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十篇 變法運動
國內之積弊〇變法之阻礙〇教士之影響〇士大夫之思想〇變法者之辯護〇變法之動機〇康有為之活動〇變法之鼓吹〇政府之籌餉練兵〇新事業之創辦〇慈禧、光緒之疑忌〇康有為變法之計劃〇光緒詔定國是〇新黨之進用〇新政〇反對變法之主因〇反對者之議論〇新法推行之困難〇變法志士之大無畏精神〇太后之阻撓新政〇袁世凱之變節〇康梁之出險〇變法志士之受禍〇舊制之恢復〇廢立之隱謀〇結論
中國自南京條約以來，迭受強國之壓迫，始則給予外商特殊之權利，繼則喪失外藩，後則領土不能保全，幾至爪分之禍一如非洲；其禍最盛於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光緒二十三、四）年間。於此五十餘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徹底覺悟，多持夷夏之說，嚴防外人，從不虛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會情形、經濟狀況，而比較其與中國異同之點，審察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講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當時之務，仍信中國固有之政教，遠非外國之所能及，胸中橫有成見，自難明了國內政治上社會上之積弊，其昏庸傲慢，妨礙新事業之進行，乃為中國貧弱，外交失敗之一主因。中國自太平天國、捻、苗、回亂以來，人民於大殺、疾疫、凶年流離之下，死亡者眾，人口大減。其在戶口繁密之區者，可得遷徙他鄉，開墾荒土，安居耕種，衣食尚無困難，政府易於維持治安，有所建設。官制自受外人影響，稍有添設，從未考慮歷史上遺留之弊政，現時之需要，能有重要之改革。各省於城邑收復之後，恢復原官。官吏人民之關係，一則維持治安，徵收田稅；一則安居樂業，交納稅銀。人民對於國家別無義務，亦無參政權利；於是亂前政治上之痼疾，依然存在。其時屬國次第喪失，朝廷尚不開放屬地，設官治理，十八省內秘密會社活動甚力，長江一帶哥老會時起作亂，搗毀教堂，山東曹州、單縣大刀會起兵，皆其明顯之例。其在西北，回亂之範圍尤廣，回人自左宗棠平定關隴以來，生者回歸鄉里；漢人於大劫之後，勢力單薄，漢回雜處一地，各以褊狹之胸襟，不能諒解信仰習慣之不同，互相忌嫉。回人又自分派，易起爭鬥，而地方長官不善馭之，回人懷憤，會欲乘機起抗官吏。中日戰爭方將結束，而甘肅之回酋舉兵，其黨於河州、西寧、大通等城應之，聲勢張旺，官軍畏之，不敢進剿，詐與之和，潛往襲之，回眾應戰，大敗官軍。事聞，光緒以總督楊昌濬不善處置，詔免其職，遣回將董福祥等將兵進剿；回眾於舉兵之後，青海回人有起而應之者，蔓延日廣，幸而官軍破之，未致大變，敗回逃往青海，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冬，始平。斯役也，屠殺約五十萬人，亦云慘矣。屬地則吉林教匪孟幅山造言惑眾，推朱承修為首，乘防兵空虛，設立元帥名目，約期舉兵，聲勢頗振，官軍力剿平之。其在西南，西藏喇嘛久不服從諭旨，朝廷無如之何，西康有土司名瞻對者，在里塘巴塘之旁，其酋恃喇嘛為援，不奉命令，其鄰朱窩土司與之相結，擾及其他土司。一八九六年，川督鹿傳霖遣兵剿之，取其土地，上奏改土歸流，明年，全沙江上流之德爾格忒土司之酋長爭位，委員設計囚其父子，亦請設官治理。達賴喇嘛以地歸其管理，奏言更派番宮接任；川督堅持原議，駐藏大臣言其恐有後患，朝廷詔免鹿傳霖職，盡歸其地於達賴，其事始已。凡此事變，不過證明國內情狀之不安，處於列強競爭之新時代，對內則難維持治安，對外則將喪失權利，奈朝臣之不覺悟何！
變法久為中國之急切需要，曾國藩、左宗棠諸氏後皆驚奇外國槍炮之威力，輪船行駛之便利，以為我有輪船槍炮，即足以與列強抗衡。李鴻章久辦外交，洞悉大勢，主張變法。其官於直隸也，擴充機器局，購置軍火兵艦，獎設輪船局，鋪設電線，謀築鐵路等；其進行之計劃常受阻撓，未有明顯之成績，新事業之創辦，尚且不易，況變祖宗之法乎？宜朝廷多未採行也。其原因固由於士大夫之知識幼稚，政府之財政窮困，而言官妄發議論，百方諫阻，朝中無人主持，尤其困難癥結之所在也。太后每於改革大計，交吏議，一無所成；疆吏之欲有為者又多阻於部議，劉銘傳於台灣頗多建設，竟乃迭受旨責，終遂託病乞退。李鴻章復書慰之，中云：「疆臣竭心力以為其難，文吏持刀筆而議其後，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此中困難情狀，固非為劉氏一人言也。郭嵩燾見解高於時人，主張改革，出使德國大臣劉錫鴻謂為「蔑視國家制度，而取笑洋人，是為無君」，宜其不容於清議，建議且為沈葆楨所笑，晚年廢退家居。曾紀澤久任駐外公使，英人問其上海拆毀鐵路之原因，則赧然無辭可對，回國在總署行走，原欲大有所為，不幸建議無一採行，中年病死。李鴻章述其晚境曰：「年來亦頗不得意，既為同官所排，又不得當路之助，鬱郁蹙蹙，齎志以終。」一二英哲明達之士，不能稍展其才，國內之環境，原難產生有為之士，夫復何望！中日戰後，李鴻章復新疆巡撫陶模書曰：「今之論者，皆知變法；但有治法，尤須有治人……詳察當路諸公仍是從前拱讓委蛇之習，萬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復振也。兄撫膺衰疾，蒿目艱虞，獨居深思，仰屋竊嘆，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談。然縷指陳，亦何以易群賢之所云耶！」其言極有見解，及自歐美回國，見聞益廣，以為外國之強，由於積富，上下合作，無事不舉；中國則政雜言龐，而生財之法不如遠甚，主張以育才為先務。其言曰：
自殿廷以至郡縣之試，旁及書院之課，皆就其已成之業，而進退高下之，則有舉而無教矣，而所學又非所用。論者咸知時文試帖之無用，又不敢倡言廢科舉，欲調停其間；於是藝科算學之說疊見條陳，或擱置不行，或輕行椒止。蓋事無兩勝，此優則彼絀，數百年積重之勢，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轉移。今唯有盡罷各省提學之官，輟春秋兩試，裁併天下之書院，悉改為學院，分門分年以課其功，學成即授以官，而暫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間，風氣變而人才出，但亦不過托之空言耳。
改革教育，不過變法之一端，而李鴻章失望至是，可見變法之難。順天府尹胡燏棻曾奏請變法曰：「微臣早夜焦思，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盛宣懷亦言自強大計，朝廷均未採行。其先英使歐格納迭向恭親王奕訢陳說，而王事事推諉。英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入京，往見翁同龢，陳說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端。關於新民曰：「新者，新法也。變法以興鐵路為第一義，練兵次之。中國須參用西員，並設西學科。」翁氏日記記其所言，而附註其駁斥用西員設西學之說。翁氏時傾向於變法，而猶如此，蓋囿於環境知識也。恭親王之推諉，一則年老多病，一則明了太后之性情，一則顧慮言官之議論。言官之害政，伊藤曾向李鴻章建議廢之，歐格納亦向恭親王明言，王公大臣固不敢有此奏請也。樞臣疆吏莫不畏之，常為變法最大之阻礙。
中國政府之痼疾，既於中日戰爭之先後，暴露於世，外交更受列強之壓迫，唯有變法自強而已。國內虛心學者，始與外國之傳教士接觸，教會創設之廣學會頗有影響於時，其刊行之文字，傳人科學知識，記載世界強國信息，建議中國改革事宜，由教士李提摩太主持。李提摩太久在華北傳教，救濟災民，其主張則欲輸入西方科學知識，得有士大夫之信仰，然後宣傳福音，易於改進中國。其工作頗有效于山西，而其他教士反對。一八九二年，不能容於山西，值廣學會需才，改就編輯之職。李提摩太精通華語，富於常識，長於評論，其所寫之漢文足能發表其思想。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亦有影響於時。林樂知曾就聘於上海機器局，翻譯書籍，一八七五（光緒元）年，創行《萬國公報》，中載世界之重要消息，以助華人明了國際上之大勢，發行十五年後，由廣學會續辦。中日戰後，林樂知編纂《中東戰紀》，先後共成三編，風行一時；其內容則譯錄戰爭期內之公文，節錄西報之記載，余為世界列國之消息與大事。其時《萬國公報》之讀者驟多，李提摩太之著作尤為時人所稱，明達之士既與外人交接，漸悟華人之知識淺陋，其熱心者採取外人言論及其個人感想，編著成書，以饗國人，鄭觀應之《盛世危言》，杞憂生之《盛世危言》等書，皆其明例。鄭氏之書抄錄李提摩太之時事論文多篇，教士之影響大著，張之洞於其所著之《勸學篇》，亦明承認。馬關條約成立之年，李提摩太等入京，上奏民教相安之辦法，謁見王公大臣陳說改革事宜，十月，負有盛名之學者康有為謁之，贈送其所編著之書，自稱深信上帝之慈愛，世界之大同，請其與之合作，復興中國。明日，康氏南下，其傯傯求見者，先讀其文，而已受其影響也。李提摩太盡讀康氏上奏朝廷之疏文，函告其妻曰：「余甚驚異，凡余從前所有之建議幾盡歸納晶結，若驚奇之小指南針焉。吾人之目的相同，宜其親來訪談。其書缺少者，則大同主義也。」會李提摩太在京，需用臨時書記，康氏弟子梁啓超聞之，自請充任，李提摩太以其負有文名，欣然同意。文廷式等與之交遊，討論變法。翁同龢亦迭見之，工部尚書孫家鼐方奉朝旨創設京師大學堂，說其出任總教習。李提摩太不許，而孫家鼐堅請不已。朝臣張蔭桓、剛毅亦先後見之。明年二月，翁同龢親來訪談，說其贊助強學書局。李提摩太出京，翁同龢、張蔭桓各贈禮物。
朝臣學者之受教士影響，有傾向於改革者，其人多英哲有為之士，國內士大夫中之先知先覺也。而多數仍以中國政教之美，世無其匹，歷史上唯有用夏變夷，未有用夷變夏者也。採用夷法，則非聖人之道，而變祖宗之法；非聖則為不道，變法則為不孝。其言原無歷史上之根據，士大夫講求功名，少讀史籍，乃多不識漢後文化演進之陳跡，本於偏狹之情感，利用保守之心理，而以非聖不孝之大罪為前提，實則均為武斷不合邏輯之推論。張之洞時傾向於改革，著成《勸學篇》申言其主張。其最初自序，中云：「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其禮教政俗已不免於夷狄之陋，學術義理之微，則非彼所能夢見者矣。」其言全以中國固有之標準，評論外國政教之長短；關於外國知識，張氏原極淺陋，故有此說。其言足以代表時人之議論，唐才常痛論士大夫所受八股之害曰：「其柔者戢抱兔園冊子，私相授受，夜半無人，一燈如豆，引吭長鳴，悲聲四壁……或語以漢祖唐宗不知何代人，叩以四史十三經，不知何等物……其悍者則纂取聖經一二門面語，以文其野僿蕪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及綱常名教，忠孝節廉，尊中國，攘夷狄，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脈，填胸溢臆，搖筆即來，且囂囂然曰：『聖人之道，不外乎是。』」此就極端頑固分子而言，其自好者則如《盛世危言》曰：「今之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其迂陋荒謬之思想，一則由於不願變法，士大夫所受之教育偏於極端保守，已如前言，而又鑒於古代變法之失敗，以為利不十不變法。天下古今之新法，固無有利而無弊者，信如其說，變法絕不可能。一則生於夷夏之別，凡仿自外國者，無論若何制度，能否富強國家，皆痛心嫉之。對於主張變法者，全以情感用事，妄發議論，造謠詆毀，無所不用其極。其人自今觀之，實為絕物，而在當時，則為清流，政治上之勢力頗為強大，不易一日破除也，徐桐則其明例。徐桐以道學自命，奉倭仁為師，官至內閣大學士；疾惡外人，其住宅鄰近公使館，出門即見洋樓，心不願見，而以住宅利於科名，不肯遷讓，乃另闢新門出入，繞道而行。其親信門生嚴修後奏開考經濟特科，恩師聞之，即不與之往來，大臣中之輕外仇外者，固非徐桐一人，而皆痛惡變法。徐桐竟謂「寧可亡國，不可變法」矣。方李提摩太之在北京，主張變法之官紳，創設強學書局，講求時務，御史楊崇伊上疏奏請封禁，朝旨許之，其女李鴻章之媳也。於此環境之中，凡主變法者，必先推翻頑固者所持之理由，康有為第一次上書論之曰：
今論治者皆知其弊（指舊法而言），然以祖宗之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未深思國家治敗之故也。今之法例雖雲承祖宗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之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制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
其第二、三書亦以為言，及德強據膠州灣，康有為自廣東北上，再論變法，其辯護之辭，較前尤為激昂。其言曰：
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於祖宗之法，固已誣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輕，孰重，殆不待辯矣。
其言深切時人之痼疾，足稱明透淋漓。但為辯護之計，引用之書，不免雜有牽強曲解之處，張之洞時亦主張變法，其《勸學篇》論之頗詳。其言曰：
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征之於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唯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為大，禮義也。溫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征之於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招募，車戰變步騎，租庸調變兩稅，歸餘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朝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請征之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綠營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關稅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即如輪船電線創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欲廢之，有不攘臂而爭者乎？
張之洞等議論之激昂，可見守舊大臣之勢力；其引用之經典，皆為偏於有利方面之證據。士大夫之傾向改革者，尚信外國政教，自中國傳往者，如陳熾之徒。陳熾著有《庸書》。其言曰：「中國大亂（秦時），抱器者無所容，轉徙而之西域，彼羅馬列國，《漢書》之所謂大秦者，乃於秦漢之際，崛興於蔥嶺之西，得先王之緒餘，而已足縱橫四海矣。」又曰：
摩西者，墨翟之轉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是知愛人如己，即尚同兼愛之心也；七日拜天，即天志法儀之論也；衣衾簡略，即節用節葬之規也；壁壘精堅，即備突備梯之指也。經說上下，為光學重學之宗，句讀旁行，乃西語西文之祖。其天堂地獄一說，本於非命明鬼諸篇，乃竊釋氏緒餘，以震驚流俗，而充其無父之量，不憚自棄其宗親。蓋墨氏見距於聖門，轉徙遷流而入西域，其抱器長往者，遂挾中國之典章文物以俱行也。
陳氏不可思議之妙論，直為痴人說夢。梁啓超辯護之方法，則以十九世紀歐洲盛行之制度，牽強合於中國古代之政教。其言三代之庠序學校，近於近代之大學，太王之咨問耆老，在今則為議會。其解釋由於缺乏正確之觀念，精深之研究，且欲緩和反對者之言論；事實上則古今之社會不同，各國之環境殊異，往往難於比較其制度之同異，得有真確之了解。其方法雖或成功於一時，而流弊則頗繁多，況普通文人之讀古書，多無批評疑問之能力耶？其不良之影響，則以儒家之理想為事實，古代為黃金時代，反足以堅其頑固復古之心理，拒絕研究西方之學術，創造牽強附會之怪論，如王闓運以耶穌教之十字架為矩，矩即墨家之巨子，斷定墨子為耶穌；歷史教科書之作者，以周代共和之名，遂謂共和政體先於中國之類，結果反為學術界之阻力。康有為尤敢於議論，其所著之《新學偽經考》則言劉歆作古文偽經，而欲破壞歷代神聖不可侵犯之傳統學術。其《孔子改制考》，則論孔子與周秦諸子相同，罔不託古改制，其所稱堯舜之盛德，乃其理想中之人物，六經為其改制創作之書，其臚列之證據，雜引偽書；雖不免於牽強附會，而分類說明，尚有見地。康氏之見解，以為外人信奉宗教，而中國庶民不知孔子之道，其教散漫力薄，乃推崇孔子，謂其創教，比之耶穌，而欲國人信奉。其說原受耶穌教之影響，自時人觀之，則為奇異之至，宜其反對也。
少數主張改革之志士，其志可嘉，其心良苦，其動機則鑒於外勢之日逼，非變法無以立國於世界也。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成立，康有為第三次上書，內稱「經此創巨痛深之禍，必當為臥薪嘗膽之謀，今朝野上下震動感憤……今議成將彌月矣，進士從禮官來，竊見上下熙熙，苟幸無事，具文粉飾，復慶太平；又聞貴近之論，以為和議成後，可十數年無患，保持祿位，從容如故也」。又曰：「向者累經敗創，而諸臣苟安目前，遂致戰敗之禍，而今民心解散，禍在旦夕，再借和款以求一時之安，則亡無日矣。」後德強據膠州灣，康有為上書，詳論亡國之禍，言尤動人。其言曰：「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鑒之？禍起旦夕，畢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即不為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為身謀也。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土耳其），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即不為天下計，獨不計及宋世謝後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泄，言路鉗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倪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情，豈『能彌縫，徒增賠割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其言雜有牽強之推論，而在當時，讀之足以令人心悸。康氏在京，創立保國會，其演說辭亦多類此。張之洞總括其《勸學篇》之大意曰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就上五知而言，一、二言外患之逼，三、四論變法之方針，五言不可忘本，保存舊有之道德；其欲變法者，亦為對外。其傳誦於時之名言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見其思想之一斑。綜之主張變法之志士，皆偏於政治方面，意欲利用政法上之威權，改革一切之積弊，欲其計劃之能行，則上有明君，下有賢臣，同心協力，勇猛進行，可於短促期內，大見功效。顧其根基淺薄，處於政治不安之時，偶一不慎，大禍即至。至於君主之大權，國會之召集，民權之保障，初未明白提及，其希望之政府，則開明專制也。
識者倡言變法，其尤堅持不撓而欲速成者，康有為也。康有為生於一八五八（咸豐八）年，世居廣東之南海縣，家為其地之名族；有弟一人，其父早世。康有為初受教於大父，天質聰明，善於屬文，年長就學於粵中名儒朱次琦，一八七九（光緒五）年，以論學與之不合，獨學於白雲洞，讀書頗勤。其門人梁啓超稱其盡讀中國之書，其言浮誇失實，雖不足信，而康氏或已讀盡縣中能得之書。顧其讀書較多，識見較廣，志氣激昂，議論縱橫，不為八股所拘，應試不售。一八八二（光緒八）年，康氏入京赴順天鄉試，下第而歸。其往游京師也，道出香港、上海，羨其市政之清明，建築之宏美，街市之清潔，凡百事業，井井有條；而所謂首善之區，尚不如外國海外經營之地，乃信外人並非野蠻之國；購讀廣學會及上海機器局刊行之書，益知世界之大勢。一八八八（光緒十二）年，再應順天鄉試，不售；會有皇陵山谷地坍之變，發憤上書，詳論天災示驚，國勢危蹙，及時變法，建議三端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康氏時為生員，以詩文干謁大臣，陳說變法，大為同鄉京官許應騤等所惡；其書呈於國子監，長官以其有讒言中於左右等語，恐獲重罪，不肯代遞；移至都察院，院亦不納；實則書中所言者，均為老生常談，無足稱異，而國子監、都察院竟不敢遞。康氏初以出門，途遇殺人不吉，徘徊不定，終則決定冒死上奏，於此可見朝廷忌諱之多，朝臣不足有為矣。書未上遞，康氏大失所望，憤極無聊，作《廣藝舟雙楫》以自娛，序中尚有「似人而非」之句；後二年，漫遊南歸，講學於廣州長興學舍，教授弟子，梁啓超等從而游焉；明年，著成《新學偽經考》，俄往廣西桂林講學，頗負時望；一八九三（光緒十九）年，始領鄉薦。梁啓超先之考得舉人。康氏名望日隆，而忌者益多；一八九四年，言官余聯沅等劾其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賴友營救，毀《新學偽經考》版，始已。其年，康氏著成《孔子改制考》；明年偕其弟子梁啓超入京應試，會馬關條約成立，聞而大憤，與梁啓超等集合十八省之應試舉人一千餘人，擬上公呈，奏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屬稿已定，而和約批准，其先署名者感受朝臣之指示，憚於生事，遂謂成事不說，書未得遞。康氏取其書中言變法者，加以引申，復成一書，五月，於都察院投遞，院以上聞。書言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其富國之法凡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其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日勸工，三日惠商，四日恤窮。其論教士，則明理廣智。其論練兵，則汰冗兵，合營勇，起民兵，練旗民，募新兵，設軍校。所言多切當時之需要，吾人今日考其實際，仍有討論之餘地；例如鈔法不善利用，將即病民，鑄銀為整理幣制之要政，開礦殊難預料其成功，三者均不足以富民。鐵路、輪船、郵局為交通之命脈，票價不宜昂貴，政府更不應作為國庫之收入。其論養民諸端，不過抽象之文句，未有切實妥善之辦法，而在當時已為不可多得之書。光緒得之，意初猶豫，後詔朝臣疆吏奏復。康有為自謂前書所陳未能詳舉節目，再行斟酌情勢，草成一書，論其緩急先後之序，其時康氏應殿試後，官授工部主事。初康有為入京應順天鄉試，而以狂言落選；及至會試，文頗慎重。徐桐時任考官，惡其非聖變法，謀欲使之下第，而康氏之文大異於前，讀之引為衛道之同志，封發，乃康有為也。其所擯棄之試卷，以為康有為所作者，實梁啓超之文也。及至殿試，為李文田所抑，不得入翰林院，官授主事。康氏深為失望，至是，呈其書於工部堂官，請其轉奏，堂官不許；移之他署，亦不遞；遂欲返粵。其友陳熾、沈曾植阻之，陳熾曾著《庸書》，有名於時，沈曾植為浙江學者，久官於京，均主變法，表同情於康氏者也。翁同龢亦勸之留京，會徐桐黨羽謀欲彈劾，乃勸之行。十月，康氏於見李提摩太之次日，即行南下。
中日戰後，明達時務之學者倡言變法，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議創強學書局，鼓吹改革，激勵士氣。康有為、梁啓超在京會試，加入活動，創行公報，分送貴人朝士，凡二千份，會員凡數十人，孫家鼐、袁世凱與焉。翁同龢亦表同情，英美人士有列名會員者。朝臣遠鑒前代朋黨之禍，近視秘密社會之擾亂，及政府嚴禁會黨之法令，初欲避去會名，而以他字代之。梁啓超則稱其師康有為獨持不可，意欲破除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世之途徑，其言不免浮誇，官書固以強學書局稱之。會員每十日開會一次，有人演說。據梁啓超言，其擬辦之事凡五：（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報；（三）開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院；（五）建立政治學校。疆吏張之洞聞而善之，捐款五千兩作為會費，及康有為南下，謁見張之洞，商設強學分會於上海。張氏與之論學不合，又以門戶之見，竟不欲助之，康氏仍力進行，分會終能成立。自今觀之，強學書局之性質，同於政治學會，原無若何政治上之重要，而御史楊崇伊奏言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請旨查封。光緒下詔查禁，其原因固由於守舊大臣之反對，而中國政治且為極端專制之表現也。大臣對於皇帝，士庶對於官吏，唯應服從，遵守其命。其上者向少考慮治於人者之意見，唯以威權恫嚇而已。民間從無言論之自由，逐漸養成治人者之胸襟狹隘，對於批評建議，無論其性質若何，莫不為之不安，而以惡意相視。其造成者，一部分殆由於理學不良之影響，而患求全責備也。強學書局被封，其在北京距開辦之時，只有四月；上海分會，僅有月余。翁同龢於其日記深表失望，會御史胡孚宸奏請解禁，朝命總署復奏。總署奏請官辦書局，每月給銀一千兩；朝旨許之，派孫家鼐主持，其目的則欲翻譯書籍也。其前會員乃別謀活動，上海分會初得張之洞捐款一千五百兩；及其被封，尚餘一千二百兩。至是，黃遵憲以之創辦時務報館，捐款一千元，招梁啓超主撰時論，進士汪康年經理。黃遵憲初為駐日使館職員，改任領事，政府調為駐德公使，而德外部不肯接待，蓋其久在外國，不易聽命故也。黃氏在外深受刺激，久願中國變法自強，又與康梁同鄉，頗相接近。九月《時務報》出版，每旬一冊，凡二十餘頁。梁氏善於屬文，其文暢達明白，自為一體；內容雖少豐富之材料，精深之思想，然其善於張皇附會，極文字鋪張之技能，普通讀者往往為之神動，而最適宜於宣傳。康有為之弟子更辦《知新報》於澳門。一八九七年，黃遵憲授湘南按察使職，其巡撫陳寶箴熱心於改革，創辦時務學堂，招收學生一百二十人，延請梁啓超為總教習。梁氏入湘講學，倡言變法自由，湘紳大嘩，而陳寶箴堅持如故，時當中國戰敗屈服之後，勇於進取之少年文人多有變法之傾向，又得康梁之鼓舞。政府自收辦強學書局後，風氣一變，四方文人組織會社，多如風起雲湧，梁啓超曰：「一年之間設會百數。」據其所著之《戊戌政變記》，列舉三年內設立之學會學堂報館凡五十一所，吾人將其分析，學會凡二十有四，學堂共有十九，報館凡八；就其所在之地而言，湖南十六，江蘇十一，廣東八，北京三，廣西二，陝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其在國外者，澳門三，新加坡三，橫濱一。學堂報館範圍殊小，學會之性質多不相同，如群學會、農學會、蒙學會、知恥會、測量會、不纏足會等，不相統一，各自為政。其盛起於江蘇、廣東者，理至明顯，無待贅言。湖南則以賢良官長，紳士提倡，學會最多，勢力較強；顧其實際亦有可議之點，如學生竟明稱其無用，所講者，「天文地理為俗儒常談，聞之者昏昏欲睡，講者徒費唇舌」。但其功用則為開通風氣，湖南之風氣固異於前矣。余若四川諸省多未受其影響，中國領土廣大，文人守舊，康梁宣傳之力，實難及於各地，梁啓超所謂設會百數者，殆非事實。
識者倡言改革，朝臣疆吏中之識時務者亦論變法，而朝廷汲汲顧慮者則有二端，一日財政，二日軍政。財政先已感受困難，中日戰前，政府一年之收入凡八千餘萬兩，較之清初二三千萬兩增加數倍，即比道光年間亦有進步，其原因則以關稅、厘金、雜稅之收入也。同時，國用大增，戶部仍患拮据。關稅於鴉片戰前約百有餘萬，至是，增至二千餘萬；其稅率受協定條款之束縛，不得提高。厘金收入約一千五百萬兩，病商害民，人所共知，勢難增加，雜稅更無論矣。政府則以賠償日本軍費，無法應付，光緒詔曰：「戶部奏償款太巨，請飭通盤籌畫一折。當此時事艱難，國用匱乏，中外臣工各宜合力同心，共圖匡濟。著戶部咨行大學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將軍，督撫各抒所見，如有可興之利，可裁之費，能集巨款，以應急需者，即行詳晰明奏，用備朝廷採擇。」言者均請開源節流，廣西巡撫張聯桂奏稱開源之策有六，曰鑄銀圓，曰放銀圓，曰行銀票，曰核稅契，曰加洋稅，曰興商務。其節流之策有四，曰裁冗官，曰裁冗兵，曰省局務，曰節縻費。其所籌之辦法雖切時弊，而規模遠大，一時殊難實現。尤有進者，鑄圓廢兩（即放銀圓），為整理財政之要務，固非有利可圖，而得視為大宗收入也，銀票更不足富國矣。順天府尹胡燏棻條陳變法，請開鐵路以利運輸，鑄鈔幣以裕財源，開民廠以造機器，開礦產以資利用，折南漕以節經費，減兵額以歸實際，創郵政以刪驛遞，創練陸兵以資控馭，重整海軍以圖恢復，設立學堂以儲人才。其計劃可稱詳盡。皇帝詔各省督撫將其悉心籌劃，酌定辦法奏復，又飭雲、貴、山西督撫開採境內礦產，迅速奏復籌辦情形。御史陳其璋疏稱鎮江東南諸山皆有煤鐵五金，均可採掘；實則先未調查礦產，而多本於猜度，官吏且不知開採之新方法也，其不能救窮事固明顯。戶部擬定籌餉辦法，其主要者凡八，一曰裁減制兵，二曰考核錢糧，三曰整頓厘金，四曰核扣養廉，五曰鹽斤加價，六曰茶糖加厘，七曰當商捐銀，八曰土藥行店捐銀。其舉辦新稅，足當苛捐惡稅之名，其中辦法，以裁兵、核糧、整厘鹽價為最要，而各省多未舉辦；官吏之俸金已少，而今又扣養廉，廉吏將何以仰事俯蓄耶。戶部奏請飭催各省速辦。盛宣懷俄請仿行印花稅，創立銀行，朝臣後請發行自強股票（公債），印花稅未能推行，股票由戶部議定章程，改稱昭信股票，發行之後，紳商不肯購買，地方官強之，山東、四川各有擾亂，乃奉旨取消。其時國內幣制紊亂，朝臣迭請鼓鑄銀圓，有以銀價低落，建議仿造金鎊者，金幣在今尚不易行，當時自難實行；鑄造銀幣原為統一幣制之要政，一八七七年，赫德已向總署建議，李鴻章書告友人，稱其掃盡陋規，官吏將無以自立。政府不能別籌津貼，此數百年積弊不易一日更新者也。其言仍切時弊，朝廷固未切實整理財政。
政府籌款之名義曰籌餉，軍隊自中日戰後，識者知其不能一戰，各省所養兵勇八十餘萬，年費三千餘萬，長官嘗以省庫入不敷出，有按七八成，或五成核放者，每兵「每月僅領銀數錢，平日不敷養贍，多以小買營生，巡緝俱屬虛文」（胡燏棻奏語）。朝廷之政策則裁減綠營，招募新兵；新兵之器械多購自外國，餉糈優厚，非有經費不能辦理。一八九五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奏稱營兵積弊深痼，非認真仿照西法，急練勁旅，不足以為禦侮之資，請先練二千餘人為一軍，分為十三營，名曰自強軍。營制仿照德國，半年以後即行擴廣，加練一倍，以增至萬人為止。如餉巨難籌則增至五千人，全軍用德武員為統帶，其下營官以洋將充之，副哨官（副排長）始用武備學堂之學生。未幾，張之洞奏稱創立陸軍學堂於省城儀風門內，聘請德員五人為教習，慎選學生一百五十人學習，以三年為期。明年，張氏奉旨調任湖廣總督，設新軍二營於湖北，雇用德員操練，又創武備學堂。自強軍自張之洞去後，劉坤一稱其雇用德員居於城內不便，將其調往吳淞，及至三年，德員解僱，竟無重要之影響於時。其他改習洋操之隊伍，直隸有提督聶士成所部之武毅軍，聶士成初為淮軍戰將，其編制仍照舊例，袁世凱亦練新軍於天津。此固國內之少數軍隊也。海軍自北洋艦隊消滅後，朝廷有興復之意，命福州將軍裕祿兼船政大臣，但無經費，未有建設。
財政練兵為時要政，其他改革尚有數端，茲略言之於下。一、交通，初張之洞倡言自辦鐵路，開辦大冶鐵礦，創設鐵廠於漢陽大別山，縻款甚巨，未有成績。一八九六年，張氏與直督王文韶會奏，請設鐵路公司，保盛宣懷為督辦，辦理盧漢鐵路。盛宣懷入京，往謁總理衙門大臣，請籌四千萬兩，半數籌自本國，半數借自美國，後向比國借款，引起英國之爭論。京奉鐵路先已築成一段，至是，興筑北京、天津間之路線，而長城以北，受俄干涉，未能進行，朝廷固知鐵路之重要矣。郵局亦於此時積極擴張，初駐京外使每於冬季將其遞往本國公文，交華官轉遞上海，後由天津稅務司辦理。及煙臺條約成立，赫德請設送信官局，後二年，總署與李鴻章商定開創北京、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寄信局。其辦法仿自外國，交海關管理，士大夫非之，民間信局以其妨礙生計，勢難發展，而列強竟於通商口岸，次第創設郵局，總署乃飭赫德推廣寄信局於各口。後總署大臣聞知英國將添設郵局於中國，飭令赫德詳議郵政，是否確於小民生計無礙？赫德復稱無害，擬定章程。張之洞亦以為言，乃改總稅務司署中之寄信局為郵政總局，各口所設之寄信局為郵政局，並將於其附近設立分局。其徵收信資，明信片每張一分，封口信每件計重二錢五分，收銀三分，余以類推，掛號信另行納資。郵局兼營匯兌，寄送包裹。其創辦之始，經費由海關補助，兼顧及民信局之利益。御史徐道焜奏其章程未盡妥善，兩廣總督譚鍾麟稱其瑣碎煩苛，眾怨沸騰，無裨餉需，徒傷政體，請將其裁撤。閩浙總督邊寶泉電稱郵局不准信帶銀洋，有妨小民生計等情。總署將其駁斥，始免於事，新政推行，殊非易事。二、教育。舊教育不切於用，新教育前已失敗，至是，朝臣欲有進行，政府改前強學書局為官學局，派工部尚書孫家鼐管理，孫家鼐請延教習譯書，購置儀器。侍郎李端棻受其妹夫梁啓超之影響，奏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縣學堂教授中西學程，以三年為期。京師大學選貢監生入學，並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朝旨交孫家鼐妥議辦理；孫氏奏稱設立分科大學。其思想則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孫氏無法進行，迭次商請李提摩太出任總教習，李提摩太固辭，遲至一八九八年夏，始行開辦，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校址。直省之辦學堂者，天津、上海各有一所，均由盛宣懷主持，武備學堂則數較多。要之，學堂之創立，徒有空名而已。三、籌民生計，朝臣時知實業之重要，御史王鵬運奏請講求商務；其主意欲官商一氣，力顧利權也。皇帝交總署議復，總署奏稱各省省會設立商務局，由商人公舉紳商充任局董，講求商業，再設通商公所於各府州縣之水陸通衢，整頓招商局等。更有奏請抵制洋商，改造土貨者，其辦法則勸紳商開設紗廠、絲廠、工廠織造呢羽、氈毯。盛宣懷則請創設銀行，以為通商惠工之助。其於農民，許其於北方開墾。初直隸、山西邊民私入內蒙古耕種，次第改設州縣；東北雖有俄國之逼，中日戰前，尚未徹底開放，准許漢人移居；戰後，始改政策。朝臣奏請開放內蒙古，稱其土地肥沃，河套東西尤屬膏腴，民多潛往私墾，不如官為經營。朝命大臣奏復，皆稱其利，遂弛禁例。
以上新政，除郵政而外，多無實效，又非通盤計劃，徹底改革，無足深論。一二樞臣雖欲變法，究無奈何！據翁同龢日記，一八九六年，太后命修頤和園，將土藥厘金全數提歸工程處，又將三十萬兩提歸圓明園；明年，太后萬壽節日，大事慶祝。朝臣歡樂之際，而德忽以教案強據膠州灣，多所要求，其武力壓迫之甚，蔑以復加，朝野上下莫不憤怒，而國中軍隊不足一戰，艦隊不能防禦海岸，終乃屈服，許之。俄、英、法國相繼租借軍港，劃定勢力範圍，爭奪特殊權利，日本亦得利益，中國任其宰割，而無如何，固國內之奇變大辱也！年富力強之光緒皇帝，適當其沖，對於列強無理之要求，屈服許之，其心中痛苦，何似如之。光緒初受師傅翁同龢之影響，以為對日一戰而勝，可得發揚國威，躋大清於強國之列；不幸歸諸泡影，而外侮反亟於前，知非變法，則無以圖強，變法之心意日堅。其為人也，聰明好學，博聞強記；自幼養於宮中，宮中禮節瑣繁，習之既久，失其勇敢果決之氣；師傅平日講說傳統之道德，自不敢以下犯上；及其年長，唯有服從後命。慈禧自信力強，專斷朝政凡三十餘年，嘗自詡其地位，遠非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之所能及；其意以為英國採行之政策，編定之預算，必待內閣之決定，國會之通過，而己一人自由任用罷免或誅殺大臣，決定政策。所謂軍機大臣，不過顧問，對於詢問事件，陳述意見而已。其專橫之甚，心目中固無光緒，機密大事往往獨斷。及光緒年長，懿旨竟謂歸政後仍問朝政，中日戰起，太后皇帝意見不協；明年，和約成立。十二月，光緒詔曰：「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夙夜無違。仰蒙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細而起居服御，凡所以裨益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據此，光緒毫無自由，直為兒童耳。太后且欲使之孤立，帝於大婚之後，寵愛瑾妃、珍妃，珍妃頗有才能，偶因家庭瑣事，不為太后所喜，積隙日深。中日戰時，太后借端稱其驕縱，肆無忌憚，降其姊妹為貴人，撲殺其親信內監高萬枝，懲罰其兄志銳，命撤漢滿書房；而帝不欲輟講，翁同龢又力爭論，漢書房暫得不撤。皇后為太后侄女，據德齡女士所記，太后於頤和園計隔皇帝皇后臥室，二人不易相近，拳亂後猶然。中日戰爭期內，御史有以太后干涉朝政，無以對祖宗天下者，侍郎汪鳴鑾、長麟於召對時，奏說皇帝振作獨斷。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日，帝忽宣諭「二人離間兩宮，厥咎難逭，著革職，永不敘用」。翁同龢日記曰：「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樞臣擬定詔旨，措辭嚴峻，光緒之意如此，蓋太后之影響而然。旨稱二人罪狀曰：「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二人所說，既為妄言，何必屢次召見？諭文之重要，則在鉗制臣下之口，而唯皇太后之意志是從耳。二十七日，瑾珍二妃奉太后之命復位，無奈嫌疑已成，太后仍欲去帝親臣。明年二月，漢書房竟奉懿旨撤去，三月侍讀學士文廷式又奉懿旨革職。文廷式曾為二妃之師，為太后所惡，託病家居，以求免禍。及強學書局成立，楊崇伊參其遇事生風，廣集同類，議論時政，並交通內監文姓等情。太后得奏，命即嚴辦，諭旨稱其召見時語多狂妄，即行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太后又殺內監寇萬才，其原因則不可知。六月，光緒生母醇親王福晉（滿語言妃）葉赫那拉氏病死；福晉者，慈禧之胞妹也，由是無人調停其間，而光緒之境遇愈苦。翁同龢於日記記之曰：「上戚容無語，大異十六年十一月（一八九〇年十二月）情形矣，退而感嘆。」
在朝掌權之大臣，多慈禧之親信，光緒之親臣獨其師傅翁同龢一人而已。翁氏小心謹慎，畏首畏尾，不敢有為；對於文學古董，頗有研究，但無建設改革之才能，居官深患御史之奏劾。李提摩太在京，翁氏親至其寓所見之，請其贊助改革，其心實有變法之傾向，光緒信之極深，翁氏固欲富國強民，以報皇上也，滿人嫉之，尤以太后之親臣榮祿、剛毅等為甚。剛毅與李提摩太語，毀之甚力，朝廷上滿漢大臣，既不同心合作，各立於仇視對敵之地位，而太后之性情偏於守舊，滿族大臣之妻女得入宮中，太后與之親近。皇帝則傾向於變法，知非重用漢人，終無改革之望，皇族親王大臣皆助太后，而光緒孑然孤立，名義上雖曰親政總攬萬機，實際上用人行政之大權，仍握於太后之手。臣下奏疏，皇帝看後，移送頤和園，由太后決定；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莫不須得其同意。其干預政事者，一則好攬政權，一則不信皇帝也。光緒於膠變之後，深受刺激，一八九八（二十四）年一月十六日，詢問樞臣變法事宜，翁同龢日記曰：「上頗詰問時事所宜先，並以變法為急，恭邸默然，臣頗有敷對，諸臣亦默然也。」翁氏於日記旁註明其敷對之主意曰：「謂從內政根本起。」旋許德國要求，樞臣奏請振作自強，而列強威逼愈甚，帝向翁同龢索閱黃遵憲所著之《日本國志》，欲許外使入覲，輿馬直入禁門。二月，帝頗振作，明發諭旨，嚴責疆吏對於裁兵節餉空言搪塞。三月，切責樞臣一事不辦，恭親王為之流汗。四月，俄使訂期入覲，帝欲許其親遞國電，而樞臣諫阻，帝不謂然，又言德親王進見，著在毓慶宮前殿賜宴，准其乘轎入東華門。翁同龢言有窒礙，其日記曰：「上皆駁之，並盛怒責剛毅，謂爾總不以為然，試問爾條陳者，能行乎？否乎？因論赫德亦可見，從前漢納根欲見，為恭親王所阻，並傳張蔭桓將前日所開禮節照舊進上。……前後不能悉記，記之者知聖意焦勞，臣等因循一事不辦，為可愧憾也。」及俄使入見，禮節大異於前，帝用漢語宣諭。翁同龢曰：「此皆從前所未有也。」後德親王入覲，待遇尤為優渥。帝既大改舊制，會恭親王病歿，王自再出，身弱多病，小心謹慎，多所顧忌，毫無補於時艱，反為變法之阻礙。其時朝臣門戶之見日深，新舊兩派暗鬥益烈。六月十一日，光緒詔定國是；十五日，翁同龢奉朱諭免職。文曰：
協辦大學士翁同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氏罪狀究為莫須有之辭。其在朝也，帝極親信；偶有疾病，詢問者三；一旦忽而命其回籍，非帝之意，亦非翁氏之所預料者也。明日，駕出，翁氏趨宮門叩首，其日記曰：「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其依依不捨之情狀，見於言外。要之，翁氏之免職，為新舊二黨暗鬥之結果，帝奉懿旨無可奈何者也。翁氏友人張蔭桓主張變法，亦幾為舊黨所陷，張氏面告翁氏，翁氏日記記之曰：「樵野（張蔭桓字）來告，初六日（六月二十四），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折示之，折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余平分，蒙溫諭竭力當差。又雲，是日，軍機見東朝（太后）起，極嚴責，以為當辦，廖公（廖壽恆）力求始罷。又雲，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拏，既而無事，皆初六日事也。」舊黨陷害之計，不擇手段，竟至於此，其視為奧援者，太后助之也，翁氏免職之日，詔令二品以上大臣授職者，京官謝恩陛見，並詣皇太后前謝恩，外官一體奏謝；又命直督王文韶、將軍裕祿入京。裕祿為榮祿之黨，直督之缺，改以榮祿充任。直隸駐有三軍，一董福祥之甘軍，二聶士成之武毅軍，三袁世凱之新建軍。三軍均歸直督節制，軍權歸於榮祿，其黨可得從容指揮，為所欲為，其深思遠慮，計劃之周到，光緒之危險，改革之失敗，已定於此。而竟莫之奈何，光緒殆非慈禧之敵，抑其地位使之然耶？
光緒決心變法，其深予以刺激指導，而力促其進行者，康有為也。康有為迭次上書，奏請變法維新，名譽大噪，嫉之者亦眾，自授主事以來，回粵講學，及德強據膠州灣，自廣東北上，上書極論國勢之阽危，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存國祚。其言聳警人心，語多透切，末後建議三策，一日采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二曰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三日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其計劃自今觀之，勢難實現，且多危險；至謂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其意以為不用其策，而仍因循守舊，唯有滅亡而已。其推論殆不免於武斷，即使盡用其策，亦難盡如其希望也。書上，工部尚書淞淮惡其言直，不肯代遞，而文傳誦於時，康氏失望欲歸，翁同龢留之，會得朝臣高燮曾之疏薦，光緒詔命總署大臣，問以大計；書始上達，共歷二月之久，可謂難矣。其應召也，據翁同龢言，康氏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此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事也。帝復命其具折上陳，宣取其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二書。二十九日，康有為再行上疏，陳述效法日本維新，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以征賢才，三曰開制度局以定憲法。其建議之制度局分立十二：一法律局，二度支局，三學校局，四農局，五工局，六商局，七鐵路局，八郵政局，九礦務局，十游會局，十一陸軍局，十二海軍局；各省添設民政局，其督辦准專摺奏事與督撫平等，自辟屬員。其奏陳辦法，均仿自日本。日本明治即位，幕府歸政，內而朝臣，外而藩侯，互相爭權，藩侯治理屬邑，朝廷空有治理全國之名，明治乃臨南殿，率公卿藩侯祭天祀神，宣讀誓文，示以用人改革之方針，而欲以之免除誤會。中國之情狀迥異於此，康氏之皇上御門誓眾，殆表示其決心變法，不顧困難，勢必勇猛前進，而守舊大巨不能阻撓也。顧其後變法之失敗，非由於皇帝之不決心，乃其無權也。二國之環境不同，宜於日本，固不必能行於中國也。其倡設之各局，蓋將中央地方政府之政事，交其辦理，其原有官署將如何處置？時傳其主廢內閣六部，及各省巡撫藩臬司道，雖不足信，而康氏後應詔入見，據梁啓超言，奏稱新政責之小臣，許其奏事，舊衙門勿去。其後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請廢卿寺，裁去局員，朝廷雖未盡采其議，而無事可辦之官署固多廢裁，此足以招引守舊大臣之反對矣，書上，康氏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及李提摩太譯編之《泰西新史攬要》《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諸書。光緒將其奏疏交總署複議，讀其進呈諸書，深有所感，變法之意益堅。
康有為在京活動，其弟子梁啓超時亦在京，其年為會試之期，各省舉人入京應試，四月，國難日急，康有為倡設保國會，謀集朝士舉人，十七日，開第一次會於粵東會館，到者約二百人，議定章程三十條，其宗旨則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而圖保國、保種、保教，對內講求變法，對外講求外交，設總會於北京、上海，立分會於各地。斯日，康有為等數人演講，其說辭之主意，仍為外患日深，國勢日急，士大夫將無死所，唯有人人發憤而已。禮部尚書許應騷粵人也，惡之，禁其再在會館開會。第二次聚會於嵩雲草堂，第三次開會於貴州會館，據梁啓超言，赴會者尚過百人。其反對之者，稱其聚眾收費，同於會匪，向途人即稱亡國，著書駁之，印送貴人。據康氏弟子所言，其人以怨憤私利出此也。於是輾轉傳說，謗議大起，御史相繼奏劾，會員李盛鐸竟自劾會求免，剛毅因欲查究人會諸人，光緒不許，始免於禍。保國會之性質，不過集會演說，喚起時人之覺悟而已，而朝臣乃以洪水猛獸視之，其愚誠不可及。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上書請廢八股，書遞都察院代奏，不得；轉請總署代奏，亦不可得。其他舉人聞之，據梁啓超語，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康有為之在京活動也，謁見達官，聯絡御史，許應騤奏稱其至寓所干謁再三，概予謝絕。御史文悌稱其踵門求見，多所干請，擬有底稿二件交之，一參廣東督撫，一請變更制科。其弟康有溥（字廣仁）致書友人亦稱其兄代草奏稿，鼓言路及能上折者上言，今刊行之康氏《戊戌奏稿》，尚保留其代草奏疏之一部分。言官與之親近者，有宋伯魯、楊深秀等，康氏之心，固為國事，吾人唯有嘆其用心之苦。其時光緒以外交應付之困難，焦勞悲憤，易受康氏文字之影響。翁同龢復密薦之，梁啓超稱其言曰：「康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其言不免浮誇，要亦非盡子虛；翁氏主張變法，與之常有往來。及保國會被劾，康氏欲回籍養母；翁氏留之，其日記所言，殆為免禍之計，不無可疑之點，不足盡信。樞臣時相水火，翁同龢迭次被劾，康有為以為皇帝宣布政策，則變法之基礎成立，草定國是奏疏，交言官上之。光緒得奏，六月十一日，毅然詔定國是 [14] 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唯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詔文昭示朝廷之堅決變法，臣下當一致進行，其在先進國家，政策未定之前，有關係之各方面，得充分發表其意見，政策決定公布之後，其見解與之相反者，亦多放棄其主見；行政官吏唯有執行政府之命令不得論其是非，攻擊其主持之敵黨也，乃在中國，朝臣多所忌諱，對於國是，不願公開討論，而唯秘密活動，政策決定之後，心中雖極非之，而以利祿之故，一方面求固其位，一方面不擇手段，陰謀破壞，無所不用其極。詔書欲去新舊門戶之爭，而實不易，一旦改革朝臣之心理，黨禍反烈。吾人不得不嘆千餘年來政教之積弊，文人胸襟之狹隘，不顧理智，而唯意氣用事也。詔中所言之特科，指經濟特科而言，其議倡自貴州學政嚴修。其意專為耆儒宿學不在院堂肄業者，仿博學鴻詞之例，分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舉送所知，入京試以策論。光緒交總署及禮部議復，復奏無所駁斥，奉旨遵行。特科每屆十年或二十年一舉，歲舉則於鄉試時，由學政調取高等生監分場專考，中式者名曰經濟科貢士。朝臣之覺悟者，蓋知八股之害，而欲因此拔用真才也。詔書催辦京師大學堂，實為進一步之辦法，大學成立，其教習將以何人充任，實一問題；雖然，政府之希望，固為造就人才，不可厚非。
康氏初以國是詔降後，大事已成，據其弟子張伯楨言，先原定期出京，而留之者情殷，會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之奏薦，徐氏與康氏接近，先曾上其代草請定國是之奏稿，至是，奏舉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五人，略稱日本變法，拔用下僚及草茅之才人直憲法局，以備顧問。康有為等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置諸大學堂令之課土，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思裕如，成效神速。十三日，光緒詔康有為、張元濟於十六日預備召見，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等著總理衙門查看具奏。十五日，翁同龢忽奉朱諭開缺回籍，大臣授職者，詣太后前或具折謝恩，授榮祿直隸總督。凡此數端，皆光緒對於太后之極大讓步，太后已布置網羅矣。明日，康有為等召見於頤和園之仁壽殿，陳奏變法。張伯楨稱其請廢八股，梁啓超言其建議增置新衙門，擢用小臣。對逾二時，康氏自稱皆承嘉納，天顏有喜，蓋帝先讀其書，慕之已久也。命其所著各書概行寫進，隨時上陳，帝欲重用康氏，而剛毅阻之，又礙於太后，詔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其專摺奏事。康氏政治主張，仍為「統籌全局以圖變法，御門誓眾以定國是，開局親臨以定製度三者而已」。自此而後，其精力多耗於著書，議論政事，其上奏者頗多；試士請廢八股試帖楷法，改用策論；武舉請停馬步弓刀石，改設軍校；課士大設學堂，翻譯日書，廣派留學；政治則君臣合治，滿漢不分，定立憲法，召開國會，改定法制；軍制則裁汰綠營，改設巡警，仿照外製，大練新兵；交通則以漕款廣築鐵路；實業則勸勵工藝，獎募創新，提倡農商；宗教則尊孔聖為國教，廢去淫祀；風俗則禁婦女纏足。其進呈之書有《突厥削弱記》《波蘭分滅記》等，均予光緒深切之刺激。朝臣之贊助變法者，有李端棻、徐致靖、張蔭桓、孫家鼐等。李端棻受梁啓超之影響，關於變法事宜，多所建議，後授禮部尚書。徐致靖奏舉人才，官授侍郎。張蔭桓出使美英，久辦外交，深知中國之積弊，極表同情於變法，又與康有為同鄉，康氏曾館子其家，往來甚密。孫家鼐為光緒師傅，奉旨辦理譯書局，及大學堂事宜，亦傾向於變法。其他康梁黨人多為小臣。梁啓超於七月三日奉旨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九月五日，光緒進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御史中之力贊助變法者，有宋伯魯、楊深秀。初詔定國是，舊黨先向新黨挑釁，二人奏參禮部尚書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以為報復。上諭其明白回奏。許氏逐一陳明其無阻撓等情，反稱康有為少即無行，意圖幸進，聯絡台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觀聽，請將其罷斥，驅逐回籍，光緒不問。其黨羽文悌時為御史，先曾詐與康氏交遊，探其私事，至是，羅織其罪，稱為輕浮巧猾之徒，證實許應騤回奏所言之罪狀，疏文甚長，頗能動人，而上諭稱其受人唆使，免去御史之職。文悌為人頗不可解，初於俄國強租旅順、大連之時，自請赴俄辯論，將痛哭流涕，效法申包胥九日不食，倘俄固執，立即自盡，庶可感動英日出而助我，且曰：「奴才無父母在堂，妻妾在室，以死報國，奴才蓄志已久，死得其所，可以感動地球萬國。」自稱其為奇策，而帝不許，否則將成外交上奇異之事。後湖南舉人曾廉指摘梁啓超所言之民權自由為大逆不道，上書請殺康梁，光緒反命譚嗣同將其逐條駁斥，然後進呈太后，以保全之。康有為之進呈書也，帝令太監賞銀二千兩，未曾下詔，蓋免太后之疑忌，及舊黨之詆毀也。康氏在京既為守舊大臣眾矢之的，其弟有溥與梁啓超謀欲其出使日本，而光緒別用黃遵憲、孫家鼐奏請康氏督辦上海官報，光緒許之，而仍留其在京，及勢危急，始促其行。
方康有為之見用也，信其能有所為，電商其事於李提摩太。李提摩太聞知伊藤博文來華遊歷，以其在日主持變法，多所成功，稱其熟悉東方情狀，建議聘為顧問，日本於地理上為中國近鄰，二國之關係密切，其政府於列強在華爭奪權利，無可奈何，其政治家固願中國變法自強，而二國以種族、地理、文化、經濟之關係，可能互助也。梁啓超等已與日人相親，士大夫有倡聯日者。會康有為電召李提摩太入京，稱將聘為顧問。李提摩太應召北上，九月中，抵京，而伊藤已至，同住於一旅舍，竟有上書請留伊藤為相者。二十日，光緒見之，待之優渥。康氏變法頗得英人、日人之同情與贊助，文悌奏參康氏，內稱至其臥室，案有洋字信多件，不暇收拾，視為罪狀之一，吾人則深佩其虛心。朝臣之進行康氏計劃者，有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等。譚嗣同為湖南瀏陽縣人，遊歷四方，負有大志，精通哲理，著有《仁學》，及康有為等倡立強學書局，值其來游北京，謁之不遇，乃與梁啓超相見；梁氏稱其師說，據其所作之《譚嗣同傳》，謂其自稱私淑弟子，後歸湖南倡辦新政，刊行《湘報》，集眾演說。徐致靖薦之，被召入都。劉光第蜀人，初成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及聞康有為創設保國會，請為會員，遂與康氏相識，在官不事顯貴。楊銳亦為蜀人，先見知於張之洞，官於京師，鑒於外患日逼，慷慨談論時務，與康有為相善。強學書局之成立也，楊銳有力焉，楊崇伊上疏彈效，其會員上疏爭之，楊銳爭先署名，膠變起後，有為上書再諭變法，倡立保國會，楊銳加入，與康氏益密，劉楊二氏皆以湘撫陳寶箴之薦召見。林旭閩人，康有為之弟子，倡言變法，活動甚力；榮祿新任直督，召之入幕，會以朝臣之薦，被召。四人入覲後，奉旨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章京雲者，辦理文書之職員，位在軍機大臣之下。拜命之日，據梁啓超言，皇上親以黃匣緘一朱諭授之，命其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據此，則其職權出於軍機大臣之上，皇帝時無大權，不能重用新進之士，又不能無故罷免守舊之大臣，豈用康有為之謀，擢用小臣辦理新政耶？楊深秀，山西聞喜縣人，博學強記，初成進士，時授御史，主張變法，與康有溥之交頗密；迭次上奏康有為代草之疏，請廢八股，詔定國是，彈劾許應騤，辯護新政等。其他力助變法者，尚有康有溥等。有溥精明銳斷，勇於任事，初為小吏，後從美人學醫；梁啓超於春間重病在京，康有為召之調護，有溥入京治病，並助其兄整理文稿；平日主張廢八股為救中國之第一事，時約友人經元善創辦女學於上海，知其在京之危險，而不肯去。其人要皆富有愛國思想之志士也。其在外省尚有陳寶箴等。陳寶箴為湖南巡撫，勇於任事，銳於改革，進行新政，不顧毀譽，政績斐然。
六月十一日，光緒詔定國是；政變作於九月二十日，百有三日之中，改革之詔書迭下，茲列重要之改革於下。
六月十一日，詔軍機大臣總署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籌辦京師大學堂。
六月十二日，詔選宗室王公遊歷各國。
六月二十日，總署奉旨妥議提倡學藝農業事宜。
同日，飭盛宣懷趕辦盧漢鐵路，並開辦粵杭滬寧各路。
六月二十三日，詔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
六月二十六日，諭各部院子奉旨交議事件，剋期議復，逾期即嚴懲治。
七月四日，詔地方官振興農業，著劉坤一咨送上海農學會章程於總署，並令各省學堂廣譯外洋農務諸書。
同日，創設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官書局及譯書局均併入大學堂。
七月五日，獎賞土民著作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准其專利售賣。
七月九日，詔八旗改習洋槍。
七月十日，諭改各地書院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堂，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其地方捐辦之義學社學亦令中西兼習，獎勵紳民興學。中學應讀之書，由官書局頒發。民間祠廟之不在祠典者，即由地方官曉諭人民，一律改為學堂。
同日，嚴飭地方官保護教士教民。
七月十一日，詔舉經濟特科，命長官各舉所知，於三月內送京，然後定期舉行。
七月十四日，諭官獎進商業。
七月十六日，嚴諭各省將軍督撫切實裁兵練軍，力行保甲，整頓厘金。
七月十九日，公布科舉章程，鄉會試仍為三場，一試歷史政治，二試時務，三試四書五經。歲科亦以此例推之。
七月二十六日，改《時務報》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其事，並著督撫咨送各地報紙於都察院及大學堂，許其實言，不必忌諱。
七月二十九日，命各部院衙門刪去舊例，另定簡明則例。
同日，下詔改良司法。
八月六日，諭華僑創立學堂，著出使大臣勸辦。
八月九日，京師大學堂成立。
八月十日，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將軍督撫奉旨妥議海軍事宜。
同日，王文韶、張蔭桓奉旨籌議鐵路，開礦，增設學堂並切實舉辦事宜。
同日，宣示決心變法，有意阻撓，不顧大局者，必當嚴懲。大臣當認真考察真才，參劾不職，上下力除壅蔽。
八月十六日，譯書局成立。
同日，詔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等為督理，准其隨時具奏，獎進紳富之有田業者，廣開農會，購買農器。
八月二十六日，准梁啓超設立編譯學堂於上海，並予學生出身，其編譯之書籍報紙一律免稅。
同日，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
八月二十八日，諭告諸臣除去蒙蔽錮習，不得無故請假；議奏事件不准延擱。
同日，詔劉坤一、張之洞試辦商會於上海、漢口。
八月三十日，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東河總督。其不辦運務之糧道，疏銷之鹽道，及佐二之無地方責者，均著裁汰。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及歸併事宜，大學士六部及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切實辦理。
九月一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奉旨交部議處，嗣後堂官代遞條陳，將原封呈進，毋庸拆看。
九月五日，詔用西法練軍，逐漸實行徵兵，裁減綠營。
同日，工部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及街道廳奉旨挑挖京城內外河道，修理各街巷道路。
同日，詔委裕祿、李端棻為禮部尚書，徐致靖等四人為侍郎。
同日，賞譚嗣同等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
九月七日，詔各省督撫訪查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能員，隨時保送引見，以便錄用。
九月九日，詔准孫家鼐另設醫學堂，歸大學堂兼轄，並著其詳擬辦法。
九月十一日，籌設茶絲學堂。
同日，詔准學士瑞洵於京城籌設報館。
同日，再諭各衙門代奏事件，次日即當呈進，稍有抑格，立即嚴辦，並將迭次朱諭諭旨錄寫一通，同此諭旨一併懸掛大堂，有所警觸。
九月十二日，詔變武舉。
九月十三日，官民一律得應詔言事，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均得自行專折具奏，州縣等官言事者，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
九月十四日，詔許滿人經商營業，並查前移民開屯成案，以便辦理。
九月十六日，詔編預算。
同日，命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
凡上改革之大政，均切中國之積弊。顧其歷時遠久，人民於不知不覺之中，視為當然，其在社會上之勢力至為強大，一旦忽而根本變更，人心往往不安。其愚蠢者原無判斷之知識，比較之能力，而為風俗禮教所束縛。其讀書者多囿於夷夏之別，從不肯虛心研究別國之政教，而自滿自傲，嘗以不可思議之思想，批評一切，其成見武斷之甚，直與愚民無異，而痼病之深，不良之影響，禍害之烈，遠過於愚民。其人非積極破壞變法，而即消極畏事不敢聞問。甘肅巡撫陶模曾論之曰：
大小臣工宜力戒自欺也，世變之奇，有先聖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猶以不談洋務為高。夫不談洋務可也，不知彼，並不知己，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飾，吏治營務久為鄰國所竊笑，明明不如人，而論事者動發大言，自謂出於義憤，不知適以長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聰明。一二有識者畏受訾謷，或曲為附和，或甘為緘默，絕無古名臣交相警戒之風，平日視危為安，視弱為強；文武驕惰莫由覺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體察，謬托正論，務虛名而賈實禍，誠可為痛哭流淚者也。事前既莫知其不如人，事後眾論仍莫肯直認不如人，甘心自畫，又安望有自強之一日？
其言發於中日戰後，深切士大夫之痼疾，數十年來外交上所受之禍多由於此。康梁於斯環境之中，不顧清議，倡言變法，殊為不易。陶模建議之挽救方法，則選擇辦理洋務檔案，翻譯各國政書，將其刊印，俾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其建議自理論而言，無可非議，實際上則少效力，士大夫成見太深，對於西學深閉固拒，情感用事，毫不願虛心受教也。康梁從事於宣傳，口頭上文字上均甚努力，一部分青年志士雖受其影響，而時甚暫，根基殊淺；頑固之士大夫反指摘其言為詆毀之口實。李提摩太等所編之書，所謂聖賢之徒更不之讀，劇烈之改革實非其所了解，而康梁之採行者多為西法，乃斥其用夷變夏，非聖非道，而痛心疾首視之。文悌之劾康有為曰：「聽其談治術，則專主西學，欲將中國數千年相承大經大法一掃刮絕，事事時時以師法日本為良策……中國此日講求西法，非欲將中國一切典章文物廢棄摧燒，全變西法，使中國之人默化潛移盡為西洋之人，然後為強也。故其事必須修明孔孟程朱四書五經小學性理諸書，植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綱常、倫紀、名教、氣節以明體，然後再習學外國文字，言語，藝習以致用。」其言為常人說法，似有至理，而於康氏則為無的放矢，不過牽強羅織其罪。主西學不必掃絕本國之大經大法，而文悌牽合為一，更以私意推斷其為康氏之意。變法期內，康梁固未摧燒典章文物，而其所改革者，要偏於政治民生，至謂以經書為根柢，康梁固已熟悉經史，推尊孔子矣。文悌之言，全出於意氣用事，未嘗平心考察康氏之主張也。守舊大臣莫不盡然，陳寶箴初欲調停其間，奏稱康氏博學多才，盛名幾遍天下，譽之者不無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其召毀之由，一則生平才性縱橫，志氣激烈，一則孔子改制一書，推崇孔子比之耶穌，而又主張民權平等。其嫉之者以為不知君臣父子之大防，乃為眾矢之的，請銷毀書版，以息紛爭。陳氏所奏頗為公允，無奈視事太易，毀板息爭，其何可能？況後變法於一部分人有不利之影響耶？其廢八股，文人多或失其所長；改廟興學，民眾莫不痛恨；汰裁冗官，官吏大生恐懼；准許旗丁營生，旗民憂慮廢其優待。夫變法者，原謀國家之富強，人民之幸福；少數人固有之特殊利益，終必搖動，而勢之所趨，難於免除也。
上就反對變法者之心理及當時之背景而言，茲節引時人之言論與記錄，以便有所證明。吳敬恆曰：「憶戊戌（一八九八年）變法之際，朝旨欲即寺觀為學校，與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為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從古所有，則習而安之，其果為從古所有與否？固非爭論之點，賣菜男子頗能代表民眾之心理。士大夫攻擊變法之領袖尤力，許應騤奏曰：「康有為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即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為眾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幸進。今康有為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測，若非罷斥驅逐回籍，將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事；長住京邸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係非淺。」許氏之奏文，前多誣毀之辭，後為無中生有之推論；其稱康氏抄襲西報，士大夫時無新說新書，舍外人著作而外，其將何以明了外情？學術固無國界也。許氏昏庸殆不之知。文悌奏參康有為曰：「近來《時務知新》等報所論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改制度；甚則欲去跪拜之禮儀，滿漢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內；似只須中國一變而為外洋政教風俗，即可立致富強，而不知其勢，小則群起鬥爭，召亂無已；大則各便私利，賣國何難？奴才曾以此言戒勸康有為，而康有為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一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焉。奴才於其立保國會後，曾又與面言，恐其實為亂階，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其望文生義，吹毛求疵，至為可笑！康氏為清室忠臣，其保國會章程無不保大清之語，清帝統治中國，非先種族革命，固無所謂保中國不保大清也，乃竟以此罪之，後慈禧聽政，果用其語。康氏自今觀之，頗偏於保守，民國成立後回國，尚欲復辟，保存中國政教，文悌之言極牽強附會之技能矣。王先謙曰：「康梁所用以惑世者，平權耳，平等耳，是率天下而為亂也。」甚者斥平等為無父無母之說，士民被其荼毒，陷為禽獸。張之洞曾論民權有四害而無一利，中國宜有官權。其結論曰：「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掠劫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借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據，全局拱手而讓之他人。」其害如此，無怪曾廉斥康氏為大逆不道，而上書請殺之也。湘人葉德輝於政變之後，輯成一書，名曰《覺迷要錄》，詆毀康梁。茲引用二例，以見頑固文人之意見，徐可大毀罵康氏好財貪利，挾詩文以干諸公，游平康菊部不名一錢，自稱長素，僣擬素王，將奪尼山一席等語。梁啓超於長沙時務學堂批論課藝，葉德輝節錄其言，而各加以案語。茲節引用於下。梁批曰：「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所訕笑也。」葉曰：「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為西人鞠躬，居然請天子降尊，悖妄已極。」梁云：「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葉於民權，先稱「民有權，上無權矣」，於此則曰「只速亂耳」。梁云：「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葉云：「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歷代褒崇為從賊矣，狂吠可恨。」一則信筆怒罵，無異村婦之惡態；一則斷章取義，附會而成案語，藉以羅織其罪。學者論斷方法豈如此乎？要之，凡力反對變法之文人，不知歐美強國之政教，自由，平等，民權之真諦，本於孤陋寡聞所生之成見，徒就名辭之文義，而即肆口詆毀，其昏庸有失常態，至堪痛恨。孫家鼐頗與康有為接近，曾奏稱其《孔子改制考》將蠱惑民心，導亂天下，請旨將其削去；陳寶箴奏請毀版，可見反對者勢力之強大矣。
於此環境之中，光緒變法詔書多如雪片，其所改革者，是否能實行乎？變法之時期短促，而其所變者多為數百年之積弊，新政又為大規模之建設，決非百日所能成功，如練新軍、設學堂，非有相當之經費、領袖之人才、充分之時間，殆無實效。其奉行者，多為守舊之大臣與疆吏，其人心中反對變法，或有不知如何進行者，對於國事向多掩飾敷衍，乃託辭延宕。初，康有為奏請設十二局辦理新政，光緒按照故事交總署議復，延至六月初，尚未復奏；其原折則於一月進呈也。光緒怒而促其即復，奏上，對於康氏計劃盡行駁斥，光緒切責張蔭桓，張蔭桓叩頭，奏稱此事重大，請派樞臣會議。帝命軍機大臣會同議復，竟再將其駁斥，帝朱諭責之，發令再議，議上：「不過擇其細端末節准行而已，余仍駁斥。」（梁啓超語）百日內，光緒迭次嚴諭復奏事件，不得遲延。其六月二十六日諭曰：「各部院衙門於奉旨交議事件，務當督飭司員剋期議復，倘再玩忽，並不依限復定，即從嚴懲治不貸。」八月二十八日諭旨曰：「部院官本應常川進署，不得無故請假，議奏事件，不准延擱逾限，皆經再三訓誡，而猶陽奉陰違，似此蒙蔽因循，國事何所倚賴？用特重加申儆。凡在廷大小臣工務當洗心革面，力任其艱，於應辦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遲玩。倘仍畏難苟且，自便身圖，經朕覺察，定必嚴加懲處，毋謂寬典可屢邀也。」於此可見朝臣辦事之怠緩，疆吏對於新政，亦多推諉。七月十六日，上諭切責之曰：「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誥誡諄諄，仍復掩飾支吾苟且塞責耶？經此次淳諭之後，倘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實力奉行，經朕查出，或別經發覺，試問各該大臣能當此重咎否也，將此通諭知之！」其措辭之嚴峻若是，而疆吏仍多觀望，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於奉旨籌辦事件，無一字復奏。迨經電旨催問，劉坤一復稱部文未到以塞責，譚鍾麟且於電旨不復。八月二十六日，光緒嚴諭責之，並論其他督撫曰：「該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復何望！倘再借詞宕延，定必予以懲處。直隸距京咫尺，榮祿於奉旨交辦各件，尤當上緊趕辦，陸續奏陳。其餘各省督撫亦當振刷精神，一體從速籌辦，毋得遲玩！致干咎戾！」國內推行新政，著有成效，唯有湖南一省。
湖南初為仇外之中心，長沙刊印仇教之文字，紳士反對輪船電報。一八九七年，德人至長沙遊歷，書院請官攔阻，愚民投石擲之，府縣奉命阻其入城，而德人不允。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嚴飭准其入城，始免於事。通事詐索銀元、綢緞、珠石、古玩及婢女等於各城，竟有應之者。紳士知識殊為幼稚，識者乃漸改變態度，請設電報達於長沙，購買小輪船。其主持新政者，則巡撫陳寶箴也，黃遵憲等佐之，紳士譚嗣同、熊希齡助之，辦時務學堂於長沙，刊行《湘報》，創設保衛局，及內河小輪船公司等。保衛局即後日之警察局，創辦之初，無賴欲與為難，甫及一月，盤獲拐匪竊盜多人，交於遷善所，於是城市肅清，商民稱便。及太后詔廢新政，陳寶箴電商於張之洞仍請續辦，張氏不肯主持，終以紳士之力，獨得不廢。張之洞原傾向於變法，資助強學書局，著作《勸學篇》，奏請改正文體，諭飭屬下購閱《湘報》，又曾與康梁往來。顧其為人也，私心太重，胸襟太狹，保全祿位，不顧其他；大臣時分南北二派，久相水火，康有為以翁同龢之力進用，即為張之洞所不喜，又以論學不合而去。容閎謀築津鎮鐵路，報效百萬，張氏以其與盧漢鐵路競爭，力謀阻之不得，容閎固康梁黨也，及聞德國反對而罷，心始安慰。康有為奉旨督辦《時務報》，汪康年以為前與政府無關，改稱《昌言報》，不肯移交，兩派辯論，康氏請禁發行，張之洞致電孫家鼐稱其強奪商報，不可禁發，孫家鼐復稱此為康氏私意。據此，康氏實孤立無援；要之，張之洞雖未贊助康梁，而其親信弟子楊銳則極力活動，亦未公然表示反對，蓋專俟時機以為轉移，及聞太后聽政，乃落井下石，以保全其地位，轉而深恨康梁。劉坤一久官於南京，對於地方除建一佛寺外，別無建設，譚鍾麟請裁郵局，更毋望其實行新政。其時光緒迭誡各衙門革除壅蔽，對於代奏事件，不得阻格，而條陳尚有被阻者，於此可見新法之實行不易矣。其主因一由於時間太短，範圍太廣。一由於積弊太深，官吏敷衍因循，世人久視為當然，而今一旦令其盡改前非，實為重大之革命，並飭其推行新法，自多無從措手；且官署向偏於牽制，組織不備，指揮不靈，奉行新法，蓋亦不易。一由於皇帝無權，而大臣疆吏初殆無所畏懼也。
新政不易實行，而詔書迭下者，一由於主持變法之人視事太易，康有為於德據膠州灣時，中稱變法之效曰：「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又曾奏曰：「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天下固無若是之易事。其一明知其不能行，而故多發詔書，使識者念光緒為聖主，以為後圖。康有溥致書友人，而明以此為言，此固其兄之見解。其在京也，奏疏太多，言事太易，中有未曾審思而實無法推行者。八月末，康氏上奏統籌全局舉辦新政，內政須銀一萬萬兩，練兵百萬一萬萬兩，興創海軍一萬萬兩，分築三大幹路三萬萬兩，合計六萬萬兩；主張大募公債。其先政府決定發行昭信股票一萬萬兩，康氏謂其額數太少，力持不可，及後發行，竟無人願買。六萬萬公債，募之國內外國，均非易事。萬一募足，而政府一年收入不足一萬萬兩，政費軍費若此之巨，將何以持久？康氏殆未慮及，中國情狀固不同於外國。九月初，康氏奏請二事，一遷都上海。上海究為適宜之地與否，暫且不論，官吏將於何處辦公，大興土木，則以財政困難無法進行。一請易服。梁啓超於湘先已言之，及康氏疏上，帝欲照行，而剛毅力爭。康氏後自言其建議，實為巨謬，幸未遽行，以致摧殘絲業也。凡此數端，均足以供反對者之口實與憤恨，殊為不智。所堪注意者，變法諸人處於逆境之中，非不知其地位危險，有置生命於度外者。茲引康有溥書為證。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竊私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翁同龢）告以上眷至篤，萬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變法，一面為新圖之基，一面令人民念聖主以為後圖。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伯兄亦非不深知，以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因舉華德里落磚為證。弟無如何，乃與卓如（梁啓超）謀，令李苾老（李端棻）奏薦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禍，乃皇上別放公度（黃遵憲）而留伯兄，真無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至於今實無他法，不獨伯兄身任其難，不能行，即弟向自謂大刀闊斧盪夷藪澤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捨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兄在遠不知情事，易於發論，倘在此豈能遠遁？若能遁，則非人情，又何以為人，固知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今嬰國事，如陷阱羅。
今讀遺文，深佩其光明磊落，欲與變法諸人共患難，同生死，殆所謂志士仁人非耶！原信見於張元濟所輯之《戊戌六君子遺集》，未將月日註明，以愚觀之，殆在八月。康有溥之在京，異於其兄，未受政府之委任，毫無職守，出京避禍，並不可非；而仍留京不去，死而後已，實非常人之所願為。康有為久視生死非人所能為力，其所稱華德里故事，則十五年前，康氏路經華德里，時方築室，磚墜掠面流血，倘斜落半寸；則腦傷而死，故言生死有數。譚嗣同、楊深秀等莫不如是，禍變作後，其友勸說譚氏避禍於日本使館，然後東遊，強之者三，而譚氏堅決不從，必欲死難。楊深秀聞知政變，「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後撤簾歸政」。（梁啓超語）二人久已視死如歸矣。其死目今觀之，固無結果；而在當時則不可非，其為國犧牲之精神，至堪欽佩，誠所謂志士仁人也！光緒於此期內，詔稱宵旰焦勞，力圖振作，其每日閱看之奏章視前大增，倍加勤勞，其心則為國民也，曾得請開國會之疏，即欲照行。孫家鼐諫曰：「若開國會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帝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有益於國民，則無權何害？」（見《戊戌奏稿》）其言頗為誠實，變法欲有所為，非不知其危險也。
中國時為帝國，朝廷為專制獨裁之中央政府，國內除叛亂或大規模暴動而外，殊難切實影響政府之政策；中主對於任何大臣均得自由處分，良懦之平民，議論無由上達，終難有所舉動。皇帝對於變法苟有堅決之主張，具體之辦法，次第進行，理論上實無重大之問題。而光緒變法失敗者，其原因則政權不在皇帝，而在太后也。慈禧太后聽政，大臣久立於朝者，非其親臣，即不敢稍違其意。光緒孤立於上，親政後，太后頤養於頤和園，臣下奏疏仍須封送園中由其決定。一八九七年，學士惲毓鼎奏參園中牛姓太監，帝閱疏後，謂翁同龢曰：「此疏若為太后見，言官禍且不測，朕當保全之。」遂將其撤去。帝知言官之忠直，太監之亂政，而竟敷衍省事。變法之初，太后用其親臣握兵；光緒迫而罷斥師傅，不敢重用康梁，而令康氏進書陳其意見，後用譚嗣同等四人，專辦新政，位不過章京，品不過四品銜而已。婦女之性情，多偏於保守；慈禧幼讀詩書，嚴於夷夏之別；拳亂後，尚信中國之政教高於各國；其聽政也，對於軍國大事，宮中禮節，莫不欲遵祖制，平日聽信訛言，懷疑教士。自其性情及思想而言，對於變法，毫無了解同情之心，後告德齡女士，信帝將為教徒，故反對之。其時光緒進用之新臣，盡為漢人；其先漢人於政治上占有優勢，光緒信用翁同龢已起剛毅等之怨望；而今重用漢人，改練旗丁，許其營生，益大啟其恐懼之心。滿臣之妻女得入頤和園中，向太后挑撥，其嫌疑之深，則以禮部堂官阻格王照條陳而盡落職也。王照官為禮部主事，上奏請帝遊歷日本，交禮部代奏，其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將其阻格；康有溥聞之，請其草疏奏劾，王照從之，而堂官仍不肯遞。王照以上諭廢除壅蔽，力爭不已，且謂將請都察院代奏，懷塔布等無奈，奏稱日本向多刺客，王照妄言，而竟借端挾制。上諭斥其狃於積習，毫不體會諭旨，游日與否，無庸其過慮，將其交部議處。九月五日，改委禮部尚書侍郎六人，蓋帝新讀《波蘭分滅記》諸書，深受感動，態度堅決，大非前比；又以諭旨不行，而禮部堂官最為守舊，藉以振作，且使朝臣有所警畏也。斯日，詔用四卿辦理新政，意將積極推行新法，遂觸太后之忌。會曾廉上書請殺康梁，帝恐太后殺之，乃令譚嗣同將其條陳駁斥，以保全之。十二日，帝應宋伯魯、王照等之奏請，欲開懋勤殿，選臣待制，燕見賜坐，討論政事，命譚嗣同擬旨，遣內侍持列朝聖訓授之，欲其引用故事也。明日，帝往頤和園請命，而太后不許，旨不得下，二人猜忌益甚。十四日，帝將手諭交與楊銳，文曰：「朕惟時局難艱，非變法不得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而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危險至是，帝蓋深受太后之申責，而以政變將起也。明發康有為即赴上海之詔，十八日，密諭促行，值李提摩太應召抵京，往謁康氏。康氏面稱政局不安，將即赴滬，皇上召見之旨，將由孫家鼐或譚嗣同轉交，二十日乘火車出京。
變法諸臣對於朕位不保之密諭，籌商救護之方法。康氏先已知其危險，非以兵力不能挽救，環顧國內統兵之將，能救其出險者，唯有袁世凱耳。袁世凱精刻機變，負有時望，初為吳長慶幕友，隨之往韓，平定韓亂，擢至道員，干涉朝鮮外交；及中日戰禍將啟，狼狽回津，李鴻章用為糧道，知不能勝，主張和議；戰後，練兵於直隸，對於變法之主張，表示同情，曾助強學書局，會為言官奏劾；帝命榮祿查辦，榮祿知其練兵得法，昭雪其誣罔；至是，官至按察使職，兼領精兵七千。康有為先欲結之為援，暗使親信徐仁錄入其幕中，征其意見，而袁謬稱傾向，康氏信以為真，上疏薦之，代徐致靖草疏薦之，又囑譚嗣同密言於帝，帝遂召其入京引見。九月十四日，袁世凱抵京；十六日入覲，帝問軍事頗詳，午後詔命其以侍郎候補，專練軍隊；明日，謝恩，召見；十八日夕，譚嗣同謁之，說以皇上危險，榮祿密謀廢立；十月九日（陰曆九月五日），帝同太后幸津閱兵，請其以兵保護聖躬，復帝大權，清除君側。袁世凱答稱閱兵時，帝入其營，即傳令誅賊。議至夜半後始散。此說見於梁啓超所著之《譚嗣同傳》。據《申報》發表袁世凱之《戊戌日記》，稱十八日夜，譚嗣同來見，屏人密談，稱榮祿獻策廢立，因出草稿，略稱榮祿大逆不道。袁世凱請訓，將面付朱諭，令其赴津，即誅榮祿，代為直督，立時運兵入京，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如不聽吾策，即在公前自盡等語。袁問其圍頤和園何為？譚稱除此老朽，國始可保，已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招湖南好將多人來京，唯請其辦理誅榮祿圍頤和園二事。袁稱事關重大，不能今晚決定，上亦未必允准。譚稱其有挾制之法，必能邀准，初五日（二十），定有朱諭面交。袁以其類瘋狂，乃設詞推宕，謂天津駐兵眾多，新建軍人少，子彈在天津營內，勢不能動。譚稱猝誅榮祿，分給諸軍朱諭，駐軍即不敢動。袁稱事須縝密，切不可先交朱諭，後再商議辦法。譚稱上意甚急，且出朱諭示之，乃墨筆所書，略稱老臣反對變法，太后不安，飭其另籌良法。袁謂此非朱諭，中無誅榮祿圍頤和園之說。譚稱朱諭在林旭手，楊銳抄寫給之，諭內所謂良法，即指此事；遂強其照辦，聲色俱厲，腰間似有兇器。袁稱待巡幸天津閱軍，皇上下諭，誰敢不遵？譚稱勢甚迫急，袁稱既有巡幸，必不遽有意外。譚謂如不出巡奈何？袁稱其可請榮祿力求，保可不至中止。譚嗣同信之。起而為揖，夜深始去。
二說迥不相同，梁啓超之文作於日本，梁氏於政變前在京參與機密大事，其所著之《戊戌政變紀》原為一時之宣傳，後亦自行承認。今自吾人觀之，其文對於守舊及反對變法大臣多所詆毀，而於期內之大事，記錄多未失實；其說明之處，雖不免於辯護浮誇之辭，然頗顯而易見。袁氏日記據稱得自張一麟，其果為袁氏親筆與否，尚不可知，而固袁派辯護之文字也。原文註明作於八月十四日，其日為公曆九月二十九日，譚嗣同等業已受刑。上諭公布康有為之罪名，則謀圍頤和園也。十日之間，康氏之罪名三變，初謂其進紅丸，酖弒皇上；繼稱其結黨營私；終稱其謀圍頤和園，袁氏殆受其影響而厚誣之耶？其與譚嗣同會談之際，別無他人，實狀今不可知。自吾人觀之，袁稱譚謂太后為老朽，僱人殺之，直為大逆不道，頗可懷疑；運兵入京圍頤和園之謀，亦有疑問。其時直隸駐軍約有十萬，殺榮祿後，事變將即電報北京，旗兵設防，七千人將何能圍頤和園乎？其謀直視國事為兒戲，犯大不韙之名，智者斷不肯為。據張伯楨言，譚氏說袁系奉康氏之囑，其意欲殺榮祿，奪其兵權，太后失其所恃，無能廢立矣，固無圍頤和園之語。袁氏謂譚有挾制皇帝之法，類似瘋狂，腰間疑有兇器，均不足信。皇帝飭其議商救護之法，何挾制之有？譚氏久歷險境，負有奇才，稱其瘋狂，實無根據。其時適在仲秋之初，氣候尚熱，人穿單衣，腰間何能藏有兇器？至稱朱諭為墨筆所書，蓋指抄錄之文而言，實則帝傳密諭於楊銳。及載澧監國，楊銳之子將其呈上。袁氏所述諭旨之內容略與之同，其稱交於林旭，由楊銳抄錄，殆其記憶力弱，而更加以附會乎？總之，袁氏日記要多誣衊之辭，不足盡信。梁氏所言間亦不免諱飾之處，未曾提及誅殺榮祿之謀則其明例。譚袁會商之結果，則於巡幸閱兵之時，誅殺後黨也，雙方所言均相符合，其謀苟守秘密，先有預備，殊不難於成功，乃袁世凱無勇敢之精神，猶豫不決，更念榮祿之厚誼，遂叛新黨，而置國事不顧，二十日，請訓回津，即往督署，以內情告於榮祿。舊黨先已至津挑撥榮祿，及袁世凱抵京，榮祿聲稱英艦辦弋渤海，促其回防，及聞其謀，電告慈禧。慈禧大怒。斯日，自頤和園回宮，矯詔稱帝再三吁懇其訓政，自今日即在便殿辦事，置帝於南海瀛台。瀛台三面皆水，帝遂慘然如在籠中。
袁世凱變節之信息傳布北京，伊藤博文嘆稱帝無兵力，何能有為？即命摒檔行李出京，其先孫家鼐通知李提摩太謂二十三日，帝召其入見；及期，稱帝囚於瀛台，生命危險。初二十一日，步軍衙門奉旨密拿康有為及其弟有溥，北京閉城大索，步軍統領捕獲康有溥。譚嗣同、梁啓超聞之，並知垂簾之詔，往見李提摩太共同商救皇帝及變法諸臣之策，議定李提摩太往見英使，梁啓超往見日使，容閎往見美使。容閎者廣東人也，為中國最初留美學生之一，回國後，說丁日昌轉商於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派幼童赴美讀書，對於變法深表同情，九月中，抵京，籌築鐵路；其夫人美婦也，容閎已入美籍，而於祖國仍欲有所贊助。三人奔走遊說，未有圓滿之結果，此固中國內政，而公使不應干涉也。譚梁處於窘極無可奈何之地位，不擇手段，吾人當或諒之，幸主持變法之康有為、梁啓超皆能出險。康氏於二十日抵津，乘英船南下，榮祿發兵捕之，不及；知船將泊煙臺，電道台截搜密拿，會道台以事他往；康有為不知政變，及船入港，登岸遊覽，購物歸舟而去。政府電上海道台搜捕，道台親乘輪船守於吳淞，凡船自天津到者，上船搜查，始許搭客登岸。英使以康有為為變法之領袖，深表同情，不願其於英船上捕獲。上海英領白蘭（Byron Brennan）奉命救之，康氏於吳淞口外改乘英船前往香港。梁啓超避禍於日本使館，得其援助出京，二十五日，偕同日人自塘沽登輪東往日本。
康梁得免於難，朝臣因變法受禍者頗多。二十四日，步軍統領衙門奉旨拿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刑部奏其案情重大，請派大臣會訊，俄諭張蔭桓暫行看管，徐致靖交部研訊，譚嗣同等派大臣會審，且曰：「此外官紳中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會御史請即將六人正法；二十八日，殺之；明日，朱諭曰：
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方求變法自強，凡所設施，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助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所著述，無非離經叛道非聖變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遛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有溥字）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從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咸知。我朝以禮法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容……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烱戒。
朱諭所稱之罪狀，語涉含混，多非事實。中國非法治之國，太后之盛怒，刑部作為定罪之標準；康有為之罪名，至是三變，不過對於太后親臣有不利之行為，而此羅織其罪，加以抽象之惡名耳。權有力者，固能如此！其先一日，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後人呼為六君子。其中譚嗣同之學識才力，尤見稱於時；政變後不肯出逃，語其友曰：「中國數千年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康有溥等亦無臨難求免之心，其大無畏之精神，有足多者。六人死後，慈禧深以未得康有為為恨，懸賞捕之；詔火其書籍，收其財產，捕其家屬，毀其祖墓。其家人以親友之助，先已逃往澳門、香港矣。拳亂後，德齡女士入宮侍奉太后，其父裕庚久任駐外公使，女士從之住於外國，熟悉英語；及在宮中，曾譯英文報紙上之消息，告於慈禧，偶爾言及康有為抵於新加坡。慈禧大驚失色，囑其留意關於康有為之信息，其患之之甚，一若洪水猛獸。梁啓超、王照、文廷式均奉旨緝拿，籍產掘墓，並捕其家屬。其贊助變法之大臣張蔭桓則旨稱其居心巧詐，行為詭秘，趨炎附勢，反覆無常，發往新疆，交其地巡撫嚴加管束，沿途派員押解，並收沒其家產。徐致靖交刑部永遠監禁，其二子革職永不敘用。李端棻革職，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翁同龢前已回籍，後亦令地方官嚴加管束。黃遵憲、張元濟、宋伯魯等均先後革職，甚者永不敘用。大臣之罪名，或為聲名惡劣，或為濫保匪人，或為招引奸邪等名。其在外省者，陳寶箴奉旨革職，永不敘用，其子三立亦罷官歸。於是凡與變法有明顯關係之臣工，誅逐殆盡，約四十人，皆國內有志之士，政治上之損失何如，刑罰之嚴酷，猶其餘事。
慈禧第三次聽政，即命榮祿入京，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兼管北洋軍隊；改授裕祿為直督，其他頑固大臣多居要職，並次第罷免新政。中國之權有力者，對於反對黨之所為，從不平心靜氣，考察其利害是否宜於國情，或能改去積弊，促進人民之幸福，及得政權，徒逞意氣，不顧一切，而盡反其所為。歷史上之明例，不勝枚舉，殆如算盤打過再來，又如俗謂另起鍋灶也。執政者固可抹殺政治上之經驗，而人民苦矣。慈禧再行聽政，詔復舊制，二十六日，諭曰：
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為當此時局，冀為國家圖富強，為吾民籌生計……乃體察近日民情頗覺惶惑，總緣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體朕意……即如裁併官缺一事，本為淘汰冗員，而外間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為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其各省應行裁併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等認真裁汰……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讜論，以達民隱，而宣國事。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准擅遞封章，以符定製。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察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舊，毋庸改為學堂，致於民情不便。
光緒改革之要政於是停辦。太后詔飭各省裁員，不過虛名，湖北、廣東、雲南巡撫等官且奉旨恢復矣。疆吏安於舊例，顧全情面，光緒嚴辭切責尚多不辦裁員，而今能實行乎？其堪稱怪者，太后詔令鄉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等項分別考試，停罷經濟特科，武科復用馬步箭刀弓石，裁撤農工商總局，飭各省督撫查禁報館，拿辦主筆，禁止立會，拿辦會員。關於疆吏奏復新政事件，均敷衍了事。其詔辦者，則為整理吏治練兵，籌餉，保甲等，嚴責疆吏切實辦理，事實上多為具文。獎勵保甲，反而造成拳亂之機會。
慈禧既得為所欲為，其尚不能自由處置者，光緒帝也。帝自囚於瀛台，太后盛怒未消，一方稱其病重，一方陰謀廢之，時人疑帝為其毒死；其電諭捕康有為也，稱其酖弒皇帝，太后之心實不可知。駐京各國公使對於光緒之變法，深表同情，向總署王大臣聲稱其奉命來華，只認皇帝倘發生不祥事件，將即引起外交上嚴重之局勢，以為警告，並常問帝病狀。總署以脈案藥方示之，公使不信，俄由英使提議，派法國使館醫生入宮診視帝病；及往，始信其尚未死。太后痛惡公使，無如之何，榮祿亦以交涉困難，不欲貿然廢立，引起事故。朝廷上主張廢立者，仍占勢力，乃征疆臣之意見，其中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負有盛名。張之洞時已變節，未有異議。劉坤一初為湘軍中之戰將，頗有功績，對於變法，雖無贊助，而於廢立則持不可，朝議始挫。明年，候補知府經元善於上海聯合紳商僑民公電北京保護聖躬，經元善時為電報局長，與康有溥、李提摩太友善，變法時與康有溥籌款，創辦女學堂。慈禧得電，即命捕之，而經元善以李提摩太之助，逃往澳門。慈禧遂以種種關係，寢其廢立之謀，然心尚不甘服，親臣更慫恿之，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召集王公大臣會議，諭立皇子。朱諭曰：「朕沖齡入承大統……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唯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末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入繼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同治）為嗣。統系所關，至為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畀。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繼承穆宗毅皇帝為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詔中敘述懇立皇子之經過，全不可靠。帝以一國元首，處於若是悽慘悲苦之環境，殆亦可哀，立嗣之非祖制，太后固不之問。其年為帝三十壽辰，先詔停止典禮，各省長官不准奏請入京祝嘏，其免於死，豈非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