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一篇 義和團之擾亂
反對外人之心理〇教案困難之分析〇人民生計之困苦〇財政之窘狀〇練兵〇秘密會社之活動〇國內之紛擾〇義和拳之略史〇山東拳亂之勢熾〇朝廷之態度〇直隸拳亂之情狀〇外兵入京保衛使館〇主戰派之氣焰〇拳民入京後之情狀〇塘沽炮台陷後之混戰〇御前會議〇宣戰詔書〇宣戰後之北京〇北方之慘殺〇教士
自中日戰後，列強以索酬均勢，相繼要求承辦鐵路，租借軍港，劃定勢力範圍等，藉以鞏固其政治商業之地位，中國迫而一一許之，危急之勢幾至瓜分，士大夫留心國事者，始大恐懼。其洞悉世界大勢之識者，謀取西方強國之所長，以補吾國之所短，主張變法，竟歸失敗。其頑固者抱有衛道之心，反對採行外國制度，及列強侵略日甚，而惡之益深，偏見之極，思想全為意氣所支配。其下人民迷信痼深，或以鬧教釀成暴動，或言外國將強信教，或信外人奪其生計，於此謠言四起之際，山東交涉遂起。山東為孔孟生長之地，先受德國之侵略，足以引起人民之憤怒矣；更就朝廷而言，慈禧於政變之後，總攬政權，誅逐變法諸臣，獨於英日保護下之康梁無如之何；駐京公使迭問皇帝健康，阻礙其廢立之謀。其時董福祥統率之甘軍奉命駐京，兵士仇視外人，於盧溝橋毆傷工程師，地方官不敢聞問。公使抗議，欲調外兵入京保衛使館，慈禧迫不得已，調之出京，更為緩和外使之意見，接見其夫人於宮中，賜以禮物，待之優渥。但據德齡女士之言，太后於拳亂後，尚無誠意待遇公使夫人，其違反心愿屈服至是，則徒增加其恨惡外人耳。其親信大臣則為載漪、徐桐、榮祿等；載漪為道光之孫，爵為端郡王，平日深得太后之歡心，太后新立其子溥儁為皇子，滿語所謂大阿哥也。徐桐年高望重，痛恨外人，其衛道之誠過於其師倭仁。榮祿為太后親臣，反對變法，政變之後，掌管北洋精兵，大臣中以其嘗與外人接觸，較有常識，余多昏庸狂妄。其相同之見解，則反對外人，侈言復仇，義氣情感之激昂，往往喪失理智，終乃不問是非，不擇手段，不惜孤注一擲焉。
仇外之原因繁多，教案則其一也。教士自訂約以來，前來中國者日多，總其派別為三：一曰天主教，二曰基督教，三曰正統派（即希臘教）。天主教之在中國曆時最久，利瑪竇、湯若望等屬之，輸入科學知識，康熙而後，教禁始嚴，熱心傳道之神父仍有潛往內地者。基督教來華，始於一八〇七（嘉慶十二）年英教士馬禮遜之來粵。馬禮遜以教禁之故，不得自由傳教，學習華文，受僱於東印度公司，翻譯《聖經》，美教士繼之來華，初無重要之成績。正統派教徒住於北京俄館，學習華文，無傳教機會之可言，此訂約前之情形也。及中美望廈條約成立，美人得於五口建設教堂醫院，朝廷更應法使之請，廢弛教禁。時值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後，資本集中，富力大增，中級社會捐助教堂之款，為額頗巨。世界交通，以科學之進步日趨便利，教士之願應募前往異國傳教者，數乃大增。其人深信耶穌教高於一切宗教，而當廣傳福音拯濟世人也。教士之派別不同，教義及傳教之方法迥然有別，教會與政府之關係亦各有異。其在中國者，以法、英、美、俄人為多；法人多奉天主教，英美多信基督教，俄則信奉正統派。天主教、正統派原與政治不分，正統派之在中國尚無地位可言，未有政治野心，而天主教之神父則嘗利用宗教勢力，干涉政治，且有以權利擴張實力者，得有法國之保護。基督教尚無政治背景。一八五八（咸豐八）年，天津條約允許教士傳教，一八六〇年，中文中法北京條約准許教會購置產業於內地，二國後雖否認其有效力，而神父固自由傳教於內地，並置產業。總署俄應法使之請，議訂章程，予以承認。基督教之教士不願放棄機會，從而效之。教士之在內地也，不受中國官吏之管理，法律之裁製；其公使遇其財產損失，生命傷害，多所要求。自其政府而言，保護僑民乃其天職，教士為僑民之一，自當保護也。自華官觀之，傳教敗壞人心風俗，不肯切實保護教士，問題遂多。
中國對於傳教事業多懷疑慮，慈禧於拳亂後，尚信教士挖眼取心配成藥劑之說。德齡女士言其不足憑信，舉其父裕庚辦理教案為證，因論教士救濟窮苦之事業。太后轉言教士果實悲天憫人，救濟窮苦，收養孤兒，醫治病人，何不在其本國而來中國？其言足以代表大多數人民之思想，今日之懷有此見者，數尚不少。其疑教士之取眼心者，本於國內方士煉丹採補、攝取人精之說，時人又信教士竊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其傳說之由來，蓋教會收養嬰孩，男女信徒同在禮拜堂中祈禱，而中國禮教男女不相授受，以為傷風敗俗，造謠毀之也。李鴻章以辦理外交熟習洋務見稱於時，其官於直隸也，李提摩太於其管轄境內救荒施賑，提倡科學，而李鴻章從未樂捐分文，或稍予以經濟援助，李提摩太深以為憾，此固由於李氏吝於施捨，而其懷疑教士亦其原因之一也，後奉命赴俄致賀加冕，乘坐法輪西渡，李提摩太亦乘船回英。李鴻章於船上見之，驚曰：「君在三等艙乎！余之侍從皆在頭等艙也！」始知其非英國派來之奸細。其不能了解傳教事業者，一則由於不知外國之情狀，以及耶穌教之性質，教會在其本國，辦設醫院學校慈善事業，規模宏大，其經費出自教徒之樂捐，而多用於本國，海外事業不過其工作之一小部分，固與政治無關。其誤會之由來，或起於天主教也。天主教之在東方，向歸法國保護。法國利用其為侵略之工具，北堂教堂歷久交涉，始肯遷讓。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總署商請羅馬教皇遣使駐京，管理神父，教皇許之，而法國多方恫嚇，教皇竟不敢遣使來華。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德國始行保護本國神父，後以教案強據膠州灣，均其明顯之例。雖然，此就一方面而言，教士遠至一國，其國苟有強有力之政府，保護外僑，人民安居樂業，固無禍患，而在當時之中國，愚民易受煽惑，官吏不善勸導，遂致事變迭起，列強之不善於保護教士，亦有相當之責任焉。
教士之在華傳教也，其教義本於《聖經》，而解釋則多本於個人之信仰、教育與經驗；其與中國原有之思想雖或求免衝突，而以環境之不同，衝突殆不可免。其反對之者常以文人為中堅，其人誦讀詩書，高談理學，胸襟狹隘，見聞淺陋，而又嚴於夷夏之別，恨惡教士傳道。其主因一則教士反對祭祀，教民斧其神主，而中國為禮教之國，不能相容，一則文人輕信訛言，以其奸誘婦女挖眼取心也。最初教士所在之名城，每於生童應考之時，常有鬧教之案，官吏原為知識界人，而文人居於領袖地位，自多與之合作。民間敬神拜佛，教士則往佛寺勸人不拜偶像，攻毀佛法，教民不肯出錢唱戲修廟，朝廷曾令其於文廟不得託故拒絕，而唱戲謝神含有娛樂之意，鄉民視為大典，而獨教民反對，乃相仇視，心中存有成見，自易輕信傳說，而無聊之文人，又致力於宣傳。長沙刊印之文字尤多，主其事者則信好扶乩兼有心病之周漢也；時人竟稱其文為「乾坤正氣」，曾繪圖畫，坐豬精於上，剖心挖眼於下，詈天主教曰「天豬叫」。外使抗議，李鴻章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將其嚴辦，張氏多所顧忌，復稱「湖鄂兩省無識士紳，多有稱讚其歌謠各種者，此等謬見，猝難家喻戶曉，若重辦必激成事端」，置而不問。及膠澳變作，周漢刊印揭帖，勸人焚燒耶穌妖巢，違者合門屠之。陳寶箴下令捕之，周漢於候審所大鬧，毀物慾死，忽索妓女及銀，先曾自撰輓聯，陳寶箴訊之，又自否認，固瘋人也。而毀教鬧教竟成風氣，哥老會因之作亂。教士之遠傳道者，莫不欲其事業之發展，多得信徒，以便報告總會，內地人民之願奉教者，多屬愚民，不為鄉里所齒，教士之能接觸者，以其為多。教士享有領事裁判權，不免利用時機，干涉訴訟，訴訟費為官吏收入之一，其判定案件本可斷於情感金錢，教士常謂官吏反對教民，判斷不公，乃向上司陳說，初以婚姻為多，後則遍及他事。其弊之極，則對官吏毫不相信，而所根據者全為教徒一面之辭，先向縣官交涉，縣官不從，報於領事公使，終將迫而許之，結果增加雙方之惡感。就人民而言，教徒之無理者，反而得直，良民受欺者反而敗訴，無賴作惡於鄉里，而為地方人士所不容者，嘗或加入教會，教士予以保護可即無事，無賴有所恃而不恐，作惡愈甚。於是教民、平民之隙日深，互相仇視，其造成此種現象，多由於天主教徒。
中日戰時，四川教案大起，總督劉秉璋於成都城內不肯緝兇歸案嚴辦，地方官亦置不問，教士驚恐，英美公使嚴重抗議，要求劉秉璋革職，總署不許。英國稱將派軍艦入川，朝廷始免其職，詔稱永不敘用，查懲辦理不善之道府縣官。川案尚未解決，而福建古田之教案又起，死者十一人，傷者五人，基督教教士籌商辦法，公推李提摩太等入京，上奏教民相安之策，其主意則謂書籍文字誣陷教士，愚民擾害教民，隱憂甚大，建議三策：一、詔去毀教之文；二、不歧待教民；三、官吏與教士往來。其言頗有見地，辦法切實易行，其請與官吏往來者，則為免去隔閡不通之隱，且可詢訪教務，免除誤會也。朝廷固未接受其議，教案仍時發生，其難解決者，當推山東兗州毆傷德國教士之案。德使原欲生事，要求四端，總署許之；而巡撫李秉衡電稱不可曰：「如必盡饜其欲，衡即受嚴譴，亦難遵辦……不如將衡奏請治罪，藉以謝過。」一八九七（光緒二十三）年，巨野匪徒傷殺德教士二人，德兵強占膠澳，朝旨授張汝梅為巡撫，而地方官仍不允許保護教士，令其出境。張汝梅亦言教士不可前往曹州，光緒嚴辭責之，始免於事。巨野教案解決，四川、廣西復有殺斃教民之事，帝於變法時詔飭地方官切實保護教士，不得有意拒其謁見，一面開導百姓，嗣後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範不力，地方官即行嚴辦，將軍督撫一併懲處。九月，懿旨亦令直省大吏認真保護教士教堂。一八九九年，總署與北京天主教主教樊國梁（Pierre Marie Favier）商訂官教往來事宜，三月，宣示主教或護理主教之品位與督撫相同，准其謁見。大司鐸准見司道，其餘司鐸准見府縣等官，其交換條件，則主教徑與地方官商辦教案，不得干涉訴訟也。法美贊同新章，英國反對，其理由則天津條約規定領事與道台平等往來，領事之權得審判其本國僑民，教士自在其內，而今品位高於領事故也。基督教傳道方法與天主教不同，其教士若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介紹西方學識於中國，影響頗巨，而愚民不能認識，朝臣更有以李提摩太等贊助康梁變法而惡之者，禍根既伏，醞釀已久，終成大禍。
自社會情狀而言，朝廷於大亂之後，對於人民之生計，未嘗顧慮謀有建設，民眾仍以耕種為職業，人口漸多，生計艱難，婦女向自紡織，足供一家需用之粗布，及國際貿易日盛，輸入之布匹大增，其樣色繁多，價值低廉，家庭工業遂受摧殘，國中之棉花反而運往日本，農民出其田中所生之五穀，易其日用必需之品，往往處於不利之地位，且其耕地有限，其生產者只能免其一家食料之缺乏，生計遂益艱難。其向業船者，自內亂而後，船隻或毀於兵匪，存者不能與輪船競爭，乃多失業。總之，一國之富力，常恃其生產事業之發展，其進步之程度，必超過於人口之增加，然後人民之生計始有裕樂之可言。中國之生產事業，不惟未有發展，反而大受摧殘，其因天災所受之痛苦，更不堪言。國中主要農業，夏季南方多植水稻，北方多為旱谷，其秋收之豐歉，常恃雨量之多寡；每遇大雨不時，或久旱無雨，或淫雨連綿，則收成減少；農民原無儲糧，唯有迫而當其衣服用具，賣其耕牛子女。北方情形尤為惡劣，野無青草，稍遇大雨則水盡入於河，易致水災旱災。一八九八年，黃河大為害於山東；初黃河自河南銅瓦廂改道流入山東，時值內亂，未遑修治，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後，漸有潰溢，始築上流南堤，一八八二（光緒八）年以還，潰溢屢見。其原因則兩岸大堤初不高寬，河身逼仄，而水易於破堤汜濫也。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巡撫李秉衡曰：「近來幾於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除額撥經費不計外，其另案之款，十年通算不下八百萬兩，而河工敗壞日甚一日。」至是，漫溢多處，人民幾不聊生。太后詔命李鴻章會同河道總督周曆履勘，通籌全局，妥議辦法。李鴻章偕同官員及比工程師往勘，李氏主張採用漢代賈讓徙當水沖之民讓地於水之策，其次唯有展寬河身，擬於南岸酌用遷民廢埝辦法，北岸則用分別現在守埝作堤及將來再議廢埝守堤辦法，估計需用經費九百萬兩以上。比工程師謂堤上無草，河身彎曲，宜種楊柳，河中泥沙由上流土山坍塌入水所致，宜種草木。其工程估銀三千二百萬兩，四五年完工，朝廷無款興辦，黃河之害依然如故。明年，大旱，江蘇北部農民無從得食，父母賣其子女，其買去者多為女子，價值視其容貌年齡而定，低者五十文，高者一千文，其價殆廉於豬。荒年人賤於畜，哀哉！江蘇原為富庶之區，交通較便，尚且如是，社會上自感不安。
人民患貧，對於國家擔負勢難增加，而政府亦同患窮。清廷自中葉以來，財政拮据，鴉片戰後，對外迭次賠款，內亂增多軍費，亂平而元氣大傷，更設機器局船廠，兼籌勇餉，國用益形不足。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戶部奏曰：「近今大費有三，曰軍餉，曰洋務，曰息債。息債歲約需兩千餘萬，洋務亦約需兩千餘萬，軍餉約需三千餘萬，此三項已七千餘萬矣。此外，國用常經京餉旗兵餉需，及內務府經費，又各直省地方經費，亦幾二千萬。收入約八千萬，短少一千數百萬兩。」其大宗財源，則為田賦、關稅、鹽課、厘金等項。田賦，初康熙鑒於明之滅亡，詔示後世子孫永不加賦，事實上官吏徵收漕糧，常於正賦之外，別征手續運輸耗費，其數多寡各地不同，多者數倍於正賦，戶部所入並未因之增加，皇帝且不得酌加正賦也。關稅自國際貿易發達以來，收入大增，按之各國財政原以海關為大宗收入之一，奈中國喪失自主之權不得自由提高稅率，或切實值百抽五！其進款以擔保外債之故，儘先償還，餘款始乃交於戶部。常關之弊一如厘金。鹽為人生必需食品，由票商販運，其管理條例，如強劃引地等，至為苛繁，政府從未考慮其為必需之品，貧富之擔保相同，對於貧民極不利之課稅也。清代中葉，年收約銀五百萬兩，至是，政府增加稅厘，年收一千二三百萬兩，實則數不止此，其困難則官吏之中飽，緝私之經費，私梟之販運，減其收入也。戶部議定加價，直省多不奉行。厘金創於雷以誠，胡林翼、曾國藩等推行其法於他省，識者莫不知其擾商病民，曾國藩曾言亂平即行蠲除；及亂平定，督撫利其收入之豐，不肯廢去。主其事者以多報少，積弊深痼。其時太后聽政，罷去新法，但欲練兵以御外侮，及得戶部奏疏，六月，詔諭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查核各省關稅、厘金、鹽課，俾益餉項。大臣復奏常關稅務、厘金、鹽課以中飽為積弊，請飭督撫躬率屬員裁革陋規，剔除中飽，認真整頓，化私為公。徐桐獨請整頓輪船、電報、鐵路、礦務等項，嚴提餘利歸公。光祿寺卿袁昶等亦有建議。太后再交大臣議復，奏上，嚴諭各省將軍督撫切實整頓，並提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盈餘歸公，詔派軍機大臣剛毅前往江南籌餉。剛毅南下，清查關稅、鹽課盈餘，查勘荒熟田畝，裁併局所，共得銀一百二十萬兩；更奉後命南至廣東，查籌餉銀年得一百六十餘萬兩。直督裕祿籌出三十七萬兩，其款有強令開平礦務局、天津關道交出者。李秉衡奉命往查奉天，亦有所得，其他直省奉旨照辦，督撫交部之款頗有增加。其款名義上雖曰嚴提中飽，力杜虛糜，而多數官吏初非富厚之家，其財則取之於民者也。
朝廷積極籌餉，力謀練兵自強，以御外侮。列強侵略中國之甚，上自太后，下至胥吏，莫不恨惡，存有報復之心。太后於政變之後，詔諭各省統帶兵勇大臣曰：「督率將弁，汰弱留強，激勵兵丁，認真訓練……一旦疆場有事，士卒用命，咸曉然以國恥為恥，同仇敵愾，成節制之師。」俄再詔曰：「前因籌餉為練兵之本，迭經諭令各省裁汰營伍，騰出餉項，以便挑選精壯，認真訓練。是加餉練兵為今日第一要政……各直省將軍督撫……選擇老成宿將威望素著者，派充統領營官……令其督飭兵弁，切實訓練，務使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幾建威銷萌，有備無患。各統領營官皆宜激發天良，力除應酬營謀等弊，奮志功名，勉圖上進。倘再有缺額扣餉情事，一經發覺，定當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也。」其言至為嚴峻，無如積弊太深，不求其本，空言固無實效。國內精兵時稱北洋軍隊，奉旨歸榮祿節制。榮祿分為四軍。聶士成所部為前軍，駐紮蘆台，扼守北洋門戶，董福祥所部為後軍，駐紮薊州，兼顧通州一帶，宋慶所部為左軍，駐紮山海關，專防東路，袁世凱所部為右軍，駐紮小站，扼守津郡西南要道。榮祿另募親兵萬人為中軍，中軍新募成立，設備較全。宋慶、董福祥所部雖歷戰爭，然非新法操練，軍械惡劣，其能戰者唯聶士成、袁世凱所部之兵耳，人數無幾，固難對外作戰。政府欲辦保甲團練，以為之助。太后詔曰：「保甲則常年認真，自堪弭盜；團練則更番訓練，久之民盡知兵，自足為緩急之恃。」迭催督撫切實辦理，無奈國人懦弱畏事，俗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之說，一旦興辦團練，以為徵兵之初步，至為不易。況其又無操練之領袖人才，切實之經費，精銳之軍械耶？徒足以病民擾民而已。
近代中國之內亂，曾以秘密社會之活動而起，其潛伏之勢力至大，政府禁之，其徒因益嚴守秘密，待時而動。白蓮教之亂，太平天國之起，拳亂之禍，清室之亡，莫不與之有關，或即由其造成，其影響之巨大，固吾人所承認者也。但其名目繁多，時常改變，而其材料且不易得，研究之者感受困難，故雖迄於今日關其會黨之書籍，尚無可讀之著作。所可知者，秘密社會之中，推哥老會、三合會為盛。哥老會於乾隆時（一七三六—一七九四），時人稱為嘓匪。尚書周煌奏報四川狀況曰：「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八九十人，常川擾亂，並有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匪。」後遂造成教匪之大亂。洪秀全起兵之先，哥老會、三合會之勢極盛，其徒蠢蠢然欲動，未有事機；及太平軍出自廣西，人於長江流域，會黨多人其中。平亂之湘軍、淮軍，中亦雜有會黨焉。左宗棠平日留心社會情形、民間疾苦，其練兵之初，嚴禁會黨加入其軍，竟有投入者，幾致釀成事變。其與子書數論及之，一八七〇（同治九）年，左氏遠在西北，書告其子曰：「湘軍哥老無人料理，竟至猖獗，側身南望，徒切焦煩。」其時太平軍、捻軍新平，而會黨之勢仍盛，可為深懼。一八七一年，王文韶上奏其事曰：「自軍興以來，應募之兵湘勇居多，厥後遣散歸湘，既不安於耕農，又素習於戰鬥，游手徵逐，浸生事端，以故年來會匪充斥，伏莽遍地，宵小竊發，幾於無歲無之。」此就湖南而言，他若湖北、河南、陝西、安徽諸省之邊境，均有會黨出沒其間。其滋擾之甚，可略見於《清史稿·李澣章傳》，傳中記會黨勾結刀痞。總之，會黨歷時既久，根蒂益固，勢力愈大；其作亂者官軍雖力平之，然終不能剷除禍根，禍患尚可隨時爆發也。
於斯不安情狀之下，百姓起事自難倖免，一八九九年中，全國除湖南省外皆有擾亂，或因荒年歉收，饑民起而掠米暴動，或以反對外人之伸張勢力而聚眾滋事，或以迷信之深痼，偶因宗教上之誤會，懷有仇恨之心，借端起事，或以黨徒眾多而欲推翻當時政府，起而代之。茲分言之，浙江紹興、寧波、台州均遭荒年，饑民無食，迫而暴動掠米；福建亦有搶米風潮，其地秘密社會乘勢活動，百姓公然加入，成立刀會槍會，官吏置之不問，可見民氣之強悍與吏治之泄沓頹敗矣。左宗棠曾將部兵剿賊入閩，其與子書曰：「土匪伏莽行劫，結會從亂者，處處皆然……聚則匪，而散則良，東捕而西竄者，不知凡幾。高黃（高連升、黃少春）兩軍之進漳州由省會興泉經過，處處皆須預為購辦柴草米鹽，臨時無從買給，紮營盤亦須租價，否則聚眾持械，不與賊斗，而先與官仇。嗚虖！此獨非三代之民歟！而乃至此，上失其道，民失其本心，匪朝夕矣。」左氏三十年前之言，尚且深切時病，此境內擾亂之所以多也。河南、山東則受黃河之害，一部分農民之生計為之大窘，其受天災而致不安者尚多。就外國侵略而言，沿海諸省曾以義大利租借三門灣之要求，督撫奉命防守要害，浙江調兵尤形忙碌，人民頗形惶恐。上海反對租界之擴展，廈門反對日本要求租界，人心不安。其在雲南，法人自安南擴張勢力經營鐵路，滇人大為不安，蒙自暴民聚眾焚毀法國領事館，波及關署，俄而省會雲南府亦有反法之運動。其在山東，則有德人建築膠濟鐵路，路工初與高密縣之莊民口角，繼而互毆，莊民拔去路樁，德軍借名保路，擊斃莊民二十餘名。山東巡撫毓賢賠償樁價兵費三千四百餘兩，而置華人之被殺者不問，始已。會袁世凱代為巡撫，上奏朝廷曰：「其（德人）恃強逞凶，動因細故稱兵壓脅，久已成為慣技，而愚民仇外益甚，會以鐵道阻水暴動，掠取糧物，德人允許造橋，而愚民不允，令鄉紳往勸，亦不許，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圍攻德局，德人允許改道，而暴民又攻其經理處，德謂保護不力，調兵將動，他處亦屢擾亂。」其困難之癥結，則鄉民於暴動之後，結成團體，失其遵守法律之習慣，而凶年飢歲更促成之也。其在滿洲，俄國經營旅順，徵收其附近中立地之田稅，鄉民以其破壞中國之主權，多所恐懼，聚眾反對。其人手無寸鐵，而俄兵開槍擊之，死者九十六人，傷者一百二十三人，中雜婦女兒童。其蠻橫無理，無以復加，乃許少數恤金了事。英國於威海衛亦自收稅。民眾之恨惡外人，固有增無已也。
其因宗教上之恨惡而致事端者，可別為二。其一平民深受虛偽傳說之影響，為人利用，反對教士，焚毀教堂，或以教民憑勢欺人，魚肉鄉里，民眾起而報復，貴州、江西等省均有其例。或以官吏不善處置，而事先未能勸導彈壓，以致範圍擴大者。其一則為回民仇視漢人，數起叛亂，新疆、甘肅之亂，均由於此。會眾作亂之區域頗廣，四川原為會眾發達之省，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其魁余蠻子起兵，捕得教士，以為要挾，官軍初戰不利，乃招降之，明年，再叛。其他騷擾尚有數起。湖北之會眾起而應之，其中推哥老會之勢力為最大，官吏殺其首要，平定其亂。同時，安徽北部及江蘇徐州等縣亦有大刀會之亂，居民惴惴然難於安居，其在西南者，則有會眾擾於兩廣。其在東北者則為馬賊，其禍頗烈，朝廷迭發大軍討之，殺其首要黨徒，禍患尚未大定。其更造成大禍者，則山東、直隸之教眾也。一八九八年，山東拳民暴動，蔓延於直隸南部，直督裕祿初遣軍隊彈壓，擒其首要。明年，大刀會闖入開州滋擾，官兵殺其匪首，直隸稍靖，而山東之勢大熾，後入直隸，造成拳亂。綜就以上之擾亂而言，一省或有一亂，或兼有數亂。吾人讀之，所得之印象，則為國內紛擾之甚也。但此印象殊不盡確，蓋各省之州縣數多，其有擾亂者往往數縣，而禍亂之作，不久即平。國中除土地貧瘠、民俗強悍之地而外，大多數之州縣，固安然無事，農民尚得安居樂業也。
山東為拳亂髮難之地，其民迷信深痼，風氣強悍，樂於戰鬥，會遇凶年，人民艱於得食；一方面感受德國侵略之刺激，蠢然思動，無如外人之槍炮銳利，而力不能勝之。其能勝之者，自群眾心理而言，唯有神道，義和拳之說遂起。義和拳本為白蓮教之支流，其黨有祖師，招收徒弟，練習拳棍，其徒手常持刀，故亦稱大刀會焉。十八世紀末葉，其勢盛于山東、河南，乾隆嚴令禁之，官吏捕其首要殺之，其徒仍有四出傳教者，一八〇八（嘉慶十三）年，安徽之穎州、亳州，江蘇之徐州，河南之歸德，山東之曹州、沂州、兗州，均有民眾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其名稱雖異，而其性質則一。其首要平日招收徒弟，及其羽翼成後，乘時舉兵，其口號則恢復明室，所可怪者，而明代亦有白蓮教之亂也。其人實無高大之思想，不過藉以號召，以達其推翻政府而代之之心耳。嘉慶感於教匪之亂，曾大殺之，然其黨徒尚未能絕；一八九八年，江蘇、山東之大刀會擾亂；明年，直隸亦有刀民滋擾。其徒稱言神靈下附其身，咒語能御槍炮，更以「扶中朝滅洋教」為詞，凡民有受不良教民之欺侮者，入其教中，即可抵制，並得報復。鄉民未受教育信之者多，無賴且得乘機有所掠劫，莫不欣然加入，其分子益雜，而昏庸之朝臣，平日深畏外人，無如之何，心中存有恨惡之成見，而於不知不覺之中，袒護會眾，甚者欲借其力，以殺外人漢奸，而雪國恥焉！其見識之淺陋，思想之笨拙，至為可笑。其心目中固信拳民為義民，而一些民眾亦自稱為義和拳，時方興辦團練，乃以義和團稱之。其先聳動外人之視聽者，則山東拳亂，及英教士卜克斯（S.M.Brooks）之被殺也。
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山東義和拳大起，專以反對教士、教民為事，或強其燒香敬神，或掠奪其財物，教民不敢家居，官吏或置不問。說者謂其表同情於刀民，其中固有怠於職守，亦有無能為力者。平民始多加入，其勢轉盛。十月，曹州一武官及其衛兵六人被殺，武官曾捕大刀會眾，而會眾殺之以泄憤者也。事聞，府縣官遣兵往剿，並有捕獲；巡撫毓賢聞之，怒其捕殺義民，即免府縣官職，而令囚送擅捕義民之胥吏於濟南，按律治罪，其他類此之案尚多。毓賢身為滿人，以能吏升授巡撫，頗與剛毅等相親，素惡外人，對於山東刀民之欺壓或滋擾教民，不肯辦理，其派出保衛教士之兵丁，非其命令，不得開槍，故仍不能維持治安，其態度則表示並不反對刀民之活動也。刀民深有所恃，殘害教民，蔓延於直隸邊境，北洋軍隊曾越境剿之，殺傷一百餘人，山東境內則擾亂如故。其影響之所及，英、美、德、意諸國之教士均為不安，各報告於其公使，美使以在山東之本國教士為最多，迭次警告總理衙門，最後要求毓賢免職。其時外國之報紙，教士之通信，皆言毓賢有意造成紊亂之現象，而使外人不能安居，華人亦有言其鼓勵大刀會者。外人深信毓賢語其屬員曰：「教士教民之稟帖請求，可視其為廢紙。」美使之要求，雖為事實上之需要，其干涉內政，實不可諱。所可恨者，政府對於不能維持治安之長官，而不之問，乃聽無辜之教民受害，教民固未失其國民之資格也。及美使提出要求，始許辦理，其不善處置，有失政府之天職，竟至於斯。毓賢之敢如此者，明知太后、軍機大臣之旨意，而不之責也。十二月六日，上諭召毓賢入京，命袁世凱代理巡撫，毓賢雖去，而亂不能即靖。三十一日，英教士卜克斯自泰安前往平原，會眾六人得之，其領袖以家人為官軍剿匪所殺，深惡外人，及得卜克斯，其中三人散去；對之初無舉動，而卜克斯建議，將其送往鄰村，其相熟悉之教民可即出款贖之。會眾聽從其言，途中卜克斯潛逃，為其追獲，殺死。事聞，袁世凱救之，不及；捕獲兇犯，朝廷表示歉意。明年春，山東按察使審問，並有英員觀審，判定二犯死罪，三人徒刑，一人病死於獄；出事之鄉村，村長亦有處分，政府給銀九千五百兩，建築教堂紀念死者，其家族尚無恤金；教士之死，固無生命之賠償也。今觀卜克斯之死，原為偶爾發生之案，政府事後之處置，業已嚴厲，而英使尚嫌村長未嚴辦罪，美使且以毓賢為主犯，以其未受處分為憾。一月十二日，上諭曰：
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疊出，言者多指為會匪，請嚴拿懲辦等因。惟會亦有別，彼不逞之徒，結黨聯盟，恃眾滋事，固屬法所難宥，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事。地方官遇事，若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真添薪止沸，為淵驅魚，非民氣之不靖，實辦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澤，涵濡二百餘年，百姓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何致甘心盜弄，自取罪戾。全在各省督撫慎擇賢吏，整頓地方，與民休息，遇有民教詞訟，持平辦理，不稍偏重……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
詔文措辭，外人稱為含混，旨意殊不易知。太后先諭各省督撫曰：「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預存一和字於胸，遂至臨時毫無準備……嗣後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並且不可存諸心。」其時列強侵略，政府原應力圖自強，以御外侮，其途徑唯有變法，而太后力阻遏之，乃欲獎辦團練，以為緩急之恃，十二日之詔書，未提義和團、大刀會之名。其為不逞之徒，抑為自衛，則在疑可之間。朝廷上不知國際大勢之權臣，固信團練鄉兵足以防禦外人。廣東三元里之聚眾，後經文人之浮誇，流傳民間。朝臣想及往事，反而堅信義和團之可恃，否則公使殆不迭次要求也。公使對於詔書表示不滿，俄得山東及直隸南部之報告，益信朝廷之意，實認義和團、大刀會為自衛團體也。美使報告國務卿書，中有拳民大刀會均信政府予以提倡，人數日增，禍患將致擴大。會京報登載毓賢抵京，太后召見，賞賜福字，以示優異。美使立時抗議，凡與教案有關之各國公使，亦頗驚異。總理衙門答稱其為慣例，二十七日，英、美、法、德、意公使各致照會於總署，說明十二日詔文之含混，要求嚴禁大刀會、義和團。總署通知五國公使，內稱朝廷已命直隸、山東督撫禁止仇教會團。直督裕祿出示，稱奉諭旨嚴禁義和團，措辭頗為得體，而公使以其未及大刀會，要求再降諭旨不已。總署堅持前議；公使乃向本國政府建議海軍示威於渤海。四月軍艦示威，裕祿再行出示，公使認為滿意。二十七日，太后降諭曰：
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義；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其間良莠不齊，或借端與教民為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不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毋得懷私逞忿，致啟釁端，自干咎戾！著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剴切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久相安，庶無負諄諄告誡之意。
詔文禁止團練仇視教民，視前詔措辭明切，無如其非朝廷之本意何？內外各官莫不知之，駐京公使多所疑懼，對於朝臣毫無信心，朝臣對公使亦然。公使恫嚇總署大臣，多所要求，其未成功者，則毓賢罷斥也。毓賢入京陛見，太后授為山西巡撫，英德公使提出抗議，而美使之警告尤為嚴重。政府以其屬於內政，置而不理，對於迭次抗議，增加其恨惡外人而已。其時袁世凱官于山東，上以朝廷之旨意，下以紳士之表示，不能大有所為，外人初欲其遣兵剿殺義和團，乃深失望。袁氏於其境內，刊行反對義和團之文字，派兵保護教士，會眾知有所懼，北逃直隸。
總署、公使以拳民之故，誤會日多。其時大臣之掌權者，一為端王載漪，一為榮祿。載漪為皇室近支，思想昏庸，極恨外人，敢於行動，深得太后之歡；其子溥儁新立為大阿哥，太后之意，原欲廢去光緒而即立之，但以公使反對及其他原因而止。載漪專思報復，且欲立有大功，後以慶親王奕劻不能駕馭公使，太后詔其在總理衙門行走，其地位權力過於昔日之恭親王奕訢。載漪對於外交，毫不明了世界之大勢與國際公法，反而深信義和團之有神助，足以驅殺洋人，乃天授以扶清者也。其具有同樣之見解者，皇族中尚有莊親王載勛、輔國公載瀾等，信奉拳民有若神明，曾親將之。大臣之黨親載漪者，有徐桐、啟秀、剛毅、趙舒翹等。徐桐自漢軍旗出身，以道學自任，恨惡外人，有不與同立之勢；大阿哥之立，太后特命徐桐照料弘德殿，為其師傅。徐桐適考校八旗官學，題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表示推戴之意，而對光緒不滿也。啟秀時任軍機大臣，載漪之死黨也。剛毅素有能名，深惡漢人。翁同龢之罷免，康梁變法之失敗，剛毅有力焉。趙舒翹為刑部尚書，兼任軍機大臣，工於逢迎。其反對拳民者，則為榮祿。榮祿之地位，次於王公，但為太后親臣，掌握北洋軍權，其地位之鞏固，殆非他人之所能及。軍機大臣之袒護拳民者，占絕對多數，而榮祿於朝見之時，獨言其不可用，公使館之未得攻陷者，頗賴其力。顧時太后傾向拳民，一人之力不足挽回。他如袁昶等位卑言輕，無足輕重；大臣中之明知拳民不可恃而不敢言者，有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王文韶等，奕劻本為皇室疏支，辦理外交，未有建樹，顧其善於逢迎，對於拳民，語其親信，則詆為兒戲，而於召見會議之時，默然無反對之語。王文韶之年齡已高，只欲保全妻子，未嘗力爭。載漪等之主張，遂占優勢。
朝議傾向利用拳民，直隸之亂日盛。其境內初有大刀會之亂，餘黨尚存；會山東之眾散入河間、深冀各屬，勢日鴟張。裕祿先以兵力平亂，後因朝旨中變，而以捕其首要脅從自易解散為言，不肯剿之，漸而信其可用，禮敬其師有若神明。直隸遂為義和團會集之所，以天津、保定府、通州為中心。其徒共分四派，曰坎字拳，曰乾字拳，曰坤字拳，曰震字拳。四派之中，以坎字、乾字之勢力為最大，其異點則衣服之顏色不同，而授拳之方法互異也。坎字拳尚紅，其傳習時，習者焚香叩首，後直立而仆，仆而起，跳躍持械而舞。乾字拳尚黃，其師主令徒閉口伏地，少時白沫滿口，則呼曰神降矣，亦起躍持械而舞。當其舞時，體力強於常人，是故愚民信為神附其體，不畏槍炮也。其符咒繁多，文義頗不可解，試舉一例證之。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其徒自稱口誦咒語者，則槍不燃。其信奉之神，多為民間流傳之英雄，或小說中之神怪，如托塔天王、梨山老母、孫悟空、豬八戒、趙子龍之屬。其主持之首領，時稱老師祖、大師兄，天津則為張德成、曹福田等。張德成本操舟業，會其以術驚人，愚民無賴拜之為師，遠近拳民爭先來附，或遙受節制。曹福田初為游勇，嗜好鴉片，無以自存，乃入義和團以煽亂。其從之者雜有無賴愚民，據勞乃宣言，凡人其黨者，即聽其調度，傳單到時，違者抄家滅門。官吏先不之禁，故其勢益盛。義和團中更有所謂紅燈照者，其人多妙齡女子，身著紅衣，手持紅燈，自言能於空中擲火以焚洋樓。此外尚有黑燈照、青燈照，前者以老婦成之，後者以孀婦為之，均尚黑色，但其勢力不及紅燈照之盛。離奇光怪之神劇，竟活現於人間。五月間，習者日多，社會上之秩序為之擾亂，謠言益盛。二十八日，拳民火焚車站，唐晏《庚子西行記事》記時謠言曰：「火時並不見人，但鐵路自生火耳。自此傳聞日眾，有謂義和拳當戰時，人馬高丈余，刀若門扇，絕無可敵之理；又謂不畏火器，衣服為炮子所擊，斑如雨點，而身無少損。談者津津，聞者慄慄。」時人對之固無請求試驗者，考其原因，則當擾亂之時，政府失其維持治安之天職，人民無法律之保障，生命財產均在危險之中，一言出口而即身首異處。普通人民中之覺悟者，殆多不敢出此，其影響之所及，造成無理智表現之可能，成為一群狂癲之暴民，天下之危險殆莫過此，無法律保障與言語自由之國家，固易造成此種現象也。
方大刀會、義和團之活動也，居于山東、直隸內地之教士，留心民間之實狀，莫不知其性質之嚴重，區域之廣大，而將釀成大變。衛道之文人傳印教士挖眼剖心收取紅丸之文字，分散各地，愚民信之，拳民之勢日熾。李提摩太知其危險；謀欲挽救，不幸失敗；會往美國，聞知時局日形嚴重，力謀有所補救，演說其事於紐約，磋商於國務卿，皆無效果。拳亂之起，既以反對教士、教民為號召，時值大旱，百姓以為外人所致，為之語曰：「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但自卜克斯死後，迄於一九〇〇年五月，教士未有被殺者。其精力聚而仇殺教民及外人僕役，稱之曰二毛子，稱外人曰大毛子。二毛子之用漸泛，凡商人販賣洋貨，學生家藏洋書，常人所用之洋貨如戴眼鏡之類，均為二毛子，其人亦或稱為三毛子。拳民認之同為華人，不受外國保護，放膽殺之，其中曾有一二不良分子，平日依仗天主教神父之勢，欺侮愚民，久為官吏所恨，乃竟不分良莠，目為漢奸，官吏於其所受之命運，自不之間，拳民遂得自由處置。其殺教民也，不分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之別，凡可得者，或強其出教，或即殺之，其家中之婦女老幼亦不能免。其見機先逃者，棄其家中所有之物，聽其搶劫，所居之房屋，任其焚燒。其人數較多者，則踞寨自保，以求死中得生，其悲慘之狀，吾人思之尤為心悸。其火焚洋樓之時，往往牽及居民住宅商店。唐晏記北京拳民火焚屈臣氏藥房，其被焚者已千餘家，而火未止。又曰：「二十日（六月十六日），出正陽門，而城樓亦被火，東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牆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東交民巷口之敷文坊，正陽門外大街以西，全城焦土……計所焚，蓋不止兩千家矣。」夫此無辜人民之房產，而於首善之區，竟被焚毀，失其樓所，其在他縣或窮鄉僻壤者更不足言，北京不過其中之一惡例耳。
長官不肯力剿拳眾，其勢日張，涿州、豐臺等地之擾亂相繼而起，淶水戕殺彈壓之武官。五月，太后命剛毅、趙舒翹前往涿州宣慰，並查實狀。會主教樊國梁詳細報告內地教民所受之痛苦於法使，法使受其影響，召集公使會議，議決照會總署，要求嚴辦拳民，而於外兵入衛使館，則未決定。德使克林德（Von Ketteler）聲稱中國政府倘或不能彈壓拳民，列強當集軍艦于山海關以示威。頃之，英美二使往商於總署，其會商所得之印象，信其將有良好之結果。伺時，官吏布告嚴拿拳民之首要，解散脅從，顧時親貴大臣恨惡外人教民，尚無切實之表示，故未執行，拳民之勢反盛。二十五日，公使又得焚毀教堂之報告。後三日，盧漢鐵路車站、橋樑之被毀者各二；斯日，公使會議決定令兵入京保衛使館，其時法使之訓令已發出矣。使館之設於北京也，一八九四（光緒二十一）及一八九八（二十四）年，曾有外兵入京保護使館，均於次年撤退。至是，使團商於總署，總署拒之；最後始許其請，限制人數，在京不得干預他事。三十一日，外兵登車前往，英國七十九名、俄國七十九名、法國七十五名、美國五十三名、日本二十四名、義大利三十九名，後三日，德國五十一名、奧地利匈牙利三十二名亦至，日兵三十名繼之抵京，外有軍官二十一名，共四百八十餘人。方外兵自津入京也，剛毅、趙舒翹適自涿州回京復命，據景善日記，剛毅往見載漪，聞知其事，力請拒其入城，賴奕劻、榮祿之力，始得無事。外兵在京，「或時上城放槍，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槍傷人之事，甚或任意遊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見六月廿九日上諭）。北京附近之外人，逃入城中，保定外人有往天津避難者，由兵護送，途中拳民擊之，及抵天津，頗多死傷迷失。
拳亂之勢日盛，焚毀電線，拆壞鐵路，戕殺武官，亂象已成，朝廷又以公使之抗議，外兵將入北京，五月二十九日，詔曰：
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混雜，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毀電杆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實與亂民何異！著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匪首，解散脅從。倘敢列仗相抗，應即相幾剿辦，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浮動，遇事生風，所有教堂教民，地方官均應切實保護，俾獲安全而弭禍變！
詔書措辭無可評論，明日，上諭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督捕拿滋擾地方之拳民，嚴行懲辦。其時朝廷養癰成患，親貴大臣反信拳民之神跡，以為蓋天遣之扶清滅洋者也。剛毅報告又復堅其信心。初剛毅自涿州返京，景善稱其往謁載漪，報告涿州民氣激昂，萬眾一心，共御外侮，令官釋放所捕之首要，開槍擊之，彈不能傷，所謂彈不能傷者，乃附會之辭，實未當眾試驗也。六月一日，二人奏請太后召撫。景善又稱大阿哥於宮中著拳民服裝，指導太監習拳，太后聞之，即諭其師善加管理。據此，太后之意尚未決定，官吏承意不肯奉行，聶士成剿拳民，反受斥責；上諭乃為具文。四日，公使以為情勢日危，急電本國乞援，稱其現處之地位，無論何時皆可被攻，鐵路電報並可斷絕。公使與總署大臣相商，大臣有抱悲觀者；公使以其不足代表朝廷，要求覲見太后增加衛兵，總署拒之。六日，上諭民教各安生業，不准匪徒滋事，其執迷不悟者，即行剿捕，八日，再降諭旨嚴辦拳民，無如官吏不肯奉行，九日，英使竇納樂急電大沽口海軍大將西摩（Edward Seymour）略曰：「時局緊急萬分，非即日籌備入京，則來遲矣！」太后以公使要求不已，十日，詔命載漪在總署行走。其黨啟秀時任軍機大臣，景善稱其主張對外宣戰，草擬詔書，榮祿則始終反對。西摩收得電後，統兵往津，索車入京，裕祿初持異議，後許其請。十日，各國混合援軍二千餘人自津出發，裕祿奏報朝廷，而電線已毀，改由驛遞。十三日，太后諭其調回聶士成一軍，實力禁阻外兵北上，如有外兵闌入畿輔，定惟裕祿、聶士成等是問。而西摩援軍先已出發，及抵楊村，鐵路之軌道橋樑被毀，車不能行，沿途修理而進，十二日，始抵廊坊；西摩以鐵路之損壞愈甚，軍力單薄，而拳民沿途擾亂，始則不敢再前，後則下令回津。其慎重過甚，北京之公使外人皆驚其久不至焉！
朝廷王公大臣養成拳亂之禍，南方疆吏知其危險，其中尤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負有盛名。李鴻章新授兩廣總督，以平定內亂，辦理外交，主辦鐵路等事業，為國內聲望最尊之大員；惟年已老，久於官途，遇事推諉，不肯負責。劉坤一時任兩江總督，意志較為堅決。張之洞為湖廣總督，亦頗明了大勢。盛宣懷、袁世凱為之傳遞電報。盛氏久為李鴻章屬員。督辦電報，至是，辦理盧漢鐵路，留心國事，其建議常有考慮之價值。袁世凱新任山東巡撫，距直隸較近，故常轉報信息。六月三日，盛宣懷電李鴻章曰：「清議主撫，養癰成患，各國生心。宣已電奏趕緊責成聶提（聶士成）肅清畿輔，並請峴帥（劉坤一）、香帥（張之洞）電奏請剿。師宜切實敷陳，榮相（榮祿）、王相（王文韶）甚明白，但須借疆吏多持正論，以破迂談，九重乃可定見。」四日，李鴻章復稱此非外臣所能匡救，而劉坤一、赫德及皖撫王之春等均請其迅速敷陳；李氏以為內意主撫，電奏無益。王之春仍稱大局危急萬分，「危言力諫，非公莫屬！」李氏不肯進行，徒言焦急而已。劉坤一、張之洞電商裕祿會奏主剿，以謝各國，而支危急。裕祿固非其人，遂無挽救之機會，大沽陷後，李鴻章奉召入京，不幸事已遲矣。
拳民擾亂，其入京之期殊難確為指定，景善日記謂其於六月十日往載瀾家中，賀其妻之壽辰，而拳民在其庭前院中者凡百餘人。唐晏謂其於六月十一日，前往東城，途中始聞人言，義和團已入城中；其入城者止百餘人，分為三隊，「一隊執刀，一隊執矛，一隊執鐺，皆以紅布裹頭，年紀大都十二三歲，大者不及二十也」。袁昶奏疏（？）稱拳民十二三日入京。惲毓鼎於《崇陵傳信錄》曰：「京師演拳始於三月間」。（陰曆三月約當陽曆四月）。其所謂演拳者，殆難指為拳民。拳民入京之期，蓋在六月初也。京中王公大臣待其領袖，一若大賓，敬之有如神明。景善雖力袒護義和團，而於日記中亦言其未受教育焉。其從之習學等，多肩挑負販者流，迨後勢盛，大臣家中之僕役，亦爭加入。其人居於寺觀，頗與僧道相親。載漪等之護衛義和團也，無微不至，凡其罪惡若慘殺無辜，火燒商店，毀壞鐵路之類，或匿而不報，或曲為解說。據景善日記，日本使館書記生之死，由反對載漪之榮祿告於太后，德使之被殺，禮親王世鐸上奏太后，言其首先開槍，始乃為人所殺。其言雖或太甚，而慈禧對於義和團之實狀，固多不能明了也。初，六月十一日，董福祥之甘軍，殺日本使館之書記生杉山彬於永定門外，上諭嚴拿兇犯，殆為掩耳盜鈴之計。董福祥原為回酋，降於左宗棠，曾立戰功。為人粗鄙無識，恨惡外人，主張宣戰，景善記其軍隊入城，住民避而遠之。拳民入城，十三日，火焚教堂商店，觀者如堵，皆大呼以助火勢。景善十四日日記，且謂北京除使館而外，別無外人之房屋，斯言雖不盡確，而可見其所焚者多矣。其搜殺大毛子、二毛子也，不分婦幼老者。唐晏曰：「余（十六日）在阜城門內米肆中，遇一婦人泣而言曰，『初雲殺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損；而所殺者，皆中國人之為洋奴者！（殆指雇員）且男人亦一人未損，而但殺婦孺……余聞其言，為之撟舌，蓋數日來，聞士大夫所言，無及此婦人之明決者……自此以後，市中亦有殺人者。夜間，則有人沿街傳呼，或雲向東燒香，或雲供淨水一盂，或雲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人入家。由初更至天明止，卯辰以後，則聲息不聞矣，及昏，又復如此，竟不知何人所為。」據此，可見人心惶恐之一斑，其所謂未損洋人男人者，殊不正確，女子孩童亦有被救者，火焚之際，無賴乘時搶劫，城中之損失雖無統計，其巨大可想。十五日，上諭曰：
昨因拳匪滋擾京城，曾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譁惑眾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燒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胆，沿途喊殺，持械尋仇，致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至於此極！若再不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著步軍統領分飭各地方官兵，並著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並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拿獲，不准再事姑息。其僅止附和脅從等犯，應飭立刻解散。其城內設立壇棚應盡行拆去，並派載瀛，奕功，溥良，載卓巡查街巷，遇有隊伍緝捕不力，隨時稽查參辦。至各城門啟閉出入，尤宜加意慎重……並著派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貝勒載濂，大學士榮祿督飭派出各員，及馬步各營，並地方文武，實力遵行；如有疏懈貽誤，即行據實嚴參！
上諭之措辭及其列舉之辦法，頗為嚴密。蓋於焚掠之後，官吏益將失其維持治安之責任，人心惶恐，而此所以安民心者也。其先詔書己迭下矣，無如太后之意，尚傾向於拳民，其剿之者均受處分。明日，御前會議，公然表示袒護之態度，其所派督率之大員，多為拳民首領，京中兵士且與拳民相通，太后又派王懿榮等為京師團練大臣。詔中所謂解散脅從，何能有效？榮祿在京主剿拳民，其復劉坤一電，詳述朝中情狀，中云：「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數次，無已，勉強力疾出陳，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群臣人對，皆眾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系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回，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電文於六月末發出，所言多為實情。二十六日，皇帝諭李鴻章等曰：「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師蔓延已遍，其眾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詔文雖為辯護之辭，而事業已至此，頗難籌出辦法，大臣煽助其勢，何朝廷不先處置也？
北京城中之外人教民，日在恐惶之中，使館之衛兵無幾，公使盼援不至，心急如焚。其時西摩之援軍次於廊坊，沿途拳民擊之，其人持刀矛木棍，奮勇而前，多為槍炮所擊而死，援軍之死傷者則無多人，其愚蠢可悲。但其所毀之鐵路，損失太大，修理不易。西摩不敢前進；其人為海軍大將，其兵並非陸軍，乃小心過甚，留於廊坊四日；其地適在北京、天津之間，十六日，始決退回天津。及大沽口陷，直督裕祿收撫拳民，奏稱分隊往御楊村之外兵，西摩統軍且戰且退，二十一日，攻陷天津城外之機器局，得大宗軍火食料，其地距天津城九里，租界十五里。直軍大隊攻之，外兵據局死守，會得大軍來援，始能出險，二十六日，盡毀機器局，退回天津租界。初天津租界自西摩出發後，有外兵二千四百人防守，多為俄國陸軍，自旅順來者。天津於十四日，義和團入城，裕祿信之，乃以總督衙門為其大本營焉！列強海軍大將之在大沽口者視為口實，攻陷塘沽炮台。先是，大將訪探北洋軍隊之調遣，信其將即破壞天津塘沽鐵路，遣兵上岸保護，會得天津拳民焚燒教堂屠殺教民，而長官不問之消息。十六日，大將會議決定致哀的美敦書於炮台守將羅榮光，限其於十七日上午兩點鐘交出炮台，同時，軍艦預備作戰，令兵上岸。裕祿得知通牒，令羅榮光拒戰，上午四時五分鐘，炮台守兵開始發炮，外兵回擊，天明六點半鐘，奪據炮台。此役也，美將不肯參戰，裕祿奏稱洋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隻，而於炮台失守，則蒙蔽不報。朝臣聞之，多以外國挑戰，主張宣戰，阻擊西摩援軍。海軍奪據炮台，究為當時之必需與否，言者紛紛，而其影響於清廷政策之決定，固斷然無疑者也。炮台失守之日，裕祿自城上架炮轟擊租界，其先並無挑釁之意。外軍往援西摩者，中途敗退，租界守兵日處於危險之中，援兵不至，將有退出天津之議。二十三日，塘沽援軍冒險力戰，抵於租界，更遣大軍出援西摩。由是西摩出險，聯軍之地位大固。裕祿奏稱，「二十二日（十八），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義和團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毀租界洋屋不少」。
其在北京，太后以為外兵將至，六月十六日午後，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詢問外兵入京，將何以處之之策。大臣百餘人跪於殿中，其後至者，跪在檻外，奏對不一。或言宜剿拳民，或言宜撫，或言阻止外兵入京，或言調兵保護。太后乃諭總署大臣許景澄、那桐勸阻外兵入京，安撫拳民。會議時，光緒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而太后意佑拳民，太常卿袁昶詳論拳民毫不可恃，太后斥之，謂失人心，則更無以立國。會散，大理少卿張亨嘉等遲遲其行，復跪奏言拳民當剿，但誅數人，大事即定。侍讀學士朱祖謀亦力言之，且述董福祥之不可恃。太后大怒。會議之時，載漪亦在殿中，厲聲袒護拳民。太后之召見朝臣者，專籌阻止外兵入城也。太后受載漪、載瀾等之說，載瀾之妻常入宮中，告其家中拳民之神跡，而太后信之也。十七日午後，太后急詔大臣會議。其時大沽之炮台已失，裕祿下令發炮轟擊租界，軍事報告則驛遞遲延，尚未到京，而載漪竟假造照會，怒激太后宣戰。斯日四一六點鐘會議於儀鸞殿，大臣跪於殿中，太后面含怒色，宣讀公使要求。據景善日記，其內容則要求太后讓位，光緒親政，及廢大阿哥也。據惲毓鼎記載，太后宣諭要求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其最後一條，則未宣布，乃勒令太后歸政而諱之也。且曰：「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頃又曰：「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載漪等力持戰說，諸臣不敢復持異議。二氏之言相較，惲毓鼎參與會議，其言較確。太后命徐用儀等前往使館，說其下旗歸國，群臣遂退；太后之怒雖不可遏，而其主持宣戰，尚未最後決定也。十八日，朝旨再傳入見，仍議和戰。十九日，裕祿奏疏業已到京，主戰派之氣焰益張，午後三點鐘，太后再召大臣於儀鸞殿，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通知公使，限其於二十四小時內出京，允許派兵護送。光緒不願啟釁，牽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之，侍郎聯元亦有諫言，顧不能回太后之意。諸臣退後，傳旨明日清晨八九點鐘入見。據景善日記，二十日上午天猶未明，太后召見軍機大臣世鐸、榮祿、剛毅、王文韶、啟秀、趙舒翹，光緒則未臨朝，榮祿哭說派兵保護公使出京，太后許之，榮祿叩首而退。啟秀上其草成之宣戰書，太后讀而嘉之；更問大臣之意，均無異言，朝退；太后召見王大臣六部九卿，光緒時在殿上；慈禧宣諭對外用兵不得已之苦衷，辭畢，轉問光緒。光緒逡巡少許，乃言不可攻擊使館，詔書遂下。
載漪等之勸太后宣戰也，蓄謀已久；榮祿力言公使代表國家必不可攻，請兵將其護送出京，太后許之。十九日御前會議，許景澄等奉旨辦理其事，午後五點鐘，致同樣照會於各國公使，告以外兵索取大沽口炮台，諸國已與中國絕交，公使同其家眷、職員、衛兵及所有外人，苟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前往天津，中國將派軍隊護送。公使收讀照會，莫不大驚；其時公使困在北京，不知天津、塘沽之情狀，其望眼欲穿之援軍久而不至，少數衛兵不足防禦，欲離京去，則以非有訓練服從之兵，途中難保安全，召集會議決定照會總署，聲稱可還炮台，要求於二十日上午九時會謁親王於總署，磋商離京之辦法。其大多數皆願去京，獨德使克林德不可。克林德體壯多力，勇敢好逞，曾於市中親手捕得拳民一人，帶入使館。及至會謁之時，公使尚未收得總署復文，決定前議作為罷論，克林德獨欲前往，謂其先曾函言單獨往見，他使勸阻，皆不之聽，貿然同其譯員各坐一轎而往，途中旗兵開槍擊之而死，譯員帶傷逃免，其擊之者謂奉端王載漪之命，凡遇外人殺之，以求賞也。德使未死之先，天津、倫敦等地傳其已死，乃竟不幸言中；袁昶聞之，命人以棺收殮其屍，剛毅、景善等恨之切骨。德使死後，各國公使均謂華兵不能護送，決定固守使館，以待援兵，努力建築防壕，買奪米糧。其在美以美會教堂中之美人及華人數百名亦入使館，華人住於肅王府中。其在西什庫教堂者以人數太多留而不去，及逾規定期限，拳民、甘軍開始攻擊使館。上諭宣戰，召回駐外公使，公使互相電商，認為亂命，置之不理。宣戰諭文曰 [15] ：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准彼等互市，並求在中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其囂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慾得而甘心，此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誠恐傷吾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解釋夙嫌，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會 [16] ，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等看管，否則以力襲取，詭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初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地，況慈聖中興，宇宙恩惠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衹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摧彼凶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助益饟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朕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欽此！
詔文未提外使之要求，其敘列強之壓迫，實為禍亂之主因，其困難之癥結，多由於誤會。外人慾以西方之制度習慣行於中國，而國內之士大夫墨守固有之思想，詔稱交鄰未曾失禮，駐京公使常謂中國不肯以禮相待，其爭論由於標準及觀念不同也。太后之所恃而作戰者，一為神祇，一為義民，神祇虛渺，諺曰：「天助自助者」，國家窮弱，知識淺陋，如當時之中國，而欲力戰世界所有之強國，不待智者而已測其必敗，乃求助於所謂義民。義民不過動於情感，或唯利是圖之愚民耳，平日未受軍事操練，手中所執之刀棍，萬不能敵槍炮，一旦敗後，散歸家鄉，國事究將若何？朝臣何不之思！後聶士成戰死，上諭謂洋操不堪一試，其意豈信制梃可敗列強之精兵耶！
北京城內自攻使館以來，入於戰時狀態，槍聲炮聲，時作時息，人心大為惶恐；富貴縉紳之家，先多出京避難；中等之家力足以外出者，亦多逃出，景善記其轎夫後且出逃。其出京者以拳民散兵之擾亂，交通之阻礙，不敢多帶珍物。上諭在京拳民歸載勛等節制，其人原多市井之愚民，中有貪於貨財乘機搶劫者，一部分住於官宦之家，與之共產，景善深表同情於拳民，而亦以之為言。城中入於混亂狀況，鄉人不敢入城，柴米蔬菜之價奇昂，生活大難；貧民投入拳民人數大增，太后於宣戰後，撫之為兵，賞銀賜粟，欲借其力以御外侮。載漪親統拳民入宮，搜捕信奉耶穌教之太監，太后許其捕之而去。光緒曾力變法，至是，表示不願對外宣戰。大阿哥於宮中辱之，稱為鬼子徒弟，太后責之。景善稱六月二十五日清晨，載漪、載勛統帥拳民入宮，聲稱來捕鬼子徒弟，光緒驚惶，幸太后聞聲怒出，嚴辭切責載漪，光緒始免於難。載漪之橫至是，對於外人教民，自無憐恤之意。初公使外人聚集自守。載勛懸賞購殺外人之頭，男子五十兩，女子四十兩，孩童三十兩。賞令頒布之後，京中外人之被殺者，寥寥無幾。夫力所有不及之地，而出命令行之，終亦未必能行，徒失政府之尊嚴與威信耳，按之國際公法，對於戰爭時之俘虜，尚有規定之待遇，固無懸賞購殺公使僑民之理。載漪等之行動，雖曰仇恨極端之表示，其野蠻無識，實可痛心！尤可悲者，一部分之忠實教民，多避難於使館西什庫教堂，余多逃亡，而拳民乃日搜捕二毛子，或所謂白蓮教徒。鄉人入於城中，亦不能免，其中雜有婦女老幼，受審之時，並無教民之證據，而載漪即命殺之。其殘酷有失人性，蔑有加矣。拳民對於官吏，囚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思永，殺京師大學教習劉可毅等，職官見其首領須即跪拜，乃紛紛南遁，曹部甚至無人。於此混亂情形之下，軍隊亦無紀律，榮祿所部之武衛軍大掠於東城，甘軍且於市中任意放槍。人民日在恐懼之中，不知死所；拳民遷怒於已死之外人，毀其墳墓，暴露屍骨。
北京而外，直隸全省之謠言孔多，人民日在驚惶之中，自相擾亂，其情況可略於《庚子西行記事》中見之。唐晏於拳民焚殺時出京，北往懷安縣，六月十九日晚間，住於沙河旅社，「忽聞槍聲大作，店主人奪門而入曰，『有二毛子二百餘來攻鎮，鎮人御之』……時同行王君本營伍中人，諳兵事，升屋以觀，呼余曰『槍皆直上，且系土槍，此鎮人自驚耳，非有他寇也』……卒不見一寇，鎮人乃定。後來始知此夜中，貫什聞沙河槍聲，逃者及婦女入井者極多，倘不早定之，則不知竟成何狀。二十四日（二十日），出居庸關……四十里至岔道，宿甫就枕，忽聞馬鈴聲，有拍店門者大呼曰：『有二毛子數百人已上山，去此不遠，宜急為備！』店人驚起擾擾，余輩乃告以昨夕之事，令勿動，但安睡，無妨，店人始安。二十五日（二十一日），起行，則居民已十室九空矣。沿途覓晨餐無所得，或有人家門前雞子殼滿地，叩其戶則空無人，遂至日晏不得餐」。唐晏記載其途中之經驗，自極可信，直隸他縣之類此者尚多，百姓之浮動無識，情極可悲；拳民教民相殺，狀尤慘酷。詔書下後，北方長官多殺境內之外人，其時保定教士尚未肯去，二十八日，拳民游兵開始攻毀教堂，外人或被擊死，或火焚死，或刺傷死，或斬首死，共十五人。余若永清縣、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灤平縣等，均有拳民滋擾，攻殺教民。山西巡撫毓賢，亦乘時大殺外人。山西初無拳民，教士曾於境內救濟災民，著有成效，傳教事業漸形發達，及毓賢就職，設法獎勵拳民，二十七日，太原暴民攻擊醫院，放火燒之，死一英婦。教士請救於毓賢，毓賢患其不能盡殺之也，遣官二人說其住於指定之房屋，教士從之，教民且有從之避難者。其在壽陽之教士東逃被捕者，亦送入太原。七月九日，毓賢傳訊外人於巡撫衙門，共四十六人，中有婦女二十，兒童十一，毓賢出視，命盡殺之，余如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縣、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綏遠城皆有仇教之運動。少數教士西行逃入陝西，途中備受痛苦，死者亦有數人，生者由陝西署理巡撫端方派兵護送南往漢口；其北逃至蒙古者，皆罹於難，更有未及出逃而被殺者，數約一百七十八人。其在滿洲，教士先期得有警告，多往海口，甲子廠、連山、餘慶街、北林子、呼蘭城均有毀壞教堂，或殺教士之舉動。其時俄國方於滿洲建築鐵路，工程大受阻礙，七月十七日，俄船行駛於黑龍江者，華軍自璦琿擊之。俄軍轉采慘殺之行動，以作報復，大殺華人數千，中有婦女老幼，其屍浮蔽黑龍江。俄國聞報，稱其長官未得政府訓令，然終未有處分。其他慘殺教士之地，尚有河南之南陽府、光州，浙江之衢州府，陝西之寧羌州，湖南之衡州府等，範圍幸未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