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八章 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下） [1]
一 宣統嗣位與袁世凱之被逐
西太后是促清覆亡的一個重要人，但是維持殘局的重要人也是她。因為她的閱歷和手腕，遠非那班少年親貴所能及；她雖沒有真正革新的志願，尚有駕馭、操縱、應付的本領。她在世時，無論滿漢的大小奴才、臣工，宗室的懿親，無不在她的籠罩之下；漢臣工固屬奉命維謹，就是極驕縱的皇族子弟也不易逞其志；縱然排漢集權，也還有種種的掩飾。所以她確是維持清朝殘局的一個重要人。假若西太后死了，光緒帝不即死，清廷的顛覆固然也是不能免的，但是時間上或者也要延緩幾年。因為光緒帝雖沒有如何的雄才大略，他也是經過大風浪、受過大磨難的人，所謂「操心危，慮患深」，或者不至如載灃那麼狹隘，那麼操切；縱沒有方法可以使滿漢的情感融洽無間，或者也不至採用極魯莽的皇族集權政策，加重滿漢的惡感。這雖是事後推測的話，但光緒帝和西太后同時崩駕，確是政局轉變的一個重要關鍵。
光緒帝和西太后駕崩的月期，同在一九〇八年陰曆十月（當《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後的兩月）。西太后確是十月二十二日因病而死的。光緒帝死的確實日子和他的死因，至今還是一個疑問：一說實於十月二十一日以病終，一說則謂死於西太后之手，甚至有謂袁世凱亦參與其密謀的，但終無從證確。依惲毓鼎所記，則可疑之點顯然。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謂：「上體氣健實。三十四年無疾病，未嘗一日輟朝……歸自西安，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閹侍，俱易以長信心腹。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中。戊申秋，突傳聖躬不豫，征京外名醫診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發一語。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為虛損則尤怒。入診者簽雲，六脈平和無病也。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惲毓鼎為起居注官之一），先集於來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閹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為跪拜計。須臾，忽傳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痛。時太后病泄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尚書溥良自東陵復命，直隸提學使傅增堉陛辭，太后就上於瀛，猶召二人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天顏暗淡。十八日，慶親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視壽官。二十一日始反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譏出入，伺察非常，諸閹侍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傳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官，不知何日氣絕矣。哭而出，奏告太后，長嘆而已。以吉祥轎舁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皇后披髮，群閹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門，有閹侍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侍閹踉蹌回西苑。李連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閹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則殮事久畢矣……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以光緒帝和西太后的關係歷史言，也不能不使人懷疑；尤其是袁世凱，有戊戌政變的一段故事在前，假若太后死而帝不死，他的危險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人家不能不疑及他。溥儀的嗣位、醇親王載灃（溥儀之父，光緒帝之弟）的監國攝政，據說也是袁世凱所贊成主張的。《容庵弟子記》謂：「德宗病勢日劇，孝欽後預議繼統事，公（指袁氏）在樞垣，最為孝欽後所倚任。青蒲陳說，情同一家，醇親王載灃長子常常入內廷，孝欽後密以詢公，公一力贊成。……德宗晏駕，遂以宣統帝入承大統。公慮孝欽後年高，且皇族中亦頗有爭競繼統者，主幼國危，無所統率，必生變亂，倡議以醇親王載灃監國。二十二日，孝欽後遽崩，於是公與二三老臣叢容定策，匕鬯無驚……」原來袁於前此被親貴派的排擠調任外務部兼軍機大臣後，表面上兵權雖然奪去了，實際上統率北洋六鎮的還是他的舊人，和他保持親密的關係；軍機大臣兼外務部管部大臣的奕劻、陸軍部侍郎的蔭昌，都和袁有特別的親密關係，也極力維護他；西太后也仍舊信任他，所以他在樞府的勢力還是很大；他能夠參與皇位繼承的重要問題，當然是意中事。他知道西太后一旦崩駕，他自己的地位是很危險的，專靠奕劻和蔭昌，不足以抵抗那班少年親貴，所以他趕急拉攏載灃，希望他念其擁戴之功，忘了前此對於其先兄之夙嫌，這也是意中事。誰知載灃早和那班少年親貴一鼻孔出氣，一點不客氣，於宣統嗣位後不到一個月，就諭「命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請他到彰德養壽園去休息休息，那一點擁戴的微勞完全無效。（袁在外務部時，主張聯美政策，商議中美互派大使。與奕劻商定後，乘間獨對，得孝欽後允許。樞府同列，以不獲預聞其事為恨，有議其輕舉者，因亦乘間排擠。故《容庵弟子記》謂袁之被逐，實因派大使一案。然謂派大使一案，為袁被逐之助因則可，決非被逐之主要原因也。）據人傳說，袁被逐時，親貴中有主張把他殺了的，因為有人恐怕北洋軍隊反動，從中諫阻而止。（說者並謂當時曾密電征各鎮意，第六鎮趙國賢、第四鎮吳鳳陵皆答請先免本人職以免士卒有變，致負天恩，親貴因此有所顧忌，遂不敢發。第一鎮馬龍標答詞模稜，故終袁之世，馬不甚顯擢。惟相傳如此，無從證實。）倘若當時果然把袁殺了，中國近二十年的政治，或者又另是一個局面；但清朝廷的顛覆，也是不能免的，因為滿漢的情感既有不能調和之勢，而清當局的人才又實在太缺乏了。
當載灃監國和袁世凱被逐的消息，傳布國內時，一般人對於載灃的觀察和政局的推測，有兩方面的心理：
一、立憲派的心理 他們以為載灃是光緒帝的親弟弟，必能繼續先兄的志願，切實進行革新事業；見他毅然放逐袁世凱，以為他是一個果斷而有毅力的人；又以為他既逐袁，必能將從前和袁不對的維新名士，因戊戌政變而獲罪的，一體開復起用；憲政的施行，將有莫大的希望；康梁等在海外，抱這種希望尤切。誰知載灃到底不過是光緒帝的弟弟，而不是光緒帝；他的逐袁，別有他逐袁的動機（排斥漢人的權臣），對於維新志士所希望的，非等到武漢的大炮轟擊後，得不到一點消息。惲毓鼎說：「監國醇親王以河間東平之親，居明堂負扆之重，竊謂繼志述事，為先帝吐氣，此其時矣。苒荏二年，東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薦之而不召（此時康梁運動開復，朝中亦有為康梁求開復的）；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遺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無意於先帝矣。」這便是代表立憲派由希望而失望的話。
二、革命派的心理 他們並不希望載灃真能立憲或開復保皇黨人，但是看見袁世凱被逐，也以為載灃或者是能「繼志述事」的，或者要起用康梁，加重革命前途的障礙。對於這一點觀察，也是和立憲派一樣的錯誤。但是革命黨別有一部分人，從前嘗希望督撫革命的，歐洲留學生的革命黨並且曾有上書袁世凱勸他革命的，現在見袁被逐，又別有一種捉摸不著、憂喜無端的心理：憂者以為袁氏或果有不別於清廷的圖謀，被滿人看破，現在把他去了，失卻一種絕大的革命的勢力；喜者以為袁一被逐，北洋軍隊對於清廷必生出一種強烈的反感，這是促起軍隊革命的好消息。這種心理，不能說是全對，但於後來的事實，卻有幾分相似的影響，我們看辛亥年北洋軍隊的行動可知。
總之，載灃監國和袁世凱被逐，在當時成了一般人構成希望和想像的一個大問題，也確是與清政府的生死有重要關係。我們且看載灃的措施，果然何如。
二 皇族集權與立憲運動的大失望
載灃當國時，對於立憲的籌備，表面上仿佛也很熱心。在戊申年的十一月，即定諭旨由軍機大臣署名之制，這是仿照立憲國由國務總理副署負責的意思。到宣統己酉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諭旨，宣示決行立憲的意思；十月，各省咨議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頒布廳州縣自治章程及法院編制法；庚戌年九月，資政院也成立開院了，各省城及口埠又成立了審判廳；十月，又派溥倫、載澤為纂擬憲法大臣。在這兩年之內，並且還有一個陝甘總督升允因為奏阻憲政而開缺（在己酉五月），甘肅布政使毛慶蕃因為玩誤憲政的籌備而革職的，可見他對於籌備憲政的認真。但是他的熱心立憲與立憲黨人的熱心立憲，根本精神全不相同：立憲黨人希望成立一個有實權的議會和一個對議會負責任的內閣，他們以為這是救中國唯一的途徑；載灃只感覺皇室和滿人地位的危險，深恐大權旁落，滿人將受漢人的宰制，無以自存，希望一紙憲法可以遮蔽漢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權。他以這種精神來籌備憲政，所以對於憲政的熱心，還遠不如謀皇族集權的熱心。
載灃皇族集權的計劃，第一著就是攬握兵權。他在辛丑年曾被派為頭等專使，往德國謝罪（謝德國公使因拳亂被戕之罪）。他看見德國的皇室那麼有威勢，曾請教於威廉·亨利；亨利教他以攬握兵權、整頓武備為第一要著。他早把亨利的話牢記在心裡；無奈西太后在世時，因為自己是光緒帝的親兄弟，要避一避嫌疑，不能行其所志，現在得到監國攝政王的地位，就立即實行亨利的教訓：
戊申十二月 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統，派載濤（即載灃之弟）、毓朗（亦皇族人）、鐵良為專司訓練大臣。
己酉正月 派肅親王善耆、振國公載澤、鐵良、薩鎮冰籌備海軍（鐵良開去禁衛軍大臣差使）。
己酉五月 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並先行專設軍諮處，以毓朗管理，尋又添派載濤管理。命載洵（載灃之弟）、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
己酉七月 遣載洵、薩鎮冰巡視沿江、沿海各省武備，旋又往歐洲各國考察海軍。
庚戌六月 命籌辦海軍大臣載洵充參預政務大臣，又往日本考察海軍。
庚戌八月 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裁撤近畿督練公所。
庚戌十一月 改籌辦海軍處為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
辛亥四月 設立軍諮府，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軍諮府比於日本的參謀部）。
辛亥閏六月 永平秋操，派載濤代臨，總監兩軍。
這都是以皇族攬握兵權的事實。三個兄弟，一個以監國攝政王代行大元帥親統禁衛軍，一個辦海軍，一個作參謀總長，總攬一切軍務，皇族的基本大權可算鞏固了。他們以為這是依照《欽定憲法大綱》「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而行的，日德的立憲君主也有如此的大權，誰敢說不是？臣民當然也莫敢說不是。可惜他們賢昆仲，沒有威廉·亨利那麼大的本事！
此時，國內各省的立憲派得了法定的集合機關——就是各省的咨議局與北京資政院——比前更好活動。立憲論的指導者梁啓超，在《國風報》上盡力作憲政實施的指導文字，對於國會、內閣、官制、財政各方面的問題，切實發揮；其最重要的：《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國會與義務》、《論請願國會當與請願政府並行》、《責任內閣與政治家》、《責任內閣釋義》、《立憲國詔旨之種類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等篇。
這些文字，對於立憲黨在國內的活動很有影響（原文太多，此處不備錄）。在己酉年的十一月（咨議局成立後約一月），江蘇咨議局的議長張謇，便以「外侮益劇，部臣失策，國勢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舉，惟在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等語，通電各省咨議局；復派人遊說各省。不久便有蘇、浙、皖、贛、湘、鄂、閩、粵、桂、豫、魯、直、晉、奉、黑、吉十六省的咨議局，各派代表三人集於上海，組織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約定須俟國會正式成立始行解散。十二月，各代表相約同往北京，於次年庚戌正月在北京齊集，一面由孫洪伊領銜，以請願書托由都察院代奏，一面歷訪各王公大臣，請求贊助；旋奉諭旨拒絕。這是宣統朝第一次請願。到四月，各省咨議局的代表又聯合各省政團商會及海外僑商，各舉代表，組織「國會請願代表團」，舉孫洪伊等十人為職員，一面留代表駐京辦理請願事務，一面派員向各處演說鼓吹，結果，同時遞請願書托都察院代奏的共十起；旋復奉旨不准。這是宣統朝第二次的大請願。到九月，中央的資政院也成立於北京了；代表請願團又向資政院上書，請提議設立責任內閣，即開國會；又上書攝政王，遍求各當道大員援助。資政院多數的議員，是與各省咨議局一致的，就議決上請。此時各省督撫中，或受咨議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權政策所苦，（以前各督撫獨攬一省的大權，賢能者尚可有為。現在因為清政府想削減督撫的實權，處處加以牽制。是年四月，督辦鹽政大臣載澤因與督撫爭權，大起衝突。旋皆奉旨申飭。）也希望中央有一個正當的責任內閣出現，因此也聯電軍機處，主張內閣國會，從速同時設立。於是在十月初，下詔准將立憲籌備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在國會未開以前，先將官制釐訂，設立內閣。這是第三次的請願；因為資政院和各督撫的幫助，算是得了一個縮短籌備期間的小結果。請願同志會中的「預備立憲公會派」，以為有了相當結果，不再進行，但是其他各派，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等，還守著速開國會之議與公會派分離，在北京活動，謀為第四次的請願；東三省又來了許多請願代表。到十一月，命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將東三省代表解回原籍；並命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拿嚴辦；十二月，將天津的溫世霖發戍新疆，因為他在天津組織四次請願的原故。於是請願國會的風浪就息止了。但是北京的資政院和各省的咨議局，沒有方面可以解散，還是不斷的向政府搗亂。資政院開院後，屢有書質問軍機大臣的責任，軍機處公然以不負責任覆之。於是在十一月里，資政院便具奏，彈劾軍機大臣（時張之洞已於去年逝世，軍機的首班為奕劻），說責任不明，難資輔弼，請別組責任內閣。奉諭旨：「朕維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為朝廷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暨設立責任內閣事宜，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但是這道上諭仍由軍機大臣署名。梁啓超在《國風報》上發表《立憲國詔旨之種類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一文，就是為這類諭旨而作的。到辛亥年的三月，載灃果然履行先年十月所許，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了；其組織及人員的分配如下：
一、內閣總理大臣，以軍機大臣奕劻任之；
二、內閣協理大臣二員，以大學士那桐、徐世昌任之；
三、外務大臣，以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任之；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任之；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書鎮國公載澤任之；
六、學部大臣，以學部尚書唐景崇任之；
七、陸軍大臣，以陸軍部尚書蔭昌任之；
八、海軍大臣，以郡王銜貝勒載洵任之；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書紹昌任之；
十、農工商大臣，以農工商部尚書溥倫任之；
十一、郵傳大臣，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任之；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書壽耆任之。
以上十三員均為國務大臣，裁撤舊內閣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舊內閣大學士及協辦大學士仍序次於翰林院），這便是所謂新內閣。一個總理大臣之下，又設兩個協理大臣，是沿襲舊內閣協辦大學士的制度而來的。最使立憲黨人失望的，就是十三個大臣之中，漢人僅得四個，滿人得了八個，而八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五個，蒙古旗人一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這就是皇族集權的大暴露。從此大家都明了載灃是懷著什麼一種精神來立憲了。假使那些皇族確是人才，猶有可說，實際上都是一些驕縱無度、不知世務的糊塗蟲。惲毓鼎說：「先是諸皇子讀書之所，曰上書房，選翰林官教之。光緒中葉，師傅闕不補，書房遂無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備拱衛扈從之役，輕裘翠羽，日趨蹌於乾清景運間，暇則臂鷹馳馬以為樂。……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常語余曰：『王室其遂微矣！』請其故，則曰：『吾立朝廷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遍。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但是載灃覺得只有他兄弟叔侄是靠得住的人才，尤其是奕劻，是皇族中有功的老前輩，除了他再無有可當國務總理大臣之任的，所以隨你們言官如何參劾，資政院如何搗亂，非把他作國務總理不可。（奕劻貪污不堪，與其子載振日以招權納賄為事，時人比之嚴嵩父子。在光緒朝，曾為御史趙啟霖所劾。宣統二年庚戌，御史江春霖又兩次抗疏參劾，疏中有言：「方今國會未開，諭旨又禁言官毛舉細故，臣慮言路諸臣，小者謂不必言，大者又不敢言，習為容默……頒布憲政，期以八年，恐未至八年而天下事已敗壞不可收拾。」奉諭旨責謂：「親貴重臣，不應任意詆誣，江春霖著回原衙門行走。」旋經御史趙炳麟等奏請收回成命，不允，於是全台憤激，由給事中忠廉領銜，公上「言路無所遵循，請明降諭旨」一疏，亦不省；時趙啟霖方在四川提學使任，聞之，再抗疏嚴劾奕劻，亦不省，啟霖遂乞骸骨告歸，許之。是為滿清末年御史團體最有聲響之舉動。從此他們亦皆失望。）但是奕劻的新內閣發布後，那些立憲黨人還想要搗亂，在辛亥年六月，又以咨議局聯合會的名義，請都察院代奏，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妄行干涉」。於是，熱心國會內閣的立憲黨人大失所望了。
三 革命運動的苦境
在武昌起義前最近三年內，革命黨活動見於表面的事項，比較宣統前三年為少，因為所處的境遇比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範更密，而偽立憲的招牌又足以搖動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國民心理，直到皇族內閣出現，大家才有幾分覺悟。梁啓超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政府諸公》的文中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則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諸公當預備立憲之沖，而前此一線之希望，復永斷絕於諸公之手；故前此約以九年開國會而民安之，今茲約以九年而民嘩之者，非民之靖於昔而囂於今也，希望既絕於彼乃不得不轉而向於此也。」可見，偽立憲的招牌對於國民心理的影響。革命黨知道這種偽立憲的呼聲，足以阻礙他們的前進，所以雖在處境極困難的當中，還是拚命奮鬥，以圖振興愚昧薄弱的國民精神。從宣統繼立到武昌起義前，計有下列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發難於安慶；
二、庚戌正月初，廣州新軍變亂；
三、庚戌二月，汪精衛、黃復生等謀刺載灃；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
（此外還有溫生才刺殺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發難的先聲；林冠慈、陳敬岳謀刺李準是廣州起事失敗的餘波。）
熊成基安慶之役，並非主自同盟會，也是中山所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獨樹一幟以建義者」。熊為安徽新軍炮隊營隊官。戊申秋間，湖北和南洋（即蘇、皖、贛）的新軍定期會操於安徽之太湖，熊黨本想乘秋操起事，恰逢光緒帝和西太后相繼暴亡；消息傳來，人心惶惶，以為將有大變（此時外人亦有慮中國將起變亂者）。各省督撫都異常防範，查拿革命黨愈嚴。熊恐被查覺，便於十一月十九日（西太后死後第四日），率安慶城外的炮隊營聯合馬隊兵起事。此時皖撫為朱家寶，原來防範很嚴，聞變，閉城嚴守，又分電秋操軍隊和長江水師來援。熊因攻城不下，而敵之援軍四集，退去廬州，潰散。（熊成基後至哈爾濱謀刺載濤被捕，在吉林遇害。）此役雖非發於同盟會，然可見革命思想在各新軍中已到處潛伏，使一般清吏晝夜懸心吊膽，其影響亦不小。但自熊成基失敗以後，在宣統元年的一年中，革命黨毫無動作，所以梁啓超有前面所舉「如湯沃雪」的樂觀話。原來革命黨中心機關同盟會的幹部，自鎮南關河口幾次失敗以後，中山西去，黃興、胡漢民或困守南洋，或秘伏香港，物資缺乏，懲前此之失不欲輕舉，想培養一個比較有把握的基礎再動手。汪精衛則自丁未以來便懷一種用短兵突擊（暗殺）的計劃，而屢為黃、胡等所反對。己酉（宣統元年）的一年間，黃、胡等大約秘密往來於南洋、香港間，其目的在培養基礎於廣州之新軍，汪則決意進行他的短兵突擊計劃。庚戌一二兩月內，廣州新軍鬧的亂子和汪、黃在北京的被捕，都是先一年醞釀而來的。此一年內，汪、胡間常有書札往來辯論。胡以為：「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蓋此使吾敵之魔力反漲，國民愈生迷夢。」汪則以為：「偽立憲之劇日演於舞台，炫人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國人將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愈堅其信仰立憲之志。……吾黨若無直接激烈行動，其結果必出於此。……若謂零星散碎之革命軍，足傷吾黨元氣……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同志之性命，何傷元氣之有。」（見汪精衛與胡漢民書，載汪之文選內）中山、黃興和其他同志都反對汪的主張。汪、胡間雖有書札往還，而汪對於其他同志的電招，連回信都沒有，因此便有反革命派的人從中挑撥，說汪與中山有隙，將分道揚鑣了，並且藉故攻擊中山。豈知汪所以不回答他們之電信，是不願向同志說假話，又不願意使暗殺的密謀被多人知道，恐怕容易泄漏的原故。及到北京事發，胡漢民方把汪的幾封來信發布。汪和黃復生等在北京謀炸攝政王府，機關敗露，被捕，審訊時，汪的供詞洋洋數千言，清廷不敢發表一字，恐怕激動國人的耳目。汪、黃的罪刑原定處死，後來載灃聽信幾個老成人的話，想藉此博寬大之名，並以緩和黨人的心理，才定為無期徒刑；但是革命黨人並不感謝他。此次汪的計劃固未成功，而黃、胡等所經營的廣州新軍計劃，尤先汪案而失敗。廣州新軍本已運動成熟，擬於庚戌正月某日發動，不料在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因為新軍中有兵士數人，以細故與巡警衝突，便激起一個大風潮來，不能遏止；革命黨員倪映典於庚戌正月二日倉卒入營指揮，率領新軍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支岡為敵截擊；倪映典中彈而死，餘眾猶奮勇對敵，卒以眾寡不敵潰敗。費了一年多工夫的經營，竟如此「曇花一現」而散，真使他們短氣。此時中山由美東行，至舊金山，聞敗耗，因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檳榔嶼，電邀胡漢民、黃興、趙聲等往商捲土重來的計劃。當時磋商情形，依中山自述如下：
……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欷歔太息，相視無言。（可見革命黨當時的苦況。）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余資以為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即趙聲之別號）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即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救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動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舉。
觀此我們可知道辛亥三月震動全國耳目的廣州之役，是革命黨從艱難困苦到極點的境遇中振拔起來的，而亦卒歸於失敗。此次計劃的大方針，原定「以新軍為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乃抉擇同志五百人為選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蓋將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之也。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以黃於湖南曾辦華興會，黨羽甚多；趙曾任南京新軍統領，與新軍感情甚洽。）這種方針，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檳榔嶼決定的。決定後，趙聲即回香港，保存廣州新軍團體。黃興於十二月中旬、胡漢民於辛亥正月中旬先後返香港，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志也有到的，便在香港組織統籌部，分擔職務，舉黃興為統籌部部長，趙聲為副。下分出納、秘書、儲備、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八課；由趙聲、胡漢民、姚雨平、胡毅、李海雲、陳炯明、洪承點、羅熾揚等分別執掌。又鑒於累次的失敗，大概由於「機關」部分被破，牽連全局，因議定各事由各主任人負責，各部之事不相問，亦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繼續在廣州秘密分設的機關約有三十幾處，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長江各省的秘密約束有了相當的成熟；廣州方面的新軍、防營、警察、民軍、本黨的選鋒隊，都有了相當準備；本有最大限度的成功希望。其失敗原因：一、由於新軍的軍械，因前次新軍變亂的原故，被政府收去，只能由本黨接濟少數的軍械；二、由於在南洋籌款時早被南洋的反對黨知道，傳達粵督張鳴岐，張已預先防備；三、由於溫生才刺殺孚琦，促起廣州當局的嚴密警戒與搜查，此實為失敗最重要之原因。發難的時期初定於三月十五日，本黨選鋒隊（以五百人不夠）定為八百人，分為十路：黃興率百人攻督署；趙聲率百人攻水師行台；徐維揚等率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等率百人防截旗界，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黃俠毅等率百人攻警署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等率百人占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新軍入；以外還有五十人一隊的四隊，分攻他所。因為等候軍械延遲到三月二十日夜，而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准，已把他們的秘密探出。又因是月十日，溫生才刺殺孚琦，城中戒嚴；一面調防營布防，一面下令搜索。黃興於三月二十五日入廣州，二十六、二十七日，廣州的機關和黨人，已有被破壞捕獲的。城內風聲鶴唳，黨中因有人提議延期，命各部已到選鋒隊退出，未到者暫勿來；黃興欲以一死拼李准（因籌款與集合人才不易，且恐失南洋同志之信用故也），卒以眾議決定下展期命令。至二十八、二十九日，忽有人謂，粵督調來之防營即本黨之同志，事尚可為，復下命令定二十九日午後十二點鐘舉事。至二十九日午，黃興住所附近之機關又有被破獲者，眾恐搜索至本處，將所謀全歸無效，紛請即發；朱執信至謂，若不發即自殺；因於本日午後五時半，由黃興率選鋒隊約百人撲攻督署；原定十路，因數次命令變更，或已退出而未能集合，或再集合而尚未到省，臨時變更計劃，與黃同時發動的僅有四路。其中延接新軍之一路又因計劃變更，接濟新軍之少數軍械未能達於新軍手中，新軍限於城外，束手坐觀，失去一大助力。黃興所率之選鋒隊攻入督署，張鳴岐由署後鑿孔逃往水師行台。黃率所部出署，謀分途轉攻他所，至雙門底，遇溫帶雄所率防營軍隊數百人。溫本已與革命黨人聯絡，並已得革黨命令於五時半往攻水師行台，擒拿李准，又得李准命令入城防攻黨人；溫喜極，即扣留李之傳命者，率隊出發，欲達到水師行台始換革黨白布臂章；行至雙門底，黃等見他們無臂章，不知他們是同黨，黃部方聲洞首先向溫帶雄發槍，溫即倒斃，彼此誤會互相轟擊，黃部衝散，巡防隊因溫死亦散。黃以孤身闖入一小店內猶於門隙中射擊敵人，敵散後見自身衣上血跡模糊，始知喪去三指，輾轉逃入河南，數日後始逃至香港。假使沒有雙門底一場誤會的攻擊，李准和張鳴岐同在水師行台，必為溫帶雄的防營軍隊所斃或被擒獲，廣州必為革命軍所占領；乃因防止泄漏嚴密過度的原故（溫部不能早換臂章是恐中途遇阻，而溫不以此預告統籌部，是守各部不相聞問的原則），把自己兩部分的主力軍隊由自己全行破壞；否則廣州一得，長江方面相繼響應，恐怕清廷的命運延不到本年八九月了。此次的失敗，犧牲最大，所謂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實則黨員之被難者不止七十二人）是革命黨的精華，也是國民的精華。我們試看烈士中的林覺民在此役實行後幾日寫給他的愛妻的遺書（林君遺書，作為附錄載於本節之末，請參看），便知道他們的血是為誰而濺的了。但是此役的影響也是很大，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已深深映入國民的腦際；除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立憲黨人，必待皇族內閣出現，漸至半醒外，大多數的國民大概都震醒了。
（附錄）林覺民與妻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顧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啟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餘恨。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又或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為汝體者惟恐不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書。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
（此是革命黨員一篇至高尚純潔的情書，附錄於此，使讀者知道黃花岡烈士是為什麼流血犧牲的。假使後來的革命黨員，大家都守著這種高尚純白的精神，替國民謀幸福，民國當早抵於安康福樂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擾攘。乃一至清朝傾覆，而此種高尚純潔的黨員不易見，吾知林烈士當與諸烈士痛哭於九原。）
四 鐵道國有政策的反響
革命與立憲的運動，本是由東西帝國主義的壓迫促起的。在辛亥年的夏秋間，有一件與黃花崗烈士殉難同認為武昌起義導火線的事件，所謂鐵道國有政策，原於帝國主義投資的競爭而生的，不可不敘述一下。
自日本戰勝俄國後，日本的國威膨脹，加入世界帝國主義者的隊伍，與他們並駕爭趨，想執中國問題的牛耳；西方的帝國主義者，看見日本的來勢兇猛，對於侵略中國的方針也發生變動。如日英同盟的改訂（一九〇五年八月），日法協約（一九〇七年六月）、日俄協約（一九〇七年七月）的成立，日美照會（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宣布等，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強整理步調的動作。及日俄兩國在滿蒙進行囊括的計劃過於猛烈時，美國有些眼熱，便向各列強提出一種「滿鐵中立案」，想牽制日俄的行動；結果滿鐵中立案失敗，反促起日俄的結合，於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協約（成立於一九一〇年並有密約）成立。（第二次日俄協約的成立，最驚動國人耳目，革命、立憲兩黨的運動積極猛進，都因感受這種局勢的危急。）美國自「滿鐵中立案」失敗後轉變方針，另采一種聯合投資政策。此時清政府因為要粉飾新政，處處需錢，財政又日趨窮迫；一班貪婪的少年親貴擁著一個貪而且庸的奕劻，更相互以斂殖私財為事；聽到一班獵官的新人物，貢獻他們一種「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政策，就喜歡的了不得，於是內外湊合，在辛亥年春夏的幾個月間，外債驟增約二萬萬；其最著者為：
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幣制借款一千萬鎊（即一萬萬元，三月十七日成立）；
日本鐵道公債一千萬元（三月二十四日成立）；
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川漢、粵漢鐵道借款六百萬鎊（六千萬元）。
主持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載澤和盛宣懷。載澤之妻與光緒帝後（此時稱太后矣）為姊妹，在親貴中勢力很大，任度支大臣，總攬財政全權；盛宣懷本是由張之洞卵翼而得勢的，（甲午戰爭時，盛為天津關道，因犯貪污賣國之嫌，為輿論所攻擊，奉旨開缺查辦。此時任查辦者為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大臣張之洞；王本袒盛，張則素惡盛，盛因乞張保全。張此時因辦漢陽鐵政局[即漢冶萍公司前身]，虧空公款六百餘萬，受戶部切責。乃謂盛曰：汝若接辦鐵政局為我彌補虧空，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允之，並謂鐵政局既有虧空，所出之鐵又無銷路，則負擔太難；若能保舉宣懷辦鐵路，則此事易任。張亦允之，於是遂與王文韶聯銜保盛督辦鐵路，是為盛宣懷與路政發生關係之始。從此盛以路礦致巨富，而漢冶萍公司則虧累日增，陸續借入日債，其權遂落入日本人之手。此則張之洞提倡實業之大功也。）現在夤緣親貴，巴結載澤，任郵傳部大臣，想藉鐵道借款，一面擴充私囊，一面鞏固權位，因投合皇族內閣集權的心理，提出一種鐵道國有政策，於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諭宣布。四月二十二日，盛乃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川漢、粵漢鐵道借款。這便是鐵道國有政策的由來。
近五六年來的革命立憲運動，本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有密切關係，及見政府如此濫借外債不遺餘力，已惹起群眾的大非難。但在四國幣制借款和日本一千萬元借款宣布時，群眾雖然非難，還沒有發生大風潮，因為這兩項借款，尚與商民無直接的利害衝突。及到鐵道國有政策和川粵漢鐵道借款宣布後，反抗的大風潮就起來了。原來粵漢鐵道曾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後以該公司違約，由人民力爭收回，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辦，川漢路亦經批准商辦。但是商民的力量，除廣東一省較為充足外，如川、湘等省，股本實難招足，因此在川、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鹽捐、房捐等辦法（湖南已收集民股二百餘萬元，租股一百二十八萬元，房捐股四萬餘元，湖北、四川未詳），粵省已早修築，川省宜萬一段亦已開工。忽然說要取消商辦案，以國有名義，把權利送給外人，因與各省商民的權利發生直接的衝突，於是反抗之勢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了。川、粵、湘、鄂各省紛紛設立保路同志會，一面以各省咨議局為開會反抗的大本營，一面派代表進京，一面電請各省京官援助，於是奏劾盛宣懷的奏摺如雪片飛來。署理川督王人文左袒商民被申飭，湘撫楊文鼎、川督趙爾豐起初也左袒商民，被申飭。盛宣懷倚靠皇族內閣為後盾，絲毫不能動搖，對於各省的反抗集會，並下格殺勿論之諭。日本留學界援助商民，力主「路存與存，路亡與亡」之說，旅美粵僑也開會集議，勢尤憤激，說「粵路股銀，皆人民血汗，當執定成案，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政府對於反抗的人民，用「格殺勿論」四字，僑商對於政府也用「格殺勿論」四字，可謂針鋒相對。在相持最激烈的當中，湯化龍在北京，見各省京官所上爭路公呈全無效力，曾提出一種調停的辦法：擬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作為路股，要求發給股票，並要求郵部許各省商民立查賬會，有稽核鐵路度支之權。但是盛宣懷意在把持，絕對不容商民有干涉權，湯的調定辦法亦無效。此次爭路風潮最激烈的，要算四川人。川代表劉聲元在北京，以為政府大臣皆與盛宣懷一氣，想直向攝政王載灃請願，兩次前往，皆為門役所阻，乃跪地安門外，等候載灃，攔輿遞呈，令逮交步軍統領衙門訊究；步軍統領衙門把他釋放了，他又向奕劻上書，於是令步軍統領衙門將他解回原籍，旅京川人紛紛集合哭送。這是川人在北京爭路的情形。至於在四川省內的情形，尤為好看：七月初一日，保路同志會議決罷市，商民每家皆供光緒帝牌位，舉哀號哭；各國領事見勢不佳，照會政府請設法保護；趙爾豐也恐怕惹起大亂來，與將軍玉岷聯名奏請川路暫歸商辦；奉旨申飭，不許。端方因奏劾趙爾豐庸懦無能、敗壞路事，乃命端方自湖北帶兵入川查辦。七月十五日，川人聽說端方帶兵入川，舉代表往督署，求阻端方。趙爾豐因前此容納商民意見，被端方藉為口實，負氣不過問；代表再四要求，乃將代表蒲殿俊（咨議局議長）、鄧孝可（法部主事）、顏楷（股東會會長、翰林院編修）、羅綸、胡嶸等拘禁署中；人民相率至署求釋放，被衛兵開槍擊殺多人。趙因電奏川人以爭路為名，希圖獨立，意在變亂，與路事無涉；清政府命嚴飭新舊各軍，相機剿辦，近省民團多為官兵所焚殺。這是四川省內爭路的情形。
此次爭路風潮，當然有革命黨人在裡面煽動，但是若與商民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煽動未必有這大的效力。自此風潮發生以來，與革命黨人素無關係的商民，也不知不覺趨向革命黨方面來了。革命黨刻刻乘機待發，立憲黨亦已失望，一般商民又積憤無可伸雪，於是只等武漢炮響，愛新覺羅氏相傳二百六十八年的金交椅，就此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