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三篇 改革與革命附外交
變法之傾向與主張〇改革之困難〇預備立憲〇朋黨之排擠〇言官之地位〇人民覺悟之表現〇政治改革〇官制軍政法律〇新教育之創辦〇盲然獎學之流弊〇實業之獎進〇廢八股〇滿漢平等〇諭放腳〇嚴禁鴉片〇帝及太后之病死〇親貴大臣之重用〇咨議局與資政院〇秘密會社之活動〇興中會及同盟會〇光復會等〇會黨活動之方法〇國有鐵路政策之決定〇川路爭議之嚴重
慈禧挈光緒自京出逃，初駐太原，後至西安；時值大旱，供養困難；途中所受之痛苦，起居飲食之不便，光緒身體之衰弱，莫不深予太后以刺激。太后初尚切責臣工，繼則轉念政治上之積弊，軍隊遠非列強之比；後以列強肯開和議，屈服承認苛刻之大綱，知非表示變法，則將大失人心，一九〇一年一月朱諭曰：
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帝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漸變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敝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現在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
詔旨深切時弊，主張多同於百日變法之新政，重大損失屈服之後，始乃改變態度，詔中辯護則斥康有為之講新法為亂法，而並稱其潛謀不軌。二月，帝再降旨，說明拳禍之始末，保護使館之苦心，末後申言變法之意。其言曰：
……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告誡，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無事且難支持，今又構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朕受皇太后鞠勞訓養垂三十年；一旦顛危至此，仰思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死傷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忍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為興衰所由判，切實之與敷衍，即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已屢次剴切申諭，中外各大臣其各懌遵訓誥，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皇太后有厚望焉。
詔書切責臣下，欲於二月之內，令其條議變法事宜，時間既已匆促，又值和議進行之際，實不可能；三月，諭設督辦政務處，議商變法條陳，派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與大臣。政務大臣三人在京，三人隨駕，變法大計，何能會商？朝廷蓋無誠意，所欲進行者，一則刪去舊例，一則教養真才，內外大臣應詔條陳。其言扼要盛稱於時者，首為劉坤一、張之洞之會銜奏疏，七月，二人上奏三疏。第一疏論育才興學，主張參考古今，會通文武。其擬定之辦法凡四。（一）設文武學堂，州縣各設小學，童子八歲以上入蒙學習，十二歲以上可入小學，十五歲以上得入高等小學。府設中學，其學生年齡十八而於高等小學畢業者，始得肄業，三年後卒業，再入高等學校，其學程分為七門，卒業後再入京師大學。（二）酌改文科，其所指者則變通科舉也。頭場考試以政治史書為限，名曰博學。二場兼考政治、地理、算學，名曰通文。三場注重四書五經道學之書，名曰歸純正。（三）停罷武舉，其原因則武舉無用於國，而武生反為害於鄉。（四）獎勵遊學，日本文字近於中國，學生宜往遊學。第二疏論立國之道凡三，曰治富強。中國之必應整頓變通者，共十二端：（一）崇節儉，國內饑饉凋殘，內外臣工宜禁奢華；（二）破常格，朝廷變通繁文縟節，官吏可得直言正諫，庶免官氣太重之積習，用人宜取少壯，而不可以常格限之；（三）停納捐，納捐之收入，年雖三百萬兩，而於民生則有不良之影響，須當禁絕；（四）課官重祿，朝廷設仕學院，各省設校吏館，以養成有用之官吏；其俸祿更宜增厚，就今州縣官言，位卑事繁，尚有科場考棚之攤捐，解役緝捕之費用，驛路大差之供億，委員例差之應酬，宜當改革，而令其辦公有資；（五）去書吏，書吏專查舊案，因得索賂舞弊，而催征田稅之底冊且在其手，積弊日深，勢當廢去，改用委員；（六）去差役，差役為害於鄉里，人民視之如虎，應汰另募，推行警察；（七）恤刑獄，折獄宜迅速公平，而去敲扑之罰，向者相驗之費取於被告，今當減恤，監獄勢應改良，並當派官監視；（八）改選法，凡正途保舉捐納之官，皆到省補用試用；（九）籌八旗生計，政府寬其約束，聽其僑居鄉試，而其所得之錢糧，缺額不必另補；（十）裁屯衛，屯兵不如田在何處，無益於國，反而有害；（十一）裁綠營，綠營不堪戰爭，而所耗之餉額尚巨；（十二）簡文法，政府省去虛文無用之冊籍而寬其例。第三疏陳說採行西法，建議凡十一端：一曰廣派遊歷，二曰練外國操，三曰廣軍實，四曰修農政，五曰勸工藝，六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曰用銀元，八曰行印花稅，九曰推行郵政，十曰官收洋藥，十一曰多譯東西各國書。綜觀三疏之內容，不無可議之點，大體上則深切中國之積弊，迎合時人之希望，疏上，太后詔命督辦政務處核議施行，顧其範圍廣大，決非空言所能推行見效也。
拳亂，太后原有重大之責任。其時年齡已高，性情偏於守舊，思想趨於固定，詔言變法不過迫於環境，而為籠絡人心之計。光緒先以變法喪失政權，處於憂傷悲苦之境，拳亂時，信其無用，終亦無所挽回，至是仍無實權。香港總督曾向李鴻章言，請帝親政，李氏電告張之洞，而全國大小臣工中無一人奏請太后歸政者。張之洞反先進貢，太后心甚感之，張氏又於和議進行之際，力持保全太后之說，朝臣疆吏各圖富貴，國中之無人也久矣。太后仍握大權，和約成後，車駕始出陝西，東至河南，折轉而北，自正定乘坐火車達於保定。一九〇二年一月至京。宮殿一部分已毀於火，收藏之內帑雖無損失，而珍寶則不免於散亡，觀景生情，原有不勝今昔之感，而太后則以安然返京為幸事，每晨臨朝坐於殿上，旁設椅棹，作為皇帝座位。軍機大臣入值，議商國政；光緒坐於位上，默然無語，面帶憂容，一若木偶。德齡女士隨父自歐洲歸京，奉命入宮，侍奉太后，留住宮中二年，著有《清宮二年記》。據其所言，光緒從之學習英文，知識廣博，顧其深畏太后，見之默無一語。太后尚信中國之政教優於歐美各國，疆吏公使之亟欲變法自強者，爭求西方新發明之機物進貢宮中，以冀太后覺悟，太后則淡然視之。女士初入宮中，抱有促進改革之希望，後則竟無所成，光緒曾譏笑之。德齡所記情節，多屬信而有徵；太后下詔變法，實無堅決進行之意。初變法詔下，張之洞電復樞臣鹿傳霖曰：「嗣聞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皮毛，免貽口實。」鹿氏先以此言告之故也。張氏則信整頓舊政，難望自強，其警要之語曰：「欲救中國殘局，唯有變西法一策。」力說鹿氏主持。鹿氏何人，豈有補救？張氏電商於各省督撫會銜奏請，不得，乃與劉坤一合辭上奏，終無實效。
改革初無成效，雖曰太后專政，其佐之治理國政之大臣，亦有相當之責任，其人明了各國政治實狀，而欲切實改革，並有具體辦法者，實不易得，乃多囿於環境，無所主持，一無建設。張之洞曾說鹿傳霖主持變法曰：「各國謂中國人昏陋懶弱，詐滑無用，而又頑固虛驕，狂妄自大，華已夷人，嫉視各國如醉如夢，其無用既可欺，其驕妄更可惡，故視中華為另一種討人嫌之異物，不以同類相待。」其言有為而發，既不能謂外人盡信此說，又不能言中國人卑劣至此，蓋以刺激鹿氏主持變法也。其言雖不免於附會，朝臣中之頑固者，間亦類之。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政務處大臣均信書吏差役病民害政，上諭裁之，尚有視為具文者。八月張氏電告鹿傳霖，稱部仍袒蠹吏，吏兵各部來文可見，望其主持，俄而再據報告，電稱「京城仍被書吏把持，外省觀望，官多謬論，此不能辦，變法無望」，請其力言。其困難一則司員不習公事，奉之為師，一則互相勾結，分財舞弊也。區區一端，猶不易辦，他復何言！朝廷上時無指導領袖之人才，樞臣又相水火，張氏初聞李鴻章薦之入樞，心煩意亂，迭論不可，曾曰：「京朝門戶已成悍戾不改，洞命坐磨蝎，最好招謗，必受此輩之害。」周馥奉命自川入京，述川督奎俊之言，張氏將其電告劉坤一曰：「總之，不化新舊之見，頑固如故，虛驕如故，老團不出之說如故，和局斷不能和，貪昏如故，廢弛如故，蒙蔽如故，康黨斷不能絕，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書吏派如故。窮益加窮，弱益加弱，餉竭營裁，則兵愈少，債重征苛，則民愈怨。游勇叛匪康黨合而為一，中國斷不能支矣，樞紐只在化新舊之見五字。」其言雜有附會推論，而固娓娓動人，樞臣情狀一如舊日，可於張氏致鹿傳霖書見之。其言曰：「時局艱難到此地步，而滔滔不返，依然襲故蹈常，惟公正色在朝，以莊見憚，孑然獨立。」獨立無援，固無所成。
朝廷之情狀若此，採用西法，實不可能，其力進行者，可分為三端。（一）攤派款項。賠款巨大，帝飭各省攤派，多者數逾百數十萬兩；創辦菸酒稅，直隸奉天年攤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五十萬，余或三十萬，或十萬，或六萬不等；辦理京師大學堂，各省亦有攤款，大省二萬，中省一萬，小省五千，並未指定稅項，究將若何增加？朝廷則不之問尚以恤民為言，矛盾何不之思。（二）教養人才。太后詔令整頓翰林院，編修檢討以上各官，課以政書法令，獎勵遊學，改設學堂，科舉改試策論，武舉廢去弓刀石等，舉辦經濟特科。顧時教育尚無基礎，人才蓋非一二年內即可養成，況朝廷未有誠意耶？其辦特科也，嚴防新黨被薦應試，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考試，應試者凡一百二十二人，一等考取袁嘉穀等九人，二等馮善征等十八人，均未大用。（三）提倡實業。朝廷漸知列強之富強，由於工商業之發達，親臣載澤奏請創設商部，太后許之，飭其議訂商律，辦礦獎農，顧其範圍廣大，絕非空言所能成功。總之，國內之急切需要，無過於明達遠見之政治家，社會上之領袖人才，而時未有其人，不能應付環境，反受環境之支配，兼以時勢為推移，全無事先適當處置之辦法。其較有聲望者，內則李鴻章、榮祿，外則劉坤一，相繼病死。榮祿死後，奕劻繼為軍機大臣，奕劻原為皇室遠支，久任總署大臣。其為人也，機巧貪婪，與世浮沉，毫無建樹，及改總署為外務部，太后授為總理大臣，一九〇三年，兼任軍機大臣，其女在宮侍奉太后，其子在朝居於要職。其勢焰之高大，炙手可熱，賣官受賂無所不為，御史稱其門庭如市，固卑鄙無恥之小人也。朝中無人，先無改革，土地不能自保，釀成日俄之戰。二國戰於滿洲，中國為勢所迫，反守局外中立，固奇恥也。太后始肯積極整理內政，戰爭既啟，日本陸軍艦隊戰無不勝。日本以島立國，土地褊狹，人民短小，曾為中國所輕，而俄為歐洲強國，地跨歐亞，其哥薩克兵以能戰稱著於世，而竟敗於日兵。其昭著之明證，則亞州人民之才力，與歐人相較，實無軒輊；日本先亦屈服於歐人，明治維新，四十年中躍為東方強國。中國明達愛國之士，受其影響，其心理以為日本立憲，上下一心，俄國專制，內亂時起，日本變法前之政教學術傳自中國，其人口領土遠不能及中國，乃能變法自強，戰敗領土廣大人口繁殖之強俄，屈服之中國果能效法日本，將亦躍為強國。向者屈服失望自憐之心理，全然消滅，精神為之一振，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於是內外臣工爭言立憲，學生則倡言革命，紳商亦請改革，太后心為之動，詔設考察政治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裁汰冗官，歸併衙門。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一日，諭稱預備立憲，先從官制入手曰：
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諭旨承認上下相睽，內外隔閡，為中國不振之原因；立憲雖未確定時期，而固宣示仿行憲政之政策，太后之觀念蓋異於前；明日，詔內外大臣議訂官制，十一月，據其復奏，詔定官制，改督辦政務處為會議政務處。明年，臣下奏請頒布憲法者益多，太后詔派汪大燮出使英國，于式枚出使德國，達壽出使日本，考察憲政，並諭籌設資政院於京中，咨議局於省會。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咨議局章程議妥，即令各省督撫設立。八月，王大臣議定預備立憲，限定九年，及期，召集國會，並擬定憲法。其原則則大權歸於皇帝，司法獨立。議會不得干涉行政，唯有協贊預算彈劾建議之權而已。人民權利義務，則於憲法載明，預備立憲期內，逐年均有籌備事宜。其辦法自國內情狀而言，原不可非，而士大夫之希望太奢，或以國會萬能，一旦召集，即可富強；或不滿於親貴大臣之攬權，而別有所冀圖，其中要多激進之士。二十七日，上諭宣示九年作為預備立憲，務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九年立憲之詔，與時論相違，太后非不之知，諭中明言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借端構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唯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也。無如人心所欲，大勢所趨，固非空文所能阻止，問題並未解決。及冬，兩宮病死，醇親王子溥儀奉旨嗣位，其父載灃攝政，明年改元宣統。咨議局議員等要求速開國會不已，一九一〇（宣統二）年，詔命改於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召集議院，頒布憲法。明年革命軍起，清廷公布憲法，而時事已變，無能挽救矣。
清廷迫於時議，改革官制，預備立憲；大臣則黨爭愈烈，水火益甚。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都御史陸寶忠奏曰：「臣觀去年自改定官制以來，大臣不和之事，時有所聞，其幾實起於細微，而其害馴至傾軋……台諫為耳目之官……倘一有彈劾，輒有猜忌，將使戇直者寒心，庸懦者結舌。」其言多有所本，瞿鴻等竟受排擠落職矣。初奕劻授軍機大臣，地位之高，無人及之，朝臣疆吏多其黨羽，獨瞿鴻、岑春煊不服。瞿氏久官於翰林院，從駕西狩，榮祿薦之，日見信任，初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尋授督辦政務大臣，兼任外務部會辦大臣。瞿氏學識才力雖不足稱，然頗小心自守，負有清望，自以深得太后信任，不附於奕劻。岑春煊於西狩顛沛之際，督兵護駕不辭勞苦，太后德之，自布政使遷為巡撫總督，時任兩廣總督。岑氏督兵剿平廣西匪亂，聲望昭著。奕劻外有直督袁世凱。袁氏機謀奸詐，飽歷時變，善於練兵，戊戌政變負有重大之責任，甘為欺君賣友之小人。其在山東也頗能維持境內治安；李鴻章死，奉旨代為直督，兼北洋大臣，為官精核，不私財貨，知人善用，設辦警察，興立學校，整理稅收，頗稱於時。袁氏諂事奕劻，交結疆吏，固當時較有膽量才力之政客也。說者言其先曾請為瞿鴻門生，而瞿氏拒之，遂為奕劻死黨。岑春煊則與瞿鴻較為接近。由是二黨峙立，各不相下，就其地位聲勢黨羽而言，奕劻實占優勢；瞿氏則與都察院御史接近，御史迭次彈劾奕劻，奕劻疑為瞿氏主使，終乃出於詭計排擠之途。其手段卑鄙穢劣，無以復加，政治道德掃地以盡，自不能顧及國家大事，人民生計也。
奕劻貪婪，迭為言官所參，一九〇四（光緒三十）年四月，御史蔣式瑆奏劾其未改受賂常態，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不計外，尚有一百二十萬兩存於日俄銀行，及聞二國宣戰，將款改存滙豐銀行，滙豐明其來意，多方刁難，數四返往，始允收存，月息僅給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憫等語。上諭派員帶同蔣式瑆往查，而滙豐拒絕，案終未明，蔣氏反而落職。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御史趙啟霖奏劾段芝貴於上年充當貝子載振隨員，前往東三省，購女伶楊翠喜獻之，又以十萬金為奕劻壽禮，乃自道員擢至黑龍江巡撫。且曰：「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之專，唯知廣收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不思東三省為何等重要之地，為何等危迫之時，改設巡撫，為何等關係之事。此而交通賄賂，期罔朝廷，明目張胆，無復顧忌，真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旬日以來，京師士大夫晤談，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貴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濫綰疆符，誠恐增大局之阽危，貽外人之訕笑。」疏上，太后詔免段芝貴職，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徹查。奕劻謀得掩飾之方，直督袁世凱又其心腹，訪查未有所得，復奏稱王益孫買楊翠喜為使女，禮金亦無所據。太后遂以污衊親貴重臣名節，將趙啟霖革職，載振請開去各項差使，優詔許之。綜觀事之原委，段芝貴究以何功何能，擢至巡撫？其媚事奕劻父子以求高官，蓋為事實。奕劻貪婪，「細大不捐」，時人已有公論，送收禮金，雙方將有處分，原不易查。關於買獻女伶，亦易裝點掩飾，況有直督力為之助耶？要之，人言鑿鑿，殆非虛構。太后曾問奕劻於瞿鴻，瞿氏乘機下石，太后有欲罷之之意；瞿氏竟將機密泄漏於外，反而先受禍焉。其經過今有二說，一謂瞿氏門生汪康年於京辦報，詆毀奕劻，瞿氏以此告之，宣傳於外。一說瞿鴻歸語於其妻，其妻偶於宴會席上，無意中對公使夫人言之，及其進覲，有以之為問者，太后信為瞿鴻所泄，心中大怒，以為機密大事，軍機大臣不能嚴守秘密，何能信用？又疑奕劻得有公使之助。次日，軍機大臣入值，太后對於瞿鴻異於常態，怒氣見於辭色，朝退，奕劻訪知始末，認為排去政敵之時機至矣，商於其黨，謀得奏參之言官。按之故事，御史均能奏劾大臣，無如御史數參奕劻，無人肯為之助，余則翰林院侍讀學士亦得發言。其黨利誘學士惲毓鼎奏參瞿鴻；其罪狀則為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奏文措辭含混，影射前事，並未詳列事實，有所證明，藉以觸動太后之機。奏入，太后派員徹查，俄而改諭瞿鴻開缺回籍。奕劻之計既售，方信可得為所欲為，而太后遽命醇親王載灃為軍機大臣，載灃為光緒之弟，其妻榮祿之女也。奕劻心無奈何，意不自安，託病奏請開去差事，得有溫諭慰留，載灃僅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之旨。
瞿鴻去後，奕劻少一政敵；而岑春煊在京，勇敢任事，不顧一切，尤足以寒其膽。初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岑春煊奉旨調授雲貴總督，意不欲往，奏請入覲，朝旨授為四川總督，而仍電請陛見；一九〇七年春，入京，太后授為郵傳部尚書。岑氏面奏左侍郎朱寶奎聲名狼藉，操守平常，太后即詔朱寶奎革職。朱氏為奕劻之黨，官至郵傳部侍郎，乃以一參而革職，朝臣莫不驚異岑春煊之得太后信任。奕劻大懼，深患岑氏重用，在京挑釁，亟謀出之，相傳商於袁世凱等以傾之。其時周馥方任兩廣總督，周馥初為李鴻章屬員，傾向於改革，負有能名，袁世凱與之結為兒女親家，說者言其謀去政敵，不惜賣其老友，而向奕劻建議焉。時值廣東會黨起事，奕劻奏言周馥年老不能平亂，兩廣總督非威望素著如岑春煊者任之，勢將蔓延。岑氏適在病中，太后信以為真，詔命周馥開缺，而授岑春煊兩廣總督。周馥於自訂年譜言其經過曰：「朝臣黨爭互相水火，樞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於余。傳聞某樞奏廣東匪多，周某年衰，恐筋力不及，可以某某代之，實擠某某出京也。」岑春煊奉旨意殊怏怏，其視廣東之亂原不足平，其所患者，朝中無人相助；一人孤立於外，而與奕劻結仇已深，彼將借端報復也，出京後稱病留於上海。相傳兩江總督端方黨於奕劻、袁世凱，取得岑春煊、梁啓超之相片，密奏岑春煊心懷怨望，滯留上海，而與逆黨梁啓超相結，附其假造二人合攝之照片為證。疏入，太后大怒，蓋自政變以來，欲得康梁而甘心焉，迄未稍改，迭命各省捕緝，及拳亂後，仍不之赦。端方藉以引起太后之怒而去之也。其說現無可信之史料證明，不無可議之處。所可知者，太后果詔岑春煊開缺；其措辭則病假已滿，尚未起程也。大臣因病請假，得再續給，向少開缺之例，親信如岑春煊竟以「病尚未痊」開缺，必有毀之者矣。奕劻黨羽不擇手段，排去敵黨，更謀應付御史之策。其時徐世昌方任東三省總督，調用御史，徐氏黨於袁世凱，蓋欲利誘言官藉以緩和反對奕劻者也。都御史陸寶忠疏言督撫奏調言官，保留原職，不合祖制，應請申明舊章，維持綱紀。上諭允之。陸氏於趙啟霖之革職，上疏爭論，其所言者，要皆分內之事，竟為奕劻等所恨。會朝廷嚴禁鴉片，陸氏久有菸癮，說者謂奕劻曾面奏太后；太后問之，陸氏據實以對，乃諭其戒菸，癮斷後再任原官，於此可見假公濟私圖謀報復之一斑。
朋黨排擠，極奸詐陰險之技，張之洞入京，太后授為軍機大臣，自京電鄂曰：「到京十餘日，喘息甫定；時局日艱，積習如故，毫無補救，唯有俟冬春間乞骸骨耳。」蓋當入京之初不滿於奕劻之專橫，而勢無可奈何也。袁世凱亦奉旨入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及兩宮病死，宣統嗣位，其生父攝政王載灃監國；載灃原不協於奕劻，獎用言官。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御史江春霖奏參奕劻，而又多所顧慮，無法處置，乃斥其莠言亂政，奕劻心不自安，遇事推諉，不敢負責。載澤等則與載灃相親，各立門戶。及四川國有鐵路案起，奕劻先後主張起用其黨端方、袁世凱，載澤則請用岑春煊。載灃皆許其請，卒至互相觀望，事權不一，造成土崩瓦解之勢，清廷遂與朋黨俱亡矣。綜之，專制政府之下，朋黨之爭，常為大患，清帝鑒於唐、宋、明末之故轍，嚴禁朋黨，及至末葉，黨禁破壞無餘。其結黨為援者，全無高尚之思想，而只唯利是視，不顧道德，不擇手段，以泄一時之憤。其能勝者常為陰險毒狠之小人，小人得志，政治癒不堪問。其補救之方法，常賴上下之情相通；上之旨意無不可告下，下之隱情無不可達上，則無壅隔之虞，而矇混之陰謀不售矣。更可於此證明者，政治上之建設，必賴道德，公開正直之競爭，實有利於國也。專制帝王視御史為耳目之官，彈劾敢言，不避親貴，為古代台諫之美談。今自吾人觀之，所貴乎御史者，不在其有參劾大臣之權，而在其辨別是非，權其輕重，言有根據，且能發生相當效力也；否則逞於意氣，高倡不負責任之空談，顛倒是非，反足以使當局者進退困難，政治將陷於停頓，或維持現狀之中。古今形勢不同，政治非為防弊，政治家苟無權力，終難有所作為。清末軍機大臣常處於窘迫之苦境，多由於言官之妄言，結果則建設之新事業無法進行，徒供黨爭之工具。其人知識淺陋，胸襟狹隘，多不肯於大處著想，而斷斷然以瑣事為言，如一九〇四（光緒三十）年外洋馬戲入京，太后召之宮中，御史爭言不可，對於大臣亦時毛舉細事，作為彈劾之根據。
國內政治雖多失望，而一部分人民業已覺悟，其心理以為中國深受列強之侵略，因循苟安，不知振作，將有亡國滅種之禍。其人多居於通商大埠，時與外人接觸，漸知其國中工商業之發達，人民生活之安適，而中國遠非其比；更受日俄戰爭之影響，人心奮發，爭言效法日本維新自強。疆臣於時亦多改變觀念，李鴻章於拳亂時，聞知閩浙總督許應騤捕殺黨人，致電勸阻，張之洞於鄂，慘殺康黨，兩廣總督陶模電勸之曰：「南方會黨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謀者，湘楚少年託名保皇會出洋，訛索巨款……今少年不盡信康，而信革命黨之說。我不變法，若輩日多，非殺戮所能止，請吾師勿再提拏……恐為叢驅爵。」陶模所言頗有根據，人心趨勢，迥異於前矣。日俄戰後，內外臣工爭論立憲，留學生應時需要，政治上社會上之地位日高；其人遊歷外國，本其所得之印象，比較中國之情狀，頗有覺悟，其中雖有中西知識皆極膚淺之人，但於中國之弱衰力謀補救，以抗外國之侵略，固一心一德也。少年之士從而和之，如俄強迫中國簽訂滿洲條約，志士於上海新園集會，到者數百人，滿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說，官吏聞而大懼。其時國內報紙之需要日殷，消息之傳遞迅速，其功效嘗能喚起讀者之注意，鼓舞時人之興奮。於是紳商少年志士煥然振作，而以改良中國自勵。其視事也雖屬太易，然其不甘暴棄，自居於落伍之地位，而有奮鬥向上之精神，打破人民、政府無關係之觀念，有足多者。試舉二事證明於下：
一、排斥美貨 初美人排斥華工，虐待慘殺，時有所聞。其中央政府束縛於憲法之規定，不得負責處置，華僑遂無切實之保護。一八八〇（光緒六）年，中美訂約，其要款凡二：（一）美國得整理或限制華工入境；（二）其已入境之華工，美國設法保護，一律優待。約成，仍未減少排斥華工運動之勢力，華人所受之虐待如故。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二國再訂保工協定，其要款則中國允許美國自互換協定日起，十年之內，禁止華工入境。及期，美國政府不待中國之同意，自由禁止華工入境。華人之在美國者，仍有無故被擊，或受虐待者，領事館之職員且不免焉。其排斥華僑之原因，雖曰其生活簡陋，工價低廉，而白人不能與之競爭，必將低其生活程度。按之事實，華工之數極少，殆無若大影響之可能性，且其僑居異國，感受環境之變遷，將於短促期內，亦漸提高其生活程度也。其根本之困難，則以種族之不同，美工存有仇惡之心，動於情感，惑於宣傳，而致暴動也。華人既遭歧視，又不得入境。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通商口岸之商人，議定共同不買美貨，作為報復，抵制美貨遂實現於廣州、廈門、福州、上海、漢口、天津、牛莊，其最有效力者，首推廣州、上海。美國政府嚴重抗議，將以艦隊示威，清廷諭勸停止排貨，各地長官亦出示勸阻，排貨運動逐漸失其效力。其所難者，運動倡於商人，而政府阻之，此可表現商人之愛國心矣。顧此實非根本之大計，反而引起二國之惡感，且終難於持久，蓋國際貿易，乃應兩國之需要，雙方均受其利，市場上之買賣，物品之優劣，貨價之高低，嘗非一時意氣之所能勝；國人苟有不買之決心，勝於商人之言抵制矣。
二、私人興學 學校之設立關係於教養人才，時人漸知其重要。中日戰後，盛宣懷集資創辦天津頭等二等學堂，又於上海創設南洋公學上院中院。其尤難得者，則由船販出身之葉成忠，瓦匠出身之楊斯盛，均能出資興學也。葉成忠初以小船於黃浦江中販運零星物品，外船泊於江中，售於水手，日久稍有積蓄，改營他業，遂致富厚。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捐出公共租界內虹口之私產二十五畝為澄衷學校之校址，以銀六萬兩建築校舍，十四萬兩作為基金。楊斯盛由瓦匠為工頭，營造房屋，漸有資產。一九〇四年，創設廣明小學於公共租界；明年，創立廣明師範講習所；又明年，出款十數萬建設浦東中學，復捐十萬作為永久基金。其他私人興學者，時有所聞。其慷慨為公之精神，誠令吾人欽服。人民既有覺悟，政府亦謀變法自強，茲略言之於下：
一、政治改革 中國政體自秦統一以來，相沿二千餘年，未有劇烈之變更；歷朝官制雖有損益，或名稱不同，而實質上並無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國際上之關係日密，政府辦理之事業增多，先進國家為謀公共利益之計，而大擴張政府之職權。中國處於十九世紀，環境雖異於前，而中央官制仍本於前代之組織，其職權之分配，多由於遺傳與習慣，常無理智之根據，官吏之責任，嘗不專一。其仿自外國者，概歸總理衙門辦理，衙門兼管海關電報等事業，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趨勢，不能比較列國之制度，辨別利弊，有所採用。郭嵩燾出使英國，記言途中情狀，有所主張，書竟毀版，返國後廢而家居。曾國藩、左宗棠等以為仿造外國之機炮輪船，訓練軍隊，力即足以自強。慈禧太后則持中國政教遠非外國所及之說。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複雜，階級繁多，官官相管，而親民之官常少，效率減低，行政上徒多困難。其當根本改組，實無疑義。一八九八年，光緒變法，整頓官制，裁汰冗官，不幸政變，太后詔復舊狀。拳亂後，太后詔言變法。及日俄戰爭，士大夫皆信日本之所以戰勝，而俄國之所以敗者，一有憲法，一無憲法，一有國會，一無國會，一舉國一致，而一內亂時起也；主張改革官制，要求立憲。其所持之理由，則受歐美政治哲學影響，國家由人民組織而成，人民有納稅服務之義務，當有參政權利，選舉國會議員，表示政見，而冀有所施行。內外臣工亦有奏請，朝廷始肯變法。茲為便利讀者起見，分言政治改革於下。
甲、官制 拳亂後，太后整頓吏治，詔停捐輸，籌議變法事宜，創設督辦政務處，後改為會議政務處，和議廢去總理衙門，改稱外務部，班在六部之上。太后應載澤之請，創設商部，又設學部、巡警部，合前六部，共有十部。其重要非多設官署，安置閒員，乃認古今之環境不同，政治制度，有因時制宜之必要也。日俄戰時，朝廷整頓官制，上自內務府，下至通判官同知，均有裁缺，總督、巡撫同在一城者，則裁巡撫，東三省則廢將軍，裁去五部府尹。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大臣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奉旨分赴東西各國考察政治，出發之日，突遇炸彈，遂改行期。太后改詔尚其亨、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明年夏，五大臣回國，奏請仿行憲政，其警要之語曰：「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政體，以及籌備財政，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唯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見九月一日上諭）。諭旨則稱民智未開，立憲須從官制入手，預備時期，將視成效情狀而定。王大臣奉旨擬定改革計劃。十月，王大臣奏言政治積弊蓋有三端：一則權限之不分，如行政官兼有司法權之例。一則職任之不明，例如一堂共有六官。一則名實之不副，「名為吏部，但司韱掣之事，並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並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禮之事，並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並無統御之權」。其建議則三權分立，行政歸於內閣，分設十一部。說者謂其成功，袁世凱頗有力焉。上諭稱軍機處由內閣分設，無庸更改。外務部、吏部、學部照舊。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戶部為度支部，以財政處、稅務處併入。禮部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並人。海軍部及軍咨府暫歸其辦理。刑部為法部。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線、郵政設部專司，名曰郵傳部。理藩院改為理藩部。各部堂官，除外務部外，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尚書並充參與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後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歸併會議政務處於內閣。其餘衙門，多無改變，缺額照舊。綜觀此次改革，遠勝於舊制，所可惜者，設部太多，舊署仍多存在，徒縻國帑耳。尚書十一人，滿人七名，漢人四名，漢人之地位勢力，均不之及。各部經費視前大增，書吏亦有裁去者。其時風氣已開，臣工紳耆迭請立憲不已。太后詔命各省籌設咨議局，並擬創設資政院，宣示預備立憲之期。王公大臣擬訂憲法大綱二十二條，內容仿自日本欽定憲法，大權仍獨歸於皇帝。地方官制亦有改革，朝廷諭裁官署冗員，東三省則以日俄之逼，開放荒地，許民移居耕種，改設總督巡撫。直省廢撤學政，改置提學使，添設交涉使。更據王大臣之奏請，改按察使為提法使，增設巡警勸業道缺，由東三省先行試辦，直隸、江蘇擇地試辦，其餘分省分年分地請旨辦理，統限於十五年後一律通行。顧此實非根本大計，其積弊則為制度複雜，官官牽制，改革固未將其改正，其比較重要者，當為咨議局之創設也。
乙、軍政 軍隊自太平天國平定以來，可分為三：一曰八旗，二曰綠營，三曰兵勇。旗兵久受豢養，人不習戰，營勇則缺額甚多，將弁冒餉，積弊深重，無從整理。其稱精銳者，當為淮軍，淮軍於中日戰時，一敗塗地。識者始言西法練兵，南方張之洞雇用德員，創練自強軍，北方聶士成教練淮軍舊部，袁世凱亦於新豐鎮練兵，其地距天津七十里，即俗所謂小站也，其兵約有七千，訓練編制採用德法。政變後，榮祿奉旨統練北洋軍隊，小站之兵屬之，統稱武衛軍。及拳亂起，武衛軍之大部分對外作戰，消滅殆盡，獨袁世凱統其所部于山東，未受損失。和議告成，李鴻章病死，袁世凱奉命代為直隸總督。袁氏於新敗之後，創設行營將弁學堂，裁撤營兵，改良新兵待遇，募選頗嚴，擴充新軍，不遺餘力。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朝廷設立練兵處，任命奕劻為管理大臣，袁世凱之部將佐之，釐訂軍制。日俄戰後，朝廷益知練兵之重要，下令操練旗兵，派員南下觀操，分全國為三十六鎮，鎮有步隊兩協（後改稱旅），馬隊、炮隊各一標（後改稱團），工程輜重隊各一營，軍樂一隊。協有步兵兩標，標分三營，營分四隊，隊有三排，排有三棚，棚凡十四人，共一萬餘人。軍士有常備、續備、後備之分，常備軍訓練三年，各回原籍，續備由常備軍出伍之兵充之，政府酌予津貼，而仍聽其謀生，每年會操一次，遇有戰事徵調入營，三年遞退。後備軍由續備軍退伍之兵士充之，仍須會操候征，四年退休。其制雜采歐洲徵兵及唐代府兵之制折中而成，政府詔令推行新軍於各省，其兵士自土著壯丁選募，而良民以輕武之習俗，入伍者仍少，其中雜有市井之遊民，各省長官且言財政困難，主張逐漸招募，或設二鎮，或設一鎮，或設一混成協，獨袁世凱以全國之財力，練成六鎮，其設備軍威遠在他軍之上。政府令其會操，外人亦頗贊之。載灃監國更謀擴張兵額。新軍之將校多曾受過教育，而傾向於革命，尤以南方為甚，其後革命之成功，深賴其力。新軍既成，政府酌改營兵為警察，或選為巡防隊，巡防隊之統將，仍為提督，其戰鬥力較弱。旗兵除新法操練者外，無足輕重。
丙、法律 中國人民之法律觀念，與歐美先進國人根本不同，對於司法制度之惡劣，監獄之黑暗，胥吏之惡狠，無權改革，置而不問，乃以息訟為事。領事裁判權成立而後，識者知其損失之重大，而謀將其取消。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中英商約載明中國改良律例，英國允許協助，並可放棄治外法權，中美、中日商約有同樣之規定。其取消之條件，乃視中國法律之改良而定，當時明顯之弱點，則地方尚無獨立之法庭，審理訴訟之法官，行政官兼理司法也。就理論而言，其威權之大，無論何項事故，均得自由捕人，而久置諸獄中，人民殆無法律上之切實保障，刑罰之酷，猶其餘事。至是，朝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飭令袁世凱等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來京，聽候簡派，編纂律例，詔派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將國內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沈家本曾任按察使，精通曆朝律例，伍廷芳留學於英，曾為律師，說者言其得人。其工作可別為三，一曰修改舊律，二曰更改刑名，三日另編新律，其重要則採取西方制度，而減輕重刑也。一九〇五年，沈家本等奏請永遠刪除凌遲、梟首、戮屍三項，死刑至斬決而止；三者殘酷不仁，而皆古代之產物也。凌遲創於遼人。梟首始於秦，漢用諸夷族之誅，南朝梁時始立梟名，隋唐去之，清則沿用明制。戮屍見於《始皇本紀》，明未定為殺父母者之刑，清則兼及強盜。奏上，帝諭從之。商部會同法律大臣纂訂商律，破產律首先告成。關於民事刑事訴訟法，聘用日人為顧問，頗多改革，及成，張之洞斥其乖違中國情形，發生激烈之爭論，未及實行而清亡矣。關於司法行政，由法部主持，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創設審判廳於東三省，並試辦於直隸、江蘇，是為中國行政司法分立之始，而開法官獨立之先聲。
二、建設 變法中之進行速而易者，首推教育。士大夫初則專心誦讀經史，學習八毆，縣學府學國子監莫不以此為重，無今日分科之大學。及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成立，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具有外交常識，深以華人不通外國語言，而交涉困難為病，商於恭親王奕訢，一八六二（同治元）年，創設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後則聘用外人，教授天文數學等，其性質頗近於文理學院。總署交其事於總稅務司赫德辦理。一八六九（同治八）年，赫德聘用美傳教士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丁韙良在華年久，精通華語，對於校務頗有整頓，同文館之設備日臻完備，其課程有英、法、俄、德語言，國際公法，化學，數學，天文學，生物學等，其學生均為八旗子弟，官氣頗重，無法改良。總署曾招士子入館習學，而倭仁斥其奉夷人為師，壞人心術，士子固不屑就學，廣州、上海各設廣方言館，湖北後創自強學堂，學生均不甚多，無足輕重。此外尚有武備學堂等，亦無成績。其要因則主其事者，多為政客，未有辦學之經驗，自無美滿之效果也。外人在華創辦之學校為時頗早，尤以美國教士為熱心，其人多卒業於大學，富有常識，樂於教導學生，藉以增進傳教之機會，並願灌輸新知識於中國。其創辦之學校，規模初甚簡陋，逐漸充實內容，成為著名大學之一。約翰大學成立五十餘年，金陵大學則有四十餘年。其興學負有盛名者，尚有瑪提爾（C.W.Mateer）、林樂知等，瑪提爾于山東登州傳教，善說華語，其創立之大學校，後為齊魯大學之基礎。林樂知於上海教育，大有贊助。其在內地辦學者尚多，女子學校先由教會創設，其所受之困難，則時人不知學堂之地位，而學生不易多得也。中日戰後，識者始知新教育之重要，盛宣懷創辦天津頭等二等學堂，更於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上院中院。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朝臣李端棻受其妹夫梁啓超之影響，奏請創設京師大學堂。朝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堂，其教職員多為翰林，茫然不知辦學之方法，總教習則以丁韙良充任，專辦西學。大學堂開辦未久，即遭政變，幸其籌辦頗早，得不停辦。其入學者，有膏火之助，學生人數不多，齋中時聞誦讀八股之聲，及拳亂起，教職員或死或逃，學生盡散，校室殘毀不堪。
車駕出京，太后始知人才之缺乏，而變教育之方針。一九〇一年，詔辦經濟特科，廢去八股，整頓翰林院，飭編檢以上各官課政治學，復辦京師大學堂；令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諭改各省省城書院為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書院改設中學堂。州縣改設小學堂，獎勵學生出洋，詔辦留學生考試，予以進士舉人貢生出身。顧其範圍廣大，何人將為教習？蓋非一時所能解決，將賴主持者得人，決定大計，而張百熙既不明了世界教育之趨勢，又無辦學之經驗，徒以空言虛聲，而任管學大臣。及車駕回京，張百熙籌得大學堂經費，而以校址殘廢，就虎坊橋之前強學書局舊址為籌備所，附設編譯所。所可異者，張百熙辦理大學，首先謝去丁韙良，堅請桐城派之古文家吳汝綸為總教習。吳汝綸久為保定蓮池書院山長，負有重望，對於辦理學堂，固無經驗，乃以學務重大，當效日本，請於張百熙，因得東渡考察學務，天下殆少先任總教習，而始出國調查，方有計劃也。耗費既多，而亦不過走馬看花，所得幾何。日本學制豈盡宜於中國乎？更就大學堂之教習而言，多為不知科學之文人，張百熙蓋將造成學生盡成文人也。其於全國教育，除獎勵遊學及擬訂章程而外，另無可言之成績。其根本錯誤，在其不肯利用外人在華辦學之經驗，而與同文館之教員或著名之私立學校當局磋商，酌定適當之辦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所當知者，外人之建議，僅供比較參考之用，取決採行之權，仍在管學大臣也。張百熙不肯虛心，不知出此，靡費公款，而作無意識之試驗，殊深可惜。政府獎勵遊學，亦無切實具體妥善之辦法，對於學生之學識人選，未有若何有效力之限制與規定，終無良好之結果，蓋留學於外國者，必有相當之預備，始能有所得也。會朝臣不慊於張百熙，請設滿員，朝旨添派榮慶為管學大臣。二人之意見不協，時起爭執，太后復命孫家鼐為學務大臣，名曰集思廣益，而其組織上之明顯弱點，則責任不專，互相牽制也。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朝廷始設學部，以國子監併入，詔授榮慶為尚書，熙瑛、嚴修為侍郎。榮慶、熙瑛均非辦學之人，嚴修初為徐桐之門生，曾以外侮日迫，奏請開考經濟特科，竟為其師所惡，退而家居，創立學堂於天津，聲譽日隆。及袁世凱為直隸總督，請其出而辦理教育，於是直隸境內之學堂，頗著成效，以袁世凱之疏薦，故有此命。學部奏定教育宗旨，略稱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距異說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又宜箴砭以圖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朝廷許而從之，宣示國中。顧此不過空言，辦學成績，非決定於宗旨，惟視辦理如何，及造就何等人才耳。學部整頓教育，設置專官，管辦京師大學堂，學部、京師大學堂始行分立。學部奏請裁去各省學政，改設提學使司，其長官曰提學使，主持一省學務，太后許之，又分學堂為二，高等專門學堂，歸部辦理；其下各學堂歸提學使司監督。學部之職權既清，規模粗定，各省先後創設師範學堂。其困難則設備不全，課程不全，良師難得，故斐然有成效者，殊不多見。學校之中辦理入於正軌者，有北洋大學、南洋公學及山西大學。
初，朝旨飭各省會書院改設大學堂，督撫有創大學堂者，北洋大臣改設盛宣懷所創之天津學堂為北洋大學，聘美教士坦來（Charles D.Tenney）為校長。上海南洋公學聘美教士福開森（John D.Ferguson）為監院，迭次改隸商部及郵傳部。山西太原大學，亦有外人辦理西學。三校辦理得法，以其主持者較有經驗也，余則徒擁虛名。及學部改訂學制，改各省省垣所設之大學堂為高等專門學堂，江督張之洞創設之兩江優級師範，管理得人，聘日人為教習，頗負時望。南北洋大學均得不廢。太原大學則因教案關係，亦得不改。先是，毓賢慘殺教士，瓦德西來華，欲遣軍隊報復，李鴻章電召李提摩太磋商解決之辦法，李提摩太曾在山西傳教，救濟災民，至是，代表基督教各教會應召抵京，以為人民知識淺陋，造成此禍，建議創辦學堂，開通風氣，由山西出銀五十萬兩，創立大學堂一所於太原，初歸教士辦理，十年後交還山西長官。李鴻章贊成其計劃。同時，教會不願以其被殺之教士，換取金錢，表示同意。各國公使亦無異議。及議細則，李提摩太要求十年之內，學堂課程，延聘教習，及考選學生，歸其主政，而巡撫岑春煊言其侵犯中國教育之權，主持不可，後以前已議定，始肯讓步。會山西籌辦大學堂，李提摩太言其競爭，不如合併為一，經費既得稍裕，設備亦得較全，磋商者三，始許其請。岑春煊之奏報朝廷，屢以「無主權旁落之嫌」為言，蓋朝臣疆吏不辨合作雇用之性質，而於辦學之效率，固不問也。李提摩太所聘之教習敦崇禮，專管西學，頗有成效，山西大學堂最初翻譯之西書，尚有用於今日者。
學堂次第設立之後，招考學生，給與膏火，待遇頗優；無如風氣不開，入學人數不多，其主要之原因，則讀書之文人，方以科舉為正途，學堂之課程無關於考試之科目也。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請遞減科舉，而以所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其言曰：「俾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可以普矣。」袁世凱竟稱科舉為學堂之敵，奏曰：「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即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科舉之害，何至於此，極牽強附會之技矣。朝旨飭遞減科舉中額，三科減盡，而袁世凱等以為不可，一九〇五年，會奏科舉有妨學堂出身之路，且無以范向學之心，應請自本年始，即停止鄉會及各省歲科考試。奏上，太后諭停科舉，以廣學校。政府之政策，全以利祿誘致學生，學生自以讀書求官為目的，其結果則徒造就近於流氓之政客，而為害於國內。其妄謬之主張，多由於不知大學堂之功用，大學原為研究高深之學識，發展個人之才力，而造成社會上各種事業需要之相當人才也。學生即多以求官而入學堂，對於課程原無興趣，其不肖者敷衍至於卒業之年，得有文憑而已，知識膚淺可想而知。更就教習人選而言，國內學者除於國故學尚有研究而外，別無深造，勢不得不以留學生充之。其人限於時間，對於東西學識多無所長，而徒傲然自大，暴躁浮狂，不負責任。於此現狀之下，學堂實難造就切實有用之人才，而政府盲然獎勵遊學，一九〇五年末，留日學生增至八千餘人。公使楊樞密奏學生情狀，略稱普通學堂專為中國學生而設，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有學生自定者。其入尚稱完備之學堂習普通科者，以兩年半畢業，「此兩年半內，僅習日本語文，猶慮不足，其他學科往往有名無實，近並兩年半畢業者，亦寥寥其人」。其在大學及高等畢業者，為時三年，甚或國文尚未盡曉，強不知以為知，貽害將不勝言。其結論曰：「所人之校屢遷，所習之業無定，爭學費則一省以一省為例，補學額則一府與一府為仇，甚至奸竊之案，亦不一見，貽笑外人，莫此為甚。」
其年，日本文部整頓中國留學生教育，學生罷課，大鬧使館，楊樞深受激刺，乃以實情密奏朝廷，不無憤激之語。遊學生返國者，朝廷許其應考，賞以進士舉人，鄉者童生應考終身，尚多求一秀才而不可得，今則東渡留學，竟於短促期內可得進士舉人，官狂之青年莫不視為富貴之捷徑，此固不能例推所有之留學生，其中卑劣投機分子，蓋不免於如此，遺禍之深迄於今日，高等教育可謂失敗。關於中等以下學校，學制學齡課程迭有改變，主其事者蓋無定見，而又重視法令，以為訂有詳細章程，則事成矣。張之洞入京，亦曾奉命妥議；實則天下之事，固無若此之易，學校缺乏課本，教習缺乏人才，講授英文西學者，待遇獨優，則其明例。教習上課，或分發抄襲之講義，逐字講說，或為報告演講，學生除聽講而外，多無所事。其人或為成年生員，或為無知兒童，程度不一，風潮迭起。張之洞原主創辦學堂，深為失望，曾曰：「近數年來，各省學堂，建設日多，風氣囂張日甚，大率以不守聖教禮法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為志士。」朝廷制度如於開學之時，師生拜孔尊君，行三跪九叩禮，固非通才志士所願。時人仍多遣其子弟入學塾讀書。各省報告，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共有學生一百五十萬人，官場報告多不確實，舍此亦無其他統計。要之，中等以下教育，限於人才經費時間，多無成績可言。
政府謀興教育，對於實業亦欲發展，其主因則逐漸改變傳統思想，而認實業之盛衰，關係於國家之富強衰弱，以及人民之生計也。中國原以農業立國，而農民中之婦女，多能紡織捻麻，足以供給一家之需要；工業於此現狀之下，無需巨額資本，生產之器械少有進步，大規模之工廠難於成立。其開採礦物也，仍為千百年前之舊法，及大宗外貨輸入，中國遂處於不利之地位，家庭工業逐漸破壞，人民之生計大為困難；朝臣疆吏初本於傳統之政策，或言通商不便，或漠然置之，唯欲仿造外國槍炮輪船，設立機器局船廠而已。一八八二（光緒八）年，李鴻章以洋布銷路日廣，奏言試辦機器織布局，以謀補救；八年後，始力進行；而一八九三（光緒十九）年，全局罹於火災，前功盡棄，實業仍少發展之機會。其時外商謀於通商口岸，建設工廠，總理衙門以其將奪貧民生計，並無條約上之根據，力持異議。馬關條約始許日商設工廠於商埠，外人乃得經營工業。拳亂後，國人覺悟，籌資創設工廠，朝廷詔命親貴大臣出國考察各國實業，又以載澤之奏請，創設商部，獎勵或保護農工商業。及日俄戰起，國人深受激刺，爭言變法，樹立富強之基，官吏頗力提倡，如直督袁世凱創立工藝總局於天津，商部設置勸工陳列所，並奏創立工業學堂，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太后詔改商部為農工商部，以工部併入。部訂獎勵工商章程，奉旨遵行，凡辦理一千萬元以上之實業者，賞以男爵，二千萬元以上者子爵。夫清末立有大功如曾國藩、李鴻章者，一則賞以侯爵，一則賞以伯爵，而今經營工商之資本家，竟有賞給子男之希望，不可謂非根本觀念之改變也。地方政府，則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端方籌備南洋勸業會於南京，搜集國內之出產品，陳列於會所，一九一〇（宣統二）年開會。其規模之宏大，搜集物品之繁多，盛稱於國內，政府振興實業之計劃若此，信如楊儉所謂「黃金時代」也。所可惜者，朝廷顧慮外交財政之困難，未能斷然廢除厘金，厘金有害於農工商業，國人莫不知之，於其存在之日，實業殆難得有重要之進步也。國際貿易視前大為發達，乃以人民嗜好之改變，輸入遠超過於輸出。
風氣既開，清廷益知鐵路開礦之重要，其先俄築中東鐵路，德築膠濟鐵路，法築滇越鐵路，中國借款築有京奉鐵路，新民屯奉天一段尚未築成，至是，大借外債，先後建築京漢、津浦、正太、道清、汴洛、滬寧、滬杭甬、廣九鐵路，東北則以日俄戰爭之結果，日本經營長春、旅順間鐵路，是為南滿鐵路，建築安奉，承辦吉長等鐵路。南方則四國銀行團承辦川漢、粵漢鐵路（其詳見後）。本國自行建築之路，首推北京、張家口鐵路，其地形勢險要，工程困難，能以本國之力築成，其工程師則詹天佑也。紳商視為有利可圖，爭言集資築路，要為空言，反而阻礙鐵路之發展，國內現有之鐵路，多築於清季。關於開礦，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礦政調查局成立，紳商爭言開礦，山西、陝西、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次第興辦，或為煤礦，或為油礦，或為鐵礦，或為銅礦等，後多失敗。其原因則礦苗先未切實調查，公司資本短少，經營不得其法也。其創辦早而成績昭著者，首為開平礦務局，初由唐廷樞主持，深得李鴻章之贊助，頗形發達。拳亂後，礦為俄軍所據，改為中外合辦，向俄收回，資本六十二萬五千鎊，礦坑作股三十七萬五千萬鎊，票由英人收買，註冊於香港，改稱開平礦務公司。公司越界開採灤州之礦，官方訴之於英，公司敗訴。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天津官銀號於灤州買地開礦，乃以資本短少，革命軍起，與之合併，改稱開灤礦務公司。英商福公司于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亦得開礦之權。德人於臨城開礦，日人經營撫順煤礦，進步頗速。張之洞辦理之漢冶萍礦，經營不得其法，負債頗巨。政府其他主要改革，尚有整頓幣制，惜為空名耳。
三、禁令 中國政治上社會上之積弊，造成衰弱之現象，由來已久。識者曾謀自強，而欲有所矯正補救，無奈人民之知識淺陋，對於固有之惡習，視為當然，恬不為怪，其潛伏勢力之雄厚，竟使健全有勢力之輿論，難於產生，官吏往往謀用政治手段，解決一切；不知法令原應社會上之需要，或代表一部分人民之意見，其效力曾恃輿論之督促與援助，是故組織嚴密效率昭著之政府，執行禁令猶多困難，而腐敗如清季政府，管理廣大之領土，自理論而言，執行禁令頗難有效，乃竟多無阻礙，不可謂非人民之覺悟也。其有一二難於實行者，多由於民間缺少有勢力之援助。其明顯之主因，一則專制之遺毒，一則人民知識之淺陋也。茲就清末主要之禁令，分言之於下。
（甲）廢八股。八股為明清考試之文體，歷時約五百年，其題目多選自四書，作者須設身處於聖賢之地位，發揮題中之微言大義，文體整齊，有一定之程式，束縛個人思想之發展，耗其精力於無用之地，蓋八股為文，朝廷之詔諭，臣下之奏疏，民間之應用文，均不與之相合，除應考而外，別無他用。識者以其深痼士人之思想，言為中國窮弱之主因。斯言也，雖或過於誇張，然可略見識者惡之深矣。及百日變法，光緒下詔廢之，慈禧聽政恢復舊制，但時識者反對八股之潛伏勢力尚盛。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太后下諭自明年為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准再用八股文程式，八股文遂於一九〇二年廢去。士人之習學者，原為冀入仕途之用，考試既改策論，自無學習之需要，由是八股失其存在之勢力，文人得一解放。其當附帶說明者，武舉考試弓刀石等，始於唐代，古今兵器利鈍不同，清季沿用舊制，毫無實用，光緒初詔廢之，不得，亦於此時廢止。
（乙）漢滿平等。滿人自入關以來，駐防於全國之要害大邑，八旗之住居於北京者尤多，其人備受清室之優待與豢養，安坐而食，多無向上奮鬥之精神，造成不能自立自養之階級。及清中葉而後，人口增加，限於舊例，不能謀生，生計遂日困難。其不肖者憑依權勢，欺侮漢人，其人居於優勝之地位，漢人處於被征服之階級。不通婚姻，不遵漢人法律，不歸漢官審判，朝廷更謀保全其固有之習慣，無如滿人數少，居於漢人社會，而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其影響，舊例迄未廢除。至是，漢人之種族思想日漸發達，一九〇二年二月，太后詔許滿漢通婚。其言曰：「滿漢臣民，朝廷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姻，原因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為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歷二百餘年，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兵人等，著准其彼此結婚，毋庸拘泥……如遇選秀女年分，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漢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互通婚姻，要多本於習慣，實非一詔所能促成，其重要則開平等待遇之漸耳。其時革命之宣傳，利用種族之恨惡，勢力日盛。一九〇四（光緒三十）年，張之洞陛見後出京，其弟子稱其陛辭，請去滿漢畛域，將軍都統等官兼用漢人，駐防旗人犯罪，用法一如漢人。太后從之。其言雖有所本，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亦以為言。蓋勢之所趨，非一人之力也，種族革命之宣傳，並不為之稍減。一九〇七年，上諭化除滿漢之見，並令各衙門妥議辦法，所可異者，太后任用之尚書，滿人仍多於漢人也。
（丙）諭放腳。弓足之起始，現殆不可指定何時。說者疑古舞女纏足，而唐代詩人歌詠女子之足並不甚小；錢載十國詞箋，稱南唐後主（十世紀下葉）宮中，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窅娘以帛纏足，使其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由是人爭效之。宋時漸普遍於民間，垂有千年。其原因則人民之心理，對於女子恆以纖柔為美，習俗乃以「三寸金蓮」相尚。清初康熙詔禁纏足，未有效力將其取消。至是，國內大多數女子均自年幼纏足，父母於其痛苦置而不問。《湘報》引俚語曰：「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小腳遍邑，眼淚四溢。」嗚呼痛哉！其在南方，窮苦工作之婦女，則多天足，八旗婦女則以禁令不敢纏足，顧就全國而言，其數無幾。惡習相沿既久，人民視為當然，在華教士言其違背生理。其夫人說其接近之女子放足，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創設天足會，上奏太后請禁纏足，康有為等後亦組織不纏足會，但無重大之影響。其困難則中級社會對於弓足之美觀，雖漸改變，而社會上之不纏腳者，多為娼妓僕婦或窮苦女子，一部分婦女因其地位關係，不肯貿然放腳。其在鄉村者，知識淺陋，安於習俗，更不肯為。一九〇二年，太后始諭婦女放腳，城市有設天足會宣傳者。一九〇六年，外人創設之天足會交於華人續辦，鄉村則少改變，尤以北方為甚，然而纏足觀念，固根本動搖矣。
（丁）嚴禁鴉片。鴉片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暢銷於中國，其主因則抽吸之發明，而社會上之弱點，並有以促成之也。鴉片戰爭前後，自印度輸入者，年約二三萬石，一八七九（光緒五）年，增至八萬二千餘石，漏稅偷入者估計約二萬石，產自本國者，數亦漸多，其地初以西北為最廣。斯年，左宗棠與友人書曰：「弟自入關度隴以來。目見鴉片流毒之甚，甲於各行省，心竊傷之」，其地唯有漢人種煙吸菸而已，普遍至此。一八八一年，張之洞授山西巡撫，其與友人書曰：「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氣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為國矣！如何如何？」今讀其書，悲傷不已，迄無挽救辦法。山西之災，多由於此。一九〇〇年，唐晏避難入晉，記曰：「大抵晉人吸阿芙蓉者多，富家咸困於此，無暇出遊，貧至車夫亦日耽此。自大同南行，每投店，則車夫先臥地吸菸，不遑飯也。明晨雖五更啟行，亦必先過癮，而後執轡，且沿途賣菸酒者，如他省之茶肆。」此就一地而言，他省之吸菸者，數亦不少。外土輸入自一八八八（光緒十四）年以來，數反減少，其原因則中國種植之地益廣也。四川、雲南、西北、滿洲均有大宗產額。一八八一年，宜昌英領事估計中國西部產額，歲有十萬石。一九〇六年，識者估計全國產額約三十七萬六千石，數量巨大令人心悸，國內有為之士，久認鴉片為貧弱之主因，時值變法自強，大臣主張不宜再有鴉片之毒害——弱國病民，教士亦有奏請嚴禁之者。斯年，太后決心禁菸，限期十年革除淨盡，會議政務擬定禁菸章程十條：
一、限種罌粟，以絕根株；
二、分給牌照，以杜新吸；
三、勒限戒癮，以蘇痼疾；
四、禁止煙館，以清淵藪；
五、清查煙店，以資稽察；
六、官制方藥，以便醫治；
七、准設戒菸會，以宏善舉；
八、責成地方官督率紳董，以期實行；
九、嚴禁官員吸食，以端表率；
十、商禁洋藥進口，以遏來源。
十條辦法各有詳細說明，吾人讀之，頗見思慮之縝密，辦法之周到，切實且易於行，十年之限原為人民。官員則限時斷癮，其因多病畏難不能戒斷者，准其陳明，世爵則照例另襲，官員則原品休致，倘陽奉隱違，陰匿不報，一經發覺者，立予褫革。教習學生軍弁統限於六月內斷癮。凡年在六十以上，患癮已深，不能戒斷者，從寬免議。章程限種罌粟，商禁洋藥進口，實為根本要法。其管理售賣煙土，查禁菸館，分給牌照，均為切實有效之辦法。前此放任，漫無限制，每年出產量數，銷售之煙究有若干，吸者究有多少，皆不可知，而今迥異於前，易於管理矣。官制方藥，准設戒菸會，亦為重要之補救方法。總之，章程雖無可議，要亦有能自行。禁菸成績，非視章程，乃定於實行之成效。其時太后決心禁菸，大臣有菸癮者，奉旨戒斷。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認為仍有掩飾，詔派恭親王溥偉協辦大學士鹿傅霖等為禁菸大臣，精選良醫，設立戒菸所，查驗各衙門菸癮未斷之官員，並得指名奏請查驗大員。諭旨飭其破除情面，不避嫌怨，實力奉行，勿得顧忌因循，致負重任。「倘嗣後辦理禁菸仍無起色，該大臣等亦不能辭其責也」。溥偉等奏請言官留意訪察，隨時參奏，太后許而從之。於是官有戒心，多自戒菸，其畏難發覺者，即行革職。各省奉旨之後，設立戒菸所，售賣戒菸藥品，查封煙館，捕捉煙犯，帶枷遊街，以警其餘，亦間有敷衍塞責者。種植罌粟之區，諭民改種嘉穀，山西長官雷厲風行，民有起而暴動者，以力平之。鴉片之產額既減，洋藥進口亦受限制，政府更課以重稅，向時每兩售銀一二角者，增至數倍，貧民無力吸食，勢多迫而戒菸。官員紳富雖有吸食，而人數視前則大減少。
外務部為禁洋菸進口，商於英國外部，其政府初以教士及慈善家之宣傳，國會對於煙禁已有決定；而又鑒於印煙銷路之減少，允許其請。一九〇七年，二國議定辦法。自一九〇八年起，三年之內，中國果將土藥減種減銷，英國允將印藥每年減運一成；如是十年，迄於一九一七年終止，議定三年為試驗之期，期內中國苟無禁菸之成績，英國於三年後，仍得不受限制運入鴉片。其時朝廷禁種禁吸頗著成效，一九一一（宣統三）年五月，英國根據前訂之辦法，特派代表締結條約，其要款凡四：（一）七年之內，土藥概行絕種，印煙亦同時停止入華；（二）何省土煙絕種絕禁，印煙即不運入，唯廣州、上海應為最後輸入之地；（三）煙稅每百斤箱，征銀三百五十兩；（四）英國報告印煙輸入之號數於中國，以便稽查。約成，英商販煙大受限制，別國商人之享有領事裁判權者，仍易偷運。一九〇九年，美總統羅斯福建議召集國際禁菸會議於上海，會議召集以美主教白蘭德（C.H.Brent）為主席，議定承認中國實行禁菸之成績，並由各國代表請其政府予以贊助，禁菸入口。明年，美國商請荷蘭召集禁菸公會，一九一二年一月，開會于海牙和平會，出席之代表有中國、英、法、德、意、日、俄、荷、葡、波斯、暹羅諸國，仍由白蘭德主席，議決各國禁運鴉片、嗎啡、高根入境。清帝遜位以後，禁令尚能維持，煙價視前昂貴。民國六（一九一七）年，英國遵照條約，禁運鴉片入口，鴉片遂為中國內政問題之一。所可痛哭者，軍閥各據一地，戰爭不已，為其增加稅收養兵之計，強種罌粟，或變相公賣，或課重稅，許民吸取，鴉片之害，迄未剷除。
於此期內，政府採行改革之計劃，雖或令人失望，而固視前大有進步；改革範圍，且太廣大，決非一二年內所能成功，惜其為時太晚，覺悟太遲。青年之士希望太大，失望益甚，以為中國於數敗之後，國勢危急，而政府之腐敗如故，尚無領袖指導之人才，又不肯於根本著手，切實改革，政治上之積弊禍根醞釀已久；光緒、慈禧死後不及三年，革命起而清室亡矣。初光緒自政變以來，日在悲愁憂患之中，其寵妃不禮於太監，而聽其受禍，拳亂後，待遇視前稍優，大阿哥廢黜，奉旨出宮，則其明例，然仍不得聽政。識者諒其境遇之苦，頗表同情於其變法。康梁之徒更于海外鼓吹，高倡保皇之說，但終無濟於事。光緒乃以多愁多病之身日益羸弱，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死，太后於次日亦死。據《慈禧外紀》，光緒自夏季患病，日久不愈，征醫於外，仍無進步。十一月三日，值慈禧七十三歲壽辰，光緒病甚，得奉懿旨免率百官行禮，病忽轉劇，太后急詔慶親王奕劻回京，其時奕劻奉旨巡陵也。十三日，軍機大臣入值，太后宣示皇帝病危，宜立嗣君，詢問誰可入承大統，大臣有奕劻、載灃、袁世凱、張之洞、鹿傳霖、世續等。奕劻、袁世凱請立溥倫或恭親王奕訢之孫溥偉，余請太后決定。太后宣示載灃之子溥儀當立，載灃者光緒同母弟也。太后諭為攝政王，載灃叩頭奏辭，而袁世凱尚言溥倫年長當立，太后怒而斥之，即命軍機大臣擬旨，並諭溥儀入宮教養，可在上書房讀書。方光緒之病臥也，自知將不能起，於其手中自書十年困辱，由二人所致，其一為袁世凱，其一則字體不清，無從明了。惲毓鼎則信光緒死於非命，吾人今按光緒之病，傳於當時已久，上諭稱自去年入秋以來，「朕躬不豫，徵求良醫，仍無起色」；自本年入夏以來，祭祀謝神乞雨，均命親王代行。親王代其行禮，《東華續錄》迭有記載，實屬信而有徵，死於非命，近於無證據之推測。《慈禧外紀》所言溥儀入承大統之爭論，光緒手中之墨跡，不無可疑之點。一說光緒病劇之際，交留密諭於皇后，言其末年痛苦，造成於袁世凱一人。二說各不相同，宮中之事，殆難深知，其共同之點，則光緒痛恨袁世凱已久，而於太后在日，無如之何。明日慈禧亦死，其病已有時日，而死只距光緒後一日耳，說者之推論，蓋起於此。光緒遺詔溥儀嗣位，兼祧同治，任命載灃為攝政王監國，上皇后徽號曰隆裕皇太后。載灃攝政，擬將袁世凱正法，軍機大臣張之洞等婉言不可，載灃為其所動，詔稱袁世凱近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命其開缺回籍養疴。袁氏先未上疏辭職，而今言其有病，其免於死亦云幸矣！袁氏為人，狡詐奸滑，賣主求榮，原不足取；然於大臣之中，較有才能，精明練達，稱於當時。
溥儀入承大統，年方三歲；明年，改元宣統，由其生父載灃攝理政事。其奉遺詔監國也，凡遇國家大事，須請訓於隆裕太后。隆裕性情和平，無慈禧果決之才，載灃年輕，生長於貴族環境，視事太易，既無特殊之才能，又少政治上之經驗。大臣之中，奕劻較有機變，為人貪財好貨，喧傳已久，攝政王心亦疑之，御史江春霖承旨奏劾奕劻，載灃意欲罷之；而勢有所不能，乃斥江春霖莠言亂政，著回原衙門行走；一面諭飭親貴內外大臣，敦品勵行，整躬率屬以諷之，言官彈劾奕劻者，仍有所聞。奕劻心不自安，迭次奏懇開去要差，攝政王均下溫諭慰留。其影響之所及，大臣難於負責，積極辦理事務，蓋用其人，對之必有信心，尤須互相諒解，而並予以實權，始得有所進行；否則互存猜忌之心，監視掣肘，在其下者，唯求免過，萬無負責進行之理。內情若此，官制改革，不過其名，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行政上遂無效率可言。一九一一（宣統三）年，朝廷頒布官制，裁去內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改設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其下分置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理藩十部，各有大臣一名，均為國務大臣，尚書、侍郎之名由是廢去。就新官制而言，吏部、禮部之廢除，合於以事設官之原則，添設海軍一部，究為事實所需，實一疑問。就大體而言，官制仿自外國，變複雜為簡單，尚少可議之點。其詔委之大臣，多不符於時望，而總理大臣仍屬奕劻，協理大臣則滿漢各一，十部大臣滿人占七，漢人占三。其時漢人之種族思想日形發達，革命黨人方以排滿為號召，慈禧曾諭化除滿漢畛域，而今內閣大臣滿人超過漢人二倍以上，能不引起種族之恨惡乎？
滿人政治上之勢力優於漢人，而其所有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自人才而論，滿人無一偉大之領袖，建設之政治家。機變如奕劻，及革命軍起，黃遠庸請願見之，奕劻自言求免一死足矣。總理大臣乞憐至此，如何有為？端方精明有才，為滿人中不可多得之大員，曾言旗人無一可用。朝廷對於地方長官，迫而任用漢人，其季年新設之衙門，用者尤多。載灃乃於漢人種族思想發達之際，多用親貴，以長部務。其人幼時多未曾受良好之教育，而於十五六歲，即備拱衛扈從之役，出入宮中，暇則射獵馳馬以自娛樂；一旦身居要職，自為時論所不滿。侍郎徐致祥曾語惲毓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遍，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知皇靈之不永也。」夷考清代祖制，自雍正帝後，親貴大臣鮮得與聞政事；及咸豐嗣位，內亂正熾，任用其弟恭親王奕訢等為軍機大臣；咸豐死後，太后授奕訢議政王大臣，醇親王奕譞等繼之執政，祖制遂壞。及是，載灃重用親貴，致失人心，親貴中既少才能英哲之士，而駐防各地之旗兵，亦無戰鬥力可言。旗兵自入關以來，深受漢人社會之影響，其人雖以戰爭為職業，而直省防地多無廣大之牧地，供其馳騁，鍛煉武藝，後漸安居而食，習於奢侈，懶於工作，久而失其勇敢之氣。及外患內亂交至，旗人或死或逃，無足輕重，其多數在京者，尚以勁旅見稱，及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八旗禁兵奉命拒戰，遂受重大之損失，戰敗而後，軍器仍無改革。後光緒變法，詔諭旗兵改習洋操，練用槍炮，未及認真實行，而政變已作，遂無效果。拳亂後，詔廢武舉，而八旗人員尚有持弓者，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上諭廢去弓箭，凡出入扈從宮禁之官兵，所備軍械，亦應變通盡善，不准虛應故事。其時政府方練新兵，旗兵之切實改習洋操者，數實無幾，朝廷給予糧餉，擔負已重，而八旗生計，仍極困難。大臣籌其生計，終無進步，旗兵不足一用，此革命成功迅速原因之一也。
通達時務之士，深信立憲、召集國會，中國可得富強。國會之於歐美先進國多有悠久之歷史，其人民生於自治之區域，富有參政之經驗，二十世紀，國民未受教育者為數日少。其人多能看報，留心政事，選舉之先，政黨互相競爭，利用各種有效力之宣傳，使其對於政治上之問題，能有相當之了解與認識，故其投票常能表示其贊成或反對政府之政策。中國則異於此，其政治哲學向分治人、治於人者之階級，人民於地方或中央政府，均無參政之機會。一旦採用代議士制，如選舉資格規定太嚴，則由少數包辦，規定太寬，則人民不知應用。政府當斟酌情形，規定選民之資格，早日宣示國會召集之期，議員由選民選舉，庶使人民得有政治上之經驗。經驗雲者，非親歷其境，則勢難有所得；例如習學游泳，日讀指南，而不切實練習，則終不能成功，清廷宣示九年預備立憲，何以異此！載灃監國申明實行，罷免各省玩誤憲政之官吏，頒行地方自治章程，其程序不可謂非，辦法究與時論不合。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各省咨議局成立，其議員人數多者一百四十名，少者三十名，定額原以一省進學總額百分之五為標準，而江寧、江蘇則參酌漕糧增加額數，吉林、黑龍江、新疆則除為例外，各定三十名。凡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而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方得投票：
一、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二、曾在中學堂及與中學同等或中學以上之學堂畢業得有文憑者；
三、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
四、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
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
六、凡非本省籍貫之男子，寄居本省滿十年以上，而有一萬元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
其犯下列情事之一，則喪失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一）品行悖謬，營私武斷；（二）曾處監禁以上之刑；（三）營業不正；（四）失財產之信用，被人控實，尚未清結；（五）吸食鴉片；（六）有心病；（七）身家不清白；（八）不識文義。其因職業關係，停止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規定凡六：（一）本省官吏及幕友；（二）常備軍人，及徵調期內之續備、後備軍人；（三）巡警官吏；（四）僧道及其他宗教教師；（五）各學堂肄業生；（六）現充小學教員。綜觀選舉資格之規定，可謂嚴矣。士商立於優利之地位，商人不知使用新得之權，乃由士紳包辦，一省選舉人往往不足十萬，其被選者尚有年齡三十歲之規定。選舉方法採用複選制，政府分廳州縣為初選區，府州直隸廳為複選區，選舉人於初選區選出代表，由其集於複選區選出議員，每三年改選一次。
咨議局議員選出，由本省督撫召集會議於省會，其會期分常年、臨時二種，常年集會四十日，臨時以緊要事件，召集會期二十日。局有正議長一，副議長二，會同選出十分之二之議員，常駐省會，辦理事宜。咨議局之主要職權凡六：（一）本省應興應革之事，凡義務之增加，權利之存廢，由其議決；（二）決定本省歲出歲入之預算決算，及稅法公債；（三）修正單行之章程規則；（四）選舉資政院之議員；（五）申復資政院或督撫之諮詢事件；（六）公斷和解本省自治會之爭議，及受自治會或人民之陳請建議。其於督撫之關係，則督撫召集會議，提出議案，並得出席或派代表陳述意見；咨議局之議決案，呈候督撫公布施行，倘或認為不合，得交令複議。會議事件，如遇疑問，得呈督撫批答，對於宮紳舞弊案，亦須呈候查辦。督撫對於咨議局選舉開會，均有監督之權，會期之中，得提出勸告，或令其停會，或奏請解散。咨議局於解散之後。重行選舉，須於兩月內召集開會。要之，咨議局近於督撫顧問之機關，而非人民代表之會議也。明年，朝廷召集資政院於北京，其議員凡二百人，皇帝派定半數，中有滿蒙王公，富有經驗之官吏，著名績學之士，及納大宗稅金之人民。其餘半數，由各省之咨議局選出後，經督撫挑選，各省定額，占其議員十分之一。資政院之主要職權，則為審查預算，改訂法律，彈劾內閣等，其最後決定仍在皇帝。乃事出於意料之外，咨議局、資政院自成立以來，皆能行使職權，而有良好之印象。各省咨議局議員，聯合推舉代表，迭次入京請願速開國會，罷免親貴大臣。資政院亦請召集國會，督撫亦有奏請，攝政王始許改於宣統五（一九一三）年召集國會，而請願代表仍不滿意，在京奔走，載灃惡之，下令送回原籍，並諭各省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者准其查拿嚴辦。會溫世霖於天津組織第四次國會請願團，朝命將其發遣新疆，於是人心大憤。
請願早開國會之運動，原多紳士，或信立憲為萬能，召集國會，中國即可富強，或惡親貴大臣專權，而欲以國會之力削減其勢，或借國會活動，冀得高官。國會議員將由何人選出？是否足以代表民意？未曾加以考慮，咨議局本身是否為民意機關？亦未顧及。其人先不謀立自治基礎，而徒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民國成立以來，中有變為政客，從未謀及人民幸福者，說者謂其利用革命黨人造成之勢力，謀得政權。此雖不能例推所有之代表，而固有所根據。其人謀得政權，對於清廷實有妥協之意。其謀傾覆清室另設政府者，則為革命黨人。初國內自大亂定後，秘密會社之勢力仍盛，哥老會之黨徒蔓延於長江流域，而以湖南等省為根據地。其人分青幫紅幫，紅幫之紅，或為洪字之轉音，其徒視為會之正統，青幫則多鹽梟，散處江蘇北部，私販淮鹽，拒抗緝私巡船。二派各有首領，招練徒黨，互相協助，有共生同死之氣。其人多無知識，黨羽曾為鄉里之強豪，及其勢成，起而為亂，例不勝舉。其在南方者，則以天地會（三合會）之勢為盛，黨徒分散於廣東、廣西、福建。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其頭目李立亭舉兵於廣西東南部，眾至數萬，擾及廣東，官軍大舉會剿，始能定之，餘黨敗散，官兵未曾認真搜捕，聽其為禍於民間。廣西之土地原瘠，居民貧苦，風氣強悍，而嗜賭博，其統兵大員蘇元春剋扣軍餉，兵士販私縱賭，出售槍彈，鄉里中無賴之賭博傾家者，多試為盜，良民報之於官，而官不問，勢乃迫而附盜以自救。孟森《廣西邊事旁記》稱，一九〇〇年全省匪多於民數倍，專事剽奪，廣西不足容之。侵入他省。朝臣疆吏亦以為言，桂霖言尤扼要。其言曰：「粵匪羽翼日廣，有會而匪者，兵而匪者，官而匪者，與黔滇接壤各地，幾於無人不匪。」朝廷詔兩廣總督岑春煊督兵剿之，一九〇四年，廣西始得粗定。其在東北騷擾者尚有馬賊，馬賊猖獗一時，久始定之。凡此擾亂，人心為之不安，國內之積弊，昭然暴露於世，青年之士更為失望，力謀推翻政府。其人可別為二，茲分言之於下：
一、興中會 興中會創於孫文，孫文生於一八六六年，父為基督教徒，兄營業於檀香山，及長曾往游焉，肄業於廣州教會設立之博濟醫學校，後聞香港新立醫學專科，設備完備，渡港就學，一八九二年卒業，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初懸壺於澳門、廣州，葡官以其未得葡萄牙醫科證書，阻其營業，廣州愚民不信西醫，營業不甚發達。孫文自卒業以來，留心國事，曾上書於李鴻章有所建議，李氏未能實行，遂益努力從事於革命運動。其動機則鑒於清廷之腐敗，不能有為，苟非種族革命，則中國無以自強也。中日戰起，孫文召其同志組織興中會，謀襲廣州，作為根據地，明年，運械事泄，脫險而往日本，始與其贊助中國革命之人士相交，自日往游美國。凡其所過之地，遇有華僑，皆說祖國危亡，「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然而勸者諄諄，聽者藐藐」。又明年，抵英倫敦，使館人員知而拘之，將送回國，幸賴其師康德黎（Cantlie）之營救，始免於禍，因而暫留於歐洲，考察政治。其所得者，據其自言，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俄再遊歷各地，對於華僑勸說革命。無奈信者極少，康梁向之進攻，其自言曰：「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乃命同志史堅如入長江聯絡會黨，鄭士良於香港招待其徒，由是長江、兩廣、福建之秘密會社有聽令於興中會者。義和團之亂，鄭士良奉命襲取惠州，史堅如謀入廣州應之，皆歸於失敗。顧自拳亂後，人心一變，華僑轉而深表同情於革命，各省派遣東渡之留學生，踴躍加入，日本遂為排滿總機關所在之地。張之洞等深以為憂，迭商於日使，請其政府取締，均不可得。後黃興、宋教仁等東渡日本，二人於湘南組織華興會，糾合同志，謀於長沙舉兵，事泄東渡。各派領袖以為合則力聚，分則勢散，一九〇五年，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聲勢大盛。會文部訂立新例，限制濫收學生，住宿不准移轉，退學不得再入他校，留學生以其阻礙政治活動，拒抗命令，起而罷課。此可見其熱心之甚，同盟會會員日多，華僑出款助之，大活動於中國。
二、光復會等 光復會創於浙人徐錫麟等，由復古會改組者也。其會員有陳伯平、章炳麟、秋瑾等，宗旨則推翻滿清，創立漢人政府，所謂種族革命也。其口號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徐錫麟頗有才能，深為達官所重，曾赴日本學習警政，為學校所拒，回國創設大通學堂於紹興，納資得候補道，安徽巡撫恩銘命其辦理巡警學校於安慶，隱謀舉兵，而恩銘嚴防黨人，乃欲先期一擊。一九〇七年，學校舉行卒業典禮，恩銘蒞會，徐氏突以手槍擊之，並傷多人，率其同志闖入軍械所，乃為清兵所捕，慘殺而死，陳伯平等與焉。其會員得免於難者，仍謀活動，其在長江上流力謀革命者，尚有日知會，會為聖公會牧師所設，武昌、長沙各有會所，備有書籍報章，供人閱覽，主其事者乘機宣傳革命，官吏初不敢問，黃興之脫險，深賴其力，武昌軍人加入會中，更與同盟會相結，後為清吏所知，捕去領袖。三會而外，貴州哥老會時亦受外影響，利用人民心理，改稱光復公會，由黃澤霖主持，此可略見人心之所向矣。
以上主張革命之會社，多創於知識界人，當時共同之要點，則種族革命也。吾人於此，亦當明了保皇黨之活動，其領袖康有為逃往英國屬地，梁啓超住於日本，發行雜誌，鼓吹擁護光緒，對於慈禧及其黨羽，肆力攻擊，其見解與興中會之思想根本不同，常相攻擊，日人之同情於中國改革者，力謀促進二黨領袖之合作。康有為聽信訛言，不肯與孫文相見，卒致無從調停。康黨得有華僑之捐助，唐才常聯結哥老會，謀於拳亂時舉兵，事泄被殺，其黨遂無活動。自此而後，風氣大開，東渡之留學生，勇於動作，爭言革命，保皇黨之勢力大衰。顧其刊行之文字，多為梁啓超之作品，流利動人，目的雖非種族革命，然於清廷秕政指摘無遺，對於太后主持之新政，莫不以惡意解釋，謂為多無誠意。讀者常於不知不覺之中，發生清廷毫無復興之希望，而有革命之傾向，其在中國知識界中，固有一部分之勢力。同盟會之勢日盛，其活動之根據地則在外國，經費募自華僑。華僑散居各地，勤儉耐勞，漸有積蓄，深願中國富強，力能予以保護，並將提高其地位，對於保皇黨、同盟會先後均予以經濟援助。茲為便利起見，總論會黨活動之方法，簡單言之，可別為三：一宣傳，二舉兵，三暗殺。分別言之於下：
一、宣傳 初興中會創辦《中國日報》於香港，倡言排滿，及同盟會成立，刊行《民報》，作為宣傳之機關，由汪兆銘、胡漢民主持，其揭載之大綱凡六：（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海外信者日多。梁啓超初於日本發行《清議報》，後改為《新民叢報》，主張君主立憲，開明專制，其在國內，鼓吹革命者，則以上海租界為中心。一九〇三年六月，《蘇報》案起，《蘇報》由章炳麟等主辦，川人鄒容曾著《革命軍》一書，發表排滿之激烈思想，章炳麟為之作序。至是，報中登載反對政府之言論，滬官交涉，封閉報館，捕辦主筆，工部局許之。鄒容、章炳麟被捕，終以外國觀審員之干涉，從輕發落，鄒容死於獄中，章炳麟出獄後，逃往日本，其他相類之報尚多，撰著文字者，均為青年，雖曰秘密傳遞，銷數有限，讀者無幾，然足代表激進學生之思想，革命之趨勢矣。
二、舉兵 保皇黨募得巨款，唐才常因而聯結長江會黨，發給富有票，利用拳亂，劃分長江為五軍區，將作大規模之行動，謀泄，唐氏被殺，其黨先後舉兵於湖北、安徽者，清兵平之，保皇黨遂無生氣。同盟會則力活動，初興中會於拳亂前，兩次舉兵於廣東，皆未成功。自同盟會成立以來，舉兵九次；一九〇七年，會員聯合會黨起兵於萍鄉、醴陵，清兵敗之，黨人又於廣東起兵六次，廣西、雲南各一，無不失敗。其起兵之方法，或先聯絡秘密會社，或運動新軍，其失敗者，多以人數太少，子彈缺乏，而清兵較眾也。同盟會之最大犧牲，則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攻襲廣州之役，死者七十二人（或言八十餘人），皆黨中之精英也。方其先後舉兵之際，得有日人、法人之援助，日人多其民黨，與同盟會領袖為友，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法人則為武官，奉其政府之命贊助中國革命之事業。其受革命宣傳之影響起而舉兵者，安慶尚有熊成基，亦未成功。
三、暗殺 暗殺為恫嚇清吏手段之一，效力嘗能動人視聽，其盛傳於當時者有三：（一）吳樾謀炸考察各國憲政之五大臣，吳樾身死，而五人未有死者。（二）汪兆銘謀刺攝政王載灃。汪兆銘於革命迭次失敗，心極失望，一九一〇年，約合同志數人入京，謀刺載灃，不幸事敗，反而被捕，囚於獄中。（三）溫生才刺死孚琦。初同盟會迭於廣東舉兵失敗，以水師提督李准屢次摧殘革命，認為勁敵，謀刺殺之，一九一一年，訪知其觀習飛艇之日，溫生才俟之於途，見有官轎入城，侍從甚多，以為李准至矣，投炸彈擊之，死者乃將軍孚琦也。黨人心終不甘，復炸傷李准。綜其影響之所及，則朝臣疆吏囿於見聞，驚惶失措，而以黨人有神出鬼沒之技焉。
國內紛擾，人心不安，革命之醞釀已久，其引之爆發者，則四川鐵路之爭也。初朝廷改變政策，籌築鐵路，盛宣懷奉旨辦理，先築盧漢鐵路，後向美商借款，建築粵漢鐵路，湖廣總督張之洞聽信湘紳王先謙等之言，奏請廢去合同，自行築路，瞿鴻助之，歷久交涉，始得收回。川紳要求自築川漢鐵路，亦得朝廷之准可，但於實際問題，若款從何來？工程困難若何解決？何時完工？則皆未曾顧及。初張之洞批示紳商築路曰：「自中國興辦鐵路以來，謬妄不安分之紳商，紛紛謀辦鐵路，動雲已籌有巨款，實則未籌分文，希圖僥倖矇混，名為借用洋債，實則全是洋東，不過欲借經手承理之名，以冀立致巨富，專意營私，不顧國家利害，最為近日大患。」其言發於拳亂前，此時情狀，略不相同，紳士認為有利可圖，不願外商投資也。後攝政王詔曰：「從前規劃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鐵路，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誠商辦鐵路之實狀也。紳商設立公司，招股興辦，而入股者不多，湖南籌築粵漢鐵路，帶徵田賦，興辦出境米捐、淮鹽溢引捐、食鹽加價之口捐，及供差員之薪派捐，款尚不足，再辦房捐，貧民之負擔驟增，工程估計需款六千萬元，而雜捐苛稅之收入，只有五百餘萬。廣東收股及半，董事起而爭權，造路無多。其情狀尤為惡劣者，當推川漢鐵路，董事施典章侵蝕股款二百餘萬兩，追交無著，於是鐵路完成，遙遙無期。一九〇九（宣統元）年，張之洞始知前議之非，更向德、英、法美銀行團磋商借款，建築粵漢、川漢鐵路，紳士聞而反對，清廷猶豫不決。會張之洞病死，四國公使迭次催商開議，請照原議辦理。一九一一年五月，郵傳部迫而與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粵漢路線照舊，川漢路線起自廣水，經過襄陽、荊門，直達四川夔州；期限三年竣工。政府借得外債，給事中石長信承旨奏稱鐵路關係國防，亟應興辦，宜分幹路支路，幹路應歸國有，支路可許商辦。朝命郵傳部核議，郵傳大臣盛宣懷向持借款築路之議，主張國有鐵路，復奏稱便。上諭宣示政策。識者方冀幹路可告速成，交通趨於便利。其不審查事理，激於情感，攻擊盛宣懷借債賣路者亦眾，御史趙熙等首先劾之，民間張皇附會，有路亡地亡之說，把持鐵路公司之紳商，則以利害切己，反對尤力。政府之籌還路股也，粵路股票市價，不及五成，每股從優發給六成，虧耗之四成，發給無利公債。湘鄂二省照本發還。川路實用工料之款四百餘萬，發給公債，其現款七百餘萬，聽其入股或興辦實業。觀其發還商股，湘鄂最優，廣東次之，四川最下，其原因則川路董事侵蝕太甚，政府苟或增加國人之負擔以償還之，固非事理之平，湘鄂之風潮漸息，粵商亦無重大之爭執，獨川紳謂商辦鐵路為先皇所許，不應以外資收回，「實行賣國」，處分商股又分厚薄，非議沸騰，方謀共同應付，而李稷勛破壞其團體。李氏原為川路駐宜總理，至是，與郵傳部密議，仍得主辦宜昌、秭歸路工，川人請求將其黜退，而盛宣懷奏請改為欽派，朝旨從之，川人之忿益不可遏。
方川人反對鐵路之收為國有也，朝命趙爾豐為四川總督。趙爾豐時任川滇邊務大臣，剿平西康之番亂，敢於殺戮，負有聲望；命下，不能即至成都就職，布政使王人文奉旨暫權督篆，不肯負責得罪川紳，敷衍委蛇，代之奏請，及趙爾豐至，勢成騎虎。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罷市罷課，凡與鐵路有關係之人民，載光緒靈主，焚香遊行街市，前往督轅請願。其鐵路股東會長，請趙爾豐代奏鐵路暫歸商辦，俟資政院開會，由政府提交議決。趙爾豐會同將軍等轉奏，朝廷不許，其主持於內者，載澤、盛宣懷也。載澤官任度支大臣，深為攝政王所信，與盛宣懷之政見相同，以為川事之起，由於諸紳主動，主張將其嚴懲；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徐世昌意不謂然，而奕劻數受言官之彈劾，意不自安，不欲堅持異議，徐世昌亦以載澤等之主持，不肯力爭。其時朝廷已授端方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命其率兵一協入川戡亂，會四川保路會代表入京上書請願，哭訴於慶王府，皆無效果，乃於攝政王載灃入朝攔輿哀訴，載灃大怒，下命遞解回籍。政府之表示益明，川人怒而罷市，風潮日形擴大。及鐵路公司開股東會於成都，趙爾豐列席，有學生分散煽惑暴動之自保商榷書，趙氏初聞端方奉命入蜀，以為將或代己，心不自安，至是，得書，遂欲重懲首要，以見好於朝廷，捕而訊之，將軍等合力營救，始免。由是川局趨於惡化，遊民乘機暴動，斬割電線，斷絕往來官報，成都閉門數日。趙爾豐上奏川紳為逆，徐世昌辨其為誣，載澤等以前督岑春煊著有威信，請起用之，攝政王詔起岑春煊入川辦理剿撫事宜，岑氏與奕劻有隙，九月，抵鄂，而奕劻遇事沮之，端方亦惡岑春煊入川，觀望不前，留於川東，趙爾豐心不自安，造作蜚語。岑春煊因而託病不行，川人更形不安，會黨乘之擾亂，民團官軍時相混戰，載澤、盛宣懷始准四省路股均按十成償還，虛縻倒虧由部擔任，顧其為時太遲，無濟於事，武昌之革命遂起。
綜觀四川鐵路之爭，幹路收為國有，就已往事跡證明而言，實為國內要政之一，無可非議。其為時人所反對者，固由於紳士之把持煽惑，而朝臣之處置失當，亦為明顯之事。借款築路，見逼於四國，又合於盛宣懷之主張，收為國辦之先，當即徵求紳商之意見，及如何處置之方法，紳商之招股築路，原得光緒之詔許，其視鐵路為其財產，實為自然之理論，當有法律上之保障。政府為公眾利益之計，雖得將其收買，而原主固有表示意見之機會，雙方共謀適當之解決。萬一行政官處置失當，人民尚可訴諸法庭，以求法律上之救濟，固不應以諭旨強收商辦之鐵路。鐵路之經營，政府雖可指導監督，然無據為己有之理，恃強奪之，則無異於搶掠之行徑，人民之財產，將無法律上之保障，對於社會，將有不良之影響。清末中央政府軟弱已久，一旦忽而振作，不顧一切之反對，專斷獨行，結果原難逆料，而況朋黨峙立，互相牽制，終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機會，清亡至今，鐵路尚未續造，彼紳商耗費民財，豈有心肝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