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六篇 內政外交
清季之政治情狀〇咸豐死之政變〇同治家庭之慘劇〇承繼大統之問題〇慈禧之專政〇光緒、慈禧之關係〇宦官之亂政〇朝廷之情狀〇地方長官之權重〇仕途之冗雜〇軍隊之腐敗〇財政之困難〇曾左二氏之失望〇李鴻章之觀察〇台諫之積弊〇漢族之移民〇人口之問題〇總理衙門之創立〇外國使臣之地位〇駐外公使之派遣〇大臣對外智識之幼稚〇外交之主要問題〇海關之改組〇香港、澳門漏稅之解決〇海軍之創設〇機器局與陸軍〇招商局之成立〇鐵路之興築〇電報、電話及郵局之設立〇新教育之失敗
清帝自康熙後，傳至咸豐，凡一百三十八年（一七二三—一八六一），均年長嗣位。乃自咸豐而後，皆於沖齡即位，其君有三：一曰同治，二曰光緒，三曰宣統。同治初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大婚後方親理政，而忽病死，其族弟光緒繼之，仍由兩宮聽政。一八八一年，東宮慈安猝死，西宮慈禧獨攬政權。其後光緒年長，太后不肯歸政，干涉變法，光緒生命幾致不保。一九〇八年，光緒、慈禧相繼病死，宣統嗣位，其生父載灃攝政，大事決於隆裕太后。清季太后既專政權，因其所處地位之困難，重用親王宦官。清初，親王曾居要職，雍正慘殺與其爭位之兄弟，始不之用，漸為慣例；嘉慶曾命親王入直軍機處，而以格於故事，即罷免之。咸豐始用其弟恭親王奕訢及遠支親王，然當亂時，固非常例。及兩宮太后聽政，任命奕訢為議政王大臣。慈安死後，光緒生父醇親王奕譞用事，禮親王世鐸、端郡王載漪、慶親王奕劻等次第執政。宦官亂政，為女主垂簾嘗難避免之結果（其事詳言於後）。總之，皇帝沖幼，太后專政，親貴用事，宦官亂政，實清季政治上重要之變遷也。其時國內於大亂死亡之後，人口銳減，生活稍易於前；對外則於敗辱之下，外人之勢力銳進，正宜研究外國政治之情形，海陸軍之實力，工商業之進步，而可有所比較，取其所長，矯正固有之弱點。不幸朝廷上無富於經驗、剛毅果決之皇帝，強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與建設也。李鴻章欲築鐵路，曾入京覲見，言其利益於恭親王，王謂其事重大，雖兩宮太后亦不能決定。處於世界交通便利之世，列強競爭市場于海外，而圖恢復昔日閉關之情狀，事實上既不可能，其一二因時制宜之官制，均非徹底之改革，乃粉飾苟安，貧弱如故，外交依然失敗，終遂敗於日本。其間三十餘年之內政外交，茲分言之於下。
咸豐即位之年，洪秀全起兵，清廷君臣不能振作有為，削平大難，咸豐親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二王之祖為皇族近支，建立大功，封受王爵，而奉世襲罔替之旨，其爵傳之子孫，所謂鐵帽子王也。二王襲爵，皆無才能，但能迎帝所好；端華之弟肅順，亦入內廷侍奉，肅順膽大敢為，尤善揣測上意，漸握重權。三人同干朝政，軍機大臣側目，肅順恃寵立威，嘗興大獄，剷除異己，朝政益壞。咸豐之家庭生活，則好女色，大亂緊急之際，尚親選秀女，皇后鈕祜祿氏無子，寵愛貴人葉赫那拉氏。貴人生於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其父官位頗卑，中年病死，家境遂落，有妹一人。貴人美艷聰明，幼曾讀書，傾向守舊，以秀女被選入宮，其妹後為咸豐之弟醇郡王奕譞之妃。一八五四年，帝進貴人那拉氏為懿嬪，後二年，生子載淳，咸豐備寵愛之，封為懿妃。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第二次北上，議和不協，北京危急，咸豐出狩木蘭（熱河），后妃從之。十月，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成立，咸豐以公使入覲之問題，不肯遽歸，將於明年春回京；及期，疾病，於是延期；八月，病勢轉劇。據《慈禧外紀》，十二日，那拉氏患其難有起色，遣使前往北京，密告恭親王奕訢，肅順等別有所謀；妃抱其子哭於帝側，曰：「置皇子於何地？」咸豐曰：「立之為君。」帝位遂定。二十一日，病勢益危，載垣等入宮，稱受顧命，皇帝諭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慈禧外紀》言那拉氏於帝病危之際，藏收玉璽，遺詔未用璽印，其說與賈禎等奏疏符合。賈禎言諭旨曰：「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載垣干政之謀，出於肅順，贊襄政務王大臣，皆其黨羽。其人既見惡於太后，威望又不足以臨朝臣，其中王大臣且無近支親王一人，雖曰不違於故事，而古今之環境，固不同也。
二十二日，咸豐病死，贊襄政務王大臣奉皇太子載淳嗣位。載淳年方六歲，不知饑寒，政權歸於王大臣，尊皇后鈕祜祿氏曰慈安皇太后，生母貴妃曰慈禧皇太后，擬定明年改元曰祺祥，謀遏恭親王奔喪。九月十四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聽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軍國事宜，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皇太后諭其照行，載垣等抗言不可，並謂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即令軍機處駁斥。恭親王叩謁梓宮，載垣等屢言親王不可召見。十月，梓宮自熱河出發，由王大臣護送，兩宮太后偕同載淳間道疾行返京，以迎梓宮。十一月一日，車駕安抵北京，頗賴侍衛榮祿保護之力，明日降旨，曰：
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大臣議迴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眾論。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八月廿二），龍馭上賓。……八月十一日（九月十五），朕召見載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折，內稱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俟數年後，朕能親裁庶務，再行歸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弼，又請在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儀，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惟以國民生為念，豈能拘守常例？此所謂事貴從權，特面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該王大臣奏對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為朕旨頒行，是誠何心！且載垣等每以不敢專擅為詞，此非專擅之實跡乎？總因朕沖齡，皇太后不能深悉國事，任伊等欺矇，能盡欺天下乎？此皆伊等孤負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在天之靈，又何以服天下公論！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應如何垂簾之儀，一併會議具奏。
朱諭，由醇郡王奕擬定；奕之妃，為慈禧之妹，先在熱河，奉太后密旨擬成。乃再降旨，聲稱三人解任，不足蔽辜，將其革去爵職拏問，嚴行議罪，又飭派員押解肅順來京。肅順方送梓宮入京，不服，奏上，上諭斥其「咆哮狂肆，目無君上，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派員查抄其家產。五日，梓宮方始抵京，大臣請將三人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八日，降旨公布三人罪狀，稱其自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諸事擅自作主，私改諭旨，當面咆哮，違阻皇太后面諭之事，意存離間親王。肅順又有擅坐御位，自由出入內廷，私用御物，離間兩宮太后等罪，獨外交失敗未曾提及。載垣、端華賜令自盡，肅順斬首，前解職之軍機大臣五人，均受處分，餘黨亦有革職永不敘用者。太后授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大臣，在軍機處行走，其親王之職，後奉世襲罔替之旨。
載垣等總攬朝政之計失敗，兩宮太后聽決國政，遂為自然之結果。初董元醇奏請皇太后聽政，太后即命照行，慈禧尤好政權。咸豐季年，說者言其干預國政，乃竟阻於贊襄政務王大臣，其密諭奕擬定之旨，固以聽政為言。及歸自熱河，大學士賈楨等上奏，略稱大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載垣等贊襄政務名雖佐助，實則主持。皇太后宜攬政權，庶使臣工有所秉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奏中列舉前代之故事，並言當今賊匪未平，而大權宜有所專屬也。統兵大員勝保，亦請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太后仍令朝臣妥議，朝臣皆以為請。於是兩宮太后聽政，明年改元曰同治。今觀政變之起，實由於女主、權臣之爭權。清代帝王年幼嗣位，故事置攝政大臣，女主從未臨朝，近支親王后多不得參與國政，贊襄政務王大臣之成立，或本於咸豐之遺命。三人之罪狀，不過反對女後之專政而已。三人平日專橫好殺，不符清望，而贊襄王大臣之中，無一賢能親王。三人之才，殆非慈禧之敵，朝臣又不之附，慈禧乃以太后地位，誅殺三人。兩宮太后聽政，慈安性情不樂於政治生活，除大賞罰黜陟而外，概置不問。慈禧具有精明練達之才能，判閱奏章，裁決政務，召訓大臣。《曾文正公年譜》記載曾國藩入覲，可以為證。曾氏入朝，先行叩頭，奏稱叩謝天恩，起行數步，跪於墊上。慈禧問其進京、練兵、治民、出京等問題，慈安與皇帝獨無一言。曾紀澤出使英法，亦由慈禧詢問。此不獨對二人然也，皇帝年幼，固無足怪，而慈安何亦如此！慈禧聽政既久，漸與慈安不睦，恭親王維持其間，決定朝政，頗為慈安所信，乃為慈禧所惡。
一八七二年，兩宮太后聽政凡十有二年，同治年及十八，將親政矣。春間，選立皇后，慈安欲立大臣崇綺之女阿魯特氏，慈禧欲立侍郎鳳秀之女富察氏，相持不下，召同治自定。同治選阿魯特氏為後，慈禧心滋不悅。及秋，大婚禮成，封富察氏為慧妃，帝於新婚宴爾之時，愛情正濃，而慈禧戒帝毋常至中宮，而宜眷遇慧妃，並飭皇后學習禮節。同治重違母意，既不常入中宮，又不肯幸慧妃，鬱鬱不樂，常獨居於乾清宮中。明年三月，親政，而仍無以自娛，乃微服出外冶遊，兩宮太后亦不之問，其導之者，則侍講王慶祺、總管太監張得喜也。一八七四年冬，同治染得天花。明年，一月十一日，痘已結痂，會皇后阿魯特氏受慈禧之譴責，省帝於乾清宮，泣愬冤苦，帝溫慰之。慈禧聞其密語，直入室中，牽後發而出，以掌抶之，並令太監傳杖，同治驚悲而昏，痘遂大變，慈禧始肯釋之。一說天花將愈之時，帝後同處，房幃不謹，以致驟危。宮禁之事，雖不可知，而後說頗多疑問，殆不足信。十三日，同治病死，無子，《慈禧外紀》稱皇后阿魯特氏有孕，兩宮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二十七人會議，獨無皇后。恭親王建議秘守帝喪，俟皇后生子後再議，慈安謂恭親王之子可以入嗣。恭親王則稱溥倫當立，溥倫者，道光長子奕緯養子所生之子也，行輩當立，慈禧對之，均持異議，乃曰「奕譞之子載湉可立」。載湉年方四歲，其母則慈禧之妹也。大臣不敢違反其意，繼統之君遂定。慈禧之立載湉者，蓋恭親王之子年長，命之入嗣，則太后難再聽政，其父又非慈禧所喜，溥倫行輩當立，立則太后進為太皇太后，雖尊而疏。醇親王奕譞則為道光之第七皇子，其子乃慈禧之妹所出，年幼而親，慈禧視之可若己出，而得專政也。載湉入承大統，不為同治立後，對於阿魯特氏懷孕之子，置而不問。阿魯特氏以寡婦居於宮中，心益悲哀，患受慈禧之虐待，服毒自盡。懿旨稱其「毀傷過甚，遽抱沉疴而逝」。御史潘敦儼奏請表揚潛德，太后斥其糊塗謬妄，下吏奪職。其恨恨之氣，於其死後，尚未能平。阿魯特氏之死，雖曰無益，然於專制帝王之家庭，蓋為唯一不平之抗議，而能令人深思其姑慈禧之惡狠，殆善於生而受辱也。多情之帝王夫婦，竟至於斯，誠為慘劇。
初慈禧於御前會論，宣布載湉承繼大統，其父奕譞驚昏仆於地上，內侍扶之而出。載湉即位，奕譞以生父之地位，不便入朝隨班行禮，奏言舊病復發，哀懇曲全，許乞骸骨。兩宮太后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議許如其所請。太后准其開缺，而以親王世襲罔替，並得條陳大政。載湉之即位也，兩宮太后詔曰：「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咸豐廟號）為子，入承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特諭！」詔中皇帝有子，承繼大行皇帝，殊嫌含混，載湉可得於其將來所生皇子之中，擇一承繼同治，以奉其祀，而自承繼咸豐，另立皇子為嗣也。群臣疑憂太后不為同治立後，而新君他日有所藉口。內閣侍讀學士廣安請飭朝臣會議，頒立鐵券，載明皇帝將來有子，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接承統緒。懿旨斥其冒昧瀆陳，傳旨申飭。一八七九（光緒五）年，同治及皇后安葬，吏部主事吳可讀尸諫。吳可讀初為御史，兩次請將己革提督成祿正刑，措辭激昂，奉旨降三級調用；至是，深慮大統授受之間，常生變故，思以尸諫，借堅穆宗（同治廟號）立後之信，請於長官前往襄禮，禮畢，服毒自盡。遺疏上奏，懇請兩宮皇太后降明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中有「兩宮太后一誤再誤，為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為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事聞，都人大驚，兩宮太后懿旨，下大臣妥議復奏。大臣意見有二：一承太后之意，奏稱建儲與繼統無異，非臣下之所當擅請，應毋庸議；一稱吳可讀不明懿旨，太后當降明諭，而使穆宗之大統垂於久遠。奏入，詔稱吳可讀奏請頒定大統，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繼承穆宗皇帝。大統問題，始告解決。吳可讀之死，為皇室家庭中之瑣事，無補於民生大計；然其處於忠君時代，不能深責。彼全性命保妻子之臣，於其死後，而尚不敢直言，能不悲乎？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宮中定策，立載湉為帝；夜半，具法駕，往醇王府迎之入宮，承繼大統，改元光緒。載湉生於一八七一年，母曰葉赫那拉氏，奕譞之子也，年方四歲，飢不能食，寒不能衣，仍由兩宮太后聽政。先是，同治臥病，降諭所有內外各衙門陳奏事件，呈請皇太后披覽裁定；及光緒即位，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等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懿旨曰：「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惟念嗣皇帝此時尚在沖齡，且時事多艱，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不得已姑如所請，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二後聽政，慈禧專橫，慈安心漸不平。一說由於慈安焚去咸豐欲殺慈禧之密詔，其言今無證明，殆不足信。《慈禧外紀》記二後爭先祭其亡夫，慈安不慊於李蓮英，感情惡劣，其說亦多疑問。總之，宮中之事，要難深詰，所可知者婦女易聽讒言，二後之性情不同，聽政既久，難免嫌疑，而宮中太監，又挑撥其間也。一八八一（光緒七）年四月八日，慈禧方病，慈安臨朝，召見軍機大臣，午後，內廷忽傳慈安已崩，詔命大臣進宮。其病也，御醫不及診視，距其退朝五小時耳，而暴變至此，大臣莫不驚異。曩例妃薨，立時傳其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斂，乃慈安死後，戚屬無預斂事。說者謂為慈禧毒死，蓋有所因。於是恭親王益孤，慈禧惡之幾興大獄，免為議政王大臣；太監安得海之誅，惡之益甚；及同治親政，諫阻復修圓明園，嚴受申責。同治詔其親王毋庸世襲，改降郡王；而慈禧之恨，仍未泯除；一八八四年，以安南事急，斥其因循誤公，委蛇保榮，開去一切差使，其屬下亦多免職，說者比之政變焉。
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慈禧太后鑒於光緒之年已長，難於久握政權，下諭明年正月（陰曆）舉行親政典禮。奕及軍機大臣奏請從緩，奕疏中云：「臣愚以歸政後，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禮親王世鐸等合詞吁懇訓政，太后始尚作態不許，但其旨中有「皇帝……即親政後，亦必隨時調護，遇事提撕，此責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釋」。其將久握政權之心，昭然若揭，王大臣等再申前請訓政數年，慈禧謂為天下公論，許之。一八八九年，光緒行年十九，立副都統桂祥女那拉氏為皇后，後慈禧侄女也，進朝臣長敘之二女他拉氏為妃，長曰瑾妃，次曰珍妃，舉行大婚典禮。皇后性情溫和，容貌平常，年齡長於皇帝，太后黨於母家，故得為後。光緒則鍾情於瑾妃、珍妃，二妃不為太后所喜，尤以珍妃為甚，後以其干預外事，降為貴人，太監亦得輕之。其師文廷式為侍讀學士，其兄志銳為侍郎，均為太后免職，志銳發往邊地。清臣惲毓鼎言光緒之境遇曰：「幼而提攜，長而禁制，終於損其天年，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下侍從游暇豫之樂，平世齊民之福，且有勝於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曾一日展容舒氣也。」其天資聰明，博學強識，善於音樂，惜其性情偏於柔懦，無果敢勇往之氣，解決困難。自幼畏雷，其在書房，若遇雷聲，必投身於其師傅翁同龢之懷中。翁同龢凡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為帝所親昵，常弄其須，或以手入懷中，探撫其乳。其好弄無異於常人，一見太后，便如木偶，蓋其接近之人，為守舊大臣、妃嬪、宦官。師傅平日教以孝順服從，而宮中禮節，凡見太后例須跪下，帝自幼受其撫養，而自為其馴服。妃嬪、太監莫不深懼太后，朝臣疆吏善於逢迎，又多其黨。帝於大婚之後雖曰親政，事實上太后仍有干涉任用罷免大臣之權。
女主專權，宦官之勢常盛。考其原因，中國禮教思想輕視女子，世俗理想之婦女，少出門戶，不與男子親相授受，古禮稱兄妹分席，其界域之嚴若是。婦女之生於世，殆為生子，其血胤亂雜者，祖宗不享其祭，子孫即為不孝，罪過頗重，其亂之者，則為罪大惡極，見而殺之，不為犯罪，乃為避免之計，預防故嚴。尤有進者，婚姻多不自由，青年之男女，婚前不應相見，而強無愛情之夫婦相處，更力防其另生戀愛，遂無公開之社交，尤以上級社會為甚。無如男女色慾，所謂性也，而實防不勝防，奇異卑劣之事，往往出於意料之外。帝王防免其弊，則以身體摧殘之宦官，服務宮中。宦官日侍皇帝后妃，知其性情，迎合其意，其狡黠者，日久得其信心，而乃利用其弱點，得至專攬大權。其人未受教育，不知廉恥，多為社會上卑劣齷齪之分子；及得政權之後，縱其所欲，無惡不作，往往引起國內之擾亂，漢、唐、明季之禍尤烈。清代宦官多出於直隸、河間，順治鑒於前代之禍亂，減削宦官之職權，歸併其重要者於內務府，定其官秩不得過於四品，禁其外出京城；除其職司而外，不得干預他事，招接官員。子孫遵其遺制，未聞宦官亂政。及兩宮太后聽政，始變祖制，信任宦官。其所以然者，女子臨朝聽政謂之垂簾，固以男女之別，而不得與朝臣自由對語，毫無隔礙也。曾國藩入覲，其年譜記載朝廷情狀曰：「皇上向西坐，兩宮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在南，慈禧在北。」曾國藩跪於墊上，奏答慈禧之問題。大臣之朝見者，莫不如是，勢不得不用宦官。其初信用者曰安得海，安得海於咸豐崩時，密探載垣等之陰謀，報於慈禧，得其信任，遂收賄亂政。一八六九年，安得海銜慈禧之命，自運河乘舟而南，前往蘇州，織辦龍衣。山東巡撫丁寶楨奏其借擬無度，招搖煽惑，下令捕之。慈禧始知祖法，救之不得，下令殺之，乃有憾於恭親王。安得海死，李蓮英漸為慈禧所信，受總管太監之職，監管宮中太監，兼司太后庫金，偵報光緒之短。一八九八（二十四）年政變，皇帝被禁，李蓮英有力焉。宮中妃嬪莫不畏之，皇后亦然。大臣有所請求者賂之，多能成功，權勢或過於軍機大臣。其他小奄為太后耳目者尚多，報告妃嬪之行為，專事挑撥。一八九七年，慈禧頤養於頤和園中，光緒親臣惲毓鼎奏劾園中之小奄牛姓，在外招權納賄，請嚴懲之，以符祖制。光緒知其禍將不測，撤去疏文，以保全之，區區小奄，皇帝知其作惡，無如之何。拳民之亂，太后皇帝狼狽出逃，太監尚索賄作惡。德齡女士居於宮中，言其愚蠢卑鄙，挑撥惡感。其影響於政治何如哉！
太后臨朝，政治上之變遷，已如上述，其最大不良之影響，則朝廷軟弱也。婦女性情偏於保守，不能斷決大計。親王之中，奕訢較有識見，初因事件奉旨切責，後以力諫圓明園之修築，幾獲重罪；乃避太后之忌，韜晦自全，對於朝議，不敢別持異同；侍讀學士張佩綸上疏論之，太后得奏，飭其負責；而奕訢固多顧忌，光緒生父及慈禧親信之奕，又與之不協。一八八四年，奕訢罷免，據勞乃宣所著之《張佩綸傳》，時論賢之。張氏以為太后宜存不棄之心，醇王宜思鬩牆禦侮之義，曾于于廣坐之中，勸說醇王，引用吐谷渾阿豺令諸子折箭之故事，醇王感動，不幸終惑於讒，恭親王未能起用。其代之者，軍機處則為禮親王世鐸，總署則為慶貝勒奕劻，二人識見庸陋，能力薄弱，備員充位，對於軍國大計，一無建樹，唯求維持現狀而已，奕劻俄而進為郡王、親王矣。會朝議重視海防，太后詔設海軍衙門，以奕領之，衙門之組織，同於軍機總署，太后先曾旨飭軍機大臣遇有要事，商諸醇王。奕之地位若是，後與李鴻章等籌築津通鐵路，奉旨依議，竟受言者之阻撓，不願堅持。其困難則太后毫無主見，惑於浮議，而二三其心也。李鴻章深為慨嘆，其復前出使大臣洪鈞書曰：「中興之初，深官憂勞於上，將帥效命於外，而一二臣者主持於中，有請必行，不關吏議。」乃事定後，朝廷無人，力能主持大計，於是興革大政，猶豫不決，朝令夕遷。終則多無所成。
親貴大臣，用非其人，樞臣又分派別。清代嚴禁朋黨，皇帝親政，則總理萬機，關於委任或罷免大臣，決定大計，均可一人為之，軍機大臣不過於詢問之時，陳述意見，富於自信力之皇帝，固可先時自由決定，朋黨殆不易興。兩宮太后聽政，朝政先由恭親王主持，及其疏遠罷斥，太后多無主見，用人由樞臣擬進，幾成習慣。李鴻章於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年與吳大澂書曰：「邇日用人，多出宸斷，與從前樞廷進擬者不同，一時仰頌聖明，耳目為之一新。」久始改變，故其言如此。太后又以男女之別，外臣引見常由樞臣為之。軍機大臣遂益處於重要之地位，而朋黨繁興，門戶之見成矣。其人或以南北界域，或以鄉友親誼，或以種族觀念，或以考試關係，或以新舊爭執，或以利害衝突，結成派別。要多以對人為問題，胸襟褊狹，不能容物，而以權利為前提，往往置國家之大計於不顧，內而京官，外而疆吏，不無黨羽勾結利害之關係。其相爭也，無公開之辯論，明顯之主張，而多出於陰謀詭計，秘密活動，無論對方之理由與計劃若何，而唯破壞摧殘，不擇手段，大為害於國家而已。其樹立一派者，當推翁同龢。翁氏南人，父兄曾居要職，與北人峙立，為光緒親信之師傅，久為考官，門生眾多，政治上有不可輕侮之勢力。其政敵北人則有張之洞，滿人則有剛毅，新派則有李鴻章。張之洞初任兩廣總督，奏請多為部議所指摘，事無奈何，稱病欲去，後拳亂起，聞知李鴻章將薦之入樞府，極論不可，其扼要之語曰：「京朝門戶已成，悍戾不改，洞坐磨蝎，最好招謗，必受此輩之害。」門戶既成，不易除去，相爭迄於清亡。
方咸豐、同治之為君也，太平天國、捻、苗、回亂擾於國中，滿人無力削平，乃以漢人之力定之；漢人政治上之地位，遂異於前。其平亂也，非朝廷授以訓練之精兵，予以大宗之餉糈，乃其自行招募勇丁，練之成軍，統之作戰，就地籌餉，而朝廷予以名目，許其保舉出力之員而已。其部將忠於主將，主將操其賞罰予奪之奏權，其保舉參奏者，朝廷類多批准，將士實與朝廷無關。亂平，統兵大帥立有大功，其位益尊，其名益顯。專制君主視其統治之領土，為其私人財產，凡保衛其地位者，認為有功，賞以爵祿，所謂同享富貴也。其激勵大臣常曰「重受國恩」，而期其致死圖報，皇帝既以報酬分贓之原則治理其國，大臣亦以共享富貴為思想，其才能知識，不足以有建設，政治故無進步。尤有進者，立功之大臣，多官於外省，曾國藩、李鴻章、岑毓英等幾莫不然，督撫之權轉重。先是，提督官為一品，地位雖低於督撫，固得專摺奏事，至是竟為督撫屬員，則其明顯之例。督撫中尤以曾國藩之望為高，恭親王初為議政王大臣，對於國內要政，常垂問其意見。積久成為風習，凡遇外交上之大事，或國內之建設事業，莫不本於廣思集益之口頭禪，交令疆臣復奏，疆臣因得表示意見，左右朝廷政策之決定。一八八五年，左宗棠奏請統一事權，創設海軍衙門曰：「臣曾督海疆，重參樞密，竊見內外政事，每因事權不一，辦理輒行棘手。蓋內臣之權，重在承旨會議，事無大小，多借疆臣所請，以為設施。外臣之權，各有疆界，雖南北洋大臣於隔省之事，究難越俎。」其言有為而發，關於朝廷之軟弱，固信而有徵。同時，部議關於一省或數省之財政，非徵求其意見，或旨交其酌議，嘗或難於實現。尤有進者，亂前，各省款項，除賑饑外，非先奏請，不敢動用；亂後，疆吏於款用後，一報即可了事。故時有外重內輕之說。觀察中國之外人，鑒於曾國藩不辦揚州教案，岑毓英嗾殺馬嘉理案（其事詳於下篇），外貨徵收厘金之爭執，以為朝廷雖有詔令，而督撫或借詞推諉，或不予執行，其地位無異於半獨立之王。光緒中葉，樞臣謀削督撫之權，但不能於大處著手，不過吹毛求疵，而以文墨舊例繩之而已。吾人今考疆吏權重之原因有二，其一為平定亂後之自然趨勢，且當女主聽政之時，已如上述。其一則我國千年余來，政府與多數人民之關係，除納稅而外，別無可言。同時，領土廣大，交通不便，朝廷監督不易，其所望於地方官者，維持治安，徵收錢糧，審判訟獄而已。余多聽其處置，行之既久，遂成中央政府之集權專制，徒有虛名之現狀。雖然，此就一方面而言，事實上督撫委任罷免之權，操於中央政府，無論地之遠近，何時，何人，皇帝皆可下詔將其免職，甚至拏問辦罪，鮮聞拒命者也。要之，朝廷對於督撫多寬待之，其與外人發生之爭執，非不得已，固不問也。
二十餘年之內亂，影響於政治者，略如上述。其戰爭之長久，區域之廣大，雖曰由於雙方各以死力應付，而武人以屠殺為功，利戰事之久，取得高官，以享富貴之心理，亦有以促成之也。官軍每於大捷之後，皇帝許其擇優保舉，主帥莫不多所保奏。時方軍事緊急，官爵足以激勵土氣，部議難於將其駁斥；其被駁者，主帥為之再請，更有掩敗為勝冒奪軍功者。曾國藩刪去李秀成供辭，則稱其誇張己功，而與奏疏不符。李鴻章之淮軍初抵上海，外兵攻陷城邑，為之防守。其致友人書曾明言之，而其奏議，則浮誇軍功，保舉將士。此實不獨曾李二人為然，其他立功者，莫不如此。一八六七年，左宗棠奏曰：「軍興以來，各省軍營所保武職，無慮十數萬員。」明年，曾國藩奏曰：「統計各省軍營保至武職三品以上者，不下數萬人。」其與友人書曰：「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數計。」二人之言，一指所保武官，一就高級軍官而言，人數可謂眾多。左宗棠西征，保薦之人員尚未計入。其西征也，奏稱地苦，非多保舉，無以慰勸將士，故其保舉尤濫。凡此十餘萬人之在營中，雖無如許位置安插，尚可保有固有官職，一旦出營，多為有階無缺之員。後軍事大定，解散回鄉，乃深處於困難之中。沈葆楨奏請安置此項人員，自提鎮至都守均照實缺之例，給予俸銀，無如政府收入不敷支出，更無餘力擔負，作為罷論。曾國藩奏請借補小缺，亦非辦法。大多數武員唯有回歸家鄉，平素得官取財甚易，及資用盡，欲出則今昔之情形迥異，乃如曾國藩所言，「躍然有隼思秋之意」，投入哥老會中為亂，其人現姑不論。
武員中之有奧援者，則有差委，其得意者，一如左宗棠查復李瀚章參案之奏語。李瀚章為李鴻章之兄，官至湖廣總督，為人參奏。一八八一年，左宗棠奉旨查復，奏言關於任用私人，非親即友曰：「竊惟李瀚章一門，遭聖時以功名顯……勛伐既高，依附者眾。當時隨從立功，身致富貴者，又各有其親友，輾轉依附，實繁有徒，久之倚勢妄為，官司礙難處置。」其言深切時病，而又平允。湘軍亦莫不然，左宗棠、曾國荃相繼為兩江總督，一八九〇年，曾國荃死。李鴻章致書新任總督論及其地情狀曰：「文襄（左宗棠）、忠襄（曾國荃）兩政十載，湘楚舊部視如家鄉，而隨忠襄者尤多且久，昔之相從盡力，今則失職無歸，責望舊恩，原有不能盡繩以法者。然近年屢有造謀巨案者，不免用鉞，而徒黨實不可爬梳。每值歲暮，言煩興，轉調江陰防軍，以為金陵翊衛。」鄉里之誼，對於吏治不良之影響，竟至於此。其次則為候補人員，候補官多武員及捐途出身者。武員之多，已如上述，而戰爭期內，需款孔亟，政府以官為餌，獎人納捐，仕途益雜而難。浙江巡撫王凱泰奏曰：「自捐章折減以來，持銀百餘兩，而為佐雜矣，持銀千餘兩而為正印（知縣）矣。即道府例銀巨萬以上，今亦折算至三四千兩矣。」時當大亂之後，財力艱難，捐輸已久，不足號召。一八六九年而後，一年收入不過一百五十萬兩，而於政治上竟有重大不良之影響，朝廷固不之問。其年江蘇巡撫丁日昌奏曰：「軍興以來，捐例遍開，而又減價以招之。軍功本易，而又積年以增之。其不能不冗者勢也。……見在捐班軍功二途，紛至沓來，處處有人滿之患，尤不可不豫籌變通，以防冗滯。即如江蘇一省，外補道缺不過二三，府州同知通判缺由外補者，亦止數十，而候補道約六七十人，州縣同知通判約一千餘人。夫以千餘人補此數十員之缺，固已遙遙無期，即循資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數年不能得一年。其捷足先登者，非善於鑽營，即有所系援者也。」此種現象，不獨江蘇為然。一八八〇年，李鴻章奏曰：「竊據藩司任道鎔、臬司丁壽昌詳稱軍興以來，保舉捐納各官，指分來直者絡繹不絕，缺少員多，久形擁擠。……迄今到省人員愈眾，計候補道府已有四十餘員，知州知府二百數十員，河工地方同知通判九十餘員，佐貳佐雜八百餘員，序補無期，差委更少，消磨歲月，苦累不堪。」候補官員之多，痛苦窘迫之狀，無待筆述。其得差委者，自多視為營業，而謀獲得花利，且為將來一家衣食之費焉，欲其清廉，殆不可得，清末吏治之壞，可以想見。
捐輸武功造成缺少官多之現象，而正途出身者，任用亦大因而困難。朝廷之設官，原非盡為治民，亦有市恩，及收聚英才免為叛亂之思想。士子自童生考至秀才、舉人、進士，往往不易，但以按期會試，加以恩科，各有錄取，人數頗多。其幸入詞垣者，於散館之後，考試高等，則授編修檢討，次則用為部屬，次則銓選知縣。編檢仕途冗滯，司員缺少人多，曾國藩於亂前奏曰：「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翰林院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身不獲一見。」其時捐輸武功之仕途尚未大開，而積弊已至於此，及亂平定，益為困難，翰林院之編檢曾多至三百餘員，各部之候補司官，多者數百，少者百數十員，補用知縣，更屬遙遙無期。信如御史彭世昌之痛言曰：「壯年通籍，則白首為郎，暮齒分曹，則半途求去，人才抑塞，欲進無由！」其困難固由於仕途之濫雜，而時國內之官署，視今為少，政府之事業有限，京官共約一千四百，外官亦用人無多，且旗人進身，視漢人為易也。其得大用者，究為少數幸運分子。其官於京師也，正俸恩俸不足以供一家之生活費用，時尚不全發給，故李鴻章常以「窮」字譏之。張之洞久官於京，知其清貧，一八八三年，聞知戶部議定津貼，兩次奏請從優定議。戶部議定按照品級，每年津貼三百、二百四十、一百六十或一百兩，京官便之。後三年，戶部奏停津貼，發給全俸，張氏奏請照發，而上諭不准。京官生計之窮困，朝廷固不之問，更無從辨別才與不才，而能進賢黜不肖也。
內亂之初，業已證明旗兵、綠營之不能戰。湘淮二軍平定亂後，軍制之弱點，營中之積弊，將校之養成，兵士之訓練，軍器之粗劣，當有根本之改革，即以能戰之湘軍而論。訓練之期，頗為短促，二三月後，即稱勁旅。迨其作戰時久，其初入營者，多歸家鄉，乃臨時招募，漸而習染綠營習氣，其一部分於南京陷後，解散歸農，其存在者，於剿捻時，曾國藩稱其暮氣太重，不可再用。淮軍以常勝軍之故，軍械精利，稱於全國。捻軍平定，大部分幸尚保留。左宗棠曾稱其冗雜驕佚，雖或言之太甚，而其染有惡習，殆為事實。其駐防直隸之兵，逃亡為亂，朝廷得奏參之疏，遣官查復。李氏知之，設法彌補了事，其與人書，謂其幾敗淮軍，其紀律之敗壞至是。後買軍火於外國，挑選將士留學德國，要無重大之效果。淮軍之徒有虛名也久矣。其時國內軍隊，仍以綠營兵、旗兵為多。其解散勁旅者，多以餉糈較厚，而擔負太重也。清代待遇旗兵頗優，而營制則馬兵月餉二兩，馬乾一兩，戰兵月餉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米皆三斗，而各路勇餉，每人每月多為四兩有奇。營兵之餉既少，尚有不能全行發給者。左宗棠為閩浙總督，二省額兵十萬，籌餉困難，上奏發餉情狀曰：「有給銀欠米者，有半銀半票者，每月僅獲半餉。米價貴者一斗七八百，中價五百，布一尺寬者六七十，窄者三四十文。每月所食，不足供一人十日食。」乃聽其營生。此種兵士毫無戰鬥能力，左氏之言曰：「將領惟習趨蹌應對，辦名冊，聽差使，大小操時，則列陣行走，既畢，散歸。」一八七一年，曾國藩曰：「兵丁或小貿營生，或手藝餬口，應名充數，出征則漫無鬥志，毫不足恃，此天下綠營之通弊。」其後左宗棠查復李瀚章參案，中云：「原奏湖北防軍，每營雖稱五百名，實僅三百名，口糧悉為營官侵蝕，火長夫銀悉歸統領侵蝕，所冒領之軍器軍裝，變賣分肥。臣按言者所陳各情節，實各省通弊，臣就所歷閩浙陝甘等處言之，無不如此。」二人之言，均為實錄。左氏主張裁減額兵，增加餉糧，以謀有所改革也，奈朝廷囿於成例何！丁日昌奏請改試槍炮，格於部議不行。全國營兵額數六十餘萬人，何堪一戰！曾國藩之練兵於直隸，亦不足言。郭嵩燾深悉軍情，及出使英國，書告李鴻章曰：「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嗚呼！其言抑何可悲！
財政困難，政府亦無救濟之方法。其困難之癥結，則在全國財政不能統一集中，地方政府按照舊例交解額定之款於戶部，或指定之官署，餘款作為本省經費。其昔設立之稅所，而今以環境之迥異，無所收入者，則須認賠。直隸有多倫木稅，久無收入，每年認賠，李鴻章後始請旨撤廢。其收入旺者，亦按例照交，乃以多報少，其性質則為包稅，政府之收入常少。於是現象之下，政府未嘗編制預算，皇室之經費，軍隊之協餉，新事業之費用，不足之時，則指令各省攤派。其時中央政府之稅收，以田賦、鹽稅、捐輸海關為大宗。田賦鹽稅原為舊有之稅收，增收不易，捐輸亦有限制，而海關則日占重要地位。厘金為地方政府之主要收入，初為戰時之新稅，原議軍事大定即行廢除，乃以徵收日久，督撫便之，同時，支出浩繁，裁去之後，別無辦法，遂照舊徵收，未嘗顧及病商害民。估計全國之收入約七千萬兩，較之先時，實有增加。支出則以軍費政費及皇室費用為大宗。湘軍初賴兩湖、江西協餉以東下，南京陷後境內無事之諸省，奉旨協助剿捻之軍餉。四川、湖南協助雲南、貴州軍餉及捻苗回亂平定，左宗棠西征，以全國之財力，供養其兵，不足之數，借自外商，據其奏報，自一八六六至一八八〇年，共收銀一萬二百二十三萬。及國內平定，窮瘠區域之駐兵，則賴富庶之省協，款如新疆一地，年需三百萬兩。其在直隸、江蘇等省，設立機械局，製造軍火，福建創立船廠，所在需款。及台灣交涉事起，朝議自一八七五年，各省攤定海防費四百萬兩，初則尚有報解，後則不足十成之二，購買軍艦，殊為困難。中法戰後，始認真辦理，及北洋艦隊成立，餉糈驟增，更以海防費，建築頤和園，部議不再購買新艦。關於皇室經費，除經常費外，尚有陵工大婚等費。茲舉一二明例，以便有所證明。陝西於回亂起後，人民死亡過半，耕種田地不及十二，平日田賦每年征額一百三十餘萬，至是，收入僅及其半，而撥甘肅協餉四十餘萬，再支本省軍費政費，何能足用？而皇帝諭旨，責派陵工費十五萬兩，急於星火。巡撫劉蓉哀求苦告，不得，乃百計籌款，分期繳交。一八七一年，同治年長，將即大婚，江寧蘇州織造局織辦彩綢，督撫撥銀三十萬兩；明年，奉旨織辦四單所開之衣料，約值二百萬兩。總督無力撥款，始停辦兩單。平時傳辦之件，約七、八、九萬兩。一八八〇年，總管太監李雙喜竟傳辦衣料二萬三千五十五件，需銀九十七萬兩；左宗棠時為兩江總督，奏請核減皇室之奢侈生活，於此可見一斑。光緒大婚，竟用五百萬兩。
中興期內之政治，依然使人失望；中興名臣，對於政治之感想，則又何如？固吾人所當知者也。當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均負時望。曾左對外之知識幼稚，無比較中西政治優劣之觀念，左氏喜好功名，統軍西征，於其經歷之地，對於軍隊，曾有深切之痛言。其於入關之先，書告其子各地之情狀，茲節引其一二家書中語，以見其觀察。一八六五年，統軍入閩，致書其子曰：「自入閩以來，所見所聞，無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頹敗氣象，縱此時無巨股闌入，亦必趨於危亡。蓋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綱隳紐散之虞，非一時所能整頓也。」後統兵北上，奉旨剿捻。一八六八年，與子書曰：「督撫多用庸才，亂何由定？此行不但欲清河北賊，亦欲於軍事之暇，請陛見一詳陳之，然非戰勝，則言不足重也。」曾國藩精於理學，久官京師，晚年憂讒畏譏，其於朝政，明若觀火，其與友人郭嵩燾書曰：「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王夫之）之說，尤為深美。仆更參一解雲，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君子攻擊慘毒而已。」其言有為而發，不免言之過激，一八七〇年，以天津教案上奏曰：「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其論古今，足稱深切透達。
李鴻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自一八七〇年任命直隸總督，在職二十餘年，國內大政往往預聞，深願中國有所改革，而多不能成功，頗為失望，對於清議，尤痛心疾首。一八六五年，與郭嵩燾書曰：「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及伊犁交涉失敗，朝議激昂，李鴻章斥為「群吠力爭」。其與友人書曰：「左帥主將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調度，不過爾爾，把握何在？」又曰：「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果孰為之耶？」其時劉銘傳家居，奉旨入京，與李氏對俄見解相左，致書告之，李氏斥其「竊窮京官爛名士口頭禪，而故相戲弄耶？」李氏識見高於朝廷大臣，不覺言之激烈，及事漸定，李氏之深切觀察，散見於與友人書中曰：「中朝向來積習，過事若無事，然有事則又倉皇失措也。」其於國內之現象曰：「循行故事之冗員，營私骫法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蓋遍天下皆是矣。」又於防日本時奏曰：「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末由。……居今日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其主張則為開礦產，設電報，築鐵路，創洋學格致書館。一八七四年，入京上奏，未有效力，然終未改其志。其論輪船，致曾國藩書曰：「有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日本蓋自有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併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論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諒其終極也。」一八八〇年，報名士王闓運書曰：「天下事無一不誤於互相牽掣，遂致一事辦不成，良用喟嘆。處今時勢，外須和戎，內須變法，蓋守舊不變，日以削弱，和一國又增一敵矣。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而知其故耶！」郭嵩燾出使英國，留心外事，對於本國變法之希望，懷抱悲觀，書告李鴻章。李氏推論其故，報之曰：「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還，鄙論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世重科目時文小楷，即其根本。來示萬事皆無其本，即傾國考求西法，亦無裨益，洵破的之論。……果真傾國考求，未必遂無轉機，但考求者，僅執事與雨生、鴻章三數人，庸有濟乎？」雨生為丁日昌，曾請改試槍炮，朝議不許，及任福建巡撫，奉旨准於台灣試造鐵路電線，明了中外大事之長官也。李鴻章之主見如是，對於頑固守舊者，則深斥之，一八七六年，有以其談洋務致謗相告者，復書曰：「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鮮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強則事不可知。」其言可謂痛切之至。後二年，政府創辦寄信局，有以日後內地消息，洋人得信最先告之者，復稱此等迂論，最易動聽。李鴻章之計劃，多未實現。一八八四年，恭親王奕訢免職，李氏以為慈禧與醇親王奕譞銳意圖治，力變從前虛飾之習，不幸亦少成功也。
郭嵩燾之地位，不及三人，而其學識頗高。自通籍後，入翰林院，會以英法聯軍之役，佐僧格林沁辦理文報，及戰不勝，主張議和，其論洋務切中時要，屢言屢中，自言以理論之，其見解遠出時人之上。其自言曰：「嵩燾論洋務，數犯天下之不韙，侃侃言之，一無顧忌，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不顧國勢之強弱，不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自詡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其言發於中法安南戰時，郭氏時方家居，感慨國事，上疏論不可戰，而於刊行之奏議，附識此言。郭氏曾授侍郎，在總理衙門行走，欲上採用西法之節略，而懾於都中虛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後雲南馬嘉理案起，郭氏請將岑毓英議處，堂官與公使交際，備受清議之指斥，奉旨赴英，或誚其去父母之邦，或責其不修高潔之行，蒙恥受辱，周旋洋人，甚者欲毀其家室，出國不及二月，再受言官之奏劾，其與李鴻章書，仍欲中國變法自強，並勸李氏將其派出留學之學生，改習礦學工程。其論士大夫之痼弊，由於不知事理，囿於南宋後之議論，而中國乃以欺謾受禍。又曰：「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紜無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資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曾偶舉天津教案為例（其事詳後），其言曰：「其（曾國藩）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尤與毀之，詢以津案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士大夫之心理，誠如時人所謂「聞西洋好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爾」也。初郭氏於一八六三年，授廣東巡撫，奏議須總督會銜，其刊行之奏議，中有註明鋪張戰功，或託辭諱盜，或虛構訟獄，明知其非事實，而勢無可奈何，徒付慨嘆。其辦理捐輸也，以為曩者強迫貧苦之農夫擔負，至為不公，乃向富商勸募，竟遭言官彈劾，及將去職，奏曰：「大臣秉公舉劾，昭示功過，原期為朝廷耳目，若以一二人之私，今日劾一督撫，明日保一督撫，直視地方大吏，惟所愛憎廢置者，不獨是非顛倒，於朝廷體制，似亦微有關係。」其言雖有為而發，而固深切時病。郭氏亦有言責，不肯濫用，其書告友人曰：「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壬秋（王閩運）因咎我曰，『朝廷望君為鷹鸇，而君海上，不劾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為筠仙（嵩燾字）也。』」總之，郭嵩燾之為人，足稱虛心求知，實事求是，清末誠不多得之英士也。
四人之見解不同，觀察各異，而皆失望於政府，其共同之點，則患言官之詆毀。古代諫無專職，大臣均可諍諫，漢沿秦制，雖設諫議大夫等官，而朝臣亦得進言。後世言官之起，據王夫之言，梁武帝始設專官，唐代因之，尚為宰相屬員。至宋，君權視前擴張，仁宗任用諫官，不受宰相之薦舉，由是諫官獨立。南宋士大夫倡言復仇，詆毀宰相，其勢益張。明太祖統一中國，擴張君權，奴隸臣下，而故重視諫官，許其監議一切，以為天子耳目，清代沿用其制。要之，諫官威權之成立，多由於專制帝王監防臣下之心理，諫官之稱職者，雖有不顧生死犯顏直諫之士，而固偏重於參劾大臣。我國先賢之政治哲學，有德有才能者，當居高位，帝王固為例外，而大臣當為人民表率。實際上官吏不少卑鄙齷齪之分子，而人民理想上心理上均以先賢之言論為歸依，更自宋儒理學發達之後，對於正人君子，而益求全責備。士大夫之自好者，不願人道其非，心襟乃漸狹隘。其聽之者，類多不加審察，貿然信之。於斯情狀之中，御史乃居於重要地位，大臣莫不以其參劾為患，曾國藩憂讒畏譏，李鴻章痛惡言官，郭嵩燾言其妄發議論；左宗棠任閩浙總督，亦以誹語為言，川督丁寶楨奏稱得罪言官，自請罷免，更舉一二例，以便有所證明。陝西巡撫劉蓉驅逐編修蔡壽祺入京，蔡氏以編修之故，奏參劉蓉行賄夤緣，朝命查復，復稱不實。劉蓉上奏乞恩放歸，措辭激昂，御史陳廷經參其放言高論，妄自尊大，請旨嚴行治罪，以為大臣輕量朝廷者戒，劉蓉遂得處分。郭嵩燾出使英國，著《行海日記》，記其途中見聞，且言和親外國，以破關於外國之謬說，寄至總署。總署將其印行，以資流傳，忽為朝臣詆毀，御史參奏，總署懼而毀板。凡此參劾，對於國家唯有不良之影響耳，無怪曾李二氏惡之也。大臣為其地位之計，進不得，退亦不得，備員充位，維持原狀，最為得策。蓋有所作為者，進行其計劃，無論若何，終不免有困難與反對，必有相當職權，而以毅力持之，始克有濟。太后於其大臣多非深有信心，吾人責其有為，其可得乎？清議盛於中興時期者，太后聽政，欲得虛心受諫之名，遇有災異星變，即有廣求直言之詔。士氣自文人立有武功，意氣囂張，言者類多無罪，而有主持清議之名，且易於進用也。
平定內亂之統帥，初皆文人。曾國藩由進士仕至侍郎，李鴻章考取進士，供職於翰林院，左宗棠出身舉人。各立大功，聲聞全國，普通文人羨佩其事業，心目中固曰，彼能是，而予何不能耶。奈環境不同，不得時機，建立事功，以垂名於萬世。其人自視太高，立功太易，不知文人之立事功者，不過千萬人中之一二，何能以之例推天下之士，其不自知者，好作大言，攻擊他人。其言類多不負責任之高調，未曾親歷其境，不知當局者所處之地位，感受之困難，解決方法決定之經過，所根據之材料，常非確實之報告，以之立論，則遠去事實。尤有進者，人才深賴家庭教育社會之養成，難於脫去由環境而生之弱點，一旦排斥去之，其代之者，果能勝任耶？吾人應有之態度，則當平心靜氣，審查事實，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補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獵取高名，徒以意氣用事，逞其私見，而反有害於國也。每於外交嚴重之時，不問國中軍隊之戰鬥力，不明強敵之海陸軍，囂然一辭，主持戰議，乃多造成大禍。光緒嗣位而後，在朝之以直言見稱者，有寶廷、張佩綸、張之洞等。寶廷身為滿人，善於詩文，好訐人短，以直言升至侍郎，一八八二年，朝廷命其典試福建，船行，美愛江山船戶之二女，情不自禁，買之為妾。其荒淫漁色，有玷官聲，知其將為言路所劾，自行奏參。太后下旨交部嚴議，遂終身廢退，世傳其詩曰：「微臣好色成天性，只愛風流不愛官。」乃以風流名士自居。張佩綸尤好言事，疏劾大臣，說者言其曾借之以求賂焉。中法釁起，張佩綸奉命充福建軍務會辦，兼船政大臣，法艦攻擊泊於馬尾之軍船。時傳張佩綸聞炮先逃，天雨，跣而前奔，鄉人知為會辦，拒而不納。張氏無奈，匿於寺中，總督不知其在何所，會上諭遞至，須由其拆封，乃懸賞求之，始得。傳說不免附會，而朝臣據以入奏，其狼狽不堪，甚於其所奏劾之大臣。張之洞於伊犁交涉，發言盈庭，而實牽強附會，其所陳之調度，近於兒戲。其人首鼠兩端，保全祿位，殆為小人之尤，主持清議之領袖，竟至於此。初侍講王先謙奏防言路流弊，太后嘉納，諭稱嗣後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詞，相率瀆陳。無如積習難返，郭嵩燾於中法戰時，奏曰：
凡為大臣皆積資累勞，身負重寄，平日誌行才略，朝廷考求有素，深淺得失無不周知，自非權奸能上蔽朝廷耳目，必待言官發其罪狀，取快一時，即不當以薄物細故，指發隱微之過，以致上傷國體，下寒任事者之心。……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私，指摘其小過，以矜激直。廟堂之上，荊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為害反甚。……三四年來，言官毛舉細故，見事生風，大率因睚眥之小怨，用影響疑似之傳聞，臚列入告。朝廷遣使四出，驛站之騷擾，州縣之供給，已不勝其憊，而又內顧言官之意旨，經營傅會，以定爰書。……其甚者疆吏之賢否，藩臬之遷擢，皆取決言官一疏，斷行不疑，太阿倒持，尤乖政體。……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群懷希幸，相率效尤，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迨至事件已屬，變故驟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為笑……不顧事機之順逆，不計餉源之盈絀，則亦虛憍之議論，積成習尚，貽累天下國家之尤者也。……臣因目前洋務急須料理收束，因推論洋務之原始，實由廷臣議論繁多，眩惑聖聰，以為有可倚信，而其實陳奏之辭多，而辦事之心少，主戰之文勝，而用兵之術疏。萬口紛囂，昌言於公廷，攜眷遠徙，倉皇於私室，外間一切情形，從無有敢上達者，風會所趨，莫知為非。
郭嵩燾時方家居，奏文由李鴻章、左宗棠代進，其言毫無忌諱，多為事實。士大夫言行不一，大言欺人，由來已久，朝廷又獎成之。言者徒博虛名，反為國害，虛懦之習氣，苟不矯正，建設之事業，殆難進行，郭氏之言，豈僅為時人語哉。
其他政治上之堪注意者，則土地之利用與移民也。清代土地可分為三：（一）設置縣州直接委官治理之區域，凡十八省，或稱直省，或稱行省。十八省地，清初尚未完全治理，西南歷久戰爭，苗疆始得改土歸流，其地設縣之後，治理曾賴苗酋之助，仍與開化之地不同，其中廣大區域，尚有未曾設官治理者。一八七六年，廣西田州之附近苗亂，巡撫平之，奏將其地改土歸流，置縣曰恩隆，四川松藩亦改土歸流，均其明例。各省沿海島嶼，舟山群島初則尚未列入版圖，康熙征取台灣，朝臣有主張放棄者，以防海盜之故，乃設官治領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凡此廣大區域，政府未曾經營，其他較小島嶼，更不足論。沿海之良港，多為荒村，漁船出人之所。一八六六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曰：「台灣設郡，調兵更少，三年一換，額兵一萬四千，存者不及三分之一。水師向有船九十六號，今無一存。」其地舊例禁止內地民人偷渡，台民私人番地者治罪，其前往者多為奸民，故有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之說。及日本侵台之後，沈葆楨奏請廢去前禁，以廣招徠，朝廷許之，漢人始得自由入台。台灣地廣人稀，物產繁多，生活較易，漢人之渡台者日多。政府鑒於日本強據琉球，遂移巡撫駐守，多設府縣治之。其正北方，直隸、山西等省毗連內蒙古，蒙人不善利用其地，漢人迫於生計，為之耕種。試以直隸證之，初獨石口、馬廠地為蒙古一等公德鑒所有，德鑒報效朝廷，張家口、多倫諾爾一帶荒地，亦漸開墾，同治因之，詔添學額。據李鴻章奏疏，一八八二年，丈量始清，直接屬於直隸。（二）屬地，其官制異於直省，土地多禁漢人徙居，如滿洲、外內蒙古、康藏、青海、新疆。滿洲為清室發祥之地，平時漢人不得往居，地廣人稀；黑龍江北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乃蠶食於俄，而俄經營不已，有併吞全部之心。及日俄戰後，光緒詔改滿洲為三行省，置三省總督，分設巡撫，其下屬官若司道府縣一如直省，漢人移居者遂多。內蒙古與直省連接，漢人冒險開墾其地，購得所有權於蒙人，清末弛廢禁令，蒙人乃多北徙，今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先固蒙人遊牧之區也，移民實始於此時。後宣統嗣位，方將極力經營外蒙古，許漢蒙通婚，獎進漢人赴蒙，定漢文為公文，許蒙人學習，不幸失敗（其事見後）。康藏、青海均為藏人舊居，信奉喇嘛教，青海大部分為不毛之區，清初取之，未有建設。西康土司數多，各管一區，清末數有變亂，用兵平之，設置府縣，招徠漢人，將改為省，對於西藏，朝廷亦謀行使宗權（其事詳後）。新疆距離直省太遠，路過沙漠，交通不便，居民多屬於突厥族，清廷治理不善，造成叛亂。左宗棠平之，以為地實陝、甘、山西各邊及京師屏蔽，關係綦重，一八八二年，奏請籌款改省，朝廷許而從之。新疆遂為行省，官制一同內地。設省之後，漢人之徙居於其地者仍少，山西商人間或前往。予親聞諸考古家斯坦因（Aurel Stein），漢人言語以湖南方言為最通用。其原因則湘人以左宗棠西征之故，官於其地者多，迄今尚有勢力也。三曰屬國，其與中國之關係，分言於後。
綜觀清末，蓋為漢族移民重要時期之一。漢人初以生計窘迫，多冒險而往，既無保護，又無組織，政府後始准其前往，而今內蒙古、滿洲等，皆漢人居住之區域，誠吾國史上大事之一也。其在廣東、福建之過剩人口，則向海外營生（其事見後）。其在國內之移民史上，尚有不可輕忽者，江蘇、浙江、安徽等省之一部分土地，於大殺、疾疫、饑荒之後，人口銳減；河南過剩之民乘機移居於江浙二省，迄今尚有土客之分，發生問題；湘人有開墾於安徽等省者。人口增加，為吾國之一重要問題，歷史上之擾亂大殺，多由於此。古代解決之主要方法，一曰戰爭、疾疫、饑荒，二曰溺死嬰兒，三曰移民。第一方法略見於上，不必贅言於此。第二方法，頗為重要，惜無統計與詳細之記載（事實亦不易得）。茲引古書中一二例，以便有所證明。《後漢書·賈彪傳》記彪為新息令，嚴禁棄去嬰兒，三年中，男女活者千餘人。《晉書·王濬傳》記其為巴郡太守，人民苦役，生男多不養。濬嚴禁寬徭，活者數千人。漢時縣邑不足萬家，三國時戶口大減，而生產率之高至此，不無可疑之點，但時溺嬰之風盛行，固無疑問。清帝迭詔禁止溺嬰，民間設立育嬰堂，而人民溺死嬰兒，或以不善待遇而夭死者，據吾人見聞，不可勝計。第三方法，較為妥善。吾國史上，例不勝舉。帝王或為救濟貧民，或為政治目的，曾命官吏移民。民間每至荒年，饑民有相聚逃至他鄉求食者，但其終不能解決人口之問題，理極易見。人口繁密之區域，其一部分受經濟之壓迫，移居於地廣人稀之新地。舊地居民生活為之較易，所生之子女存者較多；新地之住民亦然，遂於短促期內，昔日人口之密度，將見於二地矣。近代之歐洲史，尤足以證明。綜之，戰爭、大殺為人類悲慘之事。疾疫、饑荒一由於人，一成於天，其限制人口，於古代尤甚，然其普遍於國內之時，則不常見。溺嬰非父母之心，非貧窮之家，殆不肯為，移民又非辦法。無巳，人口增加，生計困難，不逞之徒，唯有起而作亂，大殺而已。此一治一亂，循環往復，所以見於中國也。
吾國人口於內亂大殺之後，人口過剩之諸省，得移居於他鄉，問題似乎得暫解決。實際上仍極嚴重，數千年之道德觀念，無後為不孝之子；為父母者，莫不願早生子見孫，婚嫁之年齡常早。今日內地中等社會，尚多於十七歲以下成親。民間記歲之方法，異於今日法律之規定，生時即為一歲，明年元旦又為一歲，十七歲者，按今計算，則為十五六歲。據人口專家湯姆生（Warren S.Thompson）於金大演說，稱十七歲結婚之婦女，生產之子女，約倍於二十七歲之始結婚者。其言本於統計，吾國何能獨異？無怪人口增加之速。一八九四年，孫文上書於李鴻章，中云：「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聚，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孫文之言，本於其在廣東觀察之結果，警切之至。其時民無儲藏，一遇荒年，即無衣食。李鴻章自一八七〇年，就直隸總督，一八九五年始去。期內雖曾告假回籍，然不久即回，遇災奏告皇帝。作者統計其奏疏，災情有二，一曰水災，二曰旱災。水災凡十四次，旱災四次，除一八八〇年而外，其年直隸西南旱災，東北水災，每次代表一年。二十五年之內，災共十七，平均每一年半有災一次。其中水災較多者，由於永定河為害也。永定河之在直隸，時人比之黃河。人民深受其害，政府縻款甚巨，而竟幾無寧歲。直督奏報災情，請留漕、撥金、捐款、買米、施賑、平糴、免賦，朝廷往往准許，貧民賴其救濟。此就一省而言，山西、河南之災，甚於直隸，貧民之生活痛苦可想。
公使駐京，自北京條約成立，告一結束。其時水陸通商商埠，數約二十。輪船駛行長江，外人得入內地遊歷，教士得自由傳教，國際上交涉事件日多。駐京外使代表其本國政府，辦理交涉，國內原有之理藩院與禮部，專為管理或待遇藩屬之君長、貢使，列強非其可比，公使於禮節上不必叩首，待遇之新原則，優越之權利，處置通商問題，解決教案，議定邊境，均出其職權之外，而理藩院又非適當之機關，乃因環境之需要。一八六一年一月，創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曰總署，或曰譯署。設立衙門之用意，初為專辦通商事務，乃演進為外務部。恭親王奕訢之奏請稱，為臨時性質，日後洋務轉機，即可撤廢。咸豐派奕訢及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頒給關防，挑取滿漢司員各八人，仿照軍機處辦理，後因事繁，增用額外人員，奕訢、桂良締訂條約，已見於前。文祥曾任粵海關監督，三人之中，推其明了國際大事。一八六二年，大臣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者，增至七人，最多曾達十一人。其人多為六部堂官，或兼任軍機大臣，對外之知識，極為膚淺，而又人數太多，責任不一，迥異於外交部。日本大使副島種臣來聘，自京返津，問李鴻章曰：「總署大臣十人，何為？」一八七五年，雲南馬嘉理案起，英使威妥瑪交涉，久無進步，怒而出京，告李鴻章曰：「我在京與總理衙門商量此事，延至多時，或今日答應一兩件，明日又謂某件還要斟酌，或此件甫經說有眉目，又說某處不能商行，各位中堂大人如同哄騙小孩子一般，說來說去，無非空談。」又曰：「自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到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五六歲，倒變成一歲了。……總署向來遇事總雲，從容商辦，究是一件不辦。」因言抽厘不照條約。李鴻章云：「這是中國自主之權，你豈視中國不當作自主之國。」威妥瑪曰：「丹國（丹麥）是一個極小國，我國還許他自主，何況中國？但中國自周朝以來，常說內修外攘。試問至今，內修若何？外攘能否？今不改變一切，恐終不能自主，非獨我一人意見，各國官民皆如此說。……中國改變一切，要緊尤在用人，非先換總署幾個人不可。」其言若一訓辭，說明總署辦事之情狀，足稱詳盡，而於中國長官面前如此說法，可謂輕蔑之至。李鴻章將其晤談節略，函報總署，亦無改革。總理衙門除辦理交涉，咨令外交官外，兼管海關、同文館、購置軍艦等。
通商口岸增加，領事之數亦多，條約規定領事與道台地位相等。向例地方長官辦理外交者，為兩廣總督，及廣州喪失其外交上之地位，朝議初欲南方商埠之交涉，歸兩江總督辦理。曾國藩不願與聞夷務，先由江蘇巡撫薛煥辦理。至是，設通商大臣於上海，以薛煥充任。北方三口，設三口通商大臣，辦理牛莊、天津、煙臺之交涉事務，以候補京堂崇厚任之，其後南北地方交涉，由道台出面，歸南北洋大臣辦理，由兩江、直隸總督兼任。領事之職位頗低，而朝廷設通商大臣，與之交涉，乃將其地位提高。其人又以領事裁判權之故，益居重要之地位，輕視道府，欲與督撫抗禮。左宗棠為閩浙總督，不禮來謁之領事，領事報於公使，公使向總署交涉。左宗棠復稱其未開正門，發炮迎之，故有此事。督撫後請總署擬定待遇章程，免致爭執。外國初設領事，以其事簡，曾以商人或教士充之，或請他國領事代辦，尤以商務不發達之國為多。總署大臣後以商人或教士之充領事者，易生弊端，與外國訂約之時，加以限制。
外國設外交官於吾國，吾國僑民之在外國者，多於在華之外人，而清廷初則不派公使，或領事於外國，雖曰財政困難，人才難得，而吾國歷史上實少其例。一八五八年，美使列衛廉與直督譚廷襄訂約，向之建議。譚廷襄答稱中國富庶，無求於僑民，不必保護之也，足可代表一班大吏之思想。李鴻章等後曾建議派遣公使、領事，朝廷初亦置之。於此現象之下，列強對華之外交，根據於公使之報告，吾國所持之理由，或不易傳達於其政府，發生事件，概歸駐京公使辦理。公使易得操縱，多所壓迫，而於吾國損失頗巨。一八七七年，政府始設駐英公使於倫敦，以郭嵩燾任之，更設使館於他國。其時公使多兼辦三四國之交涉，政府以其事簡，且可節省經費。頑固大臣初頗輕視駐外公使，郭嵩燾書友告友人曰：「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為者也。」李鴻章請賞駐德公使李鳳苞花翎，部議駁斥，朝廷且言其出身卑賤以劾之，固其例也。後則風氣漸開，群視出洋隨員為捷徑，設法營謀，曾國藩之孫曾廣鈞以翰林編修，謀為參贊，不幸失敗，乃怨望李鴻章焉。
外交情狀，以環境之需要，發生劇烈之變遷，對外或有覺悟，抑或稍異於前，實吾人所當知者也。總理衙門主辦外交之大臣，知識淺陋，已如上述。一八六七年，皇帝密諭疆吏問其修約之意見，中云：「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換約，原因中國財力不足，不得不勉事羈縻，而各國詭謀譎計，百出嘗試，尤屬防不勝防。」其懷疑列強之心理，迄未改變，親王大臣時以復仇為言。總署對於外使之要求，非萬不得已，不肯讓步；其已允許者，仍欲避免。貴州提督田興恕鬧教，拆毀教堂，殺傷多人，法國公使迭次抗議，交涉日趨嚴重。朝廷飭大員查復，奏上，稱其貽誤軍事，乃將其發往新疆，迭促其行，而田興恕託病推諉。朝廷不問，密諭稱其「貽誤軍務，應重治罪，第既牽有外國之案，則又不得不曲予矜全，以維體制」。大臣之心理，往往類近詔旨。天津教案解決，醇親王奕憤而稱病，謂「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徇夷心為務」，而竟戍賢員，殺義民。不負地方治安之官員，不守法律之暴民，反有賢義之稱，此郭嵩燾所謂不知案之始末，而惟意氣用事；馬嘉理案起，無怪朝廷不將岑毓英議處，而清議詆毀郭嵩燾也。英、法、美、俄公使以戰爭之結果，駐於北京，而大臣仍信洋務轉機，外使即可出京。一八六一年，總署奏請派員與普魯士使訂約，許其享受喪失主權之權利，而於使館設京，則堅決不肯讓步，請其於十年後設立，最後減為五年。約成，普使隨員入京，恭親王欲廢條約，以示懲儆，文祥欲將隨員遞解出京。英使卜魯士勸說，稱其將即出京，普使且不進京，始已。既而普魯士公使來華，商問駐京公使，現時能否入京？公使答稱尚非其時，而普使貿然入京，恭親王不禮焉，後知大勢所趨，始許其請。茲再分言中興名臣，對外之見解於下。
常勝軍作戰勝利，其主將戈登深望中國整頓武備，向總署建議，謂武官宜學炮法，總署置之，往謁曾國藩於安慶，陳說練兵。曾國藩卒然曰：「余見英官著紅色軍服，而君衣藍色，若位不足以致此，吾人將為君設法焉。」戈登頗輕其言，告以水兵服紅色軍服，而此為工程師之衣，乃進言建築兵工廠之計劃。曾國藩忽而論其佩刀，戈登失望，以英語問其譯員丁吉昌曰：「長官固如此乎？」丁吉昌曰：「此拒君之進言也。」曾氏後聞沈葆楨主張翰林學習洋務，譏其大駭聽聞，其上奏朝廷，論及外國，曾襲億萬小民與彼為仇之說，其友郭嵩燾函告其不應襲取俗說。及天津教案起，曾國藩上奏挖眼無據等情，都門士大夫譏之，乃奏論清議之禍，而悔其失言。左宗棠初言洋炮無用，雖主持創設船廠於福建，而以輪船危險，嚴諭其子不得乘坐自津南下。其時輪船雖有失事，而固不如其言之甚，聞知英國紳士有禁菸之運動，則言其恐懼中國報復，及自西北回歸。李鴻章述其語，而加以批評曰：「湘陰（左之故鄉以之代用其名）提師入直，興復不淺，然謂船政輪舶，足敵俄之鐵甲快船，又稱俄雖強，不若粵捻回之難剿，奚翅夢囈？」沈葆楨曾任船政大臣，及為兩江總督，英人建築鐵路於吳淞、上海間，百計將其收回，理當自辦，乃以吳紳恥其先有鐵路，而又識見不廣，偏愎不受諫阻，邀取時譽。遂將其拆送台灣，成為廢物。李鴻章對之，深為失望，函告友人，斥其不知何心。長江水師主將彭玉麟，初縱其部下毀壞教堂，後言輪船無用於長江，而水師足資防禦，曾奏朝廷曰：「洋務……有不必講者，如洋槍陸隊，臨陣呆笨，知正而不可奇。我軍矯捷輕快，實遠勝於西人，今乃必從而效之，延聘外人教習，是欲去己之長，效彼之短。此臣之所不解者也。薄小輪船，以之攻擊脆薄，而不可用，巡緝長江尤所不宜。」其所主張者，則水師舢板船也。輪船較之舢板，孰為薄小？其言誠不可解。一八六二年，總署以文祥之議，創設同文館，招收學生，習學英語，俄而擴張，兼授法語、俄語，一八六七年，設館教授算術、天文等課。大學士倭仁等以其奉夷人為師，力請罷之，其言曰：「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倭仁，蒙古人也，以理學見稱，痛恨西學。朝廷欲開通風氣，詔其在總理衙門行走，倭仁屢辭不得，家住稱病。其年夏旱，太后詔求直言，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應天變，並詆大臣，時論謂由倭仁授意，太后詔其銷假到任。倭仁無奈，乘馬而往，說者言其故意墜馬傷足，乃稱傷重，竟不視事。名士許珏曾問於大學士閻敬銘曰：「今世正士，誰善外交？」閻氏嘆曰：「焉有正士，而屑為此者！」
其他疆吏之見解，可於一八六六年之復奏見之。初總稅務司赫德呈遞《局外旁觀論》於總署，其文一言內情，一論外情。其言內情，略稱中國律例不能實行，兵丁欠餉，動稱千百萬兩，「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將校自盡請恤，浮報軍功，官吏迴避本省，而任胥吏舞弊，仇教而反迷信。國內經濟狀況，則「各省撥款疊催，而民言剝皮，及至大內所需，飭令捐備，例不報銷，是令人舞弊也……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吁！事不以實，而徒飾虛文，可乎？」其論外交，謂中國之損失，「皆由於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服人」。中國外交以邊界、傳教、貿易為重要，宜守條約。外國方便，有火車、輪船、工織機器、郵局、電報、銀幣、軍火、兵法，中國宜早興辦，最後建議中國宜整頓地丁、鹽課、稅餉，規定官署經費，鼓鑄銀幣，建築鐵路，製造輪船，敷設電報。皇帝又當召見公使，派遣駐外公使，早日解決爭執。其言深切當時之需要，而總署大臣初置不理。至是，英使阿禮國遞交其參贊威妥瑪所著之《新議論略》於總署，總署大臣誤解其意，以二語論之曰：「一則曰借法自強，一則曰緩不濟急。」威妥瑪謂中國之情狀，內亂甚深，外交冷淡。內亂則「目今直省之中，若雲全省並無賊股，實不易言。蓋賊率皆會匪，入會實意不過搶掠，旗號所書，皆欲立國為君」。雲南回疆亂尚未平，奉天亦有叛亂。其原因則以水旱之災，官吏不先防備，財政困難，兵士欠餉。厘金病民，而一二良臣，無濟於事，亟宜改革。對外中國宜變通前狀，言者以新法含有惡意，實則外國無侵占之意。英國迭請中國派使赴英，中國可派使駐外。各省宜築鐵路，設電報，開礦產，練軍隊，借外債，設醫校，用外人，並引海關為證。朝廷乃將二文交官文、曾國藩等籌議，疆吏盡以惡意推度，幾盡言其無一可行。湖廣總督官文以為中國事機已順，懼我相圖，故作此論，且欲牟利。江西巡撫劉坤一奏曰「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是變我之人心風俗」，輪船火車斷不能從其請，遣使則棄重臣於絕域，令得挾以為質。其對外交之主張，則曰「以夷攻夷」。兩廣總督瑞麟奏稱兵不宜裁，律不必改，新法除軍火外，皆不足議。浙江巡撫馬新貽復奏夷畏百姓，赫德所言內情為嘗試，外情為恫嚇。其他督撫之言，殆無引證之必要。吾人今讀疆吏之奏疏，幾不敢信其曾讀赫德、威妥瑪之原文也。疆吏之心理，豈如郭嵩燾所言耶？郭氏自英書告李鴻章曰：
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劼剛（紀澤）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大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不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遊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
郭嵩燾之痛言，可謂切中時病。李鴻章初擬遣學生出洋，總署先尚不肯照會公使。一八七四年，李氏入京，向總署王大臣建議，築鐵路，設電報等，文祥目笑存之，會議不置可否，廷臣有詆之者，乃請於奕訢先辦清江至京鐵路。奕訢心以為然，但謂無人主持，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計也。後劉銘傳再言鐵路，亦阻撓於時議。一八八九年，醇親王奕擬築天津、通州鐵路，而朝議相違，嘆曰：「決理易，靖囂難。」劉銘傳憤而言曰，「津通鐵路，此次如辦不成，以後決難再舉，不獨遺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體」。會張之洞請先築蘆漢（後稱京漢）鐵路，朝廷許之，郭嵩燾聞而失望，以為津通路短，易於籌款，而蘆漢路長難於興築，不過縻款，一無所成而已。朝廷尚別有奏請者，李鴻章亦深失望，電告友人曰：「中國積習，可嘆可恨。」一八八〇年，政府許設電報，各省次第興辦，獨湖南官紳反對，設立之電報杆，均為人毀去。其人亦何愚陋至此耶！
李鴻章之見聞較廣，辦理外交，負有能名；對於內政，主張變法，仍不免於極大之錯誤。一八七〇年，天津案起，奉命回直，上奏籌御外人之疏，中云：「臣昔在蘇滬與洋人久相交涉，所部將士與洋兵曾共戰陳，習知其平素伎倆，專恃火器。水路船炮我軍或難於爭良，陸路野戰彼族亦難必勝，蓋大炮笨重，不宜運行，又洋人不能自紮營壘，一敗則無歸宿也。」其後在津日久，益知外國之情狀，始知淮軍之不可恃，奏曰：「餉少，兵劣，器壞，不能一戰。」人之知識有限，不能無錯，知而改之，實足欽佩；又以外人曾在常勝軍中，設與他國戰爭，招募外人，彼將助我作戰。伊犁交涉嚴重之時，戈登奉召來華，入京陳說意見之後，返津，回歸印度。李鴻章稱其言曰：「中國對外有事，彼將來助。」其言深可懷疑，而固李氏之感想。後中國駐外公使，先已購定軍艦，忽以與第三國勢將起釁，廢棄成議，公使報於李鴻章。李氏初尚不信，命其交涉，終無進步，始知中立國之意義。此種錯俁，不獨李鴻章一人，而士大夫莫不盡然。初伊犁事起，張之洞主張戰議，大言炎炎，其奏議中有云：「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意在拊印度之背……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唇齒，理當同仇。」天下之事，實不若此簡易。戈登之來華，印度政府不許其請，將其免職。朝臣殆不之知，其他共同錯誤，則初遇交涉，大臣不敢輕見外使，或往外國，以入虎口也。鴉片戰爭，將告結束，道光諄諄然諭戒耆英等不可輕身，即往夷船。巴夏禮等之被捕，亦由於此歷史上之傳統觀念。中日台灣交涉事起，日本時無使臣在京，朝廷不派使臣渡日交涉，據李鴻章言，恐其留之為質也。一八七六年，皇帝詔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赴煙臺，與英使威妥瑪商議和約。時英巨艦來華，人心洶洶，津人患其危險，百計留之。及條約成立，友人有致書問之者，答書稱其前入虎口，言下露有不顧生死之意。其言殆非誇張功績，而或詡於明僚，蓋尚不知公法也，自此而後，國人漸知其無危險矣。李鴻章又上奏曰：「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集京師，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殊不知歐美列強，外人入其國後，居住合法行動之自由，或過於其在中國。李氏之恐懼，實為太甚；凡此種種，例不勝舉。吾人生於今日，指摘前人之過，殊非難事，設使吾人生於當時，決不敢謂對外知識，高於時人。吾人之責任，則在明了當時之背景與環境，而可認識其政治社會。其造成之原因，由於胸襟狹隘，心理傲慢，成見太深，而無求真知識之心。吾人不能為之恕者，有得新知識之機會，不知利用，而仍頑固反對，阻礙中國之進步，增加民眾之痛苦也。於此現狀之中，宜李鴻章之見稱於世。今之論古，猶後之議今，古人給予吾人極大代價之教訓，可不勉乎？
吾國處於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之中葉，列強之公使駐京，領事駐於商埠。其輪船駛行於沿海及長江內之口岸，貨物販運於全國，其軍艦槍炮，以戰勝之威，動人耳目。其鐵路之發達、電報之敷設、礦產之開掘，聞者或動其好奇之心理，識者或有仿行之計劃。外人視為利之所在，多方勸說，謀得承辦之權，實用科學及經濟勢力，非任何人所能反對而終止。同時，外使在京，於中國戰爭屈服之後，不免存有輕視之心，而大臣頑固之態度，益足以堅其概念。中國之禮教，自其觀之，猶為古代之產物，不適用於近代先進國之代表，欲以西方盛行之禮節，行於中國。中國之社會環境，迥異於外國，一旦欲其，拋棄固有之思想禮教，採行其所輕視夷狄國中之禮節制度，自固不易，然於失敗之後，又難完全拒絕，問題乃生於此。其時主要之問題，可別為五：一曰改革與新法，二曰覲見與遣使，三曰訂約與修約——商業，四曰教案，五曰屬國之喪失。凡此五端，系就咸豐死後，迄於中日戰爭期內之大事而言。一八六七年，太后以十年修約之期將屆，密諭疆吏籌議修約事宜，旨中臚列六款：一請覲，二遣使，三銅（電）線鐵路，四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五販鹽挖煤，六傳教。疆吏各就所知議復。試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意見，以作疆吏之代表。關於覲見，均請准許，遣使外國，認為有益，傳教當曉諭人民，並許保護，挖煤曾李謂用機器自行試辦，左氏言外商不宜挖煤。餘款三人均言不可。其理由可引曾國藩之奏語。其言曰：「其（洋人）來中國也，廣設埔頭，販運百貨，亦欲逞彼朘削之詭謀，隘我商民之生計。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日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運販之生計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一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航工之生路窮矣；聽其創辦電線鐵路，則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輪船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內地之利，自華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其言雖有形容過甚之處，而實含有至理，究有何合於理智解決之辦法，減少小民可以避免之痛苦？固不能以其害而抹殺其利，經濟勢力，且非政治所能阻止。此所以國內需有眼光明銳之政治家也。曾氏不足語此，其言不過代表一時之意見，茲為便利之計，仍按上言之五問題，分言三十三年中之大事如下：
國內機關改組早而成績較著者，當推海關。初國際貿易限於廣州，海關監督主持徵收貨稅船捐，而並勒索規禮，久為外商所病，及南京條約成立，新開放之四口，皆設海關。上海、寧波各由道台兼理，福州、廈門歸都統節制，廣州仍照舊制。其時海關行政較之於前，固有進步，而官僚惡習則未盡去，稅吏不通外國語言，私受商人賄賂，共同舞弊，如上海稅吏將棉花二包作一包計算納稅。新自英國來華之商人類多資本短少，嘗或不顧信義，偷運貨物，誠實商人乃言海關不能行使職權，納稅偷稅之貨物，待遇實不平允。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陷南京；九月，小刀會起事於上海。上海道吳健章以外人之助，縋城出逃，住於租界。會英、美、法領事宣布中立，吳健章不得於租界徵收貨稅，暫設海關於黃浦江中之船上，但以領事之抗議而罷。其無理干涉侵犯中國之主權，至堪惜痛。條約上英國領事，負有贊助華官收稅之義務，通知商人，書其稅額存於領署，商人言其出於職權之外，英商後竟不肯繳款。吳健章不能收稅，以作官軍之餉，心至焦極，改於上海往內地之要道，設稅局二所，三國領事提出抗議，殊不知其何所根據，而干涉內政也。吳健章無奈，撤去稅局，一八五四年二月，向其議定，設海關於虹口。後二月，英船一隻不納稅銀，領事依據條約，當即予以懲罰，不幸置而不理，他船要求同樣之待遇，遂不納稅。總督怡良密咨閩、浙、江西等省督撫，停止商人販運絲茶於上海銷售，未有效力。六月，吳健章再與三國領事議商上海海關章程，由其各推委員一人主持收稅，七月，委員就職，上海海關之實權，始歸於外人。吳健章因以媚外及養賊罪落職。委員初為領事館之職員，認此非其職守，相繼去職；英領推薦李泰國，英國聞報，以為推薦侵犯主權，表示反對。李泰國之在職也，自由雇用職員，非其同意，不得罷免。其為人也，善於組織，辦事認真，收入為之大增。領事外商謂其結果良佳，主張推行於他港，一八五八年，中英通商章程，載明中國自由邀請英人幫辦稅務，毋庸其官指薦干預，西方諸國均得享受同等權利，明年，兩廣總督勞崇光，及關督恆祺商請李泰國改組廣州海關，試辦一月，頗著成效，遂用外人辦理。及北京條約告成，賠償英法軍費大增，而以海關之收入擔保，一八六一年，恭親王以薛煥之請，奉旨箚諭李泰國幫辦各海口通商事務。海關任用外人之制，次第推行於各口，卓有成效。會李泰國回英，以英人赫德等暫攝其職，奉命購置軍艦，及回中國，總署以其辦理不善，改委赫德代之。
赫德初為廣州領事館之譯員，後服務于海關，一八六三年代李泰國職。為人精通華語，嫻習華禮，忠於職守；督撫初有反對外人管理海關者，赫德處置得宜，免去困難；及就職後，即往北京，謁見恭親王於總理衙門，言談歡洽；一八六五年，正式設立總稅務司官署於北京。其職務於管理關稅之外，對於外交常有贊助，事實上殆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海關年有報告，凡輸出、輸入之貨物，價值、收入、支出等款，頗為詳晰，赫德所用之高級職員，不分國籍，藉以免除列強之忌嫉，初一八五八年之通商章程，允許美法諸國，雇用其國人幫辦稅務故也。其中以英人為最多，初無華人，政府亦不之問，其薪金待遇頗為優厚，外人樂為之用，中多能員。赫德告其服務於中國政府機關，辦事必當勤慎信實，兼宜學習華語，各地稅務司須與地方官合作。一八六四年，赫德說恭親王提出鈔銀百分之十，充作設置浮樁、號船、塔表、望樓，以利行船，先是，海關收入除行政費外，餘款概作政府收入，通商章程載明撥用船鈔，建築浮樁等，至是，赫德建議，總署許之。未幾，政府次第准提外船華船鈔銀百分之七十，以作改良航行之費，其款既多，工作益繁，航船頗受其利。一八六七年，引港亦歸海關管理，而水手多為外人，此官吏放棄責任，而與外人侵略之機會所造成也，外人更何足責！方赫德之整理海關，英商惡其職員詳問船上之貨物，而未予以權利，英領謂其仍受領事裁判，曾課以罰金，而妨礙其工作。其危險則海關長官，非承領事之旨意，或間接受其指示，則難行使職權，海關之行政主權何安？赫德改訂外人之受處分者，暫派人代理，同時，上訴其案於英國法庭。駐京英使亦謂英人之受領事處分者，非其個人之責任，乃執行中國政府命令所致之結果，不能負責，英國政府之意見亦然。會法庭否決領事之判書，其事始已。
其時國際商業視前發達，海關之收入增加，廣東則以香港、澳門不歸中國治理，漏稅甚多。香港、九龍去廣州不遠，自英人經營以來，商業日盛，舢板船之往返於廣州、香港者繁多；香港公賣鴉片，而鴉片輸入納稅頗重，小船自香港偷運鴉片入於內地，獲利極厚。粵海關監督無如之何，乃於中國領海之內，駐船巡查來自香港之船隻。英商謂其封鎖香港，表示熱烈之反對，而公使言其屬於中國主權，英商始肯讓步。一八八六年，赫德奉命往港議定鴉片專約，港官協助海關收稅，管理往返二地之商船，中國撤去巡船。赫德因欲解決澳門之懸案，初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歲出稅金五百兩，中國設官駐守。一八四九年，葡官驅逐華官，而強據之，廣東官吏人民莫不惡之。後葡萄牙遣使入京，議訂條約，朝廷以澳門問題迄未解決，不肯批准。就國際公法而言，葡萄牙之據澳門，無條約上之根據，近於盜賊之行為，自理論言之，中國尚未喪失領土也。澳門地接香山縣，水陸路往返廣州，均稱便利，鴉片之偷運入粵者額數頗巨。至是，赫德奉命遣人前往葡京，一八八七年，議訂條約。其要款凡三：一、葡萄牙永遠管理澳門；二、澳門不得讓與他國；三、澳門政府協助中國徵收洋菸之稅。約成，又訂鴉片專約。兩廣總督張之洞堅持反對之議，奉旨申斥。赫德辯護則為預防葡萄牙割讓於法也。海關收入，同治初年約七百萬兩；一八八九年，增達一千五百萬兩，洋藥稅厘又六百萬兩，共二千一百萬兩。一八九三年，增至二千三百萬兩。
海關而外，海軍亦頗重要，其軍艦則多購自外國。初國內水師成立頗早，惜其船身微小，久無改革，不足一戰。及林則徐繳交英商鴉片，購一美船，改為軍艦，是為中國新式軍艦之始，後為英艦擊沉，或言未及購置。迨常勝軍建立奇勳，赫德建議於恭親王奕訢，購設海軍，以便早平內亂。恭親王從之，令總稅務司李泰國於英購置軍艦，招募水手，李泰國聘英海軍大尉阿思本（Sherard Osborn）為將，訂立合同，謂其不受他人之指揮，而僅執行李泰國交來皇帝之命令；共買軍艦七隻，運輸船一，用銀一百七萬兩，每月經費需銀七萬五千兩。一八六三年，駛行來華；九月，抵於上海。恭親王令歸江督曾國藩、蘇撫李鴻章調遣，初曾國藩聞艦隊將至，患其分奪將士之功，迭次書告李鴻章，不願其來助攻南京。李泰國入京，商定中國派員為漢總統，阿思本為幫同總統，聽督撫節制，並可派人上船學習。朝廷以蔡國祥為漢總統，而阿思本欲照合同辦理。曾國藩奏曰：「不若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李鴻章奏稱蔡國祥面謂徒擁虛名，阿思本亦請解散，並告英使卜普士若不善為處置，將生危險。恭親王照會卜魯士將其變賣，英使遂令阿思本統率艦隊駛往印度辦理善後事宜，解散水手，兵艦賣於英國。不敷之款項，仍歸中國擔負，前後縻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竟無所得，良可怪也。曾國藩雖不欲艦隊助戰，然於長江親見輪船駛行迅速，不受風浪之阻礙，淮軍以輪船之運載，得過南京江面，抵於上海，心中不能無感觸。乃召華人，試造輪船於安慶，未有成績，派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訪探機器真價，有所購買。容閎者，粵人，幼得教會之助，留學於美國耶魯大學，而欲中國變法者也。李鴻章時與外人相熟，知其槍炮之利，設局仿造槍彈，謀於上海，訪購機器，一八六五年，海關譯員唐國華等因案革究，集資購買虹口鐵廠以贖罪，其廠原為修造輪船之用。會容閎所購之機器亦至，歸併一局，廠中有洋匠八人，以時需要製造槍炮，每月需銀一萬餘兩。後二年，曾國藩奏請撥留關稅二成，一成作為專造輪船之經費，奉旨准許，其年於城南購地興築新廠，明年，造成輪船一隻，名曰恬吉。曾國藩稱其尚屬堅緻靈便，可涉重洋，將陸續增造。其在閩縣馬尾尚有大規模之船廠，左宗棠初主持之，商請浙江、廣東巡撫，湊集巨款，據其一八六六年奏議，開辦費三十餘萬兩，每月經常費約五六萬兩，聘前寧波稅務司法人日意格（Giquel）、法國洋槍隊將德克碑（D'Aiguebelle）主持其事，朝廷許之。會奉旨北上督兵，疏舉沈葆楨為船政大臣，並請仍得會銜奏事，皇帝從之。朝臣後以船廠縻款太巨，而造船太少，奏請停辦。左宗棠論其不可，李鴻章亦以為言，始得不廢。自吾觀之，其經營實不得法也，李鴻章亦稱其植黨排軋，積弊深痼。
一八七四年，台灣事起。朝臣以為陸軍強於日本，而海上作戰，恃有軍艦，張佩綸奏設海軍以御日本，明年，朝廷議定海防費四百萬兩。其時船廠所制輪船均為舊式，而多以木造成，且其所造之數，不敷分配，乃向英國購買蚊子船八隻，由直督李鴻章主辦，兩江總督亦另購買。一八八〇年，李鴻章擬購鐵甲船於英，而英，以中俄交涉嚴重，不肯出售，明年，向德訂購二隻，凡銀三百二十六萬兩，其年共到蚊子船十一、快船二，又陸續購買，修築大沽炮台，建築旅順炮台。及中法事急，福建有兵船七隻及水師船等。及戰，為法艦所毀，船廠幸免於難，法艦往攻台灣，守將劉銘傳迭次請援，而援軍不敢渡海。戰後，朝廷深受刺激，適二鐵甲船來自德國，名曰定遠、鎮遠，新購之雷艇亦至。醇親王奕時代恭親王奕訢執政，欲有所為。一八八五年，太后詔立海軍衙門，諭奕總理海軍事務，節制水師，李鴻章、奕劻、曾紀澤等會同辦理，建築威海衛港。明年，奕巡閱旅順、威海衛軍港，檢閱海軍，李蓮英隨行。海軍頗有振作之氣，續購之快船亦至，雇用英海軍大尉琅威理（Capt.W.M.Lang）為總教習。其編制操法，仿自英國，以其海軍最強也，北洋艦隊，以全國之力經營，頗有可觀，而餉歲增，費用浩繁，乃借款以救濟，並謀籌新款。會太后將歸政權於光緒，撥用海軍經費修築頤和園，部議不再購買新艦。其提督丁汝昌本為淮軍戰將，無海軍知識，琅威理以其無權，不能有為，辭職去國。其下將佐，多為閩人，有習海軍於歐洲而歸者，輕視主將，操練日怠，軍紀漸壞。南方南洋艦隊歸兩江總督節制，實力遠在北洋之下。
陸軍與海軍相較，殆無明顯之改革，陸軍之不能戰，久為識者所知。琦善於鴉片戰後，官於西藏，與法教士語，承認軍隊之當改革，但不敢上奏於皇帝，言之將有殺身之禍。耆英與美使顧盛訂約於望廈，不受顧盛所贈之槍炮模型與兵書，殆亦為此。曾國藩、左宗棠初均不信洋槍大炮之威力。李鴻章於上海見聞外兵常勝軍之作戰，始信其戰守攻具，天下無敵，選次書告曾國藩說其倡率用外國軍器。李氏雇用外人教授炮法，買置大炮數尊，購辦造械機器，及常勝軍解散，戈登勸其收留其一部炮隊。其心中以為「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上曾國藩書中語）。曾國藩不肯倡率，並置戈登之建議於不顧。及曾國藩北上剿捻，李鴻章代為兩江總督，購機器，設廠於南京，製造軍火，江蘇遂有機器製造局二所。一八七〇年，李鴻章改授直隸總督，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創辦機器局，廠址周圍五六里，在天津城南海光寺，至是由李鴻章接辦，大加擴充，一八七四年，分設四廠，規模宏大，他省亦有仿辦者。機器局雖有創設，而軍制迄無改革，戈登曾向總督署條陳西法練兵，總署置之。後台灣事起，朝廷詔籌海防，李鴻章之建議，中言練兵用洋槍炮，丁日昌奏請武舉改試槍炮，均未採行。粵省勞崇光雇用英人練兵，俄亦解職。當時八旗仍稱勁旅，受國家豢養，各省營兵多復舊額，其情狀一如左宗棠之奏語（其言見上）。淮軍器械較優，而軍紀操練，未有進步，李鴻章曾雇德教練官，而不與以實權，其創辦之武備學堂，徒有虛名。戈登於伊犁交涉時來華，及其將去，留有贈言，中云：「中國既請洋人教導，華人必當受教。……華人不願受教，不如不請。」其言深切時病，又言中國陸軍勁旅無多，宜先整頓陸軍，不幸其未整頓也。
交通亦有改革，惜其進步遲緩。初十八世紀，英人瓦特改良蒸汽機，其推廣之影響，改變世人之生活。十九世紀初葉，科學家製造輪船、火車，試行之結果良佳，次第推行於歐美。中葉，商人經營之電報盛行於美歐，電話於一八七八年由商人開始營業，世界之交通為之大便。中國處於此時，當即利用科學之發明，促進國內之交通。蓋時土地廣大，交通不便，人民受其影響，多數足不出於百里之外，而老死於家鄉，方言為之繁多，朝廷難於監督地方長官。交通果有極大之進步，阻礙勢將減少，朝廷固不之知。其先行於國內者，則為輪船。輪船於鴉片戰爭始至吾國，一八四五年，商業輪船往來於香港、英國，後五年，航路展至上海。迨天津條約成立，額爾金乘坐輪船駛抵漢口，及條約批准，長江開放。輪船往來於口岸，沿岸商埠亦有外輪運貨載客，內河時未開放。蘇浙河內，竟有小輪船駛行。國內往來海口之沙船，內河之運船，均受虧折。「濱海之區，四民之中，商居什之六七」（左宗棠奏語），均感生活困難。李鴻章初奏救濟沙船，予以利益，而終不能與輪船競爭，信如李鴻章曰：「中國長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輪船夾板占盡。」容閎等欲籌款購置輪船，分運漕米，運載客貨，未能成功，而殷實商人有附洋商營業者。一八七二年，李鴻章飭南省海運委員朱其昂等，酌立招商章程二十條，大意官商合辦，官先借撥錢二十萬串，創設招商局，華商入股，購船三隻。政府准其照新關章程完稅免厘，攬運貨物，起岸則照常捐厘。李鴻章咨准江浙督撫，將明年漕米二十萬石，由其運津，咨請總署加意保護，兩江總督沈葆楨頗多贊助。開辦五年，置船十二，借用官款，收買美商旗昌洋行大小輪船十八隻，英商太古公司減價爭運貨物，而關道以運漕之故，濫薦私人，招商局遂致虧蝕。朝官迭次參奏，均賴李鴻章妥為奏復，請將官帑免息三年，分五期繳還，商局設法增加股本，官物概歸其運送，運津漕米增加額數。及朱其昂死，葉廷眷、唐廷樞次第接辦局務。後中法戰作，商局船隻懼為法艦所毀，不敢出洋，營業停頓，虧息不堪，乃售交旗昌洋行營管。戰後，朝廷責令收回，而商局之債積多，難於維持。李鴻章奏請運糟空回減稅，並減茶葉之稅，暫勿提拔官款，朝廷許之，商局之基礎始固。綜觀招商局之成立，多賴李鴻章之全力協助，曾因之與疆吏相忤，如左宗棠稱為其商人射利，與國家無益之類。其營業失敗者，由於濫用私人，不知節省，而官僚之習氣深重，其主持局務者，均有官銜，以類近衙門之機關經營，自多處於失敗之地位，殆所謂公家窮而私人富，況有資本雄厚之外商與之競爭乎？
外商久欲興築鐵路，一八七五年，英商未得中國之許可，建築上海、吳淞間之輕便鐵路，明年，工竣營業，乘客擁擠，而紳士恥之。江督沈葆楨嚴令上海關道交涉，未有進步，會車輾斃一人，滬官打死地保，鼓動鄉民示威，形勢嚴重。英使威妥瑪以滇案出京，時在上海，飭商人停車；及煙臺條約成立，李鴻章與之議定贖路，派道員盛宣懷往滬，與滬道英領會商辦法，出款二十八萬兩贖回。初李鴻章入京陛見，建議興築清江至京鐵路，恭親王謂太后不能定此大計，至是，力勸沈葆楨收回自辦，英商亦願贊助中國辦理。而沈葆楨求好於清議，堅持不可，會丁日昌奉旨准於台灣試辦鐵路、電報，乃將其拆送台灣，其一部分材料，成為廢物。台紳林維源捐款五十萬元，建築鐵路，而朝廷將其改作賑款。台灣鐵路，後由劉銘傳辦理。劉銘傳曾請建築二路，一自清江至京，一自漢口至京。朝廷交南北洋大臣複議，江督劉坤一言其不可，李鴻章請借洋款建築，朝議詆之。其反對築路之原因，一為貧民失業，毀遷墳墓；一為知識淺陋。實則鐵路築成，貨物流通，足以解決一部分人民之失業問題，愚陋非待試驗所得結果之後，將難消除。所貴乎已受高等教育而居高官者，在其虛心，乃張家鑲奏疏中雲「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不亦可笑。李鴻章仍謀有所進行，其獎進開採之開平煤礦，為便利運煤之計，一八八一年，築成唐山至胥各莊鐵路，長約二十里；俄再接造六十里，南抵薊河邊閻莊。一八八七年，李氏商得奕譞之同意，由海軍衙門奏請將其延長，南接大沽北岸，北接山海關；若款不足，先築閻莊至大沽北岸八十餘里之一段，再造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之路線，仍由公司經理，奉旨照行。公司借款興工，一八九四年，工竣通車。李氏又向奕譞建議，建築天津、通州間之鐵路，奕譞同意，而朝議龐雜；奕讓步，主用晉鐵，改築盧溝橋至漢口鐵路。晉鐵量數尚不可知，何時煉鐵？更屬遙遙無期。朝廷忽欲先築營口至琿春鐵路。會醇親王死，無人主持，遂作罷論。
電報之在中國，初許美商安設海線之權利，其線自美至華，路過英俄，不能興創而罷。丹麥親善二國，一八七〇年，英使威妥瑪為之請於總理衙門，丹商大北公司得設海線，自香港達於上海，言明不得於岸上設線，明年，工竣。及台灣事起，疆吏頗賴其利，許其於福建、台灣設線，會以反對而止。及吳淞鐵路築成，公司於路旁設線，直達上海，鐵路由沈葆楨收回拆毀，乃說其將電線拆去，公司遷延不肯，後由中國收回。李鴻章初曾議設電線，朝廷不可，一八七九年，自大沽口至天津架設電線。明年，伊犁事起，請架設電線，上諭准可，乃創電報學堂，雇丹麥人教授。盛宣懷請歸商辦，由官保護津貼。方事之初，召股困難，改借官款，由淮軍餉內支出，改為官督商辦，分期歸還官本。工程由大北公司代辦，延長達於廣東；一八八三年，展接京通；明年，自上海展至漢口，廣州展達龍州，北塘展至山海關、旅順，更由濟寧設至煙臺，由營口至奉天，由奉天至朝鮮仁川。一八八五年，盛宣懷請由漢口接線至川入滇歸商辦，自廣西入滇歸官辦，其理由則山道設線不易，商人無利可得也。李鴻章以獎設電報之故，從之。北方電線又展達保定，奉天展至琿春，一八八八年，九江架至南雄，南達廣東，明年，定至陝西為商線，自陝至嘉峪關為官線。其時電報費昂貴，非達官商人，殆少用之。商線經過之區域，多為要邑，獲利極厚。外商經營之海線，除大北公司而外，尚有英商大東公司，一八八三年，准其妥設上海、香港間之海線，與中國陸線相接。邊境則中法條約載明互接電線，一八九二年，亦許俄國接線。電話始於一八八二年上海租界設立，國內城邑之仿行者頗遲。新式郵局初於香港成立，逐漸於商埠營業，中國設立之郵局則發達較遲，其原因則官文傳遞，舊設驛站，後置文報局，民間設有信局，而朝廷反對設立郵局也。初天津條約載明使館郵件，每於冬季改由鎮江寄發，總理衙門交海關辦理，海關於封凍口岸，次第附設郵政部，歸天津稅務司德璀琳（GustavDetring）辦理著有成績，乃於商埠次第設立寄信局。
士大夫對外知識之淺陋，由於中外言語之迥異，國內缺少關於外國實況之書籍。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曰：「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言語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翰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外國公使領事均有譯員，而中國唯有通事傳語。其人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其言殆為多數通事之寫真，精通外國語言之人才，實為當時之需要。初恭親王奏設同文館，咸豐許之，一八六二年成立。其章程仿自俄文館，先置學生十名，年在十五左右，從八旗中挑選，教授漢文、英語，每屆三年，總署一考；明年，添設法文、俄文二館，每館學生十名。李鴻章請於上海創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朝廷許之。及上海機器局擴充，曾國藩奏稱雇用英美人四名譯書，俟學館築成，即選聰穎子弟學習，及成，有學生數十人。廣州亦設學館，有學生二十名，其畢業者送往北京同文館肄業。恭親王以左宗棠等之建議，奏添一館，考收滿漢舉人等習學天文、算學，太后許之。總署改訂章程，凡年在三十以內之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宮，均得應考入館，發給原薪，奏派徐繼畲為總管同文館大臣。柳史張盛藻稱非養士之道，上諭不應。倭仁極言不可，且曰：「未收實效，先失人心」，迭與總署爭論。太后後始諭稱仍照前議辦理，飭倭仁另辦一館。倭仁奏言無人可保，上諭令其咨訪，會知州楊廷熙應直言之詔，痛詆在京之王大臣。恭親王自請免職查辦，太后不許。及考，應試者凡七十二人，考取三十一名，固為正士所輕視，其入館者仍多八旗子弟，不肯盡心學習，於是設備比較完備之同文館，竟無影響於中國。
同時，馬尾船廠亦附設學堂，分英文、法文二部，選童入學。其後李鴻章於天津創電報學堂、武備學堂、水師學堂，類多辦理不善。學生不能利用時間，切實學習，而外國教習亦不能盡其才力，徒有虛名而已。容閎主張派遣幼童留學外國，由丁日昌商於曾國藩、李鴻章，一八七一年，二人聯名致書商於總署，每年訪選幼童三十名往美國肄業，以四年為限，共一百二十名，在美肄業十五年後回國。總署許之，明年派出。一八七六年，李鴻章遣淮軍將士卞長勝等七人赴德學習軍事。同年，船政大臣沈葆楨遣學生數名，隨日意格赴法，明年，遣學生三十名往法英學習海軍造船等科，以三年為期。其後閩廠又遣學生出洋學習六年。政府每次遣派學生，縻款頗巨，並命監督同往，吾人不知其監督何事也。幼童不知國內之情形，遣之前往，乃於外國教授國文，寧非愚乎？淮軍將士之赴德也，先無預備，又非其人。據德使報告，其中三人不肯學習，並阻他人學習。船廠學生限期太促，其後留美幼童竟以監督不滿意之報告而撤歸，卞長勝等無所得而返，船廠學生亦無美滿之成就，可慨也夫！謀之不臧，以致於此；主其事者，實有相當之責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