身抱恨者，男或嫌女，女或怨男，煩惱痛苦無異於地獄。理想中之家庭，則夫婦相敬如賓。湖北臬台某氏與妻分房，入其房中，先送片往，妻則盛服出迎，正襟危坐，如待大賓，聞者賢之。家庭有何樂趣，男則納妾，女則不准離異。鄉村婆媳小姑相處，猜忌挑撥，往往造成悲慘之境遇。士大夫家中男女之界限至嚴，公媳叔嫂相處，多所顧忌，尤以北方為甚，吃飯公或公婆先吃，或兒陪吃，媳婦後吃；南方則家人往往同在一桌，固不得自由笑語也。婆死則公之環境頗苦，老人納妾者，含有侍奉為伴之意，禮教之代價大矣！其他納妾之原因，或為求子，或為色慾；其為人妾者，或為小家女，或為大家婢，或為從良之妓女，初皆出價購買者也，男子常能自由選定，妾之地位頗低。貧窮之家，多為童養媳，待遇無異於奴隸；成年後成親，夫死婦以不嫁為貴，擁有資產好名之家，未婚夫死，未婚妻先未之見，但以傳統思想之鼓勵，父母之指示，或抱靈成婚，過門守節；或自殺求名，固非人道也。寡婦類多為人憐憫，鄉間生活困難，再嫁者多，子女同往者謂之拖油瓶，其人要非得已，俗有嫁飯不嫁漢之說；其娶之者，類多中年未有家室之男子。民間男女之比例，以溺嬰之故，常不平衡，男子無妻者眾，尤以貧窮者為甚。江浙有押妻之惡習，康藏且有一婦多夫之制度。家中兄弟妯娌多者，子女繁多，哭鬧之聲，令人難安，精神上實少安慰。父母老者，預備棺材壽衣，一旦病死，親友弔喪，各給白布。媳婦病死，則娘家謂其受屈所致，爭論厚葬，吵鬧不已。鄉間惡風，喪主供給飲食，迄於出葬之日，其原意本為互助，今則偏重吃喝，家境窮苦者，賣產籌款，或借利債。弔喪入門，例須婦人哭泣，無則視為不祥，不善哭者，亦須勉強為之，城中乃有以哭為業者，喪家常雇用之。綜之，古代禮教，歷時既久，精神喪失，徒存皮毛，反而增加貧民之終身擔負，阻礙社會上之進步。 以上所述之家庭，偏重紅白大事，其日常生活，亦吾人所當知者也。女子料理家務、烹飪、女工，鄉間佐夫耘草；男子在外奔走工作，城中界限尤嚴。婦女往庵燒香，入市吃茶，懸為禁令，光緒迭次申禁，官吏見而捕之，其心理以為傷風敗俗也。教堂禮拜男女同在一室，士大夫故深惡之，及外國思想逐漸有力，男女之防始日破壞，此禁令迭頒之一主因。男女固無所謂社交，俚語曰「稀奇事兒見了千千萬，沒有看過男女做朋友」則其明證。關於飲食，大率三餐，北方擁有資財者吃麵，貧民則吃小米高粱，南方吃米，菜則多為蔬菜，貧民能有豆腐百頁，即為幸事。父母教其子女，日以愛惜食物為言，拋棄即為作孽，蓋人口眾多，一遇凶年，即有死亡流離之苦，而水旱之災，幾於無年無之，愛惜食物，無過於吾國人矣。親友遠至，祭日忙時，良辰佳節，始有葷菜。服飾，官吏視其品級不得僭越，帽有頂戴，頂有金屬、水晶，藍、紅之分。翎有藍、花、單眼、雙眼，及三眼之別，官位高者，始有紅頂花翎，三眼花翎為親王頂戴，賞得雙眼花翎者，視為異典。服有朝服、禮服、便服之不同，朝服內為花衣，外加套子，禮服內袍外套，套前有補，中繡花紋，樣式視品而定。頭戴頂戴大帽，頸掛朝珠，腳穿厚底靴，吉凶禮服，則顏色之不同耳。便服則為小帽、長袍、馬褂、薄底靴。士服明代衣如道士，頭戴方巾，同於香火戲（亦稱廟戲）中之裝飾。清則士大夫唯著長袍馬褂而已，商人多與之同。農工則衣短褐，新年加一藍布大褂，江浙富庶之區，幾莫不然。衣料除官吏紳富而外，多為棉織品。男子無論上下尊卑，均須剃頭結辮。婦女服裝則上著短衣，四旁及袖繡花，下穿裙子，小腳穿高底花鞋，鄉村婦女家居穿裙子花鞋者較少。旗人重視服裝，婦女多著長袍。每逢朔望節期喜慶等日，婦女頭均戴花，耳於幼時穿眼，懸掛金銀珠玉飾品，猶未能脫去古代之遺風。兒童帽鞋亦多有花，余多同於今日，無待贅言。更就居處而言，仕官紳富之家房間極多，其建築樣式，多為吾人習見之屋，後附花園。平民則屋少人多，飲食工作會客於一室之中，父母兒女三四人共睡一床；貧者家人共臥一室，狹隘污穢，殆非言語所能形容。簡單言之，民眾生活情形頗為窮苦，時人心目中之家庭幸福，則以豐衣足食為標準。諺曰「吃的一葷一素，穿的一綢一布，住的一廳一住，老婆一正一副」，此所謂人間神仙也。晚間睡覺較早，尤以農家為甚；士子讀書，婦女女工，白日時間不足，則於燈下為之；其燈狀如釜形，中置燈草菜油或豆油，或可懸掛，或以燈盤托之，點火則以火石燃紙卷為之。工作時點燈草三四根，無事一二根，火光淡弱，頗傷眼力。富者家點蠟燭，清季火柴、洋燭、煤油相繼輸入，人民用為燃料；通商大埠裝設電燈，較之於前，便利多矣。 家族為社會基本組織，中國為禮教之國；家中之禮節，固吾人所當知者也。禮教歷時已久，民眾視為習慣，遵守之程度，各地不同；士大夫則重視之，父母在者，早晚問安，外出必告之類，盡人所知，無待贅言。每逢佳節，子弟例須叩首賀節，並往親戚家中道賀，年節尤為重要。官吏於臘月下旬封印，明年正月中旬開印，民間索欠還賬，預備過年，親友互增禮物。除夕之日，門貼對字，上貼天錢；晚間拜神，睡覺之前，須向尊長辭年；尊長對於青年之子孫，給以壓歲錢及橘棗等物；明日元旦，再向尊長叩首，謂之拜年。親友見面互相恭賀，後輩須至前輩家中拜年；鄉間主人留賓，出餚酒宴之。農家終年勞苦，年終始買魚肉酒菜，一以自勞，一以宴客，意至善也；往來賀年，約有十日。綜之，城中之禮節煩瑣，鄉中較為簡單，賀年多不叩首，則其明例，而留飯情殷，遠非城市徒尚具文之所能及。其他行禮之日，尚有尊者壽辰，自己生日。餘生長鄉間，鄉人除大壽而外，生日多無舉動，城中則不相同。關於嗜好娛樂，民間吸菸者眾，煙有旱菸、水煙、鴉片，清末捲菸開始傳入，吸者日多，酒為應酬物品，嗜者亦眾。娛樂則人民終年勞碌，正月為其休息之期，婦女於火旁吃剝瓜子花生，或料理飯菜，或從事賭博，賭博固以男子為多。兒童或放爆竹，或打錢果，或出外遊戲，商店有鑼鼓者，夥友擊之，震耳喧天，市鎮尚有麒麟花鼓。十三上燈，十五元宵，十八落燈。玩燈者結隊外出，敲打鑼鼓，燈類不一，有燈籠、龍燈、花籃等，路旁觀者擁擠塞途。節令則端午最為熱鬧，以有龍船競渡也。相傳龍船起於漁夫拯救屈原，南方多水，於此日舉行。船上扎有彩布，旁有水手划槳競渡，船後泅水者，常能於水中求得錦標，岸上遊人爭集，南京以看龍船，橋上人眾，力不能支，造成大禍，秦淮河遂永禁龍船。余於幼時自鄉入城一看龍船，印象之深，今猶未忘。中秋節供月，冬至祭祖，清明掃墓，均無敘述之必要。佳節而外，娛樂尚有戲劇、書場、茶坊、妓寮，或為消遣之地，或為應酬之場。戲劇種類不一，演者方言不同，其主要者，可別為廟戲、崑曲、京戲等。崑曲盛行於清初，辭句美麗，音調抑揚，非群眾所能了解。十九世紀，秦腔漸盛，二黃、西陂繼之興起；二黃蓋指黃岡、黃陂之音，西陂則謂黃陂西偏之調。皖人習之，是為徽班，演於北京，名伶入宮唱演，久而演進成為京戲。其開山祖師之程長庚，則主持四大徽班中之三慶班也。劇中角色盡人所知，情節取自故事傳說，辭句俚陋，以唱、做、白、武功為要。同治而後，通商大埠亦有京戲，租界且有女伶；鄉間則有徽班唱演，其與京班不同，一則行頭舊劣，一則唱功欠佳，而所演之戲，情節則有始終。鄉村無戲台者，搭台唱演，先期邀請親友看戲，演戲及半，村人入場查看，遇有親友，強之至家吃飯，其同來者亦將前往，情誼之殷，猶有古風。及後生活困難，漸而改變矣，廟戲較為簡單。演者說白，全為俚語，他如，紹興戲、粵戲、川戲、漢劇等，多限於一區。書場則賣茶說書，茶坊賣茶兼售點心，擁有資產閒居無事者，起身即入茶坊，茗茶閒談，餓吃點心，幽閒之情，無以復加，尤以蘇州、揚州為甚。妓女成立已久，禁例難於實行，徒供無賴之敲詐，官吏之勒索而已。其存在之主因，一為生活問題，一為家庭制度，孤客遠行，且有不甘寂寞者。妓女類多善於交際，寓所常為商人應酬之地。 以上所言，關於人民衣食住之實況；吾人深切之印象，則多數人民限於財力，生活困難，自無餘力顧及衛生。其明顯之原因，已見於上，更有受支配於環境者，如鄉民遠去河泊，吃水或汲之於淺井，或取之於池塘，洗菜、淘米、洗衣、滌穢均在塘中，天旱水涸，塘水色綠，中雜細泥，尚有取作飲料者。城市之民居近河者，一面洗滌穢器，一面取為飲料。此則不過貪圖便利，積久變為習慣，視為固然；又如沐浴，夏季炎熱，男女可於家中為之；氣候轉冷，則不可能，男子尚有浴堂，女子則為禮教所縛，家中又無設備，沐浴之機會遂少；又如農民以尿糞肥田，臥室旁置糞桶，屋前或後設有糞缸，夏間惡氣逼人；城鎮男子常於庭前陰溝溲溺，嬰兒可於堂中出恭，又如農家養雞，雞矢遺於地上。一則知識淺陋，父母餵子，常先於嘴中嚼之，茶館浴堂共用手巾等物；仕宦之家，三十年前，尚有斥其子弟刷牙，謂其效仿妓女，免其嘴臭，便於接吻者。鄉間夏季蚊蟲繁多，屋中蒼蠅集於灶上桌凳，千百成群，有落下鍋中者，婦女從不設法除殺，他例不勝枚舉。於斯惡劣情狀之下，所幸者食料煮熟，飲料煮沸，微生菌已多殺死；鄉民又以交通不便，老死於家鄉，易於傳染之惡疾，或不易於傳入。其生存者，或因抵抗力強，多能安然處之。大亂之時，情狀不同，人民死於疾疫者頗多，此殆出於常例之外。平日死亡率今不可考，據吾人之觀察，兒童死者最多，每至炎夏，頭生結子，身滿痱子，視為常事。父母愛子心切，遇其疾病，求神問卜，或就醫診治，其自身疾病則多忍耐，非至嚴重殆不就醫。醫師或從名醫學習，或自讀醫書，其藥本於古代試驗之良方，視病狀態增減藥之分量，多無所謂秘密，內症服藥常有奇效，外症則難收功。北方村鎮無掛牌醫生，藥鋪夥友代人配藥，或有郎中攜藥出售。其無經驗者，危險殊甚。鄉間缺少良醫，農民多信巫覡，其幸而病癒者，謝神酬鬼，所費不貲。當其臥病之時，家人捧進茶水湯藥，照料周到，此則家庭之優點也。綜之，人民缺乏醫學常識，不知衛生，常為疾病所困，又以飲食惡劣，工作勤勞，男子五六十歲，類多衰弱不堪，此固社會上之重大損失也。 家庭倫理觀念基於孝道，孝之意義，生則奉養，死者祭祀。古人以為人死之後，魂魄存在，行止無異於常人，殉葬器物至為豐富，祭祀亦極隆重；殷人用牲之多，殆其明證；周人亦極重視祭祀，《論語》有慎終追遠之說，歷代相沿；每逢節期，例須備菜祭祖，忌日冥壽亦然，清明鄉民掃墓，冬至男子人祠祭祖，分尊卑長幼之序，族長得罰不肖子弟。祠有田產、墳山，以其租息，借貸或撫恤族中之窮苦，墳山供其安葬。余族世居鄉間，清明舊例，宗祠送飯入山，供給族人掃墓之用，冬至辦酒，男子均得入食。其祭祖先也，焚燒紙錢，其制蓋本於古之瘞錢，錢少不敷流通，南北朝始用紙錢，漸而變為習慣。人死雇用和尚、道士念經拜懺，擁有資產者每逢七日念經，至七七而止。凡此種種，足以增加鬼之勢力。兒童習聞關於鬼之故事，及長信以為真，尤以婦女為甚。其信奉之神，有觀音、大士等。大率每年二月、六月吃素各二十日，謂之觀音齋，十數家組織觀音會，輪流辦齋。其他相似之會甚多，要無敘述之必要。其此較重要者，則為出會，各地名目不一，都天會、東獄會盛行於江南一帶，出會之日，僱人持旗，或牌，或金瓜，或月斧，或香爐，或花傘，兒童裝飾民間傳說之英雄，更有抬香亭菩薩者，中雜音樂，鑼鼓喧天，晚間提燈；看者遠道而來，人山人海，城市由各業分別籌辦，鄉鎮由村莊聯合舉行。其性質初則謝神求福免災，後則兼有振興市面，及民眾娛樂之意。此外，尚有朝山進香之香會，鄉村入會者，每於春秋二季，收麥及稻各一斗，三年進香一次，其數無幾，路程自不能遠，其路遠費多者，收款較多。進香之動機，或由於信神拜佛，或久仰名山大寺之神靈，或於病中許願，而今還願者，目的不同，要多求福。本城尚有寺廟，村莊亦有土地祠，家中供奉最殷者，則為灶神。除夕俗傳諸神下界，敬拜之神頗多，元旦鄉民吃素一日，初五為財神日，供奉亦勤。朝廷亦視祭天謝神為大典，皇帝親自拈香行禮，如遇水旱星變則減膳修政。以應天變。地方所祭之鬼神亦多，文官祭孔子，武官祭關岳，禮尤隆重，天旱求雨，禁止屠宰。凡此思想，一則追功報德，一則近於迷信，其倫理上之價值，則為鬼神監臨，不能自欺，得福與否，將視個人之功過，乃於不知不覺之中，約束人心，此固偏於消極，佛教道教於時微矣。回民不拜別神，除遵守禮節而外，對於教義，亦不明了；耶穌教新至中國，與社會思想相左，造成嚴重之局勢，前途猶不可知。國人深受生計之壓迫，切身問題無過於衣食住，宗教蓋猶其次。吾國民族，豈所謂非宗教民族耶！ 人民生計困難，由於生產之事業太少，初則過剩之食料無法運出，後則耕地之增加，遠不能及人口激進之速，已如上述。其他主因尚有交通不便，錢幣不敷流通，其影響之所及，實有說明之必要。清代領土大於漢唐，諭旨奏疏之傳遞，舊賴驛站，一八七六（光緒二）年，創設文報局，遞送總署及駐外公使往來之文件，後漸擴大範圍。通商大埠，商民則賴信局遞送函件。旅客往來，貨物運輸，多賴舟車，南方多水，舟行較便，北方多車，騾車較便於行旅。騎馬坐轎小車亦有助於交通，其困難則為多耗時日金錢，陸路運輸貨物，尤為不易。高資距鎮江三十里，在鎮經商之商人，每年回家不過一二次；山西匯兌莊商人出省營業，常數年或數十年不歸。山西大旱，食料自直隸運往者，價值超過谷價數倍以上，尚無法運往；時傳家有黃金坐而待斃，江南諸省非無餘谷，竟乃限於交通之阻礙，而無奈何。於此情狀之下，商人不能以有易無，調濟社會上之需要供給，互相立於有利之地位，促進經濟之發展。關於貨幣之缺乏，國內舊用紋銀、制錢兩種，紋銀以兩為單位，而兩各地不同，制錢以銅製造，而滇銅出產減少，不敷鼓鑄。二者兌換時有變遷，清初紋銀一兩換錢七八百文，咸豐中葉將至二千，清季減至八九百文，士大夫初以鴉片漏卮，紋銀輸出為銀貴唯一之原因，實則小錢充斥，銅質太輕，不無影響也。其後世界產銀日多，價格大跌，外商收買銅錢，運之出國。換錢因而減少。錢銀價格發生劇烈之變動，增加商人意外之危險與損失，識者倡言整頓幣制，迄無根本辦法，乃枝葉進行；一面鼓鑄銀元，成色則各省不同；一面救濟錢荒，鼓鑄銅幣，地方長官視為收入，自由鼓鑄銅幣，幣制因益紊亂，中國又非產銀及銅之國，仍不足供流通。貨幣集中於城市，鄉民受其影響。出米之區限於交通阻力，每石售價二三千文，內亂方亟；無人耕種之際，漲至七千。三四十年前，江南一帶，斤鹽二三十文，豆油六十文一斤，肉價每斤五十餘文，雞蛋兩個值錢三文，百頁一斤值錢二十八文，豆腐一塊二文，青菜三四文一斤，生活代價可謂低廉，而農民苦矣。其困苦之癥結，農家生產之食料，無處出售，即使出售，而亦所得無幾，其買進之用品，則以厘金雜稅之故，價值常昂。農作用具則多於會期劇場購買。農民終年勤勞，只能免於凍餒；遇有事故，或以衣物或借親友衣物入城押當，月利二分，或一分八厘，十八月滿期，吾鄉急典月利二分五厘。其親友較有資產者，則請會助之，款額會期各會不同，要由請會者決定，其情狀與今殆無不同。其無衣物出典，力又不能請會者，唯有迫而借債，利息低微之借款，常不易得，鄉間從無放款之適當機關，乃聽強暴不仁者之剝削。普通借款名目，一曰陰錢（俗寫引子錢），月利四五分，時人以為太高，有損陰德也。二曰飄兒錢，賭場中之利債也，月利嘗至十分。三曰麥青稻青，當青黃不接之時，農民借債，債主指麥或稻作抵，作時價計算，待其成熟歸還麥稻，再照時價計算，清債本息；物價前後不同，農民處於不利地位。清季輪船、火車、馬車、東洋車、電車、電報相繼傳入，通商要城之交通，視前大便。物價稍增，而內地交通情狀，仍如往日。 交通不便，農民居於鄉里，足跡所到不出數十里外；其日常生活，對於政治從無密切之關係，終身或未一見州縣官；其視之也，如狼似虎；長官雖或廉潔，而胥吏無不借端勒索。訴訟無論原告被告，於審問應答之時，多須跪下，口中常呼大老爺青天。一言不合，皂隸即訶斥之，其膽小者，先已心悸身抖矣，陳說其辭，殆非易事。費用則胥吏量其家之有無，以為出入，當事者常至破家，事非萬不得已，殆不訴之於官。民間道德觀念，反對訴訟，其健訟者，目為訟師惡棍。鄉村農民間之爭執，或由董事調處，或雙方邀請公正人員至茶坊評理，曲者付賬，讓步解決；族中惡劣子弟，族長得嚴罰之，甚者處以死刑，養其子女。此蓋由宗法演進而成，一則免其犯罪牽連族人，一則維持族中之榮譽也。其威權無異於官吏，私刑殺人，不足為訓，然其決定多本於事實，聚族而居，朝夕相處，人之臧否，固其熟知，地方治安往往賴以維持，就時代而言，殆不可非。清末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思想上發生重要之變遷，宗法勢力日就衰微，顧其影響之所及，造成強有力之地方思想，客居外省者，多有會館，照料其同鄉。大臣疆吏乃常迫於環境，進用或安插其親友，增加政治改革之礙力。城市以商業為中心，商人以其職業之不同，組織公所，如錢業公所、糖業公所之類；其會員以店鋪為單位，專謀同行之利益；業中爭執問題，由董事調解；關於公共利益如加價之類，亦在公所議定，同行均須遵行，違者罰之。工人亦有會所行章。凡此組織，皆可謂之自治團體，頗有助於官吏。其堪注意之點，則家族裁製之力，遠過於政治權力。幼年時期，無論何事決於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門戶，負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親友之誼；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響，自由決定取捨者，為事無幾。自由人之在中國，蓋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響，則家族之觀念太重，國家之觀念太輕，得意之時，不問是非，專為一家一族一地設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