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四篇 太平天國及捻苗亂
黃河改道及其影響〇人口激增〇秘密會社之活動〇財政之困難〇政治之腐敗〇廣西之情狀〇洪秀全之略傳〇上帝會與團練〇洪秀全之起兵〇起兵後之時機〇攻擾六省之經過〇太平軍中之思想〇文化之摧殘〇戰勝之主因〇太平軍、清軍、人民、迷信、種族思想、女子、軍械〇清廷應付之方略〇洪秀全之失策〇北伐軍之失敗〇江蘇境內二軍之相持〇太平軍之西征〇曾國藩練勇之困難〇討賊之檄文〇檄文之批評〇湘軍出征之戰績〇湘軍戰勝之原因〇江北、江南大營之敗潰〇全國紛擾情狀之一斑〇經濟制度之紊亂〇人民所受之痛苦〇餉糈之榨取〇太平天國與外國之關係
清廷自五口通商以來，外交莫不失敗，內政亦無建設改革之大計，而人口繁多，生計艱難，秘密會黨之勢力日張，危機四伏，造成極大慘殺之悲史。吾人於言禍亂之先，不可不知一八五五年黃河之改道也。黃河自有記錄，迄於十九世紀初葉，大徙者凡五。一一九四（金章宗五）年，河水泛濫，其一部分始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十三世紀末葉（元世祖至元中），河水改從汴渠，經過徐州，東北流入泗淮，其北流漸微，十五世紀，北流築塞，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淮水發源於河南，歷安徽、江蘇，而入黃海，原為中國大河之一，乃以一河容納二河之水，易至泛濫。黃河之在徐州境內者，河身褊狹，上流之水，難於一時流出，徐州之下，則水放流，均易成災。清廷設官治之，修築高堤，防塞決口，糜款甚巨，從未有一二十年安流不為民害者。一八五五（咸豐五）年夏，大雨不已，河水高漲，自儀封銅瓦廂決口，折入山東，奪大清河道，流入渤海。淮水下流入海之道遂淤，其水一部分改由運河流入長江，茲言黃河改道之主因與影響於下。
黃河發源於青海巴顏喀拉山之北麓，高出海面約一萬四千尺，曲折東流，入於甘肅皋蘭之附近，地勢降低，而洮湟二水流入，由是水勢陡盛，東行阻於六盤山脈，折轉而北，流入綏遠，再以高山之阻，轉入陝西、山西，而為二省天然之省界焉。水流奔瀉于山峽之中，直達河南，始至廣大之平原，高低相去無幾，然後折向東流，而入于海。夫水之流也，因高就下，高低懸殊愈甚，則水流益速，其力之猛，衝動碎石，夾帶沙泥，及至下流，支流眾多，水量大增，易於為害，且其經過之高山平原，多無樹木，甚者或無青草，登高遠望，則目力所見，常為黃土。迨遇大雨，地面上之肥泥被洗而去，流入河中，黃河之水沙泥益多，及抵平原，水流漸緩，其力不能盡攜泥沙而去，泥沙淤淀，河身漸高。歷代之治河者，從未於根本上著手，而多高增兩岸，築塞決口，久則河身淤泥積高，一旦水勢浩大，惟有破堤泛濫，另奪河道入海而已。至是，黃河改自山東入海，淮水入海之故道淤塞。其上游之水，乃以洪澤湖為尾閭，其湖底較海面水平線為高，而水無從流出，萬頃膏腴之地，均在水中，江北人民之生計轉難。黃河既至山東，而時內亂正亟，無力修治，後遂大為民害。其漂沒之人畜財產，殆不可計算，地面上之肥泥，亦入海中。外人有告予者，謂其來華，船抵揚子江口，見江水所含之泥，而以中國不善保存，深嘆其富。揚子江如此，黃河更無論矣。予曾從吉普士（Dr.Gibbs）博士讀微菌學。博士研究山西東北土壤之微菌，曾告吾人曰：「其地土壤缺少有利於植物之微菌，殊為窮瘠。」予按其地缺少樹木，肥泥為水洗去，實其原因之一。處於今日整理黃河，誠非易易。其為吾人所能者，則為保全肥土，禁伐小樹，廣植草木。夫然天降大雨，水因植物之根，易入泥中，而肥土得免於洗去。此蓋補救辦法之一也。
十九世紀初葉，中國入於衰弱時期，禍亂時起，尚非大規模之屠殺，人口有增無已。貧民雖曾溺死嬰孩，而道德觀念，以無子為不孝，社會上以養子為防老，迄今民間尚信「一根草有個露水珠兒」。其意謂天生一人，即有衣食，父母無須煩惱。其溺死者，多為女子，非子女眾多，而家累太重者，則不肯為，人口故無減少之理。十八世紀末葉，學者洪亮吉曰：「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舉例證之，一家夫婦二人，初有屋十間，有田一頃，及至其孫，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亦必不敷。其言人口增加之倍數，雖未必盡確，要為平日觀察所得之結論，不可厚非。洪氏謂戶口增加之後，遊手好閒者，數十倍於前。其人遇有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斃，苟逢時機，將起而作亂。《皇朝續文獻通考》稱一八一二（嘉慶十七）年，全國人口凡三萬六千餘萬，乃一八二一（道光元）年，戶口之總數，視前反少六百餘萬，其數頗可懷疑。鴉片戰爭時，澳門報紙論中國人口，一稱中國人有天下三分之一，一言「嘉慶及當今皇帝（道光）太平管治此三十萬萬臣民」。其時世界人口之估計，約十二萬萬左右，中國何得有此三十萬萬臣民？數目當或譯錯。據三分之一計算，中國人口殆四萬萬。報紙偶言直省人口，前後多不相同，蓋此實非外人所能估計也。道光朝東華錄記其中年人口逾四萬萬，亦非調查所得之確數。綜之，咸豐初年，人口已至無可再加之情狀。其時滿洲、熱河、察哈爾、綏遠均不准漢人移居，新疆、外蒙古、西藏更無人願往，而本部十八省，尚有限制。台灣故例禁止內地人民偷渡，台民私往番地者治罪，雲南、廣西、貴州等尚有一部分土地歸土司治理，人民私往外國，亦犯國禁。其職業種類少於今日，極大多數以耕種為生，而田地有限不敷分配，生活日難。一八五〇年，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稱人民開山過多，以致沙淤土壅，有妨水道，山地磽薄，生產力弱，而民竟爭耕種。鴉片戰時，楊芳戰敗，請許英商貿易，稱其船有洋米三萬餘石，廣東向資洋米接濟等語。中國以農立國，而產生之食料，不足以供國人之需要，可見人口之多。前後戰爭，均有愚民貪圖小利為敵人工作，可證失業之眾，其無職業而膽較壯者，則投入會黨，為害鄉里。於是會黨之勢養成，魏源曾言及之，茲再節引時人之言，以見社會情狀不安之一斑。
御史常大淳于一八三五年，奏曰：「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眾斂錢，遇歲歉，白晝伙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拏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群，動成巨案。」一八五〇年，侍郎趙元奏曰：「近來盜風愈熾，直隸、山東陸路行旅，往來多被搶劫，兩湖三江連年水災，盜賊日眾，至如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嘓匪，廣東之土匪，貴州之苗匪，雲南之回匪，又皆肆意橫行，目無法紀。且到處均有邪教會匪，各立名目，煽誘鄉愚，脅從既眾，蹂躪尤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苟且因循，惟務姑息，書差既豢賊縱容，兵弁復得規徇隱。州縣之勤干者，有時查訪嚴拏，則差役通風，武弁解體，奪犯戕官，往往釀成巨案。其愚懦者，平時既不以緝捕為務，至報劫頻聞，恐干嚴議，復諱盜為竊，避重就輕，以至匪徒益無忌憚。若不急為整頓，則盜賊肆行，奸匪交接，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一八五一年，曾國藩奏稱安徽、江蘇，河南瘠縣，盜風日熾，鄉吏勾盜，差役訛索，案尚未破，而事主之家已破，乃吞聲飲泣，無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跡，或反借盜名以恫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為盜伙，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費。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即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及於湖南練兵，奏曰：「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一八五二）粵匪入楚，凡入添帝會者，大半附之而去。……近來有司亦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以苟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湖南湘鄉諸生劉蓉後以軍功，擢至巡撫，其言亂前情狀曰：「今天下僻遠之邑，綠林深密之地，盜賊群聚而據焉，大者以千計，小者亦以百計，造柵置寨，屠狗椎牛，晝則群飲於市肆，賭博叫囂，夜則劫掠於鄉村，縱橫騷擾，而鄉里莫之敢發，州縣莫之敢問，隸卒莫之敢攖者，誠畏其勢而無可如何也。」四人之言，雖為社會情形之實錄，要就紛擾之地而言，雖難例推全國，而國內固已不安矣。
政治上之腐敗，亦為造成禍亂主因之一，其尤明顯者，則財政之無辦法，及吏治之無從整頓也。政府之收入，以田賦、鹽稅、關稅為大宗。田賦限於祖制，正賦不得加增，一八四五年後，每歲歉收約在數百萬兩以外，而朝廷又發款賑濟災民。鹽歸政府專賣，由商人包運轉售，百弊叢生，民間則鹽梟偷運，敢與官吏相抗。關稅收入年約四五百萬兩。而朝廷自嘉慶以來，叛亂時起，用兵不已，黃河決口，阻塞需款，國已患貧。道光初禁鴉片，未始不動於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之說。迨及戰爭，朝廷調派軍隊，軍費大增，而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廣州之六百萬元，尚不在內。道光曾以籌款為慮，劉韻珂則言浙江無力擔負。其時國內生活費低，銀元購買力十數倍於今日，因巨大之賠款也。其能如期繳清，一由於官吏設法搜羅，一由於朝廷賣官鬻爵，財政更為窘迫。而鴉片漏卮，反多於前。道光初以紋銀不敷流通，農民納稅之擔負，為之增加，謀開銀礦，一八四八年，諭四川、雲、貴、兩廣督撫於其所轄境內，確實察勘礦產。中國雖為用銀之國，而國內殊少銀礦，開採又為舊法，殆無純利可得，其為害於民，歷史上曾有明例。道光之出此，蓋為增加收入之計，後雖未曾開礦，然可見其患貧，臣下亦以為言，戰爭期內官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魏源於《聖武記》中言之，鴉片戰爭，更有切實之明證。
吏治腐敗之原因，常為蒙蔽。劉蓉言之曰：「今時弊之積於下者，不必盡聞於上，其聞於上者，又必再四詳慎，不甚關於忌諱，然後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審處，不甚戾於成法，然後勉而行焉。則夫弊所及除之端，蓋無幾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則是天下之弊，終無釐革之日也。」章學誠論其弊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數計矣，俄以數十萬百萬計矣。」洪亮吉亦曰：「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有司……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即以蒙皇上。」章洪二氏當白蓮教之亂，見聞官吏逼民為賊，深有所感，其言似甚激烈，而實切中時弊。政府竟不能用，積弊反多。鴉片戰爭期內，統帥疆吏莫不蒙飾上奏，和議成後，上下仍不明知實狀，造成外交上重大之損失。其關於內政，劉蓉曾痛言之曰：「今天下之吏，亦眾矣，未聞有以安民為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劉蓉所言之天下，就中國全國而言，蓋對於時事，深有感慨而發。其措辭雖涉籠統，要可證明吏治之壞，民生之苦。初一八五〇年，咸豐嗣位，詔求直言，朝臣言事者頗多，其關於吏治，可於曾國藩、趙元之奏疏見之。曾國藩曰：「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琑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折彈大臣之過失。」朝臣趙元曰：「近來積習相沿，風氣日壞，加以捐例屢開，仕途益雜，罔識民事之艱難，但較缺分之肥瘠。幕友家丁，招搖滋事，書差胥吏，又復從中舞弊，聯絡把持，賄囑情托，無所不至。委靡者怠玩因循，不知振作。貪酷者恣雎暴戾，惟事誅求。錢糧則任意侵虧，詞訟則株連積壓，及至眾怨沸騰，輿論不洽。上司或有風聞，遇事參劾，敢挾嫌抵制，攻訐多端，大吏慮其噬臍，姑容不問，不特各州縣毫無顧忌，即佐雜末吏，亦且相率效尤。」積弊之由來已久，朝臣非不知之，而平時竟不敢上奏，致成癰決疣潰之禍。此洪秀全之所以得於廣西起兵也。
廣西舊稱瘴癘之區，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前放置罪人，其大部分歸土司統理，逐漸改土歸流，清末尚有始設州縣者，其省多山，土壤磽瘠。境內原有苗人、狼人、獞人、猺人、山子等雜居，其人名稱繁多，而俗統稱為苗猺。生活未脫野蠻人之狀態，身體強壯，愍不畏死，漢族後始徙居其地，其住近於苗猺者，生活狀況，或與之相近，或略勝一籌。其人深受環境之支配，輕身好鬥，而又知識淺陋，迷信極深，苟人得其信心之後，則雖為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廣西東部桂平、武宣一帶，山勢高峻，蜿蜒千里，古稱猺山，地為天險，其附近居民出入山中，登高履險，捷若猿猴。其人有土著客民之分，巡撫周天爵曾奏朝廷曰：「初粵西地廣人稀，客民多寄食其間，莠多良少者，結土匪以害土著之良民。良民不勝其憤，聚而與之為敵，黠桀者嘯聚其間，千百成群，蔓延於左右江千里之間。而其原因州縣不理其曲直，邪教見民冤抑之狀，因好鬼之俗，倡為蠱惑之辭，蓋自道光二十二三（一八四二三）年，禍基已兆。」其言發於洪秀全舉兵之後，影射之辭，雖不盡確，而客民土著相仇，則為事實。廣西省志亦以為言。一八四七年，廣西大飢，民食不足，其狡桀者，相聚為盜。會湖南土匪南擾廣西，殺人劫財，無惡不作。其東北一區，受禍尤烈，本地之無賴，乘勢橫行，陳亞潰等各有黨羽數千，小股尚有數十。巡撫鄭祖琛老而諱盜，無力維持境內之安寧，鄉民追而自衛，創立團練。團練之起，原為良民自衛之團體，無如雇用團丁，分子複雜，秘密社會之黨員，往往得勢，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時機。
洪秀全者，廣東花縣農民洪國游之幼子也。生於一八一三年，上有異母兄二，下有同母妹一，父母愛之。其家境窮苦，年幼入村塾讀書，天質穎敏，塾師愛之，十六歲後，輟學，村人延為塾師，後往廣州應試，得馬禮遜信徒梁亞發（譯名）所編之《警時良言》。秀全收之，及試，不售，攜書而歸。一八三七年，說者言其再試失敗而歸，心中怨恨，抑鬱致病，蓋其家貧，而村師所得無幾，其時除教讀力耕而外，難有相當之職業，才能有為之士，多視科舉為其進身之階，考試失敗，則無從上進也。病時，秀全夢見幻象，有鬼召之，魂魄若乘彩輿而往，抵一宮闕，老媼導往清溪，洗濯污穢。有一老者易其心臟，導入正殿，見一老者高坐，悲泣世人信奉惡魔，授秀全寶刀金印各一，曰：「以是鋤奸」，賞賜異果。秀全食之，老者導之，遍觀下界之淫亂污穢，秀全憤極而蘇，共病四十日。 [10] 其他所見之幻象尚多，及愈，其軀幹益雄偉，操行益莊重。斯說也，其族弟洪仁玕述之以告外人者，要偏於神奇之怪跡，殆不可信，其徒則以此惑人，病後仍為鄉村塾師，一日，陳篋發書，得《警時良言》。書分九卷，材料取於譯本《聖經》，秀全讀之，覺其義意與前病中幻象相印證，自言曾得上帝之默示，毀棄偶像，專拜上帝，宣傳新教，名曰上帝會。 [11] 其先入會者，則同縣人馮雲山也。雲山年幼讀書，長懷大志，應考失敗，心懷怨望，遂與秀全相結。二人知其鄉人信神，不易得勢，一八四四年，同往廣西桂平、武宣二縣之鄉間宣傳。其地近於猺山，漢人猺獞之居近山麓者，知識淺陋，二人不辭勞困，勸民入會，與之同處，逐漸得其信心。及冬，秀全回於花縣，而雲山不肯舍其傳教事業，獨留廣西，努力進行。一八四七年，廣州美教士洛波士（Issacher J.Roberts）聞知秀全宣傳上帝，致書招之。洪秀全偕仁玕見之，留住廣州，受其指導，未及受洗而去，西覓馮雲山。初馮雲山鼓動鄉民，上帝會之信徒大增，拆毀神像，生員王作新等控之，拿獲解縣。知縣顧元凱、知府王烈訊之，得其宣傳文字，內載敬天地，戒淫慾諸款。官吏以其勸善無叛逆之跡，釋之，遞解回籍。洪秀全同之回鄉，而上帝會依然存在。一八四九年，洪秀全等再至廣西，秘密活動，廣收黨徒，明年起兵。
洪秀全、馮雲山之宣傳上帝會，以民間原有之思想，牽強附會於歐人所言之宗教，其所根據者，多為舊約，觀其文字，則其宗教之理論極膚淺，而於基督教之精義，尚未了解，甚且與之衝突。其宣傳之方法，則托耶和華為天父，耶穌基督為天兄，而洪秀全為上帝之次子，奉天父天兄之命，統治人類，除去惡魔，洗滌罪惡，拯救世人。其言至為不經，而從者則證以秀全病中之幻象，且曰：「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鄉民求免上帝之重罰，加入會中，並納香銀五兩。其會友概為平等，男稱兄弟，女稱姊妹。馮雲山之在廣西，具有熱忱，頗得鄉民之信心，故時不久而信者增多。其能起兵橫行於一時者，則廣西之漢人、苗人，本為好勇輕生之武士，但無組織之能力，苟得軍事訓練，富有能力之領袖，則皆成為精兵，而貪生怕死之官兵，不能御之。其先湖南會匪竄入境內，東西劫掠，變成流寇。流寇雲者，避實搗虛，出沒無定，不據城池，專事劫掠屠殺之徒眾也。於其紛擾之後，貧民之衣食益難，強者自動加入，弱者被迫脅從，由是徒眾之耳目益多，禍害愈烈。《潯州府志》紀之甚詳，邑人譚熙齡曰：「時（一八四八、九年）流賊蜂起，四境騷然，動以千百計，而官與團汲汲有不能終日之勢，匪徒遂無所忌，而人愈眾。」團練之起，由於鄉民迫於禍害之切身，自動組織，官吏多取任放之政策，及其成後，嘗依勢凌人，一村之團練，或與他村之團練，結仇構釁，或相黨援。武宣、桂平之團練，有上帝會人、非上帝會人之別，常相仇殺，而上帝會人，因其團體之堅固，多占優勢。
上帝會之聲勢漸大，一部分叛亂失敗之會黨，加入其中，借求保護。其人多屬於三點會（一稱三合會），其得橫行者，則以政府制度之不良，長官之昏庸畏禍，胥吏之敲詐勒索，軍隊之腐敗不堪，而人口增加無已，以致失業，而流入會匪也。洪秀全招而收之，一八五〇年七月，起兵於桂平紫荊之金田村。譚熙齡曰：「紫荊者，層崖疊嶂，深林密箐，通斷藤峽。」峽古稱大藤峽，在萬山中，盤薄六百餘里，地稱天險。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佐之。馮雲山幼抱大志，召聚會眾。楊秀清初以燒炭為業，聰明狡詐、善於巫說。蕭朝貴耕種山地，多力勇敢，其妻為秀全之妹。韋昌輝原名韋正，捐得監生，熟於胥吏，出入衙門，頗有機變。石達開為一地之富豪。秦日昌做苦工自給，忠勇信義，此數人者，議定起兵之計劃。其餘上帝會徒之從秀全者，多如李秀成所供，俱為農夫，或寒苦之家，受經濟壓迫，鋌而走險者也。時值國中之內患外憂交至，清廷之弱點昭著於世，起兵之諸豪，有取而代之之思想。其舉兵也，悉取村中之糧食衣服，縱火焚燒拜上帝人家，蓋其一部分信徒，安居家鄉，心中仍有起兵即為叛逆，而犯大逆不道之重罪，將有家屬夷滅之禍，而避之者。秀全焚其居宅之後，則無以為生，勢必迫而加入。此中情節，可於李秀成供辭見之。秀成家貧為人傭工，難於度日，及其住處被焚，始肯從軍。官軍之剿叛人也，多無紀律，擾亂民間。人民苟為教民，官軍即可視為叛徒，捕而殺之，教民有避禍難而助亂者。
洪秀全起兵後，客民助之，譚熙齡於《潯州府志》曰：「值貴縣土客械鬥，客民無依，男女約計數千，竄及桂平……與洪逆合夥。」其軍中有上帝會徒，三合會員亡命等，均受政治經濟之壓迫，輕生好鬥，為其生存競爭之計，勇往直行，不顧一切，其勢銳甚。官軍方逐大股土匪，秀全乘時部署隊伍，武生胡以珖聚眾應之，湘人洪大全、遊民林鳳祥、海盜羅大綱等，率眾從之，聲勢張旺，器械稍備。官兵數敗，朝廷以賊轉多，詔命巡撫鄭祖琛出省會督師，戰亦不利，罷免其職。咸豐先後詔委重臣林則徐、李星沅、賽尚阿為欽差大臣，勞崇光、周天爵、鄒鶴鳴為廣西巡撫，調提督向榮、張必祿，副都統烏蘭太馳往會剿。林則徐中途病死，李星沅督師無功，憂憤而死，張必祿亦歿。其時將帥疆吏不和，咸豐詔軍機大臣賽尚阿為帥，洪軍之勢猖獗，附者益多。周天爵始知其為勁敵，咨商向榮統師專剿，向榮初為戰將楊遇春之部下，時以能戰見稱故也。一八五一年，向軍進攻，將校多死，秀全分兵四出，擾於潯州府屬各縣桂平、貴縣、武宣、象州、平南。賽尚阿招調大軍攻之，亦無大功。其主要原因，則洪軍勇敢，據有險要也，譚熙齡曰：「或五人，或十人為一隊，五人者斃四人，其一人猶賈勇沖敵不知退，其教以死為登仙也。」其人熟於地理，出入險阻，奔走逃竄，往往出於官軍意料之外，九月，棄其老巢，往襲永安。向榮統率一軍追之，遇敵大敗，失其軍械，烏蘭太接戰，亦挫。秀全遂陷永安，永安今為蒙山縣，在猺山之東，洪秀全據之，益信官軍之不足畏，立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洪大全為天德王，秦日綱等為丞相等職。
洪軍既下永安，聲勢陡增，欽差大臣賽尚阿改變戰略，不問小股隊伍，親督戰將烏蘭太、向榮進圍。向榮一軍駐防北路，烏蘭太兵防守南路，二將不和，而賽尚阿無統馭之方，其圍城也，缺留一面，欲放之出。一八五二年春，太平軍守城，清兵無如之何，但以糧食日少，知其終將見擒，四月，天雨，冒死出戰，傷殺清軍總兵數人，潰圍而出，乘勢奪取火藥十餘擔，據李秀成言，軍中始有火藥。清兵捕獲洪大全，檻送至京，磔之。太平軍沿山中小道而行，直撲省城桂林，烏蘭太追之，重傷而死。向榮則知省城兵力單薄，敵將往攻，統兵繞道，先時入城，而洪軍踵至，晝夜攻城，守兵善於防守，相持三十一日。六月，洪秀全等乘夜解圍北去，陷湘水上流之全州，掠船數百，方擬順河而下，直趨長沙，而江忠源扼之。江忠源者，湖南新寧縣人也，曾以軍功補得知縣。及洪軍勢熾於廣西，值丁憂回籍，烏蘭太召之，統率湘勇赴援，俄再回湘，及聞桂林被圍，率兵千餘人往援。其兵為湘中之團練，果敢忠勇，會桂林圍解，江忠源率之往援全州，不及駐於簑衣渡，二軍惡戰，南王馮雲山中炮而死。太平軍氣沮，改由東岸往攻道州，陷之，棄之，東走，下桂陽、郴州諸城。其城均在湖南南部，土瘠民貧，及太平軍至，爭先加入。郴州當湘粵之沖，商賈輻輳，馱貨騾馬，不可勝算，財貨盡為洪秀全所得，軍勢大張，洪秀全休兵不動。九月，蕭朝貴將其精兵，間道直趨長沙，鄉民避難入城，長官初尚不信寇至。十八日，蕭朝貴猝至城下，官兵登陴固守，諸生自告奮勇，請領兵勇助戰，會江忠源等率兵來援。城中之兵勇日多，堵御益力，蕭朝貴親攻南門，重傷而死，其部將報於洪秀全。秀全喪其妹夫，悲哀憤恨，亟欲復仇，悉率其兵，馳往長沙，並力攻城。其時張亮基新奉朝命為湖南巡撫，禮請舉人左宗棠參佐兵事，左氏以友人郭嵩燾之勸，出而應聘，入住長沙，太平軍攻城正亟，左氏「精通時務，熟悉古今地圖兵法」（胡林翼語），為之劃守。洪秀全命軍中採煤山夫，以鰲翻法攻城；其法穴地甚深，達於城根，放置火藥，將其爆炸，聲震如雷，其力極猛，破壞城牆，可得乘勢蜂擁而入也。無如地雷數發，而守兵死戰不退，堵合闕口。十一月，洪秀全氣挫，懼眾離心，取所造玉璽稱為天賜，藉以激勵士氣，軍中高呼萬歲，夜間去城，渡湘而西，清軍初不知其所往也。十二月，太平軍西陷益陽，擄得民船，渡洞庭湖而往岳州，守將棄城先逃，盡得舊藏吳三桂所遺之軍械，再奪民船五千，順流而下，逕撲漢陽陷之。漢陽時為數省通衢，百貨山積，及陷，焚掠五晝夜殆盡，更自漢陽渡江，力攻省城武昌，穴地壞城。一八五三年一月，下之。二月，太平軍悉眾東下，達五十萬人，船逾萬隻，盡載其金錢、米糧、軍械、布帛、貴重之物，婦稚亦皆置於舟中，蔽江而下，軍士沿兩岸而行。及抵武穴，兩江總督陸建瀛督官兵水師御之，兩江額兵約有十萬，而缺額極多，其作戰者，說者謂為萬人。官兵大敗，舟師潰散，退守南京，九江、安慶、蕪湖相繼失守，三月，進攻南京，十九日，地雷壞城，外城失守，後二日，內城亦破。官吏旗人二萬餘人（一說三萬），皆被殺死，狀至慘酷，天王定都南京，號曰天京。
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起兵，一八五三年三月，攻陷南京，歷時不足三年，而能出廣西，走湖南，破湖北，歷江西，經安徽，入江蘇，橫行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於攻下之諸城，除收掠財貨兵器，招納會眾而外，未曾分兵固守，其性質初殆無異於流寇也。其人數自數千增至五十萬，臨時由各地投入，服飾自難整齊，其旗或黃或紅，兵士多衣黑色號衣，長及於腰，袖短而便，狀如背心，身束長帶，佩刀或插槍於其中，腳著草鞋，甚或赤腳。其迥異於官軍者，則頭上長發，不肯結辮，短髮亦不剃去，而以紅綢或布束之，繞於頭上，將校則以黃綢為之，其人數較少，故俗有長毛紅頭之稱。其領袖多為粵人，發難於廣西，官書故以粵匪稱之。洪秀全既以推翻清室為目的，申言其罪以討之，其文名曰頒行詔書，其中有誅妖救世文，討胡檄，均為楊秀清、蕭朝貴所發行，而奉旨准許者。前者敘說《聖經》中之故事，上帝創造天地，怒降洪水，救以色列人，遣子耶穌降生，天王救世。咸豐胡奴，為中國世仇，且率人變為妖類，望志士起兵，共立勤王之勛，人民亟早回頭。其討胡檄文首斥滿人為妖人，盜竊神州，肆毒中國，奴視漢人。次言滿人之罪狀，改變中國之服裝，淫樂中國之女子，文有「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紛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蹂躪人權，改造胡語，貪官刮剝，豪傑絕望。中論夷夏之分。末言妖運告終，勸民速拜上帝，擒狗韃子，同享祿位。檄文利用種族不平等之情感，反對滿清，含有宣傳之性質。其不平之意，取而代之之心，則溢於言外。
洪秀全以上帝會起兵，託言上帝遣其次子下凡救世，作為理論，其壯年曾數應試，皆不中歸，鬱抑不平。其所住之鄉村，書籍缺少，對於學術，自無深切之研究。其宗教思想，一部分本於以色列人之傳說，如拜上帝者有福，拜別神者有罪之類。其理論之演繹，敬拜偶像，即為叛離上帝，摧殘偶像，則為有功，得入天堂。孔子神主，自在偶像之列，安置神像之建築，自無存在保護之價值。其教徒生於貧苦之家，遠陋之鄉，少見宏偉之建築，或無審美之觀念，或不知美術之意義，因而摧殘破壞，不遺餘力。凡其軍隊攻陷之地，所有莊嚴之孔廟，幽深之佛寺，道觀，宏大之官署，以及名勝之古蹟，常受劫掠焚毀之禍。僧尼曾遭殺死，太平軍中且稱經書、佛經、道家書，籍為妖書。其私藏誦讀者，犯罪至重。及其占據南京，毀壞中外人士艷稱之報恩寺塔。塔建築於明初，歷二十九年始成，凡九級八面，覆以五色琉璃瓦。張岱《陶庵夢憶》紀之曰：「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玻璃磚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折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斗筍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磚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怪光出其上，如香菸繚繞，半日方散。」其言近於文人浮誇之辭，而其為美術史上無價值之建築物，固世所公認，乃竟毀之。其他建築，若明故宮等，亦多被毀，此足證明太平軍中之領袖，毫無常識，其破壞之行動，直為中國文化上極大之障礙。
洪秀全自起兵以來，縱橫六省，茲分言其戰勝之主因，以見當時之情狀。
一、軍隊 太平軍之初起，幾盡粵人，廣西之風俗強悍，其從軍者，或為練丁，或為鄉里中之會眾，或為知識淺陋之苗人，或為迫而從軍之教徒，類多饑寒逼迫之民，鋌而走險者也。起兵之後，戰亦死，不戰亦死，力戰既可死中求生，安享富貴，戰死亦得升天。迨其自廣西出發，秘密社會之黨員，踴躍加入，其人以失業之故，結合黨羽，潛伏各地，待時而動。至是，太平軍誘之以拜上，稱之為兄弟，其初不滿萬人，歷久戰爭，而人數反增，其中要多會眾，是以聲勢浩大，戰多勝利。《平定粵匪紀略》曰：「惡少年聞風響應，未來則斂錢饋賊，曰進貢，既去則假其旗幟，裹黃巾聚眾為淫掠」，可見其關係之密切。曾國藩倡辦團練於湖南，對於會眾，主張嚴捕大殺，不顧殘酷之名，左宗棠練兵於金盤嶺時，嚴定立斬會眾之條，均有所見而然。
二、官軍 官軍有八旗綠營之分，暮氣深重，久已失其戰鬥能力，平亂則力不足，擾民則綽然有餘。一八五〇年，曾國藩應求直言詔奏曰：「漳泉悍吏，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人以邀功。」其言深切時弊，後奏練兵曰：「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縻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曾氏主張練兵，形容整個官軍，雖曰過甚，而其中不堪戰爭者，實無異此。其困難由於餉糈太少，營制馬兵月餉二兩，馬乾一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每人按月給米三斗。綠營多為步兵，平日缺額甚多，餉任營官侵蝕，兵士又不切實操練。戰時，隨地報募，而即驅之作戰，調遣之兵，由各地營中抽選，兵不相知，將不相識，統帥用非其人，指揮不能統一。將士各自為政，敗不相救，勝則爭功，以之拒抗不顧死亡之太平軍，自多失敗。善哉譚熙齡於府志曰：「兵不經戰，聞風聲則提攜奔避，臨敵陣則畏縮不前。而用兵諸將又苦事權不一，貪功嫉能，文員所招募壯勇，類皆市井無賴，不知紀律，不受約束，肆意搶掠。百姓畏兵，甚於畏賊。」江忠源以為湘勇萬人，足以平亂，左宗棠訓練之精兵，為時只有二月耳。
三、人民 我國人民深受專制政府之淫威，對於國家除納稅而外，別無深切之關係，其視政府之存亡，無明顯之利害，蓋人之常情，非利害切已，則不表示意見，而或有所動作。王闓運記太平軍曰：「始寇之起，所行無留難，其踞省府，脅取民谷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則遣還。」其紀官軍曰：「彼等綠營兵，以地方州縣之人夫，搬運其武器鍋帳，己則拱手乘車馬，征地方之公館為宿舍，兵卒或步行而不擔武器，徒徵發民家旅居，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潮勇入湘，姦淫搶掠，湘民恨之切骨，稱頌太平軍之不姦殺焚掠。曾國藩深以為病，作書勸告各縣紳耆，言其顛倒黑白。太平軍自湘入鄂勢如破竹，掠取城市財物，綽然有餘，不擄鄉民，反而分恤貧苦之人，又稱事平豁免三年錢糧，貧人爭先附之。張德堅於《賊情匯編》曰：「賊至爭先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為尤甚。」
二軍相較，太平軍最初之紀律，遠勝於官軍，則為明顯之事實。其原因則人民安居已久，各營生業，太平軍自廣西出發，未曾久駐一城，路上奪得庫金積穀，人民或來進貢，財貨有餘，不必苛擾虐取於民也。
四、迷信 知識簡單之人民，宗教之信心強固，得其信心之後，赴湯蹈火常所不辭，洪秀全以上帝會起兵，自稱上帝次子，奉天父之命，立國稱王，天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凡事由其作主。楊秀清、蕭朝貴尤為狡桀，秀清調察人私，託言天父下凡，附於其身，忽變常態，群驚信之。其在永安，賽尚阿誘其部下周錫能為內應，秀清知之，忽作天父下凡，命將其押審，北王韋昌輝審之，無供。秀清再作天父下凡，用盡勸誘之方法，得其實供，命北王曉諭兵將。「北王大聲唱道，眾兵將，今我們托賴天父皇上帝權能，破殘妖魔鬼計，指出周錫能反骨偏心，謀反對天。眾兵將，同心踴躍，立志頂天，天做事，天擔當，齊要放膽，時刻要記念天父權能恩德。每事要加時長靈變。眾兵將同心唱嘆天父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也。……斯時，皇上帝聖兵合軍兵將共怒切齒，伏求天父上帝下令，即將謀反妖魔，凌遲焚灰。」審畢，天父回天，各官回衙，天父忽再下凡傳集眾官，稱其權能。諭曰：「爾眾小，未知天父權能，且看今晚，未知天父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亦觀今晚。爾眾小，要認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膽立志頂天，不妨我自有主張也」，乃再回天。眾殺豬牛，敬拜虔謝。其事詳見於《天父下詔書》。蕭朝貴託言耶穌下凡，曉諭將士「遵守命令，勇敢作戰，一時受苦，同打江山，後來自有高封」。其諭或為文，或為歌，載於《天命詔書》。其中雜有天父聖詔，性質相同，其兵固深信之，而常力戰不卻也。
五、種族思想 中國民族，原合多數種族之血胤而成，乃至近代，夷夏之別極嚴。推求其故，則中國迭受外患，清以東胡入主中國，明末志士，生於忠君思想發達之世，其自好者，不事二姓，發為文字，含有種族仇清之思想。清帝患之，一方面召用隱士，一方面大興文字之獄。然其根深蒂固，終難將其消滅，民間秘密社會，曾有復明之口號。其始雖不可知，而其利用種族之恨惡，推翻清廷，則昭然若揭，其思想則取而代之也。洪秀全之起兵，連合會黨，公布檄文，驅殺胡妖。說者言為種族革命，其得一部分人之同情，蓋以此也。
六、女子 千年以來，我國女子以弓足為美，尤以殷實富貴之家為甚。廣西民貧，鄉村之女子多為天足，其工作之勤苦，幾無異於男子。及洪秀全起兵，上帝會人從軍，家人同往。譚熙齡曰：「向之從賊者，類皆自逸去，而拜上帝會則必家屬子女俱。……調遣不足，以婦女充後隊。」周錫能自清營歸伍，則稱回鄉團接兄弟姊妹，及其被殺，其妻同子亦均受刑。《天父下凡詔書》，且紀營中姊妹關於其妻之傳說，天王曾諭將士保護老幼男女，詔中迭見「女將」。相傳秀全之妹宣嬌統領女軍，婦女之在軍中，曾有助於男子。將士知其家人同在營中，戰或不勝，家屬將被殺戮，力戰則可出險。尤有進者，女子勇敢善戰，或不遜於男子，男子受其刺激，則將引起爭勝之心，而勇敢殺敵也。久則自不免於弊端。
七、軍械 十九世紀中葉，科學發達，火器日精，我國於鴉片戰爭失敗之最大原因，則為刀劍弓矢之不敵槍炮，而軍士無嚴格之訓練也。清廷於訂約後，尚未覺悟，軍事設備，毫無改革，兵士仍執刀劍。夫刀劍以鐵製成，得之甚易。兩軍相攻，勝負決於勇敢，古代匹夫盜魁，揭竿而起，可得橫行，亦以此故。今則火器刀劍之利鈍，不可同日而語，匹夫起兵者，殊不易易。忠王李秀成之敗，挫於上海，而失地於東南者，則常勝軍之有利炮也。設使清兵先已改用新式火器，則太平軍當或不足為患也。
於上述情狀之下，洪秀全舉兵而勢大熾，北京政府應付之政策，則取生番式之屠殺。咸豐詔用大臣，調遣重兵，專力剿辦，顧其任命之大臣，或死於途中，或歿於廣西，或相詆毀。賽尚阿未受軍事教育，又無調處才能，其職務則監視諸將之攻戰，而作浮誇之報告。諸將時有滿漢之別，常以地位不同，互相忌嫉。向榮以能戰稱於當時，先與烏蘭太齟齬，後與賽尚阿不協，曾託病不出，朝廷迭令催之，將其革職，始肯視事，統兵追敵。其後亂事蔓延，朝廷益無一定具體之計劃，賞罰且無公平之標準。其不能立奏大功者，則多革職議罪，而固不問其所處地位之困難、軍隊之戰鬥力也。是以三年之中，欽差大臣，督撫之受罰者，不勝例舉。朝廷君臣無所措手足之情態畢露。蓋洪氏舉兵之年，值道光病崩，其第四子奕詝嗣位，明年，改元咸豐。咸豐行年二十有二，缺乏常識，性好女色，貪於娛樂，亂事方亟，旗民欠糧，猶親選秀女。女中有家無見糧，黎明食粥而往應選者，等候久之，而咸豐不出。其時天寒，女子不堪其苦，高言皇上失德。咸豐聞而問之，女子以前辭對，咸豐令其退出，慚而罷選，說者尚稱其聖德焉。此雖私人道德，無政治上之關係，而其弱點，則無判斷之能才，辨別是非，乃為群小所包圍，顛倒是非，隨心所欲，對於戰爭自無辦法也。在外之大將，專事防禦而已。軍中或無偵探斥候，訪察敵軍之行動，故難防禍於未然，而徒追敵於事後。向榮即其明證。逮曾國藩率湘軍出征，始有計劃，清廷之無人也久矣。
太平軍攻下南京，欽差大臣向榮率兵踵至。初向榮統軍往援長沙，洪軍久攻不克，轉入長江下流，向軍追之，收復諸城，師行頗速，其先鋒張國梁抵於九江。張國梁原名嘉祥，初為盜魁，受撫後為向榮部下，忠勇能戰，及是，乘空漕船東下，三月三十日，達於南京，而城已於十日前失守矣。大軍結營於朝陽門外，依山據險，遍立土壘，是為江南大營，與太平軍相拒，無勝負可言。其時洪秀全輕視清兵，業已命其丞相林鳳祥、李開芳等統兵東攻鎮江，沿運河北上。其城守兵先逃，三十一日，不戰而得鎮江，乘勢襲取揚州。揚州時為淮海鹽商所在之地，民殷物富，及陷，太平軍所得之財貨極多，將即北伐，而欽差大臣琦善、內閣學士勝保將率北方馬步精兵，自河南來援，阻其北上。林鳳祥令送婦女資財於天京，自率大軍，西往安徽之滁州，折轉而北，陷臨淮關，五月，攻下鳳陽，聲勢大振。初洪秀全與楊秀清計商親統全軍渡江，沿運河而北，直趨北京。有舟子言於秀清曰：「北路無水乏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舟師萬千，宜踞南京為都。」秀清韙之，言於天王，改遣林鳳祥等北伐，洪秀全遂失時機。其軍中多為愍不畏死之農人，鋌而走險之貧民，乘勢附從之會眾，自出永安圍後，入於揚子江流域，附者日多，勢力愈厚，群眾心目之中，信其果得上帝之助，其氣正銳，宜於進取。清兵自屢敗後，軍心喪沮，琦善統率北方之精騎銳兵，力戰北上之一軍，而林鳳祥竟得從容改道北上。洪秀全苟或悉眾而北，清兵御之，固不知鹿死誰手也。持久則太平軍失其銳氣，將致軍糧不繼，紀律散失，引起民眾之惡感。其時忠君之思想未衰，皇帝之威信尚在，歷時既久，具有才能之大臣，可得從容布置。太平軍乃處於不利之地，天王之尤失策者，則其不肯遣兵東下，席捲東南富庶之區，善治其民，不擾上海之商業，而與外人言和，購買火器，訓練軍隊，乃聽清官治理其地，自海運輸漕米，接濟北京也。雖然，此實偏於理想之空論，即使洪氏僥倖成功，不過以暴易暴，且其狂妄之思想，摧殘文化，禍猶未可知也。
太平軍北上，勝保自揚州城外將兵追之，山東巡撫李僡集兵布防，進駐徐州。林鳳祥新得援軍，乘間前往河南，六月，闖入歸德，徑撲省會開封，幸其守兵，先期聞警，而援軍適至，登陴固守。太平軍知其不能猝下，鼓眾西行，歷中牟，抵鞏縣，潛收煤艇，北渡黃河，七月，圍攻懷慶府（今沁陽縣）。欽差大臣兼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督諸路援兵，先後馳至。林鳳祥初欲攻下懷慶，然後北上，命兵立水柵為城，深溝堅壘以困之，而清兵來者益多，乃由太行山之小道，潛入山西境內，攻擾其東南諸城。勝保統兵踵之，訥爾經額布置防禦，馳回正定。十月，林鳳祥忽自河南武安，直入直隸，連陷廣平、順德二府屬縣。清軍外無偵探，及敵大至，惶恐不知所為，兵遂敗潰，北京大震。咸豐詔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蒙古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督北路諸軍御太平軍。十月，林鳳祥率全軍東北而行，陷獻縣、滄州，直走天津，而津沽已有防備，攻不能下，南陷靜海，堅築土壘木柵，分踞獨流鎮、楊柳青，以作犄角。清軍攻之，互相勝負，其時氣候漸寒，太平軍先無預備，軍中粵人慣住於溫暖之地。及至嚴冬，北風怒號，砭人肌骨，冰雪交至，不堪作戰。清兵則多生長北方，視為固然。僧格林沁採用以圍為攻之策，督兵力戰，頗有成效。明年二月，林鳳祥率兵突圍而去。《山東軍興紀略》曰：「冰雪塞塗，賊病多死，能行者手足憀浗，委棄兵仗。」清兵追殺甚慘，太平軍南至阜城，洪秀全遣將黃生才等入皖，糾合皖民，侵入山東援之，連陷城鎮。勝保奉命御之，而黃生才竟能攻下臨清，聲勢大張，無如人眾地瘠，無食可掠，脅從者散去。勝保滅之，林鳳祥自阜城南逃連鎮，馬隊陷據高唐，一八五五年，均為清兵攻陷，由是北伐軍消滅。
初林鳳祥留兵分守揚州，清軍圍攻之者益急，仍不能下，而太平軍之交通尚未斷絕，其往來以鎮江為孔道。鎮江在揚州之南，隔江峙立，其形勢之險要，足為揚州之屏障，鎮江失守，揚州始乃難於守戰。其時清兵尚未收復鎮江，而瓜州、儀征亦在太平軍之掌握，守將互相應援，清兵故難攻下也。洪秀全另派一軍往援揚州，軍隊自三汊河前攻，步步為營，死戰不退，清兵駭潰。一八五四年一月夜間，守兵出圍，退於瓜州，清兵之所得者，空城而已。其先琦善奏稱揚城之圍已合，旦夕將下。咸豐詔謂圍城窮蹙，必殲除罄盡，無俾旁突滋擾，及得奏報，詔懲諸將，琦善亦革職留營效力。琦善所統之兵，名曰江北大營，聲威遠在江南大營之下，大營得揚州之後，與太平軍相持於瓜州，互有勝負，琦善俄死，兵勢益衰。
方太平軍之將北伐也，張亮基命江忠源平定湖南巨匪，咸豐授為湖廣總督，以為長江上流，可得無事，詔令江忠源率其所部千餘人，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不意洪秀全派兵西上，再陷安慶，以船運兵，溯流而上，直攻江西。江忠源率軍適抵九江，聞敵將窺省城南昌，馳往應援。六月，太平軍圍攻甚力，且分兵出攻九江，往擾腹地。江忠源飛書湖南請援，其巡撫駱秉章遣兵勇三千餘人即行，羅澤南與焉。澤南原為書生，治程朱之學，及洪秀全入湘，創辦團練至是，奉命率其弟子鄉人，自成一軍。八月，湘軍抵於南昌，戰初不利，其兵作戰，未遇勁敵，而膽氣不壯也，乃援鄰邑，剿滅股匪，頗有戰功。太平軍力攻南昌，時巡撫張芾，以防守事宜，交江忠源辦理，江氏督軍死守。九月，太平軍解圍而去，攻陷九江，入於湖北。江忠源自南昌往救，及至，而九江城陷，聞敵上犯，乃出瑞昌，經新國（今陽新），抵於江邊，而敵踞有天險之半壁山。十月，二軍激戰，清兵敗逃，水師潰散，太平軍乘勢水陸大進，次第攻取沿江之要城，直入漢陽，一支北趨德安（今安陸）不勝，退駐黃州。其在皖北者，歸冀王石達開指揮。石達開駐於安慶，安衛人民，委任鄉官，按畝收稅，設官征取貨捐。天王改命秦日綱代之。十一月，秦日綱率兵冒雨，自安慶而前，出集賢關，進陷桐城、舒城，清兵敗退廬州（今合肥）。廬州時為安徽之臨時省治，文武大吏在焉。太平軍往攻，江忠源自湖北敗後，率兵入皖，駐於六安，及聞廬州有警，將兵入援。太平軍圍之，城陷而死。敗聞，咸豐切責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督師。初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吳文鎔奉旨代為總督，頗主持重，欲扼上流之勢，堅守省會，待其門生曾國藩水師練成，然後出兵，而朝廷促之即行，一八五四年一月，東至黃州督師，二月，兵敗城陷而死。太平軍乘勝西上，再陷漢陽，圍攻武昌，分軍而出，一陷德安諸城，一溯江而上，攻下岳州。曾國藩率其所練之陸軍水師出戰。
曾國藩為湖南湘鄉縣人，先祖業農。一八一一年，曾國藩始生，年幼讀書，聰明有識，果毅有為，二十八歲，考取進士，歷遷檢討、侍講、考官、侍讀，擢至侍郎，一八五二年，請假回籍省親，途中得知母死，改服奔喪。時太平軍道出湖南，會眾聞風起應，力攻長沙。曾國藩間道歸於湘鄉，而小股土匪，仍擾於民間，良民為其生命財產安寧之計，辦設團練自衛。湖南西南山勢蜿蜒，土瘠民貧，其人體壯多力，勇於戰鬥，召而練之，則成精兵。方事危急，湘鄉之匪蜂起，縣令禮請邑中儒生羅澤南、李續賓、劉蓉等訓練鄉勇，鄉團遂以湘鄉稱首。及洪秀全退出湖南，張亮基搜捕土匪，札請羅澤南招募鄉勇千人，入長沙防守。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搜查土匪，國藩言其不習練兵，懇請在家終制，文成未發，適張亮基專人送函懇請其出，友人郭嵩燾亦至其家力勸出保桑梓。曾國藩官高望重，學問文章負有盛名，出而練勇，易於號召也，乃毀前疏，赴長沙與張亮基籌商，主張於省城立一大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招募來省，嚴格操練。其時羅澤南已率所部入省。其編制也，仿明戚繼光兵法，定五百人為大營，不滿五百者為小營。曾國藩親自校閱，訪知塔齊布等勤勞勇敢可用，將其保奏，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併治罪」。其知人善用如是，將士任用誠樸士人，無官僚之惡習，兵多農民，無營棍之囂張。其所遇之困難，則籌餉不易，而兵勇相仇也。籌餉多賴勸募，而兵燹之後，百業凋落，至為不易，曾氏奏疏數以為言，巡撫曾欲將其所部汰裁。兵勇相仇，始於曾氏彈劾副將而起，塔齊布逐日抽調兵勇操練，盛夏不輟。提督至長沙時，公然非之，營伍咸怨曾氏，並及湘勇兵勇，遂相械鬥。曾氏嚴責其勇，而營官不問其兵之不法，乃咨請提督按律治罪，提督尚未能行，而營兵忽於夜間集隊闖入參將公署，欲殺塔齊布。塔齊布匿於菜圃草中以免，亂兵毀其房而去，更往曾國藩官舍，奪門而入，殺其使丁，國藩避逃，賴巡撫駱秉章解救，始免於死。提督仍置亂兵不問，義勇忿忿不平，將致大禍，國藩率之，移駐衡州，奏稱其地為匪徒聚集之藪，數月以來，聚眾為亂，巨案疊出。及至，遣勇平定衡永郴桂各屬土匪，以壯其氣。其治匪也，不問殘酷之名，嚴刑鞫訊，日有斬殺，其斃於杖下者，時不能免，匪徒聞風斂跡。其在衡州，咸豐迭次飭其討賊，曾國藩奏稱土匪尚未大定，水師亦未成功。初洪秀全擄得船隻，作為兵船，往來江上，江忠源羨其運輸便利，而陸軍無如之何，郭嵩燾亦以為言。曾國藩深信平太平軍，必有水師，訪求造船之術，咨請粵督買炮置於船上。其船身大底平，仿自廣東海艇，一八五四年二月，水師成立，有戰船二百四十隻，運輸船二百餘只，人數五千，以褚汝航、楊載福（後改名岳斌）、彭玉麟等統之。陸軍五千餘人，以塔齊布等將之。合官員丁役全軍約一萬七千人，三月，出發，公布討賊檄文。文曰：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有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有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丑，亦往往敬畏神衹。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在四川）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以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吾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以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不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檄文歌謳大清之功德，自多誇張之辭，其臚列太平軍之罪狀，一部分由於誤解其思想，一部分則為事實。洪秀全自廣西出發，抵於南京，途中數千里地，既無收稅之所，又無儲蓄之糧，初則人數數千，後則達於五十萬人（一說攻陷南京有眾七十萬）。其糧食來自何地，吾人可代為設想。其加入者，多為衣食富貴之計，非有高大之思想，荼毒生靈，蹂躪州縣，殆難倖免。其強脅人民為之工作，亦猶今日戰時所拉之夫役，自不能免。其江上船隻，亦盡擄之於民。官軍之紀律，初雖坏於洪軍，而洪軍與之相較，殆五十步與百步也。其破壞名教，焚毀廟宇，一如檄文所言。平心論之，洪秀全之宗教思想，極為幼稚，其屢試不售，怨恨已極，乃其焚學宮毀木主原因之一。尤有進者，個人信奉宗教，無論其熱忱達於何點，皆當尊重他人之信仰。公共建築物為民力所成，美術影響人生至深，均當保護，乃竟不顧一切，而焚毀之，其愚殆不可及。然則洪秀全不應起兵乎？曰：此又不然，政府成立之根本原因，就學理言之，則為防禦外患，維持治安。換言之，政府之天職，則為謀求全國人民之幸福也。清代政治之腐敗，外交之失策，會黨之橫行，民眾生計之困難，而竟置之不問，業已失其存在之需要，人民可得革命而推翻之。所可怪者，我國已往之知識界人，囿於忠君極端服從之說，或以身家性命之顧慮，見聞政府之腐敗，人民之失所，除少數言論而外，殆無活動。其先起兵者，則為會黨之領袖，盜賊之巨魁，文人學子奔走事之而已。盜魁遂為天子，此秦以後歷史上常見之例，故除大殺人民，摧殘文化，爭奪帝位而外，終無根本之改革與建設，此固不能獨責洪氏也。
方曾國藩之統兵討太平軍也，太平軍南據岳州、通城，崇陽之眾應之。三月，曾國藩分兵往剿，欲以進援武昌，而太平軍忽自岳州退入湖北，王錱率勇追之，國藩統水師抵於岳州，船遇大雨，頗有損失。會太平軍反攻，王錱敗退，余兵堅守岳州，勢甚危急，國藩命水師援之，將其救出，南返長沙。其援鄂者亦奉令撤回，太平軍乘勝南下，陸軍攻陷湘潭，兵船泊踞靖港，長沙在包圍之中。四月，曾國藩命塔齊布將兵往攻湘潭，遣彭玉麟等將水師五營助戰，親帥兵船往攻靖港。及戰，風發水急，為敵所乘，大敗而退，自以兩次失敗，戰無希望，憤而投水，從者救之，得免於死，喪氣歸於長沙，曾為市井小人所侮，長官有議將勇解散者，會湘潭水陸大捷之報至，塔齊布統兵進攻，惡戰五日，頗有斬獲，水師盡焚敵船，敵大潰散，收復湘潭。《曾文正公年譜》曰：「自粵逆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固軍興以來之大捷也。太平軍退守岳州，駱秉章奏請速飭廣東、貴州之兵勇往援，調羅澤南回楚，胡林翼之黔勇，乃留而助戰。胡氏先為貴州黎平知府，募勇得力，吳文鎔調之入楚，胡氏帶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文鎔敗死，故留於湘。曾國藩另造船隻，水兵自廣西募至，廣東解來大炮，整理一切，而武昌守兵久待援軍不至，糧食缺乏，巡撫青麟率全軍冒死突圍而出，退至湖南，咸豐竟將其正法，太平軍再至湖南，直趨常德。七月，湘軍整頓完畢，曾國藩分兵進攻岳州，人數約有二萬，名將胡林翼、羅澤南、李續賓、塔齊布等均於此役作戰，水陸軍進逼岳州。太平軍拒戰不利，即行退出，湘軍遂得岳州。敵船來攻者，均為水師所敗，水師進攻城陵磯，遇風失利，死亡頗多，失船數十隻。陸路連戰皆捷，水師助之，陷城陵磯。湘軍進至湖北，於激戰之後，抵於漢陽城下。十月，太平軍棄城東逃，一日之間，清兵收復漢陽、武昌，火焚襄河中不及退出之敵船千隻，軍威大振。湘軍沿長江南岸東下；鄂軍自北岸前進，歸湖廣總督楊霈節制，曾國藩自將水師。太平軍于田家鎮設防，以鐵鏈鎖江。十一月，湘軍進攻，水陸大捷，尤以南岸半壁山之戰為最烈。曾國藩奏曰：「平地血流，崖有殷痕，江之南岸，水皆腥紅。自湘潭、岳州以來，陸戰數十次，未有斃賊如此之多者也。」太平軍中之主將，則為燕王秦日綱，水師攻斷江中鐵鏈，焚毀敵船四千隻以上。田家鎮、蘄州之守兵不戰而退，湘軍進至九江城外。其守將林啟榮果勇善戰，塔齊布攻之不勝。一八五五年一月，太平軍改變戰略，石達開自皖北糾合大軍，往攻湖北以分湘軍之兵，借解九江之圍，湘軍戰敗，乃攻楊霈所部於廣濟。鄂軍猝然遇敵，爭先潰逃。太平軍連破漢口、漢陽，改出別道再破武昌。朝廷大震，詔命曾國藩赴援。當此時也，湘軍之地位，殊為危險。大軍圍攻九江，而湖北省會業已失守，孤懸其間。苟或撤圍回援，則敵軍來追，上下受敵，國藩乃令九江圍兵堅持勿動，先後遣胡林翼、羅澤南，等回援湖北，達於武昌城下。一八五六年四月，羅澤南戰死，李續賓代統其眾，攻城如故。十二月，太平軍突圍而出，官軍收復武昌、漢陽。此役也，以巡撫胡林翼之功為最，湖北之地位始漸鞏固。方武昌之力戰也，曾國藩困於南昌，形勢岌岌，及武昌克復，軍事始有轉機。
湘軍之出境也，曾國藩請設大員籌餉，朝廷置之，其出兵名義，初用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三年之中，改變者三。其關防且為木質，非朝廷頒給，地方官戲疑其為偽造，印札為其詰責，捐輸印收，被其猜疑，其所受之痛苦，以在江西為甚。後曾書告其友郭嵩燾曰：「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咸豐六七年間（一八五六、一八五七），浩然不欲復聞世事。」其所幸者，左宗棠及郭嵩燾之弟昆燾入駱秉章幕府，籌餉軍政歸其主持，湘軍作戰在外，深賴其力。其能戰勝者，初以曾國藩之地位，異於疆吏，故得從容布置，對於朝廷之促出兵，有辭上奏。其遇困難多能忍耐，其水師一敗於岳州，再敗於靖港，三敗於湖口，奮不欲生者再，及為從者所救，仍不灰心，反增長其用兵之經驗。其兵來自湖南。其地風氣強悍，人民易成精兵。其應募者原為保護家鄉之農民，將校多為研究理學之學者，其人對於洪秀全之摧殘儒教，莫不痛心疾首，而欲滅之，均能黽勉從事，訓練士卒。其勇待遇視營兵為優，陸勇月餉四兩二錢，親兵什長略有增加。水勇三兩六錢，炮手舵工稍有增加，故能得其死力，衝鋒陷陣。迨後風氣一變，招募頗易。曾國藩曰：「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蓋視投營為名利之場也。營中將校相處，重信義，共患難，勝不爭功，敗則相救。曾國藩奏曰：「臣等一軍，勇逾萬餘……不特臣國藩臣塔齊布二人，親如昆弟，合如膠漆，即在事人員，亦且文與武和，水與陸和，兵與勇和，將與卒和，糧台官紳與行間偏裨均無不和。全軍二萬人，幾如家人骨肉之聯為一體，而無纖芥嫌隙之生於其間。」及其困於南昌，彭玉麟回籍，曾氏招之，其時交通斷絕，彭氏變服步行七百里，抵於南昌。曾氏致江忠源書，曾論將校兵士乖迕不和之弊，其命將出師，諄諄然以之為戒。其行軍也，嚴謹斥候，未曾為敵所襲而敗，其自上流東下，軍有水師，往來應援，其船大炮多，非太平軍中之所能及，而實長江戰爭之利器。尤有進者，曾國藩雖非將才，然能謀而後戰，審察利害，不求一時之功，而有深思遠見之方略。太平軍遂遇勁敵。
方林鳳祥敗於北方，長江上流之激戰也，南京尚有江南大營。大營自屯孝陵衛後，軍餉出自蘇常浙江，其兵月餉五兩以上，故於全國綠營中，較有戰績。城中有增生金和者，密約向榮襲城，已為內應，向榮失期，以其怯弱，不足成事，遂去南京。其友廩生張炳垣（一作張繼庚）仍力活動，連結黨羽，謀為內應，前後凡七上書於向榮。向榮遣降人田玉梅入城，約期舉兵。一八五四年三月三日夜間，張炳垣率其黨羽五十餘人，襲殺神策門守兵，而大營兵不至，事敗被殺，向榮遂失時機。其兵於城外建築軍壘，分援鄰邑，其後向榮謀斷南京西上之路，遣將西攻太平府，並陷蕪湖，太平軍之守鎮江、瓜州者，亦形不利。初上海小刀會起事，一八五五年，清兵攻陷縣城，移兵鎮江，並力攻城，掘地道，置火藥，轟毀城垣十丈余，而守兵死拒不退，仍不能下。瓜州則二軍相持，無進取之可言。太平軍之在皖北者，大隊往援湖北，余兵與提督和春相拒。和春督兵攻下廬州，分兵直趨巢縣、舒城，以去心腹之疾，亦進陷之。由是南京之糧食日少，形勢危急。一八五六年春，東王楊秀清大恐，遣部將李秀成等往援鎮江，李秀成苦其不得入城，報於守將，出兵夾擊圍師。陳玉成奮然前往，幸得成功，四月，進攻，大敗圍兵。二將乘勢率兵渡江，北往瓜州，突施攻擊，大敗江北大營，再陷揚州，顧以兵少不敷防守，棄城而去，五月再回鎮江，力攻距城三十里之要鎮高資，大敗清兵，殺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榮聞報，遣其驍將張國梁馳援，亦已晚矣。據李秀成供，謂其率兵回歸天京，楊秀清責其攻陷江南大營，始得入城。李秀成議定分軍旁擾鄰邑，向榮發兵應援，兵力遂單。六月，李秀成會同援兵，自紫金山勇撲大營，城內守兵亦出通濟門而前，並力夾攻。大營起火，兵勇潰散，向榮收聚敗卒，退至丹陽，八月，氣恨而死。
方太平軍、清兵之惡戰也，清廷之威信大失，秘密社會之黨徒，失業之民眾，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乘勢蜂起，凡太平軍所到之地，多從之去。其遺散之零星小隊，或起兵來附，而大軍已去，未及加入者，所在紛擾，其勢大者攻陷城池，雄霸一方。廣西自洪秀全出，向榮追之，境內無兵，土匪大起，攻城戕官，所在皆是。湖南哥老會（天地會）徒，大半附洪秀全去。曾國藩於長沙奏稱尚有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結黨，嘯聚山谷，鄉里無賴，無所畏懼，造謠煽惑，白日搶劫。瀏陽征義堂尚不與焉。征義堂聚眾數千，脅官擾民。《平定粵匪紀略》記載惡少年斂錢饋賊，聚眾淫掠，稱其多如蝟毛。一八五四年曾國藩督師東下，其奏疏甚多，間或略言人民痛苦，及至江西奏曰：「九江以上，興國（今陽新）、通山、崇陽、武寧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藪。」太平軍之在江西者，催民納貢，誅求極酷，曾國藩曰：「前此官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自今年以來，賊匪往來日密，搶劫日甚，升米尺布，擄掠罄空，焚毀屋廬，擊碎釜缶。百姓無論貧富，恨之刺骨」，江西北部，時為太平軍所踞，自其敗後，糧食不足，故乃搶劫。後石達開往援湖北，自江西回歸迭陷要城，聲勢大張。贛水以西，土匪應之，眾至十餘萬，擾亂幾及全省。安徽皖南沿江一帶，為太平軍出入之孔道，江南大營曾分兵攻之，人民不得安居，流離失所。皖北沿江要城，亦歸太平軍統治，其北駐有清兵，淮水一帶民氣強悍，盜賊橫行，尤以捻軍為甚。鄉民設辦團練，而權歸於練總，練總侵掠圩寨，征糧榷稅，稱霸一方，如苗沛霖之類。居民不勝其虐，盪析失業，田廬荒穢。江蘇南有江南大營，北有江北大營，江南戰事區域，在丹陽以西，江北在仙女廟、邵伯以南。蘇常里下河尚稱安寧，難民避難者多，且為軍餉所出之地，官吏榨取於民，農民不堪其苦。青浦、南匯鄉民，均有抗稅暴動。一八五三年，小刀會起事於上海縣城，其眾以粵人、閩人為多。九月，其領袖劉麗川招集手下占據縣城，攻陷川沙等縣，清軍圍攻之於上海，久不能下。游兵擾及租界，長官言其難於約束，外人視為口實，乃以武力逐之。一八五四年，法艦助戰，城中糧食缺乏，明年始下。
林鳳祥之北伐也，出江蘇，經安徽，攻河南，入山西，趨直隸，擾山東，援軍繼之北上，北部遂入於紛擾不安之情狀。人民身高體壯，風氣強悍，樂於戰鬥。十九世紀初年，天理教徒起兵，以為根據，可見北方秘密社會勢力之盛大。迨太平軍至，一部分加入軍中，一部分相聚起事，清廷方聚大軍拒戰太平軍，各城之防兵單弱，不能平亂。山東一省有白蓮教、幅眾、團眾、降眾等作亂。白蓮教為前餘部，幅眾原多漕船之工人，以布幅帕頭，結黨成群，及漕運改由海道，其人失業，相聚為眾。其時黃河潰決，農夫受其禍者，無以為生，淪而為匪。團眾則為團練劫掠之人，降眾則指降而復叛者，擾及全省。安徽捻軍於春秋二時入境，「焚掠自近及遠，負載而歸，飽食歌呼，糧盡再出、有如貿易」（《山東軍興紀略》語）。河南亦受捻軍之害，土匪起而應之。山西、直隸均受清兵太平軍之擾亂，土匪乘之。甘肅回民有欲動之勢，新疆且有外寇。其餘諸省，廣東則群雄並起，擾及全省，一八五四年進陷佛山鎮，九龍暫且歸其掌握。福建亦有小刀會起事，其黨攻陷漳州、泉州，船往廈門，更行登船，進攻福州。貴州為貧瘠之省，漢苗雜居，清帝改土歸流，不善治之。苗人不服，迭起禍亂，朝廷用兵剿之，未嘗調查禍根，講求安綏教導之法。一八五五年，苗民起事，全省擾亂。浙江有小股土匪，幸未造成大亂。海上自上海以南，達於廣東，海盜勢熾。其在廣東者，英艦攻而敗之，寧波海面則擾亂頗甚，予外船保護之機會。長江盜賊之劫掠者，所在皆是。總之，禍亂既作，破壞之習慣慚成，擾亂之機會增加，政府失其維持治安之天職，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義務，而入於無政府之情狀。
於斯紛擾時期，其最苦者，則為人民。國內商業幾全停頓，輸入貨物，除鴉片外，多無銷路。輸出物以絲茶為大宗，其價低廉故也。外商來華之先，收買西班牙銀元，歐洲市場為之一空，及抵上海，仍無納稅之現款，發生重大之困難。其原因則人民各欲貯藏現款，以備萬一也。清廷以收入銳減，兵費大增，無法支付，而鼓鑄制錢之雲南之銅出產額少，且不能北上，乃鼓鑄鐵錢。其種類繁多，有當千，當五百，當二百，當一百，當五十，當三十，當二十，當十，當五之不同。鐵錢始作於公元後一世紀公孫述雄踞一方之時，後世曾再鼓鑄，要當擾亂之秋，缺少銅料，而政府且借之獲利也。咸豐嚴禁私鑄，顧民羨其厚利，法律雖嚴，而亦不能止焉，惡貨幣乃充斥於市場。政府仍以國用不足，發行無準備金之官票寶鈔，官票面價一兩，抵銀一兩，當制錢或寶鈔二千，寶鈔為制錢票。清廷詔令完納錢糧，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搭用官票寶鈔五成，但時國內擾亂，政府失其威信，人民不願使用，而以政府之壓迫，暫時使用，物價因而提高，終乃拒絕使用鐵錢，紙幣遂成廢物。其受損失者，人民也。其時紋銀一兩，兌制錢二千以上，平民生活之代價，為之提高，生計益難。
人民生於亂世，應付軍隊，唯求苟安於一時。太平軍至，則前進貢，及官軍至，則又供糧。田地之所出有限，並須養其家室，然以時勢所迫，出其所有，藉作安居之代價，斯亦可矣。無奈大軍經過，不良之分子，騷擾鄉里，常不能免。每當軍隊大敗之時，主將失其統馭之力，潰兵散卒三五成群，無惡不作，戰勝之師，將帥許其搶劫，以作賞賜，大掠之後，始肯安民。行軍之際，清兵拉夫，洪軍強民入伍。斯民也，原無政治知識，對於清廷之存在，天王之建國，皆無明切之關係，惟求安居樂業，固不願以其生命犧牲也，及聞警報，爭先逃去。其時社會上重男輕女，貧民患其擔負之重，溺死女嬰，民間男女之比例，常不均勻。生活困難之男子，或無妻室，入伍之兵丁，多為市井之無賴，貧困之愚民，遇有時機，乃至放蕩為非，姦淫婦女。顧時民間貞操之觀念極強，自愛之婦女，知其將受污辱，或投水死，或懸樑死，或投崖死。其心目之中，誠古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王定安記載武昌城陷，於《湘軍記》曰：「婦女懸樑投水者，數十萬人，死喪之慘二百年所未有。」安徽諸省，亦有其例，程善之先生曾言皖南鄉民，於軍隊入境之時，避於一山，婦女自經者，屍積如山。人民遠出避難，棄其田地財產，田地荒蕪，房屋常罹於火。漢口火燒十五里，五晝夜不絕，村鎮之類此者，不知凡幾。太平軍所擄民船，毀於湘軍水師者六七千隻。水師曾奪其船五百餘只，彭玉麟以為勇飽思颺，而盡焚之。人民經濟之損失，殆不可計。其在城邑，官吏聞敵將至，先焚城外之民房，武昌、南昌莫不皆然。其去家鄉者，或死於途中，或掠於盜賊，父子不保，夫妻相棄，生者則多流離失所，加以天災歲歉，生活愈難。一八五六年，東南天旱，飛蝗蔽天，食盡青草，北方亦然。軍機大臣彭蘊章在京，作詩詠其事曰：
飛蝗來蔽天，食我田中粟，頃刻空連畦，野老吞聲哭，三冬釜無炊，八口誰為育？腰鐮帶夕陽，刈獲恐不速。未熟早登場，終勝飽蝗腹。百里秋塍空，群空還斷續。……蝗亦及東南，紛紛見奏牘。
彭氏之詩，歌詠北方之蝗害，家居蘇州，因亦略及東南，範圍可謂廣矣。時當黃河決口之後，政府均不之問。二軍相戰，清兵搜殺長毛，一八五四年，湘軍於大冶戰勝，曾國藩奏疏中有「各營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擄掠姦淫，肆毒已久，僅予梟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遲」。半壁山之戰，水師焚敵船四千餘只，曾氏奏其入江號呼浮沉，或反攀戰船求救，被官軍刺斃，或緣登賊舟，賊亦抽刀斫之，不能相顧。太平軍每至一地，則搜殺妖人，及其攻陷南京，殺戮官吏滿人二萬餘名。婦女老幼無得免者，而投其屍於江中。嗚呼！人何不幸，生於亂世！
太平軍之初起，紀律勝於官軍，沿途易於得食，及自湖北東下，勢如破竹，盡取省會所得之庫金，倉廩之積穀，民間進貢之糧米而去。其可考者，曾於武昌得銀七十萬兩，安慶三十萬兩，並及大宗倉谷。南昌獻銀二十萬兩，白米五萬擔，及陷南京，盡得城中之財貨。天王遣兵東下，連陷鎮江、揚州，所得極多，糧如山積，並獲運送漕米之船。清兵之餉，初由戶部籌撥，年約六百餘萬兩，迨至戰禍延長，範圍廣大，收入減少，而軍費激增。山西豫征錢糧，朝議推行於陝西、四川，仍不足用。戶部無奈，徒以空文指撥，統兵大員，乃各就地設法收括，毫不顧及民間之疾苦。清廷為免困難之計，亦不問其籌款之方法。其握軍符兼治民政之疆吏，或保衛一方之統將，常令地方官籌餉，或由地方協助軍費，其款類多榨取於民。其掌兵權而無督察吏權者，軍餉則多出於捐輸厘金二途。捐輸原為自由捐官之一種，至是，軍官指定所謂富戶，責其輸金，充作軍餉，給與印收，然後報告於北京政府，而予以相當之虛榮，或官爵也。其強迫性質，無異於太平軍中之進貢。其指定之富戶，實無正確之調查與標準，出款則為直接之擔負，人情之常，非出於萬不得已，不肯交出，反足以引起挾嫌之報告，私情請託之弊端。官吏常避富貴權勢之家，不敢指定攤派，故於一縣所得之金錢，數實無幾，而困難之狀，虐民之深，亦未有過於此也。厘金由副都御史雷以創辦，雷以募勇成立一軍，助攻揚州，苦無軍餉，一八五三年，創辦厘金於仙女廟。其法仿自商人會館，百取一二之贏金，以濟公用之慣例。徵收之法，據王闓運《湘軍志》，分行商、坐商二種，榷之行商，則本千而取三十，名曰活厘，榷之廛肆，則入千而取十，名曰板厘。換言之，運輸之貨物，按價徵收百分之三，設卡收之，商店輸納百分之一，近於今日之鋪捐，其後偏重活厘，成為通行之厘金。英人呤唎（Lin-Le）曾往仙女廟販米，稱自仙女廟至瓜州，共有厘卡二十，徵收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呤唎工作於太平軍中，對於清軍肆力攻擊，其言雖甚，然可略見厘金之害。曾國藩於攻克武昌之後，仿行其法，令人設卡於漢口，徵收貨捐。總督以其病商害民，拘捕卡長，不幸後竟採行，各省踵之。當時達官朝使均以捐吏訶索，借端譏留其家人姻戚，奏請罷之，朝廷不許。四川初設卡局，人民聚眾毀局，官吏以炮船營兵捕之。湘軍之糧餉，初極困難，以捐輸為大宗，頗擾於民，及其出援江西。曾國藩以籌餉之故，與巡撫陳啟邁相牴牾。其部將官至三四品者，曾為州縣撲責，餉糈勸民捐貲，給予營中印收，州縣輒指為偽，捕拘捐戶，責令再捐。此外地方惡稅尚多，上海徵收丁稅，北京徵收間架稅，凡屋每間百文，寧波等地徵收鴉片捐。凡徵調之時，車騾人夫，多征之於民，人民所受之痛苦深矣！
方太平軍之東下也，勢如破竹，歐美諸國聞而驚奇。時值英國以粵人仇英之運動，廣州之入城問題，與在粵之欽差大臣發生嚴重之爭執。美法諸國以其利害相同，多表同情於英。外人之觀察中國者，概謂北京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昏庸，而改革之無望也。及太平軍勢力張旺，以為漢人成立政府，勢將改變政策，其熱心於宣傳宗教之牧師，聞知太平領袖，信仰上帝，摧殘偶像，信其將予以極大之傳教機會，深表同情於太平天國，而上海華官反信外人助其防守，一八五三年三月，照會英、美、法三國領事，請其派遣軍艦往援南京，領事置之。四月，英國專使文翰乘艦駛往南京調查實狀，謁見太平軍領袖，研究其刊行之書籍。其報告本國政府，建議嚴守局外中立，其屬員深表同情於太平軍。當時傳說英國將保護太平天國，清廷求助於俄，而俄將保護黃河或長江以北之地。美國在華委員為之嘆息，其報告政府竟言中國將為印度，其言乃外人之猜想。同年，美國委員赴寧調查，後二年，再往南京，其報告亦請政府中立，而美政府動於太平軍驅逐滿人，建設漢人政府之思想，訓令其委員，可得斟酌情形，承認其為事實政府。法國之政策，頗異於英美，其所以然者，則天主教神父深入內地傳教，觀察太平軍破壞之行動，常有不利之報告。說者謂太平軍摧毀神像，而與天主教立於反對之地位，故神父惡之也。法使亦曾赴寧調查，請其政府中立，然未有效。太平軍既下南京，分兵東陷鎮江，渡江北伐，置東南富庶之區，及上海通商要港於不顧，而英美商人，則為防患於未然之計招募義勇，深掘戰壕。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上海小刀會起事，攻陷縣城，明日，攻於黃浦江邊之海關，對於外人未有騷擾。其人以紅布包頭，自稱屬於太平天國，遣人赴寧求援。天王命使調查之後，不肯出援，官軍進攻，相持不下。三國領事相繼宣告中立，而外人之販運軍火於雙方者，因其獲利之厚，終不能止。官軍圍攻縣城，久不能下，兩軍隔城牆城河而戰，東門外商業繁華之區，皆罹於火，估計損失約三百萬元。一八五四年十二月，法將領事單獨行動，下令法艦，對於城中之小刀會開始炮擊，明年，城陷，官軍屠殺搶劫，慘酷過於小刀會。此役也，法軍死傷三百餘人，而其在滬利益，無足輕重，其加入戰爭，殆由於宗教之主動力。其個人或以宗教之關係，或以金錢為目的，或動於冒險，尚有自動加入太平軍者。太平軍利其運來之槍炮，戰鬥之勇敢，待之甚厚，尤以李秀成之部下為最多，稱之曰「洋兄弟」，其下稱之曰「洋大人」，英人呤唎則其一也。秀成之女，與外人發生戀愛，後遂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