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七篇 內政外交（續前）
覲見之爭執〇外使之入覲〇遣使之困難〇斌椿遊歷之失敗〇蒲安臣之出使〇駐外使館之成立〇條約〇滇案之交涉〇煙臺會議〇交涉之評論〇中德修約之交涉〇外商之貪心〇反對教士之傳說〇教案之迭起〇天津教案之嚴重〇藩屬之觀察〇新疆叛亂之平定〇伊犁之交涉〇中日之關係〇中國對於安南之失策〇和議之失敗〇戰爭之經過〇和議之成立〇交涉之評論〇緬甸之喪失〇帕米爾之交涉〇外人之贊助中國〇華工販運之慘史〇國際貿易之發達〇輸出輸入之物品〇國內情狀之不變
外使駐京解決於英法聯軍之役，英、法、美、俄使館相繼成立於北京，咸豐患其覲見，不肯返京。同治嗣位，外使要求進覲，總理衙門答稱太后聽政，不能照允。其在京也，除與總署大臣相見而外，不得與各部院大臣往來，英使威妥瑪為李鴻章言之，李稱其不管洋務，故無外交。英使則曰：「各國規矩無論管理洋務與否，皆可互相往來，以敦友誼。」適用西方之政教於中國，實非易事，入覲問題尤難解決。朝臣之心理，多欲外使如禮跪拜，而公使固力不可，且執條約上不得有礙國體之說。朝廷視為重大事件，一八六七（同治六）年，預籌修約，列舉問題，諭疆吏奏復，曾以之為問。左宗棠論之曰：「今既不能阻其入覲，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禮，使臣未必遵依。竊思彼族以見其國主之禮入覲，在彼所爭者，中外鈞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請。此禮限於呈遞國書。」左氏並言使臣平日無須請覲，若欲請覲，仍行拜跪禮乃可。曾國藩請於皇上親政之後，許其入覲，不必強以其難。李鴻章之意見，與之相同。三人與外人接觸較久，多所詢問，故其言如是。山東巡撫丁寶楨則言「彼既不行中國之禮，其桀驁之氣，自難遽馴……若准入覲，恐將來錐刀之事，動煩睿鑒，措置較難……似不如先為婉拒……以杜其漸也」。丁氏之言足以代表朝臣之議論。會朝廷派前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聘於列強。據恭親王奕訢奏報，有飭其無庸謁見君主之語，據外人記載，蒲安臣謁見外國元首，稱同治親政，亦許外使入覲。及天津教案起，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渡法道歉，以遞國書見法皇向總署請訓。曾國藩與李鴻章書言其事曰：「總署答以昔年與蒲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必面遞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並雲，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復，即可回京復命。」信如其言，蒲安臣之允許，殆出於訓令之外。公使入覲之問題，迄無適當之解決。
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同治大婚，籌備多日，禮極隆重。駐京公使以為將得通知，前往慶賀。不意大婚之前，總署派崇厚等至各使館告其於良辰之日，不可在街上行走，並請其通知本國人之在京者，斯日在家。公使大怒，有當面予以教訓者，但無如何，許而從之。明年二月，同治親政，俄、德、美、英、法公使共同照會總理衙門請覲，總署大臣詫為異事，議商多日，初欲公使行跪拜禮以難之，公使堅持異議，未有解決。三月，公使再請，最後議定公使先行免冠，五鞠躬入覲，恭親王說明鞠躬曰：「即彼國俯首立地而叩之禮。」其主張改三為五者，表示尊重之意，公使同意，由一員讀辭稱頌，其辭先期知照總署。朝臣多言不可，翰林院編修吳大澂以為入覲不跪，則普天臣民，必憤懣不平，且曰：「我國定製從無不跪之臣……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制……洋人狡獪之情，虛詞恫喝，誠所不免，不過藉此以為挾制之計。」其言不知何所根據。御史吳鴻恩亦論不可。同治猶豫，諭直督李鴻章妥議，李鴻章將其駁斥，但言「只准一見，不准再見；只准各使同見一次，不准一國單班求見，當可杜後覬覦」。其言豈對時論而發耶！朝臣以為外使入見，可得乘機要挾皇帝，而許其請求也。御史仍言不可，王昕請陳兵以懼之。邊寶泉奏曰：「皇上獨伸乾斷，以不見拒之，並諭中外大臣嚴設兵備，以崇朝廷尊嚴之體，以杜外夷驕縱之萌。」於是朝議龐雜，恭親王不敢自專，奏稱儀節辯論三月，請交廷臣妥議，俄再奏言將致啟釁。御史吳可讀亦言不必與之較禮。六月，同治詔許公使入見，值日本大使副島種臣在京辦理交涉，持有國書，亦請入覲，面遞國書。總署大臣以其為同文之國，欲其跪拜，副島拒絕，大臣請改為五揖，其理由則公使許改三鞠躬為五鞠躬也。大使終不之應，乃一律待遇，論及入見班次，大臣聲稱公使在京已久，理應先見，副島稱其為頭等欽差，當先入見，互相論辯，總署大臣久始讓步。入覲之先，總署議定儀注，公使不得帶劍上殿等，請其先至總署演習，外使深為失望。
六月二十九日為入覲之期，副島首先入宮，英、俄、法、美、荷公使繼至，會於北堂。崇厚引入福華門，文祥出迎，外使略進茶點，由大臣導入紫光閣之行幃，專伺召見，而皇上久待不至。九時，始御紫光閣。據恭親王言，西北之軍報適至故也。副島入見，鞠躬如禮，置國書於黃桌之上，恭親王叩首將其上呈，下階宣讀敕語，聲浪低微，大使再鞠躬而退。五國公使繼之進覲，俄使高聲誦讀法文祝辭，德使館譯員譯之；譯後，公使次第置其證書於桌上，恭親王跪奏宣傳諭旨如前，而禮已畢，為時約十餘分鐘耳。法使獨留不去，遞其總統答覆天津教案之書，禮節如前，禮畢而退。於是久經交涉之入覲，始告解決，結果不過如此。外使之要求不已者，謂清帝不許入覲，含有輕視外國之心理，非以平等敵國之禮相待，力爭得之；非以天朝皇帝異於常人，而動其好奇之心，必欲一見而後快也。禮畢，總署宴請大使公使，公使不至，獨副島往應。《京報》記其始末，茲錄《清朝全史》一節於下。
英公使先誦國書約二三語，即五體戰慄。帝曰：「爾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屢欲謁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陳。」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國書，有國書失手落地者，有皇帝問而不能答者，遂與恭親王同被命出。然恐懼之餘，雙足不能動，及至休息所，汗流浹背，以致總署賜宴，皆不能赴。其後恭親王語各公使曰：「吾曾語爾等謁見皇帝，非可以兒童戲視，爾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國人，豈如爾外國人之輕若雞羽者耶！」
其文譯自英文，稻葉譯成日文，但燾自日文譯為中文，輾轉迻譯，不無稍異於原文，作者未見原文，引之以見朝臣之思想。此種記錄輕侮外使，又非事實，殊非親善友邦之常態。其於紫光閣接見外使者，閣為外藩君長入覲錫宴之所，乃朝廷權宜之計也，外使多有怨言。及光緒嗣位，雲南馬嘉理案起，威妥瑪怒而出京，李鴻章於津留之，節略記其問答。威云：「現在兩宮垂簾聽政，我們亦須請覲，各國皆有此例。」李云：「兩宮垂簾，非比皇上親政，中國向無此例，不能照允。」威云：「條約內既有國主，就可請覲，並未分別，但我們不是就要商辦；和約本有準覲及礙於國體之說。」後煙臺條約成立，關於入覲，雖有規定，而太后于歸政前及光緒親政之初，迄未准其進見。外使嘖有怨言，駐外公使薛福成為之奏請，始乃許之，又以覲見之宮殿發生爭執，公使初有主張不必入見者，後始讓步，議定召見於紫光閣，禮節一如前例，仍行五鞠躬禮。
外使駐京，中國亦得派遣使臣駐於外國，歷史上無派使臣駐外之例，唯常有外國使臣入京朝貢。清初二百年中獨雍正於一七三三年，防準噶爾部聯俄，派遣使臣聘於俄國。至是，外使迭以為請，而傳統思想，難於一旦破除，更以人才難得，費用浩繁，放棄應有之權利，及籌備修約，垂詢疆吏。左宗棠曰：「外國於中國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諮考，而我顧茫然。駐京公使恣意橫行，而我不能加以誥責，正賴遣使一節以調各國之情偽，而戢公使之專橫。」曾國藩曰：「遣使一節，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則權仍在我。彼亦斷不至以許而不遣，遂啟兵釁。」李鴻章奏稱遣使有二利：（一）凡遇爭辯疑難之事，公使領事有不可情理喻者，使臣向其政府詰責曉譬，排難解紛；（二）使臣學習外國之所長，以為自強根基。丁寶楨則稱遣使可如蒲安臣之例，「將來各國情事，我既可以詳加體察，而因此投間抵隙，能潛使各國自為離異者，權衡即在其中。此事深中要害，辦理自能妥洽」。諸人之意見主張遣使，而所持之理由，各不相同。曾國藩、丁寶楨均以遣使為暫時報聘之人員，對於公使之性質與職務，皆未明了。李鴻章稱使臣可學習於外國，使臣豈留學生之比耶？學習或就廣義而言也。左宗棠、李鴻章之言，自今論之，較為中肯。朝廷得奏，未即派遣使臣，及天津教案起，朝廷派崇厚赴法，後馬嘉理案發生，威妥瑪請派欽差赴英，總署初尚留難，待後議定，英使爭論遣派大員。可見朝廷之傳統觀念，尚未大改。一八七七（光緒三）年，駐英使館始行成立，其先尚有二事，一派斌椿等遊歷，一詔蒲安臣出使。
外人之在國內，深知中國情狀者，知其排外心理，由於不知歐美強國政治之實狀，陸海軍之戰鬥力，工商業之發達，科學之進步，而徒妄自尊大，夸言中國政教之高深。李鴻章議遣使臣曰：「該酋疊請之意，固以中國遣使為真心和好，且以富強誇耀於我，使知輪車電線之利，冀可仿而行之，不為阻撓，然在我實未嘗無益也。」其言頗有見解，總稅務司赫德關心中國，知其癥結之所在，而欲中國改良內政，一八六六（同治五）年，告假回英，勸說恭親王派同文館學生隨之遊歷西方諸國，增長見聞，奕訢許之，派前知縣斌椿及學生數人前往，斌椿時年六十有三，及抵歐洲，各國以為中國未派使臣，待之頗厚，而斌椿年老力衰，懶於動作，身在外國，所處之環境，迥異於中國之社會。其所見聞多為輪船、火車及汽力之生活，高大雄偉之建築，而無安緩儉樸之適意，其尤感受不安者，不通外國言語，不明其思想制度，宴會之時，目視男女共席，相交言語，而以中國固有之道德論之，則亂男女之大倫，而為夷狄之陋俗，自無深切了解同情之可能性。其原定計劃，先往歐洲，後游美國，乃至歐洲不願游美，乘輪而回，自無良好之印象。其所著之筆記，偏重於海程宴會，固無影響於國內。
明年，美使蒲安臣辭職回國，總理衙門設宴餞行，將首途矣。赫德勸說奕訢遣之聘於各國。其時總署大臣以為中英天津案約十年修改，外人業已深入內地，處於優越之地位，患其強築鐵路，故欲遣使聘於列強，說其不必干涉內政，而得聽其發展固有之文化。恭親王求得蒲安臣之同意，奏請委為使臣，太后許之。蒲安臣在京，深表同情於中國，及得詔書，欣然奉命，詡其為文化最古國之代表，有協理二人，記名海關道志剛、郎中孫家榖為會辦，凡事須咨呈總理衙門復定準駁，以一年為期。一八六八（同治七）年二月，自上海渡美，欽使善於演說，謂中國改變其閉關思想，歡迎教士傳道，列強亦當更改政策，到處美人開會歡迎，其總統蔣森（Johnson）許其謁見，其條件則清帝親政，亦許美使入覲也。七月，二國訂立條約，華工得自由入美，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余多立於平等地位。九月，欽使自美抵英，英人淡然視之，女王久始召見；會揚州教案發生，蒲安臣進行交涉，頗有所成。十二月，外相致書欽使，說明對華外交政策，英國無強迫中國改革內政之思想，唯望其依照條約保護外人，而有親善之友誼，此後地方交涉，概向中央政府磋商。措辭頗為和平，在華英商聞之，群起反對，其心殊不可知。欽使自英渡海，進謁大陸列強之元首，明年，抵於俄京，進覲俄皇，不幸病死於俄，從者歸國。其演說也，偏於理想，意欲促進東西之和平關係，熱心太甚，措辭或不免於浮誇，雖能動人於一時，然終至於失望。據志剛日記，凡與外人論及中國變法，及創辦鐵路等，志剛無不反對，此行固無影響於中國對外思想也。
蒲安臣後，崇厚奉旨赴法，及回，亦無所得。及同治大婚，派往使館通知外人家居，備受公使之譏嘲，以其出使外國，當有相當覺悟也。一八七七（光緒三）年，政府設立使館於倫敦，委任郭嵩燾為駐英公使，郭氏虛心求知，謀欲國內改革，不顧清議詆毀，自上海渡英，根據沿途之觀察，作為日記，上呈總署，幾致事故。出使之人員，初定三年回國，及期，莫不欲歸。蓋中國之社會與家庭，迥異於外國，歐美人士之遠行者，妻子偕往，華人則多男子獨行，遠至外國，無家室之樂，思念故鄉，人之情也。西洋男女交談，同席宴會，視為當然，中國禮教則將視為人倫之變。曾紀澤出使英法，攜眷同行，先商於法官，謂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為終身大恥，眷屬只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揖，尤不可與之同宴，若能酌定規矩，則公使挈眷出洋者庶不至視為畏途，固其明證，下級職員無力攜眷同行者，更不足論。使館中之職員，有參贊、譯員、隨員、武弁等，待遇頗優。參贊中有外人，如英人馬格里（Macartney）之例，郭嵩燾等深賴其力，譯員多同文館學生。公使兼二三或四五國交涉，領事歸其節制。領事初無俸金，華僑病之，英法又不願其派遣於本國屬地，人數無幾。曾紀澤始請改訂用人回國章程，組織大有進步。公使人選，初有留學監督，如李鳳苞、陳蘭彬之類，或為辦理洋務之人員，或為翰林院編修，間有不明大體而資笑噱者。郭嵩燾因此與駐德公使劉錫鴻交惡，互相詆訐，總署並將其招回。
中國敗於英法聯軍之後，對外關係劇變，列國向欲與中國訂約通好而不能者，次第遣使商請訂約。其專使多得大國公使之介紹，其入京者，住於使館，及與中國欽差磋商條款，發生爭執，會議停頓之時，公使出而調處。自一八六一迄一八九四年，外國締約通好者凡十二國，朝鮮以屬國之故，尚不與焉。在國名曰普魯士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比利時、葡萄牙、瑞典、荷蘭、丹麥、西班牙、義大利、奧地利及匈牙利、日本、秘魯、巴西，十二國中，歐美諸國除葡約初未批准外，無論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距離之遠近、商業之盛衰，莫不享受最惠國之待遇。其為總署堅持者，則初不許公使駐京，而於領事裁判權，通商口岸，沿海貿易，關稅協定，最惠國條款等，則多列入。日本獨以東亞同文之國，不得享受歐美商人之在中國之權利。中朝通商章程，由李鴻章派員擬定，華人之在朝鮮者，享受之權利，多如歐美人之在中國。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十年修改，朝廷以前改約啟釁，而今外商要求無饜，公使多方要挾，深以為患，先命南北洋大臣派員入京備詢，再諭疆吏籌議其事。曾國藩奏曰：「詳繹總理衙門原折密函，層層商折，謀堅執固拒之辭，而又不欲大局之決裂，懷雪恥報仇之志，又不欲彼族之猜疑，實屬審時度勢，苦心經營。」觀此可見總署大臣彷徨不定之窘狀，李鴻章初言來歲換約，必厚集其勢，以求大欲所欲，繼稱其異於庚申（一八六〇）年之局勢，不至於戰爭，且曰：「即以條約而論，英國第七十二款載明彼此兩國再欲重修，須先行知照，酌量更改等語，曰彼此，曰酌量雲者，顯系兩國有一不欲，即可停修，有一勉強，既難更改。其有互相爭較，不能允從之處，盡可從容辯論，逐細商酌，不能以一言不合，而遽責其違約，是其事較昔有緩急之不同也。自來敵國相交，最忌情形隔閡，議論盈廷，莫得要領，歷次辦理洋務，激成釁變，率由於此。」其言深有所見，疆吏有置而不復者，上諭催之，其復奏多牽強附會之辭，無足討論。
總署預籌修約，一八六八（同治七）年一月，英使阿禮國送到修約節略，要求免厘，五月，再遞節略，請准外商在內地開棧，退還洋貨厘金，口岸三十里內免厘，洋鹽入口，長江添設碼頭十處，開放溫州，開挖煤礦，運販台灣樟腦，及劃定稅銀成色。總署大臣許還洋貨厘金，其在三月內者給銀，一年者抵稅，並弛樟腦之禁。長江內開放蕪湖、大通、安慶，海面改開瓊州，挖煤由南洋大臣擇礦試辦。阿禮國以其所得無幾，九月，堅決要求內地設棧，內河輪船駛行，開挖煤礦，長江添開瓜州、湖口，沿海開放溫州、台州、泉州、北海、瓊州，獨於停厘運鹽等不提，蓋其無關重要，且為總署所反對也。其堅持之條款，關係於中國人民之生計，深知總署大臣不肯讓步，乃請美使助之，並出恫嚇之語，美使請築鐵路，設電報，駛輪船，開煤礦。恭親王駁之，始改倨為恭，阿禮國稱待本國訓令再議，明年八月，復稱修約將來可與法普二國，一同辦理。恭親王患其合力謀我，請其修約，英使派員會商，其爭執均屬於商業問題，久始議成條約。中國開放蕪湖、溫州，通商口岸創設關棧，准許洋布大呢洋絨完正稅及口子半稅後，在通商口岸各省概行免稅，英商買土貨出口者，發還子口半稅，洋貨於三個月內再運出口者，退還稅銀，英船每個月納稅一次，稅銀定明成色。九江關督備輪在鄱陽湖拖船，南省自行開礦兩三處，湖絲加倍徵稅。英國允許洋藥增稅，商船駛行於內河者，待遇同於華人。總觀條約之要款，中國處於喪失主權之地位，英商享受之利益，實反客為主。而時主要輸入貨物為鴉片，英商惡其增稅，群起反對，英國政府不肯批准，及煙臺條約成立，修約問題始行解決，其時德國亦請修約，茲分言之於下。
英國欲得在華商業上之權利，中國則以外商之勢力日盛，華商難與競爭，貧民將失其衣食之資，雙方之希望不同，難再進行，遲至馬嘉理（Margary）案發生始行再議。初法人安業（Garnier）來滇，途中被殺，英人謀探入滇之路被阻。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英副將柏郎（Browne）奉命自緬甸入滇，使館譯員馬嘉理得總署護照，往滇迎之。馬嘉理抵滇，俄往緬甸，欲同柏郎入滇故也。明年春再入滇境，騰越忽傳洋人數十將來設行，又有洋兵二三百人襲城。雲南巡撫岑毓英遣將李珍國殺馬嘉理及其從者，調兵阻柏郎入境。三月，威妥瑪向總理衙門要求：（一）派員觀審；（二）再發入滇護照；（三）給銀十五萬兩，兼及稅務商務。總署大臣視之為借端要挾，將其駁斥，唯許由北洋大臣派員會同英官觀審，英使無奈，許之，南下至申。蓋時上海已有海線，達於倫敦，便於報告請訓也。會岑毓英反對英員由緬入滇，李珍國往說緬王阻止英人來滇。觀審人員因應英使之請，延期出發。朝廷改命湖廣總督李澣章會同岑毓英查辦，而李瀚章遲遲其行。威妥瑪遣參贊問之，答稱奉旨查辦馬翻譯之事，並不查柏副將阻路之事，又言觀審員之保護，應歸雲南督撫辦理；參贊示以護照，又懷疑之。其言與李鴻章所語威妥瑪者不同，英使聞報，口出怨言，在津有決裂之意。李鴻章奉命設法羈縻，威妥瑪要求六項：（一）中國派大員赴英通好；（二）明發遣使諭旨；（三）滇官失察，分別議處；（四）使臣順往印度；（五）使臣在印妥商緬滇邊界貿易章程；（六）公使得與各部院大臣交接酬應。李鴻章報告總署，稱其口緊機急，請酌允其一二，同時婉拒使臣往印會議通商。威妥瑪另行提出條件七項，凡前所有者，括納其中，添入整理通商口岸，保護觀審員入滇，護送將來入滇調查人員，鈔發諭旨，遇有英國，必與中國一樣平行。總署允許派員往英，保護觀審員，詔責岑毓英，而威妥瑪堅持發鈔諭旨，抬寫大英國字樣，對於優待通商，亦不讓步。李鴻章允許奏請發鈔諭旨。
威妥瑪俄稱入京交涉，至京，總署大臣沈桂棻與之磋商。沈氏不知交涉之方法，初稱派大員入滇查辦，斷斷不可，至是，復稱李鴻章雖然答應上奏發鈔諭旨，而本衙門仍須酌辦。諭旨迄未發鈔。威妥瑪請其轉奏朝廷，召見英使，諭以雲南殺害英官惋惜之意，或令部院大臣至使館傳述朝廷之意。沈桂棻稱其萬辦不到，又言整頓通商事務，不能商辦，交涉未有進步。九月，威妥瑪率隨員出京，會李瀚章入滇，交涉暫時頓停。英使南至上海，俄再北上，會得印度報告，照會總署謂捕審之兇犯，均為冒頂。明年，李瀚章等奏復，略稱馬嘉理之死，由於野人索過山禮不遂所致，調兵則諉罪於李珍國等。英使不服，請將人證提京複審，李瀚章議處，且曰：「中國不照辦，是國家願自任其咎，自取大禍。」一面謂查辦不實，要求償補，牽入公使待遇，商務利益；六月，提出辦法：（一）朝廷惋惜滇案，曉諭各處保護外人；（二）許英派員察看告示；（三）凡關於傷害英人案件，准英官觀審；（四）會商滇緬邊界商務；（五）英得派員駐於重慶及大理或他處；（六）華洋各商均領稅票，中國多開口岸，先速開放宜昌，洋貨納正稅後，於口岸銷售，不再重征。其入內地者，請領稅單，再完半稅，關於優待遣使賠款，亦提出討論。總署對於賠款、免厘、多開口岸，不肯讓步。威妥瑪忿激異常，俄再遞送節略，改前要求為八條，仍以口岸免厘為爭執之焦點。六月十一日，英使忽催提京複審，明日，稱即往滬，總署乃再讓步，又以賠款發生爭論。十五日，英使函稱撤回前議，竟率家人屬員出京，李鴻章留之於津，不得，且曰：「總理衙門所說之語，所辦之事，全是騙人。」乘輪南下，其意則報告政府用兵也。
威妥瑪在華時久，熟悉官吏之性情，而又躁戾，一語不合，動輒拍案；竟於李鴻章之前，極論總理衙門大臣之非，無怪李氏稱其「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理之言，殊甚駭異」。其在中國之地位，則為公使，代表本國而謀促進二國之邦交者也，實屬不應出此，乃其外交方法，以絕交、出京、撤旗為口頭禪，將事交於兵艦及印度總督辦理為恫嚇。英國政府時無啟釁之意，而威妥瑪實欲造成戰禍。及其出京，朝臣袒護岑毓英，有倡乘時雪恥者，總署亦以海防為言，李鴻章深以戰禍將起為患。會英巨艦來華，國人頗為不安，駐京各國公使不直威妥瑪之所為，其在天津，曾言不受第三國調停，須直接向其磋商，可見其武斷專橫矣。中國時無駐外公使，不知國際公法，任其縱意而行，李鴻章籌挽回之法，與英使館參贊梅輝立（Mayers）協商，許派大臣至使館宣諭惋惜之意，又派人往滬勸說，兩江總督沈葆楨亦奉旨辦理，均未成功。總稅務司赫德乃請赴申勸說。赫德在京初力調解，迭向總署建議遣使赴英磋商，八月，抵於上海，威妥瑪以本國政府不願啟釁，允許開會於煙臺，中國須派全權大臣。李鴻章得報，書告總署。朝廷詔為全權大臣，而津人攀留，李氏亦不欲行，派員說英使赴津，不得，朝旨又飭其前往，乃乘輪南下。十八日抵煙，其佐之者，有赫德及天津稅務司德璀琳。英使先已來煙，英德海軍大將，及俄、美、德、奧公使亦在其地。李鴻章往謁威妥瑪，威妥瑪要求滇案人證提京復訊，謂得證據，由於岑毓英主使，李氏答稱其為風聞傳說，必須證據確實，始可辦理，相持不下。後二日，英使回謁，仍以提訊為爭執，交涉無法進行。李氏深為失望，會慈安太后萬壽日至，宴請各國公使及海軍大將。英使始改態度，九月四日，提出條款，迭次討論，十三日議定，是為煙臺條約。
條約共分三端。第一昭雲滇案，結案之奏疏，及專使之國書，須先交英使閱看，諭旨發示各省，以二年為限，其心中不信總署大臣故也。恤金要求初為十五萬兩，總署不許，後反增至二十萬兩，至是，仍為二十萬兩，由英使隨時支取。印度總督仍得遣人入滇調查，並許其住於大理或其他地方五年，日後議訂緬滇邊界及通商章程。第二端屬於公使及商人等之待遇，英使初請太后召見慰諭，或大臣宣諭惋惜，朝臣言其萬不可能。及威妥瑪出京，李鴻章與參贊梅輝立語。其節略記之如下。梅云：「召見一層，若能辦到，威大人必能回心轉意。」答云：「大皇帝沖齡，皇太后垂簾聽政，萬無召見外臣之禮，此層斷辦不到。」許道在旁云：「中國此時若要比提案解京事再重大，即使用兵，亦萬辦不到。」按許道為兼辦交涉之天津海關道許鈐身也。其言足以代表清議，李鴻章改請由大臣宣諭朝廷惋惜之意，而威妥瑪不從，會議之初，英使要求召見慰諭，李氏稱其斷不可行，乃請與近支王公接見，遊歷禁地，凡慶賀大典一律行禮，李氏仍稱不能。英使之要求，一則根據西方之慣例，一則欲去華人之輕視觀念，使館人員常為愚民所辱，威妥瑪在京曾為人擊傷，以為覲見交際等可提高其社會上之地位也。部院堂官不肯與之周旋，況王公乎？英使再行讓步，僅於條約上規定公使待遇與各國交際情形無異，實則徒為具文。關於領事裁判權，中國承認英派按察司等員於上海設立承審公堂，審理英人。凡華人被控，關於英人之命盜案，英官得派員觀察。上海租界，中國亦設會審衙門。第三端則為商業事務，英商久所要求者也。威妥瑪於調停中日台灣交涉之後（其事見後），提出要求，為總署所拒，滇案之初，請多開放新港，總署先許一港，後增至三，至是為四，曰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准領事駐於重慶，長江之內，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許輪船停泊，上下客商，如用民船卸貨，須照章納厘，土貨只准上船，其地外商不得設立行棧。會議場中爭執最烈者，英使提出劃定商埠界址，界內免收洋貨厘捐，李鴻章則以厘捐多在商埠百貨鱗集之處，許其要求，則損失過巨，堅持不可。其時外商納子口半稅後，貨物運往各通商口岸，概免厘金，及其售於華商，遇卡始行納厘，外商病之，外使數以為言，至是，爭執不下，最後始議定租界內不征厘金。通商口岸之無租界者，則劃定外人居住區域。鴉片進口稅提高，不得免徵厘金。關於香港漏稅發生之問題，亦載明協商解決。條約附有專條，准英派員遊歷甘肅、青海，或由四川入藏，前往印度。斯約也，條件先由威妥瑪向總署提出，總署已多許之，李鴻章再行承認而已。約成，朝廷幸其得免戰禍，將其批准，而英商則謂租界免厘，鴉片重稅等款，讓步太甚，公使不能利用時機，多所要求，群起反對。他國公使亦不滿意，英國初不批准，所可怪者，中國讓予之權利，外商未有不爭先享受者也。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駐英公使曾紀澤與英外相訂成續約，其主要條款，則口岸租界暫不劃定，徵收洋貨厘金仍照舊例，鴉片每箱繳交厘金八十兩，連同正稅三十兩。其能成功者，頗賴英國禁菸會宣傳之力，政府始行批准條約，其保護鴉片商人，可謂至矣！後四年，英商輪船駛往重慶，川人反對，總署交涉將船收買，開放重慶，其條款亦稱煙臺續約。煙臺條約之地位，次於南京、天津條約。
綜觀交涉之始末，岑毓英對於滇案，實有重大之責任，馬嘉理之死，柏郎之被阻，均其主使。及李瀚章入滇，奉旨與之會同查辦，未到之時，人犯供證已齊，從事於頂冒裝點，李瀚章含糊定讞，而英人廉得其情，威妥瑪援例堅持人犯提京複審。及岑氏丁憂回籍，真相大明，李鴻章於和議定後，根據云南朋僚之函告，書復沈葆楨曰：「岑中丞去滇後，犯供全翻，與威訪查情節，一一吻合，足見彥卿（岑毓英字）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之耳目，而幾貽國家之大禍。」郭嵩燾於津得看鈔案，奏稱情節駭人聽聞，固信而有徵也。岑毓英既為主使人物，始則延不奏報，迨經寄諭查詢，又敷衍粉飾。李鴻章初主認真查辦，以免英使挾持，無如內外大臣膠執偏護之見，而無如何。英使方面則謂提京複審，問明主使情節，將其正法，可保中國五十年內再無此等案件，又稱「尚有一好方法，將軍機處總理衙門辦事大臣撤換，可保將來比岑毓英提京更好」。此事倘能成功，朝臣對外之觀念或將改變，事實上則屈辱萬分，固非易事。總署大臣均非辦理外交之人才，徒以敷衍延宕為事，前後言語嘗相矛盾，時而反覆，初於發鈔諭旨，大臣宣諭惋惜之意等款，均稱萬不可辦。迨後雖欲許之，以謀解決問題，而英使已另有要求矣。威妥瑪知其心理，語李鴻章曰：「凡英國要辦一事，必要多方推阻，及至他國恃強舉行，亦不過問。」乃以絕交戰爭為恫嚇，其能壯其膽量者，朝廷遣郭嵩燾赴英，郭氏將行，而威妥瑪又說總署遲遲其行。及煙臺會議，李鴻章始知受騙，赫德迭向總署陳說遣使外國，及往滬調停，致書論遣使赴英曰：「使臣必知所說之話，俱系確切可靠，才能有濟。」其言實有所為而發，李鴻章於煙臺會議，初以交涉毫無進步，深為失望，致書總署曰：「案出之初，小者細者未允，後則允其大者，仍不能結。……士大夫清議浮言，實未諳悉機要，內外諸當事為所搖惑，於本案情節視若淡漠，此時不才即焦頭爛額，於事何裨？」威妥瑪之肯讓步者，始於李鴻章之宴飲各國使臣，席散，獨留，語主人曰：「中堂此來，原為了事，必須速為定見，不可游移，現在各國官員都有在煙臺者，中堂認識甚多，今日你出一主意，明日他出一主意，其實各國人均不能干預。此事中堂與我作主，不可聽他，致誤大事。」又稱英國大員前曾主張嚴辦天津教案，暗示遣使，難有結果，心中蓋患中國遣使赴英交涉也。赫德在煙不為威妥瑪所禮，建議遣使赴英，可以力助，德美公使亦以為言。李鴻章受其影響，函告總署，謂和議決裂，即回天津，可派使臣往英。據赫德所言，欽差屬員有以信息通告英使者，英使故有此言。李鴻章之交涉方針，及公使待遇等之爭論，自今觀之，不無可議之處，就當時情狀而言，李氏固外交上之人才也。
中國與普魯士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締結條約，載明十年修約，及普魯士與同盟國戰勝法國，成立德意志帝國，其國勢之強盛，科學之進步，工商業之發達，益欲促其發展商業於東方。德國統一較遲，其在海外初無屬地，乃欲為其商人，多得權利於中國，商請修約，未有結果。一八七六年，德使巴蘭德（M.Von Brandt）再請修約，開送十六條款於總署，其主要者，沿海沿江多添口岸，准許外船人內江內河貿易，洋貨免厘，德國兵船可助中國巡緝洋面海盜等。總署大臣多所拒絕。其時中英交涉趨於嚴重，巴蘭德表示好感於中國，其在煙臺也，願出調停結案，而威妥瑪不許，乃謂如議不成，速派使臣赴英理論，將前後情節通知，由其報告本國，從旁接應，可不至於動兵，及去，謂通商添口，如能定議，德國修約亦可照行，不必另起爐灶。迨煙臺條約成立，免厘限於租界，各國公使、商人以其結果不如其所希望，引為失望。巴蘭德再向總署交涉，要求開放大孤山，其地遠在滿洲，僻處鴨綠江口，近於朝鮮，英使先請開放，為總署所拒；又請鄱陽湖行駛輪船，吳淞上下貨物，總署均不之許。巴使改請洋貨免厘，由總署給文，照會駐京各使會商辦法，及得照文，巴使謂其語意含糊，請總署將其取回更換語句，總署堅持不可。巴使竟謂無商量之餘地，師仿威妥瑪以絕交為恫嚇之故技，怒而出京，總署大臣果患其致誤和局，函囑李鴻章相機而行，俾有轉圜。德使之橫行無禮，大臣之顧忌無識，均可嘆息。李鴻章多方勸說，巴使仍請開放大孤山，關於內地抽厘，李鴻章辯稱其為中國自主之權，各國不應干預，竟應其請，改給照會予之，巴蘭德始肯回京。大臣對於免厘，則請加稅，煙臺會議之時，李鴻章謂中國海關稅率低於西洋各國，免厘須，以提高稅率為條件，威妥瑪聲稱不可，加稅須得列強之同意，進行殆非易事。巴蘭德又不放棄吳淞起卸貨物，鄱陽湖駛行外輪之要求，又以內地租住店房之爭執，未有成功，回歸德國。一八七九（光緒五）年五月來華，在津與李鴻章磋商，李氏函告總署，內稱內地租住店房，窒礙極多，請酌許其一二條款，以作結束。德使入京，再向總署交涉，明年，訂成中德續修條約。中國准許船泊吳淞起卸貨物，德商不得設立行棧，免厘則未成立。其他條款有足以見內地商情者，土煤出口，初定每百斤征銀四分，一噸納銀六錢七分二厘；洋煤入口，每噸征銀五分。至是土煤出口每噸改為三錢，約中載明華船不准懸掛德旗，華商蓋以免厘，懸掛外旗以求利也，政府不顧人民之生計，殊堪嘆息。
中國自五口通商以來，國際貿易操於外商之手，日形發達，外人來華者多。其人專牟厚利，享受特殊權利，仍不饜足，多所要求，不顧中國之主權，不問華人之生計，而其勢力嘗能左右本國之外交。上海為其勢力最盛之地，茲略言之，以見其所處地位之一斑。上海租界初為外人居留貿易之區域，分有三所，及太平軍逼近上海，難民爭往避難，租界內之地價房金大增，外商利其收入，借之振興市面。亂平，華人多去租界，道台領事不欲華人留住，議定取締章程，而工部局不肯執行。英美租界於一八六三（同治二）年合併，成立公共租界，後三年，納稅人於年會（一作常會）修改章程，予工部局行政便利之權，章程後得公使批准。法租界則仍維持原狀。工部局對於市政，頗有經營，自一八七〇（同治九）年而後，殷實華人之居租界者始多，租界漸為東南繁華之區，商業之中心。其地為中國之領土，居住之華人，固中國之人民，當受本國法律之裁判，官吏之處分，毫無疑問，駐京各國公使亦皆視為當然。英國政府初於工部局設立，尚認其侵犯中國主權，而外商則視租界為小共和國焉，曾要求改上海為自由城，公使不許，外商始終不許華官管理租界內之華人。初上海防禦太平軍，長官徵收城中丁稅，欲推行於租界，而工部局不許徵收，領事、公使均言華官有徵稅之權，而商人終不之許。明年，雙方議定工部局徵收房捐，以其半數交於華官，代替一切稅捐，終因商人反對而止。華人初避難於租界，犯罪歸領事審判，俄交縣官辦理，外人稱其判決不公。一八六四（同治三）年，始設會審公廨，上海知縣遣員審理，領事亦派員出庭，往往干涉，逐漸造成華人民刑訴訟，雙方共同判決，外員之意見竟作最後之決定。華人服役於外入者，非得領事之同意，不得受審，租界內之華人，遂處於特殊之環境，工部局之預算，決於納稅人年會，華人之納稅者，則不與焉。英美政治思想，納稅有參政之權，否則即為暴政。華人納稅居於被治者之地位，雖曰市民之在縣區者，從無投票選舉之權，而固不平等之待遇也。外人在華犯罪，不歸華官審判。一八六五年，英國設立承審公堂於上海，一九〇七（光緒三十三）年，美國亦設法庭。外商處於優越之地位，商業上享受特殊之利益，凡其要求之事，認為當然，中國當即讓與，不可稍有代價也。
外商謀得商業上之利益，教士則求傳教之機會。耶穌教創於猶太人耶穌基督，漸而傳於西方，唐時其別派景教，自中亞細亞傳入中國，太宗許其築寺，頗厚待其僧侶，後受武宗之摧殘，其在長安之勢力歸於滅絕。其僧侶之傳教於中亞細亞，中國邊民尚有信奉之者。元時羅馬教皇遣高僧東下，是為天主教入華之始，高僧傳教於京都，受洗者眾，中有景教徒焉。元亡天主教隨之俱亡。明末天主教之僧社耶穌會教士來華，教士輸入科學知識於中國，影響頗巨，士大夫有與之游者。無如理學發達之後，夷夏之別益嚴，士大夫衛道之心強固，排斥異端之說日盛。於是胸襟狹隘，意氣用事，從不虛心審思，切實考察，中國受禍之深，往往與之有關。教士在明已見驅逐，賴造軍火始復見招。清帝以胡人入關，先後任用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為欽天監，楊光先訐之而去，俄以推閏失實落職，乃力攻其教法，中云：「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雍正始行嚴禁教士傳教，時人吳德芝記教堂曰：
自西洋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吃教，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家施針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扃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頂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刳死人睛，作煉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又能制物為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摺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
原文見於《中西紀事》，其作者抄自梁章鉅所著之《浪跡叢談》。梁氏久在廣東，官至巡撫，道光時人，其言本於附會，至為不經。《中西紀事》成於同治初年，教士已入內地傳教，而作者深信其說，其先魏源著有《海國圖志》，其言華人信教曰：
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為貿易資本，虧折許復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贍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跽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偽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斤，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唯其銀必華人睛點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其文殆自吳氏記錄衍繹穿鑿而成，今自吾人觀之，無異於痴人說夢，徒供一笑而已。吾人明了教會之性質，教士之工作，取睛煉銀之說，不合於科學，事實上且不可能，故不之信。時人知識幼稚，聞之不察，信以為真，無怪其仇視教士，而欲焚毀教堂。《中西紀事》引用此文，並附說明，謂藥性發，心如魔醉，裸體受辱，亦所甘心。關於男女共宿一堂，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目其婦人之白皙者，投以藥餌，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又曰：「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由於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煉，其下者流入採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作者實以國內之迷信傳說，牽合於教會，其說本於方士煉陰補陽，取人精髓以求長生之故事。前築中山陵時，江蘇有攝取人魂之訛言，近年南京時有取魂造橋之說，兒童或扣布條，中書咒語，以求免禍。其說倡之何人，來之何地？不可究詰。其在數十年前之勢力，更可想見，教會因之受禍。
教士自弛禁教以來，初傳教於通商口岸，而天主教神父獨入內地。迨中法北京條約成立，華文有許教士於內地置產之語，傳教原為服務慈善事業，無國界之分，美國今日尚有外國教士，而士大夫疑之太深，從不虛心考察，輕信浮言，仇教漸而變為風氣。武官受其影響，亦以鬧教為正氣，尤以湘人為甚，長沙刊印毀教之圖畫、歌謠、檄文，為勢力最盛之地。貴州、四川、江西均有毀教之案。其中首推貴州之教案為重要。貴州提督田興恕拆毀教堂，傷殺教民，幾致事變。其次則為江西教案，一八六二（同治元）年，南昌開考，生童傳遞湖南公檄，詆毀教士，不敬祖宗，不分男女，採生折割等事，約期打毀教堂，暴民從之，官吏不肯保護。巡撫沈葆楨挺身任之，謂為二百年養士之報。駐京法使嚴重抗議，兵艦駛入長江將致事變。李鴻章致書規勸沈氏，曾國藩時為兩江總督，郭嵩燾致書論之。中云：「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受其陵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為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實，無能一加考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己亂，奈何自處於無禮以長亂而助之狓猖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奸頑煽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為利，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譽，故法常伸，而民氣以肅。」其言本於歷史上之觀察，分析民眾之心理，均有至理，無如時人明達如郭公者，實不易得。後案由教士領款，再築教堂，作為結束。
清議詆毀教士，朝臣時以無稽之言上奏，如北堂舊址交給神父，神父建築洋樓，御史奏其同於砲台，「俯瞰宸園大內，狂悖莫甚於此」。太后交總署奏復，恭親王稱其應毋庸議，及朝廷籌議修約，以傳教列入疆吏奏復問題之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獨稱天主教無異於釋道，醇親王奕深惡其言，奏稱沒齒鄙之。其他疆吏莫不力持反對，左宗棠奏稱地方官之賢者，為士民扶持正氣，遇有教士袒庇教民，則地方士民共同排斥，官從而維持之。曾國藩奏稱：「近日教士貧窮，不能以財人，則說不行，異端時廢時興，周孔之道萬古不磨，中國若修政齊俗，禮教昌明，則鮮有信之者矣。」李鴻章則稱邪教不能惑眾，各省毀堂阻教，民心士氣尚足可恃。密籌防閒之策。丁寶楨建議通飭督撫于洋人傳教處所，飭屬密諭紳耆曉諭鄉民，互相禁戒傳習。後英使阿禮國返英，恭親王告之。謂英人不販鴉片，不遣教士來華，則歡迎其至。綜之，朝臣疆吏由於知識幼稚，胸襟狹隘，多惡教士。教士之入內地傳教者，租買房屋，房主懾於紳士之威力，懼有不測之禍，往往弗應。其傳教方法，常於繁華街市人煙稠密之所，或僧寺之前，露天說其教義，勸人為善，或施給藥品醫治人病。華人之信教者，凡遇鄉村出錢修廟之時，公共演戲謝神之事，不肯捐助，致起村民之恨惡。天主教徒不與非教徒結婚，其時婚約多於子女尚未成人時說定，乃以信教之故，發生毀約之爭執，此雖偶爾之事，而固足以增加困難。官吏切實保護教士，則為清議所詆毀，曾國藩不肯查辦揚州教案，固其明例。初一八六八（同治七）年，揚州生童聚率暴民打毀英人所設之教堂醫院，曾國藩不願辦理，英使抗議於總署，領事乘坐軍艦駛抵南京，監押汽船，朝廷諭其速辦，始肯賠築教堂。於此現象之下，中國之尊嚴地位大受損失，湖南巡撫辦理湘潭、衡陽教案，令地方賠修，時人疑之。郭嵩燾在其幕中，致書曾國藩曰：「嵩燾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為光明正大乎？」其言至有見解，惜能用之者少耳。其後教案益多，其中尤以天津案件為重要。
初英法聯軍北上，法軍肆虐於天津；及其開放為商埠，法神父於三汊河建築教堂，其地為望海寺舊址，名曰仁慈堂。女修士出錢收養貧兒，其意以為貧苦之家，不願送其子女入院，予以金錢作為獎勵也。時人本信外人挖取心眼配藥煉銀之說，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春，天津屢失孩童，好事者輒疑外人拐去。六月，仁慈堂有疫，孩童日有死者，津人遂信慘殺之說。官吏捕懲拐犯，中有供稱仁慈堂僕役王二授以迷藥者，官吏群眾信以為真，縣府官欲往院中調查而不可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無所決定，道台怒而往與法領事豐大業（M.Foutanier）交涉，未有結果。次日，崇厚謁見領事，議定明日往查，及期，令拐犯同往，其調查之結果，院中只有王三，無如拐犯所供之王二，供辭又於事實全不相符，真相始明。崇厚允即出示闢謠，而暴民忽圍教堂，將有暴動。崇厚聞報，遣官彈壓，值豐大業闖入衙門，盛怒開槍於主人之前，崇厚避之，毀其室中之茶碗用物，崇厚再出見之，勸其暫勿外出，法領不聽而去，抵於教堂附近，遇見知縣劉傑，開槍擊之，彈中其仆。暴民怒而殺之，闖入教堂，慘殺教士、女修士、僕人等五十餘人，掠去財物，乘勢往劫英美教士住宅。外人聞而大驚，惴惴然慮其生命之危險，會江蘇等省土民亦有仇教之行動，駐京各國公使認為津案關係於全體外人之安全，共同抗議，法國代辦羅淑亞（Comte de Rochechouart）稱待訓令辦理。朝廷詔直督曾國藩自保定赴津查辦。今觀教案之起始，豐大業之行動謬妄，兩次開槍，實為造成事變之主因，事起之後，暴民人數聚多，氣焰囂張，和平彈壓，殆不可能，況官吏護教壓民，將受清議之指摘耶！乃多傷人命，累及無辜，至堪惋惜。官吏於事變之後，不肯緝兇歸案辦罪，崇厚以嚴禁聚眾滋事，怨聲載道，官吏蓋欲反之以干時譽也。
七月，曾國藩抵津，方事之起，曾氏臥病，聞知朝旨。據其子曾紀澤日記，稱其寫成遺囑，吩咐家人，預備一死。及抵天津，始知案情重大，非一死之所能了。津人或言逐洋人，或倡戰法國，或請劾崇厚，或議調兵勇，朝議亦頗激昂。奕奏請拊循津民，勿更地方官，一面密籌海防，密查住京夷人。內閣學士宋晉奏言仁慈堂有壇裝幼孩眼睛，辦理交涉不可有失人心，請調兵防備。奏文由大學士宮文代奏，其意見與之相同。內閣中書李如松亦言不可有失人心，請用牌以御火器。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諭曾國藩曰：「百姓毀堂，得人眼人心，呈交崇厚，而崇厚不報，且將其銷毀。」飭其訪查。朝廷以各使之勸說，命崇厚赴法，奕力爭不可，而總署堅持不已。李如松論之曰：「遣使報幣徒損國體，於事無濟，千古一轍！……崇厚出使法國，無論其應對失辭，恐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脅亦足啟夷人要挾之風。」會曾國藩奏報仁慈堂無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屬謠傳。且曰：「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京師之士大夫聞而譏之，倭仁致書責之，曾氏迫於清議稽延不辦，其致友人書，論其處置困難，不敢查拏正凶。外人深不滿意於曾氏。
羅淑亞出京交涉，要求劉傑及知府張光藻償命，並謂提督陳國瑞在場，一併懲辦。曾國藩拒絕其請，並聽府縣官逃去，唯許懲凶賠償，雙方堅持，形勢嚴重。崇厚奏其病重，請派大員辦理。朝命丁日昌、毛昶熙赴津會辦，交涉仍無進步，勢將決裂，朝廷諭李鴻章自陝統兵入直。其密諭曾國藩等曰：「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不啟釁也。……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令其調兵扎守要塞，寄諭沿海沿江督撫嚴行戒備。李鴻章入直，言其陸路力可以戰。會歐洲普法戰起，中國始免於禍。朝廷改命李鴻章為直督，議定賠償損失及撫恤金四十六萬兩。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府縣官發往黑龍江效力，捕殺兇犯多名。津案之交涉，曾國藩備受清議之詆毀，上奏痛論其害，更悔報告津案之孟浪，《防海紀略》引其致總署書曰：「內慚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罪犯之死者，津人樂稱道之，奕憤而辭職，此交涉所以棘手也。公使方面，則欲嚴辦官吏以警將來，威妥瑪後與李鴻章語，述英前大臣之言曰：「天津教案，當時若將津郡地方全行焚毀，可保後來無事。」則其明例。總署鑒於教案之迭起，擬訂管理教士章程八條：一、收養孤孩應全停止，或嚴行限制；二、教堂祈禱不應男女混雜；三、教士不應干預官吏，侵犯中國有司之權；四、教民滋事曲直，須憑地方官作主，不得有所仇嫉包藏；五、教士護照須載明經行地方，不得任意遨遊；六、奉教者必查明來歷身家；七、教士與地方有司往來，應有一定禮節，不宜妄自尊大；八、古時教堂基址既成民居，不得任意坐索，致侵平民公道買掌產業。總署將其照會駐京公使，英美贊同管理之原則，而不盡同意於細則，無所成功。教案仍為外交上問題之一，法國尤啟朝廷之疑，北堂教堂之交涉，則其例也。北堂舊有教堂，清帝賜於耶穌會之教士者也，及中法北京條約成立，遺址還於神父，神父築建高大之教堂，其高過於大內，有違體制，而又逼近皇宮，有礙風水。同治病時，總署迭次交涉拆毀，與以代價，法使拒之，李鴻章後遣使商於羅馬教皇，議定給地償款，由教士另築，其事始已。
外人之勢力盛於國內，屬國於此期內亦多喪失。屬國雲者，小國鄰近中國。其君主或奉行正朔，或遣使朝貢，或受中國皇帝之冊封。中國未嘗遣使駐於屬國，促進二國之關係，或明了其國內之情狀。屬國之在歐美，則就統治權而言，統治權之表現，對內如政府之組織，行政官之任免，軍隊之編制調遣，財政之預算，建設之計劃等；對外如訂約通商遣使等。其決定與管理之權，往往操於宗國或其代表，英國之於印度，即其明顯之證。中國於屬國之內政外交，除一二例而外，向不干涉，且或不知，英並緬甸膏腴之地，法取安南數省，即其明例。法使曾以中國與朝鮮之關係為問，總理衙門大臣答稱內政由其自主。吾人今斥清臣之昏庸，妄發喪失主權之言論，然就當日藩屬而言，則確實之情狀也。尤有進者，屬國之遣使朝貢，多出於自動，積久成為慣例，其動機或生於羨慕中國之文化，或有求於中國，或商人冒充使臣，以求利也。《大清會典》記載屬國朝貢之定期，其不至者，清廷亦不復問，荷蘭即其明例。其來貢者，許其使臣貿易，朝廷亦有相當之賜賞以嘉獎之，其所得者常多，西人曾謂中國實貢物於外國。清廷曾諭改琉球三年一貢，其王奏稱進貢，「風調雨順」，延長貢期，國內將無正朔，請仍照舊，清帝許之。封冊雲者，則指藩國王死之後，其子嗣位。業已為王，清帝不過從而予以虛名，非可廢立其王也。奉行正朔蓋為周制，小國步推歷時，不如中國之較精，故願奉行，琉球國王之請，則其明例。同時，中國境內有奉行其舊曆者，西藏是也。總之，朝貢冊封奉朔均不能監視藩國也。西方強國亟求屬地者，原因雖雜，而經濟問題，實為主因，屬地之廣大人稀者，則可容收本國過剩之人口，其人煙稠密者，則運輸大宗熟貨銷售於其境內，進而吸收其生貨，資本家並得投資之機會，即今所謂經濟侵略也。上國對於屬國人民，待遇雖不能一律平等，而固未漠然置之，清廷則異於此。光緒時內廷擬買馴象，緬王自請贈送，欲買駝騾硫磺，而朝廷以其有違定製，不許採辦。其先嚴禁人民渡海，犯者罪至於死，又視商業為末業，華人之入藩國者，毫無權利，朝鮮曾禁華人入境，則其例一。清廷不許朝人越境耕種於曠大之區域，則其例二。朝鮮商船遇難，水手被救，送至上海，官吏以為琉人，送往福建，琉官謂為朝人，乃送之回國，則其例三。中朝之關係較為親密，尚且若是，其他可想，乃次第喪失。
一、新疆 新疆在中國西北部，東北界外蒙古，東接甘肅、青海，南連西藏，西南至英屬克什米亞，北及西北與俄接壤。清自征服其地，設將軍參贊大臣等官治之，顧其僻在邊域，地隔萬里，途涉流沙，官於其地者，朝廷難於監督，人選又為滿人，類多縱慾為非，虐待人民。其人屬於突厥族，好勇逞斗，治理於各堡世襲之士官名曰伯克，易於為變。及太平軍起，回疆忽有外寇侵入，幸即平定。回人固知清廷之兵力，不能遠及其地。及關隴戰亂大起，其黨遣人出關，四出招誘，新疆之回有欲動之勢，會迪化清官搜括苛斂，回眾大怒，一八六四（同治三）年起義，新疆東部遂入於混亂之中，蔓延及於天山南北之要城，朝廷聞警遣將統兵往援，促其前進，均託故不行。其困難則在自陝經隴，出玉門關，始達哈密，途中地曠人稀，非運輸大宗糧糈，則難得食，萬一冒險前進，回眾絕其後路，全軍勢將坐而待斃，兵士尤怨遠行，強之則將為亂也。後二年，浩罕酋長阿古柏自中亞細亞侵入天山南路，次第攻陷名城，回人以其同類，頗歸附之。阿古柏雄於才略，安撫漢回商賈，人民稱便。同時回首稱雄於天山北路者，攻據伊犁，其人互相爭殺，紛擾不已。阿古柏欲收其地而不能得，初回酋起事，伊犁將軍迭次乞援於俄官，俄自經營中亞細亞，蠶食小國或諸部落之領土，並取邊境之甌脫地，遂與中國接壤，邊界之貿易日益發達，伊犁時為中心，俄官託辭拒之。迨伊犁陷後，地方擾亂，俄使屢請出兵伊犁，並願相助，總署大臣謝絕其請，俄使竟言不能坐視。一八七一（同治十）年七月初，其總督派兵進據伊犁，八月俄使始以其事通知總署，朝廷飭伊犁將軍榮全即往，而俄官不談伊犁。明年，總署大臣與俄使商議，俄使聲稱還後亂將復起，須待中國收回新疆，反請開放科布多等地，賠償俄人損失。伊犁俄官通知榮全不得管理其地人民，及攤派餉銀。總署暫置不問。其在天山南路，阿古柏立國稱王，俄、英、土耳其予以承認。英使奉命入其國中，與之訂立商約，其政府以為天山南路，適當俄屬中亞細亞、英屬印度之間，英俄利害易生衝突，而欲以之為緩衝國焉。
後左宗棠平定甘肅，將欲出關，而日本出兵台灣，二國備戰，朝議有請撤退西征之師。會台案和平解決，左宗棠急欲乘勢掃除關外之回眾，初關隴一部分回兵，敗集於新疆東部。沿途自大殺而後，田畝荒蕪，人煙稀少，大軍前行，其糧必自他省運往，途中無一便於航行之大川，軍士萬難裹糧前進，唯有大批橐駝良馬以供運輸，始克有濟。兵士前征者，歷萬里，涉流沙，遠去其父母家人，回歸則遙遙無期，非重賞厚餉，則難為用。甘肅於承平之時，尚賴他省協餉，於此大亂之後，府庫如洗，江南諸省自太平軍平後，協助剿捻平回之款，擔負已重，西征軍費極巨，無力多籌。朝廷無奈，准許左宗棠借貸外款，以裕軍餉，於是以全國之力經營一隅之地。同治詔授左宗棠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氏命軍出關，分屯哈密之曠野平原，開墾荒田二萬畝，收穫大宗食料，以濟軍需，其困苦經營，亦云勤矣！一八七六（光緒二）年，左宗棠進駐肅州，兵士一百餘營前進，其作戰計劃，自哈密而西，討伐新疆東部之悍回，進取名城烏魯木齊（今迪化），肅清西北，然後轉戰而入天山南路，收復阿古柏所據之城邑，再向俄國索取伊犁也。大軍進攻今迪化道諸城，次第陷之，明年春，分兵而南，圍攻吐魯番。其城在今焉耆之北，天山南路之門戶也。守兵力戰而敗，官軍收復其城，乘勢疾進，五月阿古柏死，其子嗣位，連戰皆敗。英使威妥瑪奉命迭為叛人緩頰。初左宗棠西征，朝議紛紜，朝臣疆吏有言其遠征勞費，不如封阿古柏為外藩者，郭嵩燾亦以為言。左氏堅稱不可，稱今置而不問，後患環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勢。奏中慷慨之語曰：「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為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恩施？況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巨艱為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出此。」至時，迭陷要城葉爾羌英吉沙爾等，一八七八年一月，收復和闐，南路大平。斯役也，湘軍自阿古柏死後，殆無惡戰。其兵殘忍好殺，奸掠焚燒，回眾爭逃避之，南路受禍深重。
南路平定，總理衙門向俄使布策（Eugène Butzow）交涉歸還伊犁事宜，布策拒絕，俄回本國。皇帝詔命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交涉，一八七九（光緒五）年，開始交涉，俄由布策出席，許還伊犁城邑，要求分界、通商、償款三款。分界則另訂塔城、伊犁及南路邊界，中國讓與之土地頗多，伊犁以西膏腴之地及天山之塞要與焉。通商則蒙古、新疆均不納稅，俄商得自新疆至漢口貿易，減輕貨稅，東北松花江許俄行船，達於伯都訥。關於償款，中國予俄五百萬盧布（合銀二百八十萬兩），十月簽訂條約。觀其內容，乃戰勝國強迫戰敗國之條件，非友邦磋商之結果也。總署請交疆臣議奏，太后下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等複議，復奏多論商務界約損失重大，李氏請設法補救，沈氏請作罷論，總署亦論俄約之非，左氏且請備戰。明年一月，太后諭將崇厚交部議處，飭廷臣妥議具奏，部議崇厚革職，太后改為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時值回疆平定，士氣激昂，朝臣信兵足以戰爭。洗馬張之洞之奏議傳誦於時，實則昧於國際大勢，不知俄國實力，而為牽強附會之推論，不負責任之高調耳。其言曰：「俄雖大國，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勞財竭，臣離民怨……若更渝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戰勝酬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雇用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蠶食新疆，併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唇齒，理當同仇。」天下之事，固不若是之易，宜李鴻章深惡之也。左宗棠自請出屯哈密，規復伊犁，主戰派之氣焰張旺。李鴻章深以為憂，稱其「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張之洞之奏疏為外人所得，譯載於報紙，外人疑信清廷備戰。及崇厚抵京，朝旨定為斬監候，駐京各國公使聞而驚愕，俄使尤為憤激，先當崇厚交部議處已有恫嚇之言。公使勸告總理衙門，赦免崇厚，以為國際慣例，不得以交涉失敗，罪其使臣，今殺崇厚，而中俄邦交勢將決裂也。英國女王維多利亞電請太后釋放崇厚，赫德憂患中國孤注一擲，電召戈登來華。戈登入京，詳論不可啟釁於總署，李鴻章、劉坤一亦以為言，郭嵩燾在籍上疏力言主戰之非。會俄艦隊巡行於黃海，沿海諸省人心驚慌，朝廷始知廷議之非，力謀避免戰禍，招左宗棠回京，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使俄。曾紀澤為曾國藩之子，襲父爵為侯，曾學英文，以字典聖經舊詩為課本，國中明達之外交家也。朝臣尚有論其親外，用非其人。
總署大臣患俄不肯接待曾紀澤，向駐京公使聲稱，如俄接待公使，中國將赦崇厚死罪。其交換條件，可謂奇矣，而朝臣竟視為爭論之點。八月一日，曾紀澤抵於俄京；其先入俄也，奏陳戰守均不足恃，維持和局，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端，分界宜力爭之，通商可酌更易，余宜從權應允。總署電稱俄國如因條約不准，不還伊犁，大可允緩，能將崇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曾紀澤復稱非事無可解決，不可作為懸案。朝廷許其察看情形，奏明辦理，又從其請，赦免崇厚死罪。俄國新與土耳其戰，其中亞細亞總督言無援軍，不能拒抗新疆之清兵，亦願和平解決。二十二日，俄皇始見曾紀澤，後二日，曾氏照會外部婉述前約未能批准之原因。外部以為指駁太多，無可商改，將派公使到京再議。朝廷得奏，訓令曾氏在俄定議，曾氏與俄外部大臣交涉，久無進步。明年，俄皇還都，諭令外部讓步，始能解決，二月約成。關於地界，中國收回伊犁要塞，西邊歸俄，兩國派員勘定塔城及喀什噶爾地界。關於商務，天山南北二路貿易，迄於肅州暫不納稅，俄國得設領事於肅州、吐魯番二城。余如科布多等於商務興旺時再議。關於代管經費及損失費，中國給俄九百萬盧布，合銀約五百萬兩，二年內付清。
其年，二國又訂通商章程，初一八六二（同治元）年，二國締成章程，俄使後請改訂，一八六九（同治八）年，議定，其要款如下：（一）邊界百里內之貿易，概不納稅；（二）俄商持有執照，得往蒙古各處各盟貿易，亦不納稅；（三）俄貨得由恰克圖、張家口、通州運至天津，其至津者，按照海關進口稅則減收稅銀三分之一；（四）俄貨於張家口銷售者交納正稅，其未售出運津者，將多交之稅發還。（五）俄貨自津運往他口者，補交正稅及子口半稅；（六）俄商自他口販運華貨經津回國於交完全稅後，不再納稅。其在天津、通州販運者，完一正稅，在張家口者，始交正稅及子口半稅；（七）俄商於中國販運洋貨，由陸路回國，其貨已先納稅者，不再交稅。至是二國改訂章程。關於徵收稅銀及蒙古貿易權利，無異於前，其不同於前者，一許俄商自科布多運貨，經歸化城至通州、天津貿易。一許俄貨運至肅州，納稅照海關稅則減少三分之一，如天津之例。約成，二國派員勘訂界約，中國多許俄國要求，訂成界約。總觀中俄之交涉，曾紀澤所處之地位，頗為困難，俄國原不欲歸還伊犁，及崇厚與布策訂成條約，俄國既得土地，又得商業權利，欲其將視為已得之權利盡行讓步，實非易事，且自朝臣倡言戰俄，而形勢更不利於中國也。曾紀澤奏言其困難曰：「泰西臣下條陳外務，但持正論，不出惡聲，不聞有此國臣民，詆及彼邦君上者，雖當辯難紛爭之際，不廢雍容揖讓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勢難緘秘……每謂中國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見其端，若於茲時忍辱改約，則柔懦太甚，將貽笑於國人，見輕於各國等語。臣雖飾詞慰藉，而俄之君臣懷憾難消。」據此，好作大言之大臣，徒誤國耳。交涉之時，曾紀澤以公使出席，而前約訂於全權大使，俄人數以為言，竟能有所成功，曾氏態度和婉，前後言語未曾矛盾，亦有力焉。其接收之訓令，則不免於前後歧異也。惜後訂成界約，仍多喪失邊地耳。據薛福成言，俄自伊犁約後迄於光緒十八（一八九二）年，三變其界。綜之，收復新疆，竭全國之力，不足，借款於外，收回伊犁，又出巨款。一八八四（光緒十）年，朝廷改其地為行省，設置巡撫司道府縣，其行政經費，駐軍餉糧，仍由各省協助。政府並未獎勵過剩之人口，遷於新疆，出此代價，徒有廣大領土之名，反而無所經營，惜哉！
二、日本 日本在中國之東，以島立國，其領土褊狹，人民短小，我國古書譯音稱為倭人。其交通於中國頗早，東漢光武帝賜其王金印，文曰「倭奴國王」。其往來之途徑，初自朝鮮而入中國。朝鮮半島與日本九州島相對，中隔海峽，峽中最大之島名曰對馬，古代航海術未精，船隻往來，可停泊焉，交通尚便。中國學術思想先由朝鮮傳入日本，其王深羨中國文化之高，遣使來華，古史目為貢使，存有輕視之心。日人好勇逞斗，自視傲甚，蒙古大帝忽必烈征服中國，兩次出兵征日，皆不能勝。明興，倭寇亂作，太祖遣使諭之。會室町幕府將軍患貧，乞錢於明，明帝封之為王，將軍固天皇之臣也。其後海盜勾結日人，擾於沿海諸省，大為中國之害。明末，日本強臣豐臣秀吉欲假道於韓，以伐中國，韓王不許，秀吉遣兵伐之，明帝命兵往援，竟不能勝，朝鮮幾至不國。會秀吉病死，兵禍始已。清初二百年，朝廷嚴防日本，日本未曾遣使來華，華商有往來二國販運貨物者。十九世紀中葉，實用科學進步，輪船火車促進世界交通，時值工業革命，製造之貨物大增，資本家之勢驟盛。列強保護工商業不遺餘力，爭求市場于海外，而中國、日本墨守閉關政策，終以見迫訂約通商。中國於戰敗之後，輕外排外之心理迄未改正，衰弱如前。日本自明治天皇嗣位，任用賢能，仿行西法，廢除藩政，改革積弊，國勢日強。國人對於日本觀念，依然未改。其國內武功派大臣亟欲發揚國威，乃欲有事於朝鮮、琉球、台灣。朝鮮與日本隔海峙立，交涉頗早，古代半島中之小國，曾卑禮厚幣求援於日本，日人謂為朝貢，目為藩屬。迨七世紀，唐將大敗日兵於朝鮮，日皇不敢幹涉韓政垂數百年。及秀吉起兵伐韓，幾滅其國。江戶幕府復遺使徵聘，韓王許而從之，每逢將軍嗣位，多有使者往賀。琉球在日本之南，小島蜿蜒，立於海上一如帶形，日人言琉王舜天為其國內武人源氏之後，自日南渡者也。二國文字風俗相類，薩摩藩侯鄰近琉球，先後遣兵攻之。琉王降服，朝貢頗勤。中國隋書始記流求。 [13] 其後閩人有徙居於島中者，明太祖遣使往諭其王，王命其弟奉表來貢，後遣學生學於中國。及清帝入主中國，朝貢如故。琉球既為中日屬國，朝鮮朝貢尤勤於中國。台灣又為中國領土，在福建之東。日本曾欲借端兼併，乃與中國發生嚴重之爭執，又以修改商約問題，誤會益多，終成戰禍。其事詳見下篇。
三、安南 安南於中國之關係頗早，秦始皇帝征服其一部分土地為郡縣，漢時猶然。其後中國勢力盛時，均能達於安南北部，其學術思想制度多自中國傳入，其王按期朝貢，華人有往其港經商者。清代安南四年朝貢一次，清廷於其內政外交，向不聞問。鴉片戰時，朝臣奏稱安南水師，前敗英船，為天下之最強者。道光詔求安南船工仿造其船，魏源亦以為言。全國士大夫殆無明了安南之情狀者。初十八世紀之末，法國謀擴張領土於遠東，值安南內亂，嘉隆王遣法教士赴法，締結條約，法國出兵助王，而王酬以權利。會法國內亂，不出大兵，安南亦未履行條約上之義務。後法國安定，神父傳教於安南，越人仇而殺之，法海軍示威，始得解決。越人無所覺悟，再有仇教之行動。一八五八（咸豐八）年，法國、西班牙出兵，歷戰三年有半，安南屈服，賠償軍費，割讓三省於法，法國之勢力，始鞏固於安南。一八七三（同治十二）年，安南亂起，中國出兵邊境，明年，上諭不可與法兵啟釁。法國乃以武力壓迫越王訂成新約，其要款凡三：一、越王有自主之權，不受何國統屬；二、安南開放紅河；三、割讓六省。其用意則否認安南為中國藩屬。紅河上流在雲南省內曰富良江，法欲行船促進商業者也。二國又訂通商章程。駐京法使抄送新約於總理衙門，總署照復越南為中國屬國，又稱其久列藩封，不能漠視。措辭雖屬和平，而固未嘗承認條約。法使再以通商章程咨送總署，總署置而不復。安南自訂約後，無開放紅河之意，其在危急之時，尚不肯以實情告知中國。中國籌謀補救之策，頗不易得，為謀二國交通便利之計，設招商分局於安南。法國託言安南不肯開放紅河，違反條約，有意尋釁。一八八〇（光緒六）年，曾紀澤於俄，照會法國外交部，內稱安南為中國屬國，不能不問，明年，至法再致照會聲明。駐京法使寶海（M.Bourée）至津，李鴻章以法國對安南之政策為問，寶海答稱無併吞之心。曾紀澤在法，亦向外交部詢問，答辭相同。曾氏建議於總理衙門，促進中越之關係，解決法越之爭執。其主意則越王遣使駐於北京，並派精通漢文之人為駐法使館之隨員；法國現言安南違背條約，中國勸其開放紅河，自行除盜，即可無事。總署交李鴻章核議，李氏謂待陪臣之禮不可變通，法言越王有自主之權，勢難遣使為參贊。開放紅河，則法商將入雲南，是自引虎入室。其理由極牽強之至，惜曾紀澤籌謀之許劃，未能採行也。法國恫嚇越王，而黑旗軍阻之。初粵民於起兵敗後，逃往安南為盜，越王乞援，華兵往討，迄未盡平，越王將其召撫，黑旗軍則其一也，主將曰劉永福。越使至津稱其菸癮甚重，所部不足二千，營中無新式槍炮，兵無訓練，紀律蕩然，但曾狙殺法探兵隊官。滇粵長官誇張其事，謂法軍畏之如虎，上諭亦稱其屢挫法兵。李鴻章奏其實不能戰，且曰：「華人專采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時人不信其言。
法國雖稱不並安南，然欲越王開放紅河，而劉永福力阻開放，法乃恫嚇越王，而目劉永福為匪，勢將開戰。一八八二（光緒八）年，朝廷以安南久為藩屬，地為滇粵之屏籬，密令督撫遣兵出駐東京（河內），以備萬一。總署迭向法使寶海交涉，寶海至津，李鴻章與之協商，議定三款。（一）中國撤兵，法國聲明無侵略土地及削貶王權之意。（二）安南開放保勝。（三）二國分界，保護安南共御外寇。其詳細條約由二國遣派使臣會議，寶海報告本國政府，久無復電。明年，內閣改組，茹費理（M.Jules Ferry）為首相，以其讓步太甚，撤回寶海，又得國會協助，遣軍壓迫越王。中國駐越之兵，則如李鴻章之言曰：「不過虛張聲勢，牽製法人不使並占北圻（東京一帶），並非即欲與法人交戰。」曾紀澤迭抗議於法，收買報紙宣傳，故泄交涉之經過，法國惡之，派駐日公使德理固（Arthur Trico）為全權大臣來滬。李鴻章時以葬母回籍，至是，奉命往申，但無全權大臣之旨，與曾紀澤在法之言稍有出入。六月，會議，德理固之態度初極強硬，謂法國立意用兵，必欲達到一八七四年法越條約應得之權利，中國稍侵其權利，法國斷不稍讓，即與中國失和，亦所不恤，更欲中國說明暗助或明助安南，如不相助，當給予憑據。李鴻章答稱中國無與法國失和之意，法越條約，總理衙門未曾承認，今法越交戰，無論所訂何約，先未商於中國，中國概不承認；又稱寶海所議草約，先得外交部之同意，何故將其撤回？法使辭屈之時，則稱目下情形，只論力，不論理，後說李鴻章電請朝廷給予會商越事全權。李鴻章答稱中國體制不得由臣下自請，法使遂忿然而出。十餘日後，德理固再見李鴻章，意欲讓步，聲稱中國可勿侵犯法人在北坼已得之權利，即願切實聲明法國毫無侵占安南之意，然後議商事務。李鴻章稱其事關重大，本人不能作主，現奉旨回津，將即起程，於是會議停頓。其困難之癥結，則在朝廷未予李鴻章辦理之全權，而李氏又不願受清議之指摘，不肯負責進行交涉，而遇事推諉也。其時中俄交涉業已解決，朝臣方信可得專力御法，太后密諭疆吏籌議，疆吏幾盡主戰。其人或欲見好於清議，或不知法國陸海軍之設備與戰鬥力也，朝廷亦傾向於戰議。
方和議進行之際，法國出兵安南，預備作戰，及和議停頓，法軍開始活動。八月，軍艦轟陷其京域順化海口炮台，越王適死，朝中大懼。新王遣使議和締結和約，其要款則法國保護安南，管理其內政外交，駐兵於各城邑。越王遣使乞援，其情勢更難於先，信如李鴻章稱為可慮之至。曾紀澤與法外交部交涉，堅持中國利益，毫無結果。九月，德理固來津，會晤李鴻章，謂事隔兩月，事機變遷，宜妥籌辦法，以免二國絕交，提出辦法三條：一、保護在越中國商民；二、剿除北圻土匪；三、另訂中越邊界。法使口稱法國保護安南，實於中國商務有益，李鴻章以法軍毀招商分局為問，法使承認賠款，事後並予以極大利益。其言土匪，則指黑旗軍也。法使聲稱華軍助之，李鴻章極端否認。其爭執之焦點，則為分界，法使允許從寬訂界，李鴻章請以二十度為界，德理固堅持二十二度，且言法初並三省，後取六省，中國何先不問？雙方各不相下，久無成議。德理固入京交涉，亦無成功。法國厚集安南兵力，將攻黑旗軍，法使改稱凡在北圻境內手持兵械者，無論是否中國官兵，概作土匪驅逐。其言可謂蠻橫之至，其先尚請華兵勿駐近於黑旗軍，庶得免啟戰禍，而今竟欲與華軍作戰。交涉延宕，禍致於此，總署大臣與李鴻章等均有重大之責任，中國固無遠見之外交家也。其時中國駐紮北圻軍隊數約三萬，坐視法國武力壓迫越王，暗中接濟黑旗軍，又不能勝，徒造謠言——越人勝法。總署大臣信之，以為兵力可戰，其函告李鴻章曰：「滇粵出關各軍，無坐視法人吞盡北坼之理，擬將法人種種挾制情形，照會各國，並令防軍如法軍來犯我駐守之地，不能不與開仗。」就保藩自衛而言，實為理直辭壯，奈戰禍啟後，勝負非決於空言，而定於兵力之強弱何！李鴻章復稱恢復安南原狀，「揆之目下中國人才兵餉，皆萬萬辦不到者也」。無奈朝廷不信其言，李氏又失磋商和平解決之機會。十二月，法軍進攻，大敗黑旗軍，敗兵焚掠鄉村，與民為仇。其駐防之地山西遂失，劉永福更募兵勇以戰。
一八八四（光緒十）年，法軍乘勝進攻駐於北寧之華兵，劉永福等往援，均大敗潰。法軍陷城，乘勝進據太原。太后得報，詔免恭親王奕訢等職，軍機處及總署大臣多另派委，查辦統兵諸將。四月，雲貴總督岑毓英奏稱糧盡勢孤，退守邊境，其兵不待朝旨，業已撤退，太后命兵往援，時法國軍艦泊於安南，有來擾之意，德璀琳以法海軍總兵福祿諾（Comdt E.Fournier）書至津言和，李鴻章上報，朝廷許之。五月，福祿諾來津，先請撤換駐法公使曾紀澤，稱其失言，北寧之失，以師丹之敗為比，有挑引德法之恨惡，二國輿論以其有失使臣之體。朝廷許之，調曾侯至英，李鳳苞赴法，諭李鴻章議和之條件：一、維持藩屬；二、杜絕雲南通商；三、保全劉永福；四、不償兵費。第三、四條均無困難，而第一、二條實難於協商。李鴻章避免爭執，乃以空泛之辭，與福祿諾議成簡明條約，中國退兵，不問法越條約，許法貨物通至邊界銷售，法國保護北圻，不侵占中國邊地，不索兵費，限三月後，二國各遣大臣締結條約。簡約與朝廷之訓令相去甚遠，中文語句又與法文不同，福祿諾將去，約期中國軍隊退出越境，法兵將往巡邊，驅逐劉永福軍。李鴻章不敢上奏請旨，其致粵督張樹聲電曰：「內意但以續議條款責問敝處，其餘一切不問，只得由外間相機酌辦」，無如咨告雲桂撤兵，而其長官先奉扼扎原處之旨，不肯撤退。其原因則朝廷不滿意於和約，而又懷疑法人太甚，仍持戰議也。朝臣鄧承修等聯銜上奏夷情叵測急籌戰守曰：「法人……戰無不克，其輕量中國可知，法不和于山西未失之前，而和於北寧既失之後，有是理耶？臣等聞法兵雖勝，而數月勞師集餉，勢已不支，又北圻新定，其民未附，安知非懼我增兵大舉而故為此要挾之辭？且李鴻章果以和議為可持耶？……我強則和約可保，我弱則所約皆虛……李鴻章治兵二十餘年，不以喪師辱國為恥，乃雲起自田裡，托為審勢量力持重待時之言，以文其愛身誤國之罪，此臣等所為痛恨而不能已於言也。」其言多無根據，直以國事人命為兒戲，而在當時，則為強有勢力之清議。朝議主持戰說，太后旨責李鴻章畏葸因循，命吳大徵、陳寶琛、張佩綸會辦北洋、南洋及福建防務。及廣西巡撫潘鼎新電告法兵巡邊，而官軍駐在邊界百數十里之外，請示辦法。上諭李鴻章謂斷不能退守示弱，且曰：「已電諭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動，如彼族竟來撲犯，惟有與之接仗。」其電諭潘鼎新曰：「前令潘鼎新馳赴廣西關外，本系預備戰守，該撫上次電信，亦有一意主戰，較易著手之語。釁自彼開，惟有決戰，果能辦理得手，朝廷有獎勵，無責備。」六月，法兵進攻諒山，略有死亡，其政府以為中國違背和約，照會撤兵，要求賠款，一面派兵赴援，令海軍大將孤拔（Courbet）率艦隊北上。其外交部長電責李鴻章，李鴻章復電稱為不幸，非兩國政府之意，且曰：「中國定例，凡將士駐守之地，非奉旨萬不敢退，即有旨退兵，亦應由驛站轉遞，路遠不能即到。故福祿諾臨行時，業經告明限期退兵之說，實不能行。」其言雖非由衷，要亦無可奈何，就責任而言，二國尚未批准簡約，撤兵又無規定之期，中國究難負責也。
朝廷得報，諭沿海督撫備戰，拒絕賠款，一面總署電告駐法公使李鳳苞謂兵於一月後撤完，法應催使來津定約，李鳳苞通知外交部。外部要求中國立時撤兵，並償兵費，總署訓令切勿輕許兵費。會法新使巴德諾（M.Patenótre）來滬，限期和議成功，總署答稱華兵奉旨限期撤退。皇帝詔任兩江總督曾國荃為全權大臣，陳寶琛為會辦，赴滬會議，其所奉之上諭，兵費恤款萬不能允，安南照舊朝貢，黑旗軍由我處置，分界於關外留出空地，作為甌脫，雲南運銷貨物，應在保勝，開關商稅不得過值百抽五。雙方條件相去太遠，法使謂非賠款不肯言和，李鴻章為之焦急，請予恩恤，一面密電曾國荃告以萬不得已，可許恤金數十萬，更商於總署。總署復稱「尊意即是鄙意」，會議之時，法使堅索兵費恤金，曾氏許以五十萬兩，法使不允。及電報至京，上諭責其輕自允許，不知大體，陳寶琛亦奉旨申斥，和議遂無所成。八月三日，法使照會和議之期限已滿，日後法國任憑舉動無所限阻，曾國荃未有答覆，法國艦隊開始活動。初艦隊駛入閩江，監視華船，有據福州之說，八日往攻基隆炮台，數小時內炮台盡毀，時淮軍名將劉銘傳奉命防守，新至台灣，械餉俱缺，固無奈何，法兵幸不登岸。總署得報，向法駐京代辦抗議，有不勝詫異之句，代辦說明自由行動之意，交涉仍無發展。李鴻章請和，太后諭廷臣會議，會得巴得諾照會，太后以其無禮，諭稱一意主戰。代辦以要求賠款不遂，二十一日出京，朝命各省嚴防法艦，飭潘鼎新等進攻安南，電李鳳苞回德，二十三日，法艦隊攻擊華船於閩江，共有兵艦八艘，魚電艇二，凡一萬四千餘噸，船有大炮機關槍，水兵一千七百餘人。閩船大小十一隻，共六千五百噸，水手一千餘人，船上僅有小炮，余為水師。戰起，二小時內，悉數毀沉，法艦轟毀炮台，二十六日，朝廷下諭用兵，而曾侯自英電稱勿先承認宣戰。法國亦未宣戰，惟從事於破壞耳。孤拔再率軍艦往攻台灣，劉銘傳迭電告急，左宗棠奉旨遣兵赴援，而兵不敢渡台，李鴻章雇用英船密運餉械往台接濟，法艦乃封鎖台灣。朝廷令南北洋大臣出船往援，實則駛去船為擊沉人送死耳。曾國荃初不欲多遣船往，奉旨申飭，及船五隻南行，二隻擊沉，三隻逃往鎮海。朝廷嚴責劉銘傳乘勢恢復台灣已失之地，救船出險，更催滇粵進兵，以為牽制，無如擬定之計劃，均為紙上空談，而於敵方之實力，茫然不知，毫無補救也。邊軍迭奉諭旨前進，未有進展，明年二月，法軍進攻諒山，守軍御戰，潘鼎新報稱糧藥俱缺，精銳傷亡殆盡，焚諒山城，退至鎮南關。法兵攻關，滇軍敗潰，提督楊玉科陣亡。粵督張之洞電告李鴻章曰：「諒山陷後，西事棼如……兵氣不易再振……朝廷若操之過急，再難措手。」兵士自諒山敗後，搶劫逃亡幾不成軍，廣西人民逃避，全省驚擾。幸馮子材等截殺逃兵，激勵將士，三月廿三日惡戰，會援軍至，廿四日戰敗法軍，乘勝追出關外。同時，法艦隊攻陷澎湖，朝廷始願議和。
初中法交涉日形嚴重，美使楊越翰（J.R.Young）通知李鴻章謂其政府情願調停，已令駐法大使詢問法國意指，而法自以理屈，不願友邦調停，德理固來華，亦言不受第三國調停。及天津簡明條約成立，法兵巡邊，再致戰禍，中國願受美國調停，法國仍再拒絕。迨法艦攻毀基隆炮台，清廷一意主戰，曾紀澤不禮於法，先亦力持戰議，上諭言和者誅。李鴻章知其力不能勝，招商局輪船不敢出海，售於美商，而戰並無勝利。九月，赫德書告總署稱法願受調停，李鴻章亦得報告，稱法謂款項難籌，可租借海島，或後建築鐵路，許法商承辦。十月，法再提出條件，其重要者，實行天津簡明條約，雙方停戰，遣使會議商約稅則，中國向法借銀二千萬兩，半購軍火及鐵路材料，半為建築鐵路之用，雇用法工。總署不願考慮，德璀琳再言和議，亦無成功。會英外相調停，曾紀澤電問條款，翁同龢亦言和議。太后旨稱和議勿傷國體，奕擬定八條，多為中國最初之主張，如廢津約，展拓地界，法國不得干預安南之內政等。曾侯得電，稱其中有矛盾，交與外相，外相不允傳達，蓋其內容乃戰勝國強迫戰敗國接收之條款也。曾侯將其修改，注重修界朝貢二事，始允轉遞，而法使怒稱中國要求修界，即無和理。其政府議和之條件，則為遵守津約，華兵退歸，免賠軍費，法兵暫留台灣也，於是調停失敗。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二月，法軍進至鎮南關，駐德新使許景澄電報總署，謂法使介入催詢和議，「微露法兵可退基隆，不押關，不索費」。三月初，李鴻章電報總署，言法願照津約，余無所求。十六日，法外部詢問曾侯可否議和，如奉訓令可來商量，其首相茹費理實有讓步解決之誠意。總署電復曾侯，略稱已准商辦，數日內當有確旨，不幸竟無消息。及法軍敗退諒山，茹費理去職，李鴻章再請總署議和，稱此時議和，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結。赫德呈遞善後辦法，曾侯亦電總署，謂此時議和，尚覺體面。朝廷乃命赫德辦理，四月四日，海關職員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奉命與法外部訂成草約於巴黎，其條款凡三：（一）二國遵守天津簡明條約；（二）二國停戰，法艦開封台灣；（三）法國遣使議約，中國撤退邊兵。
四月，法使巴德諾至津，李鴻章奉命為全權大臣，五月，會議，六月，訂成條約，其要款凡六：（一）二國平靖邊境盜匪，不得出兵侵入締約國之領土，僑居安南之華人概歸法國保護；（二）法國統治安南；（三）二國會勘邊界；（四）二國日後議訂商約，開放商埠；（五）中國創造鐵路，雇用法人；（六）法國撤退台灣澎湖駐兵。後再議訂商約界約，其要款如下：（一）中國開放龍州、蒙自、思茅、河口為商埠。法得設駐領事；（二）中國設置領事於河內、海防，日後商於法國，得派領事於各大城鎮；（三）安南華人之待遇，與最優待西國人不得有異；（四）陸路貿易，中國按照海關稅則，輸入洋貨減少十分之三，輸出土貨減少十分之四；（五）法國享受最惠國之待遇於中國南部及西南境；（六）二國劃定邊界，派員勘定。今觀條約之內容，中國喪失安南，給與法國權利。約文中雲「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實則屈服敗辱，恥孰甚焉，何必顧此虛榮耶！所可怪者，中國根據條約，可派領事保護華僑，及至會商續約，法使不願中國派遣領事。中國謂法徵收華人丁稅，要求約中載明免稅，法使僅許從寬辦理。而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天津條約曰「越南各地方聽中國人置地建屋，開設行棧，其身家財產俱得保護安穩，決不刻待拘束」，而竟一無保障，所謂「與優待西國之人一律不得有異」之明文，究作何解？法國違背條約，一至於此，國際公法，豈專為歐洲列強耶？
綜觀中法安南交涉之始末，朝廷之處置荒謬，朝臣之昏庸無識，殆不足責。李鴻章於時明了國際上中國之地位，外交之方法，而竟聽其造成若此之結果，實有重大之責任。法國對於安南壓迫之理由，則為紅河尚未開放，中國苟令越王開放，法人無所藉口，列強亦可明知中國與安南藩屬關係，信如曾紀澤言「可省其窺伺之心」，而李鴻章竟力言其不可，坐失事機。法國必欲享受法越條約上已得之權利，至為明晰，其途有二，一用武力解決，一用外交解決。其時安南衰弱已極，內不能平亂，外不能禦侮，黑旗軍何能拒法？中國軍隊亦非法國陸軍之敵，以之作戰，殆難僥倖，而徒喪師辱國，多所損失耳。曾紀澤初信法國懾於德國不敢出兵，後亦悔其多言，謂與李鴻章之心相同。外交解決實為當時最妥善之方法，及法出兵，時機已晚，於其作戰之先，負責交涉，雖不能盡如吾人之意，要能有所補救。法使德理固之在上海，實有解決爭執之誠意，而李鴻章則遷延觀望。其六月八月致總署書曰：「脫使（即德理固）無論在滬赴京，所議必難就範，似只有虛與委蛇，相機觀變，再籌因應之方。」其七月四日致總署電曰：「脫請就談，今又請來晤，皆嚴卻之，僅派人往彼知會，今晚登輪，脫忿然，謂將各行其意。」於是會議停頓，越兵戰敗，其王迫而允許受法保護。華兵在越無所補救，又不敢公然承認援助越王，是知力不能戰，而又遷延造成戰禍，其心殊不可知。及德理固至津，尚可保全一部分利益，不幸往返津京，一無所成，迨軍隊戰敗，訂成簡明條約，喪失一切權利，又以不撤兵致釁。吾人今雖知其境遇之困苦，京官公然斥為漢奸，固不如陳說利害，先時解決也。朝廷不欲撤兵之原因，一則安南久列藩屬，一旦棄之，心所不甘，一則將士誇張浮報，以為國內軍隊足可一戰，一則疑慮法國無信，而簡明條約尚不批准，新約且未議定也。後巴黎和約簽字，朝命撤兵，電諭沿海督撫，尚云：「條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奸詐背盟，伺隙猝發，不可不嚴加防範。」粵督張之洞電曰：「條款未定，萬萬不可撤兵，臣之洞謹昧死上陳。」又電將士迅速攻城，促成和議，以少要挾。其先張氏亦言戰無把握，於粵唯有懸賞購殺法人，大借外債耳，其人固無遠見也。朝旨不許曰：「撤兵載在津約，現既允照津約，兩國畫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法即據澎，馮王（馮子材、王德榜）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致生他變，惟該督是問。」朝廷鑒於前事，殆有覺悟，諭旨撤兵，諸將託辭延宕。其人先多誇張戰功，敗則潰逃不復成軍，一勝則哄然言戰，其言固無把握也。朝廷之議和，殆不可非。所不解者，法國迭次表示讓步，英國調停，何朝廷迄無誠意？迨後決定議和，國內之外交人才，無過於曾侯，法願與之協商，竟不令其與聞和議，簽字後之一日，曾侯尚不之知。就形勢而言，主持並越之茹費理謀欲解決，是已不見諒於國人，諒山之役，迫而辭職，二國爭執或有公平解決之可能。不幸巴黎草約，匆匆簽字，失去討論條約之時機。李鴻章議訂條約，以法外部之條件為根據，多所讓步。總署大臣己不滿意，劃定之地界，損失尤多，奉命勘界之委員力謀挽回，竟無能為力。以重大之代價，而得若此之結果，謀之不臧，能不為之痛哭耶！彼侵略之國，更何足責，越王再遣使乞援，朝廷不問。
四、緬甸 安南喪失，緬甸亦並於英。緬甸在中國之南，毗連雲南、西康，西北接壤印度，東界安南、暹羅，南達馬來半島，西南則為孟加拉灣。境內分上緬甸下緬甸二部，上緬甸高山重疊，險阻繁多，土壤磽瘠，交通困難。下緬甸瀕臨大海，地肥物阜，其人民多屬於蒙古族，或自中國而往。其在上緬甸者類近野人，好勇善戰，下緬甸之文化頗高，人民流於文弱，清初緬甸對於中國叛服不常，乾隆數遣大軍征討，但以地勢險阻，運輸不便，氣候炎熱，瘴氣為害，戰無大功，主將敷衍了事。緬甸後復通好中國，受清封冊，遣使入貢，定為十年一次，中國於其內政外交，固不問也。緬甸自名王波羅拿（Bodoahpra）於一七八二（乾隆四十七）年，即位以來，征服諸大部落，國勢張旺，與英屬印度政府不協，嘗啟爭端。後其孫嗣位，遣兵侵入孟加拉，印兵拒之，不勝，政府自海上運輸軍隊，攻其南部要港仰光，緬人拒戰猛力，會天大雨，英軍頗多死亡，終乃長驅直入，達於首都，緬王遣使訂約出款割地以和。後因商業爭執，英使奉命要求緬王賠償損失。使者擅捕緬王之船，引起戰禍，英軍迭陷名城，緬王割下緬甸以和。英人遂盡握孟加拉灣之航權，勢力大伸於緬甸。方回酋杜文秀之雄踞大理也，購運軍火於緬甸，漸起雲南官民之疑慮，英人慾往通商，印度政府遣人調查入滇之路。其路有三，一自中國西南諸省而往，一自安南紅河前進，一自緬甸而往。其自緬甸之路，則英人所欲知者也。初遣使者前往，未得結果，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再遣探險隊往，威妥瑪言於總署，得有護照，遣譯員馬嘉理迎之。其報告本國政府也，謂總理衙門大臣茫然不知緬甸戰敗賠款割地以和，及英國在緬之勢力。其原因一由於中國向不問其內政外交，一則於回亂之時，久未朝貢也。馬嘉理入滇被殺，探險隊受阻，威妥瑪借為要挾，幾致大禍，及《煙臺條約》成立，許英派員駐滇調查。李鴻章乃始注意緬甸，後聞英緬將起戰爭，告知英使，緬甸為中國藩屬，中國願意調解，英使答稱業已解決，李氏聲稱嗣後關於緬甸之爭執，可先通知中國。緬王自兵敗後，深患英國之侵略；迨法出兵安南，其在東方之地位鞏固，緬甸與法訂成商約，英人深為懷疑。會緬王重稅英商，印度總督視為口實，絕交宣戰，印軍奉命往攻，大敗緬軍，前後共十四日而即陷其首都，其蓄謀也久矣。英國辯護其野心侵略，謂緬王暴虐失政，而法新得安南，將經營東方也。其理由至為薄弱，不足詰問。
英國謀並緬甸，一八八四（光緒十）年，曾紀澤自倫敦電報總署，建議招降拓界。醇親王奕譞評論之曰：「無論人才財力現辦不到，即使如願，乘彼亂而拓我界，名亦不正。……至電內所稱拓界事亦宜早商英廷一語，竟不解此義。我若力足，何必商於彼？彼若垂涎，又安能允我拓界乎？」奕平日侈言復仇，其見解以為國際上之交涉，唯有武力，固不足以知此，乃向總署大臣建議延宕。總署電復曾侯曰：「彼謀未定，遽與開談，是啟之也，慎勿輕發。」迨其謀定，始行交涉，難易若何，大臣固不之間。明年，英緬交戰，曾紀澤奉旨向英磋商保全緬祀，外相答稱另行立王，管教不管政事，仍朝貢中國等語。會外相易人，推翻前議。曾侯改議朝貢拓界二事，朝貢英許備送應貢之物，曾侯不允，關於拓界，當時緬王雖兵敗被擒，而土司紛紛起兵抗英，外相願將潞江以東之地歸於中國。其地亦稱薩爾溫，東抵瀾滄江下流，其中北有南掌國，南有撣人。曾侯又索八募（即蠻暮之新街），英許讓舊八募城。關於商業，英許大金沙江二國公用，中國得於八募附近立埠設關，磋商之條件將成，而總署仍持異見，其原因則滇撫張凱嵩奏稱其地為野人所居，窒礙不行也。曾侯奉旨回國，交涉暫作罷論。會英國派員入藏，並來京議商印藏通商章程，藏人反對，總署大臣無法解決，乃願讓步，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與英使歐格訥（Nicholas R.O'Conor）協商緬甸問題，置緬人迭次乞援之表文於不顧，七月議訂條約。其要款凡四：（一）緬甸循照成例，每屆十年，派員呈進貢物，其人應選緬甸國人。（二）中國承認英國在緬自由處置之政權。（三）二國派員會勘邊界，另訂通商章程。（四）英國停止派員入藏，不催議訂印藏商約。斯約也，中國放棄在緬甸之宗權，承認英國事實上之地位，而於邊境則未言及展界。斯年，英國公布兼併緬甸，至於邊界商務，則久置不提。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駐英公使薛福成密報舊案於總署，後二年，派員赴外部交涉，外部改持異議，印度總督尤不願讓步；歷久磋商，外相始許於緬邊東南展界一千五百英方里，讓與車裡、孟連二土司，滇西老界亦許展拓。關於商務，英許大金沙江二國船隻往來，緬鹽不准入境，緬關暫不收稅。英國得設領事於蠻允，中國可設領事於仰光，雲南輸入貨稅，依據海關稅率減收十分之三，輸出減收十分之四，一如中法安南商約，明年約成。
五、西藏 西藏在中國西南部，為藏人居住遊牧之區域。藏人古稱羌人，其在西北者，曾奉命徙居於內地，互通婚姻，久已同化於漢族，漢人藏人固皆蒙古族也。藏人部落而居，逐水草遊牧，頗為禍害於邊境，及至中古，藏人信奉佛教，別派之喇嘛教政教迥異於前，漸改其勇悍好鬥之風氣，其地以達賴喇嘛為最高。迨滿人崛興於東北隅，達賴遣僧往謁清帝，其後準噶爾人侵入藏地，清帝出兵援之，亂平，設置參贊大臣於拉薩，派兵駐防。達賴按時進貢，清帝賞賜頗厚，而於其內政外交，向不干預。西藏鄰有哲孟雄、不丹、尼泊爾等，其人屬於藏族，風俗習慣多與之同。其王或朝貢中國，或附屬西藏，及英人略取印度，地與西藏連接，謀欲通商，勘定邊界。西藏地為高原，交通不便，鮮與外人往來，喇嘛久聞英人之侵略，深多疑忌，其人又不重視商業，不願與之相通。十九世紀初葉，英人有冒稱回人而往其地者，居住多年，密畫西藏地圖，及返印度，途中為盜所殺，地圖始行發現，喇嘛益疑英人之陰謀。鴉片戰後，英使數建議於欽差大臣，勘定印度、西藏邊界，朝廷均不之理。後煙臺條約許英遣人入藏，喇嘛反對，不能成行；境內入於無政府之情狀，不丹（舊稱廓爾喀）商人經商於藏，喇嘛奪其財貨三十餘萬兩，朋分使用。其王交涉，許還七八千兩，商人不可，川督丁寶楨聞之，函請駐藏大臣妥為辦理，亦無結果，奏派委員丁土彬入藏；會雙方議定賠銀十八萬兩，西藏湊還十萬，余由川借。及丁士彬由巴塘動身，番官攔阻，不聽開導，反傷官兵。報至朝廷，亦無辦法。其先外人入藏者亦被攔阻，丁寶楨改派委員赴印度遊歷，路過藏地，亦為藏官所阻。英使要求入藏不已，帝諭丁寶楨遣員向藏番勸說，且曰：「西藏通商，事在必行」，然亦無法進行。
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英國通知派員來議印藏通商，中有派使駐於拉薩之語，總署亦難解決，明年，中英緬甸條約成立，英國放棄派員入藏，而印藏間之問題迄未解決。哲孟雄舊為藏屬，藏人向遊牧於其地，哲王曾向西藏報告英人侵略，而喇嘛敷衍了事，漸乃歸英保護。英人築有大路，一八八七年，藏兵出駐隆吐山，梗阻交通。英使請中國飭其撤退，否則將用兵力驅逐。總署說其延期至明年二月，以便辦理，旨飭藏人撤回，而喇嘛不從。三月，印兵奉命攻毀兵房，喇嘛不遵諭旨，調兵往援，立誓抗英。朝命升泰為駐藏大臣，切實曉諭，而番眾爭辯，降神問卜，不肯讓步，再戰又敗，心仍不甘，調兵一萬餘人來援，戰又大敗。升泰赴邊調停，力勸藏兵撤退，而印督要求多端，朝廷派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自海道入印，協助交涉，一八九〇（光緒十六）年，議訂條約，劃定藏哲邊界，哲孟雄歸英保護，通商遊牧嗣後再議。會俄官入藏，交結喇嘛，喇嘛仍力反對通商，後三年始能訂成商約。其要款凡三：（一）開放亞東；（二）開關五年內，貨物免稅。（三）開關後一年，藏人仍在哲孟雄遊牧者，須照章程辦理。約成，喇嘛無開關之意。綜之，朝廷處置此變，嚴詞申責喇嘛，而均置之不理，訂約久不能成，亦由其阻撓。中國屬地之管理，遠不能及外國之藩屬，向不問其內政，徒事羈縻，及遇事變，不聽善言勸導，不能指揮如意，除用兵而外，殆無奈何。喇嘛之固執，升泰斥為痴愚，要多由於知識淺陋，而恐懼太甚耳，終予英人侵略之機會。
六、帕米爾 帕米爾高原，古書稱為蔥嶺，為亞洲之脊，外人罕至，土人部落而居，清代盛時，兵力曾及其地。乾隆年間，《欽定西域圖志》一見其名，固未治有其地，說者不知其為部落種族名，抑或國名，及左宗棠平定喀什噶爾，其部將劉錦棠始設屯於舊界。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愛烏罕（今作阿富汗）與鄰近部落構兵，護理新撫魏光燾派兵巡查，至托巴什滾伯牧地方，有名蘇滿者，地極險要，詢知未有所屬，設卡置回人駐守。帕米爾之西北為俄屬中亞細亞，西南為阿富汗，南為印度克什米爾。俄國蠶食中亞細亞部落，經營不遺餘力，英國患其勢力伸入印度，保護阿富汗，修路築炮台於帕米爾南部。帕米爾遂為三國邊防重地，而中俄先未派員勘界，乃各視為屬地。中國時無精確之地圖，出使大臣洪鈞譯俄地圖，將其劃為俄地，國中士大夫初不之知。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夏，英外部致秘密節略及地圖於欽使薛福成，力說中國收管帕米爾全境。未幾，俄兵數百侵入，總署向俄使抗議，俄兵旋去。未及數月，英兵驅逐坎巨提酋長，坎巨提在帕米爾南，縱橫數百里，戶口約有萬人，中國舊稱之為喀楚特，一稱乾竺特，向貢沙金一兩五錢，回賞大緞二疋，及新疆收復，再行朝貢。一八八八（光緒十四）年，與印度構兵，乞援。總署照會英使，照復稱其亦屬於克什米爾，會爭執解決，印督賞給防費，至是，酋長陰通於俄，阻英築路，印兵逐之，酋長率其部人逃至塞下。薛福成奉命向英外部交涉，外部允許二國共立其弟，其事始已。方交涉之進行也，俄謂中國拓土，其地亦屬於俄，請中國撤卡，否則進兵，相持不下。會阿富汗兵侵入蘇滿，俄兵亦至帕米爾，中國請俄退兵，俄以阿富汗為詞。奕劻建議三國共管，各不侵占，二國不許。俄請中國分界，謂與英國無涉，總署恃英援助，欲三國協議，亦不可得。中俄交涉各不相讓，又無所成，英俄議定邊界，以小帕米爾歸英，使館參贊馬格里聞之，請於外部歸還中國，中俄界約仍無成議，中日戰起，俄國強據其地。
上言列強侵略中國，乃其一部分人自私自利之行動，其大多數國人與中國毫無直接關係，其人不知中國情形，或僅知為世界上一國，或以為地理上名稱，其中自有囿於傳統愛國觀念，信服政治家之宣傳，為極少數資本家之利益，促成戰禍者，及其戰勝，雖於中國得有種種權利，而享受之者，就其國人而言，千百人中不過一二，況其亦有良莠之別，如吾人之社會耶！戈登於伊犁交涉時，奉召來華，及去，留有贈言，中云：「中國既請洋人教導，華人必當受教，洋人多有好心與華人相同者。」其言深有所見。日意格告左宗棠之言，略與相同。戈登建議設兵工廠於曾國藩，條陳練新軍於總理衙門，均為中國之利益而發。其奉召來華，不顧長官之處分，尤見其誠心。英人赫德、馬格里之贊助外交，亦其明證。赫德事業，久為吾人所知，不必贅言於此。馬格里初在常勝軍中，後工作於機器局，及倫敦中國使館成立，用為參贊，凡有重要交涉，莫不多所贊助。薛福成奏稱其「忠於所事，勞勛不辭，研究利害，動合竅要，請如金日之例，用為任使」。馬格里在使館中共有三十年，歷任公使深賴其力。同文館之教習亦願悉心教授，灌輸西方之學藝於中國，無奈時人不肯接受耳。威妥瑪輕侮清廷大臣，痛言外交上之弱點，頗足以令人深思，大臣苟不以人廢言，則當有所改革，清臣固不之知也。國際上之重大交涉，非影響於全體外人，駐京公使亦有貢獻其意見或解決之方法於大臣者，煙臺條約之成立，美英調停安南之爭，尤其明顯之例。惜朝臣不足以辨別是非，多懷疑之，而效力殊微也。尤可惜者，教士來華，士大夫多鄙惡之，而不相往來也。其人多受高等教育，熟悉華言，留心於國內之社會情形，其意見嘗有考慮之價值，其教成之學生頗有益於社會，而士大夫均排棄之。日本明治維新，教士頗陰協助，一拒絕外人，一師仿其法，此日本強盛，中國衰弱之一原因也。
外人來華營商，華人又亦有渡海者。其動機相似，而待遇則異；其主要原因，則列強保護其僑民周至，而中國漠然置之也。不肖之外人，利用中國之弱點，販運華人，俗稱豬仔，其貿易為十九世紀慘無人道之悲史。初華人迫於國內人口之激增，生計之困難，冒險遠往南洋群島等地。其人生活簡陋，工作勤勞，荷蘭政府獎之入其屬地，明末國內擾亂，人民避難於海外者漸多，迨清兵入關，鄭成功雄踞台灣，侵擾福建諸省。清廷詔近海住民內徙，禁其出洋，後台灣平定，禁令仍未廢除，犯者罪至於死。雍正詔禁僑民回國，幸久成為具文，經濟問題，且非法律所能禁也。海外僑民以粵人、閩人為多，二省遠在南方，近於南洋，商人貿易於外，與外人接觸之機會較多。其人違犯國禁而出，不得政府之保護，中國且無駐外公使也。美使列衛廉語其事於譚廷襄，譚氏託辭以對，可見官吏之思想依然如故。當時美洲地曠人稀，熱帶之國，需要工人前往開闢，而中國人口過剩，工人雖極勤勞，而酬金常少，甚者且無職業，乃以衣食住之困難，釀成叛亂。其附賊敗散，或無家可歸者，皆願渡海避禍，其中推粵人為多，外人召之，運往秘魯、古巴等地。會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澳大利亞洲先後發見金礦，工人應募而往。其去國也，立有合同，稱為合同工人，其條件或服務數年後即得自由，或月薪四元。其在英美者，待遇較優；其往他國者，則為販賣之奴隸，喪失自由，強迫工作，其終日之勤勞，待遇之惡劣，生活之苦狀，不啻畜類，故俗呼為豬仔；清廷初置不問。及中英北京條約成立，中國始准華工出境。
方外人之招募華工也，國人依念家鄉之心極強，非不得已，則不肯往外國，應募之人數無幾，而需要殷切，外商視為有利可圖，出資雇用地痞流氓為爪牙，深入鄉村騙誘愚民，或勸其賭博，或說其出遊，甚者路遇行人，託言欠債，劫之同去。其被騙出國者，上海、廈門均有其事，後以地方人士之暴動，官吏之嚴禁而止，轉盛於廣州。其於廣州受騙者，雜有文人、農民、商人、小販，最盛於英法聯軍攻下廣州之時，人民惶恐，閉戶不敢外出，捕得拐犯，而即置之於死，仍不能戢。俄而廣州委員會同華官嚴禁黃埔江中船隻，運出豬仔，頗著成效。豬仔貿易遂以香港、澳門為中心。香港政府認為罪惡，後始嚴行禁之。葡萄牙於其統治下之澳門，保護罪犯，時稱其地之商業，以販賣人口為最盛，受騙之人抵於澳門，將即喪失自由。外商俟船入港，驅之登船，聚數百人於一船，其船艙小污穢，飲食惡劣。工人見其遠離家鄉，號哭不已，其體弱者或罹病死，不堪痛苦者嘗自殺死，監者無論何時，得痛鞭之，其狀況所謂人間地獄也。工人間或起而暴動焉。船抵美洲，主人售之於地主園主，其待遇至為殘忍，工作過十六小時。一八五九（咸豐九）年，英國亦於廣州招募華工，其辦法則設立招募所，工人自願應募者，訂立合同，送之出國，並欲工人攜其家室同往，久住不歸。其後恭親王會商於英法二使，草訂招募華工章程。公使多表同情於中國，而二國政府將其修改，未有結果。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中國派員調查古巴華工情狀，其報告書稱大多數工人均為受騙出國，並公布其生活之苦狀，拐運人口之罪惡，葡萄牙頗處於不利之地位，英國又忠告之，明年，澳門始禁慘無人道之豬仔貿易。一八七七（光緒三）年，中國又得英使之助，與西班牙議定改良古巴華工之待遇條約十六款。豬仔貿易之罪惡方告結束，而排斥華工開始發難於美國矣。
美國政府初願華工入境，蒲安臣聘於美國，締結關於華工人境之條約，華人往者日多，漸啟白人之仇視，其所持之理由，則為華工之生活簡陋，工價低廉，白人不能與之競爭也。此固經濟原因，其困難亦由於種族之觀念，不肖美人起而慘殺無辜之華工，造成嚴重之問題。一八八〇（光緒六）年，美國代表來華締訂條約，中國承認美國限制或整理華工入境，其工人之意義，則專指承工而言，其已往者設法保護，一律優待，然其問題仍未解決。其後美國迫令華工註冊。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二國再訂條約，美國得禁華工入境期限十年，及期，美國自由禁止華工往美，而學生商人等不在其列。同時英屬澳大利亞等亦禁華工入境，或虐待之。總之，數百萬之海外僑民，政府固未予以切實保護也。其回國者，以禁例迄未廢除，亦受重大之痛苦，一八九三年，駐英公使薛福成奏言僑民曰：「籌及歸計，則皆蹙額相告，以為官長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鄰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凡挾資回國之人，有指為通盜者，有斥為通蕃者，有謂偷運軍火接濟海盜者，有謂其販賣豬仔要結洋匪者，有強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毀其屋宇不許建造者，有偽造積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羈氓，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是不欲回國。間有商賈至者，不稱英人，則稱荷人，反倚勢挾威，干犯法紀，地方有司莫敢誰何！」其言根據領事黃遵憲之報告，多為事實。光緒得奏，諭大臣復奏，奏上，請將私出外境之例刪改，帝諭刑部辦理，禁令始廢。華僑在外，雖無保護，而仍不忘其家鄉，匯款養其家人，為額頗巨。黃遵憲為舊金山領事，查銀行匯票總簿，僑民匯銀至廣東者，多則一年一千五六百萬元，少則一千餘萬元，四年平均，年有一千二百萬元。他如古巴、秘魯、西貢、新加坡等地，尚未計入，以之抵補當時輸出貨值之超過，尚覺有餘。
中國自締約通商以來，開放近海五口，均在長江以南，繼則開放北方沿海及長江口岸邊境要邑，商埠增多，商業上之機會遠過於前。其在歐美無所謂通商口岸，外商於其國中可得自由營業。自世界交通便利以來，國際貿易益形發達，一國之物產常以原料產地技能製造勝於他國，各國提倡其所長，則成績愈良，互相交換，苟能充類至盡，免除戰禍，尤為人類之福。國際貿易發達，必人民購買力強，故額數多者，常為先進強國，少者多為貧弱之國；今日中國必須努力獎勵生產，促進商業，除去外商非來中國無以為生之傳說。其時蘇伊士運河鑿成，海線告成，均能促進商業。初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往來歐亞之船隻始不繞道於非洲好望角，路途大減。一八七一年，上海、倫敦間海線告成。由是貨物之運輸，商人之往來，商情之報告，既便且捷，大有助於商業之發展，而中國國際貿易當中日戰前，雖年有增加，顧其額數猶少，其原因則中國仍為自給之社會也。據海關報告，一八七一年貿易貨值凡銀一萬三千七百萬兩，一八八五年一萬五千三百二十萬兩，一八九五年增達三萬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兩。平均計算，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四年，每年輸出貨價凡七千六十萬兩；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五年，九千九百六十四萬。輸入貨價，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四年，平均每年凡七千三百四十萬兩；一八八五迄一八九五年，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二萬兩。輸入超過輸出，初由於鴉片之漏卮，及商埠增加，絲茶之需要頗殷，輸出乃超過輸入。輸入再行超過者，始於一八七七年。其自一八八五年後貿易額數增加者，香港、澳門之海關問題次第解決，始免漏稅也。國際貿易操於外人之手，華商以銀價低落，常居於不利之地位。
中國國際貿易，茶葉初居輸出品第一，先是，一六七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往茶葉五千磅，數年始能售盡。十八世紀中葉，英人飲茶者大增，及至末葉，每人平均年需茶葉二磅。中國為世界茶葉出產之地，迨十九世紀中葉後，日本、印度出產茶葉增多，中國政府不善保護，徵收重稅，英人又以藩屬之故，改飲印茶。中國綠茶乃銷行於美國、加拿大、俄國，惜其歲益低降，絲遂代為第一。華絲初銷行於世界，十九世紀末葉，日本絲業以其政府保護提倡之力，改良飼養方法，華絲始遇勁敵。其他主要輸出物品，則推糖、皮、棉花、黃豆、豆餅等。外國先購糖於中國，後買之於印度，南京條約後，華糖運往香港入廠提煉，再行運入中國銷售。其原因則托外貨之名，得免厘金也，清廷既不保護糖業，香港煉糖漸亦不能與外糖競爭，一八八四年，廣東輸出銳減，糖業深受打擊，入於淘汰之列。皮推獸皮為大宗。棉花於一八八八年，開始運往日本，國內家庭工業蹶然不振，婦女漸不紡織。黃豆、豆餅於十九世紀末年，輸出大增，多自滿洲運出外國。輸入物品，鴉片初估第一，後則國內種煙，四川、滿洲之產額頗能供給他省，重慶、牛莊變為販運之要港，外煙逐漸減少，一八八八年輸入八萬二千箱，一八九三年減為六萬八千箱。棉織品乃代其為第一，其多數來自英國、美國、印度，日本亦有輸入。其次當推火油，火油用以點燈，火光明亮，銷路漸廣，寧波官吏稱其害人過於鴉片，嚴禁用之，他縣亦有禁用者，均無效果。初自美國來華，一八八九年，俄油、荷油相繼而至，漸為日用必需之品。其他物品，尚有鐵、煤、火柴、玻璃等。其堪注意者，則奢侈品漸多也。其分運之中心，初為香港，及商埠增多，上海日益重要，迨黃豆之貿易發達，牛莊亦頗興盛。在華商業發達首推英國，船隻亦其最多。李鴻章等深知外人操縱航權之害，創設招商局，中國之河流運河以東南為多，商人以船運貨，船業初極發達，但自內亂而後，日益衰微。其原因有三：一、官吏軍隊強迫扣用；二、海盜摧殘；三、輪船發達。先是，英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一八〇七年，第一次試行商業輪船成功，一八二五年，輪船自英國試行，達於印度。一八三七年，太古輪船公司成立，明年，英國建築武裝輪船；一八六一年始有鐵甲船。中國於天津條約開放長江，輪船乃駛行於沿海長江口岸，華船不能與之競爭。
自內亂平後，藩屬次第喪失，列強在華之勢力漸盛，朝廷初以中興為言，後則淡視遭遇之事變，仍無改革。其所謂明知洋務之大臣，深信中國政教，遠非西人之所能及，學其機械足矣。其頑固者且斥其用夷變夏焉。人民於亂離之後，其視政府毫無密切之關係，一如昔日。政府於禍患之先，從未事前預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時，始乃救濟，人民受其實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禍亂之主因也。國中禍亂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計困難，秘密社會之橫行無忌所致。方湘軍之平亂也，會黨從軍煽惑，兵士投入會中，左宗棠西征，其部下數叛，多受會匪煽惑而成。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兩江總署馬新貽被刺而死，刺者為其幼年之黨友，激於義氣，而殺之者也。其人被捕，受刑不屈，及死，李世忠稱之曰「義士」，蓋其黨也。其在民間勢力尤大，政府雖嚴禁之，然無效果。人民自亂定後，存者回歸家鄉，戶口繁密區域之人民，或他徙焉。無奈家族之觀念太深，父欲抱子，祖欲見孫，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三十年內，人口又大增加矣！人民仍多以農業為生，而其家中多無存糧，一遇淫雨大旱，收成減少，即不免於饑寒。朝廷免其田稅，籌款賑濟，死者仍不能免。一八七六（光緒二）年，南方大水淹沒圩田，北方亢旱飛蝗蔽天，災情之重首推河南、山西。二省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晉人種殖罌粟，情狀尤為悲苦，饑民食盡草根樹皮，轉食人肉，家有黃金，尚有坐而待斃者。一八七八年，閻敬銘奏曰：「奉命周曆災區，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風怒號，林谷冰凍，一日再食，尚不能以禦寒，徹旦久飢，更復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其言不忍卒讀，海外捐款助賑，國內商人出款救濟。九月，始有秋收，死者時稱約五百萬人。一八九二（光緒十八）年，晉北又遇大災，災區二三千里，死者百餘萬人。李鴻章據賑員報告，奏曰：「所到之處，餓殍盈野，村落成墟，慘苦情形，目不忍覲，詢因該處歉收，已經三年，民貧地瘠，夙鮮蓋藏。去歲猝遇奇荒，束手待斃，有力之家初尚能以糠秕果腹，繼則草根樹皮均已掘食殆盡，朝不保暮，岌岌可危，每村餓斃日數十人。現在生存餓民率皆鵠面鳩形，僅餘殘喘，遍加訪察，竟有易子析骸之慘。」其他各省之災，例不勝舉。直隸有永定河為害，河南黃河於一八八八（光緒十四）年破堤，死傷約二百萬人。湖南會匪時起作亂。人民之痛苦已深，擔負已重，而政府入不敷出，於此現狀之下，國內之危機四伏，勢非變法，殆無振興之望，而元首大臣，尚不覺悟，此禍之所以愈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