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四篇 改革與革命附外交（續前）
武昌革命之經過〇清廷應付之策略〇各地之響應〇革命之勢力〇建設之精神〇清廷驚惶失措之窘狀〇鄂寧兩軍之戰〇臨時政府成立之經過〇和議之進行〇袁世凱之陰謀〇清帝之遜位〇國內之政治問題〇清季外交之趨勢〇亂後之善後問題〇三國商約〇英日同盟〇滿洲問題之嚴重〇日俄戰爭〇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〇中日交涉之困難〇懸案之解決〇中美德同盟之議〇國際鐵路計劃之失敗〇中俄交涉〇領荒移民之開始〇借款築路〇列強對於革命之態度〇外蒙獨立〇英謀西藏〇經營西藏之失敗〇外交損失之總論
方川變之起也，人心惶恐，疆吏感覺黨人之活動，互相警戒。先是，同盟會員屢次起兵失敗，轉向新軍運動，新軍之在長江流域者，將校兵士多曾受過教育，其一部分受其運動，加入會黨。端方之率兵入川也，說者謂湖廣總督瑞澂以傾向革命之兵一協歸其調遣，冀得無事。信如其言，軍隊不穩，先竟無所處置，可見清官之因循昏庸。據尚秉和之《辛壬春秋》，九月二十二日，武昌炮兵有退伍者，營兵餞之，排長不許，眾怒驅之，起而開槍，遂逃出營。及捕獲變兵六人，協統黎元洪恐其激成事變，請輕罰之，並黜排長。軍律之廢弛，外人亦以為言。至是瑞澂得有密報，謂黨人於中秋節日舉兵，下令戒嚴。 [19] 十月九日，俄國租界內黨人所設之機關，炸彈爆發，俄捕往搜，獲得炸彈手槍等物。及夜，統制張彪根據密報，圍捕三十一人，並得軍械及黨人名冊，明日，獄定，先斬首要三人，余均囚於獄中，供辭連及軍人甚多。瑞澂責令張彪按供一一逮捕，新軍聞之，惴惴然不安，乃為自衛之計，附和革命之炮兵及工程隊於夜間開槍發難，戕殺營官，掠取子彈。瑞澂先已自驚自擾，聞知兵變，驚惶無策，首先逃出武昌。張彪亦遁，軍隊遂無主帥，先後加入，天尚未明，即行占據武昌。孫文言其經過曰：「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然革命黨方面，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劉公謙讓未遑，上海人員又不能到。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張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然後秩序漸復，厥後黃克強（黃興）等乃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黎元洪於迫就都督之後，書招其師薩鎮冰降，中言其出就都督曰：「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為應允。」總之，武昌成功之易，要由於瑞澂、張彪之無能。瑞澂以旗員擢至總督，空有能名，實無經驗，膽小如鼠。張彪初為張之洞之弁員，而以善於逢迎，擢居要職。二人皆不勝任，臨事慌張，要亦由於革命黨之先聲奪人也。
十一日，革命軍渡江，未遇拒抗，占據漢陽兵工廠，其地官吏先逃一空，漢口清官亦然，陷於無政府之情狀；十二日晚，土匪搶劫縱火，黎元洪始派兵士前往彈壓，民軍遂有三鎮。顧其力兵猶弱，範圍尚小，信如孫文後論武漢危急曰：「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之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各省響應，乃清廷之所以覆亡也。朝廷聞報，十二日，詔命陸軍大臣昌率陸軍兩鎮援鄂，並飭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艦隊助戰。昌所部時有鐵路運輸，而遲遲不來，民軍從容布置，扼據要害，分派信使四出活動。十六日，民軍攻擊少數北軍於漢口附近，北軍以大軍未至，兵力不敵，敗而退守灄口，是為南北二軍第一次戰爭，距起義多日矣。民軍進攻，亦不能勝。攝政王既命昌援鄂，十三日，詔起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二人立有功績，負有能名，均以事故落職，深在失望之中。袁世凱原為總理大臣奕劻之黨，川變之起，說者言奕劻擬起用之，而攝政王載灃不可，改用岑春煊。奕劻以非其黨，又因私怨嫉之，遇事留難。岑春煊之入川也，初無名義與實權，滯留武昌，託病不行，及武昌變起，逃往上海。袁氏初練北洋新軍六鎮，將校多其手拔，辦理新政盛稱於時，太后招之入京，改授軍機大臣，及宣統嗣位，幾遭不測之禍，時方家居，朝廷迫於情勢，詔起用之。袁氏追念其昔日之待遇，心中自不慊於清廷也，奉命而出，湖北一地，乃有二帥，軍權反不專一。朝廷上有二黨爭權，載灃素不慊於奕劻，偏信載澤，奕劻心不自安，竟於川路爭議之際，託疾不肯視事，及時局嚴重，上奏載澤、盛宣懷亂國，自請辭職。攝政王下詔慰留。二黨意見日深，載灃詔革盛宣懷職，以慰人心。顧武昌之舉兵，初與川路無關，舉兵之後，已由鐵路問題，變為政治種族問題。苟無根本適當解決之辦法，兵禍終不能止，盛宣懷之去留，固非問題之焦點，徒見朝臣認識時局不清耳。舉義後七日始有戰事，又值北軍敗退，革命軍之聲勢張旺，起兵之原動力醞釀已久，直省多聞風響應。其主動者可別為四：曰哥老會，曰同盟會，曰新軍，曰清吏。茲分言之於下：
一、哥老會 湖南為哥老會勢力發達之區域，黨徒先後舉兵者，不知凡幾，其首領焦達峰自稱部下一萬餘人，曾與同盟會合作，至是聯合新軍，十月二十二日，闖入長沙，巡撫逃去。焦氏立有大功，以都督為望，及咨議局開會，據尚秉和記載，其徒以紅紙大書黏壁曰，「正都督焦達峰」，議員未有異議，焦氏被舉就職，時間匆促，尚無印信，而即委任官吏，廣招新兵，尚氏言其招兵曰：「凡城內廟宇公廨旅邸，皆高懸旗幟招兵，流氓乞丐車轎擔役均入伍，無軍械戎裝，胸前拖長帶，高髻絨球，謂是漢官威儀。」其言不免形容過甚，新兵入伍者，原多平民，非獨長沙為然；乃遭新軍之忌，又與咨議局不協。三十一日，新軍為變，槍殺焦達峰，推前咨議局長譚延闓為都督，長沙始稍安定。貴州亦以哥老會首先舉兵，其省秘密會社之勢頗盛，尤以光復公會為最大。公會雖與同盟會發生關係，然實哥老會之變名，黃澤霖為其首領，及聞武昌兵起，湖南等省響應，召其黨徒，更說新軍將校光復，十一月四日，貴州宣布獨立。黃澤霖招募其徒，編之為兵，說者稱其公然開山堂於省會，自稱巡防大總統，其兵不守紀律，動輒拔刃仇殺，人民深受其害。雲南都督蔡鍔聞之，遣唐繼堯率兵援黔，貴州始得粗安。綜之，舊有秘密會社之首領，多無建設才力，而又倉猝起兵，為時甚短，嫉之者眾，約束黨羽，原或不易。其人於失敗之後，嘗為論者所指摘。方其起兵之初，聳動時人之視聽，增加革命之力量，固不可抹殺也。
二、同盟會 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為文人學生，一面從事於宣傳，一面聯結會黨，迭次起兵，或謀暗殺，聲振於時，而活動大本營則在外國。及武昌兵起，黃興等應召赴鄂，陳其美無兵無械，竟能冒險取得上海。初陳其美久居上海，及響應革命者日多，運動巡警商團等獨立，獨製造局不應；十月二十四日，率兵往攻，不勝，乃往說守兵；伶人王鐘聲、夏月潤與焉，擁入廠內，局員捕之，以繩系其手足，置於馬廄。明日，民兵再攻，由匠人導往廠後，逾垣而入，灌油縱火，製造局遂下。陳其美始得放出，滬兵不戰而降。紳商開會，議設軍政府，陳氏在場，述其被囚情形，王鐘聲稱其功績，力請舉為都督，陳其美乃為都督。上海地居長江下流，為通商要埠，全國金融視為轉移，且有製造局供給軍火，軍政府成立，影響於江蘇、浙江者至巨。陳其美於上海招兵籌餉，接濟他省軍火，說海軍反正，同盟會員集於其地，義氣激昂之甚，過於各地。其組織者，有光復團、規復團、光復軍、國民軍、學生軍、敢死隊、決死隊、北伐先鋒隊、北伐獨立隊、北伐預備隊、北伐女國民軍、女子軍事團，名號之繁，設立之多，一如風起雲湧。其中雜有名實不符，受人指摘者，然其勇敢之氣足稱，先聲且能奪人也。
三、新軍 新軍將校多曾受過教育，各省響應武漢革命者，往往由其主持，或賴其援助，革命期內，其勢最大。十月二十三日，江西九江新軍獨立，標統馬毓寶自為都督，陝西、山西、雲南、浙江、福建、四川均於十月末至十一月中先後舉兵。南方獨立諸省，北軍無如之何，陝西、山西之革命軍，則受清兵之攻擊，頗瀕於危。山西都督閻錫山兵敗北逃，陝西於獨立後，發生紛擾，清將薑桂題奉命援陝，攻破潼關，朝廷更詔陝甘總督出兵援陝，而以前陝西巡撫為帥，進逼西安。其頓兵於直隸而威脅朝廷者，尚有張紹曾、吳祿貞，張紹曾為第二十鎮統制，以秋操之故，將兵駐於灤州，至是，聯合將校電奏改革政治，朝廷設計罷免其職，部兵為變，不久即平。吳祿貞為第六鎮統制，及山西兵變，朝廷命之將兵赴援，吳祿貞頓兵於石家莊，單騎入晉，招撫山西都督，扣留運鄂軍火，奏劾昌督師無狀，並電張紹曾會師北京，不幸被刺而死，直隸始乃轉危為安。
四、清吏 自武昌舉義以來，各省多起響應，清廷有土崩瓦解之勢，疆吏中知其不可挽回頹勢有獨立以圖自保者，成功失敗各有其例。廣東、廣西、安徽、江蘇、山東先後宣布獨立。初廣東紳士，以為革命之勢日盛，禍患將至，商請總督張鳴岐獨立，張鳴岐無奈，奏稱停解京款，宣布自保，撤下署內龍旗，後聞清兵勝於漢口，取消自保，上奏請罪。同盟會員以其久為政敵，尚無獨立之誠意；散資召集三合會黨徒，戕官據城，張鳴岐見勢已成，不可為力，改言服從民意；十一月九日，咨議局宣布獨立，舉張鳴岐為都督，遞進印信，張鳴岐收之，乘間遁去。廣西、安徽、江蘇巡撫均稱都督。蘇撫程德全受軍民之擁護，獨立於蘇州，雞犬不驚，而上海、松江、無錫、常州、揚州、清江浦先後舉兵，各有都督，不相統屬，其受兵禍最深者，當推江北，南京尚有張勳據守。廣西、安徽都督均不能久於其位，安徽巡撫朱家寶初平新軍之變，後受咨議局之推舉，得為都督，黨人王天培副之，王氏不服，索取印急，朱家寶與之，將即去皖，值巡防營鳴槍，商民大恐，求其勿去，擁之復至軍政府索取都督印，咨議局長取之以還朱家寶，會九江之兵來皖，朱家寶始行逃去。山東巡撫孫寶琦亦於十一月十三日獨立，孫寶琦自為都督，頃之，將士要求取消獨立，孫氏迫而去職，黨人藍天蔚占據煙臺，然無重大影響。其他諸省，奉天則以張作霖之主持，官紳設會推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會長，而仍捕殺境內之活動黨人，固變相之獨立自保也。甘肅曾有擾亂，新疆則二黨相攻，直隸、河南、吉林、黑龍江之疆吏則未獨立。至於藩屬，則外蒙古、西藏次第獨立，其目的則脫離中國也。
各省響應革命，多倉猝而起，不相聯絡，其中多為愛國志士，深信革命成功之後，人民可得安居樂業，而國勢趨於富強。少年勇敢之士，激於時憤，慷慨從軍，多置其生死於不顧，更無富貴之思想，其志可嘉，其心可佩，兵起之後，社會上之秩序不免擾亂，而急事好功者，不擇手段，不問利害，徒求逞於一時，不惜利用卑劣分子，土匪因而為害，其狡黠者且盜革命之名，實行搶劫滋擾。起兵首領本多武人，其中不免一二雜有囿於傳統思想謀欲奪取地盤者，於斯人心不安期內，革命二字，常有不可思議之權力，蓋中國深受外國之影響與壓迫，知識界人謂非政體上極大之改革，則難圖存，國人久聞同盟會員之宣傳，官吏怵於手槍炸彈之襲擊，恐慌之極，無法應付，唯有屈服服從或逃遁而已。試就上海而論，清吏逃避，革命成功之易，有如反掌，全國城邑類近此者，不知凡幾，先聲奪人竟有若此之效力，更就揚州、南昌事變而言，尤足以有所證明。初，江蘇要城如上海、松江、無錫、鎮江次第宣告獨立，揚州尚無舉動，人心日冀黨人來揚，而黨人不至。有名孫天生者同其黨羽數十人入城，膊纏白布，大呼革命軍至，好事者從而觀之，擁擠塞途，闖入鹽運使衙門，運使不知虛實，倉皇遁走，防兵亦多逃去。其黨乘機掠取稅金，飽而散去，孫天生放出獄中罪犯，城中紛擾，人心不安；防軍統領徐寶山於鎮江聞變，即回揚州，捕獲孫天生於娼家，揚州始安。紳商公舉徐寶山為都督。南昌於九江獨立後，宣布自主，公舉協統吳介璋為都督，相處尚安。一日，南昌軍政府忽得飛函，略言孫文、黃興在海外開會，公舉彭程萬為都督，遣敢死隊百人持炸彈入城。事聞，官員恐惶，警兵逃匿；突有一人自稱孫文代表，詣軍政府召集會議，宣讀彭程萬委任狀。其時孫文尚未歸國，而眾相顧愕然，莫敢究詰，吳介璋對眾辭職而去，彭程萬就職，仿尚書誥體，稱予一人。九江都督來電嚴詰，彭程萬驚惶無措，其事原委，皆其造成，直類於兒戲。湖北則鄂人之地方觀念極強，後黃興來鄂，鄂人不附。朱通孺於民軍敗後來鄂，其《五十日見聞錄》，記言武昌政治情狀曰：「都督府直隸之政事堂，內分五局：一、財政局；二、交涉局；三、統計局；四、民政局；五、法制局。各員無論大小，皆稱大人，人聲龐雜，喧騰於耳，虐待差役。」一部分人士，未祛官場之惡習，朱氏言下頗有失望之意，顧此久為習慣，決非一旦所能改革，何能獨責鄂人？
吾人對於以上事跡，所當明知者，革命戰爭期內，情感用事，發噱之事，常不能免，此固不獨中國為然，而法國革命中之趣事尤多。其明顯之原因，則事起倉猝，參加之分子複雜，人各為謀，不相統屬，事多出於個人行動。其代表者非一階級，於此可見民眾之心理，革命之勢力，一二事跡對於革命精神毫無妨礙，況一地偶爾之例，不能適用於全國也。其幾近於普遍者，則仇殺旗人也。旗人入關之先，歷史上之名稱，原作東胡，其一部分久與漢人通婚，同為蒙古族。二族之頭顱容貌髮膚，實無主要不同之點，顧時以政治關係，立於反對之地位，而宣傳者利用種族上、政治上之恨惡，刺激時人，旗人又不善於自處，傲然自尊，輕侮漢人，調戲婦女，漢人報復之心日強，革命之際，旗人被殺時有所聞。其最慘者首推陝西，次為南京。初西安新軍獨立，旗兵據滿城力守，新軍力攻破之，縱火焚屋，將軍及副都統盡室自戕，旗人中婦孺號哭，麇集北門城樓上焚死，新軍仍與旗兵巷戰一夜，乃盡殺之。南京旗兵於張勳敗後，無足輕重，及民軍入城，火藥庫炸毀，其聲之大，殆如天崩地裂，聲聞百餘里。民軍指謂旗民反抗，繳其槍械，允許保護其生命財產，將校中有不服從命令者，劫其財物，火其住宅，而殺其人。其堪告慰者，事出之後，主動者得有相當懲罰也。其他各地亦有慘殺旗兵之案，所幸者未致擴大範圍耳。獨四川保護旗人，未有濫殺，其原因則駐防將軍，初力保護紳士，而紳士不肯仇殺也。旗人而外，死於兵者以官吏為多，獨立諸省，例不勝舉。此殆一時難於避免，無足深論。
上就一方面而言，其除弊刻苦，建設精神，足令吾人欽佩而可奉為圭臬者，尚有三種。一、豁免惡稅——中國稅額遠少於世界先進國家，若就人民富力及政府所辦事業而言，其擔負之稅，實已重大，政府不圖發展生產事業，反以財政窘迫，另立新稅，專謀增加收入，不顧民生大計。其政策所謂干澤而漁也。武昌革命，都督府成立，下令廢除惡稅：（一）除鹽菸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二）除海關外，所有關局一律永遠裁撤。（三）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四）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蠲免。（五）各屬雜捐除為地方所用外，概行豁免。浙江等地亦去惡稅，江蘇臨時省議會通過蘇、松、常、鎮、太五屬之糧減少，徵收八成。所可惜者，苛捐惡稅不久即得恢復原狀，甚者且加重焉。二、俸金——官吏之俸金至微，常難維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弊則易啟其營私舞弊之心，廉潔政府事實上蓋不可能。就理論而言，俸金既不可太低，又不可過高，高則人民視為有利可圖之職業，百方鑽營，既得之後，則設法保全其地位，毫無犧牲服務之精神，徒為害於民間，最善之方法，莫如斟酌社會上之生活費用，及專家與普通職業所得之酬報，而定其數也。其時南方諸省獨立，除去惡稅，商業則受兵事影響，多行停頓，省政府收入大減。官吏俸金，浙江高級長官月得二十元，低級十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高級官六十元，低級三十元，俸金與今相較，低微無以復加，說者言時生活費用較低，金錢購買力較強，固為事實，然不足以解釋一切。更就清官俸給而言，月得六十元或三十元，已大增加，顧清官除正俸養廉而外，尚有陋規，與之相較，難有正確之觀念。綜之革命之初，服務精神，有足稱者。三、民治——中國人民向無直接間接參政之權利。日俄戰後，識者倡言立憲，召集國會，朝廷下詔預備立憲，各省奉命召集咨議局，朝廷召集資政院。其性質職權類近顧問機關，自其召集以來，咨議局對於督撫，資政院對於內閣，均能加以監督，行使職權，見稱於時。及武昌革命，響應諸省多以武人為主動，名義嘗由咨議局、商會、紳士給予，如都督由議員公推之類，其中雜有假託民意，自尊自稱，或強迫推選之例，而代表民意機關，尚為武人所重視，固明顯之事實也。湖南初奉焦達峰為都督，咨議局以其舉措乖謬，謀削其權，公舉譚延闓為軍政部長，繼設參議院，凡募兵、給餉、任免官吏，概須經其議決，方得施行，而焦達峰無如之何。此種精神惜未充分發展，政府後亦不肯獎進，以致今日人民尚無切實參政之機會，惜哉！
清廷應付武昌舉兵之方法，初遣北軍會同海軍進攻，而北軍遲遲始至，先戰不利。十月二十二日，陝西、湖南獨立，明日，九江獨立後二日，廣州將軍鳳山為黨人炸死。警報迭至北京，朝廷始以大亂開始發動，免盛宣懷官，詔昌回京，而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陸海軍。二十九日，山西兵變，人心益為動搖，明日，下詔罪己，其警要之言曰：「朕……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路事朦於僉壬，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舊法制有不合於憲政者，皆罷除……此次湘鄂亂事雖涉軍隊，實由瑞澂等乖於撫馭，激變棄軍，與無端構亂者不同。朕維自咎用瑞澂之不宜，軍民何罪，果能幡然改正，決不追咎既往。」其時資政院在京開會，多所奏請，至是，請罷親貴內閣，實行責任內閣。三十一日，張紹曾頓兵灤州，要挾朝廷改革政治；十一月一日，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等辭職，上諭許之，詔授袁世凱內閣總理大臣，湖北陸海軍仍歸其節制調遣。明日，吳祿貞頓兵石家莊，扣留運鄂軍火，奏劾昌縱兵為虐於漢口。事聞，京師大震，人心惶恐，資政院擬具憲法信條十九條，奏請宣誓太廟，立即頒行，信條載明皇統萬世不廢，皇帝神聖不可侵犯，但未予以實權，其位等於虛設。憲法由資政院起草，政權歸於國會及內閣總理。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對之負責。關於憲法起草議決修正，均非皇帝所能干預。今就信條內容而言，國會將為政治中樞，近於英國制度，惜其為時太晚，而終不能挽回頹勢，上海、蘇州、浙江、貴州、廣西、安徽、福建且相繼獨立矣。八日，資政院奏稱遵照信條，公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朝廷依據信條，下詔委任。十一日，袁世凱至京，奏言責任內閣業經成立，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凡內外章奏均宜送至內閣，由閣代遞，召見官員及奏事處傳旨，應即停止免與憲法牴觸。朝廷許之，親貴大臣時亦相繼罷免，政權落於漢人之手。袁世凱利用責任內閣之名，掌握軍權政權，無異於皇帝矣。十二月二日，南京失守，攝政王載灃俄而引咎辭職，隆裕太后許之。方各省之響應獨立也，資政院請釋黨人，朝廷許之，釋放汪兆銘等。綜觀清廷之應付革命，蓋無一定堅決之方略，其逐漸讓步，全受環境之支配，可見其張皇失據，毫無主張之窘狀。及北軍攻陷漢陽，袁世凱按兵不進，清廷許其委託代表赴南方議和，問題乃由會議解決。
自武昌舉義以來，獨立之區域日廣，而大規模之戰爭殊少，其比較激烈者首推湖北、南京之戰，次為陝西、山西之役。山西新軍勢力薄弱，獨立後，清兵敗之於娘子關，余兵向北奔逃，無足輕重。陝軍於清軍攻下潼關之後，更受甘軍之圍攻，頗瀕於危。其轉移大局者，殆漢陽、南京之戰乎？先是，民軍、北軍衝突於漢口，北軍不敵，退於灄口，民軍進攻亦不能勝，相持不下。會北方援兵大增，十月二十七日，反攻劉家廟，海軍助之，民軍敗守漢口，避匿塵市，狙擊北軍，北軍縱火焚毀房屋，民軍死傷頗重，人心喪沮，退守漢陽，北軍遂得漢口。其地居民避禍先逃，兵士買物不得，轉而搶劫。此役也，由於昌主持，而朝廷以其望輕，已詔袁世凱代之，袁世凱停戰息兵，遣人說黎元洪降，黎氏弗應，湘兵來援者日多。會黃興來鄂，有欲推為都督者，鄂將不可，乃由黎元洪推為總司令，湘鄂之隙遂成。黃興招編湘人為敢死隊，十一月中，反攻漢口，不勝，改自襄河上流襲擊，復又敗退，漢陽、漢口發炮互擊，海軍時已獨立，炮擊北軍，兩方相持不決。二十三日，北軍戰將馮國璋分遣部將李純渡襄河反攻，迭占要塞，乘勝而前，民軍謀襲北軍後路，以冀有所挽回，終不可得。其來自襄河之清兵，攻陷大別山炮台，控制漢陽，漢口之兵乘機渡河往援，漢陽民軍迫而潰逃。二十七日，北軍占據漢陽，遂得俯瞰武昌，聲勢頗振。黃興東往上海，武昌當局日捕漢奸，而人心惶恐如故，會都督府起火，黎元洪於東門外洪山設立行台，人民爭先出城，形勢險惡。其電各省乞援，有「事關大局危急異常」之語，而各省竟多推諉（見《黎副總統政書》），乃通電全國主張與政府暫時議和。斯役也，馮國璋指揮北軍，朝旨授為二等男爵，三十日，內閣忽電馮國璋停攻武昌。湖北民軍雖敗，而南京之得，足以償失。初江蘇要城相繼獨立，獨南京守將忠於清室。其地有新軍第九鎮及江防營十二營新防營十菅駐守，十一月九日，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獨立，江防營統制張勳，新防營統領王有宏敗之，會浙蘇諸省出兵來援，公推徐紹楨為總司令，張勳電京告急，而援兵不至。二十五日，蘇州都督程德全等督師進，攻，分兵繞道，進撲雨花台，南京要塞次第失守。張勳知不可為，由領事協商條件於徐紹楨，十二月二日，率其殘卒渡江，退至浦口，民軍遂得南京。黨人時以湖北新敗，集於長江下流，民軍主力乃移於寧滬。
南方諸省響應革命，各自為謀，不相統屬，形勢渙散，實力薄弱，識者憂其拒抗北洋精兵，難於取勝；蘇浙都督電請各省代表赴滬，議設臨時政府。黎元洪則電代表蒞武昌開會。十一月十六日，代表於上海開第一次會議，定名曰各省代表聯合會，其會員為資政院議員，其人於革命軍起，散歸原籍，或不肯北上者也。會議席上，湖北代表力持武昌首先起義，宜為首都，並推黎元洪為大都督，他省代表無以難之，通過武昌為中央政府所在之地，黎元洪為大都督，由滬赴鄂，酌留代表於滬以便通訊。其出席總數共二十三人，及抵湖北，漢陽形勢危急，十一月二十七日，開會於漢口租界，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大綱共分三章，第一章規定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每省一票。總統統治全國，統率陸海軍；宣戰媾和締約，遣派外交專使，任用各部長，設立臨時中央審判所，須得參議院之同意。第二章載明參議院之組織與職權，其議員由各省都督府遣派，方法由其自定，每省額定三人，職權頗為廣大。第三章關於行政事務，共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部有部長一人。末後附則言明大綱施行期限，以憲法成立之日為止。綜就條款而言，政治大權操於參院，其議員既非人民代表，又非資政院或咨議局議員，乃由都督府遣派，其性質近於都督之私人代表。紛擾之際，政治尚未入於常軌，武人最有勢力，選舉又不可能，迫而承認其政治勢力，民治遂受重大摧殘。尤有進者，一省都督，有於一月之內多至五六人者，有先獨立而後取消名義者，大綱均未有所規定，其出席參議院者，究為何人代表？臨時政府成立，代表團自為參議院，立法機關固未遵照大綱。綜之，大綱成立，為時短促，實無充分之考慮與討論，後以解決困難，添設副總統，改五部為九部，亦可見其疏忽不切於用。要之，民意不可假造，究不如直認事實，尚較易於改革。方代表之會議於漢口也，黃興赴滬，陳其美勸說留滬代表舉為大元帥，代表從之，並推黎元洪為副元帥。事聞，湖北代表倡言留滬代表無權選舉，黎元洪電稱情節支離，請其取消，以免淆亂耳目。南京克復，代表團議決建設政府於南京，赴寧議員增至四十四人，通過緩舉臨時大總統案，追認上海代表所舉之大元帥、副元帥，修改組織大綱。總統未舉以前，其職權暫由大元帥代行。會黃興辭職，代表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同盟會會員不平，黃興辭謝，黎元洪亦不肯至寧就職，後以代表之勸，電稱承受大元帥名義，鎮守武昌，委任副元帥代行職權；黃興不肯就職，臨時政府無人負責。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團公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俄選黎元洪為副總統。初孫文遊歷美國，黃興電告武昌新軍將動，請其匯款接濟，孫文無款應之，擬電囑其勿動；電尚未發，而報已載革命黨占領武昌，乃赴美東，覓船渡英，托人向英政府有所請求，取道於法國東歸；至是，被選，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於南京就職，是為中華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提出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部總長，參議院予以同意，臨時政府成立。南京於湘軍焚劫之後，迄未恢復原狀，城中未有偉大建築，政府辦公房屋不敷分配，各部長官，乃自尋覓，教育總長蔡元培於友人處，分借余屋辦公，蔣維喬佐之。二人親理各事。幸其事務尚少。教育部成立之後，人員謀差者日眾，職員始乃增多。臨時政府則以政費軍費浩繁，款無所出，謀借日款，不得；三部總長不肯就職，黎元洪仍稱海陸軍大元帥，中央號令，頗難行於各省。
臨時政府之將組織於南京也，袁世凱按兵不進，主張議和；初袁氏起用，即言此次事變，非兵力所能平定；及漢口收復，遣道員劉承恩等往說黎元洪罷兵，其理由則朝廷下詔罪己，宣誓太廟，與民更始也。黎元洪不從，頃之，袁世凱再遣人議和於漢口俄租界，仍無結果。迨北軍攻下漢陽，湘鄂之見益深，黃興東下，黎元洪通電全國主張議和。十二月八日，朝廷以英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on）之勸說，詔准袁世凱委託代表唐紹儀等南下，討論大局。同時，袁世凱電招馮國璋回京，而以段祺瑞代之，段祺瑞明識袁世凱之深意，主張和議，其部下隱通民軍，謀奉袁世凱為總統，黃興、程德全許之。及唐紹儀南下議和，與民軍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伍廷芳要求清帝退位，改建共和；唐紹儀電陳和議艱難，盛稱南軍聲勢浩大，北軍難於取勝。袁世凱會同國務大臣奏言武昌事起，勢成燎原，奉旨以唐紹儀往南討論大局，各國均冀和平解決，而伍廷芳力言共和，主張速開國民大會，公決君主、共和，拒之則和議決裂，餉械兩絀，難於取勝，懇求太后召集近支王公速行會議，早定大計。奏文危辭哀訴，極恫嚇勸說之技能，而在當時則嚴守秘密。隆裕太后心無主張，召集王公御前會議，無所決定，乃慰袁世凱勉為其難。《辛壬春秋》稱其言時淚下，與皇帝相抱而泣；孤兒寡婦之境遇，誠亦可哀，大臣涕不可抑。太后迫而詔諭內閣總理大臣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唐紹儀遂與伍廷芳磋商召集代表之辦法，會其屬員許鼎霖北歸，報告民軍烏合，餉械困難，易於平定，而唐紹儀至滬饋獻江山。親貴大臣聞之，勸說張懷芝通電各鎮聯名請戰，馮國璋亦以未得乘勢進攻武昌為恨，力主戰議。資政院之一部分議員，又持戰說。袁世凱迫不得已，撤唐紹儀職，和議暫時停頓。
方和議之進行也，參議院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段祺瑞疑事中變，遣人往謁黃興，答言如約，臨時大總統亦言辭職讓賢，其主要條件則袁世凱贊成共和也。袁氏為清室大臣，究將如何強逼清帝遜位？乃利用部將，脅迫親貴，而並恫嚇太后。初馮國璋奉命回京，段祺瑞代為第一軍軍統；段氏為袁世凱親信，主持袁為總統為和議之條件，其子袁克定從而助之，密商於段祺瑞；遣人往說各鎮將校，獨馮國璋不可，乃日使人說之；馮國璋後亦迫於大勢，屈從眾議，不再言戰。朝中反對和議者，多為親貴大臣，尤以宗社黨首領良弼為甚；袁世凱先言籌得軍費一千二百萬兩，大局可以粗定。其時南方獨立各省扣留款項，外使干涉海關，稅銀暫由外人保存，不肯交給南北政府。清廷軍餉政費多無所出，發行短期公債，令親貴大臣捐輸，而應者無幾，統兵大員薑桂題等致書王公大臣，責其存款外國銀行，若不盡買公債，將有殺身之禍。內閣指揮下之督撫，亦以為言。親貴大懼，爭上財產簿籍。袁世凱面奏太后，兵飢虞其譁變，太后發內帑黃金八萬兩，併合親貴捐款充作軍餉，而袁世凱仍不下令進攻。其黨趙秉鈞聯結太監張德，構造謠言，恫嚇妃嬪，親貴大臣疑之益甚。元年（一九一二）一月，袁世凱對於和議，漸有把握。十六日，會同國務大臣奏言形勢危險，餉源困難，而民軍萬眾一心，莫之能御。民主如堯舜禪讓，非亡國之可比，合於聖賢民重君輕之說，久持爭議，則將難免友邦之干涉。民軍對於朝廷之感情，將益惡劣，法國革命，其王「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事，以順民心」。事關重大，請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會議解決，以順民心。奏文嚴守秘密，民間鮮有知者。隆裕太后即召王公御前會議，溥倫、奕劻主張讓位，溥偉、載澤爭論不可，相持不決。值袁世凱遇刺未傷，太后以其忠於清室為黨人恨惡所致，二十一日，召集會議，宗室王公國務大臣與焉。其時奕劻、溥倫已為宗社黨所嚇，溥偉仍力反對共和，無所決定。良弼密說由旗民改練之第一鎮禁衛軍，合謀暴動，以傾覆袁世凱。二十二日，太后復召親貴御前會議，奕劻託病不往，溥偉力諫太后，勿惑流言，勿墮奸計，並奏參奕劻。載澤則劾袁世凱尚不開戰。
袁世凱之計不售，反受宗社黨之危詞恫嚇，地位日危，密召親兵入援。一月二十七日，軍咨使良弼遇刺，良弼曾學陸軍於日本，果決敢為，主持戰議，被刺重傷而死，親貴大臣之氣大沮。段祺瑞下令北軍退至孝感，聞知袁世凱所謀不遂，幾遭不測，聯合將士二十八人，致電北京政府，要求共和，略稱和議已有要領，宮廷允許改建共和政體，乃為載澤、溥偉等所尼，而今勢屈力單，勢成坐亡，人心趨向共和，不如早日裁決，懇求宣示立定政體，以現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擔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電至，聞者驚愕，三十一日，袁世凱據以上奏，太后召示親貴大臣，莫不悲哀。二月一日，太后復召王公大臣開御前會議，最後決定遜位；四日，詔飭袁世凱與民軍磋商優待條件，實則據《黎副總統政書》，一月二十日南京來電，條件已商妥矣。其困難則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南方要求黃興為陸軍總長，北方堅持段祺瑞。北軍較強於南軍，段祺瑞掌握軍權，武人易於操縱政治，政體改更，不過空有虛名，關係至為重大。雙方各以利害切己，不肯讓步，磋商多日，均無辦法。臨時政府連日開會討論，蔡元培以為妨礙統一，怒而將往上海，宣布內幕，會聞兵變將作，始止，臨時政府乃以內部意見不一，變兵焚劫，莫可奈何，處於不利之地位，迫而讓步，袁世凱遂處優勢，嗣後得而為所欲為矣。優待條件八款，茲分三端言之。一、關於清帝——清帝之尊號不廢，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歲撥經費新幣四百萬元，許其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其宗廟陵寢，由民國設兵保護，其原有私產，亦由民國特別保護。二、關於皇族——其世爵仍照其舊，私產一體保護，除免其當兵外，享受之公權，私權與國民同等。三、關於滿、蒙、回、藏——其王公世爵及固有宗教，概仍其舊，並代籌王公及八旗生計。四族概與漢族平等。條件由參議院通過，雙方通知各國政府。遜位之旨將下也，隆裕太后率皇帝召集近支王公內閣大臣開御前會議，尚秉和記之曰：「太后哽咽流涕，各王公大臣亦皆哭失聲；久之，太后謂皇帝曰：『爾之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即敕皇帝降御座致謝袁大臣，袁大臣惶恐頓首辭謝，伏地泣不能仰視。」斯言也，極文人形容之筆，或不免於失實。二月十二日，下詔凡三，一遜位，二公布優待條件，三飭長官維持治安。其遜位詔曰：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方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播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革命成功之速，由於醞釀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饜士大夫望治之心，一旦爆發，所謂應天順人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外交上仍存閉關之思想，英法聯軍禍後，邊地藩屬喪失滋多，繼而屈服於日本，引起列強之侵略，幾至不國。志士憤而變法，歸於失敗，朝臣思想反而頑固，養成拳亂。六十年中，對外知識膚淺空疏，迭於禍患屈辱之後，士大夫毫不覺悟，愚陋頑固類近未受教育之愚民，所貴乎政治家或外交家者，非其見解同於愚民，乃其考慮事實，權衡利害，辨別是非，其先見之明，足以指導國人，而採用之方法，且為適當之途徑也。國家所以治者，常由於少數英傑才能之士，專制政府之下，大權集中，自上而下，改革較易。朝臣之思想行動，反而阻撓改革，直為愚民中之愚人。拳亂之禍，屈辱無以復加，士大夫之觀念遂大改變，以為內政不修，貧弱如故，希望太大，失望亦其最甚。其先人民非無痛苦，特以不肯虛心觀察，誠意講求，視若未睹，聽若未聞。及至此時，始獎學生出洋，派員考察憲政，覺悟之後，改革已遲。通達時務之士鑒於日本取法歐美，躍為強國，深信中國召集國會，公布憲法，即可富強，大從事於政治活動，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之革命應時產生，以改革政治為目的者也。所可惜者，重要問題之解決，本於妥協調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凱之贊同革命，動於權利自私之心理，其北洋軍隊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軍權，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剷除，袁氏成功，出於詭謀陰計，政治道德之卑劣，影響於國家者至巨，民國以來，國內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紛擾尚未終止原因之一也。尤有進者，革命共和本為政治上之名詞，其真價值在其以人民所享之幸福為斷，就名稱而論，革命則言政治上或社會上之激烈巨大改變，共和則指一國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而言。革命成功，改專制為共和，名稱改變，為事至易，求其實現，往往困難。主張改革者，多為知識界人，百姓雖表同情，固無深切之了解。戰爭期內反受損失。要之，破壞原為革命過程中不易避免之事，其價值則在事後之建設，否則可謂失敗。歐洲法國革命雖曾經過長期之紛擾，重大之代價，而吾國革命在後，若得其試驗中之教訓，則事易功倍，迄今尚未卓有成效者，主要之原因有二：（一）專制之毒太深，國人初未努力利用事機，監督政府；（二）共和仿自外國，人民多不了解，不知切實運用之方法，政客軍閥反而藉以號召。總之，清帝遜位而後，政治上之問題益多，迄今蓋在試驗期內也。
一國國際地位，常以內政實力為表征，清季外交失敗，暴露積弊，終以改革遲緩，大失人心，致於傾覆。其末年之外交，就時人心理而言，於屈辱刺激之後，始知列強不可輕侮，向時自大之氣，恨惡之心，變為恐懼，遇事輒以列強幹涉為言，試引革命起後時人言論為證。袁世凱第一次密奏隆裕太后，召集國會，解決政體，其所舉之原由，牽入外交。其言曰：「勉從英使朱爾典之介紹，奉旨以唐紹儀為總理大臣代表……討論大局……其時英使倡議，日、美、法、俄、德等國亦均贊成……唐紹儀又電稱各國政府投書勸和，雙方並題，彼黨認為己以政府見待，其氣愈增。……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後諷清帝遜位，其言外交情狀曰：「東西友邦，因此次戰禍，貿易之損失，已非淺鮮，而尚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爭持，則難免不無干涉。」武昌獨立，時人盛夸交涉員能得領事諒解，嚴守中立。民軍對外，首以保護外人遵守前約為言，孫文在美，聞知革命，乘輪渡英，請求外相三事。其言曰：「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可見國人之重視外交，清季辦理外交之機關，北京新設外務部，各省後設交涉使，公使覲見待遇優渥，各省官吏，莫不切實保護外人，甚者執禮太恭。其時教案大減，未嘗造成嚴重之局勢。義大利政府於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開始保護本國神父，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法國政教分離，放棄保護東方他國之神父，教士平民相處甚善。其時外交上之問題有二：一、公約成立後之善後事宜；二、日俄戰後之形勢。就各國在華勢力而言，俄德初則各抱野心，日俄戰後，日本躍為強國，並於大陸上得有根據之地，形勢一變。英美諸國聯合分離，或視本國之利益，或視同盟國之關係。清廷時方放棄傳統思想，猛力經營屬地，不及成功，而革命軍起，於是蒙古、西藏欲行自治迄今尚未取消，茲略分言清季外交於下。
一、公約成立後之善後事宜。條約中要款，業已列舉於前，其因形勢之轉移較為重要者，尚有四點，茲作簡單之說明。（一）賠款款額四萬五千萬兩，原就銀幣而言，條約成立後之次年，金價昂貴，列強要求照金幣核算，朝廷疆吏莫不視為意外之重大損失。張之洞等力持不可，臚舉理由，電請商於各國，美表同意，英許暫可還銀，後還金幣，日本堅持拒絕。斯三國者，較與中國邦交親善，意見竟不一致，德俄諸國更無磋商接受之可能性。中國乃欲改收海關稅銀為金幣，列強未曾加以考慮，不肯同意，對於到期之款，必欲改銀兩為金幣，多方恫嚇。外務部不敢堅持，承認金幣，嗣後銀價益落，中國之擔負益重。（二）整理北河、黃浦河道。天津、上海均為國內重要之商港，各有河道通於海口，顧其淤泥積多，巨大輪船不能出入，貨物運輸頗為不便，外商久謀修浚不得。拳亂時，聯軍占據天津，創設都統衙門，衙門設立委員會整理北河。及公約成立，關於二河，均有整理之規定，予外人干涉之機會。天津政權交還之後，河局初仍由外人主持，上海先未設局，劉坤一認為條約有礙主權，不肯派員，及浚浦局成立，職員以英人為最多，德法諸國頗為不平，張之洞請其贊助中國出款收回，作為自辦，歷久交涉，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改訂條款，後二年，浚浦工程由荷商承攬，成績昭著。（三）撤兵。拳亂之時，聯軍作戰於直隸，占據大城要塞鐵路，俄兵借保路保民為由，次第占據東三省各地，收繳華兵器械，德則駐兵於膠州、高密，建築營防，上海租界言明由各國保護，但未許其出兵，乃英首先出兵，德、法、日繼之，南方日本出兵廈門。列強出兵之意，各不相同，其中固有視為最好之機會，便於經略者也。及公約成立，使館要塞允許外兵駐守，作戰之兵開始撤退，中國要求各地之外兵撤退，上海英兵回國，德法要求照復長江一帶，所有政治、兵權、海政、工程、商務權利等，及要隘不得給予一國，始肯撤兵。外務部復稱其為中國自主之權利，斷不讓與他國。上海德總領事亦向兩江總督張之洞提出同樣要求，張氏復稱中國決不放棄，主張如他國來奪，則請德等國禁阻，德兵始乃歸國。日本亦撤上海、廈門駐兵。獨滿洲俄兵、山東德兵不肯撤退，滿洲撤兵等問題，造成嚴重局勢。日俄戰爭之後，列強在華之軍隊，除有條約根據而外，盡行撤歸。（四）商約。列強久欲擴張在華商業上之機會，公約許其改訂商約。其時中國國際貿易仍以英國最為發達，二國商約首先成立，中美、中日商約繼之，關係頗為重要，試分言其成立之經過，及主要之條款。
初公約成立，英國利用時機，派遣久在印度之長官馬凱（Mackay）來華議訂商約，馬凱未有在華公使領事之惡習，對於中國主權，不願有所損壞；朝廷詔授前駐德公使呂海寰及盛宣懷為辦理商約大臣，並飭劉坤一、張之洞遙領會議。馬凱與中國代表會議於上海，而朝臣及兩督意見嘗不一致，電商稽延。馬凱自滬乘輪上駛，先與劉坤一面談，再至武昌與張之洞會商，爭執之問題，次第解決。及返上海，以英商工部局之反對，推翻議定之條件凡二，交涉進行頗為遲緩。馬凱聲稱將欲回國，張之洞迭電軍機大臣請許商約大臣劃押，朝旨許之。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九月，簽字。期約也，磋商十月之久，始乃成立。中美商約由美使康格（Conger）等三人與商約大臣會商，其中雖有爭執，而條約大體上則與英約相同。中日商約，初由日方提出，後以英約尚未成立，暫置不議；及英約簽字，始再磋商；日方多所要求，而於加稅免厘，只許合稅率增至值百抽十，英美業已承認百分之一二·五稅率；商約大臣力持不可，交涉未有進展。會張之洞入京，與日使內田康哉磋商，張氏多所讓步，議成草約，寄至上海，再由二國代表劃押，是為中日商約。茲綜言其要款於下。
一、免厘加稅。厘金病商擾民，久為世所詬病，顧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時方患貧，非得補救方法，去之殆不可能。馬凱要求免厘，中國則請加稅，初和約允許加稅一倍半之數，至是，要求增至百分之十五，歷久磋商，雙方議定進口稅增至百分之一二點五，出口稅改為百分之七。張之洞仍謂不足補償所失，欲抽產地稅，馬凱堅決不可，改許中國不撤常關，照舊徵收土藥厘金、鹽厘（改稱鹽稅），及向不出洋之土貨，征抽一銷場稅於銷售之處。美使堅欲裁去內地常關，始肯加稅，美約僅許新關存在，沿海沿陸得設新關。日約則言按照中國與有約各國共同商定加稅之率，一律照輸無異，所有中國徵收出產銷場出廠以及土藥鹽斤等稅，亦悉照各國與中國商定辦法無稍歧異。其含混之原因，則日本始終不同意於英美所許之稅率，知其又非德、俄、法國之所願，乃以一律辦理為推託。盛宣懷等對之不滿，張氏雖力辯護，固不免讓步太甚。加稅免厘之期，英約載明為一九〇四（光緒三十）年一月一日。其條件為各國同意，陸路商業亦須徵收同樣之加稅。美約、日約未有時期之規定。
二、商業權利。英約載明中國開放江門，許輪船於西江停泊處凡三，上下搭客處凡十。加稅實行之後，中國開放長沙、萬縣、安慶、惠州，並徵收帆船往來通商口岸之貨稅，不得較輪船為低。美約則言開放奉天府、安東，日約又言開放北京、長沙、奉天府、大東溝。俄國聞知開放東三省，力謀阻止不得。關於航行。中國允許除去珠江有礙行船之物件，民船自香港載貨往來廣東通商口岸者，所納貨稅不得視輪船減少，並許外輪設置拖拉，上駛四川；開放內河，改訂內港行船章程，外商得租設碼頭於內河沿岸。關於發展商業，海關發給存票，商人用以抵納稅銀，洋貨入口後三年內再運出洋者，得領取現銀。中國允設關棧及准商棧為官棧，以便貨物囤積，拆包改裝轉運，並許華洋合股經營商業，妥訂礦務章程，保護商標版權。關於中國責任，條約中載明二端：（一）設法立定國幣；（二）統一度量權衡。顧此屬於內政，相沿已久，積弊太深，固非一旦所能劃一也。
三、中國要求載入英約者條款凡三：（一）中國允許整頓律例，英國予以協助，將來司法情形妥善，即允棄其治外法權，美約、日約均有同樣之規定；（二）英美允禁嗎啡（原譯莫啡鴉）自由運輸來華，非醫生、醫院、藥鋪切實有領事館具結者，不得進口，中國允禁國內製造；（三）英約允許派員妥議教案，美約則言教民、平民一律待遇。教民犯法仍須追究，平民繳納之稅捐，不得免去，唯不得向其索取酬神賽會之費。教士不得干預官員治理之權，教會得租賃或購置地產，作為傳教之用。
綜觀條約之內容，關係至為重大。張之洞於英約議妥時電告樞臣鹿傳霖曰：「此約中國毫不吃虧，實為意料所不及，不惟抵補必敷，其間維國體，杜流弊者甚多……將來議他國之約，斷斷不能如此。」後又電述會議情狀曰：「馬使每議定一條，輒笑曰『此事又讓與閣下了』，又對人云『非因本國素仰江鄂聲望，彼亦不敢事事如此相讓，尚不知將來本國有無閒言，即本國照允，恐各國亦斷不能如此和平』，實系肺腑之言。彼已讓到極處，鄙人亦不能再與之爭。」張氏所述各節，傳譯或不免於失檢，要有所本，馬凱之言竟不幸而中。中國與列強所訂條約，莫不載有無所不包之最惠國條款，加稅非各國同意，勢不能行，常關之存在，產地稅之興辦，加稅之稅率，三國較與中國親善，而已意見分歧，況德俄諸國乎？諺所謂築室路旁三年不成，列強中有野心侵略之國，雜有利害權利之衝突，其在華商人，專求厚利，從不顧及中國之主權。馬凱與張之洞會商，認口岸洋人遵守華章，租界許收華稅，竟以上海外商反對作罷。其許提高稅率至百分之一二點五，亦非其願也，故加稅之不易於成功，遠過於路旁築室。條約成立二十餘年之後，以始國際上之形勢改變，方能加稅。領事裁判權之廢除，更遙遙無期。馬凱要求之內地製造貿易僑居等權利，於領事裁判權尚未廢除之先，毫無考慮之價值，宜張之洞等堅決拒之；乃於美約承認「洋商在通商口岸，或系華商在中國各處，紡織所應抽稅項，均須一律無異」。華商紗廠遂難與外廠競爭。禁止嗎啡入境，原為中國內政，自今觀之，殊不必列入約中，而在當時，事事竟須商於外國，約中且言中國禁制嗎啡，嗎啡為藥劑中需用之品，豈必來自外國乎？主權反受損失，張氏固不之知。商約給予一國權利，列強莫不爭先享受，未有讓步，先得權利，片面最惠國待遇之為害中國，竟至於此，他國無須改訂商約矣。德國後曾提出要求，即行放棄，固其例也。
初拳民之亂，俄國出兵占據東三省，奉天將軍增祺迫而派革員周冕與俄將議訂章程九款，擅自劃押，其交涉始末先未稟報。倫敦《泰晤士報》記者首先訪知，日英公使提出警告，朝廷詔罷增祺，命駐俄公使楊儒向俄交涉廢約，另訂新約；歷久交涉，俄國始許其請，而並干涉內政；其新提出之條件，嚴酷過於周冕所訂之章程。列強聞而抗議，尤以日英最為關切，江鄂二督力持反對，俄國修改條款，多方恫嚇李鴻章，逼誘楊儒劃押。李氏主張簽訂，而朝旨不可，及逾限期，俄國未有異舉，反而宣言交還滿洲，李氏竟向俄國聲稱公約成立之後，即將簽訂俄約。會因交涉棘手，電商微德，請在北京商議，微德許之，派員入京，會同俄使與李鴻章、奕劻議定政治經濟二約，將簽字矣，而李鴻章病死。一九〇二年一月，英日以其利害相同，締結同盟條約。初中國自訂約通商以來，英國之商業最為發達，其政策則欲促進二國之邦交，謀得商業上之權利也。中日戰後，俄法政治勢力日盛於中國，英國政治家以為本國外交孤立，無所挽回，先後商於德美，議訂同盟條約，一無所成；會非洲屬地戰起，不能多派軍隊來華，與德締結維持中國領土之協定，而德毫無遵守之誠意。俄國占據滿洲，強逼中國承認喪失主權之條約，英國迭次表示反對，嚴重警告。中國與日本地理相近，張伯倫曾向駐英日使建議同盟。先是，日本戰敗中國，締結馬關條約；三國出而干涉歸還遼東，日人視為大恨，其外交家深覺孤立之危險。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列強對華肆其野心，爭租軍港，劃定勢力範圍，要求權利。其時日本國際地位尚低，內政亟待整理，對於列強之侵略，雖以二國地理相近，商業之密切關係，外交官迄無明顯之表示，不過乘機要求福建為其勢力範圍。民間謀與中國士大夫接近，派員來華，譚嗣同、梁啓超皆深受其影響。日本在韓勢力雖曾盛極一時，會大院君作亂，戕殺閔妃，日使三浦參與其事，備受各國之非議；韓王李熙乘機逃入俄國使館，詔殺親日大臣，俄國地位遂益鞏固。及俄租借旅順、大連，對日讓步，互相承認在韓利益，而俄未有遵守之誠意。及俄據滿洲，強逼中國簽約，日本視為將開瓜分之端，而並妨礙其商業機會，阻撓破壞，不遺餘力。其國內政治家時分兩派，其一主張親俄避免戰爭，其一主持聯英。英日邦交日益親善，最後聯英派勝利，駐英日使林董奉命與英外相磋商條款，至是，同盟條約成立。
盟約內容，二國承認朝鮮獨立，及其在華利益，英國並認日本在韓有政治經濟上之利益，若其利益因他國侵略，或中韓發生擾亂而受侵害，得採取必要之措置。一國因其利益與他國交戰，其同盟國應守中立，力防他國出兵援助敵國；如有一國或數國加入敵國者，其同盟國應予以援助，共同作戰，協商和議，時期定為五年。其目的則為維持遠東之現狀，中國與朝鮮之獨立及領土完整，及保證在兩國中工商業之機會平等，專以對俄者也。二月，英日公布條約，俄法既宣言維持其在遠東利益，二國保留會商及採行必要之手段。中國初以英日同盟為慰，張之洞電問中國發生擾亂之意，日本指謂如拳亂。俄國頗受英日同盟影響，其駐京公使雷薩爾（Paul Lessar）奉命與奕劻等議商歸還東三省條件。四月，約成，其要款則東三省地方仍歸中國版圖，由華官治理，中國賠償修路各費，認真保護東省鐵路及所有俄人，俄國交還山海關、營口、新民廳鐵路。俄兵分三期撤退，條約劃押後六月內，撤退盛京西南段至遼河所駐俄軍，交還其地鐵路。再六月內，撤退盛京其餘各段，及吉林俄軍。再六月內，撤退黑龍江俄軍。中國駐兵於東三省數目及日後出兵添兵，須知照俄國。綜觀條約之內容，不無可議之點，視前要求，俄國已大讓步。顧無遵守條約之意，第一期內，尚肯撤去規定地段之駐軍，及至第二期，聞知中國開放滿洲商埠，不唯不撤軍隊，反向中國提出要求七款，其用意則欲封鎖滿洲，專為俄國特殊勢力範圍也。牛莊、營口原為商埠，俄軍駐於其地，到期不肯撤退；其海關稅務司本為英人，而俄強用俄人，中國迫而許之。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外務部收得俄國照會，無法應付，日使內田訪知其事，外報將其刊布，美、英、日使警告中國，袁世凱、張之洞均言不可允許，外務部從之。俄國對外否認其事，不肯撤兵。日本政黨倡言對俄作戰。
七月，日外務卿小村壽太郎謀欲解決二國關於滿洲、朝鮮之爭執，訓令駐俄公使進行交涉，而俄意輕日本，於其提議多所拒絕，對於中國請其撤兵之要求，堅決不可。交涉移之東京，仍無進步。一九〇四年，形勢嚴重。二月，俄國對日尚無滿意答覆，日皇開御前會議，決定招回公使，六日，致最後通牒於俄，公使撤旗回國。明日，艦隊開始活動，襲擊俄艦於旅順，運輸陸軍直達朝鮮。十日，兩國宣戰，國人頗表同情於日本，但時國內軍力財力不足一戰，而中俄邊界連接長逾萬里，防守尤為困難。列強均言中國應守中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建議交戰國，尊重中國之中立，英、法、德、意表示同意，五國電告日俄勿遣兵入直隸，兩國許之。中國時已宣布局外中立，劃遼河以東為交戰區，其西為中立地，俄國則以遼河以西之地併入戰區。清廷之如此者，遼河以東之地，俄軍尚未撤退，中國徒有領土之名，事實上無如之何，迫而劃為戰區也。四月，日軍自朝鮮渡鴨綠江進攻，陷九連城，遣軍自皮子窩上岸，下金州，另派二軍往援，連戰皆捷。九月，攻下遼陽，俄軍反攻，力不能勝。明年一月，日軍攻下旅順。四月，占據奉天，雙方作戰兵力約一百萬人，其激戰之烈，犧牲之大，固二十世紀初葉大戰之一。五月，俄國波羅的海艦隊駛抵黃海，將歸海參崴，日本艦隊俟之於朝鮮海峽，激戰之後，俄艦幾盡覆沒，中國於交戰期內，雖守局外中立，而官吏對於中立國之責任、義務，初不明了。交戰國人在中國境內，享受領事裁判權，政府難於執行國際公法上之義務。二國均知中國勢弱，於其執行公法之時，往往予以妨礙。其尤感覺困難者，二國戰於滿洲，均欲購買糧食於其地，朝廷頗難切實禁止人民出售軍糧於交戰國也。於此期內，人民初感不安，宮中太監且有信如聯軍入京潛行逃避者。
俄軍戰不能勝，國內紛擾迭起。及旅順陷後，微德向日駐英公使林董建議言和，德皇威廉第二初曾鼓激俄皇積極對日。至此，以為俄國陸軍勢難取勝，主張早日議和，電問俄皇議和條件之大綱。同時法國感受德國之威嚇，亟望戰事結束，表示借款與俄以和，將不借款以戰，俄國通知其議和條件於法。四月，法外交總長達嘉謝（Delcasse）告知駐法日使，俄國願和，日使電告本國，其外務省復稱可由二國直接磋商，其原因則患歐洲強國之干涉，將不利於日本也。其政府以為日美邦交親善，謀於美國議和，海軍戰後，日皇正式函請美總統羅斯福調停。德皇先曾電告俄皇，稱述羅斯福之力，足可影響日本，而減輕其議和條件。羅斯福因命駐俄大使謁見俄皇，得其議和之同意。六月，電請日俄議和，二國接受其請，其原意則免俄國再敗，大受損失，而勢力將見逐於東亞也。日皇委任小村等為和議大臣，並欲先知俄國代表，俄皇詔委微德。日本拒絕會議於歐洲，乃定會場於美國朴茨茅斯。八月十日開會。微德明了日本財政之困難，要求與先主張之矛盾，原欲以友誼之態度對日交涉，但未能得政府之同意，遂采堅決不屈之方針，明言日本要求賠款，則和議即告決裂，羅斯福更動日本代表避免賠款名稱。會議場中，二國代表對於賠款及庫頁島之割讓，各不相讓，勢將停頓；羅斯福召見駐美俄國大使勸說，電令駐俄美使覲見俄皇，說其讓步，俄皇面許給款日本。羅斯福又勸日皇讓步，而會議仍以賠款為爭論之焦點，前途至為險惡。二十九日，微德聲稱俄國不賠軍費，願以庫頁島南半與日；言畢，會場席中默無一語，數分鐘後，小村始言接受俄國條件，困難遂告解決。據羅斯福之感想，日本代表讓步太甚，苟再堅持，可得庫頁全島。九月五日，條約成立，是為朴茨茅斯和約。
二、日俄戰後之形勢。朴茨茅斯和約關係於中國者頗為重要，就其條款而言，可別為五：（一）滿洲駐兵，除遼東半島租借地外，二國同時撤退；（二）二國交還滿洲之行政權於中國；（三）二國維持滿洲之門戶開放；（四）俄國讓與旅順、大連及其附近租借權，以及一切公共營造物財產於日本；（五）俄國讓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於日本。關於讓與，條約載明二國協商於中國，須得其同意。初日俄議和，外務部照會二國，聲明牽涉中國事件，未經其商定者，概不承認。日本議員來游中國，竟向張之洞等聲稱，東三省戰事耗財傷命，日本輿論擬暫代統治，並有議占福建者。此固野心政客之幻想，利用時機，謀得權利也。小村歸國，明治授為全權大臣，西渡入京，會同日使內田協商滿洲善後事宜，奕劻、瞿鴻、袁世凱奉命與之交涉，十一月開會，十二月約成，開會二十二次。奕劻因病常不出席，交涉由瞿鴻等辦理。中國方面，對於朴茨茅斯條約中之讓與權利概行承認，要求日兵早日撤退，交還占地之主權，並由華兵保護鐵路。日方拒絕華兵護路，提出之主要條件，則為開放滿洲，擴張日人利益。爭執最烈者，一為建築鐵路，一為撤退護路兵隊，歷久交涉，始能解決，中有未入條約者，二十二日簽訂條約，名曰《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中國承認日俄和約，俄國讓與日本租借地及鐵路權利，日本允許遵守中俄所訂借地及造路原約，嗣後遇事隨時與中國協商。二國訂有附約凡十二條，其要款凡七：（一）中國俟日俄軍隊撤退後，開放奉天省內之凰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內之長春、吉林省城、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內之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琿、滿洲里；（二）日本於安東、奉天省城間所造之軍用鐵路，中國許其改築營管，自竣工日起，以十五年為限，屆期估價售於中國；（三）二國從速議訂南滿鐵路連運營業章程；（四）中國豁免南滿鐵路所需各項材料之稅捐厘金；（五）營口、安東及奉天府劃定日本租界，由二國官員另行妥商；（六）二國合資設木植公司，採伐鴨綠江右岸木植，其詳細章程，另行議定；（七）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按照最優國待遇之例辦理。
附約中所言另行妥商諸款，多為雙方力爭之問題，擱置日後再議者也。條約而外，尚有會議節錄，雙方聲明存記凡十七款。其主要者共六：（一）奉省附屬鐵路之礦產，無論已開未開，均應妥議章程；（二）中國於收回南滿鐵路之前，允不於其附近建築並行幹路，及有損該路利益之支路；（三）二國議商奉天省陸線，及旅順、煙臺海線交接辦法；（四）長春至吉林省城鐵路，中國自行籌款築造，不敷之數，向日貸借，以半數為度，二十五年還清；（五）日本聲明南滿護路兵隊不得干預華官治管之權，亦不擅至鐵路區域以外；（六）奉天省城至新民府，日本所築軍用鐵路，售與中國，由其改為自造鐵路。其在遼河以東所需款項，向日公司貸借半數，分十八年還清。節錄記存各款，關係重要，未曾列入約中，當時亦無說明，近日論者不一，要為事後之推論，其性質迥異於條約，日人牽強稱為秘密議定書，二國問題反而增多。主持侵略之政客，以為滿洲於日本重大犧牲之後，俄國始肯撤兵歸還中國，死傷者盡為日兵，軍費出自日人，中國不能驅逐俄兵出境，坐享其利。此種推論，實不合於史跡，西園寺與盛京將軍趙爾巽論之曰：「論其實，日本實為自救起見」（見《清光緒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頁二八）。其犧牲固自謀也。戰勝之結果，得有立足之地於滿洲，其國內人口激增，工商發達，而可耕之地有限，食料、原料漸為嚴重之問題，而滿洲地廣人稀，礦產豐富，遂欲乘其戰勝之威，經營南滿，不顧一切。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日本組織南滿鐵路公司，資本日金二萬萬元，政府以俄國讓與之財產充作股本之半數，餘款募自民間。鐵路於戰爭期內，橋樑多毀，損失重大。公司改築路為日本狹軌，再改為新式寬度，同於中國鐵路，後於長春、大連間改造雙軌，安東、奉天鐵路歸其經營。公司受關東都督之監督，都督府於斯年九月成立，管轄旅順、大連租借地及鐵路區域，日人稱其地為關東州故也。其經營大連，整理海港，建築屋舍，修理道路，規模頗為遠大，大連遂為北方要港。又於鐵路區域，設立市鎮學校醫院，開採礦產。
方朴茨茅斯和議之進行也，英日再訂同盟條約，其範圍擴至印度，英國承認日本在韓特殊利益及保護之權，一國若因條約上之利益，受他國或數國攻擊，其同盟國應即加入作戰，期效十年，余則同於前約。日本國際地位於戰爭之後，頗為提高，英日同盟又鞏固之。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六月，日法協約成立；七月，日俄協約成立；日本外交遂無顧忌，步趨俄國後塵，經營南滿，不遺餘力，中日邦交，遂多困難，其癥結可別為三。（一）戰後日人留於奉天者頗多，雜有不肖分子，以為日人鐵血所得之地，專橫為惡，干涉行政，販運槍械接濟馬賊，強開礦產，引起官吏人民之恨惡。（二）滿洲地廣人稀，韓人深感生計之壓迫，自圖們江入境，墾種於延吉一帶，人數眾多。日俄戰後，日本保護朝鮮，稱其地為間島，後因韓人李范允之亂，及華官強韓人入籍，遣憲兵駐於六道溝等處，保護或監督韓民，造成嚴重之局勢。（三）滿洲善後會議未曾議定之問題尚多，朝臣疆吏力謀挽回權利，明知日本逞強，非有讓步不能解決，乃以延宕為得計。對日交涉，事先遂無遠見一定之政策，徒為事後之補救，終則迫而讓步。其先解決者：（一）大連設關。日本宣布大連為自由商港，貨物偷稅運入者為數頗巨，英美抗議，一九〇七年，中日議訂章程，中國設關徵稅辦法，與膠州灣相同。（二）植木公司。善後條約載明二國合資創設公司，日使林權助擬訂章程，包括渾江流域，與袁世凱交涉，久無進步。日人自往伐木，攔截木筏，幾致事端，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由唐紹儀讓步解決，中日各出一百五十萬元，合組植木公司，營業期限二十五年，得再商請展期，公司以純利百分之五報效中國，江浙鐵路攜帶執照，得向山家徑行購買。（三）南滿電線。會議節錄載明奉天陸線及旅煙海線接線，中國擬收南滿電線，不得，一九〇八年，日本始肯讓步解決，中國出日幣五萬元，收買鐵路區域外之日本電線，議定接線辦法，並許日本建築旅煙海線。
雙方爭論久始解決者，一為鐵路問題。中國於會議節錄，承認建築吉林長春鐵路，改築奉天新民鐵路，向日借款。及日俄撤兵，外務部照會日使林權助，新奉軍用鐵路，估價售與中國，初則不復，後則請與吉長鐵路同議。一九〇七年四月，雙方議定中國出日幣一百六十六萬元收回軍用鐵路，將其改築，遼河以東所需款項，向南滿鐵路公司商借。吉長鐵路亦向公司籌借半數，還清時限仍如節錄所載，期內工程司任用日人。明年，勘定吉長路線。十一月，二國議定續約，京奉鐵路遼河以東一段，再借日幣三十二萬元，吉長鐵路二百一十五萬元，又明年，議訂借款合同。方交涉之進行也，清廷欲向英商借款，建築新民屯、法庫門鐵路，藉以減少日本勢力；日本則據會議節錄，以為中國不得築路，與南滿鐵路競爭，或損其利益。外務部據理辯論，而日堅持如故，英以同盟國故，放棄前議。京奉鐵路，奉天車站距城八里，交通不便，中國移站。日本謂其越過南滿路線出而抗議，要求與彼合站，或允南滿鐵路通至城根，相持不下。日本要求吉長鐵路達於延吉廳與韓路連接，外務部拒之，又請日本拆去大石橋、營口支路。支路初為俄國便利運輸東省鐵路之材料而設，議定竣工即行拆去，善後會議日方要求歸其續辦，清廷不許，置而弗論；至是，外務部要求支路交還中國，日本拒絕，請其拆去，亦不可得。二為礦產。會議節錄載明嗣後妥議章程，日商擅自開礦，華官禁之。爭執最烈者，為撫順、煙臺煤礦。撫順距奉天約五十里，產額逾一萬億噸以上，為商人王承堯私產。煙臺在奉天、遼陽之間，產額亦富。日本視為戰勝品，要求開採，中國主張二國合辦，相持不下。三為延吉韓人保護權。其交涉之由來，及應付之困難，略見於前。二國磋商二年有餘，日本必欲與鐵路煤礦同時解決，相持不下，誤會滋多。其在南方，則日船第二辰丸私載軍火案，招引粵人之恨惡。該船舶近澳門，方將起運軍火，廣東炮艦捕之，卸下日旗，意欲將其充公，日使得報，要求釋放道歉，海關報告頗與雙方不同，葡萄牙又助日本，外務部迫而讓步解決，粵商憤怒，停運日貨，顧終未能持久。會兩宮病死，日本謀見好於清廷，照會稱禁黨人在日活動，然仍不能解決懸案。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安東奉天鐵路勘定路線，東三省總督錫良與日領交涉，不許另設護兵，日領推宕，中國自辦警察。其他爭執，尚有軌道必須與京奉路相同，日本不得任意更動路線也。交涉未有進步，日本忽謂中國延宕，自行開工，並通告外國。外交部亦將始末電告駐外公使。延吉問題，時亦嚴重，日兵數與華官衝突，將添兵尋釁，中國始肯讓步。九月二國解決懸案，關於延吉，中韓仍以圖們江為界，中國開放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韓民住於其地者，按照中國法律，歸華官治理，但許日員觀審，吉長鐵路展至延吉，直達會寧。關於其他問題，雙方議定五案修款：（一）中國建築新民屯、法庫門鐵路，須先商於日本；（二）中國承認大石橋至營口鐵路為南滿鐵路公司支路，將來到期，一同交還，並許其末端展至營口；（三）中國許日開採撫順、煙臺煤礦，出口之煤，按照最低稅則收稅；（四）安奉及南滿鐵路沿路之礦產，除撫順而外，定為中日合辦；（五）日本對於京奉鐵路，展至奉天城根，允無異議。
日本經營南滿，得有英、法、俄之諒解。英為日本同盟國，已無待言。一九〇七年，日法締結協約，其目的稱為鞏固兩國之友誼，免除將來之誤會，協約載明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門戶之開放，維持締約國在亞洲大陸之地位及權利，另有換文迄未公布。據法使施阿蘭日記，日本承認廣東、廣西、雲南為法勢力範圍，法國承認南滿、福建之日本特殊權利。二國公布協約之後，清廷深為疑懼，外務部向二國抗議，未有效果。德皇聞之，尤為驚惶，其時英、法、意、西、葡聯合，反對德國伸長勢力，德國國際上之地位孤立。德皇深信黃禍，以為日法協約將驅逐德國勢力出於東方。日法協約既成，日俄政治家均欲二國妥協，七月，協約成立，條款凡二：（一）互相尊重締約國之領土完整，及中國條約上日俄條約上之一切權利；（二）承認中國之獨立與領土完整，及工商業之平等機會。協約維持現狀，而同時商訂之密約，則劃分滿洲勢力範圍，避免競爭；日本承認俄在外蒙之特殊利益，俄國承認日韓之政治關係。於是二國開始合作，謀得權利於中國矣。其時英法已有協定，英國朝野防俄之思想改變，乃以法國之調解，共同防德，八月英俄協約成立。德國鑒於外交之孤立，遠東形勢之不利，轉向美總統羅斯福協商，美國原與日本邦交親善，及朴茨茅斯和議，輿論傾向親俄，小村等深受不良印象而歸，會沿太平洋岸各州排斥日人，舊金山教育會禁止日童入其公學。日本輿論視為大辱，政府提出抗議，困難遂生。美國對於中國堅持門戶開放政策，日本伸張勢力於南滿，引啟美人之疑忌。羅斯福曾以遠東形勢為慮，九月，召見駐美德國大使詢問，大使奉其政府訓命，建議美、德、中國同盟，共防日本。羅斯福表示同情，駐京德使臘格斯（Von Rex）時向外務部建議，中、德、美、俄四國締結協約，軍機大臣袁世凱主張中、美、德三國同盟。十二月，羅斯福尚謂二國合作有可能性，德皇亦信同盟條約可成。臘格斯向本國建議具體之主張：（一）中、德、美締結同盟條約，保全中國領土，中國以商業權利酬之；（二）德美與俄合作，反對日本，若俄對日戰勝，許其占據滿洲，自由處置，但於土貨輸出，外貨輸入，不得徵收較高之關稅。
德使第二建議危險之甚，無以復加。中國前與俄訂同盟密約，俄無遵守之誠意，反而乘機要求權利，引起重大之事變，無窮之紛擾。日俄已有諒解密約，德皇竟欲聯俄反日，成功殊不可知，萬一日俄再戰於滿洲，中國之損失將甚於前，固可斷言，無論若何，德國將得商業利益，其計狡矣，無怪德皇欣然贊同其主張也。清廷頗多顧慮，尚未最後決定，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駐美公使伍廷芳就職，未向國務卿提及同盟，而袁世凱則向德使聲稱三國同盟勢在必行，蓋於朝中仍主此說也。會美國退還拳亂賠款一部分，作為教育用費，袁世凱奏請太后遣專使赴美道謝，而並磋商同盟條約。八月，唐紹儀奉旨渡美，說者稱其磋商借款，無論若何，所奉之使命固極重要。唐紹儀尚未抵美，而兩宮病死，醇親王載灃攝政，袁世凱罷歸項城；日本對於清室表示好感，三國同盟之說，載灃不願討論，電召唐紹儀回國，借款亦未成功。清廷不願締結同盟條約，日美邦交亦有進步。初日俄戰後，日本向美聲明其無侵略菲律賓島之意，駐美日使高平小五郎主張親善美國，美艦隊東遊日本，寓有示威之意，反受日人之歡迎，識者固信日美戰爭為不可能。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國簽訂仲裁條約，亦為邦交進步之徵。十一月，高平與國務卿魯德（Root）互換照會，二國聲明維持太平洋之現狀，及中國之門戶開放，其欲締結同盟條約者獨為德國，終乃歸於失敗。羅斯福致書德皇以自解說，中云：「華人無論對內對外，從無實行一定政策之希望。」斯言也，備極譏誚，固非同盟失敗之原因。羅斯福對於中國亦無好感也。德國謀訂同盟條約，對於日本既抱仇視，對於中國亦非善意，不過唯利是視，藉以鞏固其地位，多得權利而已。袁世凱貿然許之，蓋為失策。
一九〇九年，中日解決懸案，日本於南滿之勢力大張，清廷惡之，外人忌之。十月，總督錫良向英工程公司及美銀行團磋商借款，建築錦州、璦琿鐵路，路線所過之區域，均在日俄所謂其勢力範圍。合同成立，二國提出抗議，條款迄未履行。美國以其違反門戶開放之旨，十二月，國務卿羅克斯（Knox）致通牒於中、日、英、俄、法、德，建議共同借款中國，收買滿洲日俄鐵路，並築新路，暫由國際委員會管理。其計劃創自美鐵路商人赫葉門（Harriman）。初日俄戰後，赫葉門意欲經營滿洲及西伯利亞鐵路，而以輪船運輸，促進太平洋、大西洋之交通，商於日本，收買南滿鐵路，總理大臣桂太郎許之。會小村自美歸國，力持異議，遂作罷論。赫葉門後往俄國協商，計劃未成而死。至是，六國收得通牒，中國以其減少日俄侵略之危險，表示同意。德皇認為德商可得自由競爭市場於滿洲，望其早日實現。英國雖同情於建議，然視其同盟國之態度為轉移。法國亦以俄國之意見為決定。日本輿論對於美國通牒之內容，莫不攻擊，政府復文婉言謝絕。俄國則力反對，措辭強硬。英法不肯贊同，計劃歸於失敗。說者譏言美國先未商於列強，遽爾提出，以致毫無結果，缺少外交上之經驗，反而促進日俄之邦交，二國致美復文，同日送出，說者稱其先已磋商。明年七月，日俄簽訂新約，其條款凡三：（一）二國協力改善滿洲鐵路，並促其聯絡，避免競爭；（二）二國互相尊重其所訂之條約，及與中國所締之條約，以維持滿洲之現狀；（三）滿洲現狀若遇危險，二國隨時協商必要之辦法。其性質頗同於同盟條約。正約而外，尚有密約，其內容則維持兩國擅自劃定之勢力範圍，各不相害也。
俄國敗於日本，撤兵歸國，其在北滿勢力仍不可侮，久始交還電報，中國許其於黑龍江、吉林伐木，開採鐵路兩旁各三十里之礦產。俄人利用其政治勢力，勾結漢奸，魚肉人民。其政府與日本妥協，劃分勢力範圍，議訂鐵路聯運章程，各謀鞏固其地位。鐵路公司管有廣大區域，哈爾濱市政府擅行課稅，外務部以其侵犯主權，向俄抗議，一九〇九（宣統元年）五月，二國議訂大綱，鐵路界內之要市，得設自治會（舊作公議會），住民不分國籍，選舉權及被選權，概以納稅不動產為標準。凡地方公益事項，由其決定，呈報交涉局總辦鐵路總辦核奪，由會公布施行。倘或總辦否決議案，再由出席議員四分之三通過，即為決定，仍可執行。華人商會得舉額定代表於辦事處，參理事務。關於關稅，邊境初不收稅，自松花江開放及鐵路成後，貿易日形發達，中國尚不能設關收稅。一九〇七年，二國議定北滿及綏芬河試行關稅章程，邊境百里仍不收稅，貨物由鐵路運入輸出者，仍照陸路通商章程，減稅三分之一。關於松花江航行，清廷擬定行船章程，俄國堅不承認，乃由道員施肇基與俄員商改，常以地名不一，發生爭論，一九一〇（宣統二）年，始行議定設關收稅，貨稅多按稅則折半徵收。北滿次第設關收稅，而蒙古、新疆尚未收稅，外務部謀欲收回主權，與俄使修約，二國立場不同，久無成議。一九一一年二月，俄國以恫嚇之辭，提出要求，其要款凡四：（一）邊界一百華里內之貿易概不收稅；（二）俄人得自由移居於蒙古及天山南北路；（三）中國許俄添設領事於科布多哈密等處；（四）華官審理關於二國人民之訴訟，不得拒絕俄官觀審。三月，清廷迫而許之，俄人更誘蒙古脫離中國，其事詳後。
日俄經營滿洲，壓迫中國，已如上述，其所以造成者，初由於清廷視為發祥之地，八旗舊居，除特別情形及放逐罪人而外，不許漢人出關墾種。吉林、黑龍江人口不足數十萬人，黑龍江北岸及烏蘇里河以東，嘗或千里無人。十九世紀，俄國經營遠東，不遺餘力，璦琿條約使中國喪失黑龍江北岸及其下流；北京條約再失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於是二省逼處強鄰，俄人乘機雜居，經營商業，勢力日盛。清廷從未於根本上著想，籌謀補救之策略。旗人居於二省者，清廷禁其遠出，不得謀生，而馬甲有限，所領之餉不足以供一家衣食之費用，其人慣從事於射獵，不願耕種，生計大為困難。奉天戶口較多，宜於耕種，漢人每於春季自山東渡海，冒禁而往，及冬多回家鄉。其在奉天也，為人傭作，耕種田地，頗有所得，其後日俄經營朝鮮，朝廷於奉天兵練，仍未開弛禁令。一八九〇（光緒十六）年，黑龍江將軍感受俄人之逼，致書李鴻章建議開墾。李氏復書論之曰：「墾荒一條，礙於舊制。」其意不必改變舊章也。事實上漢人出關者，視前便利，為數大增，禁令已為具文矣。中日戰爭，清廷敗而議和，愛惜台灣遠過於遼東半島，俄國利用干涉還遼之機會，騙誘中國許其建築中東鐵路，強租軍港，要求利益。拳民之亂，滿員挑釁，俄國視為口實，出兵占據東三省，強迫承認喪失主權之條約。將軍無款可籌，開放官地，許民交款領耕，辦法各地不同，膏腴平原領耕者眾，收費較多，磽瘠者免費，每垧（約地三十至數畝不等）收銀數兩至一兩數錢不等，加收用費。領者初限旗人，所謂旗招民墾也。旗人不交荒價，乃由漢人承領。日俄戰後，三省設有墾務局，招民開墾，旗員奉旨不得干預，墾地多者，設官治之。據程中丞（德全）奏稿，黑龍江一省於二年內（一九〇四—一九〇六）應收領荒正款四百二萬兩，收齊三百八十七萬兩。顧時「江省地曠人稀，年來所放之荒，其實行墾闢者，不過十之二三」，此固不獨江省為然，其他二省亦不能免。其原因一則由於人稀，二則富人視為有利可圖，出款多領也。荒地領墾之後，徙居者日多，地為吾地，人為吾人，滿洲永為中國土地之一部分，實無疑問。尤有進者，清廷對於日俄，雖多讓步，然據事實平心而論，清吏力謀收回主權，交涉非不得已，不願解決困難，問題之多，常由於此。且東三省自與俄國通商以來，未曾切實徵稅，今能設關收稅，交涉視前蓋有進步，當為吾人所知者也。
日俄各以地理位置，對於中國關係密切，其餘列強對華政策，類多維持現狀，英國在華之商業，額數仍占第一，與日結為同盟。日本經營南滿與美時有違言，一九一一（宣統三）年，英日改訂條款，減少英國責任。英國對華投資，經營鐵路，協助禁菸，其最引人注意者，則出兵西藏，占據片馬也。西藏交涉詳言於後，片馬在雲南西部，怒江之西，騰越之北，軍事重鎮也。二國疆界初未劃清，英國曾欲中國讓與片馬，不得，一九一一年，英軍據之。外務部提出抗議，交涉未有進步，會革命軍起，清廷不遑之問，變為懸案。法國與俄同盟，與日妥協，贊助黨人起兵，對於清廷未有好感。德國初極暴橫，不肯撤兵，及三國同盟失敗，鮮有單獨積極之行動。美國排斥華工，引起抵貨，迨羅克斯計劃失敗之後，對於中國別謀活動，其地位使之然也。初美並夏威夷、菲律賓群島，大伸勢力於太平洋中，對華貿易歲有增加，識者以為中國地廣人眾，二國國際貿易，尚有極大發展之機會，不願其受列強在華勢力之妨礙，國際鐵路計劃之提出，原謀各國工商業之機會平等於滿洲，不幸失敗。美國銀行乃與英、法、德銀行合作，議訂章程，成立四國銀行團，在華投資，建築鐵路。一九一一年，銀行團代表與度支部大臣載澤磋商借款，專為改革幣制及發達東三省之事業，四月，合同成立，中國借款一千萬鎊，四十五年還清，年息五厘，擔保品以東三省之稅收及各省新增之鹽稅充之，借款興辦之事業，如款不敷，再借外債，銀行團有優先應募之權利。今觀條件之內容，用意則防日俄勢力之發展也。乃因日俄之反對，款未交清。五月，中國更於公使威逼之下，與銀行團簽訂川漢、粵漢鐵路借款契約。
日俄經營滿洲，英德諸國則謀鞏固其經濟勢力於本部，中國自英、美、日商約成後，給予外商特殊權利，開放內河，外商販運貨物便易遠過於華商。列強以為中國尚無保護商標版權之規定，外商享有領事裁判權，乃相訂約，保護本國之商標版權及專利權。朝廷自車駕返京後，籌築鐵路，各國爭先承借款項。朝廷籌築天津、鎮江鐵路，向德英借款，分段建築，久未成功；一九〇七年，改為津浦鐵路，仍向二國借款，前後九百八十萬鎊，開工後四年造成，三十年還清。英國先得承辦滬寧鐵路，一九〇三年，議訂合同，借款三百二十萬鎊，五十年還清。後五年，雙方議定滬杭甬鐵路合同，中國借款一百五十萬鎊，三十年還清，路線由上海至杭州，更往寧波。其在南方，一九〇九年，廣州九龍鐵路合同成立，中國借款一百五十萬鎊，三十年還清。盧漢鐵路前借比款建築，至是，改稱京漢鐵路，借英款五百萬鎊收回，三十年還清。河南道口鎮、清化鎮鐵路，初許英商福公司建築，以其開礦故也，一九〇五年，議訂合同，借款七十萬鎊建築，計賣股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歸還。其在北方，京奉鐵路多借英款築成。法國先得建築龍州鐵路之權，次築滇越鐵路、正定太原鐵路。正太原向道勝銀行借款二千五百萬法郎建築，拳亂後，改為盧漢支路，再行借款四千萬法郎，計賣股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勻還。銀行則向法商借貸，後以路權歸之。河南汴洛鐵路，一九〇三年，中國向比商議訂合同，借款一百萬鎊，作為盧漢支路，後將路線延長，續借款項，亦與法商有關。川漢、粵漢鐵路由四國銀行團承借。南滿新築鐵路，則借日款，已見於上。其時紳商視築鐵路有利可圖，爭言籌款興築。自辦成功者，獨一京張鐵路，余或路線太短，無足輕重，或經費困難，久未興工，或經理無人，虛縻款項。就人力財力而言，建築大規模之鐵路，非借外債蓋不可能，美國鐵路多借英款築成，借債築路，原為生產事業，利害則在合同之如何規定耳！列強爭欲投資者，或有政治作用，或謀權利，借款多有抵押，投資穩妥；尤有進者，凡向一國借款，必用其國人為總工程師，材料向其本國購買，無往不處於有利之方面也。合同或契約成立後，有以政治轉移，迄今尚未竣工者，有因無利可圖，或世事變更，不能建築者，建築鐵路尚為中國今日之急切需要。更為便利讀者起見，附言電報於此。邊境與強鄰接壤者，互相接線。水線有丹麥大北公司、英商大東公司營業。拳亂時，聯軍占據津沽，盛宣懷與二公司商定，安設吳淞、煙臺、大沽水線，更自大沽重造陸線，直達北京，及聯軍退出，交還中國，清廷又許美、德、日本安置水線。
列強在華謀得政治上經濟上之權利，清廷不善應付，造成事機，往往迫而許之。及革命軍起，列強對於雙方表示嚴守中立，外商則唯利是視，販運軍火。《五十日見聞錄》之作者朱通孺，自上海登輪，前往武昌，船中有洋行買辦招攪軍械生意，德日諸國商人均有出售。其時響應革命之地日廣，英使朱爾典建議和議，駐京公使藉口海關鹽稅之收入擔保外債，若為南北軍所提用，則將延長戰禍，危險及於債權，議決各國有關係之銀行，組織委員會，保管關稅鹽稅，雙方不得提用。明年一月，外兵奉命占據北京、大沽間鐵路，其種種行動，類多不利於北京政府，外人之觀察中國者，多以清廷之腐敗造成無數之紛擾，對於主持革命之領袖，往往同情。外交官竟乃利用事變，別懷野心，擴張權利，謀得領土，其明顯之例，則上海會審公廨組織之劇變，及賠償亂時商人間接損失之要求也。賠償要求不合於理，無待說明。租界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華人為中國人民，當受華官之管理，毫無疑義，上海租界乃以特殊之環境，一八六三（同治二）年，設立會審公廨，上海縣官或其屬員出席審理華人民事訴訟，刑事則由英美或德領事出席陪審，陳說意見。及上海獨立，縣官攜款逃匿，公廨停頓；領事決定時局未定之先，免致公廨牽入政治，自行派員審理訴訟；陪審員之意見，乃為最後之決定；中國數謀收回，初不可得。蒙古、西藏獨立之經過，略分言之於下。
蒙古舊分內外，其民同為黃種，內蒙古於清季開放，漢人之移居者漸多，外蒙古則無漢人影響之可言。其人以遊牧為生，知識簡陋，信奉喇嘛教，群奉庫倫活佛為主；其下尚有王公、貝勒、盟長，各治一部，儼然古代酋長式之政治。清廷向不問其內政，尊崇喇嘛，王公按時朝貢，賞賜甚厚，互通婚姻。蒙古官制，烏里雅蘇台設有將軍，庫倫有辦事大臣，科布多有參贊大臣，阿爾泰添設辦事大臣。俄國自經營東方以來，二國關於外蒙古之交涉遂多。一八六九（同治八）年，中俄商約規定百里內之邊界貿易，概不徵稅。凡持有執照之俄商，得往蒙古設官或未設官之地方貿易。一八八一（光緒七）年陸路通商章程，亦有同樣規定。蒙古屬於中國，華人入境者反受阻礙，俄國派員調查礦產，聯絡活佛王公。日俄戰後，中國籌辦新政，對於蒙古根本改變政策，奉天巡撫唐紹儀擬定移民計劃，發展商業，建築鐵路。漢人先曾犯禁入境，開墾土地，及政府獎之，往者益多，一九〇九（宣統元）年，約十萬人。其往外蒙古經商者亦多，其人資本短少，善於取巧，利用蒙人之短，重利盤剝，取其牲畜，蒙人憂懼。政府詔許漢蒙通婚，定漢文為公文。將軍辦事大臣向不干涉蒙古內政，辦事經費專恃陋規為挹主，至是，庫倫辦事大臣三多，不知蒙人之需要，財政之困難，王公之傾向，推行新政，創設審判廳、兵備處、交涉局等，所在需款，乃量地課稅，興創木炭銷場諸稅。蒙人未得新政之利益，反而增加負擔，心懷怨望。三多減削活佛權力，遇事抑之，對於王公亦少考慮其意見。一九一一年，營造兵房於庫倫，籌謀練兵，喇嘛王公秘密會議，向俄乞援，七月遣員往俄。俄國已得蒙古貿易之權利，進而乘機干涉，八月，駐京俄使照會外務部，內稱蒙古情狀之惡劣，將影響於邊境之安寧，要求免去練兵等。外務部復稱蒙古之興辦新政，乃謀蒙人之利益。會武昌獨立，各地響應，報於庫倫，活佛與王公秘密會議，決定獨立，俄國助之。三多迭次告急，而政府勢難兼顧。十二月二日，活佛宣布獨立，三多遁歸，華兵退出。活佛傳檄內外蒙古王公舉兵響應，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辦事大臣，均被逐去。活佛自號皇帝，創設內閣，向俄借債，俄國政策可於外相沙農諾夫（M.Sazonov）之演說辭見之。次年四月，外相於國會聲稱蒙古缺乏領袖、金錢、軍隊，毫無獨立之預備，而今脫離中國，俄國須據其地，否則華軍將其戰敗再行入境矣。其外交策略則向中國蒙古調停，中國應付遂處於困難地位，其詳見後。
蒙古獨立，西藏繼之。西藏在中國西南部，南接印度，唐初通於中國，太宗以女妻其國王；其人勇敢善戰，為唐邊患。其後信奉喇嘛教，達賴喇嘛管理前藏，班禪管理後藏；其下僧侶繁多，人民多以遊牧為業，生活困苦；一婦多夫，婦女操作，男子反而懶惰。滿洲初起，即與西藏發生關係；入關後，出兵援助喇嘛，駐兵為之防守，設辦事參贊大臣各一。大臣於其內政，向不干涉。西藏地勢險要，外人鮮入其境，喇嘛反對開關，不奉朝旨，為印軍所敗。中英訂約，哲孟雄歸英保護，喇嘛仍力反對通商，商約久始議成，開放亞東，喇嘛懷疑英人，不肯開放，其理由則謂英國兼併小國，抱有野心，將強藏人改奉耶穌教也。駐藏大臣無如之何，英人藉口中國不能統治西藏，徒有空名。達賴則以中國不能予以保護，誤以俄國信奉佛教，轉而與之相善，俄國迭次遣員入藏，喇嘛有與之相結者。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達賴遣員赴俄，英人宣傳中俄訂有西藏密約，實則毫無根據。印度總督歌倫（Curzon）以為久與中國交涉未有效果，向英政府建議，遣兵保護使者前往拉薩，直與達賴喇嘛交涉。內閣知遣兵往，直為挑釁，俄又向英聲明未訂密約，一九〇三年，歌倫迭請不已，英國許之。七月，使者同護兵前進，歷久交涉，未有進步，明年，英軍前進，藏兵御之，力戰而敗，死傷頗多。英軍逼近拉薩，達賴出逃，寺長主持交涉，九月訂成條約，是為英藏拉薩條約。要款凡五：（一）西藏開放江孜、噶大克、亞東為商埠，許英派員監管商埠之商務；（二）賠款五十萬鎊，三年還清；（三）擔保條件之實行，英軍得暫駐於春丕；（四）西藏削平自印度邊界至江孜、拉薩之炮台山寨；（五）西藏非得英國政府同意，不能割讓或租借土地與任何外國，內政不受外國干涉，不許其派員入境，外人不得建築鐵路，安設電線，開採礦產；西藏不得向外借款，以其收入抵押於外國或其人民。
綜觀英藏交涉之始末，英國野心侵略殊甚明顯，其理由謂防俄國，不足一辨，何竟破壞中國宗權？清廷不善處理藩屬，造成若此之結果，亦不可諱。達賴之愚陋，更不足責。朝廷得知報告，始謀挽救，一九〇五年，詔派唐紹儀赴印廢去新約，久無所成，奉旨返京，留其參贊張蔭棠交涉。會英國內閣更變，明年四月中英條約成於北京。其要款凡二：（一）英國允不占並藏地，及不干涉其政治，中國不許他國侵蝕藏地及干涉內政；（二）英藏條約規定外國不能享受之權利，中國獨能享受。清廷於此變後，始乃根本更改治藏政策。西藏距離北京太遠，交通不便，往來之路一由西北前往青海，然後折轉而南，其一行自四川，西經西康，直達拉薩。二路以後者較便，政府遂先經營西康，西康在四川之西、青海之南、西藏之東，南接雲南及英屬領土。其地山勢雄峻，土壤確薄；其人民宗教風俗文字均與藏同；喇嘛占有勢力，大寺負有盛名，人民部落而居，清廷向不干涉；土司驕橫不服命令，川督鹿傳霖曾以兵力平其抗命者，改土歸流，朝旨不許，將其免職，地還酋長。土司無所畏懼，一九〇五年，戕殺官吏。建昌道趙爾豐奉命督兵往征；士兵未有訓練，軍器惡劣，戰鬥則頗勇敢，死傷甚眾。趙爾豐乘其戰勝之威，次第征服巴塘、里塘，明年，光緒授為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改土歸流，招民開墾，奏辦學務，由部撥開辦費一百萬兩，用兵經營東北諸部，西康始定。其經營也，規模遠大，迄今川人尚稱道之。
趙爾豐之用兵也，曾毀佛寺，縱兵殘殺，大為喇嘛所恨；言其將改西康為省，藏人對之尤為疑懼。朝廷任命張蔭棠為駐藏大臣，代其賠償軍費，張氏善於經營，伸張中國權力，與英代表議成印藏通商章程，朝廷後以滿員聯豫代之。聯豫遇事干涉，達賴回藏，問題遂起。初達賴於英軍逼近拉薩，逃往庫倫，後還西寧，朝廷召之，一九〇八年抵京，皇帝加封其為順誠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而以臣屬視之。兩宮死後，達賴回藏，途中發出乞援各國電文，攻擊趙爾豐之殘酷，及抵拉薩，以為駐藏大臣多所干涉，疑其將改西藏之宗教，益仇視之，轉與英國接近。英自派員駐藏以來，指導藏人，免除誤會，漸而得其信心，朝廷聞報，認為危險，命川兵一協入藏。一九一〇年二月，前鋒抵於拉薩，鳴槍示威，達賴大恐，偕其親臣逃往印度。印度政府頗厚待之，迭向外國乞援，朝廷革其尊號，而藏人仍遙奉之。達賴既逃，聯豫之權勢大張，奉班禪喇嘛為主，班禪協籌軍費，多所贊助。華官更召不丹入朝，英人頗以為患。駐藏之兵原為營兵五百，其人「皆娶有藏婦，人月給青稞一斗，年給米一石；米自食，青稞養婦；再以余資使婦牧羊豕，以故安分不為非」（見《辛壬春秋》）。及新軍至，兵多哥老會徒黨，不守紀律，欺侮藏人，及革命報至，會首煽兵為亂，搶劫拉薩官署、佛寺、商店，更相殘殺，禍亂延及他地，達賴乘時傳檄藏人起兵，藏兵圍攻川軍於江孜，英領出而調停，許其自印度回國。其在拉薩者，亦繳械歸。川兵之去江孜也，藏婦視之為鬼，於後撤泥拍手送之。達賴回藏，傳檄西康，驅逐漢官，趙爾豐新設之州縣大半陷沒，六年經營之力，毀於一旦，徒招藏人之仇恨。其失敗者，放任既久，忽而改用政治手腕解決一切，主其事者，不能了解藏人之心理，實行親善，予以指導，達於共存共榮之合作也。況其為時太暫，改革太遲，國內尚有紛擾乎？乃為英人造成時機。
綜觀清季國內之情狀，政治組織，則沿唐、宋、元、明之舊，領土廣大，交通不便，地方長官常有大權。清廷名為中央集權政府，乃以組織不密，官員人少，法令常難切實行於國中。官吏俸金低微，常恃陋規為衣食辦公之費，京官則多窮乏，胥吏且無薪給。其人仕者，正途出身，則多不知事理之文人，捐輸武功則流品益雜，胥吏則多世襲，長官賴之辦理公事，軍隊徒有虛名。人民族居，宗法常能輔助法律之不足，維持鄉鎮之安寧，倫理觀念則以有子為孝，而耕種之土地有限，人口大增之後，生計困難，禍亂之起，多由於此。回人、苗人，或以宗教之不同，或以政治之壓迫，或以利害之衝突，亦常引起紛擾。直省而外，滿洲人稀，蒙古、新疆、西藏未能切實治理，幸而蒙古、西藏尚能相安。當斯時也，士大夫之胸襟褊狹，對外知識幼稚，而古今形式不同，環境大異，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於攘斥夷狄之思想，從不訪知敵國之實力，高倡戰議，失敗屈辱之後，仍不覺悟，虛驕如前。列強乘其戰勝之威，多所要求，中國損失，一次過於一次，七十年內，損失可別為三。
一、關於土地。 中國向不干涉屬國政治，乃為外國所奪。本國土地，割讓香港於英，黑龍江北岸、烏蘇里江以東、伊犁、塔城西部、帕米爾高原於俄，台灣、澎湖列島於日。海港則旅順、大連轉而租借於日，威海衛、深州灣於英，膠州灣於德，廣州灣於法。主要通商口岸，劃有租界，其管理行政，及與華官關係，多不相同。上海租界損失主權最大，漢口、天津等地次之。勢力範圍尤為危險，俄國有北滿、蒙古、新疆，德有山東，英有長江流域及西南部，法有雲南、兩廣，日有福建、南滿。其中中國有予以承認者，列強有自行劃定，得有一國或數國承認者。
二、主權之喪失。 海關稅則不得自主，雇用英人為總稅務司，郵政局雇用法人為會辦。列強軍艦、商輪均得行駛內河，駐兵使館區域、直隸指定城鎮，及滿洲日俄鐵路區域，租借軍港及沿海商埠。外人不遵中國法律，不受華官審判。關於交通，列強幹預疏浚北河、黃浦江，創設郵局於商埠，安設水線，爭先承辦鐵路，開採礦產，經營伐木，借款投資往往有政治條件。
三、商業。 外商在華，條約予以特殊權利，運貨人口，納正稅、子口半稅，得免厘金。陸路通商或暫免厘，或減稅銀。中國關稅乃以協定稅率，最惠國條款待遇，不得自主。外商住於商埠，其性質可分為二，一條約規定開放者，二中國自行開放者。自行開放之商埠，始於中日戰後，藉以避免列強要求租界創設工部局者也。外商販運土貨出口，亦得免厘，設立工廠，納稅同於華人。各國互訂保護商標專利版權之協約，洋行在其本國註冊，不理中國法令，不肯繳交稅銀。教士傳教，創設學校醫院，贊助華人，蓋非損失，故未併入。
綜之，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眾，實為世界大國之一；屈辱至此，主權損失，無以復加。列強侵略之罪，至為明顯。而吾人於列國中深受此禍者，亦由於國內無人，士大夫之主張，多為愚人中之愚人，誤國之罪，實不可逭，及後覺悟，為時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