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七章 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上）
從乙巳年的秋間到辛亥的秋間（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共約六年，可稱為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時期。在此時期的當中，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冬初，西太后和光緒帝同時去世，清廷政治的重心完全集於皇族，去顛覆之期已不遠了。為敘述的便利計，即以宣統嗣位為關鍵，分為上、下兩章。上章述至戊申年冬初止，以後歸入下章。
一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前章所說吳樾用炸彈暗殺出洋的五大臣，是吳樾個人的行動，並非革命黨有組織的行動。在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以前，國內外所發見各種反政府的事端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沒有統一團結的中心組織。正當清政府派遣五臣出洋考察憲政時，中國同盟會即於日本東京成立。從此反政府的革命勢力，有了一個統一團結的中心組織；孫中山的革命地盤基礎，擴張到國內外青年知識階級上面，不專靠華僑和會黨，而中山被公認為全國革命的領導人物了。所以中山自己說：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事業，能及吾身而成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立定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可見一九〇五年的秋間，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萌芽時期，也就是中國國民預備革命的基礎確立時期。同盟會的成立，算是新中國產生的一個重要關鍵，非在此處將它成立的經過與主義敘述一下不可。
一、同盟會成立的經過 從甲午創立興中會到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間上整整經過十年。參看前幾章所述，知道在此十年間的前半期，革命勢力及於知識階級很薄弱；及到後半期，革命思想漸漸地在國內和留學界醞釀得將成熟了，中山和留學界中有志人物次第發生關係了。從辛丑到癸卯（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中山留居日本橫濱，中國留日學生除廣東獨立協會的人士以外，如鈕永建、吳祿貞、程家檉、劉成禺等時往橫濱，與中山談論革命，但是也沒有什麼組織。癸卯年，中山到安南；甲辰，又由安南回日本，預備再往美歐，得晤廖仲愷夫婦及馬君武等，表示贊成革命，中山托其在東京物色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乙巳年春間，中山到了歐洲了。此時中國留歐學生以湖北人為最多，在德有朱和中、王科發等，在比有賀之才、魏宸組、胡秉柯、史青等，在法有唐豸、湯薌銘等。賀之才等前由上海赴比時，遇著劉成禺由日本回滬，取游美護照，便以中山將由美赴歐告知他們，並為賀、魏、胡、史四人作一介紹書，要他們去會中山。賀等到比時，將劉成禺的介紹書郵寄倫敦英人摩根家轉達中山，中山尚未離美，數月後方得中山回信，說正想來比，苦無川資。賀等即約在歐同學湊集幾千法郎電匯美國，可見當時留歐學生仰慕革命英雄的心理。中山得款，即赴比京，與賀、魏、胡、史及朱和中（時由賀等約來比京）等談論進行的方法。朱和中主張運動新軍，並述吳祿貞等已向鄂省運動，頗有成績；中山則謂須以改良會黨為入手方法。經數次談論之後，彼此意見漸接近，認為有雙管齊下的必要。賀等又介紹同學十餘人與中山相見，中山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眾皆贊同，惟魏宸組對於當天宣誓一層略有辯難，中山多方解釋，認宣誓手續為非常重要，後來大眾也無異議，便以次親書誓詞如下：
具願書人〇〇〇，當天發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眾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〇〇〇押（指印）
主盟 孫文
誓畢，中山與到會各人以次握手，向他們道喜說：「各位已不是清朝人了。」同時中山也寫一張同樣的誓詞，交他們保存。此即中山所謂開第一會於比京的經過。接著中山和朱和中赴德國，由朱介紹王科發、周澤春等若干人加入；由德返英，僅孫鴻哲一人加入（吳敬恆此時已在倫敦與中山晤面，但尚未加入團體，吳的正式加入在此年冬間）；再由英赴法，加入唐豸、湯薌銘等若干人。於是比、德、英、法，都有中國革命團體的人員了；但團體的名義尚未確定，通稱為「革命黨」三字（到本年冬間，得東京同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為中國同盟會，在歐各團體始一律通用同盟會名義）。這便是同盟會在歐洲成立的先聲。本年七月內，中山又回到日本東京了。此時留日學生的革命思潮比較有增高了一點，而湖南人尤極活動。因為湖南人在甲辰春間，已由黃興、楊篤生等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名曰華興會，接著便回湖南謀發難（前章已略說及），事雖未成，頗驚動一時的耳目。華興會是同盟會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黃興又是同盟會期內一個重要革命實行者，請將他和華興會活動的情形略述如次：
黃興初名黃軫，號慶午，或書近午，後改名興，別號克強，湖南善化縣人，湖北兩湖書院高才生，且曾為梁鼎芬所賞識。但黃很仰慕譚嗣同、唐才常之為人。以官費赴日，入宏文學校習速成師範；癸卯的拒俄義勇隊，黃為發起人之一。甲辰春間，便與同鄉楊篤生、劉揆一等發起組織華興會，湘籍留學生大多數加入。他們革命運動的方法，一面向國內的學界鼓吹，一面取法唐才常、林圭聯絡會黨。因為劉揆一曾與哥老會頭目馬福益有關係，便與劉等回國；黃興則邀張繼等同充長沙明德學校教員（黃並曾邀吳祿貞至湘任體操教員），又在長沙小吳門設立東文講習所，作運動的機關；劉揆一任運動會黨的責任；楊篤生則駐上海，策應一切。國內外學界加入的漸次增至四五百人；因為聯絡秘密會黨不便，又別立同仇會，專為聯絡會黨機關；哥老會員加入的近十萬人，聲勢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他們預定趁甲辰九月西太后萬壽節日，分長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起事。宋教仁本為湖北文普通學堂的學生，也在此時已隨黃興等回湘活動，擔任常德方面發難的任務（因宋為常德桃源人）。不料在萬壽節的十日前，事機便泄露了。湘撫嚴密查拿，黃興以聖公會牧師黃吉庭及曹亞伯衛護出險，逃往上海。宋教仁因故往長沙，聞變，也逃往上海。宋到上海時，黃興又與陳天華、張繼、章士釗等十餘人，因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案的嫌疑，被拘入捕房；宋即赴日，黃、陳等因得龍璋、袁海觀（皆湘人）的營救釋出，也避往日本。於是黃、宋等在留日學界特別露頭角，組織一種雜誌，名曰《二十世紀之支那》。中山的日本同志宮崎寅藏，已與黃、宋等有所接洽，向黃、宋等稱道中山，說他「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人」。七月二十四日，中山到了日本，即由程家檉約定宋教仁與中山相晤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談論組織革命黨的問題。七月三十日，便在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所成立同盟會；八月二十日發布會章，開正式成立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主持庶務，陳天華任書記，宋教仁、程家檉等任交際，謝良牧任會計，鄭家彥為執法部長，汪精衛、馮自由等為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為各省主盟員。加盟的人，除甘肅一省外，餘十七省人皆有。中國同盟會於是正式成立。
中國同盟會成立情形，宋教仁的日記所載最為可信，附錄數節如次，以備參證：七月二十八日正午，接程潤生（即程家檉）來信，稱孫逸仙約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晤面，務必踐約。未初，余遂至該社，孫逸仙與宮崎滔天（即宮崎寅藏）已先在。余既見面，逸仙問此間同志多少如何。時陳君星台（即陳天華）亦在座，余未及答，星台乃將去歲湖南風潮事稍談一二，及辦事之方法，訖，逸仙乃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聯絡人才一義。謂：「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
二十九日……邀陳星台至黃慶午寓，商議對於孫逸仙問題。先是孫逸仙已晤慶午，欲聯絡湖南團體中人（按即指華興會），慶午已應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約予今日集議。
三十日未初，至赤坂區檜町黑龍會，赴孫逸仙會也。既至，則已開會，到者七十餘人。孫逸仙先演說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勢與革命之方法，約一時許。黃慶午乃宣告今日開會，原所以結會，即請各人簽名。乃皆簽名於一紙，訖，孫逸仙復布告開會宗旨，訖，復由各人自書誓詞，傳授手號，卒乃舉起草員，規定章程，舉得黃慶午等八人，訖，乃閉會。（按此為同盟會成立第一日情形，僅七十餘人。）
八月十三日午初，至富士見樓，經理開會一切事宜（歡迎孫中山之會），畢，午正至櫻町，孫逸仙已至，遂囑其早至會場。余遂復至富士見樓。未初，孫逸仙至，遂開會。先由余述歡迎詞，眾皆拍掌大喝采。次乃請孫逸仙演說。時，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命閉門，諸人在外不得入，喧譁甚。余乃出，攀援至門額上，細述人眾原由，又開門聽其進，遂罷。申正，孫君演說畢，又請來賓宮崎滔天及畢永節二君演說，至酉初始散。……（此為留學界歡迎中山情形。）
二十日……是日為□□□□會成立開會發布章程之期。會場在赤坂區靈南坂本金彌邸。午後一時，余到會。時到者約百人。二時，開會，黃慶午宣讀章程共三十條。讀時，會員有不然者，間有所增損。讀訖，乃公舉總理及職員、議員。眾皆舉得□□□為總理，舉得□□□等八人為司法部職員，舉得□□□等二十人為議員。其執行部職員，則由總理指任，當即指定□□□等八人為之，訖，總理復傳授□□。末乃由黃慶午提議，謂：「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皆已入本會，今該社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為機關報何如？」眾皆拍掌贊成。議決，俟下次再議辦法。會事既畢，乃大呼萬歲而散……（此為同盟會正式成立情形，當時該會尚為秘密性質，故宋教仁的日記於會員及各職員姓名，皆作空白的□，恐有漏泄的原故。）
二、同盟會的主義 同盟會的主義，自然是中山的三民主義。但中山三民主義的胚胎已在同盟會成立之前。當中山組織興中會時，他的腦識中還只有民族、民權的兩個觀念；從丙申到戊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歐洲住了兩三年，思想就起了變化了；他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特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可見三民主義的胚胎實在丙申到戊戌的兩三年間。但上面所記是中山後來回憶的話，實際上不過在這兩三年間，中山的腦海裡面已構成了這麼一種觀念，似尚未曾向人發表出來。到一九〇五年，在歐洲的比京舉行第一次結黨式，才在誓詞上揭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個字來。這十六個字，便是三民主義最初表現的雛形。及至在東京正式成立同盟會時，所采的誓詞與前次在歐洲所採用的完全無異。當討論會名及誓詞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的；中山說：「革命的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始採用「中國同盟會」。次提議以上記十六字為誓詞，又有數人對於「平均地權」四字不贊成，要求取消，後經中山加以詳細的辯難解釋，始由大多數通過。可見同盟會的會員，在該會最初成立時，便有許多人是專為狹義的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而來入會的，對於民權、民生兩主義，尚未能有確實的信仰。這便是清皇位所以容易顛覆的原因，也便是同盟會組織不健全的原因。
同盟會成立後，中山在本會的機關報《民報》第一期上面，揭布一篇發刊詞，中間一大段附錄如下：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洲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輝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成績，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涉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觀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以文字發表三民主義最初的一次。後在《民報》的周年紀念會，中山對於三民主義又有一篇很長的演說（茲不備錄）；《民報》的作者對於民生問題也有討論。但是一般同盟會員的心理，大多數還是只注重在民族、民權的兩問題上——尤其是民族問題。這是觀感不同的原故。
二 革命論與立憲論的激戰
同盟會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決定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該黨機關報，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該雜誌揭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發行，將所印就的雜誌全行沒收，並派警吏向該社追求辦事的人員。九月中，經黨內幹部數次會議，決定不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報》兩字，表示與前者無關；並且因為將在日本發行的原故，此後務求避去排外的言論，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報》第一號出版了。
革命黨在興中會時代，已在香港創辦了一個《中國報》（從己亥到癸卯），與保皇黨的《嶺海報》（在廣州）、《商報》（在香港）對抗；在檀香山創辦了一個《民生日報》（創於甲辰年），與該地保皇黨的《新中國報》對抗；在舊金山創辦了一個《大同報》（創於甲辰年），與該地保皇黨的《文興報》對抗：這都是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已開革命黨與立憲黨筆戰的端緒。但這些筆戰，及於內地青年知識階級的影響還是很薄弱（除《中國報》在廣東附近對廣東方面有些影響外，余則對於內地很少影響）。及同盟會發行《民報》，與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對抗，從此革命論與立憲論的戰爭，日趨激烈。梁啓超遇著不能克復的敵人，他在言論界所占「獨執牛耳」的地位，漸被革命黨推翻了。
《民報》先後主纂的重要人員為汪精衛、陳天華（即著《中國革命史論》的思黃，時或署名過庭）、胡漢民、章炳麟等。陳天華於該報出版後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生尚多不知自檢，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於《民報》出版時，尚在滬獄，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獄期滿，才由同盟會派員迎赴東京，主持《民報》編纂事務，在第六號的《民報》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太炎在當時的社會中，無論新舊方面，都早已著名。（章為俞曲園弟子，丙申年曾為《時務報》編纂員，此時章嘗叩梁啓超以康有為之宗旨，梁以變法維新及創立孔教對。章謂變法維新為當世之急務，惟尊孔設教，有煽動教禍之虞，不能輕於附和。戊戌春間，以夏曾佑、錢恂之推薦，被張之洞聘入幕府。張之洞著《勸學篇》方脫稿，上篇教忠，下篇論工藝等事，以示章，章於上篇不置一詞，謂下篇尚合時勢，張不悅。時梁鼎芬為兩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聞康祖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謂：「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駭，因語張之洞，謂章某心術不正，乃使人諷其離鄂。這便是章太炎與舊社會關係的歷史。）汪精衛、胡漢民兩人，被國內多數青年知識界的認識，即自《民報》的發行始。精衛在《民報》第一號第一篇《民族的國民》文內，便向梁啓超宣戰，從此雙方的陣容旗鼓一天一天的嚴厲，每期的《民報》與《新民叢報》都有對敵的長篇文字。《民報》出版至第二十四號，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運動，把它封禁了。汪精衛於宣統元年，以法國巴黎濮侶街四號為總發行所的名義，繼續出版，其實仍在日本印刷，但僅出兩期而止。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後來也停了版，於庚戌年又改出《國風報》，但革命黨早已入於實行時期，言論上的戰鬥，反在休止的狀態中。
《民報》與《新民叢報》激戰的論點，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權、民生所謂「三民主義」的全部，但使當時一般讀者最感覺興味的，還是在關於民族、民權兩問題的文字。兩報內容的全部，現在還可於各種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兩報針鋒相對的論文，其他尚有許多重要篇目不必盡舉。至於兩方面理論的價值如何，現在無庸評判；讀者若欲參詳，可取兩方面的文字對看。但就當時多數青年的心理言，《民報》的勢力確是在《新民叢報》之上，所以發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幾個原因：
一、就文字上說：梁啓超的筆端固然「常帶感情」，對方汪精衛的筆端卻也常為感情所充滿；梁若拉出什麼「西儒」，什麼法理學家、政治學家來作護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護符來；梁若要掉中國書袋，章炳麟的中國書袋比他的還要充實而有光輝。這是在文字上的勢力兩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說：大概青年是喜歡極端新的，喜歡突破現狀，反對保守的。《民報》議論在當時恰與此種心理相合，《新民叢報》到了乙巳以後，則與此相反。
三、就兩方的議論思想上說：《民報》固守三民主義，前後頗能一貫；《新民叢報》則以前鼓吹破壞，現在反對破壞，因時代而改觀。在梁啓超以為「報館所以指導國民者應操此術」，但讀者卻認這是反覆無常，前後矛盾，縱有價值，也不知他的真價值到底在前後的哪一端，因此便減少了讀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評論他的思想議論，說它「譬如玻璃碎片，積疊成堆，其色或紅或白，不能斷定其全體為某種顏色；其形或方或圓，不能斷定其全體為某種形狀」。他自己也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他說是奉王陽明的良知主義：「吾今日良知所見在此，則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則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義而已。」不知道「良知」這種物事是最沒有標準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專憑良知，則多數青年的良知決不能與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與他一致，今日又不與他一致了，今日與他一致，明日又不與他一致了；因為他的良知可以變更，多數人的良知也是可以變更的。討論國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針，憑著這種「良知」主義沒有不失敗的。
四、就兩方所指陳的事象說：梁啓超所描寫革命共和的惡果，如內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爭權，亂無已時，未嘗不與後來的事實有幾分相符，但這些事實在當時是未表現出來的事實，一般人看不見的；而《民報》所描寫清政府的壞象、改革的敷衍、立憲的虛偽、排漢的險惡，都是當時確鑿的事實，人人看見的；不惟革命黨人以此向政府進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擊政府。青年的恆性，大抵是只看見現在的不好，對於將來的不好，一則未必看得定，二則相信將來的不好自有將來的救濟的方法，斷不肯因為將來的不好，就把現在的不好容忍過去了。
以上面所舉的幾個原因，立憲論的聲勢便不如革命論的浩大。但是梁的議論，在他主張立憲的方面雖然減殺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時反發生一種反宣傳的功用，例如說：
……革命黨所持之主義，吾所極不表同情者也。謂其主義可以亡中國也。雖然，吾未嘗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國中多血多淚之男子，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者也。多血多淚，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之人，斯亦國家之元氣，而國之所以立於天地也。其曷為迷信此可以亡國之主義，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誰，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憫，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誠有罪也，則現政府當科首罪，而彼等僅當科從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殺為事，甚且藉此為貢媚宦達之捷徑，舞文羅織，作瓜蔓鈔，捉影捕風，緹騎四出，又極之於其所往，要求外國以破國際法上保護國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長江一帶疊次之黨獄，與夫要求上海領事引渡其黨員，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其黨首，類此之事，日有所聞。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見《現政府與革命黨》）
這是他對於清政府痛恨極了的話，不知不覺替革命黨張目；既說「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則革命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了。他又嘗說：
……夫鄙人之為此言，誠非有愛於滿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論之，鄙人雖無似，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心溢涌。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常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其奈此二者決不能相容，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則必至於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辱，而必不願為亡祖國之人也。……（見《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這是他勸人不要排滿的話，但是不知不覺承認了種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滅的，而所謂「共和必至亡國」，卻未必能證實，無異作戒淫小說的人，結果是「警一而勸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嘗說：
……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凱，並且這幾句話便是袁世凱的致命傷。）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乃至滿洲之本土東三省，今撫而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衷於事實也。……
這是說你們不要排滿，現在的政權還是在我們漢人手裡。但是革命黨看這些握政權的督撫都不過是滿人的奴隸，而滿人對於這些督撫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點，越覺得非將他們所握的權柄設法削去不可，於是越發不肯將政權公諸漢人了；排滿的效力不曾減殺，排漢的心理反越加堅強了。諸如此類的議論，《新民叢報》中不勝枚舉，所以他天天反對排滿革命，鼓吹立憲，革命黨固不信他，就是滿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漲越高，滿洲人排漢的事實也越進越顯，他的反宣傳功用卻是不少。總之，當時橫梗在朝野兩方面心裡唯一的重要問題，莫過於滿漢問題；這個問題，已不是筆墨口舌所能解決。所以陳天華的《絕命書》中說：
……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來，亦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愿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見《民報》第二號）
這是他看到當時滿漢問題的真相的話。我們試看清政府在預備立憲期中所表現的排漢事實，便相信他的話是很不錯的了。
三 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表示及滿漢的暗鬥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後，清廷內外的大吏，時有奏請立憲的。到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夏間，五大臣從海外「走馬看花」的考察回國，也相率呈請立憲，於是由御前會議決定，於本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從改革官制入手。從本年七月到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八月，其預備事項的大端，所舉者如下：
一、丙午七月，派載澤等編纂官制，並命端方等派員來京參議，又派奕劻、瞿鴻璣等總司核定。
二、丙午九月，宣布厘定內官制。
改前設之督辦政務處為會議政務處。
三、丁未七月，改考察政治館（乙巳年十月，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設立者）為憲政編查館。歸併會議政務處於內閣。
四、丁未八月，再派達壽使日，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憲政（因為日、英、德都是君主立憲國，所以再派人去考察）。
又命溥倫、孫家鼐為資政院總裁（預備設立資政院事）。
又命各省籌備設立咨議局，並預備設立各府縣議事會。
又命各省設調查局，各部院設統計處。
五、戊申六月，頒行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
六、戊申八月，奕劻等奏呈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綱，並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奏諭頒發，依限舉辦，於第九年籌備完竣。
上所舉的，都是這三年內所預備的大事。但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精神怎麼樣呢？可以分三個方面說：甲、西太后的精神不外「遷延」兩字。她在戊申年年紀已七十四了，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權不旁落就夠了。她自己預想等到九年以後，她未必尚在人間，到那時候隨你們如何的立憲，她也不管了。當考察憲政大臣經過法國時，法國的報紙便批評說：「清太后之欲立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也。」（見留歐學生上袁世凱《論革命書》）可謂看破了她的魂膽。乙、清貴族的精神，不外「排漢的中央集權」。他們知道立憲的潮流是不可遏止的了，但是看見督撫勢力如此之大，漢人的政治能力和人數又超過滿人很遠，倘若真正立憲，滿人將全被漢人所宰制。於是只有假立憲之名，行中央集權之實；又假中央集權之名以行排漢之實。丙、漢大臣官僚的精神，真正效忠於皇家的雖未嘗沒有，但是極少數；其大多數卻也是想藉立憲的機會，打破滿人政治的優越勢力，免除滿人的凌壓；他們相信梁啓超的話：「國民政治上行自由競爭，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勢力。漢人政治能力優於滿人，故誠能得正當之立憲政治，則滿漢兩族，孰占優勢，不成問題也。」這三種精神，完全不相同；西太后與清貴族，雖不相同，尚相接近；至於第三種則與第二種完全相反。以如此相反的精神，當然沒有施行真正憲政的可能。其結果，一面表示預備立憲，一面在朝廷上就表現著滿漢相排的活劇來了。但是漢大臣官僚，此時無論如何，是鬥不過清貴族的，我們試看下面所述的幾項事實可知。
一、官制的釐訂 當載澤、端方等出洋回國復命，召對的時候，極言立憲規模宜效法日本，並論官制改革的切要，謂：「循此不變，則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將復見於今日。」這是很冠冕堂皇的話，並且很切於事實。於是御前會議的結果，決定四大方針：甲、十年或十年以後始施行立憲政治（這是很合於西太后的心理）；乙、大體效法日本；丙、廢現制之督撫，各省新設之督撫其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回於中央政府；丁、中央政府組織略與日本現制相等。這本是最初所采的方針，但至實行會議時便生出種種的軋轢來了。載澤、榮慶、鐵良等自然想依固定的方針，削減督撫之權，但是袁世凱（也是參與官制會議的大臣）第一個就不願意；奕劻是莫名其妙的人，平夙頗與袁相親善；因為此問題太大，就把地方官制放在後面，先議中央官制。（當時中國報紙有載稱「地方官制，朝廷之意欲裁抑督撫之權限，然會議大臣袁世凱，以此事與己有切膚之利害，籌議至不易易」的話。日本報亦有言：「官制改革之結果，將與袁世凱權利衝突，袁或驟進以用權於中央，或蟬蛻以自保。」）但是議及中央官制，也發生許多飯碗的軋轢問題，於是有「五不議」之說：子、軍機處事不議；丑、內務府事不議；寅、八旗事不議；卯、翰林院事不議；辰、太監事不議。這五個不議便是避免軋轢的方法。到陰曆九月二十日厘定官制的上諭發布了，其文如下：
前經降旨宣示立憲之預備，飭令先行厘定官制，特派載澤等公同編纂悉心妥訂，並派慶親王奕劻等總司核定，候旨遵行。茲據該大臣等將所編原案詳核定擬，一併繕單具奏。披攬之餘，權衡裁擇，用特明白宣諭。仰維列聖成憲昭垂，良憲美意，設官分職，莫不因時制宜。今昔形情既有不同，自應變通盡利。其要旨惟在專責成，清積弊，求實事，去浮文，期於厘百工而熙庶績。軍機處為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設，取其接近內廷，每日人值，承旨辦事，較為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改變。內閣與軍機處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外務部、吏部均著照舊。巡警為民政之一端，著改為民政部；戶部著改為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著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著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著改為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著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線、郵政，應設專司，著名為郵傳部。理藩院著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糾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滯，著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著改為給事中，與御史各缺均暫如舊。其應行增設者，資政院為博採群言，審計院為核查經費，均著以次設立。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原擬各部院等衙門職掌事宜及員司各缺，仍著各該堂官自行核議，悉心妥籌，會同軍機大臣，奏明辦理。
這種新官制發布後，一班希望立憲的大為失望。《上海時報》評論說：「此次之改革，不過換幾個名目，淘汰幾個無勢力之大老而已，絕無他影響。……」日本的報紙，尤議諷百出，東京《朝日新聞》說：「此等內閣組織，真各國所無有。軍機處與各部自為別個之機關，以視各國內閣制，內閣大臣，入則參劃國家之機務，出則總轄各部之行政，不可並論也。固知各國之官制，各有其歷史，清國政府內部亦有外間所不可想像之情形，然此次新發表之官制，不免聲大而實小矣。」他如此類的議評尚多，不必悉舉。其最可令人注意的，尤在新授各官的配置：
（一）軍機處：奕劻、世續、瞿鴻璣。
（二）各部：一、外務部管部大臣奕劻，尚書瞿鴻璣；二、度支部尚書溥頲；三、禮部尚書溥良；四、陸軍部尚書鐵良；五、法部尚書戴鴻慈；六、郵傳部尚書張百熙；七、理藩部尚書壽耆；八、民政部尚書徐世昌；九、農工商部尚書載振；十、學部尚書榮慶；十一、吏部尚書鹿傳霖。
上滿七人，漢四人，蒙古一人，漢軍旗一人。前此因為分滿漢的原故，每部六堂官滿漢平列，滿三漢三；現在因為要打破滿漢界限，就變成滿七漢四；蒙古和漢軍旗又恆黨於滿，實際上漢僅得三分之一。於是希望立憲的漢大臣官僚心中便有些不快了。熱望立憲的惲毓鼎曾替他們鳴不平說：「章皇（順治帝）初入關，朝廷大政事皆範文肅、洪文襄所定，懲奇渥溫氏以蒙古色目人壓漢人之害，制為滿漢雙行之法，閣部卿寺，分缺若鴻溝，不相侵越，惟將軍都統專屬焉。而王公不親吏事，陽為尊之，陰為漢人保登進之路。辛丑迴鑾，孝欽內慚，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進，不深維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覺滿洲人士以八旗區區一部分與我二十一行省漢人對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勢。滿漢之界既融，於是天潢貴胄，豐沛故家，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他不知道要立憲，便要改革官制；要改革官制，便要打破滿漢；要打破滿漢，便自然有「天潢貴胄，豐沛故家，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的趨勢，因為滿人立憲的心理，根本與漢人不同，這是沒有方法解決的。
中央官制的改革，清貴族的計劃算是成功了一部分。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撫問題，是清政府的生死問題，也便是中國國家組織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當時日本某報紙評說：「欲決清國之立憲問題，不可不先決督撫制度之存廢。今之督撫，事實上為副王。此制不廢，中央集權之事不得告成功，則不外模仿聯邦制度而已。鐵良與袁世凱之相爭，即為關於此根本問題（袁鐵之爭後再詳述）。若此根本問題未決定，則雖宣言立憲之形式取法日本，然其實際猶不可同日而語。若以此次改革官制而言，其國家組織非采聯邦而為中央集權制可不俟論；然現時督撫制度尚未改革，則此問題尚在未解決之列，不得以中央官制稍有改易而遂為已足也。……」清廷的親貴也確已見到此處，但是他們終不曾得到一個痛快的解決方法。到次年（丁未）的五月，發布了一種所謂外官制，將各省按察使改為提法使（各省學政已於先年改為提學使），增設巡警勸業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設審判廳，增易佐治員，命由東三省先行開辦，直隸、江蘇亦擇地先為試辦，其餘各省分年分地請旨辦理，統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於督撫的軍財兩權，實際上一無所動。後來他們想出兩種辦法，一面由陸軍部漸次吸取各督撫的軍權，用清理財政監理官吸取各督撫的財權；一面將權勢最大的督撫調入中央，陽為尊崇，陰實裁抑。於是有北洋四鎮改歸陸軍部節制的事實（於後述袁、鐵爭權項下再詳敘），清理財政監理官至宣統朝始實行。權勢最大的督撫袁世凱、張之洞便於丁未年七月同時調入為軍機大臣（袁世凱以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表面上是以中樞的機要大權畀與漢員，表示不分滿漢，實際上是要先拔出督撫中的兩大柱石，然後漸次削減各督撫的實權。但是這種計劃的效力微乎其微，終究不曾成功。我們平心而論，軍、財兩權應該統一於中央本是至當不移的，無奈他們用排漢的心理來集權，所以就是主張立憲的人也對於他們生出反感來了。
二、滿漢大員的暗鬥 自變法之議復起以後，各地排滿革命之風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飯碗候補者間滿漢軋轢尤為激烈。當時往游北京的人出而傳說：各部員司候補者，每部多至千餘人，滿漢司員，見面不交語；對於政務，滿人專斷處置，一無顧忌，漢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則「排漢排滿之聲，嘆息盈耳」。原來自剛毅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十二字的口訣以來（剛毅造此十二字口訣，見梁啓超的《中國積弱溯源論》），排漢的精神已深藏在滿洲親貴的心裡，萬不可拔了；及立憲之說一起，滿人處處戴著有色眼鏡來觀看。此期內滿漢大員暗鬥的故事，如榮慶之於張百熙，奕劻之於瞿鴻璣；最顯著的莫如鐵良之於袁世凱。當初設京師大學堂時，原只用張百熙一人為管學大臣。張是一個附和維新的人，喜歡引用當時所謂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議論無所顧忌，於是滿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設法搆陷他。他嚇慌了，請以太后所親信的榮慶同管學務。榮慶本是持排漢政策最力的人，專注意八旗學堂的擴張發達，對於張的措施，動輒掣肘，凡事不先稟命，張不得行；但是榮慶尚不滿足，想把管學的全權攬入一己的手中，於是議設學部，置尚書一人而己任之。這是設立學部和榮慶任學部尚書的由來（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間）。瞿鴻璣和奕劻同處軍機，本是西太后特別看重他。瞿有一位門生汪康年（汪曾為《時務報》經理，也是一個維新黨人，於光緒丙午年，創辦《京報》於北京），在北京的《京報》上時常譏刺奕劻和他的兒子載振（時奕劻、載振以「段芝貴行賄案」被言官趙啟霖所劾，即宣傳一時之「楊翠喜案」）。汪、瞿的師生關係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滿洲親貴對於瞿都已側目而視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軍機，西太后偶與談及奕劻，表示不滿，有擬令其退出軍機的話（因為奕劻被人指責得太多）。瞿歸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詒，曾以告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平記者馬利遜。這些輾轉相告的，都不過把它作一種閒談，而馬利遜竟把它作一種實在消息，電告《泰晤士報》發表。西太后因此責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說他「暗通報館（指《京報》），授意言官（指趙啟霖），陰結外援（指《泰晤士報》），分布黨羽（指汪、趙等）」。於是月下諭命孫家鼐、鐵良查復；孫、鐵還沒有復奏，旋即下諭命瞿開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這是奕劻和瞿相傾軋的故事。至於袁、鐵之爭，關係尤為重要。原來袁世凱自補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來，在天津陸續奏設軍政司（甲辰年改稱督練公所）、學校司、農務司等種種機關；而軍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參謀本部訓練總監及陸軍部的組織，區為參謀、教練、兵備三處，儼然在天津成一個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沒有據地自雄的陰謀。（袁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請統一軍政，謂：「各省兵制不一，軍律不齊，餉械不同，操法互異，平居聲息不相通，臨敵勝負不相顧，故成效難期，規定統一之法，實為扼要之圖」云云。）當壬寅年挑選旗兵交袁訓練，時袁且奏派鐵良為京旗練兵翼長，代為布置，足見當時並無齟齬。到癸卯年冬間，北京設立練兵處以後，排袁的運動漸漸見端了。北京練兵處的設立，用意本是在統一軍權於中央的，但是開辦之初，雖由奕劻管理，實權還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為練兵處的提調便是徐世昌，軍政司正使便是劉永慶，軍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軍學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屬。此時留學日本的士官學生陸續歸國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鎮充下級將校。其間有一個士官生良弼，是清貴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黨員的吳祿貞極要好，實在是排漢主義的急先鋒，因與歸國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議，利用鐵良為主腦。袁、鐵之爭，便起於此時。袁世凱看見良弼那種落落不群的氣度，尚想籠絡他，委他任第六鎮第二十三標標統。當時的標統已算一個顯職，以初歸國的士官生一躍而任標統，算是很特別的，但是良弼雖受了標統的薪俸，始終不曾到差。從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因為袁所兼什麼什麼大臣的頭銜太多，舊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黨員急於取得軍權作革命基礎，也想排開他；良弼樂得與他們結合，免除排漢的痕跡。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與北洋系的相排，其實是滿漢爭死活的問題。到丙午秋間議改官制時，削減督撫權限問題發生，袁世凱便成了滿洲親貴的眼中釘；彰德秋操後（即在發布新官制時，袁、鐵同為閱兵大臣），都中排袁運動一時大盛，御史奏劾，親貴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權太重，便於是年十月奏請開去各項兼差；又奏稱：「陸軍第一鎮，系臣會同鐵良督率訓練，第二、三、四、五、六各鎮，系專由臣督練；現鐵良已補授陸軍部尚書，各該鎮均請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毋須臣再督練。惟第二鎮駐紮永平山海關一帶，第四鎮駐紮天津附近；現在外軍尚未盡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員遼闊，控制須賴重兵，所有第二、第四兩鎮，請仍歸臣統轄督練以資策應。……」奏入報可。於是北洋六鎮的兵權，袁僅留得兩鎮，鐵良奪去四鎮了（但是下面的將校鐵良沒有方法去掉）；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親貴派並不以是而滿足，因為袁還有兩鎮兵權在手裡；（袁與載振，也有一段相爭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時，載振任尚書，總攬全國路政，訂立新章，擬將在工供差之監督總辦等，加劄作為商部議員，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幫辦工事，意欲藉此收攬各省路政的實權。袁此時尚兼某路督辦大臣，因奏稱：「國家設官，內外各有責成。各部員司，受成於堂官，而不得徑行於疆吏。各省僚佐，稟承於疆吏，而不能徑達於部曹，此內外之權限也。如部臣以疆吏為不足問，而與司道直接，則疆吏為虛設。如更以司道為不足恃，而由部派員以佐之，則司道為贅疣。用內侵外，以小加大，而權限紊矣。夫商部遴選議員，只可調查各項事件，條其利弊，呈由本部，訂為章制，通飭遵行。今以辦事之監督總辦兼議員之名，又以持議之章京侵辦事之權，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勢必牽制牴牾，阻礙百出，國家迭設新部，如昧於中央之制度，橫乾地方治事之權，各部派員赴各省辦事，地方官皆失其職，竊恐天下不靖，而危亂隨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辭謝，豈願與部臣爭管事之權，實以治亂所關，不容默已，故縷切陳之。」奏入，商部之計劃遂阻。載振因此很不高興。新官製成立，載振變為農工商部尚書，為親貴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不過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籠，宮廷中也有袁的奧援，所以不易動搖。直到丁未年七月，袁與張之洞同時調入軍機，親貴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勝利。當時北洋軍界頗有為袁抱不平的；不過北洋軍人的腦中，尚以為是士官生排擠北洋系，不知道是鐵良等排擠漢人勢力的計劃；因為良弼極與漢人士官生相結納的原故。革命黨的士官生如吳祿貞等能在北方軍隊中播散革命種子，未始不由於此。革命後，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嘗不種因於此。但這都非鐵良等所及料的。
鐵良等的軍事排漢計劃，尚有一層最深刻的，便是創立貴胄學校。他們以為當兵的漢人雖多不足憂，所可憂者就是統率兵隊的上級將官，也將被漢人占了多數。倘若中國的兵都能夠用滿人為將，就好比以牧人驅群羊一般，滿人可以高枕無憂了。因此便創立一個貴胄學校，其程度期與外國的陸軍大學相等；將來的上級將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備學校出身的，只能充當下級的佐尉。貴胄學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學，後來想掩飾漢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條：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亦得入學。其實此條等於空文，因為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來入這種學校的。不過他們所辦的貴胄學校，後來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那些貴胄享慣了驕奢淫逸的福，看相雖好，實際上都不成才，所以沒有發生一點效果。
在上面所述滿漢相忌的情形中，所謂立憲的預備不過是一種愚弄漢人的虛文罷了，哪有施行真正憲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憲黨人並不因此絕望。下節略述立憲黨的活動。
四 立憲黨的活動及其結果
清政府既以預備立憲為標幟，立憲黨人的活動應該比較革命黨要順利一點；在一般主張立憲者的心裡，也以為這是一條容易走得通的路。但事實上卻不然。立憲黨第一個言論指導者當然是梁啓超。他在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的夏間，便和蔣智由、陳景仁等在日本東京著手組織一個政聞社，發表一篇政聞社宣言。宣言的文章太長，此處不能全錄，大略前面三大段表示政聞社發生的理由，繼則列舉政聞社所持的主義「四大綱」：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釐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末段復設為問答之詞說：
政聞社雖未足稱政黨，而固儼然為一政治團體，則亦政黨之椎輪也；中國舊史之謬見，以結黨為大戒，時主且懸為厲禁焉；以政聞社置諸國中，其安從生存？政府摧萌拉櫱一舉手之勞耳；且國中賢才，雖與政聞社有同一之政見者，其毋亦有所憚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應之曰，不然，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常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跡，匪有異也。今立憲之明詔既屢降，而集會結社之自由，則各國所承認為國民之公權而規定之於憲法中者也，豈其倏忽反汗，對於政治團體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詔，悍然敢為此種反背立憲之行為，則非惟對於國民而不負責任，抑先已對於君主而不負責任，若茲之政府，豈更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國家。是則政聞社之發生愈不容己，而吾黨雖洞胸絕脰而不敢息肩者也。……
這段話仿佛已料到政府要干涉他們，預先把立憲國家允許「集會結社自由」的大道理去懾制政府，鼓勵國內外同志的勇氣，叫他們不要怕政府，儘管加入這個立憲團體。但是就梁啓超的個人說，他國內的名士同志固然不少，而反對他的敵人，力量之大卻沒有方法可以制服。第一個大敵是西太后；袁世凱、張之洞屢次受他的言論攻擊，也與他絕不相容；他雖說「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但是「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傳說已深深印入清貴族的腦中，隨他如何矢忠矢信，清貴族是不信任他的。就立憲的團體上說，國內熱心奔走於此道的固然不少，但是革命黨人則視之為大愚；不惟視之為大愚，並且視之為大敵；因為假使立憲之說深入人心，革命黨的勢力就要減殺了。所以運動立憲的一條路，表面上雖然覺得順利，而政聞社在成立的當初，已處於兩面夾攻的情勢中。丁未七月十七日，政聞社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開成立大會，便被革命黨搗亂，傳為一個大笑柄。章炳麟記述其事如下：
陽曆七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於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為魁，而擁樹樑啟超。啟超往，徒黨幾二百人，他赴會者亦千餘人，召日本名士八輩為光寵，犬養毅者其氣類相同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啓超登，力士在右（梁預知革命黨將與為難，故招日本力士為護），與會者以次坐。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後，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後。啟超說國會議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踴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啟超跳自樓曲，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椅格之，金剛自後搤其肩，格者僵，繼得上。眾鼓掌歡呼，聲殷天地。政聞社員去赤帶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繼遂言曰：「吾不應參與政聞社員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將有所詰問於犬養毅。」毅前在早稻田，語支那學生曰：「中國當速革命，吾親聞之，今何故附會立憲，猥鄙至是？」毅俯首謝，則登壇作酬應語，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憲，任人為之，在速行耳。」當是時蔣智由先知有變，不至，會亦遂散。繼本意欲痛駁立憲以塞莠言，會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說也。……
這便是政聞社開幕的活劇。該社雖於開幕時受此打擊，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停止活動。他們看這種搗亂，不過是一部分暴徒的行為，於他們的進行並沒有什麼損失。除了梁啓超幾個人以外，他們的社員隨即陸續回國，預備在國內活動。到是年九月，有華僑聯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實行立憲的事；又有湖南人熊范輿等聯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設立民選議院；國內此處彼處常有學生開會，作政治演說；漸至北京也有開會演說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聞社員的活動而來的。但是清政府不管他們的內容怎麼樣，總覺得這種「聚眾要挾」的行為，是不正當；現在既已由皇帝宣布預備立憲了，你們這些小百姓為什麼還要胡鬧；於是在丁未十一月，有禁止學生干預政治的諭旨，又嚴諭禁止京師開會演說等事。後來政聞社的旗幟在國內各處揭出來了，清政府便一點不客氣，於戊申年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將政聞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革職看管；七月，復嚴諭各省督撫查禁政聞社，將該社社員一律嚴加緝捕，毋任漏網。於是政聞社的招牌完全消滅了。
立憲黨的政聞社雖然消滅，但是國內與該社同志願通聲氣的人士卻也不少；在江浙一帶還有一個預備立憲公會，在湖北有一個憲政籌備會，在湖南有一個憲政公會，在廣東有所謂自治會等，大概都是與政聞社同性質的團體，成立於宣示預備立憲以後。就中以預備立憲公會為最活動。該會的重要人物為朱福詵、張謇、孟昭常、鄭孝胥、湯壽潛、許鼎霖、雷奮、陶保廉、周廷弼等，會員多江、浙、閩三省的名士或實業界的人物，在當時頗有聲勢。他們表面上避去康梁的關係，所以清政府也不便如何壓迫他。在戊申年的六月，曾由鄭孝胥領銜聯名向政府請願開國會；又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移書湖南立憲公會、湖北立憲籌備會、廣東自治會，及豫、皖、直、魯、川、黔等省的同志，約於是年七月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呈請願速開國會書，要求都察院代奏；八旗的士民，也有加入的。清政府此時對於政聞社雖用嚴厲手段，對於這些請願的人士，因為他們在舊社會中都是有相當的名望的，又與康梁似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雖不曾十分理會他們，也不曾壓迫他們；並且恰逢此時憲政編查館將憲法大綱、議院法及選舉法要領編就進呈，因於八月二十七日就將這些法案發布，並頒行一種九年預備的定期，可算為他們請願所得的結果。不過這種憲法大綱，使他們大大地失望，因為它是純粹從日本憲法上抄來，關於君主的大權比日本天皇更無限制，只可算為保障君權的憲法，於國民沒有什麼好處，其條文附後：
關於君上大權：
—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君上有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院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經詔令批准者不能施行）。
—君上有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
—君上有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議院不得干預）。
—君上有統帥海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調遣常備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及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
—君上有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遣派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
—君上有宣布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君上有爵賞及恩赦之權。
—君上總攬司法權，惟委任審判衙門，須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
—君上有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或廢止。
—凡議院閉會時，遇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需交國會協議。
—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
—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關於臣民權利義務：
—臣民中有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
—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害。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臣民規定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
—臣民皆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附言）這種憲法大綱完全沒有評論的價值，因為當時的編查館完全受清皇族的宰制，而皇族中以載澤為編纂的主要人員。載澤在日本考察憲政時，伊藤博文為他講演日本憲法，把天皇大權說得特別重大，對於天皇大權的限制多略未說及。而載澤又不通日文，全憑編譯人不確切的口述和筆述，以為日本憲法真箇如此，伊藤所傳授的憲法精義真箇如此，所以就很高興的贊助西太后立憲而定出這種憲法大綱來。伊藤氏的講演詞見《民報》第三號，並有汪精衛很銳利的評語，因原文太長，此處不備錄。
五 屢起屢仆的革命軍
革命黨自成立同盟會以來，雖然有了統一的中心機關，一般人心也厭棄了清廷，但是他們的活動比立憲黨還要困難。第一，他們只能作秘密行動，不能作公開行動，中國的地域雖大，沒有他們彰明昭著建設大本營的處所。第二，要革命非用武力不成功，而武力所需於物質上的資助是異常大的，很不容易取得。所以在立憲黨人的觀察是萬不能成功，並且無從措手。而革命黨人著手的方法，仍不外聯絡各地會黨與運動軍隊的兩途。關於這兩方面，同盟會的黨員，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原已發生不少的關係：中山在巴黎時，與法國陸軍部有所接洽；及由歐赴日，船經吳淞，與法武官布加卑相晤（布系預奉法陸部之命來華接洽者），布乃於駐紮天津之法參謀部派定武官七人，援助中山；同盟會成立後，中山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秘密機關，命黎仲實與法武官某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法武官某調查川滇，命喬宜齋（即喬義生）與法武官某往南京、武昌、長江一帶，都是注重軍隊方面的聯絡。這算是同盟會活動進行的開始。從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屢起屢仆的革命事變：
一、丙午萍瀏之役；
二、丁未潮州黃岡之役；
三、丁未惠州之役；
四、丁未安慶之役；
五、丁未欽廉防城之役；
六、丁未鎮南關之役；
七、戊申河口之役。
上面所列七役，第一役雖與同盟會有關，非發動於同盟會；第四役則為徐錫麟等的獨立動作，與同盟會無關聯；第二、三、五、六、七役則繼續發動，皆由同盟會幹部主持。為敘述的便利計，請以與同盟會無關係的第四役置之於後。
萍瀏之役，發生於湘贛接壤之萍鄉、醴陵、瀏陽等縣。是年，吾國中部各省遇荒，而湘贛接壤各區特甚，饑民遍地。該處會黨頭目李金其、蕭克昌、姜守旦、龔春台、王勝等向受馬福益的指揮，而馬則曾與黃興等相結合，前已殉難，李、蕭早想替他復仇。恰值同盟會員蔡紹南、劉道一等暑假由日歸國，在瀏陽、衡山等處鼓吹同盟會的革命主義，李、蕭等因與接洽，便乘機運動萍鄉的礦工聯合附近各處的同黨，決計起事，擬分三路：一由瀏陽進窺長沙，一以萍鄉安源礦路為根據地，一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以達長江。因事機不密，先期泄露，瀏陽之軍先期於十月十九、二十等日發難，占領麻石、金剛頭等處，萍鄉之軍繼得礦工響應，占領高家台、上粟市等處，江、鄂、贛、湘四省督撫聞耗調集重兵圍攻，革軍卒以失敗。此次的發難，雖因蔡紹南等運動，然內部很複雜。例如任瀏陽方面指揮的龔春台發布檄告，則稱「奉中華民國政府令」，並有「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的話，可算是樹著同盟會的旗幟；但是別有一部，則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檄文的內容，為單純的排滿主義。他們所用的軍械，馬刀、梭鏢、小手槍、鳥槍、抬槍和少數來福、毛瑟槍，均極雜劣，當然不敵正式軍隊，失敗是意中事。但是當發動之初，聲勢也異常浩大。東京同盟會本部事前一無所聞，及消息傳至東京，下令各黨員紛紛回國，想運動長江各處軍隊謀響應。沿江各督撫因萍瀏事變，嚴密防範，於是寧調元在湘被捕系獄，劉道一被捕遇害；胡瑛在鄂被捕系獄；楊卓林在揚州被捕遇害；孫毓筠、段書雲、權道涵在南京被捕系獄；算是同盟會成立後第一次的犧牲。
同盟會因此役的牽連，還受了幾種損害：一、失卻長江方面將成立的基礎。武漢方面原有一個附於教會的革命黨機關，名曰日知會（成立約與華興會同時，並屬一氣），其會員後皆加入同盟會；喬宜齋偕法國武官來鄂，與鄂軍界聯絡，即以該會為機關；因法武官演說革命，為鄂督所派的密探窺破，日知會因此破壞；胡瑛的被捕即在此時，與胡同時陸續被捕的還有主持日知會的劉家運（別號儆安）及季雨霖、朱子龍等多人，這是武漢方面基礎的破壞。南京方面的新軍中，也是為革命空氣所籠蓋，其將弁為趙聲、倪映典、林述慶、柏文蔚、冷遹、楊希說等皆先後加入同盟會，因喬宜齋偕法武官到寧，常和軍警界來往，為密探所窺破，萍瀏變起，防範益密。孫毓筠因此被捕，趙聲、倪映典諸人亦多被端方所疑撤差，這是江南方面基礎的破壞。二、東京的本部方面，亦受壓迫。清政府因萍瀏之變，及長江方面累次破獲黨人，知道革命黨的策源地是在日本東京，於是力與日政府交涉，要求日政府將革命黨重要人物逐出日境。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為要討清政府的好，以便容易索取權利，於是竟容其請，於丁未年正月命中山離去日境（並以贐儀數千元相饋，東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亦饋送一萬元。同盟會員有反對受此等贐儀者，因此生出小小風潮）。此時中山在日本既不能立足，長江方面的基礎又皆破壞了，因率胡漢民、汪精衛等同往安南，設機關部於河內，於是革命活動進行的區域乃限於滇、粵、桂三省的邊隅，而有前列二、三、五、六、七諸役。
潮、惠兩役的發動，約在丁未年的四五月。潮州饒平縣的黃岡會黨與韶安縣的會黨，曾與革命黨有聯絡，中山派人運動他們結合，謀劫黃岡協署軍械起事。值會黨某員被警署所捕，押入協署，會眾即起圍攻協署，殺清吏數人，將協署占領，又克寨城，旋為清潮州鎮兵所攻潰。同時，鄧子瑜奉中山命運動會黨，在距惠州二十里之七女湖起事，博羅會黨同起，也先後為清軍所敗。是為潮州黃岡之役與惠州之役。到七月復有欽廉的發動。前此數月，廉州的三那地方有劉恩裕所統率的萬人會，抗納糧捐，不受勸諭；清吏調兵往剿，會眾被擊散，但清兵退後，會眾復集。欽州的張得清亦聚眾與三那會黨合。清廷派郭人漳、趙聲（趙被江督撤差後乃來粵）兩人各統所部新軍約三四千人往剿。郭為湘人，與黃興相識，趙則已入革命黨；中山因使黃興往說郭，胡毅生往說趙，要他們反戈。郭、趙答以「有真正的革命軍起，便即響應」。於是中山派人往約欽廉抗捐的會黨並各屬團紳，為一致行動；又派萱野長知往日本購運軍械，並在安南召集同志，聘法國退伍軍官多人，一俟軍械運到，即行編為正式革命軍，約計可得二千餘人，以與欽廉團眾及郭、趙所統之新軍相合，當有六七千人，由欽廉進取廣州為根據地，好像很有希望。不料購運軍械的計劃因故失敗，黨軍雖已攻破防城，因軍械不到，轉逼欽州，希望郭人漳響應；郭見黨軍勢力薄弱，又受他軍的牽制，不敢動；黨軍乃進圍靈山，希望趙聲響應，趙見郭不動，亦不敢獨動。清吏復調他兵力剿，黨軍遂敗，餘眾退入十萬大山。是為欽廉防城之役。欽廉失敗後，中山和黃興、胡漢民並法國軍官、安南同志等百數十人，改由安南謀窺廣西。鎮南關附近有一群游勇的團體，勇敢異常，中山派人聯絡，作為攻取鎮南關的先鋒隊，於十月十三日夜突攻鎮南關，奪取鎮南、鎮東、鎮北三炮台，想由此約集前次退入十萬大山的黨眾，會攻龍州。但是十萬大山的黨眾因為道遠不能即到，中山、黃興親領百數十人據守三炮台，與陸榮廷、龍濟光所統的清軍數千人激戰七晝夜，卒以眾寡不敵，退入安南。是為鎮南關之役。中山過諒山時，為清密探所看破，報告清吏，後由清廷與法政府交涉，將中山逐出安南。中山離安南時，乃令黃興再入欽廉，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謀攻河口以圖進取雲南為革命根據地。後黃興率領二百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間，其威名頗為清吏所憚，然卒以無援退出。至戊申年三月，黃明堂攻占河口，清邊防督辦被殺，因收得降卒一部分。滇督錫良大驚，電調重兵圖恢復。後黃興亦到河口，與明堂等力抗清軍。然卒以眾寡不敵，革命軍復失去河口，黃等乃率餘眾六百餘人仍退往安南。是為河口之役。（河口之役據中山所記，謂黃興未到河口，即為安南政府扣留。然據馮自由言，則黃興曾親入軍中參與戰爭，時中山已不在安南。故所記有誤，當從馮說。）河口失敗後，退往安南的黨眾，不為安南法政府所容；法政府將他們送往星加坡（即新加坡），星督說他們是中國的亂民，不許登岸，法郵船停於星埠兩日；後經法政府表白，說他們是中國的革命團體，在河口與清軍交戰時，法政府曾守中立。已認為革命的交戰團體，不能作為亂民看待，星督才准登岸。革命失敗的苦境，可想而知。從此安南也不能作為革命的策源地了。凡與中國密邇的地方，中山都不能自由居住，乃復西遊，以策划進行的事務，托黃興、胡漢民主持。但屢經失敗以來，經費既絀，又得不到相當的根據地，活動暫停，此可算為革命黨最困難的時代。
安慶之役，在丁未年五月後，即徐錫麟之刺殺皖撫恩銘，牽及秋瑾被捕遇難，事雖無成功，影響及於人心頗大。徐錫麟，浙江山陰人，久蓄排滿光復之志，曾在紹興創辦大通學校，與竺紹康、王金髮等相結，聯絡嵊縣會黨首領龍天渠等，謀革命。旋往日本考陸軍，因體格不合，被摒，乃改習警察。歸國後與陶成章、秋瑾、陳伯平、馬宗漢等組織光復會。徐納捐為道員，往安徽候補。恩銘為他的口說所動，命他作巡警處會辦，兼任巡警學堂堂長。暗中布置黨員，謀在安徽發難。因他辦事認真，恩銘很賞識他，不知他是一個革命黨首領。陶成章在浙江聯絡武義、永康、東陽等處會黨，秋瑾則任紹興大通學校校長，與竺紹康、王金髮等部署紹興、嵊縣、仙居等處會黨，編立光復軍，皆與徐有聯絡。忽黨員有在下游某處被捕的，並搜得一名冊，江督因知有革命黨要人集於皖境，電告恩銘防範。恩銘不知黨首即他所賞識的徐道員，反命徐密查。徐恐為恩銘所覺，謀先發，乃於五月二十六日乘巡警學校行畢業禮時，邀請皖省各大吏集於警校，想把他們一網打盡，然後集合軍警起事。結果僅槍殺恩銘，余皆逃散。徐率學生據軍械庫，被防營兵所圍，陳伯平戰死，馬宗漢與徐皆被擒，遇害。浙撫張曾敭得皖電，搜索黨人，浙紳某為秋瑾仇家，因向張曾敭告密，張乃派兵往大通學校，圍捕秋瑾，瑾被害，並株連許多人士。這便是中山所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如徐錫麟……秋瑾是也。」這一役最大的影響，便是滿漢的感情，從此益趨惡化。恩銘為滿人，滿人的大小官僚，因此人人自危，排漢的念頭更深。秋瑾被捕時，並未搜得反叛證據，亦無確切供詞（秋瑾書「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羅織成獄，株連許多無辜，激動大多數人的公憤。主案的人為紹興知府滿人貴福，因此漢人仇恨之念也更加深刻。（貴福的刑幕陳某與會審的山陰縣知縣李某，均以爭此案不平被撤。及省委道員陳翼棟至查閱案卷，亦有責言。浙人因此大嘩。張曾敭不安於浙，求他調，乃移撫江蘇，蘇人拒之；更調山西，晉人又拒之。張知不見容於人，乃乞病。貴福亦以此不自安求調，乃移守安徽之寧國，寧國人亦拒之，遂不知所終。可見此案激動人心之廣。告密的某浙紳，後亦為人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