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五篇 太平天國及捻苗亂（續前）
洪秀全之思想基礎〇三字經〇洪秀全之天國〇上下階級之森嚴〇朝廷情狀之一斑〇軍政與嚴刑〇公田之計劃〇天曆〇天國中之婦女〇消極之禁令〇內訌及其影響〇太平軍之戰績〇湘軍克復安慶〇陳玉成之敗死〇常勝軍之成立〇太平天國末年之情狀〇外人之觀察〇淮軍之起〇湘軍近逼南京〇華爾死後之常勝軍〇戈登之戰績〇蘇州殺降之事件〇太平軍之餘支〇湘軍攻陷南京〇太平餘眾之命運〇捻軍之大起〇平捻〇清廷治苗之失策〇湘軍平定苗亂〇戰爭期內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〇人口減少之估計〇內亂之評論
太平軍於內訌前之戰績，已見於前，茲言其思想制度等。洪秀全以上帝會起兵，說者謂受耶穌教之影響，實則本於民間固有之傳說，而牽強合於教士所傳之宗教。教士所言之上帝，異於中國古書中之上帝，而洪秀全並之為一。其言曰：「上古之世，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蓋拜皇上帝這條大路，當初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來，中國番國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諸國遵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近一二千年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其言荒謬不經，一則不知耶穌教自亞洲傳入歐洲，一則錯解中國之歷史。其徒稱天父接洪秀全升天，天父天兄附人身下凡，本於民間巫覡之說，耶穌教徒斷不肯信。其稱洪氏為上帝次子，與耶穌教決不相容。上帝會則立基於此傳說，而以之號召愚民，其不信仰上帝悔改前罪者，則「惹皇上帝義怒，罰落十八重地獄永受苦」。十八重地獄，來自佛教，與耶穌教無關。太平軍中之敬上帝也，獻茶三盞，餚三盤，飯三盂，其禮為中國敬神之禮，而為西方所無。其附會於耶穌者，則引用《聖經》中之故事，七日有一禮拜，重視浸洗，感謝上帝，遵守天條。天條仿自摩西十誡，一曰崇拜皇上帝，二曰不好拜邪神，三曰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耶和華，四曰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五曰孝順父母，六曰不好殺人害人，七曰不好奸邪淫亂，八曰不好偷竊劫搶，九曰不好講謊話，十曰不好起貪心。天條禁人為惡，合於耶穌教之旨。其禮拜日在今為星期六，殆遵舊約中猶太人之安息日也。天王重視禮拜，計劃民間設立教堂，但未實行。其軍隊所到之地，架設高台，號召民眾，講說天條，名曰講道理，後竟作為別用。太平天國發行之書，若《天命詔旨書》《頒行詔書》《三字經》《天父下凡詔書》《讚美辭》等，均可見其宗教思想。《讚美辭》文短，便於記憶，其辭句常作軍中口令，兵士莫不習之。其辭曰：「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基督，為救世真聖主。讚美風神，風為神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其所謂太子者，指洪秀全而言。《天父下凡詔書》現存有二，其一詳言天父指出周錫能之謀反，其一諭洪秀全優待女官等，其性質已言於前。《三字經》足可代表洪秀全發行之書，及其思想。茲節錄其原文於下：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七日拜，報天恩，普天下，把心虔……中國初，帝眷顧，同番國，共條路，盤古下，至三代，敬上帝，書冊載，商有湯，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計，二千年。……至宋徽，猶猖狂，改上帝，稱玉皇。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號尊崇，傳久載，徽何人？敢亂改，宜宋徽，被金擄，同其子，漢北朽。自宋徽，到於今，七百年，陷溺深，講上帝，人不識，閻羅妖，作怪極。……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讀史，丁酉歲，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皇上帝，親教導，授詩草，賦真道，帝賜印，並賜劍，交權能，威難犯，命同兄，是耶穌，逐妖魔，神使扶。紅眼睛，即閻羅，最作怪。此蛇魔，皇上帝，手叚高，教其子，制服妖，戰服他，不放寬。……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條，莫放肆，要煉正，莫歪心。皇上帝，時鑒臨。要煉好，莫煉歪，自作孽，禍之階，慎厥慎，惟其始，差毫釐，失千里，謹小心，慎其微，皇上帝，不可欺。
《三字經》專備兒童誦讀之用，先言《舊約》中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以色列人之故事，太子耶穌下凡之救世。中言我國君主初信上帝，中途背叛之狂悖。次述上帝遣子洪秀全下凡，制服閻羅妖魔，凡事有其作主。末勸兒童為善。其所言者，要多牽強附會狂妄不經之談，借宗教為號召，以達其政治之願望而已。
洪秀全以宗教立國，自稱天王，名其國曰真天命太平天國，朝曰天朝，京曰天京，律曰天條，法曰天法，歷曰天曆，軍曰天軍，營曰天營，民曰天民。其稱上帝曰天父，耶穌曰天兄，事曰天事，情曰天情，恩曰天恩，福曰天福。其官爵常有天字，如張天安，侍天福，承天預，頂天義之類。上帝下凡，對上帝會人呼曰「眾小」，對於婦女曰「小女」，百姓曰「外小」，男則自稱「小子」，女則「小女」。朝中洪秀全稱其兄曰「甥」，大臣曰「胞」，對於清官兵卒僧道，概稱曰「妖」。洪秀全之起兵，以奉上帝之命為真主，其在廣西詔曰：「天王詔令各軍各營眾兵將，放膽勸喜，踴躍同頂天父父兄綱常，總不用慌，萬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萬難皆是天父天兄試心。各宜真草（草作心用）堅草耐草對緊天父天兄也。」又作天父之言，諭其下曰：「天父諭眾小曰：『眾小爾，認得爾主上真麼？』眾小對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主地，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顧王，一個都難也。』」其他相似文件，不勝枚舉。及湘軍東下，太平軍自武昌敗退，燕王秦日昌諭陳玉成等宣講天情道理曰：「令眾兵士，放膽誅妖。萬事總有天父主張，天兄擔當。不用慌也。」會北方之太平軍失利，天王詔曰：「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為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並貶直隸省為罪隸省。……朕現貶北燕為妖穴，俟滅妖后，方復其名為北燕，並知朕現貶直隸省為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為遷善省。」詔文妙不可言，殆所謂想入非非矣。後太平軍敗於湘軍，忠王李秀成上奏。天王詔曰：「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其靠天思想如是，豈欺人而竟自欺耶？抑深溺於謬說，而不能自拔耶？
洪秀全之稱王也，謂奉天父天兄之命，為天下萬國真主。其封楊秀清為東王也，謂管治東方各國，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南王管治南方各國，北王管治北方各國。諸王均歸東王節制，天王稱萬歲，東王九千歲，西王八千歲，南王七千歲，北王六千歲，翼王五千歲。國中雖以天王為最尊，但不親理政事，政權操於楊秀清。楊秀清精明能斷，賞罰嚴明。眾心服之。及奠都天京，北王、翼王、頂天侯、丞相等官，均到東府請安，議商國政，議畢，由北王同眾官跪呼千歲，然後由楊秀清上奏。其文式曰：「小弟楊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陛下」，均可證明楊秀清之地位。其所設之官，名目繁多，上下之分極嚴，清廷比之尚猶不及。朝中以軍師總攬一切大政，官以王為最尊，侯次之，丞相又次之，其下有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每一階級，設官甚多，名目不一，地位亦異。其統兵在外者，每軍以總制為尊，監軍次之，下有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其守土之官，郡有總制，州有監軍，鄉有軍帥等官。其制度殆本於古代之政治與思想，軍民不分，軍官兼治民政也。此外又有女官。凡事上奏，由下級官吏，按次稟報上司，最後達於丞相，丞相稟軍師楊秀清，由其轉奏天王，可謂複雜之至。其目的蓋多設官，足以號召也。就其政體而言，則為專制獨裁集權之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名義上概歸於天王。外人觀察者，言其不知民政，一則由於官制如是，一則當戰爭期內，軍政之色彩濃厚，破壞過甚，而無改革與建設也。其領袖頗能自尊，建造天朝宮殿，及東王府內殿，需用工匠，令官各地召集，以供應用。天王壽辰，東王誥諭官員國戚士卒人等曰：「本軍師及列王尚且備辦奇珍異寶，進獻天朝，為我天王祝壽。你等為官為民，俱要體會天父，敬念天王，多多採辦寶物……並於萬壽前三日，一心齋戒，虔敬天父，報答天恩。為此特行誥諭，你等須要凜遵，毋得觀玩自玩！」其他天朝喜事，亦令官員人等，多多備辦奇珍異寶入京。天王少見臣下，行軍之際，規定御輿出入，內外官兵，各迴避道旁，呼萬歲，萬福，千歲，不得雜入御輿宮妃馬轎中間。一八五三年，天主嚴諭臣下，敬重後宮，詔曰：
咨爾臣工，當別男女。男理外事，內非所宜聞，女理內事，外事非所宜聞。朕故特詔，繼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今凡後宮，臣下宜謹慎，總稱娘娘，後宮姓名位名，永不准臣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後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也。後宮面，永不准臣下見，臣下宜低頭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窺看後宮面者，斬不赦也。後宮聲永不准臣下傳，臣下女官有敢傳後宮言語出外者，斬不赦也。臣下話永不准傳入，臣下話有敢傳入者，傳遞人斬不赦，某臣下斬不赦也。……自今朕既詔明，不獨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國萬萬年，子子孫孫，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語也。欽此！
其防範之嚴，天王威權之重，蔑以加矣，乃重視忌諱，且以秘密會社起兵，隱語頗多。對於天父諸王名稱等，均避諱改字，如爺改牙，秀改繡，清改菁之類。其例繁多，筆不勝舉。隱語如東王之稱禾乃師贖病主，翼王之稱聖神電通軍主將等，殊無意識。其立國於南京也，舉行會試，郡有鄉試，其所出之試題，多為論頌。士子之應試者，莫不讚美天父天王也。其試文存於今者曰，建天京於金陵論，凡三十九篇，曰貶妖穴為罪隸論，凡三十二篇。其文可稱有趣之文，如宋溶生曰：「皇上帝造地（成？）天地之時，蓋以預儲此地（金陵），以俟太平真王，樹萬年不朽之基，而建萬世無疆之業也夫。」其朝廷情狀，詳見於一八五三年新鐫之《天父下凡詔書》。茲引用之於下：
北王韋昌輝等至東王府請安，商議國政，事畢，回衙。東王回入內殿，忽而天父下凡，詔女官曰：「爾小女等，前來聽我天父吩咐。」女官跪請，天父怒而不言，良久，始命速傳北王，承宣官往，天父更諭女官，北王未到，將聖旨稟奏東王，命其啟奏天王。凡事皆要從寬，性情不可太烈，幼主須善教誨，不可任其率性所為，楊長妹等四女，准其安享天福。女官答稱遵旨，稟奏東王。天父回天。北王等不知，跪禱於東府頭門。女官稟報天父適才回天，留有聖旨，東王今欲登朝啟奏。北王等進殿，跪請金安，東王諭言將即登朝啟奏天父聖旨，因命北王等官先往。眾皆先到，東王在後，坐於金輿。天父忽又下凡，其輿抬至金龍殿前，女官啟奏天王。天王步出迎接。天父怒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齊對曰：「小子知錯，求天父開恩赦宥。」天父大聲曰：「爾知有錯，即杖四十。」眾官哭求代受，天父不許，仍令杖責天王。天王乃俯伏受杖，天父以其遵旨，免其杖責，並諭楊長妹等四女，安享天福，辭畢回天。眾官衛扶天王回殿，頂天侯負東王登殿。天王命眾官感謝天恩，三呼萬歲，眾官遵旨。北王稟奏東王，天父才又下凡。東王甚喜，啟奏天父聖旨，教導幼主，寬恕女官，凡犯死罪之人，交其細心嚴查，其可原宥者，由天王開恩，天王一一許之，東王轉諭眾官，對下不可斥罵。眾官對曰：「遵旨。」東王俄偕眾官跪下，三呼萬歲，奉旨退出朝門。眾官護送東王回府，東王升殿，眾官跪呼千歲。東王諭其直言無隱，眾官跪呼千歲，奉命回衙。後二日，東王回思天父欲責天王，將登朝勸慰，召集北王眾官，諭說其意。不一時，天王坐於殿上，擂鼓啟開朝門，東王等登殿，三呼萬歲。天王賜東王坐，東王、北王勸慰天王，東王且曰：「二兄本無過，其過仍在小弟也」，因言教導幼主，為萬世法則。天王欣喜，降旨賜宴於金龍殿。東王再奏善視女官，體恤臣下，不可專聽娘娘之辭，不可腳踢娘娘。天王贊稱其言，將賜臣下綢帛，東王因而說其節用，天王稱為骨鯁之臣，乃互相誇讚。言畢，北王等三呼萬歲，謝宴出朝。眾官至東殿，照例行禮，東王命其回衙，勤理天事，眾官遂散。
吾人於此書中，可知天王之失政。其宮中女官，非將士之妻女，即為其母；天父免役之四女，中有楊長妹、石汀蘭二人，「分屬王姑，情同國宗」，殆楊秀清、石達開之家人也。洪秀全虐待女官，如於雨雪寒凍之時，令其鑿池挖塘。東王初托天父誡語，天王仍未悛改。書中言娘娘甚多，天王常信其言，譴責女官。娘娘偶觸其怒者，即用靴頭擊踢，不問其身有孕與否也，性情可謂粗暴。對於臣下，常處以死刑，其中不免冤死。幼主毀壞天父所賜景物，天王亦不教訓，而任其為所欲為。天王將賜綢帛，先言天父賜給綢帛，不甚過多，似有吝意。東王說其節用，殆躬自厚而薄於人耶。要之，楊秀清所言，皆切時病，楊氏固太平軍中之怪傑也。其時，天國、清廷交戰不已，成功失敗，決於兵力，軍隊自於天國占據重要地位。其最高之官，則為軍師，楊秀清初為左輔正軍師，蕭朝貴為右弼又右正軍師，南王、北王均為副軍師，其後李秀成亦為軍師。按軍隊編制，一軍設有總制、監軍、軍帥。軍分前、後、左、右、中五師，師有師帥，每師五旅，每旅五卒，卒有四兩司馬，每兩司馬有五伍，伍有五人，全軍凡一萬三千一百五十餘人。戰爭期內，王侯丞相常奉命為大將，為其軍事便利之計，對於編制常難遵守。林鳳祥之北伐，將二十一軍，每軍不足定額，只有數千人耳。大軍轉戰於各地，途中雜有脅從，其人未受嚴格之訓練，不堪作戰，此其敗於湘軍原因之一也。太平軍再入湖北，布告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否則概不饒免，及至戰禍延長，遊民之加入者漸少，脅從者益多。軍中營規共有十條，禁止擾民，頗為嚴峻。顧後人數增多，分子複雜，沿途索糧，終不免於騷擾。其治民也，刑罰嚴酷，斬為常刑，其罪重者，尚有五馬分屍，點天燈。夷考其故，其領袖初在廣西，其地漢猺雜居，風氣強悍，官吏慣以嚴刑威之，而乃受其影響。五馬分屍，無待說明，點天燈則以浸油之棉花或布捆縛罪人，將其倒立，點火燒之。想其慘狀，令人心悸，何不仁之甚耶！
洪秀全攻陷永安之後，詔令兵將，此後凡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及抵湖南，詔曰：「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查出，斬首示眾。」前詔遵者不多，後詔故益嚴厲。聖庫後為天王之私產。戰爭期內，將士私藏財寶，易於逃走，所謂飽而思颺也。其軍糧財貨，一出於貢獻，人民初於太平軍過境，尚肯集資聚糧進貢，以求免禍，後則久歷兵災，無力為之，軍師出示威嚇。其言曰：「富者出資，貧者效力。……天兵壓境，來營投效者既屬寥寥，進貢之人尤少。……本軍師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首。」其性質近於搶劫。二由於搶劫，太平軍每陷一城，盡擄倉庫，及富戶之財物。迨後進貢者少，每至一地，則先縱兵搶劫，然後安民，再將所得之糧，運入天京。三出於科派，天王自定都天京，據有沿江一部分之土地，設總制，監軍等治之，委任鄉官，徵收田賦。蓋安民之後民得安耕也。四出自關榷，初清於長江自武昌達於南京設有數關，天王仍於其地設官收稅。無奈兵事影響，商業不甚發達，收入較多者，一二關耳。四者之中，先以進貢、搶劫為大宗收入，後幾全由於搶劫矣。其財物歸於聖庫之制，自奠都後，亦漸破壞。
太平軍攻陷南京，天王欲救濟貧民，詔定天朝田畝制度。其言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其目的無人將或反對，究如何達到，則為重要問題。彼處田地不足，此處亦然，則將何如？運彼豐處之糧，以賑荒處，何法進行？彼此糧均不足，又將何如？詔中未有切實說明。其擬定之辦法，分田為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為上上。其次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各以一百斤為差。下下之田，一年可出四百斤。凡人十六歲以上，受上上田一畝，或下下田三畝，十五歲以下，受田一半，每人夠食外，余均歸於國庫。凡二十五家設庫一所，二十五家中之婚娶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分文。今按江蘇膏腴之田，稻麥二季收成，每畝不足四百斤，上上田約今四畝。一家夫婦二人，及未成年之子女三人，可種田二十畝，多於今日江蘇農民所種之田，食料自可有餘。惟其偏於理想，而難見於事實耳！其理想蓋受耶穌教之影響而生，耶穌之傳教也。其信從之者，常須賣其產業，及其死後，信徒仍為團體生活。書中故數以皇上帝為言。其受田之計劃，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於農之意，一方面則本於孟子所言之井田，如其規定牆下樹桑，養母雞母彘之類。其難於實現之原因，則為中國耕種之地屬於農民，其田多或不足二十畝，大地主之田，則多受之於勤儉耐勞之父祖。政府收為國有，給予代價，則時無法償還，奪而取之，則非事理之平。分受田地之先，對於國內田畝、人口，須有精確之調查與統計，而時實不可得。南京城外尚有敵兵，更無從著手。張德堅等奉命編《賊情匯編》，得太平軍中之文件極多，留心訪查田制，迄未能得。其征田稅也，一如舊制。設想太平軍北伐成功，四萬萬人口，分受當時可耕之地，每家所得之田，勢必少於定數，家人殊難維持其相當娛樂之生活，即使大殺之後，人口銳減，田地足數分配。二三十年，人口增加，將何法分受田地？移民塞邊，固有限制也。說者以此謂太平天國實行共產，其言殊不確實。田畝制度書中，言明官吏犯法，黜為農民。官吏固為特殊階級，諸王各有私產，其奢侈生活，要為搶劫之結果。其人殆共人產，而不與人共產也。
太平天國成立，天王頒行天曆，我國古代革鼎，皇帝曾頒新曆，改稱年號。洪秀全之天曆，用意與之相近。其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雙月三十日，單月三十一日，中無吉凶良日。其理由則天父所定之日，無日不為良日，歷中規定立春、清明、芒種等節，俱十六日，余俱十五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無邊，有加無已之意」。按地球繞日一周，約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天曆四年，將有三日之差，四十一年將有六十餘日之差。其不合於科學，不適於用，至為明顯。干王洪仁玕後請每四十年為一斡旋，斡旋之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期俱十四日。天王許之，下詔頒行，中有「今蒙爺哥下凡植帶朕作主，創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天曆」。其歷不適於用，民間亦不遵行。江南一帶田多殖稻，農民引水栽秧，多在潮水高漲之時。潮水漲落，以月吸力為轉移，陰曆朔望，農民必須知明，而今廢去。且收成結賬，便於農民，況其行之已久，良辰佳節，視之為定，實非詔令一時之所能改。尤有進者，太平軍極盛之時，如一八五四年，黃河流域北伐軍所過之地，未有一城設官治之，而不為清軍所收復者。西南諸省無一服從天王之命令。揚子江流域，天王奠都於南京，鎮江以東，非其所有，江北揚州之北，仍歸清官治理，南京城外，尚有江南大營。安徽沿江一帶，為太平軍克復，皖北尚有清軍，皖南寧國、徽州一帶，仍歸清官治理。江西、湖北、湖南沿江要城，雖歸太平軍治理，而內地城邑之官吏，仍奉清廷之詔令。天國之領土，殊為褊小，人民時尚不得安居，推行天曆於民間，誠非易事。
制度中之引起吾人好奇心者，則其應付婦女問題也。太平軍初設女軍，其人初多將士之家人，工作勤苦，體力無異於男子，主將為天王之妹洪宣嬌，後則雜有被擄之青年婦女。李秀成謂營中男與女不得交談，母與子不得並語。按《天父下凡詔書》，周錫能謀為內應，其妻告其子曰：「理真（名），爾穿此布衣不久，三天後，就有綢緞爾穿矣。」又有姊妹傳聞曰：「見她昨晚打整行李，預備其夫做事。」起兵之初，並不如此，事實上頗難斷絕家人之關係，洪秀全之用意，則為防免姦淫，固不如忠王之言太甚也。及抵南京，天王宮中，東王府內，均有女官，更設女館（李秀成稱為女行）。其入館者，或成年未嫁之女子，或嫁後夫死尚未再嫁之寡婦，或夫從軍於外而無依賴之婦女。換言之，婦女非有依賴之夫主，則須入於女館。館中人雜，生活單調，近於喪失自由之監獄，且不能知將來之配偶，婦女視為畏途。其不服從父母，既不嫁人，而又不肯入館，則罪或至於死。呤唎為太平天國辯護，亦稱婦女皆求速嫁，甚至孀婦於夫新死，墓土未乾，而即奔從他人者。立法之意，則防無依靠之女子，失身為娼妓也，流弊竟至於是，可勝浩嘆。世傳楊秀清兼管女館，擇其美而艷者，以為姣妾。北王韋昌輝曾出告示，中云：「妖婦朱大妹膽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火藥），毒害東王，亦蒙指出。」其事始末，今不可知。朱大妹以一女子，欲害東王，何得與之接近？天王攻下武昌，曾於城中選女數十人為妃，及抵南京，再行選妃百人入宮。其發貼之告示，文有「貢姝獻嬌」之句，天王曾詔婦女曰：「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俏。」（見《太平天國詩文鈔》）其文雖可懷疑，而諸王蓋多輕狂好色。女館豈領袖選妾淫樂之所乎？是耶！非耶！民間一夫一妻，結婚之後，永為伴侶，不許離散，固不問其父母主婚，夫婦意見設或不合，積怨日深，將無家室相助之樂，徒有互相仇視之心。法律不准丈夫有妾，而亦不許其婦另嫁，強冤家相聚，造成精神上極大之痛苦，其去婚姻之意義殆遠。斯法也，固不適用於太平天國之王侯，將士。其家妻妾甚多，呤唎為之辯護，而亦承認其為事實，謂其導源於《舊約》，太平軍行之。其制一人為妻，余均為妾，呤唎之言，殊不確實，此乃中國固有之風俗也。其妻住於南京，王子有愛其美麗者，百計誘之，呤唎苦之，夜間偕妻他往。王子竟敢出城追之，此不過視婦女為玩物，而欲得之以縱其性慾耳。其饜滿人望者，則謀恢復女子之天然肢體，而力去纏足之惡習也，惜其未能成功。
其他改革，尚有禁娼、禁菸、禁酒、禁賭等。姦淫為犯天條，其罪至重，女為娼者，合家剿洗，鄰家知而不報者，一律治罪，南京城中，殆無娼妓。其官講說道理常曰：「不剃髮，不留須，不吃黃煙，不喝流水。」此語余聞之於祖母，天國稱煙曰黃煙，酒曰流水。煙之種類時有旱菸、水煙、鴉片，其為害最大者，則為鴉片。鴉片自戰敗於英，輸入大增，嗜者益眾。天王禁之，其抽吸鴉片者，罪至於死，但其軍中，仍有吸食，煙價同於黃金。常勝軍中之外人，曾有為太平軍擄去者，贖回之代價，中有鴉片焉。酒為消耗物品，飲者有傷腦力，嘗或誤事，賭則蕩產傾家，天王一律禁之。禁令要受宗教上之影響，屬於消極，吾國遊戲較之近代先進國家，種類殊少，尤以成年人為甚。其人既無相當遊戲，又無適當娛樂，無所事事之歲月，實乃人生痛苦之境遇，遂以菸酒賭博消遣解憂，為社會上應酬之物品。其有嗜好者，固非皆為此故，然其境遇之劣惡，殊有以促成之也。是故消極禁令，刑罰雖嚴，嘗少效果，蓋人為社會動物，必有相當之遊戲與娛樂，苟無積極代替之辦法與物品，多難成功。太平天國領袖固不知之，清廷大臣亦莫不然，此乃鴉片迄今尚未剷除原因之一，酒與賭博更無論矣。
一八五六年，江南大營兵潰，李秀成等追抵丹陽，東王楊秀清之勢益張。初天王不理政事，大權歸於東王，其同時起兵之北王、翼王，至其府中議政，尚且跪而問安。在外將士之諭令，常有「軍務一切，俱要稟遵東王頒行誥諭而行」之語，《天父下凡詔書》，述東王之言曰：「即韋正胞弟而論，時在弟府殿前議事，尚有驚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今查東王誥諭中，有「蒙天父勞心，恩命王四殿下下凡，繼治天下，佐理萬國」。北王誡諭，有「差東王下凡，輔佐天朝，佐理國政。」《天國印行詔書》曾稱東王為四兄，證以北王誡諭，四殿下確為東王。其滿月之期，令官員人等，多備奇珍異寶，送解回京。諭中「繼治天下」，究作何解？東王又托天父下凡，而予天王以難堪，實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恐懼，韋昌輝、石達開亦憤其專橫，密議除之，其原議殺楊秀清一人。九月，韋昌輝設計殺之，閉城大索，捕其親友黨與二萬餘人，將盡殺之，石達開值自湖北馳歸聞之，將盡救之，北王不平，並欲殺之。事泄，石達開縋城出逃，西走安徽，召大軍回京靖難。韋昌輝搜捕石達開，不得，悉殺其家中之老幼，又以嚴刑大殺立威，人心不服。石達開自將大軍，直趨天京。天王命殺韋昌輝，而傳其首於石達開。於是首謀起兵之五王，惟有翼王一人而已，翼王豪爽多才，善於用兵，至是，入京總理軍政。天王於內訌之後，疑忌外臣，信用其兄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以分翼王之權。二王昏庸，用非其才，翼王不服，心又不安，乃出天京，率兵遠征，終不言歸。當斯時也，大權歸於二王，朝政不一，任將不專，外則北伐軍覆亡，上流之兵敗挫，人心知其難於成事，漸有散去回鄉之念。咸豐聞其內訌，以石達開將降，詔諭曾國藩。曾國藩奏言招撫之害，督兵之將帥，蓋欲多殺以立功，對於叛亂之人，必欲盡殺其族，如咸豐之前詔。初，朝臣有言耒陽楊氏為楊秀清之本宗者，咸豐即諭湖南巡撫曰：「如逆首楊秀清，實系耒陽人，即將逆族親屬盡行拘拏到省，盡法懲治，並將該逆祖父墳墓，查明後發掘焚燒，以除孽種。」以一人而罪及全族，並及死者，可謂慘毒之至。太平天國之王侯達官，固難免死，即脅從年久者，亦為長毛老賊，不在赦例。官軍時稱捕殺粵人不赦，粵人知之，乃信與其坐而被殺，毋寧力戰，死中求生，團體轉而堅固。李秀成供稱，我粵人無門可投，可見官兵之殘酷不仁，而粵人實有欲罷不能之勢，否則人各散去，減少人民死傷流離之痛苦，免去無意識之犧牲。總之，內亂之延長，未始不由於謀之不臧也。
一八五六年，湘軍克復武昌，遣兵追敵，連復湖北沿江之要城，直達黃州，由是湖北肅清。巡撫胡林翼之威望日隆，湖廣總督官文，滿人也，頗欲依之以為重。胡林翼初則負氣，輕視官文，或告之曰：「平賊，督撫合作，始克有濟。」遂推誠相結。據薛福成言，凡胡林翼決定之軍政民政，官文未曾別持異議，因得盡其才能，內靖盜賊，外援鄰省，湖北乃為湘軍餉糈援兵所出之地。其籌款之法凡三；一曰整理錢糧，初湖南田賦額外徵收，人民無力完清，收入反少。左宗棠改定漕章，減少漕糧之浮折，農民按時完糧，頗稱便利。湖北仿之，輸將始能足額。二日鹽課，鹽為政府專利物品，出產之區，各有規定販賣之地。湖北原食淮鹽，及太平軍東下，淮鹽不能上運，川鹽濟其缺乏。胡林翼設局於宜昌，沙市，徵收鹽稅。三日厘捐，湖北仿行揚州厘金，設局於府縣市鎮，徵收往來之貨稅。於是湖北收入大增，兵燹之後，尚能養兵六萬。湖北平定，湘軍水陸回援江西，次第肅清九江附近之敵兵，迭陷要塞，九江之圍益固，其指揮者，則名將李續賓也。無如守將林啟榮督兵死拒，無隙可乘。一八五八年四月，湘軍地雷，毀城牆而入，屠殺極慘。太平軍既敗於上流，而其心腹之地，官軍之勢轉盛。初江南大營兵潰，主將向榮病死，咸豐詔命統兵於皖北之提督和春代之。和春移師渡江而南，會太平天國內亂，驍將張國梁乘勢戰敗丹陽城外之圍師，進攻句容、溧水，以奪太平軍犄角之勢，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復鎮江，守兵奔逃南京。江北大營亦因敵兵無援，有隙可乘，遂於同日克復瓜州。太平軍之地位瀕於危險，其在外之石達開眾至數十萬人，毫無回救天京之意，幸其後起之傑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善於將兵。且值清廷外交失策，引起英法聯軍之禍，而捻軍、團練並起於江北，其首領受天王之封爵，深為清兵之害。太平天國之命運乃得延長。
一八五八年，清軍分四路防攻太平軍。一、和春、張國梁督率江南大營，攻下南京附近諸城，次第奪取要塞，進逼南京，築壕建壘，以圍攻之。二、德興阿將江北大營，駐於揚州，防敵北進，分兵守江北要城，攻擊敵軍。三、湘軍圍攻安慶，安慶南瀕長江，地勢險要，為安徽省會。初九江克復，官文、胡林翼籌商東征之策，決定陸師渡江，先皖北而後及於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於南京，奏調李續賓統軍東下，朝廷報可，李續賓經營皖北。四、曾國藩家居丁憂，朝廷詔其復起，所部駐於江西，始而奉命援浙，繼而奉詔援閩，率兵入閩，而兵不服水土，多染疾病，會敵他往，再回江西作戰。綜觀形勢，官軍頗占優勢。太平軍大將石達開統眾乘虛攻隙，初橫行於安徽、江西，轉攻福建、廣東，更入湖南，南趨廣西。凡其所到之地，擾亂不堪，顧其東西奔走，實為流寇，不能有助於天王，其欲挽回頹勢者，則陳玉成、李秀成也。其作戰之計劃，先攻弱兵，以壯聲勢，然後合兵反攻。陳玉成初以攻陷武昌，升至檢點，及湘軍出戰，敗退下流，至是，統大軍於江北，往來湖北、安徽，九月，力撲江北大營於浦口，大營潰散，追抵揚州，陷之，敗兵退防邵伯。其時李續賓深入皖北，連下要城，師次三河，陳玉成、李秀成等聞警馳援，糾合大股捻軍，抄斷湘軍後路。李續賓初分其兵，駐守收復之諸城，而湖北援兵不至，軍力單弱，會敵大至，以馬隊衝鋒，四面圍裹，李續賓督戰，兵敗而死，全軍盡沒。李續賓，湖南湘鄉人也，讀書有識，先佐羅澤南倡辦團練，出征七年，「克復四十餘城，身經六百餘戰，一時諸將無與倫比」。及死，湘軍奪氣，解安慶城圍，退至湖北黃州。胡林翼方丁憂家居，朝廷聞報，即起用之，幸賴戰將鮑超、都興阿之力戰，太平軍不得西上。
太平軍奔走於江北，幸得三河之捷，以解安慶之圍。其仍為太平天國心腹之疾者，則江南大營之圍攻南京也。初大營自克復鎮江以來，軍勢復振，再逼南京城下，而太平軍嬰城固守，不能即下，乃度地勢，作長濠困之，圍師凡八萬人，但江中未有水師，不能絕斷敵人之交通，其久攻城而不下者，外報記其將士通敵，以糧交換城中之金銀，而未力戰也。迨江北大營兵潰，朝廷罷免其帥德興阿，諭令和春兼轄，江南大營之防地益廣，常以江北軍警，遣師往援。一八六〇年一月，張國梁往援江浦，戰克沿江要壘，並陷江中之天險九洑州，旋師南京，圍攻頗急。天王患之，詔促諸將入援，李秀成約定諸將夾攻之期，率其精兵，出皖南，入浙江，突圍距省城杭州百數十里之安吉，將往杭州，浙江巡撫乞援。咸豐詔命和春派兵。四月，秀成知其中計，自杭州馳入江蘇，會聚精兵，分道前進，力撲大營。大營自長圍成後，意謂大功可成，將士挾妓，飲酒作樂，軍心日弛，暮氣沉重，又定每四十五日發一月之餉。故事戰兵每名月餉一兩五錢，而張國梁所部，時為五兩四錢，得其死力，故以善戰稱於當時。至是和春以城久攻不下，而餉糈困難，乃有此命，兵心由是不服。大營又分兵外出，二十七日，太平軍夾攻大營，張國梁督軍苦戰八晝夜，勢漸不支。五月四日，諸營火起，兵勇潰散，張國梁命其部將馮子材率兵固守鎮江。太平軍攻之，迄未能下。和春、張國梁統率敗兵，退守丹陽，而李秀成踵至。張國梁敗死，丹陽失守，和春逃抵常州，死於重傷。太平軍乘勢前進，包圍常州，攻取無錫、蘇州，再敗大營往援浙江之一軍。敗兵沿途搶劫，無惡不作，為害於蘇州尤甚。曾國藩曰：「閶門、胥門錦之地，皆逃兵所燒」，其初欲守城也。蘇人恨之，歡迎李秀成兵，門有盡殺官軍之語。大軍前進，逼近上海，天王始有東南富庶之區，詔命李秀成北伐，李秀成則以上游事急，率兵往援。
江北大營、皖北湘軍、江南大營，次第大敗，太平軍之勢復振，其非李秀成、陳玉成之所能敗者，則曾國藩所統之湘軍也。朝廷驚聞江南大營兵潰，北部方防英法聯軍，不能分兵南下，詔授曾國藩兩江總督，俄命其兼欽差大臣。曾國藩初統湘軍，無察吏之權，地方官惡其籌餉，備窘辱之，及石達開擾於湖南，勢將入蜀，官文奏請調其援蜀，咸豐諭其統兵西上。曾氏奏言兵少，不能抽調，駐於宜昌，即可穩占上游，意不欲行，後始奉旨進剿安徽之敵。曾氏主張攻取安慶，及大營兵潰，咸豐詔其往援蘇常，授為總督，曾氏始有察吏之權。初曾國藩再自長沙出發，水陸大捷，克復名城。相傳捷報達於北京，咸豐喜曰：「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勛。」軍機大臣祁嶲藻對曰：「曾國藩一在借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為之色變，又以曾氏違旨，不就官職。於是湘軍轉戰千里，歷有年所，曾氏尚無督吏抽餉之權，備受地方官之侮辱，前後瀝陳困難，朝廷均不之理，至是始授兩江總督。其作戰之計劃，則圍安慶之師，勢不可動，曾奏朝廷曰：「安慶一軍，已薄城下，關係淮南全局，即為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遽撤。」國藩商請湖北出師萬人，遣員回湘招募鄉勇，糧糈則以江西為本，七月，將兵而南，駐於徽州之祁門。祁門地在皖南，為南京之屏障。曾國藩至，李秀成竭其全力來攻，並陷徽州、寧國，環圍祁門，分兵西攻江西。湘軍經歷無數之血戰，危險萬狀，一八六一年春，太平軍再攻祁門，大營之文報餉路斷絕。會鮑超、左宗棠先後來援，殺敵萬餘，糧道始通，軍氣稍振。左宗棠富於機謀，勇於任事，以幕友贊理軍事，湖南之能維持治安者，多其調處之力，後受官文之構陷，諸公無敢一言其冤，獨朝臣潘祖蔭力奏，始免於難，一八六〇年，奉旨佐理湘軍，其兵五千，訓練極嚴，為後起之精兵。左氏意氣豪邁，對於曾國藩且言其驕愎，而欠才略，固自信其有所成也。曾國藩以其弟及屬下之力勸，始去祁門，李秀成之猛攻祁門者，冀分調或解安慶之圍師也。不意曾國藩督兵死守不退，其弟國荃方圍安慶，知敵之謀，進攻益力。陳玉成將兵往援安慶，不勝，改圖湖北，進陷黃州，分擾德安、隨州。胡林翼親往御之，而湘軍終不肯撤安慶之圍師。陳玉成無奈，再援安慶，築壘死戰，亦不能勝。九月五日，湘軍以地雷壞城而入，搜殺守兵一萬餘人，亦云慘矣，固湘軍之奇捷也。曾國藩上奏朝廷，而咸豐已死，其子嗣位，宗室相殺，明年，改元同治（其事詳後）。李秀成部將往擾江西，亦不能勝，會石達開部下汪洋海等挾眾二十餘萬來歸，李秀成率之東下。
陳玉成、李秀成援解安慶之圍師，均不可得。李秀成之眾轉多，而陳玉成之兵氣沮，人心散離，自安慶陷後，退駐於集賢關。曾國荃患其與桐城之餘黨合併，勢將復振，遣兵馳追，斬獲頗眾，另派騎兵由間道襲擊桐城，守將知力不敵，率眾而逃。湘軍乘勢收復楚皖毗連之諸城。陳玉成兵敗之後，天王下詔切責，不敢回歸天京，欲趨湖北德安、襄陽一帶，招集新兵，而部下不從，於是進退失據，大失所望，改由六安，逃入廬州，有效死久踞之意。一八六二年五月，清將多隆阿督隊圍攻，設計誘敵，緊逼城垣，而城中糧盡，勢甚危急。陳玉成無奈，率其衛兵三千人，奪路出逃，官兵搜殺余兵殆淨，先後共計九千餘人。陳玉成既無可歸之路，徑趨壽州，往依苗沛霖。苗沛霖者，原為諸生，居於下蔡，及太平軍、捻軍勢熾，假借名號，擾於鄉里。鄉民迫而辦立團練，苗沛霖躍為練總，有眾數萬，雄踞淮潁之間，戕官脅官，叛服不定，為捻軍首領之一。勝保招而撫之，受清官爵，但不冠帶，其下稱之先生，仍通款於陳玉成，天王封為北平王。至是，苗沛霖書招陳玉成，謂其練丁皆習戰守，陳玉成故往依之，苗沛霖設計縛之，送於勝保軍中，勝保訊之。說者言陳玉成述其敗狀，以為譏誚。報至朝廷，朝命將其磔死。陳玉成面上有疤，時人稱之四眼狗，驍勇悍鷙，善戰多能，及其死後，楚皖之間，湘軍遂無勁敵。
一八六一年冬，李秀成東歸，號稱百萬，遣其族弟侍王李世賢，將其所部自江西攻浙，親將大軍，直赴杭州。湘軍始得肅清江西境內之餘敵。浙江城邑多破，省城杭州勢益岌岌，其巡撫王有齡請援於曾國藩。曾國藩方以皖戰正亟，不克分兵。十一月，朝廷諭曾國藩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制，並令左宗棠馳赴浙江。曾國藩奏辭兼轄浙江。左宗棠自江西率兵入浙，獨當一面。當是時也，李秀成已陷杭州，王有齡自投環死，李秀成殯之，遣人送其櫬於上海，旋下滿城，禁殺滿兵，資而遣之，一八六二年一月，進攻上海。初，江南大營兵潰，太平軍逼近上海。據儒生黃畹稟帖，巴夏禮等前往南京，請勿加兵於滬，提出遵守不擾百里之約，兩不相犯。天王不可，巴夏禮怒而去寧。其時英法方與清廷構兵，太平天國可得利用時機，以謀鞏固其地位也，乃竟失策。會清廷議和，中外相安無事。至是，李秀成自杭州出發，督軍進犯上海。常勝軍會同英法兵御之。常勝軍者美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組織訓練之軍隊也。華爾為美國富於冒險性之水手，曾投軍於墨西哥等地，一八五一年來華。迨太平軍攻陷江南大營，席捲東南富庶之區，上海賴外兵保護之力，城得不破，但已入於強敵包圍之中，商人為其自衛之計，設立會防局，協籌軍餉，防禦太平軍。華爾以丁吉昌之介紹，得見上海著名商人楊坊，議定攻下松江，予以三萬兩銀。丁吉昌為其譯員偵探。丁氏初為諸生，改於上海習商，曾就教士習學英文，而與外人相處甚善。其家居近蘇州，及太平軍東下，家破人亡，決心復仇，遂從軍焉。丁氏之仆，熟於地理，為其嚮導。華爾號召潛逃之水手百人，乘汽船前進，其人動於搶掠財貨之心，非如官書所記「感慕華風，願更服色，為中國臣民」也。守軍先有防備，華爾不勝而歸，改招菲律賓島之水手百人再往，美人白齊文（H.A.Burgevine）與焉，夜間，乘其不備，以梯上城，一八六〇年七月十七日陷之。華爾又招一百餘人，建議前攻青浦城，如將其攻陷，再得三萬兩銀，八月，攻城，清軍助之，大敗而回。華爾受傷，白齊文率其餘眾，再行攻城亦敗，退駐松江。華爾之兵雖敗，但其攻陷松江，滬商信之，其經費糧糈由會防局及海關籌出。外人初輕視之，英海軍大將謂其引誘英兵潛逃，控之於美領事。華爾言其已入華籍，領事以美國嚴守中立，囚之於艦中。華爾乘間泅水逃去，改召松江之農民為兵，而以美人為將校，嚴其訓練，厚其軍餉。軍有大炮槍械，軍容頗盛。會中英北京條約成立，英國改變對華之政策。其海軍大將往觀華爾兵操，並許助之，至是，太平軍分三路進攻上海，華爾敗其一軍於松江附近，回援上海，會同英法海軍應戰。太平軍次第敗退，報之朝廷，同治詔賞華爾為副將，薛煥稱其兵曰常勝軍。
太平軍敗於湘軍、外兵，勢力漸蹙，幸時南京尚無圍師，茲略言其內政。天王自三王相殺，石達開遠征之後，外無親臣，重用二兄，及洪仁玕來寧，以軍師執政，幼西王蕭有和亦為天王所信，顧皆無才，綱紀日壞。天王深居宮中，不見臣下，益無振作之氣。將士失望，陳玉成致書諸將，謂朝中辦事不公，固其證也。其尤堪虞者，則為城中之糧日少也。方其初起，農民尚能安耕，府縣倉有餘粟，大軍所過之地，得食甚易，及陷南京，軍中尚有餘糧。其後兵禍聯結，人民逃亡，田多荒蕪，擄取不易，米糧漸少。迨江南大營第二次潰散，李秀成力說諸王人民，出其金銀，多買糧米，並獎商人運粟入城。洪仁發、仁達視為有利可圖，巧立名目，徵收重稅，以致米商裹足不前，城中仍少存糧。李秀成指為南京失守之主因，實洪氏自殺之政策也。及勢危急，天王詔李秀成為軍師，而已無濟於事。外則湘軍日逼，敗亡之兆已見，將士之稟請投降者，時有所聞，雖以忠勇能戰之李秀成，亦曾嘆其身為粵人，而無門可投也。天王統馭諸將之策略，則多封之為王，以羈縻之。其王初則七八人，後則添多，或言多至二千七百，或言四千，確數今不可考，王爵太濫，固明顯之事實也。其中尚有納賄得封者，結果各自為政，軍權不一。一八六三年，曾國藩察看軍情，奏報朝廷曰：「城中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其謂城中者，指南京而言，受封為王者，殆不止此。李秀成之部將陳坤書為虐於蘇州，李秀成擬重懲之，而陳坤書納賄求王。天王封之護王，秀成無如之何。其下兵士，原多貧窮困苦之農民，勢敗則散，軍隊漸不足用，轉脅愚民入伍。李圭於《思痛記》詳言人民被擄之情狀。李圭住於南京鄉間，及江南大營二次兵潰，欲逃不得，家中婦女皆死。李圭與其叔等被擄，凡新擄之男子，辮髮扣結一處，派人監視，然後引見頭子（軍中軍官之稱）。頭子問其是否願意回家，如對曰：「然」，立命殺之，以警其餘。其稱願在營中者，仍有老賊監之，故縱其逃逸，逃者即捕殺之。李圭之叔，初許出銀贖出，出後，又遇他軍，仍被留於營中。李圭初欲乘機逃逸，以為辦理文書，難得時機，詐言不知文書，乃工作於軍中，不堪其苦，而又不能逃出，始言知書。頭子許其佐理文書，愛之，疑其存有逃亡之心，欲以擄得之女子，妻之，以安其心。李圭託辭謝之，軍中所擄之婦女，皆為將士之妻妾，十數歲之兒童，為其養子，均不敢言歸。李圭留於軍中，凡三十二月，終自杭州，逃往上海。其所見聞之事，或為慘殺，或為姦淫，或為焚燒，或為搶劫，使之深為不安。愚民入伍，非其所願，其所穿之服裝，所蓄之頭髮，遇有時機，可即脫去剃去，改衣常服，結成辮子，而與普通人民無異。太平軍患之，嘗刺字於新附者之面上，文曰「太平天國」，其意則絕脅從者之生路，而強其效死勿去。
當時來寧之外人，記其見聞，茲略引之，以見太平末年之實況。一八六一年三月，英人立嘉（Alexander Michie）赴寧調查，其報告略稱太平除亟欲購買軍械，火藥、汽船而外，無獎進商業之意，事實上徒以劫掠為生。苟能維持其生活，則不願從事於工作貿易。城中之人——官吏衣服華麗，飲食精美，估計約二萬人。其人自遠方而來，服務於軍中者頗少。南京名勝，若琉璃塔、明孝陵，建築物若舊官衙大寺，滿城焚毀殆盡。王府高立於破瓦頹垣之中，路旁房屋不多，不足以供二萬人以上之居住，天王宮殿頗形宏大，妃嬪六十八人，宮女凡三百人。天王深居宮中，除諸王而外，鮮見外臣。其受王爵者，共約十人，或十一人，而在城中者，二人或三人而已。天京設於南京八年，一無建設，反而阻礙工商業之發達。其地田稅重於官軍三倍，未曾顧及人民生計，終將不能持久也。立嘉之言，固其親身見聞之感想，但其在寧，僅一星期，要不盡確，如其估計人口二萬，受封為王者十人或十一人，殊不足信也。美教士洛波士留寧十有五月，洛波士初於廣州傳教，洪秀全曾往見之，受其指導。至是，干王洪仁玕遣人招之，洛波士於一八六一年抵寧，不得一見天王，留住城中，見聞使之大失所望，但尚不肯即去，而願稍有補救。後洪仁玕殺其僕人於主人之前，洛波士備受侮辱，知其不去，將有生命之危險，一八六二年，潛行逃出。方其在寧也，作書告其友人，先言消極禁令，竟使城中無偶像，無妓女，無賭博，而黑暗方面，則令人痛心。繼述天王實有瘋癲之病，無理可喻，稱其子曰小救主，自稱耶穌之弟。中論太平政府毫無組織，其領袖殆不知政府為何物也。大小官吏，唯尚嚴刑屠殺。洛波士言其自蘇州赴寧，路旁所見之死人，自十五至二十，其中有新被殺者，有非死於敵人，而自相害者。南京曾禁短髮人入城，守兵於城門，捕獲十四至十八人，而盡殺之。其中有不知禁令，而枉死者。其住近於洛波士臥室之書記二人，繕寫詔書，一日，各錯寫一字，天王下令殺之，其人未受審判，即於三日之中斬首，其專制屠殺之淫威，令人生畏。末言天王非信耶穌教，教士無宣傳福音之機會，反欲傳其道於外國。其書作於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洛波士不願公布於世，其所言者，自極可信。外官之在上海者，見聞太平軍於其附近屠殺焚劫之慘，漸而改變中立態度，北京條約之成立，亦與之有關焉。
綜觀中外之記錄，可見太平軍失敗之原因。李秀成東歸，攻下杭州，其部將進攻上海，為英法兵及當勝軍所敗，其時安慶失守，陳玉成兵敗逃竄。上海紳商患敵再至，而念湘軍迭陷大城，聲威頗振，乞援於兩江總督曾國藩。曾國藩以為上海居長江下流，形勢若在釜中，不願改變據上游以攻下游南京之計劃，不肯分其精兵往援，但稱明年將有兵往。上海時為要港，商業發達，稅收頗旺，朝廷聞警，廣徵將帥。曾國藩奏稱李鴻章可當一面，囑其招兵。李鴻章在曾國藩幕下，曉通軍事，回歸合肥，招募鄉勇。淮北風氣強悍，歷太平軍、捻軍、官兵之擾亂，鄉民辦有團練，習見戰鬥，膽氣頗壯。李鴻章招而練之，軍制仿自湘軍，曾國藩選將程學啟等助之。一八六二年三月，英國海軍大將准許英商汽船租往安慶，運輸軍隊，淮軍八千人，遂至上海。同治詔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淮軍初抵上海，薛煥所部之兵拒絕操練，竟多投入太平軍。李秀成自崑山進攻，官軍不利，一敗於太倉，再敗於嘉定，三敗於青浦，英法軍隊、常勝軍亦敗。華爾奉命募兵，年餉增至九十萬兩。外兵嚴守要害，太平軍之勢頗盛，會湘軍自安徽而東，直趨南京，進逼南門外之要塞雨花台。天王促李秀成來援，上海始得無事。
初曾國荃自陷安慶，回湘召練新勇東下，以為太平軍糧，來自江南蕪湖、江北巢湖等縣，必先破之，始能制其死命，一八六二年四月，率軍沿江而下，次第恢復巢縣、含山、和州、繁昌、南陵等，五月，合水陸各軍襲取南京之屏障太平府，乘勢攻陷蕪湖，連下沿江要隘，降秣陵關之守將而前。水師縱火，焚燒沿江大洲之蘆草，以為策應。湘軍始紮營於雨花台之南，其軍不滿二萬，而曾國荃決心進攻，義不他顧。同時勇將鮑超亦敗寧國之敵，七月，太平援軍來戰，城內出兵應之，均不能勝。皖南一帶，戰事仍烈，殺傷甚多，無人掩埋，疫氣流行，湘軍之死亡者山積，而鄰邑之藥殆盡。曾國藩奏曰：「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厲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尚未查得確數。寧國府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病者無人侍藥，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張運蘭一軍，駐紮太平旌德等處，病者尤多，即求一繕稟之書識，送信之夫役，亦難其人。……天降大戾，近世罕聞，噩耗頻來，心膽俱碎。」湘軍如是，太平軍中死亡必多，人民情狀蓋可想見。十月十三日，李秀成糾合大軍十餘萬人，自蘇州來寧，圍攻湘軍，日夜不休。其戰也，洋槍洋炮，彈若飛蝗，下則潛通地道。曾國荃督軍死守，頰傷不退，堵合地道。二十三日，侍王李世賢自浙率兵繼至，暗鑿地道，環逼不懈。湘軍死戰，掘穿地道，相持四十六日，軍興以來，未有之苦戰也。湘軍勢甚危急，曾國藩極為煩憂，飛檄常勝軍應援，而常勝軍不肯奉命。幸李秀成改變戰略，率兵渡江，以分官軍之力，大敗李世忠兵，攻陷浦鎮，連下和州、巢縣諸城，進抵六安。其時氣候寒冷，冰雪交至，詎其所過之地，歷遭兵燹，已成荒墟，軍食不足，兵士多病，乃復東行，將攻揚州，而一八六三年六月，雨花台失守。天王詔其急救天京，迨抵浦口，天王疑之，而江潮大漲，九洑洲被淹，船少兵多，渡江不易，而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扼之，兵士或逃或降，李秀成百戰之精銳遂失。湘軍更欲肅清長江，火攻下關等要塞，下之，分兵襲破燕子磯壘，以撤九洑洲之藩籬。三十日，水陸二軍大舉進攻九洑洲，守兵中有外人以洋槍遠擊，湘軍傷死頗重，人不得近，午後，偵知守兵少懈，夜間，移船潛近敵壘，乘風縱火，焚毀敵船，而風烈火猛，延及洲上，火光燭天，守兵慌亂。湘軍大進，躍過重濠，肉薄齊登，屠殺守兵殆盡。長江遂無敵壘，湘軍進攻南京之地位大固。李秀成留於城中，而東南之軍報日急。
淮軍初戰不利，幸而李秀成回援南京，會慕王譚紹光攻陷湖州，率兵進攻上海，外兵出而助戰，敗之。華爾迭請往救南京，李鴻章均不之許，函告曾國藩言其要求攻打金陵，均分財物，曾國藩亦不之應。一八六二年九月，華爾奉命渡海，往援寧波。初寧波於上年失守，太平軍對於外人，未曾傷害，及清兵預備攻城，英法軍艦援助清兵，開炮攻城，驅逐守兵，而以其城交於清軍。太平敗兵，則仍據擾鄉間，至是，華爾登岸，前攻距寧波西北三十里之慈谿，外艦助之。城下，華爾重傷殞命。其為人也，勇於冒險，善於將兵，其加入官軍，殆為金錢榮譽之計，每下一城，得銀三萬，或三萬六千兩。其將佐兵士，並得大掠城中所有之財貨，華爾與上海長官商人相處甚善，其妻則楊坊之女也。及死，政府欠其餉銀十四萬兩，歷久交涉，並未清償，一九〇一年，併入拳亂賠款付出，亦可怪也。華爾之戰績，頗為時人所夸，法將於寧波仿行其法，召練華人一千餘名，援助官軍，號曰法國洋槍隊。其將數易，後以德克碑（D'Aiguebelle）統之，作戰於餘姚、紹興一帶。其先北京條約成立，法使葛羅言願助平匪亂，俄使請用俄兵助戰，漕米由其雇用美船輸送。朝廷交曾國藩複議，曾氏意主慎重，遂作罷論。及淮軍作戰於上海不利，英使請用印兵助戰，曾國藩奏稱不可，俄使再向李鴻章建議出兵助戰，李氏卻之，而外兵洋槍之功效，固昭著於時。北京政府，遂受海關職員赫德之勸說，購買軍艦，招募將佐於英，助攻南京。華爾死後，李鴻章奉朝廷之命，統將其軍，竟不敢為，乃命白齊文代之。十月，英將統率英兵、常勝軍，改取攻勢，驅逐上海附近之太平軍，收復嘉定，淮軍守之。李鴻章戰敗自南翔來援之敵兵於黃渡，白齊文連戰均勝，淞滬始乃解嚴。當斯時也，逼駐雨花台之湘軍，力拒李秀成等之死攻，危險萬狀，李鴻章迭催白齊文往援。白齊文方謂程學啟掩奪其功，心中怏怏，欠餉又未領發，不肯奉命，一八六三年一月，自松江往上海索餉，毆傷楊坊，奪銀四萬兩而回。李鴻章聞知其事，大怒，罷免其職，將重懲之。白齊文不服，謀欲作亂，親往上海，商於英將。英將予以警告，謂其不能坐視，白齊文始肯遵命。其將校多為美人，不願英人將之，深表同情於主將，發出不得虐待白齊文之宣言，又以欠餉未清，勢甚洶洶。李鴻章發其欠餉，與英將議定常勝軍定額三千，而以英人將之。其人殊無將才，連戰不勝，軍氣大挫，軍士忽於松江暴動，將有解散之勢。會英國政府准許將校服務於清軍之文抵滬，三月，李鴻章委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為常勝軍之主將。
戈登就職，將士不服，慰之始安。其人富於天才，勇敢果決，自處廉潔，不受賞賜，人格遠非華爾之所能及。四月，戈登率兵二千餘人，借得英國大炮，登船而行，於長江福山上岸，會同官軍六千，進陷常熟。值李鴻章之兄中太倉強敵詐降之計，所部死亡幾盡，戈登奉命往援，五月一日，破城，兵士大掠，重載財貨珍物回歸松江。會白齊文運動復職，歸自北京，將校再有叛亂之勢，戈登罷免其首領。其不服從者，偕同白齊文加入太平軍中。二十七日，常勝軍援攻崑山，初程學啟攻城，久不能下，守兵八千，多太平之精銳，轉而反攻。戈登奉命往援，乘汽船巡查，訪得崑山、蘇州往來之要道，命兵駐守，以絕城中之交通。守兵大懼，棄城乘船而逃。戈登指揮兵士御之，斯役也，太平軍之傷殺溺死大半，戈登俘虜兵士二千，得船一千五百隻，改設大營於崑山。其兵家居松江，感覺不便，表示反對。戈登捕殺其領袖一人，二千餘人憤棄其械而去，乃編俘虜以抵其缺。程學啟亦忌戈登，其兵攻擊常勝軍兵士，戈登怒將辭職，程學啟道歉始已。七月，戈登統軍而西，攻下吳江，程學啟殺其俘虜中之將校五人，戈登認為殘酷不仁，妨礙其名，憤而往滬，曾聞白齊文勾引其兵加入太平軍，辭職之意，始行打消，回至軍中，大敗蘇州反攻之敵。方東南警報之日急也，李秀成請於天王出城赴援，天王不許，李秀成固請不已，出其家財輸助守軍，然後馳行抵蘇，戰亦不勝。九月，官軍逼近蘇州，初戈登頗患白齊文等之在太平軍中，派遣丁吉昌變服入於蘇州，外人之在城中者，未得實權，心懷怨望。丁吉昌說之投降，獨白齊文留於城中，主將逐之而去。丁吉昌得納王郜雲官之信任。十一月十九日，清軍開始攻城。
蘇州守兵凡四萬人，李秀成統兵一萬八千駐於城外，作為聲援。攻城之軍，共逾三萬，初戰敗退，後乃次第克復城外之要塞。其力戰不屈之守將，則慕王譚紹光也。其下納王知其必敗，受丁吉昌之勸說，往見戈登、程學啟，商定斬殺慕王，獻城出降，蘇州遂下。戈登商請李鴻章賞賜其軍二月之餉，以作不掠蘇州之代價，李鴻章不可，程學啟予以一月之餉，常勝軍不受，戈登力勸始已。會聞李鴻章殺降，救之，不及。初蘇州城降郜雲官之兵尚眾，要求改編，李鴻章患其將為後害，陰謀殺之，程學啟力贊成之，及是，計殺納王。丁吉昌救出其養子郜勝鑣，戈登聞報，攜帶郜勝鑣，及粵人降者千餘名而去。心中大怒，以為納王已降，必當保全其生命，而今借端殺之，實為慘無人道之行徑。事前，戈登雖未與聞其謀，而李鴻章乃其主將，認為妨害其榮譽也，致書於李鴻章，要求其交還蘇州，並辭職去。李鴻章遣使說之於崑山，戈登不禮其使，統軍往捕李鴻章，半途率之再回崑山，欲辭職去，而以無補於事。丁吉昌深表同情於戈登，而上海外人亦斥殺降之不仁。戈登之意，以為當擊程學啟之軍隊，而中國政府罷免李鴻章也。不意清廷以其克復名城，賞賜黃馬褂，加太子少保銜，且下諭曰：「李鴻章辦理此事，甚為允協，斷無將其議罪之理。」善如李鴻章之言曰：「此中國而非歐洲也。」初一八六二年一月，英使卜魯士請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董恂至使館面談，告以朝廷如赦賊罪，給予公文，承認由其作保，保全降人之生命，太平天國即可自滅。其參贊威妥瑪並述英艦長之報告，謂賊將請其贊助，俾得出城，且述洪仁玕之言曰：「官兵似此亂殺，實為太平天國之益」，蓋時官軍不顧信義，屢殺降人，非此則不肯降。信如其言辦理，則亂早可結束，而恭親王奕訢竟不之許。其欲多殺逆黨，固不問生命財產喪失之重大，以及人民痛苦之增加也。清廷君臣何無人心耶？總之，殺降之影響，增加敵人之反抗，延長人民之痛苦而已。政治道德之低落，猶其餘事！
戈登深以李鴻章殺降為恨，其將校兵士亦表同情於主將，蠢蠢然有反抗李鴻章之勢。戈登患其為禍，會李鴻章出金恤其部下傷兵，又以友人之勸說，心意始轉，一八六四年，再統常勝軍出發。先是，李秀成於蘇州陷後，棄無錫而去。其城守將請降，李鴻章又計殺之，護王陳坤書始決死守常州。李鴻章上書曾國藩曰：「蘇錫之復，殲數逆首，自是粵酋死拒困鬥，絕無降意。護酋（陳坤書）早欲投誠，茲乃招聚廣東悍黨，嬰城固守。」李氏於蘇州殺降之後，仍未覺悟，而遂延長戰禍。太平杭嘉守將欲以二十萬人，獻城投降，李氏不受，咨請左宗棠主持。左宗棠方欲大殺立功，亦不之理。李鴻章更告曾國藩曰：「粵人即不盡殺，放歸亦無生理。」其與郭嵩燾書曰：「蘇州遣回降人千餘，皆可殺者。」郭氏時任廣東巡撫，主用嚴刑，李鴻章竟以此相告。其致彭玉麟書曰：「該軍（外兵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偕作，以輔其力所不逮也。」嗚呼，何其言之殘酷至是耶？此固不能獨責李氏，而統兵立功之大將，莫不嗜殺也。淮軍力攻常州不下，三月，常勝軍遂陷宜興、溧陽，力攻金壇三次，均不能下。其時程學啟獨攻嘉興，守將死不肯降，城破，程學啟亦傷，乃屠掠其城。四月，太平軍放棄金壇，五月，戈登回軍，助攻常州，陷之。值英國政府聞知殺降事件，取消將校服務於中國之命令傳至上海，戈登辭職。清廷不願外人將兵，先已迭諭李鴻章統治常勝軍，至是，李鴻章主張解散，戈登率之回於崑山。全軍酌留少數人外，余均解散，外人各有賞賜，兵士得恩餉一月，及回家路費。朝廷賞賜戈登銀一萬兩，戈登始終不受，李鴻章深以為異。常勝軍成立三年，陷城約有五十，所謂淮軍之功，多賴其力。《李鴻章傳》（國史稿）記其解散曰：「常勝軍多失律，隨攻常州，又畏懦不先登。戈登慚思歸國」，乃撤常勝軍。法人訓練之洋槍隊，俄亦解散。
太平軍敗挫於江蘇、安徽，茲分言其在外者。一、石達開自湖南進入廣西，避實蹈瑕，往來於西南諸省之邊界。其部下諸將，有率眾脫離而東下者，及犯黔蜀，二省之從眾爭起應之。朝廷以貴州僻處遠方，置而不問，但以四川居上游之形勢，為軍餉所出之地，詔命湖南巡撫駱秉章率軍馳援。一八六一年，湘軍次第克復成都附近諸城，明年，石達開更自湖北入川，不勝，西走貴州，清兵遂得從容剿平全川之群盜，專防外寇。石達開更突入蜀，擾於敘州各屬，轉而入滇，又明年，自率大隊抵川，渡金沙江，入於土司境內。駱秉章知之，遣兵防河，利誘番人絕其歸路，會河水大漲。石達開欲渡不得，而清兵大至，進退無路，望見官軍豎立投誠免死之大旗，乃親往降。官軍囚之，送往成都，誘殺其黨二千餘人，石達開亦被殺死。嗚呼！官軍固無所謂信義也。二、陳玉成之部將陳得才會同捻軍於河南、陝西、安徽及湖北北部。一八六二年，朝廷詔命驍將多隆阿督軍赴陝，大敗陳得才，其眾奔走而東，多隆阿尾之，頗多斬殺。陳得才更出官軍不意，間道入陝，俄亦敗沒。說者言其聞知南京失守，而自殺焉。三、一八六一年，李秀成自江西回軍，命李世賢東攻浙江，親陷杭州會之。明年，浙江縣邑多破，左宗棠以曾國藩之疏薦，新任浙江巡撫，自江西入浙，與李世賢兵激戰於衢州一帶，閩軍北攻溫州諸城之太平軍，外兵又逐其寧波之守兵。方此戰爭緊急之時，湘軍進逼南京雨花台，天王詔促李世賢入援。李世賢將兵抵寧，力戰湘軍，久不能勝。而左宗棠入浙之師乘勢進攻，收復嚴州，一八六三年，連陷要城，前攻富陽。其城之守兵死戰，左宗棠檄調法國洋槍隊會攻，下之。官軍進薄杭州，而敵尚踞嘉興，以作犄角，明年三月二十日，淮軍程學啟下之。三十一日，太平軍放棄杭州，左軍及洋槍隊入城大肆搶劫，太平余兵麇集於江浙邊境。李秀成令其就食江西，然後來援天京。
李秀成出援蘇州，原擬大捷之後，回救天京，乃事大謬不然。自蘇州失守，致書護王陳坤書等，請其來援，中言「有京都而我等方有性命」，仍欲力守待援。其時湘軍尚未攻陷城外東北紫金山，不能合圍，制其死命。一八六四年二月，下紫金山上之石壘曰天保城，三月，派兵堵絕太平門、神策門入城之孔道，城始合圍。城中無外接濟，糧食缺乏，貧民乞食於忠王。忠王家無餘糧，可以分給，上奏天王。天王詔稱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城民男婦仍求忠王。忠王奏請放其出城就食，天王怒而不許。城中入於混亂之狀，盜賊漸多，每於晚間，搶劫殺人，而城外之圍攻日急。天王嚴禁與敵私通，犯者處以五馬分屍之刑。全城人所恃者，李秀成一人而已。其老母妻子，尚在天京。忠王迫不得已，命以大籃，繫繩懸於城上，放出婦孺萬人。曾國荃聚之于山中，而禁兵士辱之，聽民選之為妻。婦孺鵠面菜色，形容枯槁，聞有選之為妻者，則爭先求選焉。會淮軍攻下常州，朝廷詔促李鴻章會攻南京。李鴻章知城將陷，不欲分奪曾國藩之功，託言炮火不宜於夏，不肯赴援。蓋時諸帥爭功忌嫉，由來已久，李鴻章遣兵往援寧波，攻陷紹興諸城。左宗棠深以紳士初未向其乞援為恨，後淮軍攻下嘉興，心尤不平，語浙人陳其元曰：「渠復嘉興，我五體投地，其兵勇為暴於百姓，則我所痛心。」（見《庸閒齋筆記》）湘軍之紀律蓋無異於淮軍，此不過其藉口耳。李氏固不願得罪曾氏兄弟也。曾國荃不願借力於人，激勵將士，掘置地雷，放倒城牆者再，無如軍中未有重炮，守兵之勇氣猶旺，死戰不退，堵合闕口。湘軍一面攻城，一面賣食，守兵以金銀財物置於籃中，由城上放下，兵士取之，放置食物於籃中。然其數量，不能供給多數之兵，將士食糧日少，天王憂懼不知所出，六月三十日，服毒自盡。幼主洪福瑱嗣位，湘軍進逼不已，人心不安。其時曾國藩所部凡十萬人，圍師共有五萬，餉糈不足。鮑超部下將欲為變，而城久攻不下，曾氏深以為憂，乃以餉故，與江西巡撫沈葆楨絕交，上奏詆之。朝廷發其一部分欠餉，其弟督戰愈力。七月，城益危險，李秀成知城將陷，令其軍士，夜不去兵。十九日，紫金山下之龍膊子地雷爆發，毀城二十餘丈，戰將李臣典冒死先登，南京遂破。忠王兵敗回宮，讓其戰馬於幼主洪福瑱騎乘，偕同家人，奪門而去， [12] 不幸與之相失，匿於鄉村間，官軍獲之。湘軍入城，太平軍之逃出者，為數無幾，其自知不免者，或自焚死，或投河死，或自刃死，其被殺死者尤多，秦淮河中屍為之滿。城中火起，王宮大宅焚毀殆盡，曾國荃傳令閉城，分假搜殺。國藩上奏曰：「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偽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人，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李秀成被捕之後，追供太平天國之史跡，力勸招降其所部。其所部舊將，知為忠王，有見而跪下請安者，其得人心如是。曾國藩殺之，自以殄除元惡，靖平大難，而左宗棠、沈葆楨交疏譏其浮報洪福瑱已死，時傳南京財貨盡入軍中，曾國荃請疾歸鄉，李臣典病死，曾國藩解散所部二萬五千人，其憤郁慘沮，可謂至矣。日人稻葉曰：「爭功妒嫉，蜚語中傷，乃漢人天賦之特性。」斯言也，深切官吏之病。雖然，湘軍之殘酷搶劫，亦不可諱。曾國藩謂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其慘殺之結果也。一八六五年，李鴻章署兩江總督於南京，致書郭嵩燾曰：「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後無從著手。……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其破壞之甚，可想而知，有請移督署於揚州者。曾國藩初拒華爾助攻南京，及聞李泰國奉命購置艦隊，將攻南京，迭函李鴻章堅決拒之，殆久視城中之財物，屬於所部將士，而乃縱之焚殺洗劫耶？
南京陷後，太平軍之勢力大挫，餘眾逃往江西，皆忠王李秀成之部下。李秀成力勸曾國藩免其黨羽之死，招而降之。初，一八六三年，曾國藩往寧，查察軍情，奏報清廷，中云：「但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即當大赦群酋，廣為招撫，以庶幾赤眉百萬同日納降之盛軌」，及捕審李秀成，言其力勸官軍，不宜專殺兩廣之人，且曰：「其言頗有可采」，藹然為仁者之語，不幸均成空言。當時太平餘眾聚於皖浙邊界，聽王陳炳文等有眾十萬，於皖南迭次具稟，向鮑超投誠。鮑超拘留其使，乃遣弟往，聲稱軍中有洋槍七千餘杆，不敢開仗，如蒙收納，則侍王李世賢各逆首，均欲投入帳下。鮑超無力主持，其部下雜有降人，已為時人所非，陳炳文則久欲投降而不得也。其黨如釜中之魚，投生終不能久，赦免其罪，則數十萬人，可即分散，減少無意識之破壞與流血，免去千萬人民之痛苦。乃朝廷慘殺政策，非太平軍中之老賊，全數就戮，則不肯止。疆吏左宗棠等欲立大功，誇張敵勢，而以多殺邀寵固恩。嗚呼！其罪當服上刑，大丈夫之立功受爵，固如此乎？官軍既以屠殺為事，太平黨羽，唯有死戰而已。其人以洪福瑱為主，洪福瑱年方十六，愚蠢無知，其將則李世賢、汪海洋也。清廷以其擾於江西，命將聚兵御之，太平軍戰敗，逃入廣東，轉向福建。洪福瑱為官軍所捕，磔於南昌，李世賢、汪海洋等深入福建。其地政治不修，武事不競，官吏偷沓，民氣強悍。左宗棠與子書曰：「土盜伏草，行劫結會從亂者，處處皆然。吾駐軍延平前後數十裡間，白晝搶劫之案，幾無日無之，數日後，分兵四出掩捕，斬殺數十名，風乃稍息。然聚則匪，而散則良，東捕而西竄者，不知凡幾。」李世賢之眾轉多，襲取汀州，進據漳州，聲勢大振。左宗棠分兵前攻，淮軍、粵軍奉命會剿，一八六五年，次第收復諸城，進圍漳州。五月，守將知不能勝，率兵遁去，餘眾入於廣東，左宗棠統兵入粵。明年春，太平軍之在南方者始平，其在揚子江北，或逃往江北者，加入捻軍。捻軍之勢轉盛。
捻軍之名，起於何時，究不可考，原義亦不可知。或曰一聚為一捻，或曰數百人為一捻，數千人為一捻，或曰其眾捻紙燃脂，明火劫人謂之捻，或曰鄉民逐疫，裹紙塗油為龍戲謂之捻，後乃掠人勒贖，強取財貨，勢力漸盛。嘉慶曾嚴禁之。一八四八年，河南拏獲一百餘人，勢仍不衰，其盛行之區，則在河南、安徽民氣強悍、生計困難之地。及洪秀全起兵，捻軍大起，尤以安徽壽州、蒙城、亳州、穎上為甚。其頭目眾多，人民從之者，室家相保，不服從者，立見焚殺，黨聚愈多。咸豐初詔周天爵剿之，周天爵奏曰：「自入合肥境內，沿途所接呈詞，土匪搶劫焚燒，每鄉不下數百案，每案指控數十人，其餘捻匪或千餘人數百人。」奏中所言之罪犯，自多慣以劫掠為生之土匪，良民畏之甚於畏官，官吏不能予以切實保護，則非逼而為匪不止。及後戰禍延長，各地之防兵力單，捻軍劫掠鄰省，一如營業，初無禍患。農民受其蹂躪，難於耕種，加以天災頻至，衣食困難，遂以饑寒之交迫，流而為捻。及其勢成，官軍剿之，多不能勝。其鄰近捻營之鄉村，設立團練，鄉有練總，其原意則為自衛，苟延性命於一時也。無如人少，不足有為，乃官勝從官，捻勝從捻，且其雜處捻巢，或與捻通，結果則捻以團練為名，而官軍無從查問，其勢強者，雄霸一方，無異於據地自主之國王，如苗沛霖之類。其首領為防禦官軍之計，通於太平軍，受天王封爵，其人亦皆蓄髮。群捻之中，推李兆受、張樂行等為最強，清將周天爵、袁甲三治之，無功，朝命勝保往剿。勝保不善利用馬隊，馬兵反而從捻，知其力不能勝，奏賞練總苗沛霖官，更捕李兆受之家屬，招其歸降。李兆受從而許之，改名曰李世忠。一八五九年，和春奏曰：「捻眾投誠後，仍舊打糧勒索，以致民怨沸騰……投降之眾，仍復聽其自為虐取於民，漫無鉗制。」曾國藩奏稱捻眾蔓延日廣，南為金陵、蕪湖之援，北為齊豫數省之患，自安慶至宿亳千餘里，人民失業，田廬蕩然。」其受撫者，間或叛去，捻眾自久戰以來，多成百戰之精兵，後得勝保等之良馬，遂成窮凶極惡之流寇。
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成立，海防無事。咸豐詔命僧格林沁進兵山東，專剿捻軍。其部下多蒙古騎兵，追逐奔馳，頗占優勢。僧格林沁初戰不勝，招募援兵，戰始轉機，乘勝南下，一八六二年，招撫苗沛霖，專剿張樂行。二人初相仇殺，陳玉成調停其間，終不可得。僧格林沁捕磔張樂行，屠殺其老巢附近之居民，殆無遺孑，凡其將到之地，人民心膽欲碎。苗沛霖俄又戕官復叛，僧格林沁平之，大殺其黨。其用兵也，專以神速為貴，不帶米糧，傳令州縣，供其面飯。官於兵燹凶年之後，難以應命，兵士連日或不得食，轉而搶於民間，姦淫婦女，人民上控，僧王概不之理，其求見者，先納重金，其軍之罪惡，甚於捻軍。曾國藩曾奏朝廷曰：「凡流寇所以日聚日眾，非良民樂於從賊也，只因賊騎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穫。百里廢耕，則百里之民從賊偷活。千里廢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潁、徐泗、歸陳等郡，幾於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恕詞，即從賊，亦無愧色。」其言誠為實錄。捻首張樂行既死，其侄張總愚代領餘眾，會南京城陷，太平軍之一部分加入其中，聲勢大振。一八六五年五月，僧王追捻于山東，為其所乘，兵敗而死，騎兵投入捻中。朝廷驚疑捻將北犯直隸，詔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當斯時也，湘軍一部分遣歸鄉里，曾國藩調用淮軍駐於徐州，兼召舊部助戰，謀困捻軍而不可得。追剿雖有斬獲，然無大功。捻軍之往來也，萬騎衝突，日百數十里或二百里，橫行如故，深入湖北，士民頗怪曾國藩之安居徐州，不若僧王親戰捻眾。明年，捻再攻擾河南，延及山東，淮將劉銘傳大敗之於巨野。捻始分為二股，一犯曹州曰東捻，賴文光、任柱為之魁，一犯許州曰西捻，張總愚為之魁。曾國藩以病回任兩江總督，朝命李鴻章代為統帥，時南方太平餘黨已平，左宗棠奉命西征。於是討捻之兵，有湘軍、淮軍、旗兵。東捻擾于山東，喪其巨魁，任柱迭為官軍所敗，其眾潰散。一八六八年一月，賴文光南下淮揚，官軍獲之，東捻遂平。李鴻章方以大功告成，而西捻忽自陝西馳走山西，直犯直隸，京畿大震。同治命恭親王奕訢督師，禁軍出發，竟無偵探，諸帥相繼北上，軍隊雜多，頗為民害，人民怒而殺其零星散隊，由是戎服乘馬者十餘人，猶不敢徑行。左宗棠與子書曰：「直隸之大順廣一帶，與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兇悍異常，專以兵勇為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殺機已開，將成浩劫，近更波及行旅。似此光景，成何世界……淮軍冗雜殊甚，其驕佚習氣，實冠諸軍。皖軍多收捻余，戰不足恃，且恐為賊添伙黨，東軍荏弱不任戰，僅我軍士馬一萬九千，尚未至大壞耳。」左氏詆毀淮軍，誇稱所部，不免太甚，讀之，固可略見官軍之一斑。大軍既至，捻更他竄，諸軍追剿甚力。七月，張總愚大敗於山東，困於黃河、運河、徒駭河之間，無所掠食，而朝廷已詔赦免逆眾，給以免死護照，不得借端擒殺。黨羽遂散，張總愚自投水死，西捻亦平。斯亂也，蹂躪江蘇、安徽、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直隸八省，凡十六年，受禍尤以鄉鎮為甚，誠人類悲慘史之一也。
貴州一部分土地，唐代尚稱「非人所居」，其地向稱山多田少，地瘠民貧，居民為苗。苗人倚山為寨，部落而居，知識幼稚，生活簡單，善於戰鬥，捷於登山，所在之地，多為險阻，林深箐密。列代於其生計，從未設法改良，或妥為指導。亦不遣人調查，而多諉稱其非漢人足跡所到之地。苗人原以搶劫為常事，客民居近之者，常與官吏相結，而欺壓之。苗人乃思復仇作亂，政府概用兵力平之，大殺叛逆之後，收管其一部分土地，對於屈服之苗人，仍無切實善後之計劃。苗人生殖滋繁，再行作亂，循環不已。十八世紀初葉，雍正採用改土歸流之方略，開始經營，剿平不服之苗人，建立六州，曰古州（今榕江）、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設官治之，時稱新疆。六州在貴州西南部，鄰近廣西、湖南，厥後叛服無常，屢煩兵力，而「究其始禍，無不由漢民之欺凌，官吏之貪暴」。（湖南巡撫李瀚章語）其言之詳盡，而確實者，則為貴州候補道員羅應旒之奏文。其文由都察院代奏，清帝諭交貴州巡撫核復，復奏亦未否認。其文甚長，茲節撮其主意如下；苗疆定後，尚有土司通事。其人助官為虐，挾其詐力，朘剝無已，一切食米、煙火、喪葬、娶嫁、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於苗民，外此，又復千百其術，借事勒索，不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機絕矣。苗民納稅原輕，或不出稅，而官吏則以民願報效，不敢領價。勒索民物，均由土司通事辦理，官收其一，而土司通事則增為數倍。苗民例須供役，平日攤班，及至委員過境，或官吏下鄉，則合境應役。其不至或無役者，折錢二三百文，否則拘押罰至數倍，苗民貧困，乃於役前數日裹糧守役，男病女役，官吏待之一如牛馬。其尤令苗民恐慌者，則客民入境，奪其田地，而相仇恨也。清廷統治貴州，有兵一萬七千餘名，每年由他省協助之款約六七十萬兩。官吏分苗為二，曰熟苗，薙髮結辮，曰生苗，從不薙髮。
苗民既以官吏客民為仇，久欲報復，一八五五年，乘機起兵，以張臭迷為首。姜映芳、黑大漢等應之，騷擾於東部台拱、黃平、鎮遠一帶，圍攻城邑，慘殺漢人。都勻等府屬之苗民均起，苗民依山為寨，據洞為穴，不肯遠去其巢，飽掠即歸。官兵剿之，力不能勝，而蔓延日廣。巡撫蔣霨遠請調川滇之兵助職，仍無大功，而餉糈日益困難。貴州原恃他省協款，而時各省多亂，無力籌交，兵士不肯力戰。一八五六年，蔣霨遠奏曰：「黔省軍務緊急，下游苗教各匪，不下二三十萬。」下流為貴州東部，其稱匪教不下二三十萬，不過虛張苗人之聲勢，而減輕其責任。全省苗民約二三百萬人，一隅之壯丁，殆難有此數目。一八六三年，巡撫張亮基奏曰：「自松坎至遵義袤延四五百里，幾於遍地皆賊。」其地在貴州南部，為入川之要道，可見蔓延之廣，全省唯省會貴陽未陷。凡有擾亂之區，則田地多成荒蕪，十室九空，苗民無所劫掠，轉至他省。廣西、湖南、雲南曾受其害，官軍之討之者，專以屠殺為事。苗民聞其將至，或伏匿堅巢，或四散無跡，待兵過後，嘯聚如前，截阻餉道，戕殺歸順之人，官軍故無大功。其兵紀律不嚴，騷擾之甚，一如盜賊，良民轉而從賊，朝廷唯知大殺。一八六六年，上諭云：「將教匪痛加剿洗，以期併力寨頭，捦渠掃穴。」一八七〇年，又曰：「台拱、清江、古州之間，雖有香招登裸等寨，來營乞援，席寶田已派員分往援定，仍當將各處著名逆匪，殲除淨盡，方能剿撫兼施。」其堅決殘忍，無以復加。自太平天國平後，同治詔四川、湖南分道遣兵入援，川兵數萬，費餉甚巨，戰又無功，罷之，專以湘軍進剿，由席寶田統將。席寶田步步為營，綏靖後，方肯前進，軍中備有槍炮，苗人拒抗兇猛，死傷較多。湘軍曾用火攻，盡毀其寨，軍行甚緩，耗餉極多。江蘇、湖南等省均有協款。一八七一年，苗勢窮蹙，台拱諸城次第克復，明年，余苗聚於聚牙坡，湘軍陷之，擒其首要，唯少數逸逃，俄亦擒斬殆盡。湘軍招撫苗人數萬，飢餓不堪，日給口糧。黔軍收降不下二十萬，其中飢疲者五六萬人，日給口糧。戰事之結束，蓋以苗民無糧，其受撫者，多為老弱婦女。李瀚章於亂平時奏曰：「歷年來，全苗誅夷疾疫死亡過半。」李瀚章為湘南巡撫，未曾入黔，其言不足代表實狀。貴州巡撫黎培敬籌辦善後，奏曰：「黔省兵燹垂二十年，百姓流離瑣尾，存者不及前之十一，加以城郭已毀，田廬盡墟，滿目凋殘，安輯非易。」其奏存者不及十一，殆就苗人客民而言，前此人口雖無統計，然可根據時人之觀察，作為估計災情之重，固無疑義。戰禍首尾十八年，誠現代慘史之一也。
本部十八省之內亂，始於一八五〇年，終於一八七三年，首尾二十四年。太平軍攻擾十七省，十七年始行消滅。捻軍戰於八省，歷十六年而滅。苗亂起於貴州，擾及四川、湖南、雲南、廣西曆十八年始定。二十四年之中國，境內無一安樂之地。城邑迭易清軍叛軍之攻守，鄉村不得耕種，人民死於兵火饑饉，生者困於流離重稅。一八六三年，曾國藩自安慶東下，察看軍情，奏曰：「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葺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四月二日），大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恤。他處蘆棚叢，亦往往一炬萬命。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群賊無所得食。……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里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今則民聞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明年，奏曰：「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其言皖北曰：「舒、廬、六、壽、鳳、定等處，但有黃蒿白骨，並無民居市鎮，或師行竟日，不見一人。鮑（鮑超）軍在南岸經行東流貴池，亦復如是。」及南京陷後，據委員查復安徽情狀曰：「皖南徽、寧、廣等屬，兵戈之後，繼以凶年，百姓死亡殆盡，白骨遍野。……安徽用兵十餘年，通省淪陷，殺戮之重，焚掠之慘，殆難言喻，實為非常之奇禍，不同偶遇之遍災，縱有城池克復一兩年者，田地荒蕪，耕種無人，徒有招徠之方，殊乏來歸之戶。」王定安於《湘軍記》中記載安徽情狀曰：「民之擄殺流亡死傷以百萬計，隴畝荒穢，百里不聞雞犬聲。」安徽沿海一帶，歷二軍之攻守，皖南為太平軍出入之孔道，皖北為捻軍之巢穴，兵災既重，又有疾疫，慘狀竟至於此。
關於江蘇兵災之情狀，李鴻章初作戰於上海附近城邑，一八六三年，巡視嘉定、太倉、青浦、華亭諸縣奏曰：「各縣各境首尾二三百里，皆向時被賊踞擾之地。三年以來，無論大道間道，逆賊出入蹂躪，幾於無地不焚，無戶不擄。……查蘇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有破壁頹垣，孤厘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詢其生計，則雲近地無可求乞，遠地不能行走，惟掘草根作餅充飢。」俄而淮軍西行，《平吳紀略》載李鴻章之奏語曰：「常州之江陰、無錫、金匱各縣城鄉村市，一片焦土，遍地黃蒿，行終日而不見人，偶遇二三難民，露處僵餓，旦夕待死，慘苦不堪。」李氏更與郭嵩燾書曰：「常鎮數百里，久無人煙。」南京慘狀，已見於前。要之，曾李二氏之言，均為事實。太平軍之失敗，多由於缺乏糧食，掠取於民，結果竟至於此。天津條約之後，英使額爾金乘輪船上駛漢口，船抵鎮江，登岸入城。屬員有記其見聞者，稱鎮江為一空城，昔日人口約五十萬人，今則不足五百人。此乃千百城鎮中之一也。常勝軍作戰於溧陽、宜興。外人言其鄉村荒蕪，相食人肉，甚者村無居民，荒涼殆如沙漠，白骨遍于山野。
左宗棠初入浙江，書告其子曰：「浙江夙稱饒富，今則膏腴之地，盡成荒瘠。人民死於兵燹，死於飢餓，死於疾疫，蓋幾靡有孑遺，縱使迅速克復，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復元，真可痛也！」及浙江城邑大半收復，左宗棠奏曰：「頻年屢遭兵燹，小民死喪流亡，田屋荒毀。臣軍行所至，目睹災民，男婦露宿野處，道饉相望，有數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餓斃數口者，近復疫氣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殘黎，幾於靡有孑遺矣。」又曰：「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凋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見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谷豆雜糧種子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緣伏荒哇廢圃之間，擷野菜為食，夜則偎枕頹垣破壁之下，就土凷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均成餓莩，憂愁至極，並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有骨肉死亡在側，相視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於此！」讀之，將為淚下。其與子書曰：「浙民死喪流亡之慘，為天下所僅見，我入浙以後，日坐愁城，目睹情形，幾於淚殫為河矣。一切賑救之策，皆從無中生有，黽勉圖之，無救十一，方引為慚恨，積為悲傷，而浙民與江皖之民，已相與頌仰之矣。」浙江情形，於此略見一斑，浙東時無耕牛，亂平，始由溫州、台州買來。金華、衢州、嚴州、處州等處，餘存之人口，不及從前二十分之一。陳其元於《庸閒齋筆記》抄錄時人歌吟浙人生活之情狀，茲錄其三首如下。
豬換婦
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塵，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路垢面清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
屋劈柴
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為棟與梁，今為樵與薪。市兒詆價若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雪。
娘煮草
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哭，兒勿驚，娘打鳥，兒飢欲食娘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胡不生長太平時！
詩中所詠悲慘之情狀，不能卒讀，此不過百中之一例耳。
江西兵災，初以沿江一帶為最慘，周馥於亡室吳夫人傳曰：「余走彭澤，東流沿江數百里，人煙寥落不聞雞犬聲，惟見饑民僵斃道相屬。」周氏避亂他鄉，備受辛苦，後作憶昔詩三，詳言當日難民之情狀，茲引其二首於下：
憶昔粵賊來，東南沉半壁，一年百竄徙，自分死鋒鏑，賊至兵先逃，殺掠等夷狄。賊去兵復來，瘡痍苦搜剔，千里荒無人，荊榛雜瓦礫。初亂有人哭，久亂聲寂寂，哀哀十二年，有淚無處滴。力弱未能庇，傷哉我親戚！
猝聞賊追來，駭愕棄兒走，逃死恨無路，情急足愈後，襤褸叢棘中，屏息獨掩口，青天慘無光，但聞賊叫吼，連山煙蔽日，十人死八九，夜半忍飢歸，生菜烹瓦缶。賊壘巨火明，陰風搜林藪，五更復潛逃，處處驚刁斗。
周馥所詠之情狀，各地皆然，及湘軍圍攻九江，太平軍入江西內地，城邑迭易二軍之攻守。一八六四年，李秀成所部再往就食，俄而入閩竄粵，眾號百萬，攻下嘉應州（今梅縣）。縣誌稱其「窮搜大索，火光燭天，岩谷焚掠之慘，不可言狀」。此不過沿途中之一例耳。其在貴州、雲南，苗戕官慘殺漢人，焚毀其家，官軍剿之，歷久始平。田地多荒，人非死於兵匪，即多死於疾疫，飢餓，幾於靡有孑遺。雲南死者及半，一八六七年，左宗棠取道湖北，率兵入陝，駐於樊城，購僱車馱，重出代價，而應者寥寥，雖曰「佚役畏禍，不敢西行，而兵燹之餘，物產雕耗，頻年調發既數，民不能堪」（左氏語），實其主因也。
其在北方，一八六二年，朝臣倭仁奏曰：「河南自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以後，粵捻各匪焚掠殆遍，蓋藏一空。為州縣者，賊來則倉皇束手，賊去則泄沓自如，積習相沿，誅求無厭。至稍稱完之區，則錢漕之浮收日增，雜派之訛索愈甚。捐輸不已，雖數十畝之地戶皆抽之，抽厘不已，雖百餘千之本錢亦及之。書役乾沒，劣紳侵蝕，名為軍餉，實為中飽。官慮民團聚眾相抗，阻抑之於平日，及被賊擾害，不能衛民。民乃自行團練，官亦無可如何。其間良莠不齊，或恃眾滋事，則罪盡歸之民，誅之戮之，而不問官之失。故州縣以民為魚肉，以上官為護符，上下相蒙，侵漁無已。哀哀小民，何以堪此！其不變而為盜賊幾希矣！」倭仁痛言官逼民反，淋漓之至，人民懦而良者，於此情狀之中，將何以為生？死亡病疫之慘，當可想見。團練聚眾抗糧，懷慶、開封屬邑及密縣、鄭州、新鄉等均有焚署圍城之事，乘機作亂，其省且為捻軍出沒之孔道。《豫軍紀略》記載一八五五年豫東情形曰：「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皆無人煙。賊過之區，糧食農具聚而焚毀，輪姦婦女，即老婦亦不能免。」山東受黃河改道之害，糧運斷絕之影響，北伐軍、捻軍之騷擾，匪多如毛，所在蜂起。《山東軍興紀略》記其聚散無定，且曰：「各縣團長文武生監與勝營弁勇（勝保軍隊），出入匪中，關說多方，行徑詭秘，朝欲納款，夜復叛逃，東則乞降，西又攻剽。」上文極形容之技，小股土匪固無目的，唯利是視而已。直隸、大名、順德一帶，舊有土匪，乃侵入河南。民團兇悍，竟與兵勇仇殺。其他散於國內之會黨，若小刀會、千刀會等，不勝枚舉。
人民於紛擾之中，死者之估計，殆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戰爭之區，壯者被擄，老幼乏糧，中或餓死，或有病死，江蘇、浙江、安徽之大部分，受害極深，幾於靡有孑遺。殷實之家，雖能先期遠徙避禍，顧其實為極少數。完善之區，若江蘇里下河一帶，容難容民，限於食料之供給，數有限制，況其常有荒年耶？《張謇自訂年譜》記載一八五六年旱災曰：「通海大旱，蝗自北至，作風雨聲，蔽天日，落地積厚二三寸，戶外皆滿。……饑民滿道，見袖餅齧者攫。」北方亦有蝗害，災區頗廣，窮民將何為生？其遠徙者，途中嘗或遇盜，及至他鄉，亦為流離失所之人，湖南等省比較安寧之縣邑，蓋亦近之。一八五七年，陝西尚安，乃時大旱，赤地千里，及秋，飛蝗蔽天，貧民餓死，固其一例也。尤有進者，官吏常禁人民遷徙，人民多無遠見，非禍患迫切，不肯去其家鄉，去者以交通之困難，亦不能遠，得食往往不易。南京於湘軍逼近之時，石米售銀十二兩。關隴糧價高貴，一八六六年左右，蘭州糧價，每斗值銀三十餘兩，餓殍盈途。左宗棠將入關時曰：「向時稻米二十餘文一斤，麥面十餘文一斤者，貴至一錢（約二百文）內外，且無從購取。」軍糧則自他省運往。貴州等地亦然，農民不能耕種之區，常多類此。良民相食，人肉終亦有盡。城鎮未受兵匪禍者，乃受團練之害。曾國藩於江南禁辦團練曰：「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未聞守城殺賊之功，徒有斂費擾民之害，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舉辦。其從前各處練丁支領口糧者，概予裁撤。」其言深切時病，豫民之亂，苗沛霖之起，莫不由此。人民於大殺饑荒之後，生者又受經濟之壓迫。美國教士威靈斯（S.Wells Williams）於其所著之《中國》，估計太平天國之亂，死者二千萬人，其他外人之估計，多者五千萬人。外人常居於商埠，不知內地死亡者之多，估計不免太少，合中原捻軍之亂，關隴滇回之大殺，貴州苗人之報復，各省城鎮土匪之掠劫，飢餓疾疫之死亡，死者殆有全國人口總數三分之一，約一萬萬人以上。其財產損失，更不勝計，官軍守城，先即焚毀城外之民房，如太平軍攻入湖北，清官縱火盡焚武昌城外之民房，火凡七晝夜不息。太平軍初至一地，焚毀官署寺庵，後則並及民房。清軍克復城邑，亦常縱火。城陷之後，無論何方，莫不縱兵大掠。捻軍、太平軍、常勝軍等固不足論，而湘軍、淮軍亦然，各軍於大掠之後，始肯安民，成為習慣。湘勇成立，曾國藩嚴其約束，即與羅澤南之意見不合，後曾氏自湘鄉丁其父憂，返至江西，團練殺死其勇百餘人，乃嚴申紀律。後其人數大增，監督不易，曾氏亦自言之。其與友人書曰：「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曆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嘆，行軍之害民，一至於此乎？故每與將官委員告誡，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雖行之未必有效。」其言官軍不免雜有袒護之辭。南京之陷，軍士焚殺劫掠，則其明例。湘軍之中，尤以鮑超之部下最無紀律，王闓運於《湘軍志》曰：「每破寇，所擄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復甦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計。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湘軍於餉艱難，其後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下貲，殆百數。」蘇州之陷，李鴻章稱其部下猶未大掠，王氏之言，殆有感憤而發。將士之貲財，固多掠之於民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