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八篇 中日交涉
清初中日之關係〇商約之成立〇副島種臣之來聘〇日本之出兵台灣〇台案之解決〇日本兼併琉球〇琉案交涉之失敗〇朝鮮之概狀〇日韓之爭〇朝鮮之訂約通商〇中國對韓之政策〇朝鮮之政變〇中日天津條約〇二國合作之計劃〇修約之失敗〇袁世凱之活動〇朝鮮政治之腐敗〇中日軍備之比較〇二國出兵朝鮮〇改革韓政之爭論〇戰事之責任〇清兵之敗出朝鮮〇海上戰爭〇朝廷之情況〇奉天境內之戰〇北洋艦隊之消滅〇最初議和之失敗〇李鴻章之渡日議和〇和約之成立〇朝臣之議論〇三國干涉〇換約〇割台之始末〇交涉之總論
日本自敗蒙古兵後，其與中國關係，有將軍足利義滿曾遣使入明，倭寇為害於沿海諸省，豐臣秀吉遣兵侵入朝鮮。神宗詔精兵往援，竭國中之財力，而不能勝。及清兵入關，南方明臣次第奉諸王拒戰，兵敗地蹙，形勢岌岌，有遣使東渡乞兵者，將軍託辭不許。清帝於統一中國之後，詔命沿海督撫嚴防日本。康熙命臣改扮商人，附船渡日訪察情形，及返，奏言日人恭順。其後疆吏有奏日人造船學弓者，閩浙總督奉旨預防商船之水手留日不返，驗點人數益嚴。方清帝之入主中國也，日本值江戶幕府極盛時代，德川氏為將軍，總攬統治全國之大權，其下數百藩侯皆俯首聽命，天皇徒擁至尊之虛名。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戰敗於英，締結南京條約，開放五口，國際貿易之情狀為之大變，荷蘭人報告其事於幕府，說其弛廢閉關之禁。初將軍嚴禁造船渡海，西方諸國惟荷蘭人得貿易於長崎，日本關於世界之知識，頗賴荷人輸入，至是，荷人勸說將軍開港通商，將軍不許。明知世界大勢之識者，知其閉關無以圖存，昔日天險之海洋，反利西方海船之行駛，孤立之日本，勢極危殆，主張連結中國為唇齒之邦，共同防禦歐人。其說代表日本先覺者之思想，事實上固不可能。後中國太平軍起，國中大亂；外則英法聯軍進攻津京，咸豐逃往熱河，其事報於日本。藩侯有感慨而言者曰：「中國衰弱，福建關係於日本國防，先取台灣、福州，以去日本之外患。」其時日本業已見逼於美國，迫而訂約通商，英法諸國使臣繼之而至，日人仇殺外人，反對幕府，議論紛起，舉國若狂，幕府變為眾矢之的，將軍不能維持治安，大藩更相連結，不服命令。一八六七年，將軍上奏歸政，明治天皇於是親政，日本與中國之關係為之劇變。
中日二國，同在東方，其開港通商，均由於威逼而成，何一躍為強國，而一貧弱如故耶？其主因則一知其貧弱，力不能御外侮，仿行列強制度，考察其試驗之結果，以改革本國之弊政，獎勵工商；一則依然傲慢，輕視外人，而不知其弱點也。日本自明治親政以來，內政效法歐美，外交師其故智，而欲居於完全自主之地位，詔命大使往聘於歐美強國，修訂喪失權利之條約，對於中國亦欲遣使訂約，保護商民。中國時無編著之日本史，其偶爾記載者，多摭傳說，毫不知其國內實狀；囿於防禍之說，存有輕視之心，受禍乃由於此。日商初附荷蘭船載貨達於上海，其繼之至者，由英領事介紹，照無約國人許其貿易。其先閩船載貨東渡，而日商來華者殊少也。一八七〇（同治九）年，明治遣使柳原前光至津，帶有國書，欲赴京遞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阻之，允許代為傳遞，書中請訂約通商。直督李鴻章函告總署曰：「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甲兵較東島各國差強，現以受英法美諸國之欺負，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中國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其言頗有見解，初一八六七（同治六）年，恭親王奕訢以外國新聞紙記載日本將與朝鮮構釁，奏報太后，且曰：「日本於中國既無朝貢，又不通商，與各國在京者情形不同，無從探悉事之虛實。」其建議則由禮部密咨韓王查復，太后許之。而今日使來請訂約，正可許之，庶得磋商二國之爭執，而總署大臣奏稱許其通商，不必立約曰：「准其通商以示懷柔之意，不允立約可無要挾之端。」其言殊不可解，朝臣對於通商立約之意義，尚未明了也。津官通知日使，日使堅請立約，津官報告其語曰：「中國商民在該國貿易者甚多，該國與泰西各國通商，無不立約，中國因未立約，故諸事每形掣肘，常為泰西各國所欺凌。該差等來時，泰西各國復謂西邦各小國向系邀我等大國同往，方得允准，如徑行前往，中國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將為所恥笑。」總署始許明年二國派員議約。
柳原前光之來津也，提出議約草案，欲照成例辦理，總署不許其請。安徽巡撫英翰請杜絕之，太后諭曾國藩、李鴻章籌議。明年，李請許之，並派員駐日，保護僑民。曾亦奏請派員駐日，疏言訂約曰：「明定章程，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仿照泰西之例，固無不可。但條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及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沾之詞，以免含混。」曾氏之主張，許日享受外國在華現有之利益，惟不於約中載明最惠國條款耳。其見解殆由於誤會，日使之請照最惠國條款待遇，說明其為雙方面之互惠，曾氏蓋不能辨別互惠與片面之最惠國待遇也。朝廷諭李鴻章辦理，李鴻章奏調江蘇臬司應寶時赴津，以便與日使議約。應寶時奉旨北上，以為二國通商稅則必須另訂。七月，日本正使伊達宗臣、副使柳原前光抵津，會議之時，提出約稿，一為修好條約，一為通商章程，均仿自西人前訂之條約。應寶時等堅持不可，另行提出草約。其爭執之焦點，則為互惠之一體待遇也。八月四日，柳原致函應寶時等，陳說二國照西人成例定約，免生嫌疑。七日，應寶時嚴辭詰之，且曰：「中國非有所希冀，欲與貴國立約也，特因去歲情詞懇切，如不定議，則照總理衙門去歲初議，照舊通商和好，毋庸立約。」措辭強硬，日使若再堅持，會議將即決裂。英使威妥瑪意欲調停，李鴻章不為所動。日使徘徊旬日，知事無可奈何，始肯接收中國方面提出之草約，但仍力請添入兩國准予他國優恩及有裁革事件，無不酌照施准。應寶時不許，乃請約文中兩國國號並稱，應寶時久始許之，訂成修好條約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其要款凡七。（一）二國互遣使臣。（二）兵船泊駐口岸，不得駛入內河湖港。（三）二國設立領事於口岸，凡在口岸商人之訴訟案件，歸其審理，各照本國律例核辦。犯人入內地作惡者，由地方官處斷。（四）商人經商於口岸，不得擅入內地，或改換衣服。（五）中國開放上海、鎮江、九江、漢口、煙臺、天津、牛莊、寧波、福州、廈門、台灣、淡水、汕頭、廣州、瓊州。日本開放橫濱、箱館、大阪、神戶、新瀉、夷島、長崎、築地。（六）日船不得運出登州、牛莊之黃豆豆餅。（七）進口貨不准日商運入內地，亦不許其於內地購買土貨。
斯約也，日本未得享受列強在華之同樣利益，其互遣使臣，限制兵船駛行，互開商埠，規定訴訟案件等，二國均立於平等之地位，實為未喪主權之第一條約。其可非議者，則限制商人貿易之機會也。議約之時，柳原申稱外貨販入內地，日本不能獨異於他國，應寶時不許修改，柳原又以日商如何販運土貨為問，清使答稱可販自華商，沿途納厘，運至口岸。日商乃處於不利之地位。其時中國開放之江海口岸十六，而日商獨不得往南京。其後煙臺條約等，增加口岸，日商亦不得往貿易，其地位不如無約國人。按照先進國之慣例，外商得於一國境內，享受平等之機會，貨物自由競爭於市場。歧視日本，殊非待遇友邦之道。其在約中，規定商人不得改換衣服，佩帶刀劍，專為防免倭寇之禍，應寶時之主張也。李鴻章則患日本侵擾藩屬，或與他國相結為害中國，乃於條約上載明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又曰：「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顧友誼之維持，將視外交官之態度與努力，空泛之辭，終無實效。日本政府頗不滿意條約，罷免伊達。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其外務省遣柳原來津修約，津官奉命拒絕，不收其照會，柳原堅請謁見李鴻章。李氏見之，聲明必須換約，始可議改，後乃允許酌改數端。柳原將去，稱俟本國大臣岩倉具視等自美歐回國，方可派員來華互換，蓋時奉命與列強修約，視其結果作為修改中日條款之根據也。外務卿副島種臣竟以台灣、朝鮮等問題，不待岩倉歸國，欲至中國交涉。明年，明治批准條約，遣為大使，持奉國書，渡華換約，暫時放棄修改之權利。其後日本迭請修約，中國概不之許；其與秘魯訂約，反許以享受列強之權利，中日問題，故不易解決也。
副島種臣在日為武功派西鄉隆盛之黨，主張對於東方弱小之國用兵，發揚國威者也。其奉命來華，以柳原前光、李仙德（C.W.Le Gendre）為參贊，柳原前訂條約，李仙德則為美人，慫恿日本政客謀並台灣。李鴻章得報，函告總署，內稱日本力圖自強，扣留秘魯販運華工船隻，交還二百餘人，不受費用，情禮周摯，中國宜推誠接待。四月，日使抵津，謂修約暫無庸議，俟岩倉修約成功，再請中國商辦，五月，互換條約；而日皇換約諭文，蓋用太政官印，其國書則用國璽，此可表示其輕視條約之心理。副島之在津也，與李鴻章語，泛論一切，自視甚傲，而於其主要使命，未曾提及。李鴻章以日韓交涉為問，副島答稱現仍遣使至韓勸喻，實無侵陵用武之意。李鴻章說其不必遣使駐京，副島許之。及換約事畢，副島入京，值同治詔許駐京公使入覲，乃請親遞國書，謁見皇帝，總署大臣許之，而以禮節班次之爭執，幾致謝絕入覲，李鴻章先請加意籠絡，以固近交者，固未生效。及副島將去，總署始肯讓步。入覲之先，大臣請其至總署學習禮節。方入覲問題之辯論也，副島遣柳原、鄭永寧至總署詢問中國對於澳門之關係，次及朝鮮，並言台灣生番殺害琉民事件。大臣不肯負責辦理台案，總署函告其事於李鴻章。李氏述閩人游擊吳世忠語，致書總署曰：「番人矯捷強狠，山徑深險異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屢發兵船往剿失利，皆無如何，後仍講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斷無能為！」副島自京至津，謁見李鴻章，未言其向總署詢問之事，李氏不便與之明言，泛論時事，言及豐臣秀吉徵韓，因曰：「朝鮮乃聖賢之裔，禮儀之邦，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副島答稱日本迭次遣使通問，韓王置而不答，為之奈何！李云：「今貴國若不責其朝貢，但以釋釁修好為詞，或者肯與友睦，亦未可知。若用武強，斷無能相和好之理。」副島答稱只欲如此辦理。綜觀副島之來華，含有極大之作用，其在京中，對於重大之問題，僅遣參贊口頭上詢問。其陳說之時，牽及澳門，殆欲避免總署大臣之注意。及得其推諉之答辭，立即視為口實，其計殊為狡詐。李仙德先為廈門領事，曾同美兵渡台，報復慘殺美人之番人，及至日本，聲稱殺害琉人之生番所住之地，非中國勢力之所及，出兵取之甚易。副島聽從其言，故李仙德隨之入京。不幸總署大臣昏庸傲慢，缺乏外交常識，對於日使入覲之要求，直類於兒戲。關於琉民被害案件，日韓交涉，不肯承認中國之責任，杜絕日使之陰謀。李鴻章不知挽救之方法，一面深信日人不能戰勝生番，置之不問，一面諷說副島對於朝鮮不宜武力壓迫，一若中國處於第三者之地位，而於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將不問也。其所以然者，台灣雖為中國領土，朝鮮雖為藩屬；而官吏向不干涉生番，出兵征之，則將增加擔負，朝鮮內政外交，中國向亦不問也。副島在津，華官要求換約之上諭，改用國璽，允許照辦，條約問題，始行解決。
副島在京觀察中國之情狀，深得不良之印象。李鴻章致書友人，稱其口出怨言，牽及朝鮮興戎、台灣生番等。及其回津，與李鴻章語，詢問總署大臣十人何為。返國後，主張出兵征韓，武功派之大臣囂然一辭。方欲出兵，而岩倉等回國，力阻其謀，武功派怒而辭職，有起而作亂者，政府患之，遂謀出兵台灣。台灣在福建之東，為中國島嶼之一，其中土人不詳其始，其西澎湖列島，隋人始乃知之。唐施肩吾詠其地曰「腥腦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可見其荒涼之一斑。國人後始遷居其地，明初嚴防海盜，朝臣有請盡徙澎湖居民以絕禍根者，澎湖近於福建初猶若此，其東台灣更不待言。台灣之名始於明季，或言即明史中之雞籠山也，倭寇麕集其地。會荷蘭人求通商於中國，粵官拒絕其請，荷船往攻澎湖，不勝，東據台灣。明末，華人徙居者漸多，鄭成功之父初為海寇，曾居台灣，及朱氏諸王次第敗於清兵，鄭成功仍不肯降，率其所部渡海，逐去荷人，據有其地，拒抗清軍。成功死後，康熙遣將攻取台灣，台灣始入版圖。清廷視為荒島，設一府三縣，劃入福建省內，府縣均在台北漢人較為繁殖之區，距城不足百里，即有番人。番人居於內地，漢人不得前往，政府從未積極感化番人，或稍改良其生活狀況，而竟聽其殘殺難民，遇有事變，諉為化外之民。其地居近熱帶，山林川澤無人整理，不宜於人生。政府禁民徙居，其冒禁渡台者，或為牟利之徒，或為無賴，或為會黨，故自收服以來，叛亂迭起。清廷之不善經營，實不可諱。英美曾覬覦之，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英人調查島中之煤礦，曾訂合同買煤，以華官禁之而罷。其後美人迭至島中，其駐華委員向國務卿建議並取其地，未得答覆，英國亦有活動。一八六七（同治六）年，美船觸台南礁石，生番殺其水手，領事報於台官。台官奏報朝廷，且請總署咨告美使，勿與番人結仇。總署請購熟番相幾辦理，終無舉動，領事率兵討之。日本鑒於英美之活動，亦欲取之。一八七一（同治十）年，琉球船破於台灣海岸，生番殺害其水手五十餘人，明年，日人漂流至台，倖免於死。琉人被殺之後，清廷未有舉動。日人有倡言出兵者，其心理則自認琉球為屬國，且可侵略台灣也。識者明知琉球朝貢中國，台灣為其領土，貿然出兵，勢將引起二國之戰禍，而日本內政尚待積極之改革。其主戰者多為幕府時代之武士，動於虛榮與意氣，而不自知日本之地位也。及副島返自中國，文治派力阻征韓，西鄉隆盛等辭職而去，武士贊其英斷，互相標榜，反對政府，國內洶洶。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四月，天皇命將西鄉從道率兵三千餘人渡台，以謀一致對外，免去內亂。李仙德助之，召其友人贊襄軍務，雇用美船運輸軍隊，自台灣東南登岸。牡丹社番人出戰，日軍焚其草屋，槍殺多人，從道降撫番人，為久駐之計。
日軍至台，英使威妥瑪首先得報，向總署詢問，總署俄亦得報。朝廷諭派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巡閱布置，設法招撫生番，俾為國用，又派布政使潘霨赴台幫同籌畫。五月，日使柳原到滬，布政使應寶時見之，諉稱專為通商和好而來，西鄉不肯聽其指揮。潘蔚向其交涉，議商捕殺兇徒，嚴禁番人殘殺，有出款了結之意。柳原允函西鄉按兵不動，潘霨俄即南下，隨沈葆楨渡台，六月二日奉令往見西鄉，聲稱地屬中國，欲其退兵，未有結果。西鄉乃託病不見，後稱貼補軍費，始可退兵。沈葆楨上奏台兵力不能戰，而台地千餘里，防不勝防，乃於郡府設防。政府調淮軍六千人往援，總署以美人贊助日本，向其公使抗議。美國索還商船，拘捕李仙德。日本益處於不利之地位，其先柳原等與總署大臣之問答，均為面談，毫無文據，至是，總署聲稱台灣屬於中國證據繁多。七月，日皇命柳原北上，柳原抵津，患其人都不為總署所理，赴津海關道辭行。李鴻章約其至署晤談，函告總署曰：「深知若輩伎倆，又恨其行徑詭變，不得不嬉笑怒罵，厲聲詰責，取案上紙筆大書曰：『此事如春秋所謂侵之襲之者是也，非和好換約之國所應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柳原急欲進京，其意則在貼補兵費，至京，與總署大臣交涉，各不相讓，未有進步，而淮軍已奉命渡台，援兵先後到者約有萬名，二國勢將起戰。初日本政府憑信副島報告，以為出兵剿番，一如前例，且得解決國內之紛亂；及兵將行，列強駐日公使有告以出兵將構釁於中國者，明治欲中止出發之兵，而西鄉即率兵往，至是，對於軍事未有把握，頗患引起戰禍，而駐日外使譏其輕舉妄動。日皇因欲讓步解決，特派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渡華交涉。
九月一日，大久保抵津，其人為日本維新名臣，富於才能。李鴻章聞其將至，請總署以禮待之，且曰：「平心而論，琉球難民之案，已閱三年，閩省並未認真查辦，無論如何辯駁，中國亦小有不是。萬不得已，或就彼因為人命起見，酌議如何撫恤琉球被難之人，並念該國兵士遠道艱苦，乞恩賞餼牽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費，俾得踴躍回國……鴻章亦知此論為清議所不許，而環顧時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備。」其改變思想者，馬尾船廠監督日意格在津，謂中國海陸軍不敵日本，赫德亦以為言。李鴻章先聞日本購買大批軍火於美，有鐵甲船二，其告友人稱華兵不知後門槍，淮軍有之，為數無幾。其論台防曰：「幼丹（沈葆楨字）請調槍隊原為設防備御，非必欲與之用武。鴻章亦疊函勸其只自紮營操練，勿遽開仗啟釁，並密飭唐提督（唐定奎）到台灣後，進隊不可孟浪。西鄉苟稍知足，斷無以兵驅逐之理。」其時中國方有事於西北，財政困難，再與日本構兵，勝負殊難預料，李鴻章蓋有所見。沈葆楨亦函總署，中云：「備未實修，未能遽戰。」大久保來華，隨從甚多，李仙德與焉。李仙德初為領事所拘，釋後仍在日本活動，故亦來華。大久保匆匆入京，與恭親王等會議於總理衙門，辯論台灣東南，非中國領土，喋喋不休，蓋為軍費地步也。總署大臣嚴辭駁之，互相切責。中國方面請交列強公斷，大久保不許，乃照會日使，中稱「嗣後倘再如此，本衙門不敢領教」。大久保照會總署，亦稱數日內尚未議定辦法，即行回國。其將視為口實，則皇帝不肯召見接收國書也。最後磋商辦法，日本索款太巨，無法進行。
交涉困難，李鴻章深以為憂，擬請英、美、法使調停，總署乃將交涉始末，照會駐京公使。英使先曾調停，未有結果，至是，再受總署之請，出而調停。雙方始各讓步，議妥條款，十月定議。其要款如下。（一）中國承認日本出兵台灣，為保民義舉。其先交涉之困難，雙方各不認錯，無法解決，而此則應大久保之請，顧及日本體面也。約文中有「生番將日屬人民妄加殺害」之句，其稱琉人為日屬人民者，天津美副領事初建議於李鴻章。李氏將其函告總署，且曰：「不必提琉球，免致彼此爭較屬國」，此所謂掩耳盜鈴，而又放棄強有力之理由矣。（二）中國撫恤難民家屬，補償日本建築費，細則規定前者恤銀十萬兩，後者給銀四十萬兩。交涉之初，貼補兵費即為進行之難關，至是，大久保要求二百萬兩。總署大臣視為太巨，乃以威妥瑪之調停，始得解決。（三）註銷關於台案交涉之公文。總署照會日使，措辭嚴厲，含有恫嚇之意。美副領事於大久保入京之先，言於李鴻章，謂總署照會，不必為激烈決絕之語。虛聲恫嚇，固少實效！其載明註銷者，以其有礙二國之邦交也。約成，大久保出京，渡台辦理撤兵。綜觀台灣交涉，事起於總署大臣之昏庸畏事，對於台案不肯辦理，對於日員之詢問，又不斷然告以與日本無關，不煩代問，乃以推諉之辭，竟予日本出兵之機會。其辦理交涉，不知國際公法，折衝訂約，又無遠見與才能，徒以皇帝之虛榮為爭，驕而失敗，其罪殆不足責！李鴻章於此亦有相當之責任，李氏初信番民強於朝鮮，日本無如之何。及交涉事起，容閎建議派大員往日，李鴻章謂在明時，日本扣留使臣，言其不可。其無識見，竟至於此，交涉遷延不決，徒多損失。主張和議，殆不可非。要之，先無準備，遇事張皇，購買軍械，以求僥倖於萬一，則所謂孤注一擲，固遠不如以外交方法解決。國內苟有遠見之外交家，凡此問題當或不致發生。至於日本武功派之欲發揚國威，野心侵略，更不足責！
台灣交涉之起，由於琉球水手之被殺，琉球為中國藩屬，可向中國申理，無須日本過問；日本之出兵討番，實無理由。會議之時，琉球藩屬，當為討論之根據，先決之問題，疆吏朝臣反而避免爭執，不肯提出詰問，條約上反而承認其為日屬人民，雖曰琉球臣屬中日二國，中國且可諉稱不知其為琉人，而固不智也。琉球在日本之南，中國之東，以島立國，地小民稀，不詳其始，隋書始記流求。明興，其王遣使奉表入貢，成為慣例。日本於唐代始知琉球，稱其王為日人之後，風俗習慣相多類似，先後遣兵征琉，琉王降服，朝貢於強藩薩摩。夫以一國同時稱藩於二國，則朝貢不過其名，事實上內政由其國王自主。二國於其外交，亦不干預，琉球初與歐美諸國訂約通商，中日皆不之問，則其明顯之例。琉球較與中國親近，條約上採用清帝年號，則其證也。會日本明治嗣位，幕府將軍歸政，藩侯尚未廢除，維新之志士，深以為憂。一八七一年，日皇下詔廢藩為縣，薩摩之藩屬琉球，遂屬於朝廷；朝臣有言廢其王而縣其地者，文治派知其性質異於國內藩侯，其王又朝貢中國，斷然處置，將起二國之惡感，力持不可。及岩倉等奉命聘於歐美諸國，武功派乃謀併吞琉球，天皇詔其王入朝慶賀新政，及至，列其王於華族。據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語，琉王請照舊章朝貢二國，副島許之，蓋顧慮中國之抗議，難於立時改為縣邑也，侵略之野心殊屬可恨，琉球名雖屬國，上國向不干涉其內政，固不應謀奪其自主權也。及台灣事起，總署大臣辦理交涉，竟以含混之辭，解決爭執。日本遂益進行其兼併之計劃，改其日曆，設法庭於島中。
日本謀並琉球，其王之地位降低，受制於人，非其所願。及光緒嗣位，琉王擬遣使進貢，日本不許，琉王遣使向德宏附船抵閩，一八七七（光緒三）年，琉使稟告阻貢，並擬進京籲請，而上諭則令其回國，毋庸在閩守候。向德宏不敢回琉，總署大臣多所顧忌，無所進行，會設使館子東京，何如璋奉命為欽使，朝旨命其交涉，明年，琉使請其援救，何如璋主張積極進行，其言曰：「日本國小而貧，自防不暇，何能謀人？如璋到此數月……竊謂其今日固不敢因此開釁也。」其向總署建議，有遣兵船責問，或約球人拒日，或向日抗議保其領土，若皆不能，則將琉球歸日，照西例易地償金。李鴻章謂其建議除抗議保其領土而外，均不可行。琉使更乞援於美法公使。何如璋向日抗議，外務省託辭推諉。十月，何氏提出措辭強硬之照會，外務省請其撤回，不得。明年，內務省遣兵警渡琉，送其世子大臣於東京，降王品級，改其國為沖繩縣。總署向日使交涉，日使託辭推諉。何如璋報告總署，請撤使回國，領事余乾耀建議撤華商歸國，出船截其通商之路，總署不許其請，外務卿不理何氏，僅言交涉將由駐華新使宍戶璣辦理，外人以為時局嚴重。五月，美前任總統格蘭德（U.S.Grant）來華遊歷，至京，恭親王奕訢請其調停中日之爭，格蘭德許之，返津，李鴻章亦以為請。格蘭德因欲解決華工人美問題，李氏聲稱琉事議妥，華工總好商量。六月，格蘭德往日，日本待之極厚，乘間為其大臣言之，大臣聞知中國深怪此事，頗覺詫異。格蘭德力言戰爭之害，中日均為東亞獨立自主之國，不可受外人挑唆，中其奸計。二國鄰近，情誼應若一家，而日本辦理琉案，中國深不滿意。日臣伊藤博文奉命與之協商，請其設法。其困難則日本武士輕視中國也。格蘭德隨員楊越翰（Young）函告李鴻章，中云：「日本人以為不但琉球可並，即台灣暨各屬地動兵侵占，中國亦不過以筆墨口舌支吾而已。」武士時多窮困苦，極願入伍，若政府讓步太甚，或將起而作亂，且政府已改琉球為縣邑，頗難改廢明令也。八月，格蘭德致書於奕訢等，陳說撤回何如璋送往外務省之照會，二國各派大員會商，互相讓步，妥定辦法。倘二國意見不合，無法解決，可請一國秉公議辦，二國應即遵行。且曰：「亞細亞洲人數居地球三分之二，惟中日二國最大，諸事可得自主，所有人民皆靈敏有膽，又能勤苦省儉，倘再參用西法，國勢必日強盛，各國自不敢侵侮，即以前所訂條約吃虧之處，尚可徐議更改。日本數年來，採用西法，始能自立，無論何國再想強勉脅制立約，彼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國亦有此權力，我甚盼望中國亟求自強。」其言深有見解，建議之辦法，頗可採行。何如璋在日泄傳交涉之信息，不為日本所禮，格蘭德以其受駐日英使巴夏禮之鼓動，於其書中力勸勿中奸人之計。李鴻章亦言何如璋照會措辭過當，「出好興戎」。公使館中之機密要事，均為外務省及各國公使所知，何如璋固非外交家也，格蘭德在日不肯與之面商琉案。
自格蘭德調停之後，二國再行交涉，日本請中國另派大員渡日會商，如不能行，可在煙臺會議。李鴻章既謂不可會議於煙臺，又稱派員赴日會商，亦非辦法。其致總署書曰：「彼必欲中國另派大員前去，無論躊躇四顧，無此專對妥員，即有人前去，而所議無成，怏快而回，既輕國體，更無後著。鄙意仍要該國派員來華，若無辦法，聽其自去，雖是不了之局，中國始終不失身分。」其言如是，殆少解決爭執之希望。總署大臣與之所見相同，時日本政客竹添進一郎在津與李鴻章相識，上書進言二國各繳回照會，解決爭執。李鴻章招而與之筆談，辯論琉球二屬問題，請其回國，勸說政府，明年派員前來會商，且曰：「中國主持大議者，實止數人，皆不能分身遠出，非自高聲價也。日本群材濟濟，能派員前來為妙。」竹添答云：「此等語，敝國公使等皆不知之。」李氏飾辭不免辱國矣！一八八〇（光緒六）年二月，外務卿井上馨告知何如璋擬以琉球南島歸華，中島歸日，將派員來華會商。三月，竹添奉命至津，詢問李鴻章之意見，謂無扞格，本國將委駐京公使夫戶璣辦理，並面呈說帖，要求修改條約曰：「中國於西洋各商均入內地貿易，而我商民獨不得同其例，是疑於厚彼而薄我。夫中國與日本，人同其種，書同其文，有舊好之誼，有輔車之勢，宜同心戮力以維持東洋全局。然中國相待之約，反不如待西人之優，我所深慨也。……中國舉其所許西人者，以及於我商民，我國亦舉所許西人者，以及之中國商民。而兩國徵稅建法，一任本國自主，嗣後遇與各通商國修改現行締約，內管理商民，查辦犯案條例，或通商章程稅則，互相俯就，但均不得較他國有彼免此輸彼予此奪之別。果如此，於中國略無所損，而兩國相親愛之情，由此大彰；然後中日視如一家，永以為好，實兩國之慶也。」竹添此行，系奉政府之命，其言為國內深謀遠慮之政治家之主見，果如其言，訂成條約，實為互惠平等之條約，對於二國之主權均無喪失，則所有之嫌疑或可消免。日本於換約後，一八七五（光緒元）年，商請修約，未有成功，旋自讓步，商請總理衙門大臣，日商得如歐美商人，許其於登州、牛莊販運黃豆豆餅。李鴻章以總署征其意見，論其不可，亦無所成。華商之在日本者，後亦不許其於內地貿易，以為報復。要之，彼此限制，殊非二國之利。竹添更與李鴻章筆談，詳論日人有憾於條約，故二國之爭執迭起，日商受害，亦與中國無益。今欲割琉，修改條約，長杜紛紜。其言雖有牽強附會之處，而足代表日人之心理。
李鴻章答稱議約，非格蘭德函意，是為節外生枝，又稱商議球事，牽及增改通商章程，則為脅制。竹添乃謂議無所成，將即回國。李氏函告總署，對於日本割歸琉球南島，主張還之琉人，事已至是，恐別無結局之法。對於議約，則稱日人立言頗近公平，而事關係重大，不敢擅斷。總署復稱割分琉球，事不可行，關於修增條約，亦持異議。竹添深為失望，作詩諷諫，中雲「牆外拒兄弟，室中容虎狼」，更相辯論，李鴻章勸其入京。竹添從之，而總署大臣主張北島歸日，中部還之琉王，南島歸華。竹添不可，返津回國。三分琉球之議，格蘭德在京，曾以為言，日本以北島久並於日，中島最為廣大，仍還琉王，南島又屬中國，固不願若此之讓步，格蘭德遊歷日本，不再以之為言，蓋已為日本所拒絕矣。日本之建議，則中島屬於日本，南島歸於中國；南島地狹民少，亦非中國所願。及中俄交涉嚴重，朝臣有請解決中日問題，促進二國之邦交者。七月，夫戶璣奉命向總署大臣交涉；以南島歸於中國。南北洋大臣劉坤一、李鴻章均請還之琉王，總署說明分界之後，兩不相干，以為存琉張本。日使請加最惠國條款，總署許之，雙方議定條約，將簽字矣。恭親王奏報太后，且曰：「此時不與定議，亦無策以善其後。」
其時太后獎用直言，凡有言責者，莫不遇事生風，吹求利害；按之實際，多為捕風捉影之流言，本於無根據之傳說，空泛浮誇，成為似是而非之推論；每遇外交，爭先發言，而太后毫無主見，往往難於決定政策，乃為害於國家。左庶子陳寶琛聞知其事，疏言日本國弱，自顧不暇，焉能助我？不宜遽結琉案，輕許日約。其反對改約曰：「其（日本）居心叵測，無非欲與歐洲諸國深入內地，蠅聚蚋嘬，以竭中國脂膏！況此外又有管轄商民酌加稅則，俟與他國定議後，再與中國定議等語……故為簡括含混之詞，留一了而不了之局，以為他日刁難地步。此酌改條約之說，斷不可從者也。」國際貿易之害，一至於此，迂腐之文人，固不知經濟原理也。其言修約之害，全不明了日本國際上之地位、外交之政策，而為牽強附會之談。太后交親王議復，復奏請如總署所奏議行，而張之洞又持異議，太后無所適從，諭李鴻章妥議。初和議之進行也，總署函商條款於李鴻章，李氏之主見忽異於前，改稱南島貧瘠，琉王復國無以自存，向德宏在津哭說不可，且曰：「尊處如尚未與夫戶定議，此事似以宕緩為宜。言者雖請速結琉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開釁，似無須藉助日本。中國之力實不敵俄，寧可屈志於俄，亦何必計及日本之有無扛幫耶！……以內地通商均沾之實惠，易一甌脫無用之荒島，於義奚取？」其言前後矛盾，若出二人，究何策以善其後？李氏固未告知總署大臣也。至是，其奏復之疏文，本於前意，謂俄日強弱之勢相去百倍。其扼要之語曰：「與其多讓於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日，而又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日！」此種見解，遂為李氏對日之基本觀念。太后又命疆臣劉坤一等妥議。於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會議停頓既久，宍戶迭催簽字，總署亦無辦法。日使乃稱嗣後不得再議琉案一總署頗以絕交為患。李鴻章言其不致啟釁，草案終告推翻。明年宍戶出京，左宗棠奏請備戰，上諭各省嚴防，而日本實無用兵之意。及中俄交涉解決，琉球之爭論復起。李鴻章仍欲琉王復國，或以王城首里歸之，外務卿井上馨電稱不可。後日本建議改琉王為縣令，世治其地，許其朝貢中國。總署大臣力持異議，醇親王奕明言「事必無成，而中國興滅繼絕，尚可以對環球。」不幸好意徒為空言，交涉引起惡感，各國亦無友善之表示耳。琉使再行乞援，亦無辦法。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伊藤博文來華，面告李鴻章，稱中國遣使往日，仍願讓步解決琉案，中國未派使往，此後日本始不復言琉球，乃以不解決為解決。總之，琉球交涉，總署錯認琉民為日屬人民。其後李鴻章雖力辯護，而沈葆楨給與日本公文固已明言其為琉民。日本阻貢報至朝廷，總署初尚顧忌，交涉遂處於不利之地位，日本之肯讓步者，則欲免去二國之惡感，增改條約，得享商業上之權利。總署大臣則以俄患始肯解決中日之爭執，其見解原不免於淺陋，而又不能堅持定見；李鴻章之主張不一；左宗棠西征，力言親日，及回北京，主張戰備，終遂失去時機，一無所成。噫！清廷固無人也！
中日邦交以修約台案琉球之爭執，未有進步，其尤複雜而難於解決者，則為朝鮮問題。朝鮮地接中國，中國於其盛時，郡縣其一部分部土地，文化思想因而傳入半島。自明以來，朝鮮朝貢中國頗勤，豐臣秀吉之難，明出大兵往援，韓人德之。及滿人勢盛，其主仍欲助明，終以力不能勝而降，遵例朝貢，未嘗有缺。日本自江戶幕府成立，遣使往說其王，命人入聘，韓王鑑於前禍，許而從之，日人有視為屬國者。韓王忠於清而忽於日，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後，中止遣使聘於幕府。朝鮮雖曰臣屬中國，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其大臣習染，中國政治上之惡習。不顧民生之大計，高談理學，排斥外人，禁其通商，捕殺教士。初一七九四年，神父始至朝鮮傳教，韓王禁之，後法公使迭請總署頒發護照，准許神父入韓傳教。恭親王答稱朝鮮內政自主，拒絕其請。一八六六（同治五）年，朝鮮慘殺神父教民，法使照會總署，稱將用兵，總署請其和平解決，後且不認助韓。美國借端朝鮮虐待水手，欲遣兵艦威逼訂約，其他歐洲諸國亦願朝鮮開港，或令軍艦示威，或登陸進攻，或遣人調查，而朝鮮始終不屈，歐人無如之何，君臣自為得計。清廷初未予以有效力之指導，日本則異於此，方幕府之未歸政也，國中擾亂，將軍尚慮法國報復朝鮮，俄聞美國亦將構難於韓，告知美使稱欲遣使赴韓調停，會反對幕府之勢力日盛，將軍歸政不果，歸政後，天皇詔對馬島藩侯通知韓王日本王政復古，其意欲其遣使朝貢也。時李熙在位，初韓王病死無嗣，其妃迎立皇族李應之子李熙為王，李熙年幼，其生父攝政，號曰大院君。大院君富於排外思想，好攬政權，遇事敢為，不顧一切。至是，藩侯使者迭至，未有韓使往日，一八七一年，天皇詔遣使臣會同兵船二隻渡韓，使臣身衣洋服，深觸大院君之惡，韓廷益不之禮。先是，駐於橫濱之法兵奉命往攻朝鮮，大院君令兵御戰，法兵敗退，而自詡為奇功，且信日本助法，殊不知其浪人仇殺外人，而外兵駐其境內也。會德使謀通商於韓，雇用日人，益啟大院君之疑，且其通知書中，有天皇詔敕等字，違反向日之慣例，而非鄰國聘報之禮。大院君以侮辱傲慢之辭答覆日使，日使喪氣而歸，大院君乃言日本變法學夷，禁其國人與日人往來，斷絕二國商業。
日使歸而報告其始末於政府，武功派之西鄉隆盛聞而大怒，倡議征韓，好勇逞斗之武士和之。及副島來華，根據總署大臣之口頭答覆，信為中國不問朝鮮，氣焰益昂，預備出兵。文治派於歐洲知之，驚而遄程回國，朝議征韓，文治派堅持異議，力言日本內政尚待整理，耀兵於外，危險孔多，且予俄國侵略東方之機會。二派相持不下，天皇最後否決征韓之議，以免中日之戰禍。初恭親王對於外使常謂朝鮮自主其內政，總署大臣對於日員之詢問，不知其有深意，亦以不負責任之言答覆。李鴻章在津接見副島，雖有諷說，而於日韓之爭執，未有若何之處置。日本欲與朝鮮往來，則未稍改。一八七五（光緒元）年十月，其軍艦在朝鮮西岸江華島測量，逼近海岸，戍兵發炮擊之。日艦還炮應戰，毀其炮台，殺傷韓兵多名，報告於本國政府。政府鑒於台灣之爭，訓令新任公使森有禮赴京，明年一月向總署交涉，要求發給護照，派人會同日員前往，或為之轉遞公文。總署拒之，函告其事於李鴻章。李氏復書中云：「兩相怨怒，則兵端易開，度朝鮮貧弱，其勢不足以敵日本。將來該國或援前明故事，求救大邦，我將何以應之！雖執條規責問日本，不應侵越屬國，而彼以關說在先，中國推諉不管，亦難怪其侵越，又將何以制之？……竊窺日本來意既明言欲求和，而不輕用武……似宜由鈞署迅速設法，密緻朝鮮政府一書，勸其忍耐小忿，以禮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報聘，辨明開炮擊船原委，以釋疑怨為息事寧人之計。至該國願與日本通商往來與否，聽其自主，本非中國所能干預。如此立言，似亦不為失體。」總署不從，森有禮乃稱朝鮮為獨立之國，照會中云：「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互相辯論，迄無辦法。森有禮往謁李鴻章於保定，仍請中國設法調停，聲稱日本無與朝鮮通商之意，唯欲議定三款：（一）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二）日船遇難，代為照料；（三）朝鮮許日商船測量海礁。李鴻章初不之許，森有禮稱言日韓戰爭，或不能免，李氏多所解說，日使再三央求轉商總署設法解勸。李氏許之，深患總署不從，致書與之；一面說其奏請禮部轉告朝鮮，以示和好，一面謂無法可設，彼固不得藉口。總署奏請太后，得旨依議，而日使已通知總署，本國派員赴韓矣。
方中日交涉進行之際，日皇遣使黑田清隆乘坐兵艦，渡韓交涉。二月黑田抵韓，提出條件，限期答覆。時李熙年壯，庸弱無主，其妃閔氏專政，召集大臣會議，討論日本之提案，遷延不決，及期，日使恫喝用武，韓王迫而許其要求，訂成江華條約。其要款凡五：（一）朝鮮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彼此以平等之禮儀相待；（二）十五月後，日使來韓；（三）朝鮮開放二港通商；（四）日人之在通商港口者，享有領事裁判權；（五）救濟被難之水手。觀其所得之權利，遠過於其最初之希望，日本之認朝鮮為自主之國，藩屬之爭執，乃伏於此。日韓條約成立，列強頗重視之，英德公使將其通知總署，日使抄送條約原文，總署未有異議。韓王咨報禮部，對日恢復邦交，開放商港，續訂條約。中國頗懼日本再有要求，李鴻章詢問森有禮，答稱日本：「防俄南侵，方欲與中國、高麗併力拒俄，豈肯同室操戈，自開釁隙？」李鴻章深韙其言。其時日本政治家深以俄國為患，森有禮之言或非虛偽，而中國、朝鮮大臣多未能見及此，又無一定之主張與政策。會總署謀求琉王復國，鑒於前事，頗患日人在韓。丁日昌請說韓王與列強訂約，威妥瑪亦以為言，且引廢琉故事，俄人又經營東方，不遺餘力。大臣始籌朝鮮之策，李鴻章奉旨勸其與列強訂約，書告其致仕大傅李裕元，謂大勢所趨，朝鮮不能閉關自守，宜防日本、俄國。日本業已立約通商，應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以牽制之。朝鮮與俄接壤，形勢日逼，若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以杜俄人之窺伺。其說朝鮮訂約通商者，固防日俄，而亦代其決定外交大計。朝鮮自與日本訂約，列強因欲援例，而朝鮮君臣深閉固拒，仇視教士，李氏慮其引起事變，故以為言。李裕元托人轉告，謂其解官歸鄉，不敢力爭，李鴻章函告總署曰：「朝鮮既堅不欲與西人通商，中國自難強勸。」李裕元後復李鴻章書，詳論泰西之學，素所深惡，不欲有所沾染，國內向稱貧瘠，不能多容商船。後韓臣金允植來津，筆述其國中議論曰：「不問時勢可否，惟以守經為正理，斥和為清議，與其通洋而存，不如絕洋而亡！語涉交際，輒以邪學目之，為世所棄。」固陋至此，宜李鴻章第二次函告亦無效果。會美使薛裴爾（Shufelat）奉命往韓訂約，一八八〇（光緒六）年，在日商請中國領事余乾耀派員同往，不得，轉請日領投遞公文，亦無效果。其時韓王欲遣學生至津學習製造軍火，操練新兵，朝命李鴻章主持。明年，朝鮮執政李最應知閉關為非計，遣使至津，詢問交涉事件，說明訂約通商非天朝代為主持，無人敢為決定，李得韓王請其代為主持之文，抄送擬定之約稿。值薛裴爾來津，李請韓王遣使赴津，遲至次年，仍請李代主持。李派屬員周馥、馬建忠與美使會商。其第一條曰：「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而內政外交向來歸其自主。」餘款則注重應防之流弊，應獲之權利，遠勝於中美條約。美使初欲根據日韓條約，議訂條款，後始放棄主張。其最大之爭執，則為美使要求約中不必載明朝鮮為中國屬邦之句，中國方面聲稱刪去此句，即不與聞其事，美使向本國請示，而國務卿未有訓令，乃采折中之辦法，由韓王照會美國說明其藩屬中國，條約始成。李鴻章以美使、韓員之請，遣其屬員丁汝昌、馬建忠會同韓美使者渡韓，韓王對於條約稍有修改，即行批准，其致美國照會，聲稱其藩屬中國，而內政外交自主。英德諸國亦遣使訂約，相繼告成，朝鮮外交為之一變。
朝鮮開放，其年七月忽有內亂，說者言其仇視歐人，反對通商而成，實則促成於二黨爭權。初大院君專政，及王李熙年長大婚，其妃為世臣閔氏之女，果決有為，干預國政，大院君迫而歸政，李熙昏庸無才，受制於妃，閔族多居要職。大臣有奉命聘於日本者，日人頗厚待之，使臣感於日本內政之進步，亦欲朝鮮變法。韓王受其影響，派遣學生渡日留學，聘其武官操練新軍，其多數朝臣則仍頑固不化，輕視外人，平民知識淺陋，迷信深痼，而其潛伏之勢力至為強大，時人號稱頑固朝臣曰「守舊黨」，以大院君為首，主張閉關，反對日本。及與列強訂約，黨人大驚，夏旱，造言神怒開國所致，愚民信之，乃切齒於閔妃，大院君尤惡其專政。會軍士欠餉未發，軍米又改小斗，心懷怨望，附於大院君作亂，七月二十三日，亂起，政府無力彈壓，亂兵暴民闖入宮中，欲殺閔妃，而妃先期改裝潛逃，得免於死。暴民殺害大臣數名，攻焚日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逃免，乘艦返國報告，在韓武官多死於難。日本遣軍艦陸軍會同花房往韓，日使先往韓京會議不協，形勢危急。朝廷得報，飭直督張樹聲派員帶兵察看情形，相機辦理，並諭丁憂回籍之李鴻章迅即赴津。李氏北上，威妥瑪見之，代述日本政府之意，不願中國交結李應主持交涉。李應既得政權，以韓王名義，咨報已平內亂，朝廷置之不理。丁汝昌率同軍艦會同馬建忠辦理，朝命調吳長慶所部六營渡韓，華官抵於韓京，本於事先計劃，誘執李應，捕殺亂黨。至是，李熙改派李裕元為全權大臣，前往濟物浦與日使會商，華官未曾力請參與會議，八月，訂成二約，一為續約，擴張商業上之權利及外交人員遊歷之機會。一為濟物浦條約，其要款凡五：（一）朝鮮捕治兇徒之罪；（二）撫恤日員家屬及傷者恤金五萬元；（三）賠償軍費五十萬元，分五年繳清；（四）日本使館得置兵警備，其兵營之設置，由朝鮮任之，一年後可酌量撤兵；（五）朝鮮遣大員赴日道歉。綜觀事變之始末，朝鮮頗處於不利之地位，迫而訂成辱國之條約。中國無如之何，朝臣以為中國捕獲禍首，而日本條件猶若此之苛。有主張戰議者，其人要多昧於國際大勢，如張佩綸稱粵捻回洋為四患，三患除而洋禍將息，發揚國威，宜先決定東征之策，籌備進行。又曰：「索兵費五十萬元，使與台灣之數相准，以恥中國，」其言極牽強附會之至矣！中國之患，要多由於士大夫之不明事理，對內粉飾苟安，對外倡言不切實際之高調，而以人命為兒戲，國家為孤注，而於事先之預備，建設之計劃，則少建議。
李鴻章之見解頗與之異，主張慎重。及事日急，奉旨籌議中韓商務章程，派周馥等與韓使議訂章程，予華商特殊利益，韓使恐日援例，斷斷辯論，華員將其駁斥，最後議定載明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與各國一體均沾之例。其要款凡七：（一）北洋大臣札派商務委員駐韓，韓王派大員駐津；（二）華商在韓享受領事裁判權，韓人在華則歸地方官按律審斷；（三）二國商船得往彼此商港貿易，漁船亦聽其捕魚；（四）韓商例准於北京貿易，華商得入漢城楊花津貿易，二國商人持照，得往內地採辦貨物；（五）廢除邊界互市章程，許邊民自由交易，稅則除人參而外，值百抽五；（六）韓人販運人參入境，納稅值百抽十五；（七）招商局輪船每月定期往返二國一次，朝鮮津貼船費若干。章程規定稅率，不如中俄商約，實非待遇屬國之道，而疆吏以其改變舊章論其不便。其時朝鮮開放釜山、仁川、元山三港，外商限住於商港，而華商獨處於優越之地位。外商又以稅率頗重，感受不便，美英先請修約，韓王許之，約中允其商人貿易於內地，日本亦得最惠國之待遇。中國乃改章程，商人享受同樣之權利，淮軍六營尚駐於漢城，袁世凱為營務處官，派員操練韓兵，陳樹棠奉命為商務委員。李鴻章薦前德領事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為韓顧問，以其曾服務於中國海關也。穆麟德至韓，管理朝鮮之海關，兼辦外交事宜，頗欲改革其國內之弊政，於是中國在韓之地位大異於前。
同時，日人在韓政治上亦有相當勢力，如朝鮮練兵五營，三營歸中國軍官操練，二營由日員教導。初朝鮮依據濟物浦條約，遣使朴泳孝等渡日道歉，羨其進步之速，日本政客待之頗厚，互相交結，引為援助。朴泳孝謀韓脫離中國獨立自主，聘日人二名為其政府顧問，及其回國，糾合金玉均等為同志，勢日張旺，日本表示親善，委任竹添進一郎為公使，宣稱退還軍費四十萬元，韓王受其影響，亦傾向於獨立。其時（一八八四年），中法戰事頗不利於中國，淮軍三營奉命回國，余歸提督吳兆有統領，黨人勸說韓王乘機叛清，自主國政。韓王疏遠親近中國之大臣，李鴻章得報，深以為憂；會黨人金玉均等主張操切，不滿於閔妃之族，亟欲奪取政權，勾結日使竹添為亂。十二月四日，郵局成立，其總辦洪英植親日黨也，設宴慶祝，邀請朝臣及各國公使赴宴，獨日使竹添託病不到，斯日午後，日兵運輸軍火，殆有成議矣。晚間，宴會將終，黨人統率日員操練之兵暴動，先行縱火，刺傷大臣，闖入王宮，擁王以攬政權，召請日兵保衛，竹添即率兵往。提督吳兆有等則頗難於應付，韓王請其勿動，各國公使亦以為言，韓人又恐投鼠忌器。五日，金玉均矯命誅殺大臣六人，而以其黨代之，人心惶恐，韓臣乞援。六日，華官決定靖難，吳兆有函請日兵退出王宮，率兵出發，及抵王宮，衛兵開槍攻擊，華兵應戰，死亡相當，乘機踰牆而入。竹添知力不敵，率兵逃回使館，其贊助暴動之陰謀，蓋其個人之行動，而保護使館之日兵無幾也。韓人氣不可抑，群起報復，竹添自焚使館，率兵逃往仁川，途中遭韓人襲擊，日人之在漢城者，頗多死傷。金玉均、朴泳孝則逃往日本。
事變報至日本，外務省不直竹添之所為，竹添先故擴大其事，毀滅參與事變之跡，無如事實明顯，固非其所能掩也。日本駐津領事原敬，謁見李鴻章，稱其政府實無開釁之意，公使榎本武揚亦以為言。中國方有事於法，不欲輕起戰禍，上諭謂「目前辦法，繼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奉旨渡韓查辦之吳大徵亦曰：「立意不與日人開釁。」日本請派全權大臣赴韓會商，總署復稱久廢此名，不能照辦。日皇命外務卿井上馨為全權大臣，渡韓交涉，井上先命原敬告知李鴻章未調兵往，實願和平解決。明年一月，井上抵於漢城，朝鮮君臣毫無主見，吳大徵為之籌劃辯論之詞，而井上於事之原委概置不論，但言善後之條件。吳氏欲與和議，但無全權證書，為其所拒，韓使許其要求，訂成漢城條約，其條件凡五：（一）韓王修書，遣使赴日道歉；（二）給被害日商恤銀十一萬元；（三）懲辦殺害日本武官之兇徒；（四）賠日使館修築費二萬元；（五）韓廷依據濟物浦條約，建築使館衛兵之營房。約成，井上回國，韓人頗以會議速了，日人未逞所欲為慶。醇親王奕謂其自知理屈，得錢即歸，言下斥其貪利無厭，實則井上自認事變之起，曲在日本，亟欲讓步解決，不願多索賠金，而致爭執耳。其外交之政策，則欲中國撤退駐韓之軍隊，其請中國委任全權大臣渡韓者，亦多為此，而朝廷拒絕其請，乃對韓人聲稱將與中國理論，又向中國駐日公使表示，日人之為朝鮮政府顧問者向其大臣建議，商請中國撤兵，免致後患，韓王以之為言。中國方面，吳大徵、李鴻章亦言撤兵。日本報紙謂清兵搶劫日商，多持戰議，法國請日出兵，武官和之，而文治派反對，未了事宜遂由外交解決。天皇欲派大臣來華交涉，而以中國之意尚不可知，由英使巴夏禮、日使榎本探求意見，中國表示，誠意相待，始詔伊藤博文為全權大臣，會商韓事。伊藤懇請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函告李鴻章，述其平日力主二國親善，此次奉命謀決爭執，俾二國連為一氣。其言頗為誠懇。
太后得報，詔委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吳大徵副之，與伊藤交涉。三月，伊藤來津，持奉國書，先往北京，欲謁皇帝親遞。總署大臣答稱皇帝尚未親政，拒絕其請，朝臣先患伊藤入京，向總署辯論，固不願在京會議也。四月，伊藤再至天津進行交涉，自三日迄於十五日，會議六次。伊藤最初提出三項要求，一撤華軍，二懲統將，三恤難民。李鴻章對於第一項表示同意，並請日本撤退使館衛兵。伊藤說明第二要求，謂日兵為華軍擊敗，傷亡頗多，中國不辦，則無以復命息忿，其言頗合於日本之實況。初事變報至其國，武官主張乘機報復，伊藤之來，中將西鄉從道為副使，蓋免武人之批評或反對也。而清廷對於平亂之將士認為建立功業，不肯懲辦，上諭先以為言，李鴻章故力辯論戰事之責任，華兵殺害日人之證據。伊藤請交美國公斷，李鴻章亦不之許。關於恤金，初曾討論，而以李鴻章之拒絕，伊藤不復提出。雙方乃議撤兵；對於撤兵，李鴻章先曾函告總署，謂日兵撤退，淮軍亦可回國。伊藤則偏重於永不駐兵，不同意於吳大徵之草案，另提條件五款。李鴻章函告總署，太后得奏，諭稱「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爭執遂得解決。雙方本於免去起釁之意，議定二國不問朝鮮之練兵，於是條款議定，是為中日天津條約。其條件凡三：（一）中日兩國於條約成立後四月內，盡撤駐韓之軍隊；（二）二國允勸韓王練兵，但不派員教練；（三）將來朝鮮發生重大事變，一國出兵，應先知照締約之國，事定仍即撤回。關於懲辦將士，伊藤要求不已，李鴻章允許行文戒飭所部將士，嚴辦滋事之兵丁，藉以顧全日本之體面，作為結束。
綜觀中日關於朝鮮之交涉，初由於總署大臣之放棄責任，日本乃不承認其為中國藩屬。何如璋曾向總署建議，設大臣於韓，管其外交，李鴻章論其不可曰：「若密為維持保護，尚覺進退裕如，倘顯然代謀，在朝鮮不必盡聽我言，而各國將唯我是問，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脫手」，及濟物浦條約成立，張佩綸奏請派大員駐韓，太后諭李鴻章復奏，李氏顧慮太多，奏言困難，傾向於維持舊例。顧時中國在韓之地位，遠勝於日本，而天津條約關於軍隊調動之規定，二國處於平等之地位，固日本外交上之勝利也。其時中法草約方成，法艦尚禁華艦出海，而國內財政困難，陸軍數敗，閩船覆沒，勢難再戰。李鴻章之讓步，殆非得已。日本撤退漢城駐軍，則向朝鮮聲明，依據濟物浦條約，仍可駐兵。自政治上之勢力而言，日兵敗逃仁川，親日黨人亡命於外，日本在韓之地位大為低落，韓廷君臣深惡日人勾結亂黨，金玉均等留日活動，誤會益多。自日本方面而言，伊藤來華頗有促進邦交之誠意，伊藤為文治派之重要領袖，主張二國親善，中法戰起，法使請日出兵。井上不許，告知其事於華使，請其轉告總署，至是，仍不欲與中國失和。及伊藤東渡，李鴻章致書總署論之曰：「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其言末句殊不可解，伊藤具有遠見，親善中國，總署與之開誠妥議二國之懸案，促進邦交，正所謂輔車相依，何患之有！我強鄰弱，聽命於我，乃古代之觀念。李鴻章固囿於傳統之思想也。其致友書，亦稱伊藤要好，勸其游日磋商琉球之問題，然竟未曾上奏朝廷，書告總署。李氏蓋無勇氣與遠見，憚於清議，而欲以不了了之，勝於一身備受指摘也。
中日對於朝鮮之爭執，暫告解決，而朝鮮衰弱，俄國之勢力日進，識者固知禍患方興未艾。駐韓德使建議中日諸國，商訂朝鮮中立條約，井上表示同意，而中國大臣固未慎重考慮。其時英俄邦交惡劣，英謂俄將租軍港於韓，商於曾紀澤，命其兵艦占據巨文島。穆麟德勸說韓王親近俄國，俄使進而強韓雇用其武員教練軍隊。日本大驚，井上密商於徐承祖，由中國主持韓政，罷斥奸黨。日使榎本奉命到津與李鴻章會商，面遞井上擬定之辦法：（一）李鴻章、井上密議朝鮮外交辦法，既定之後，由李飭令韓王照辦實行；（二）內監不得干預國政，韓王當與大臣商議國事；（三）韓王擢用重臣，必先商於李氏，由其與井上斟酌選用忠賢朝臣；（四）外都戶部長官均應委任以上所舉之大臣辦理；（五）穆麟德免職，改用美人；（六）中國駐韓大員，改派才幹較長之能員；（七）中國委派之大員及改用之美人，必遵李氏之詳細訓命辦事，於其赴韓路過日本，謁見井上；（八）大員必與曰使情誼敦篤，遇有要事，互相商酌辦理。觀其提出之條約，井上承認中國於韓有優越之地位，而兼顧及日本之利益，共同防俄也。其先日本不肯承認朝鮮藩屬中國，今則蓋有讓步之意，中國易於整理韓政，或積極經營矣。李鴻章答稱事關重大，必須密商於總署，請旨辦理，且曰：「中國於屬邦用人行政，向不與聞。」其函告總署，一面謂內監不得干預政事，選用賢臣，中國駐韓大員與日使合作，尚中肯綮。一面又曰：「諸要政均請由鴻章遙制，既懼無此權力。若朝王不能遵辦，斷難使其事事辦到，況朝鮮外務，如與井上密議，相距皆遠，何從面籌辦法。至用人既由中國商定，又與井上斟酌，未免越界攬權，事多窒礙。」李氏實畏困難，不肯負責整理韓政。徐承祖深以井上之議為然，致書李氏論之，李氏置之，終遂謝絕。榎本、徐承祖再向總署建議，以駐日公使兼為督理朝鮮大臣，「可以弭釁隙，息日患」，亦為李鴻章駁斥。
李鴻章主持對韓維持舊制，其挽救之方法，則欲釋送李應歸國。李星應安置保定，聞知政變，閔妃被殺，欣然欲歸，俄知妃實未死，改言衰弱，不願與聞政事，但言可如元代故事，遣監治國。日使亦言其歸，或有補助。中國謀欲送還，閔妃百計阻之，其姪閔泳翊至津，李鴻章令其往謁，竟不告而行，韓使言欲將其禁錮，李鴻章說其委曲求全，及得王書，奉旨遣員送李應回國，而王殺其生父舊黨三人，其生活狀況無異于禁錮。王益疏遠中國，李鴻章說其罷免穆麟德，迨陳樹棠去職，請派袁世凱駐韓，改稱總理。井上以其領兵殺害日人，初不滿意，而袁氏頗有才能，井上改變態度，命人往謁李鴻章，說令袁氏赴日一行。李氏雖許其請，而不令其前往。會得金玉均運械入韓謀亂之報，袁氏不審虛實，報告公使交涉，實則附會而成。中國、朝鮮均以金玉均為患，韓王派人赴日刺之，徐承祖說井上誘之來華，井上初欲許之，後以困難，將其安置小笠原島，月給十五元，以免二國之惡感。伊藤、井上既謀親善中國，及聞英後贈送光緒御寶星，以其為贈二等帝國者，不合體制，有關聲望，告知徐承祖請總署卻之，二國邦交稍有進步。
中日邦交視前進步，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日使鹽田三郎奉命向總署提出修約之請求。先是中日條約限制二國商人貿易之機會，日本久欲改訂其為互惠之條約，迄未成功，已見於前；一八八三（光緒九）年，再行提出，總署以琉案未結拒之。至是，日本工商業大有進步，亟欲擴張市場於中國，伊藤、井上方握政權，主張促進二國之邦交，訓令鹽田交涉。徐承祖函告不便始終拒之，總署大臣與日使磋商，日方仍主互惠之平等待遇。徐承祖聞之，忽謂修約與我無益，而長崎中國水兵與日警互毆之案又起。初北洋軍艦中有損壞者，駛入長崎塢修理，水手登岸，以戀妓生事，與日警毆鬥，死傷約五十人，日警死傷二十餘人。李鴻章初不明了案件之原委，頗疑日本之陰謀，雇用律師訴訟，電丁汝昌帶證出庭；及知事之本末，又為丁汝昌辯護，朝廷則無確實之報告，總署、海軍衙門均謂必按公法斷清，始見友誼，否則作為懸案。其爭論之焦點，則為恤金。徐承祖以辯論無益，請撤使回國。日報指摘中國有意尋釁，多持戰議，井上亦以失和為言。德璀林主張和平解決，電告李鴻章曰：「徐使只知討好，不顧利害，現若決計小題大做，林亦不必議。」其言深切時人之痼病，明年，由德使調停解決。李鴻章頗為滿意，書告徐承祖曰：「事由互斗，實無曲直之可言，舍本齊末，就此轉圜，尚為得體。」其解決條件，議定恤金，日本交給五萬餘元，中國給日一萬二千餘元，案件紛擾竟至半年。事後徐承祖請給伊藤、井上寶星，稱其力排眾議，不肯啟釁，始終皆願二國連和也。要之，伊藤固十九世紀大政治家之一，井上亦有遠見之外交家，其主張則先整理內政也。內意則以積嫌日深，不以給獎為然。
修約以長崎案停頓，解決之後，暫未進行。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鹽田再行提出，曾紀澤時在總署行走，倡議中日親善，暗拒俄人窺伺朝鮮。曾氏久在外國，明了國際上之形勢，眼光明銳，見解遠大，而主持大計之奕見識愚陋，侈言復仇，終不之聽。李鴻章雖韙伊藤、曾紀澤之議論，然信「古今形勢，縱易而橫難」，心中輕視日本，又以其內閣迭易，用人不定，猶豫不決，書問駐日公使黎庶昌。黎氏復稱東方有變，彼終不能踐言，其意謂日本國小民貧，無能為力也。李氏信之，鹽田提出之條件，有訴訟照彼與兩國後來所議之辦法辦理，尤為李氏所反對。其見解蓋生於誤會；及總署徵求其意見，復書仍持不准日商販運洋貨入於內地，及赴內地買運土貨之議。其結論曰：「總之，與別國修約，或有損益參半之處，至修改日約，無論允改幾條，終恐損多益少，我既不能拒絕，惟有多方辯論，借詞延宕，或將無甚關係利害之事，酌改一二。若鈞署未與鹽田商出眉目，似宜緩請欽派全權，免致一發難收，竟成蛇足。」列強在華享受最惠國之待遇，其所謂別國，不知何指？李氏固未明了國際貿易之性質也，其無誠意，猶其餘事。事實上兩國商民則私往內地運貨，日本前請准其商人於中國新添之四口貿易，徐承祖拒之。李氏答黎庶昌書，謂無約國商人尚得前往，不免不情！究不知何故條約不肯予以承認也！總署原不欲修約生事，致干清議，李氏之言更堅其意，修約遂無所成。日本仍欲進行，力謀改善二國之邦交。黎庶昌密奏其有親我之心，交涉和平，請派兵船往巡。日使改以弛廢鴉片禁令，便於華僑，交換利益均沾條款。其建議原近於兒戲，再為李氏所駁。曾紀澤時以鬱郁病死，修約更屬無望。日本乃禁華商人內地辦物，李氏不主報復，又不修約，惟待大審院之判決。其主張誠非吾人之所能知。
中日問題未能妥協，而中國對韓亦多困難，明知韓王內政不修，欲叛中國，迄無適當解決之方法。李鴻章代韓籌設電報，借款興辦，路線起自仁川，經過漢城、平壤、義州，達於鳳凰城，韓王請改設水線，李氏嚴詞駁斥，始能興工。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韓王秘密遣使乞俄保護，袁世凱電報天津，中國預備出兵問罪，韓廷震恐，議定外署照會各國公使，謂有小人假造國寶文書，中無外署印押者，均作廢紙，其前後行動直為兒戲，幸俄國亦未承認，免致事變耳。袁世凱在韓之地位，異於各國公使，其見韓王，李鴻章謂如司道謁見親郡王之禮，於宮外候請，降輿，三揖，側坐，則為謙極。若遇大典朝會，只可變三鞠躬為三揖。袁世凱頗自矜傲，干涉韓政，韓王惡之，代替穆麟德之美人德尼（Owen N.Denny）不忠於中國，為韓王籌謀獨立。其外交形勢殊為惡劣，李鴻章向英交涉歸還巨文島，而英以俄不侵略韓地為條件，轉商於俄，俄使謂俄無兼併朝鮮之意。中國欲其照會說明，俄使請以中國不變更朝鮮之現狀為條件，未有所成。英國之意全為防俄，對於中國經營朝鮮，未有反對之意，中國向其交涉，始肯撤兵。袁世凱既與韓廷不協，而與大院君往來頗密，閔泳翊來華，不肯回國，發表其謀立大院君之陰謀，李鴻章召之往津對質，而閔泳翊不往，蓋事由其虛構也。外人議論頗不利於中國，閔妃尤惡袁氏，一八八七（光緒十三）年，韓王受德尼之說，先未商於中國，忽派全權大臣出使日美諸國，地位反高於中國駐外公使，借表示其為獨立國也。袁世凱逼令韓王中止駐美全權大臣之行，韓王多方辯說，清廷諭其改為三等公使，遵行三事：（一）韓使初至各國，先赴中國使館具報，由華使挈之同赴外部；（二）凡遇朝會公宴，應隨華使之後；（三）交涉大事先商於華使。韓廷允許照辦，赴美公使朴定陽始得啟行，及抵美都，竟不照行。袁世凱恫嚇韓王將其召回，韓王聽命，忽又咨請李鴻章撤回袁氏；不得，日與中國疏遠，公然造謠，謂已出賄停止派使；及朴定陽回國，不肯懲辦。袁氏託病拒絕韓臣之來見者，韓廷驚惶，始允將其免職，並請修正前訂之三事，中國不許，實際亦未盡行，韓使往日，先未引見，則其明證，李鴻章固謂「立法嚴，而用法恕」也。韓王又以徵稅不便，主使韓商罷市，要求華商、日商退回漢城，二國均不之許。一八九〇（光緒十六）年，韓王忽賞李仙德二品銜，謀收海關，且借外債。李鴻章聲明韓廷借款，未得中國同意，不得以海關之收入為擔保。俄而太妃病死，向例訃使赴喪，韓王須出郊迎，禮極隆重，用款十餘萬兩，李熙以其有礙獨立，託辭謝絕。清廷不許，仍遣使往，韓王迎送如儀，朝臣之意則欲證明朝鮮藩屬中國也。會韓王無力還債，欲借外款，袁世凱說其大臣向華商議借，韓王初尚不許，後以無法，從之，由李鴻章辦理，而以海關收入為擔保，韓王稍與袁氏接近。
袁世凱之在韓也，力謀擴張中國之政治勢力，而韓王、閔妃、大臣多仇視之，德尼又為韓謀，駐韓各國公使多不滿意袁氏之專橫，其所處之地位至為困難。清廷初於朝鮮內政外交向不預聞，朝鮮已與外國訂約，聲明自主。締約國於韓設有公使，韓廷新設外署與之交涉，中國不問其用人行政。韓王對於外交上之問題，不肯先向袁氏磋商，袁世凱監督韓政實為不易。朝鮮對外，實無堅定之政策，初欲親俄。俄自得黑龍江北岸等地，經營遠東，謀筑西伯利亞鐵路，其政府以海參崴港冬季凍冰，謀於朝鮮占據海港，強其雇用武員。韓王請俄保護，均以李鴻章之力作罷。俄國駐韓公使仍力活動，得其君臣之信心，締結條約，許俄船行駛於圖門江。韓王又以袁世凱干涉內政，向美乞援，請求美兵保護。駐韓美使助其自主，李鴻章商請美國將其招回。美國無侵略朝鮮之意，原不足畏，而俄國野心勃勃，凡與朝鮮關係密切之國，皆以為慮，尤以日本為甚。其政治家久以防俄為言，而俄國勢力大伸於朝鮮，日本將見逼於強俄，形勢危急。其本國自維新以來，人口激增，而可耕之地有限，工商發達，益欲廣求市場，其食料之一部分頗賴朝鮮之供給，二國地理相近，力欲於韓占有勢力，固不願其並於他國也，乃自竹添助亂以來，喪失其政治勢力，轉而欲與中國協妥，共同防俄。李鴻章謝絕井上之建議，伊藤復請其積極處置韓事，李氏亦未採行，井上邀請袁世凱游日，亦無結果。及韓廷違抗袁氏，駐韓日使見之，協商辦法，而袁氏謝絕其干預。其對日本防範甚嚴，阻其設立電線，反對向其借款，留難日韓新約，日本政治家乃深惡之，其政策則始終欲在朝鮮擴張勢力也。日使大石初欲扶韓自主，後則與韓忿爭。一八九三（光緒十九）年，外務省商請李鴻章將袁氏撤回，本國亦願撤換大石以作交換條件。李鴻章電稱不可。
其時袁世凱在韓，對於政治未有若何之改革與建設，其王庸懦，受制於悍妃，信用內監，大臣出於世族，頑固無識，結黨爭權。李熙於妃病時，巫言舊宮有鬼，乃令衛兵於夜間放槍驅逐，都人大為驚擾，又強人民捐款築宮。朝臣勇於私鬥，未曾顧及國家。財政則極紊亂，收入多耗於皇室費用，官吏俸金。政府缺乏誠信，而王慣於食言，曾令使臣偷運人參來華，及為海關發現，初請放行，關員奉命許之，忽又否認前言，對外交涉往往類此，固世界腐敗政府也。其對日本則仇視之，曾以禁米出口，引起嚴重之交涉，大石索款賠償，韓初許之，忽而翻議，乃事忿爭，且稱袁氏調停為助韓，提出最後通牒。伊藤電告李鴻章調停，始已。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金玉均應李鴻章之子經方之招，來至上海。金氏在日於一八九〇年，復得自由，費用則賴日人之供給，其助之者目的不同，要非好意，而金氏生活浪漫，漸為日人所不理，經濟趨於困難，故來中國。韓王患其為亂，密命李逸稷（日史稱為李逸植）刺之；及至上海為洪鍾宇所殺，兇手被捕，領事請嚴辦之，而江督劉坤一飭艦載凶及柩往韓。韓王不顧李鴻章之勸告，厚賞刺客，時人傳其分割屍體，日本政客不平，值李逸稷以謀刺朴泳孝被捕，供稱系奉王命，使館為日警搜查，韓使不待訓命即行返國，日本輿論大嘩。其國內自召集國會以來，下院反對內閣，天皇迭解散之，而勢仍盛，對外則與中國修約失敗，其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固欲防俄改革朝鮮內政者也，終以藩閥武人之專橫，外交人員之尋釁，利用一致對外之情感，列強修約之易於進行，造成戰禍。其導火線，則朝鮮東學黨之亂也。
自中國方面而言，中日自訂約後，二十四年之中，朝臣疆吏未曾本於妥協之精神，解決二國之爭執，邦交數瀕於危，國內宜有相當之預備；而大臣除一二人外，不知日本維新之進步，根據出使大臣膚淺觀察之報告，附會其胸中之成見，發為議論。台灣役後，國防議起，朝臣以為日本以島立國，我有軍艦運輸軍隊，即可致其死命。李鴻章奏請每年籌銀四百萬兩，作為海防經費，購置軍艦，初則各省尚有報解，一二年後，不足十分之二，會琉案交涉趨於嚴重，政府嚴令各省解款，購買軍艦，修建炮台。中法戰時，大臣益知海軍之重要，籌設海軍衙門，醇親王奕曾書告軍機大臣曰：「將來水軍果成，元氣充足，宜以此事為發硎之具。」所謂此事者，就廢琉而言，駐日公使領事以其政府發行公債，乃少見多怪，報稱日本外強中乾，凡遇交涉，多請用兵。余乾耀旅行於其國內，到處官商宴之，亦以惡意推度，豈恨惡積深之後，交涉果難於進步耶！中法戰後，新購之鐵甲船快船次第東下，海軍衙門擬定章程，雇用英人琅威理為教練官，海軍頗有振興之望，其提督丁汝昌原為淮將，不知海軍，章程多未遵行，李鴻章亦主寬大。北洋艦隊成立，費用增加，值光緒年長，太后將欲歸政，興工修築頤和園，而經費拮据，主持海軍衙門之奕，提其一部分為工費，仍不足用。李鴻章函告曾國荃，謂太后聽政年久，請其提用餘款興工，於是海防費告匱。戶部尚書翁同龢主張節用，議定停購軍火。李鴻章深為失望，其復王文韶書曰：「現在籌辦膠州澳，已見部中裁勇及停購船械之議，適與詔書整飭海軍之意相違。宋人有言，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雲節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會奕病死，內廷無人能為李鴻章援。自一八八八（光緒十四）年後，北洋未曾購置一艦，周馥曾密為李鴻章陳說利害，而李氏無可奈何，琅威理復以職權問題，辭職而去。海軍將士多為閩人，自成一系，中有留學於外國者，頗輕丁汝昌。陸軍時稱足以一戰，實則平定內亂之勁卒，難與列強之兵相比。事定之後，湘軍大半解散回鄉，淮軍雖受常勝軍之影響，購用洋槍利炮，然而人數無幾，紀律廢弛。綠營八旗操用古代兵器，腐敗不堪，以之拒戰曾受嚴格訓練使用槍炮之精兵，自不能勝，況後召用烏合之眾耶！
日本自維新以來，陸軍採用法國軍制，實行徵兵，其將佐皆為曾受軍事教育之學生，營中之軍械設備，概仿之於西方，其軍隊之勇敢善戰，無異於歐兵。其海軍仿自英國，劃定軍港，造船購艦不遺餘力，創設海軍學校，教育人才。其水兵體壯力強，訓練有素，而政府尚以海軍實力不及中國艦隊，一八九二（光緒十八）年，國會否決內閣擴充海軍之預算，明年，內閣再行提出海軍之計劃，國會仍持不可，天皇詔省宮廷費用，減少官吏俸金，以之補助海軍經費，議院始肯讓步，通過預算，海軍實力為之增加。李鴻章比較兩國海軍，略稱華鐵艦每小時行十五海里，日則十六海里；定遠、鎮遠大炮口徑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島等四艦，則配三十四生特大炮，並快放炮，又在英購鐵甲船。其言發於一八九三年，非戰敗後之辯護，頗為可信。更就工商業而言，日本之進步可觀，中國遠非其比。總之，自戰鬥力而言，日本於時頗占優勝之勢。
中日之戰，由東學黨之亂促成，其黨為民間半宗教之秘密會社，舊稱天道，創於崔濟愚（初名濟宣），稱得天主之啟示，授以仙藥咒文，又謂儒釋道各有所短，今取其長，以誠敬信為要諦，煽或愚民，一八六四（同治三）年，被捕處斬。其族人崔時亨傳得其法，秘密宣傳，信者日多，其原因則朝鮮政治腐敗，財政困難，賦稅加重，遇有天災，韓王不恤其苦，而社會不安，人心思亂也。其徒愚陋無識，反對外人，排斥耶教。一八九二（光緒十八）年，開會於全羅道參禮郡，有眾數千，議定為教主雪冤，請願於觀察使，未能如其要求，明年三月，至漢城請願，跪於宮門之外。韓王不收稟帖，飭其退去，會排外之傳單發現，外人頗為驚惶，日人晝行佩刀，以備萬一。四月末，崔時亨召集其徒於忠清道報恩縣，眾至數萬，韓王遣使將其解散。又明年，全羅道古阜郡農民抗稅，首領全臻准乘時托東學道起兵，其地人民強悍，素稱難治，附者益多，旗號稱討倭斥夷，官兵討之，反為所敗，韓王遣員招撫，亦未成功。其黨勢盛，揚言直搗漢城，匡君救民。招撫使洪啟薰密請韓王向中國乞援，中國時有兵艦泊於仁川，先曾為韓運輸軍隊，日本使館人員詢問韓官，華兵曾否登岸？以為本國尚未得報也。李鴻章得報，以為日人之意，唯在照約通知，袁世凱勸說韓臣乞援，李熙乃以為言，袁氏電報天津。李鴻章復稱須由韓王自請，其心以日本政黨爭權，無暇外顧，即如多事，不過以保護使館為名，調兵百餘入漢城耳。
六月三日，韓王正式乞援，五日，上諭出兵，總署電令駐日公使汪鳳藻通知日本。六日，公使照會外務省，內稱韓王乞援，中國出兵，亂定即行撤還。中有「派兵援助，為我朝保護屬邦之舊例」。外務卿陸奧宗光請其修正，不得，明日，照復聲明「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口頭上告以日本出兵。初朝鮮亂熾，參謀部另得報告，決定出兵，著手預備，其根據則濟物浦條約也。斯日，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總署，日本出兵，九日，總署照復日使，稱日保護公使領事以及商民，無多派軍隊之必要，不必進入朝鮮內地，以免發生事端。李鴻章亦向天津日領說明，蓋互相商後之結果也。十二日，陸奧訓命小村反駁總署之照會，稱其出兵不受限制，日軍依紀律節制而行，決無衝突之虞。中日出兵，韓廷頗為驚慌，十一日，全臻准率其死黨逃匿，東學會就撫，二國軍隊均無留韓之必要。其先袁世凱電請出兵，列強駐韓公使曾以之為言，日使大鳥圭介時在本國，其書記鄭永邦亦勸中國出兵。及日出兵，大鳥回任，漢城未有擾亂，亦無華兵。韓廷對於入城之日兵，感受不安，公使又多非議。大鳥電請撤兵，不得，袁世凱詰問前言，大鳥頗處於不利之地位，十一日，電請新來之兵不必登岸，不如撤回，明日，與袁氏面談，謂華兵勿來，日兵可撤。其時日本政策尚未決定，出兵未有與中國交戰之意，故大鳥初請撤兵也。中國方面，總署大臣必欲韓亂平定，不同意於立時撤兵。
六月十四日，日本內閣會議，首相伊藤提出整理韓政之草案，中日二國委員若干，共同辦理四事：（一）調查財政；（二）裁去冗官；（三）設警備兵；（四）募集公債。會議席上，陸奧要求予以充分之時間加以考慮，結果認為非改革韓政，則不撤兵，中國拒絕其請，則單獨行動，十五日，商於伊藤，伊藤表示贊同，於是決意進行。陸奧電告大鳥撤兵宜緩，藉口調查韓亂完全平定，作為延宕。十六日，陸奧招見汪鳳藻，面談整理韓政，提出（一）（二）（三）項辦法。明日，汪氏允許電告總署及李鴻章，而陸奧更以照會予之。李鴻章得報，表示反對，總署王大臣亦然。二十一日，總署訓令汪使照會聲稱朝鮮善後事宜，由其自行釐革。且曰：「中國尚未干預其內政，日本最初承認為自主國，更無干預其內政之權。」李鴻章電告交涉於袁世凱，且曰：「如有別項要求，任他多方恫喝，當據理駁辯，勿怖勿餒！」其言本於昔日對日交涉之故智，實未明了日本外交之政策。及其決心進行也。國際上之習慣，一國政府對於外交上利害之重大事件，非慎重考慮，決意實現，殆不願正式提出，交涉固迥異於閒談。李鴻章欲以空言駁斥，其何可能！二十二日，陸奧照會汪使曰：
貴使照會內閣本大臣依本國政府訓令，拒絕日本政府關於朝鮮變亂鎮定及善後辦法之提案。……帝國政府甚為遺憾，征諸既往之事跡，朝鮮半島常呈朋黨爭鬩內訌暴動淵叢之慘狀，確信可以如斯繼續發生事變者，由於缺乏完成獨立國責守之要素，慮及疆土之接近，及貿易之重要，帝國對朝鮮之利害，甚為緊切重大，因是不能拱手旁觀彼國內之慘情悲況。當情勢如此之時，帝國政府置諸不理，不僅有悖平素對於朝鮮所抱鄰交之友誼，且不免不顧我國自衛之誚。……非協定將來足以保持該國安寧靜謐，並保證政治得宜之辦法，則帝國政府決難撤兵。且帝國政府之不遽行撤兵，不僅系遵守天津條約之精神，且為善後之防範。本大臣如斯披瀝胸襟傾吐誠衷，假令貴國政府所見相異，帝國政府亦斷不能發令撤去現駐朝鮮之軍隊。
照會說明日本之立場，措辭堅決；中國之反對，久在陸奧意料之中。斯日，開御前會議；明日，樞密院會議，均未發生異議。外務省派員往韓傳達政府旨意。大鳥自奉新訓令後，態度大變，與武官協商，不理袁世凱之交涉。袁氏電報李鴻章，主張用兵。大鳥決意挑釁，二十六日，上書韓王，陳說改革，其心以為尚或不足挑釁，久欲提出朝鮮之宗屬問題。其擬定之步驟，如朝鮮承認屬邦，則令其撤回公文；如稱自主，則告以清兵現稱保護屬邦，日兵可助朝鮮逐之；如稱內治外交自主，則詰以鎮定內亂，屬於內治，強其否認屬邦。二十八日，大鳥照會韓廷引用汪使保護屬邦之語，問其是否為獨立自主之國，朝鮮君臣驚惶無主，袁世凱奉令向其說明，否認宗藩，中國將即興師問罪。韓王進退兩難，與袁氏協商，照復大鳥，諉稱不知汪使之言，內政外交均為自主。大鳥更與袁氏逞氣辯論，七月三日，向韓提出改革草案，分五綱領，共二十五條。後二日，其政府擬定之改革案，始由委員攜至。韓廷遷延不復，大鳥限以時期。七日夜，韓廷照復派員協商，其應付之策略，則謀延宕，乞援中國，李鴻章則請俄國干涉。大鳥不欲遷延時日，向外務省建議，包圍韓宮，伊藤及元老不可。陸奧則表同情。又值英使調停失敗，俄國態度中變，十三日遣使赴韓，傳達密令。其扼要之語曰：「促成日清之衝突，為今日之急務，為斷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一切責任，余自當之，故該公使絲毫不須內顧。」伊藤仍不同意於挑戰，十九日，外務省訓命大鳥慎重辦理，陸奧固信其仍欲執行前議，其謀造成戰禍久矣。大鳥與韓使磋商改革草案，未有結果，十九日，得陸奧傳達之訓令，時值袁世凱歸國，無人為韓設謀，日兵自由架設漢城、釜山間之電線，強築兵房。二十日，大鳥照會韓廷謂中國公文稱朝鮮為屬邦，違反日韓條約，清兵亟應退出境外，限其於二日內答覆，同日，又致照會，謂中韓通商章程，有屬邦或藩封字樣，朝鮮宜發宣言將其廢除。二十二日，韓廷以推諉之辭答覆，夜間，日兵準備占領王宮，明日拂曉，大鳥照會韓廷，稱將用兵。日軍開始行動，包圍王宮，解除韓兵武裝，慫恿大院君復出。二十五日，大院君宣言廢除中韓一切章程。
李鴻章自得日本不肯撤兵改革韓政之照會，漸知時局之嚴重，值俄駐京公使喀西尼（A.P.Cassini）出京。李氏平日深信日本畏俄，說其干涉，喀西尼聲稱斷不容日妄行干預；其政府固不如此堅決也，其政策則謀維持朝鮮之現狀。六月二十五日，駐日俄使奉命往詢陸奧日本撤兵，陸奧說明撤兵條件，中國承認中日共同改革韓政，或由日本單獨實行，即行撤兵；復向俄使申說日本之地位，一為維持朝鮮之獨立安全，二不挑戰，其意則欲避免干涉也。三十日，俄使照會日本，忠告其容納朝鮮之請求，將兵與華兵同時撤退，拒絕其請，應負重大責任。陸奧協商於伊藤，不受俄國忠告，訓令其公使說明，七月二日，照復俄使，日本政府決無侵略朝鮮疆土之意，如全平安，即行撤兵。十三日，俄國表示滿意。二十一日，再有聲明，陸奧保證前言，俄國遂無異議。同時，英使歐格納亦力調停，其目的則維持東方和平，保護英國商業及防俄國活動也。駐日英使迭與陸奧磋商，議定中日開會協商。歐格納從中斡旋，定於七月九日開會，及期，小村至總署與王大臣協商，奕劻要求日本撤兵再商韓事，毫無結果。小村告知英使，英使嘆惜，再向總署勸說，亦無效果。陸奧利用時機，十二日，訓令小村警告中國，後二日，小村照會總署，述其政府訓命。其堅決之語曰：「中國政府依然主張撤兵，毫無傾聽我政府竟見之意……今後倘生不測之變，我政府不負其責。」總署將其語意，電告李鴻章，謂「無轉圜之機，本日（十六）已有廷寄命決進兵之策」。李氏主張慎重，歐格納再事調停，而日本之態度轉強，提出中國萬難接收之條件。二十一日，英外相訓命公使向日提出覺書，有開釁則日本政府不能不任其責之語。明日，陸奧復書說明日本之立場，英無表示，但請戰事若起，不得擾及上海及其附近，陸奧許之。美國時於日本接近，除向日提出勸告外，別無活動。
時局趨於嚴重，李鴻章蓋知中國陸海軍之實力，不敵日本，對於朝廷未曾明白奏報，或不顧忌諱陳說大計，對於日本亦無應付之策略，初則拒絕協商一切建議，繼則唯賴俄國之干涉，忽略歐格納之調停，尤為失策，英使往訪奕劻，陳說中國如願整理朝鮮內政，保護其土地，可催日本商辦，總署電告李氏。其復電則稱整理內政，中國向辦不到，何能遽允！如照日本原議，斷難商辦。七月九日會議之決裂，固於此有關。造成戰禍，陸奧之急切志願也，乃得有所藉口，態度轉強，其警告中國之公文，傳達大鳥之密令，相繼發出，而俄政策又變，時局更難挽回，李欲讓步解決，十七日，電告總署曰：「唐紹儀元電，大鳥擬草韓政各條，多切時弊，俄又同見，如遽以兵力爭阻，恐生枝節，俟袁至津稍痊，面稟，籌與小村妥商，但能無損大局，即幸甚。」時袁世凱託病回國，唐紹儀代之，小村有來津之說也。總署復電，稱其所請，無論如何，斷不可輕允。明日，李氏再有電請，無如朝廷用兵之議決矣。慈禧太后先已歸政，其年適值六十壽辰，籌備慶祝。光緒年少未曾經事，其親信之師傅，則力持反對建築鐵路、購置軍火之翁同龢也，囿於環境，對外知識殊為淺陋，主張用兵，暗示親臣交章論戰，及日本不肯撤兵，迭飭李鴻章添兵。李氏主張避免釁端，朝臣論其失機，並及總署大臣，要皆不知國內之情狀，日本之實力，輕信浮言，指摘時事，動於情感，放言高論，毫不切於實際，如曾廣鈞奏言大滅日本、余聯沅條陳進規東京之類。其人識見同於王炳耀《中日戰輯》所記之時論曰：「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其較為明達事理者，如侍讀學士文廷式之奏疏，學士為光緒親臣，謂越南之事，中國猶不惜竭兵力以爭之，故能稍安十年。十年之安，由於一戰，實非吾人之所知。其密陳之四端，明賞罰，增海軍，均就平時練兵設防而言，遠水豈能救得近火乎？審邦交，則言連結英德諸國以拒倭人，倭人亦必回心與中國協議。大患在前，猶能指揮如意，別樹敵國，聰明者翰林學士也！戒觀望，則請出兵拒抗倭人。末後又言淮軍之宿將勁兵，十去六七，今所用者，大抵新進未經戰陣之人。奏疏前後不免矛盾；拉雜之言，作為廟堂議論，能不敗乎！
朝議主戰，奕劻不敢負責。七月十五日，奏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數人，會商交涉。翁同龢、李鴻藻奉旨會同詳議。二人之在朝廷，久與李鴻章為敵，主戰派之氣焰益張，翁氏門生張謇言之尤激。張氏初在吳長慶幕中，隨之渡韓，斯年恩科，考中狀元，迭向恩師進言用兵。李鴻章之勢益孤，清議斥為誤國。光緒因之一意主戰，商於太后，太后僅言不准示弱。據翁氏日記，十六日帝欲議處李鴻章，明發宣戰諭旨，但皆未行。帝意既定，無怪總署拒絕李鴻章與小村協商也。關於軍事預備，淮將先請撤兵回國，帝降諭曰：「彼頓兵不動，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將來進剿，徒勞往復，殊屬非計。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說，恐大舉致討，即在指顧。」至是，又諭李鴻章：「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明日，李氏尚電總署謂小村若來，先商大略，即撤兵何如？朝廷固不之許，小村亦未來津。其時淮軍二千餘人駐於牙山，歸葉志超統率，一部分由聶士成將之剿匪；至是，李鴻章雇英船載兵自津往援，船有名高升者，載軍火尤多。左寶貴、馬玉昆則自陸路奉令將兵入韓。日兵之在韓者一萬餘人，多在漢城。二十三日，艦隊備戰，自日本出發，奉有攻擊之密令。二十五日，於朝鮮豐島附近，遇見護衛運輸之華艦二隻，發炮轟擊，華艦於未宣戰之前，不意即有襲擊，處於不利之地位，發炮應戰，一沉一逃，高升俄亦擊沉時。人譏議管帶方伯謙之畏怯，殆為冤獄。日本宣傳華艦首先開炮，則為避免責任之計，全不足信。近時其歷史學者固已承認矣。
綜觀中日之戰，多由於陸奧及陸軍海軍長官之造成，其所顧忌者，唯列強之干涉耳。二國之爭執時起，禍根隱伏，迄無解決之辦法。其野心之外交家乃欲利用時機，造成戰爭，一則處於戰勝者之地位，一則居於敗辱情勢之下，締訂條約，解決一切，其計至狡。蓋中國之財力軍備均不敵日，明了中國實狀之日人固皆知之。中國於時一無準備，對韓既不能改革其秕政，又不能監督其外交，對日亦不協妥，士大夫徒唱高調，唯有出於戰爭之一途。然則戰爭殆不可免乎？曰，斯又不然。交涉之起，可用外交方法解決，李鴻章果有遠見，先與日本協商改革之草案，固無重大之困難，且其計劃非於此時始行提出也。不幸時無確定之政策，專賴他人，坐失時機，及至時已嚴重，朝議紛紛，挽回實屬不易，況韓宮之包圍，豐島之海戰，相繼發生乎！李鴻章之失策殆無可諱，彼倡清議之士大夫，主持戰議，實日本野心家之所希望者也。其人平日囿於見聞，迂腐固執，除作八股或類相近之文字而外，多無他技，乃揚眉吐氣，論列是非，能不敗壞國家大事乎！「誤國之罪，等於賣國」，雖有為而言，豈謂此耶！日本學者有謂戰爭起於艦隊出發之日，固有所見；軍閥有意挑戰，更何足責！七月二十五日，海軍戰起。駐於漢城之日軍，向牙山出發，淮軍時在朝鮮者共四千餘入。明日，二軍斥候交戰。二十七日，唐紹儀潛行去韓。明日，韓廷給予大鳥公文，請日驅逐清兵。又明日，二軍交戰，葉志超率敗兵退出牙山。其原因則淮軍無幾，而日軍器械較為精利，葉志超且先得有後退之令也。八月一日，二國下詔宣戰。
淮軍自牙山退於平壤，聶士成所部踵至。平壤在朝鮮之西北部，舊稱箕子故都，負山帶河，形勢險要。清廷先已命將統軍由陸路渡鴨綠江而入朝鮮，其時鐵路唯有自天津至山海關一段，運輸不便，幸援軍已至，全軍人數約一萬五千，勢難反攻，乃建築塞壘，為固守之計。日軍亦待援軍方始進攻，九月分路包圍，十五日，開始猛攻，奪取北門要塞，總兵左寶貴戰死，守兵退入城中，遍掛白旗，約定次日獻城。及夜，葉志超率軍，棄平壤出逃，退守鴨綠江西岸，朝鮮遂無清兵。其敗潰者，一由兵士人少，一由指揮不一，葉志超奉命總統諸軍，曾請辭職，蓋知其難。諸將多無勇敢之氣，指揮之方。兵士又無紀律，殘暴專橫，搶劫財貨，役壯丁、淫婦女，安能望其力戰？損失頗為重大，李鴻章二十餘年所練之精兵，敗於此役若此之易，固非日將始料之所及。後二日，海上亦有大戰，初敵艦活動，而北洋艦隊未有功績，朝臣爭論提督丁汝昌之畏怯，皇帝下詔切責。九月，李鴻章令其率艦隊護送陸軍出發，抵於鴨綠江口大東溝。艦隊有鐵甲船二，快船十，共三萬五千餘噸，另有水雷艇四隻。十七日，日本艦隊游弋黃海，與之相遇，其司令伊東祐亨下令前進。其艦隊有船十二，約四萬噸。中國之鐵甲船，大於日艦，而日船之快速新炮，則非華艦之所及。其開炮互擊也，日艦列一字陣形，華艦作人形陣勢。交戰四小時，北洋艦隊大亂，致遠艦長鄧世昌力戰，全船沉沒，丁汝昌督戰受傷。斯役也，華艦沉沒者四，死傷六百人，日艦重傷者三，其司令之坐艦與焉，死傷二百餘人，勝利歸於日本。其勝戰者，多由於將士勇敢，操練有素，而能臨危不驚，發炮命中。中國則將佐不能合作，激戰之時，快船有旁觀駛去者，鐵甲船作戰最為勇烈。據濮蘭德之《李鴻章傳》，艦中火藥，有以細石子充之者，其言雖無明證，而軍火以部議停買，固不足也。戰後余艦逃入旅順軍港，日艦未曾追捕，遂握中國海上之自由航權。
陸海軍相繼戰敗，中國別無精練之軍隊、強有力之艦隊，可以作戰，勝負之局已定。論者謂李鴻章主張議和，遲遲出兵，為敵所乘，以致喪師辱國。平心論之，果先出兵，淮軍人數亦不能多於平壤之守兵，誰能定其必勝乎？李鴻章先請募兵，朝廷尚不之許，論者之謬見，由於不知日本維新後之實力，意欲宣揚國威，深信小國竟敢欺辱大邦，可得一戰敗之也。總署大臣得報，李鴻藻謂李鴻章有心貽誤，其言不知何所根據，李鴻章之主和，原為國家之利益，及宣戰後，嚴飭所部將士力戰，今實信而有徵。翁同龢與辯者爭論曰：「高陽（李鴻藻）正論，合肥（李鴻章）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朝議遂決，奏上，李鴻章奉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奪黃馬褂。皇帝詔恤戰死之將士，重懲兵敗之大員，藉以鼓勵人心。李鴻章及其屬員迭為言者參劾，其婿張佩綸留於幕中亦受惡名，奉旨去津，但仍無濟於事。總之李鴻章掌握大權，任用私人，雖有相當之責任，而其改革之計劃，則為朝臣所阻撓，對日交涉雖曰處置失當，然而戰議倡於朝臣，最後決於皇帝，中國之失敗，要多由於淺陋無識之士大夫也！淮軍既敗，朝廷調遣兵勇，諸將爭出厚餉隨地招募，軍械則出重價，秘密向外購運，費用不足，則借外款，識者固知不能再戰。二十七日，太后召見翁同龢，飭其傳達旨意於李鴻章，請俄干涉議和。翁氏自稱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其所謂世者，實指固陋之士大夫而言，國家之利害，不敵一己之虛名，夫復何望！太后命其傳旨責問，始肯應命。十月初，李鴻章奉密諭進行。十日，歐格納至津，勸其早日議和，李氏淡然視之。十二日，喀西尼自煙臺返津，李氏請其干涉，未有結果。歐格納返京，向恭親王奕訢建議朝鮮獨立、賠償兵費以和。其政府頗欲和議成功，商於他國共同干涉，不幸為中國所拒。奕訢自免職後，家居養病，至是，朝臣迭請起用，冀其挽回頹勢。殊不知事前尚易補救，一旦戰事爆發，英哲才能之士，常難挽回，況中材如奕訢耶！吾人今雖為之失望，而奕訢之見解，固高於不知事理之書生，起用之後，傾向和議，其助之者，唯孫毓汶、徐用儀耳。奕訢多所顧忌，不敢進行，翁同龢聞知英使建議，斥其不應如此要挾，其言可謂不識是非利害。朝臣志銳奏請以款二三千萬餌英伐倭，文廷式等亦以為言，且謂張之洞已有成說，牽強之文人，可謂極牽強之技矣！其人仍持戰議，或謂日本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日而語，或謂斷其各口通商四五月之久，則將自斃，或謂李鴻章有心貽誤，聞敗則喜，聞勝則憂，而「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為螳臂當車，應時立碎」也。主持清議之文人，故作大言，實際上則頗惶恐。梁濟在京，其日記曰：「平壤一敗，士大夫交頭接耳，驚疑變色，妄信訛言。上封章者不知致敗之由，盈廷皆督戰責效之人，請招兵增兵調兵進兵而已。」且有送眷避難者，廟堂則大言欺人，和議遂作罷論。
日軍自據平壤，肅清朝鮮境內，進行遲緩，司令名山縣有朋，是為第一軍。清兵退守鴨綠江下流，以九連城為中心，淮將劉盛休、提督宋慶、將軍依克唐阿奉命率兵往援，十月二十四日，日軍小隊自上流渡江，明日，大隊以炮掩護架橋渡江，守兵不支，退守九連城。敵軍攻陷城外東北之高山，以拊城背，守兵逃往鳳凰城，俄再退守摩天嶺，嶺在奉天之東部，山道崎嶇，易於防守故也。日軍據有東邊城邑，後中國援至，十二月，兩軍激戰於海城城外，清兵不支而退，日軍乘勢奪取海城。方第一軍之將進攻也，日本另派第二軍來華，大將大山岩統之，十月二十四日，自花園港皮子窩（一作貔子窩）登岸，日船運輸軍隊，未曾顧慮北洋艦隊之襲擊。丁汝昌後以日軍將至，先率艦隊歸於威海衛，意欲將其保全也。旅順炮台亦無動作。十一月初，日軍開始活動。六日，進攻金州。金州者，旅順之門戶也，東北有山，形勢厄要，守兵力單，未能據守，徒防空城。日軍攻之，炸門而入，守兵敗集於大連灣，全軍為之喪氣。初淮軍劉盛休所部駐防旅順、大連，及平壤敗後，往援九連城，朝廷命將募新軍守之。七日，日軍分三路進攻大連，陷之，其原有之大炮槍械，反而資敵，旅順益危。大山岩休軍十日，敗報達於北京，朝命宋慶往援，途中與日軍相遇，激戰不勝。二十二日，日軍大舉進攻旅順，海軍助戰，陷之，炮台先曾雇用德國軍事專家築成，依山而立，頗稱堅固，敗兵不能為一日之守。日兵入港，以俘虜遭割肢體，怒稱敗兵改裝逃走，捕殺約二千人，以為報復，亦云慘矣！朝廷得報，李鴻章奉旨革職留任，摘去頂戴；宋慶亦得處分。朝臣以為淮軍不可復用，改用湘勇。初戰禍起，湖南巡撫吳大徵自請率勇出戰，吳氏平日練習擊射，以為湘人可用，朝廷許之，奉命駐防山海關，詔前湘將魏光燾、陳湜募勇北上，並飭招用獵戶，又為搗穴之計，籌備東渡、初命劉永福，而劉氏復言不可，改招廣東漁船，亦未成行。朝臣之視戰爭殆為兒戲，迂腐無識，何至於此！明年，吳大徵奉命出關，諸將先已退守營口。二月，日軍進攻，陷之，二軍始得聯合，守兵退至田台莊。三月九日，二軍激戰，守兵大敗，遼陽危急，帝促欽差大臣劉坤一出關督師。
自黃海戰後，日本海軍之聲威大振，保護運船，第二軍之取旅順，艦隊亦有力焉。北洋艦隊則匿於軍港，不敢再出，朝旨調南洋兵艦三隻共守渤海，初英國以為戰爭妨礙其商業，請於日本劃上海及其附近為局外之地，日本許之。其輿論謂上海設有機器局，製造軍火，運往戰區，而政府固不敢違反前言，攖觸英國之怒也。長江下流無須軍艦防守，其困難則南洋艦隊之戰鬥力，遠非北洋之可比，一旦駛出長江，日艦可得全數毀滅之也。劉坤一奏稱不可，及旅順失守，旨調四船北上，新任江督張之洞電告李鴻章曰：「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縻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其言抑何可哀！李鴻章乃飭丁汝昌嚴守渤海，余艦匿於威海衛。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一月，日本決定攻取威海衛，兵艦炮擊登州，以分守兵之力。十日，陸軍約二萬人自榮城灣上岸，其地在威海衛之東，不足百里，而竟不顧華艦之襲擊。北洋艦隊時已埋置水雷於港口，以防日艦之駛入，其主因則為軍火不足，士氣沮喪，而政府且欲保全余艦也。榮城陷後，日軍進攻威海衛炮台，丁汝昌先恐南幫炮台不守資敵，請於守將毀之，不得。三十日，炮台失守，日軍將其修理，炮擊泊於港內劉公島之華艦，艦隊助之，北洋軍艦遂困守於絕地。日艦施放水雷，破沉鐵甲船一，快船數隻，余船不堪再戰，水兵不聽指揮，外員勸丁汝昌出降，伊東祐亨先且致書說之。二月十二日，將士致書伊東請降，約其毋傷軍民，伊東復書許之。十四日，議妥條件。後二日，海軍出降，丁汝昌先已自殺，將士亦有死者。初朝臣迭參丁汝昌，李鴻章為之力說，部下又為之請，始免於禍。平心而論，海軍實較陸軍能戰，時人固不之察，投降則犯罪至重，家屬將或牽及，至於情勢之危急，雖戰亦無效果，徒喪人命，而朝廷固不之間，必將查辦，死則尚可認為忠臣，而保全其家屬也。北洋艦隊於是消滅。
平壤大東溝敗後，日軍尚未侵入國內，即行議和，尚或不至如馬關條約之屈辱，太后、恭親王、孫毓汶等均有此意，英使出而調停，其政府商於他國，將欲干涉，不幸以不明事理之主戰派之斥和，未能進行。及九連城失守，第二軍登岸，太后深為煩惱。十一月一日，召見軍機大臣，垂問計將安出。孫毓汶奏請各國調處，奕劻請命恭親王督辦軍務。二日，旨下。三日，奕訢邀請各國公使來署議商調停，其提出之條件，則為中國承認朝鮮自主，賠償日本兵費，又電駐外公使向其外部婉商，無奈形勢迥異於前，俄德不願與聞，獨美使田貝（Charles Denby）頗為努力。六日，駐日美使奉命照會外務省，稱其政府願意調停。陸奧初置不復，而中國軍情日急，金州、大連相繼失守，太后遣總署大臣張蔭桓至津，密商於李鴻章，進行和議。李謂派大員前往，將為日本所輕，請派天津稅務司德璀琳往。其函告奕訢謂權宜以頭品頂戴授之，給予公函，遣之東渡。十九日，德璀琳往日，伊藤不肯接見，遣其侄來晤，奕訢聞美可以調停，召之回國。會日外務省致覺書於美，婉謝調停，並謂中國尚無同意於滿足媾和基礎之誠意，陸奧向美使私語，謂兩國議和文件，仍由美國傳達。總署得報，請託美使電問日本，將以何種條件為媾和之基礎，日本則謂和議之前，不能公布條件。旅順時已失守，援軍不利。十二月七日，李鴻章密函奕訢建議於上海或煙臺會議，奕訢決定以上海為會所，商請田貝電報東京，而日本拒絕，但謂無論何時，均可開議。慈禧太后主張和議，已與光緒不協，光緒受其親臣主戰之影響，以為北方氣候嚴寒，日軍不能忍受，援軍反攻，將即敗之，但以太后之命，詔授張蔭桓及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專使。明年一月五日，特降諭旨曰：
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張蔭桓、邵友濂現已派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事件，所有應議各節，凡日本所請各節，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許，懍之慎之！
兵敗之後，屈而議和，尚有若此之限制，和議何能有成？光緒蓋迫於太后之命，蓋無議和之誠意。張氏出京往申，未奉即日東渡之命，與邵友濂滯留於滬上，其主張則和戰並行，統兵大員不可意存觀望。據其奏疏，行抵通州，接翰林學士准良書，謂其以一身任天下之怨，到滬奏陳一戰，請旨回京，及抵上海，則「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詆譏，互相傳播」。其人或勸其自為身謀，或倡高調詆毀，戰事究作若何結束？國內之損失，將若何減低？並無明言，而徒意氣用事，識見毫無，身居租界，依託外人保護，既不應召殺敵，又不毀家紓難，而猶揚眉吐氣，以博高名，尚知人間羞恥事耶！而在當時則為清議，清議之誤國殃民，由來久矣！其在京中，御史安維峻請殺李鴻章，並言太后干涉朝政，將無以對祖宗天下，和議實由李蓮英左右之等語，其放言高論，毫無忌憚，無怪光緒欲重懲之也！太后亦欲戰後，整頓言官，言官不善利用言責，固害多利少也。日本政府先由田貝傳達總署，會議於廣島，明年一月，日軍進攻威海衛港。十九日，總署電轉諭旨飭二使東渡，二十六日，渡日。日本政府得報，陸奧擬定交涉之方針，協商於伊藤，最後決定議和條件，嚴守秘密。其原則由陸奧擬定，中國承認朝鮮自主，日本以戰事勝利，要求割讓土地，賠償兵費，二國議定商約，交還俘虜。御前會議決定採行，其時日本海陸軍作戰，無不勝利，日人之希望甚奢，文武官之意見不協，而又顧慮列強之干涉，頗難於決定也。明治詔授伊藤、陸奧為全權大臣，三十日，張、邵抵於廣島，二月一日，與日代表相見，互勘全權證書，而清使所交者則為國書，日方不收，乃以敕書示之，中有「電達總理衙門請旨遵行」之句，陸奧問其有無專對議決之權。明日，張、邵復稱其權一如日使，伊藤仍謂全權不足，不能開議，指摘中國外交多無誠意，和使之來專為試探消息。張、邵請換證書，日使亦不之理，會議絕裂。伊藤獨與參贊伍廷芳語，明日再談，建議恭親王或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又謂廣島為軍事重地，命船送使歸於長崎。蓋日方懷疑清廷尚無誠意議和，會議之先已有考慮，且其要求之條件關係重大，非中國大員磋商，殆無結果。張、邵二使均非其人，故其來至廣島，日方不肯予以發電之便利，先已不願與之協商條件矣！
和議失敗，朝廷欲加二使全權大臣，改換詔書，而日本拒絕。其外務省由美使轉電中國，謂和議無論何時可以再開，總須中國改派「從前能辦大事位望甚尊聲名素著之員，給與十足責任」。其時東北援軍敗潰，威海衛失守，光緒無法，始肯遣派李鴻章東渡，迫於太后之命，二月十三日，召之入京。總署商請美使傳達日本，十七日，外務省電稱除允償兵費、朝鮮自主而外，若無商讓土地及辦理條約之全權，即無庸前往，後二日，再以為言。李鴻章應召入京，與樞臣會商，或言非割地則和議無成，或言地不可割多給兵費，李鴻章請翁同龢同往，而翁氏不可，往謁公使，亦無法補救，終迫於勢，二十六日，總署由美使轉電日本，略稱和使有討論各問題之全權，割地之議遂定，全權證書底稿，亦先寄往日本。日本政府未有異議，決定於馬關會議。三月五日，李鴻章出京，有參議李經方，參贊伍廷芳、馬建忠等自津乘德船東渡；十九日，抵於馬關。明日，與日使伊藤、陸奧相見於春帆樓，互勘敕書，光緒頒發之詔，未曾簽名，日方未事苛求。李鴻章要求休戰，伊藤約以明日答覆，請其就館，李氏亦答以明日，乃泛論中國之改革，會散李氏電報總署，並言日艦往攻澎湖、台灣。及期，伊藤提出休戰條件，中國交出山海關、大沽、天津城塞，守兵軍需鐵路，擔負休戰期內之日本軍費，約以三日答覆。李鴻章稱其嚴酷，礙難允行，將其電報總署，光緒令奕劻等商於駐京公使，均以先索和議條款為宜，諭旨則稱「停戰期內，許給軍費，如彼不允，則置不論，索其和議條件」。二十四日會議，李鴻章撤回停戰之議，請其提出議和條件，伊藤允於明日提出，日兵時自澎湖西岸上陸。會散，李鴻章歸館，途中狂徒出手槍擊之，中頰，流血不止，立時暈絕。日使前往慰問，日皇遣醫診視，下詔惋惜。其事發生，各國輿論皆不直日，將有干涉之意，日人亦頗驚惶，其代表乃欲緩和國際間之形勢，主張休戰，而閣員多不滿意，伊藤親往廣島協商，面奏日皇，日皇許之。二十八日，陸奧通知李鴻章，伊藤俄至廣島，三十日，議訂休戰條約，其範圍限於奉天、直隸、山東，期為二十一日。
李鴻章傷後，仍不忘國，其照會日使，仍請提出議和條件，朝廷聞其受傷，詔授李經方全權大臣。四月一日，日方提出和約底稿，共十一條，其主要者凡九。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立，廢絕朝貢典禮。二、割讓盛京省南部、台灣、澎湖。三、兩國派員勘定地界。四、中國賠償庫平銀三萬萬兩，分五次交清。五、二年內華人尚未遷出割讓地者，視為日本臣民。六、二國議訂商約，和約畫押六月後，中國照辦下列之條件：（一）開放順天府、荊州、沙市、長沙、湘潭、重慶、蘇州、杭州；（二）開放內河，日船得自宜昌駛往重慶，自洞庭湖駛入湘江，直達湘潭；西江達於梧州；自上海駛進吳淞江（蘇州河）達於蘇杭；（三）日商販運入口之貨，納值百抽二代稅後，豁免一切雜稅。日商販運土貨出口，及貨物於各通商口岸者，亦得免除雜稅；（四）日商將運出之貨，或運往內地之貨，暫行存棧者，毋庸納稅；（五）稅銀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照價輸納日幣；（六）日商所設丁廠，其運入之機器，只納進口稅，其製造之貨物，得照日商運人之貨物一體辦理；（七）中國修溶黃浦江口吳淞沙灘。七、條約批准交後後三月內，日本撤兵。八、日本為保障和約之實行，得駐軍隊於奉天府、威海衛。九、交還俘虜，中國寬免關係日本軍隊之華民。伊藤交與中國代表，限其四日答覆。
條件之苛酷無以復加。李鴻章電報總署，請其將割地索費密告英、俄、法公使。關於通商利益，則嚴守秘密，患其有利可圖，協而謀我也。總署大臣商於三使，未有結果，樞臣之意見不一，未有訓令。李鴻章先已飭其屬員草成說帖，說帖以二國永久大局為立場，承認朝鮮自主，而於割地、賠款、通商三端，反覆哀辯，五日，交送日使。日本先時迭以親善為言，李鴻章亦欲以永久和睦減少條款，伊藤不為之動，六日，照會李鴻章，請其說明全案能否應允，或某款不能應允。李氏電報總署，稱日注重割地賠款，且曰：「若欲和議速成，賠款須過一萬萬，讓地恐不止台澎，但鴻斷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廣益，指示遵行。」樞臣時方齟齬，對於割地，大起爭論，奏報太后，懿旨則謂兩地均不可棄，蓋太后自去歲主張和議，與光緒不協，轉欲主戰以窘也。朝旨則令李鴻章反覆辯駁，讓地應以一處為斷，賠款應以萬萬為斷。八日，李鴻章電稱澎湖已失，敵已攻陷之地，爭回一分是一分，斷不放鬆其未占據之處；關於賠款，則請減少，商業權利則照最惠國待遇；一面應日方要求，草成節略，除割地賠款面議而外，均有切實之答覆，伊藤邀李經方密談，經方攜節略前往，伊藤多方恫嚇，以為提案一部分答覆，一部分面議，不肯接收，李經方回館。
李鴻章得報，立電總署，內稱時事迫急，允讓盛京邊境四城、澎湖列島，賠款一萬萬兩；又令屬員草成和約修正案共十二條，其要款則二國承認朝鮮自主，中國割讓盛京四城、澎湖列島；賠款一萬萬兩，關於日人商業，則照最惠國待遇，末附仲裁條款。修正案送交伊藤，十日，會議於春帆樓，陸奧適病，伊藤獨與李鴻章相見，提出修正案，減少盛京割讓土地，改賠款為二萬萬兩，減少商埠，刪去值百抽二代稅，取消疏浚吳淞江，放棄奉天府駐兵。李鴻章力請再減賠款，割地則遼東限在營口以北，台灣不必提出。伊藤不稍讓步，限三日答覆，且出恫嚇之言；明日，函稱其修正案為最後條款，望其四日答覆。蓋時日方聞知列強將欲干涉，乃先強迫李氏承認也。十二日，李鴻章再請會商一次，而伊藤復稱無可再議，李氏迭將困難情形，電告總署，並以和議決裂為憂。朝旨先曾飭其商減軍費，允許割讓澎湖，許日於金州、台灣開礦；十三日，再行讓步，主張收回營口、牛莊，割讓台南，如無可再商，一面電聞，一面即與訂約。李鴻章得旨、電稱難於商辦，和議倘或決裂，讓步之商業權利，將再提出，運兵船預備西渡，迭以事機緊迫為言。十四日，旨稱「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明日，二國全權大臣再會於春帆樓，作最後討論，其結果則遼地劃界，賠款利息，及占地軍費，稍有改變；關於通商事宜，日方放棄內地租棧，日幣納稅，日商開設工廠限於口岸。十七日，簽字，是為馬關條約，另成議訂專條，另約停戰展期專條各一。馬關條約凡十一條，茲言其要款於下。一、中國承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三、賠償軍費二萬萬兩。四、二國另訂商約，未成之前，許日享受最惠國待遇。五、中國開放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商埠，日船得自宜昌駛往重慶，自上海駛進蘇州、杭州。日商販運貨物得暫存棧，免除稅捐，又得於商埠開設工廠，製造貨物。六、威海衛許日駐軍，於賠款付清商約成立，始行撤退。七、交還俘虜，中國寬待關涉日本軍隊之臣民。專條則言條約以英文本為憑，另約規定威海衛駐兵及中國給費事宜，停戰則延長二十一日。
十八日，李鴻章率其屬員自日回津，遣員送約入京，朝野之非議蜂起。初戰爭期內，陸海軍莫不失敗，士大夫不能了解其原因，徒言將士不肯力戰，朝臣竟以牽強附會之傳說，不足憑信之謠言，上奏皇帝，如御史奏劾李經方於日開設銀行，與日主結為婚姻，甚者稱為日本駙馬。光緒擇其奏疏，諭李鴻章查辦。茲舉二事為證，一稱倭軍半系葉志超、衛汝貴等潰散之卒，由龍稚梅統率，鐵路總辦吳懋鼎以米八千包接濟倭軍，舉鐵路以畀倭，亦在意計之內。一稱天津船戶奉命運米兩船，將赴海口，悄將米包拆開，俱是火藥，惟面上是米，船戶赴關道首告，查驗果然，並有督署圖記，即赴督署稟陳，至今尚無發落。二事均為無中生有，而竟言之鑿鑿，其詆毀李鴻章無所不用其極，而識見愚陋何至於此！士大夫之無評判能力，由來已久。及張、邵議和不成，御史聯銜請戰，中云：「詣倭乞和，舉朝震驚，同聲悲憤，不知何人敢為皇上主此議者！恐大事從此去矣！……堂堂中國偶因兵事小挫，遂屈體於蕞爾之邦，至於我之遣使由彼為政，彼氣愈驕，我顏愈赧，彼方偃蹇而不顧，我更匍匐而乞憐，伊古以來，有此國體，有此人情乎！」其言多本於情感，究於時勢何補！國中無可戰之兵，缺乏槍械，財政紊亂，出重代價，向外借款，其將何以持久！凡此事實，朝臣疆吏固不之間，對於割地賠款之馬關條約之反對，原在意料之中。其人對於條約內容，或不盡知。張之洞首先反對，宋慶、劉坤一等亦以為言，朝廷諭劉坤一、王文韶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而其復奏仍為游移兩可之詞，會聞德俄法干涉還遼，言者益多，爭論悔約再戰。張之洞電請朝廷以賠倭者，以賂英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為功。急與俄訂密約，如俄助我，分新疆與之；如英助我，分西藏予之，並給以商務利益。又電其前屬員王之春向法外部商阻割台，其辦法可謂奇異之至，世界上聰明外交家，殆無若張氏者！名士康有為應試在京，聯合各省舉人草成奏疏，請遷都決戰。其文雖未上遞，然頗稱於一時，足以代表牽強附會之文人，本於捕風捉影之慣技，不知國中之情狀，紙上談兵，迂闊不切於事，徒博高名而已！戰禍之起，損失之重大，唱高調之士大夫，蓋有重大之責任，誤國之罪，其何能辭！其人既不毀家紓難，又不親赴前線，袖手高談，若處於第三者之地位，大貽禍於國家，豈得再倡高調耶！梁濟日記，曾論京官曰：「不知真正情形，妄為測度，竟說出傳檄而定，此國必亡，浮淺囂動，至於此極，溫州黃員一代偉人之名，而早令其眷屬逃難。順德李為滿朝文人所崇拜，而慮及隨扈，又慮及書籍遭楚人之炬。」其文作於日軍初入境內之時，朝臣竟惶恐至此，有勸其送老母出京者。清議固不能代表時論。
朝廷受其影響，又以三國將欲干涉，四月二十二日，電飭李鴻章改議賠款，李氏復稱不可，且曰：「為今之計，和約既不可悔，應簡派重臣赴煙臺，候換約時，剴切與商，或稍有濟。鴻傷病，莫能興，斷難往煙臺，且不可以一口說兩樣話，徒為外人訾笑。」二十三日，三國駐日公使各致通牒於外務省，要求歸還遼東半島於中國。初戰爭將起，英俄曾欲干涉，均以日本應付得法，以及二國不肯對日作戰而罷，及華兵退出朝鮮，英國尚欲干涉。迨日本戰無不勝，總署迭請列強調停，而英已改政策，轉而親日。俄國則以日本承認維持朝鮮之原狀，不肯調停，他國亦不願干涉也。俄國外相羅拔諾夫（Lobanov）於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中，尚謂無調停之必要。其先李鴻章入京，商請各國援助，未有結果，三月三日，再向德使陳說。德國政府得報，六日，訓令公使忠告日本要求大陸土地，恐將引起干涉。八日，德使照會日本外務省，陸奧以為英俄未有干涉之意，不肯讓步，其公使青木奉命向德外相疏通，外相仍欲進行，商請英俄合作，德皇威廉第二之意，欲其成功，可向中國索取代價也，然無結果。及李鴻章東渡，日方提出苛酷之休戰條款，總署再請列強幹涉，俄德許之，會李鴻章被刺，日方另提條款而罷。迨日提出和議條件，總署將其通知駐京公使，求其援助。日本應付之策略，則以中國權利土地，誘說列強，以求其諒解。其駐英公使向英外相聲明，日本既不反對俄得滿洲一部分土地，建築鐵路，又於英並舟山群島，德取東南一島，亦無異議。對於法國，當或另有條件也。德皇初謂和議條件平允，繼念黃禍，改變思想，其外相以為日據旅順，將危險於歐洲之和平，大使奉命活動於英俄。俄國財政大臣微德（Count Witte）以日據旅順，將妨礙其進行之計劃，羅拔諾夫亦言日並遼東半島，則北京危險，朝鮮之獨立徒有其名，四月八日，決定干涉。微德之主張，則謂日本拒絕要求，即令艦隊斷其海上之交通，而使其在大陸之軍隊，無所接濟。外相商於德、法、英國，德國許之，法國對於還遼，原無利害之關係，其外交政策則連俄國，凡其請求，無不許之。英國則拒絕加入，反以消息報告日本。至是，三國公使提出照會，尤以德國措辭為強硬，日本多方挽救均無成功。五月一日，外務省復稱日本除據金州而外，願還遼東半島，但為擔保條件之實行，得暫駐兵於其地，三國不許；於是中國利用時機，要求修約。
朝廷於三國干涉之後，諭令李鴻章與伊藤通信，為不放棄台灣之地步，李氏仍言難於補救，五月二日，總署電請駐日美使，轉商日本延期換約。及夜，伊藤電告李鴻章換約，須於停戰期內辦理，換後再行商改。李鴻章請其考慮割讓台灣。三日，帝派伍廷芳、聯芳同往煙臺，預備換約，擬給日本使臣照會，申請修約，一則關於三國還遼，一則關於割讓台灣。其換約與否，猶待最後訓令也。其時樞臣意見不一，太后不願有所決定。據翁同龢日記，先言一切請皇帝旨辦理，後飭樞臣會商一策以聞。光緒猶豫不決，心至煩惱，會天津忽大風雨，海嘯繼至，而日本堅持先行換約之說，三國亦無明顯之表示，始派使臣往煙。其主張換約者，首推孫毓汶、徐用儀，恭親王亦傾向之；其力持異議者，則翁同龢也。日本政府鑒於形勢之嚴重，及中國之要求，大為不安，五日，明治詔還遼東、遣使換約。七日，日使船抵煙臺，要求明日從速換約，並出恫嚇之言。八日十時，李鴻章電告伍廷芳，謂總署來電，三國均囑暫緩互換，業已再商日本展期，下午四時，總署電告李鴻章，忽稱三國不肯援助，著伍廷芳即與日使換約。其改變之原因，據翁同龢日記，翁氏先與孫徐力辯展期換約，光緒從之，其稱三國者，蓋為飾辭；及至換約之日，德使函稱不能援助，駐俄公使許景澄電稱俄國亦不過問，朝旨遂定。彷徨不能自主，專陪他人，結果如此，抑何可哀！李鴻章得旨，電告伍氏換約，一面電告伊藤謂前請暫緩換約之議，作為罷論，而伊藤允許延期五日換約之電文適至，無奈三國不肯援助，換約遲早，固無重大之意義。斯日下午十時，二國使臣換約，光緒下降朱諭曰：
近自和約定議，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行廢約決戰，以冀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出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熟籌審處，萬不獲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紛紛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近日關內外事情更迫，北則近逼遼瀋，南則直犯畿疆，皆現前意中之事。瀋陽為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廿餘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驚，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沖沒，戰守更難措手，是用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兼權，而後幡然定計。其萬分為難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詳，而天下臣民用當共諒者也。茲將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求興革，毋生懈志，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宜事事核實，力戒具文，以收自強之效，於內外諸臣，實有厚望焉！
詔文措辭，其何可哀！先無準備，何必敗壞國家，貽害人民！光緒俄再降詔申言前意，而朝野上下，仍言李鴻章誤國，訂成割地賠款之條約；殊不知於戰敗之後，敵人之氣正熾，而我居於屈服之地位，於其要求，勢常迫而許之。於此情形之下，和議代表往往難於補救，吾人多為情感所動，對於訂約之人，不能諒解其應付之困難。李鴻章受命之時，請派會辦，而朝廷不許，一人乃獨受謗。其書告新疆巡撫陶模曰：「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縻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其言多非飾辭，吾人今殊諒解其局中之困難。三國干涉還遼，日本所索代價，亦由其決定。十一月，二國訂成條約，其條件凡二：（一）中國付日庫平銀三千萬兩；（二）三月內日兵撤退。李鴻章與日使議商商約，中國請將領事保護華人載入約中，日本則欲載明改造土貨不完口岸正稅，相持不決。明年李鴻章出國，由總署大臣張蔭桓等交涉，訂成通商行船章程。其重要條款，多同於列強在華享受之權利，俄再議訂專約，在華日廠製造貨物之徵稅，同於華人設立之工廠。
遼東半島，以三國之干涉交還中國，而台灣、澎湖則仍根據馬關條約，割讓日本。初馬關和議，伊藤明言海軍往攻澎湖，三月末，占領全島，於是往來福建、台灣之船隻大感困難，台人驚恐，俄聞割台灣為議和條件之一，人心更為不安，暴動時起。朝廷以台灣新設為省，惜之過於遼東，多方避免讓與日本。張之洞奉旨接濟台官餉械，其巡撫唐景崧商於英國領事，由英保護，其提出之條件，則中國管理土地政令，而以礦產雜稅酬英，未有效果。奉命往俄之王之春時在法國，以之商於外部，外部答稱電令法艦往台，並約西班牙協助，以德皇反對而罷。台紳謀立共和國，五月，呈請巡撫唐景崧暫統政事，景崧自稱總統，宣布台灣為民主之國，召集國會，其議員每日得銀五角。總統電告各省大吏曰：「崧……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朝廷交涉既歸失敗，乃詔唐景崧回京供職，李經方為割台專使，以窘辱其父子，李經方託病推諉，奉旨切責，迫而渡台，交讓政權。唐景崧時在台北，台南由前黑旗軍主將劉永福管理，駐台軍隊頗眾。日久蓄兼併之心，固不肯放棄也。明治已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率艦隊陸軍前往；五月末，日軍自基隆東南海口登岸，台兵力戰而敗；六月三日，日軍攻陷基隆，守軍逃潰，沿途搶劫；明日，敗報傳入台北府，總統府之職員，皆棄職逃。於是土匪蜂起，紛擾不堪。七日，日軍始至，乘勢進取淡水，台兵或附船內渡，或入台中，或往台南。日軍既據台北，其地氣候炎熱，疾疫流行，交通困難，軍隊雖無激戰，而感受痛苦。劉永福尚在台南駐守，日艦以風不利，遲至十月駛行，十二日抵於要港安平，劉永福知勢不敵，俄即逃去；二十一日，台南盡降。日軍之徵台灣也，死亡一百六十四人，傷五百十五人，病死者四千六百四十二人，先後病者凡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犧牲可謂巨矣。中國方面則軍械電線等物均歸日本，識者固知戰必不勝也，信如李鴻章曰：「果能如約內渡，得以從容料理，則公家餉械，民間財產，保全實多。」
二十四年中之中日交涉，以馬關條約作一結束。中國領土之廣大，等於歐洲，人口之多，約世界總數四分之一，而反敗於蕞爾小國，其老大衰弱，及政治上社會上所有之弱點，暴露於世，列強因而乘機爭奪權利，中國幾至不國，固訂約通商以來，外交上未有之變局也。初鴉片戰爭，清兵雖敗，而南京條約，中國尚未居於屈服地位。英法聯軍進逼北京，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雖曰屈服，然於內亂未平之時，尚得諉稱防禦叛人，而不能專方對外也。中法安南之役，尚互有勝敗，乃於此戰，海軍則北洋艦隊全數消滅，陸軍節節敗退，天險要城相繼失守，二國初以改革朝鮮之內政而戰，訂約承認朝鮮獨立，問題業已解決，而又割讓南北土地，賠償軍費，其數非中國財力所能按期交清，迫而大借外債。條約又許日商開設工廠，其先駐京公使，迭次要求，總署迄未讓步，至是，外商根據最惠國之待遇，享受同樣之權利，本國商人益處於不利之地位。和議之時，中國代表數以二國親善為言，伊藤則以武員與國會之故，不稍讓步，其先日使來華交涉，莫不倡言親善，何壓迫中國至此！李鴻章之失策，則鰓鰓然以和議決裂為慮，不敢堅持力爭，日方則患列強幹涉，威脅李鴻章承認其要求。條約成立之後，朝臣尚不覺悟，力圖振作，其詭謀陰計，徒為將來重大之損失。李鴻章電復駐俄公使許景澄曰：「雖欲變法自強，無人無財，無主持者奈何！」其時愚民排外仇教之行動，變本加厲。識者益信清廷不足有為矣！列強進而爭奪權利，近代史中世界上大國無一衰弱屈服若是之例！其造成不良之現狀者，雖曰知識陋淺，政治腐敗，抑由於社會上環境之惡劣焉！李鴻章等之任用私人，實為家族制度與桑梓思想之結果，凡事之不能認真辦理，或切實整頓者，固其原因之一也。戰爭期內，人民之視政府一如昔日，甚者甘為漢奸，北方敗報傳達南方，而上海之商人娛樂如常，甘肅之回人蠢蠢然起而作亂。說者曾言中日之戰，乃以中國直隸一省而戰日本全國，其言雖不盡確，固可略見國內情狀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