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六章　維新運動的再起

一　言論界的驕子梁啓超 梁啓超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一個言論運動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時務報》時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並稱。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啓超只能算作康有為的走卒，與徐勤、汪康年、麥孟華輩同在康有為的圈子裡過活。他的思想議論純粹是康的思想議論：康有為假公羊、孟子為護符，他也假公羊、孟子為護符；康有為倡保教尊孔，他也說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為的時代，梁啓超還沒有獨立的位置。戊戌失敗後，康的思想始終沒有一點變化，梁在日本一面作報，一面習日文讀新書，思想言論漸漸地脫離康的羈絆，要立起異來了；丟了公羊、孟子不講，而講盧梭、孟德斯鳩、伯理知理……了；不談保教尊孔，而「論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在日本所辦的報，前後共有三個名目，從戊戌十月到辛丑叫《清議報》，壬寅以後叫《新民叢報》，庚戌以後叫《國風報》。若就他的思想議論在學術上的價值說，自然是後勝於前，但就他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說，卻是在《清議報》和壬寅、癸卯間的《新民叢報》時代。這時代的梁啓超，可算是言論界的驕子；報館雖在日本，影響及於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是非常地大。因為自戊戌政變後，國內新生的言論機關受了摧殘，己庚之間，上海雖有所謂《亞東時報》、《五洲時報》、《中外大事報》等頗倡新說，但當中國晦盲否塞達於極點的時候，不為人所歡迎，旋興旋滅；日本留學界在己庚之頃，也有所謂《譯書匯報》、《國民報》、《開智錄》等的發行，頗能介紹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獨《清議報》繼續至三年余，《新民叢報》的生命更長。這是影響較大的一個原因。其次，梁啓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當時一般言論家所能及，所謂「筆端恆帶情感」，最易激動讀者的心弦。到辛丑年科舉程式改變，廢棄八股，改用策論後，一班應考的秀才、童生們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就變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儘管禁止，國內卻是暢銷無滯；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策，作他的學舌鸚鵡了。這是它影響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這時代所發的議論，大約都是趨重打破現狀的議論；除了對於光緒帝仍舊稱「我皇上」、「我聖主」以外，排滿、革命、破壞、暗殺都視為救時之良藥。（甲辰、乙巳以後，他雖極端反對排滿，但在癸卯以前，排滿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於他的筆端，試通觀《飲冰室文集》可知。）我們試看他壬寅年的《新民叢報》中《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說： ……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群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為習之說也。不寧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為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為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蓰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這種議論，他在甲辰、乙巳以後是斷不肯發出來的。） 他的《清議報》和壬寅、癸卯間的《新民叢報》，確實是運用這種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過在君主立憲，他的論議卻超過了君主立憲的範圍。但是一般讀者（除了政府當局）卻並不「駭」，不惟不「駭」，並且很歡迎。因為經過反動的大苦痛後，有志的知識界都醞釀著打破現狀的潛意識在心裡，有觸即發，遇到那種聲情激越的文字，沒有不投袂而起的。這是它影響較大的又一原因。總上面所述三因，梁啓超在此時期內，便握言論運動界的牛耳。後來嚴復罵他，說他「於道徒見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說他「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僩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為破壞，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又說他與康有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見《學衡》所載嚴幾道與熊純如書）。這種譏評，雖然未免過當，但在戊戌反動以後的五六年間，梁啓超確有喚起青年群趨於打破現狀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敘述維新運動再起的發端，就首先將這位言論運動界的驕子，略述如前。 二　新勢力復活的醞釀 梁啓超在《清議報壹百冊祝辭》里有幾句話說：「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剎那頃，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緊接，面新陳嬗代之時也。」因為拳亂發生於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中國反動的舊勢力發泄到最高度的時候。接著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約》成立）便是新勢力復活的時期到了。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年間（從《辛丑和約》到日俄戰爭）可稱為中國新勢力復活的醞釀時期。此時期與維新運動的初步時期（甲午到戊戌），情勢已大不相同。在前期內，因為中日戰爭把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就無限制地猖獗起來；但是中國大多數人士還只感覺外人的可惡可恨，對於清政府還不敢藐視。自經過拳亂的大禍後，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頗起了一點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變了；對於清朝廷，一面壓迫，卻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國的大多數人士，卻把恨惡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覺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覺清政府的無能。簡言之，就是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掃地無存。這便是此時期與前時期情勢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時期內，中國必須變法已絕對不成問題，絕沒有人反對，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許多懷疑的人。此時期所成為問題的，就是戊戌百日維新變法方式尚可以應付當時的潮流，饜足國人的企望否？我們試把此時期由新勢力所發動的各種事端觀察一下，便可以答覆這個疑問。請分國內與留學界兩個方面觀察： 一、國內 　當唐才常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時，拳亂方始萌芽，未幾，改名為自立會，謀在長江一帶起事。及至六月拳亂大作，北方的名士如嚴復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國救時的名義，運動在滬各省的維新志士，開會於張園，名之曰「國會」。到會的名流有容閎、嚴復、章炳麟、宋恕、吳葆初、張通典、荻保元、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藎、龍澤厚等，共約數百人，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開會的時候，章炳麟當眾把辮髮剪去，表示對於清朝決絕的意思，頗聳動一般人的耳目。其實這種集會，參與的分子很複雜，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極少，大多數的會員不過震於「國會」、「民權」等新說，乘興來會罷了。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軍在漢口失敗，張之洞咨請江督劉坤一查拿「國會」要人，於是與會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頭，並且有許多人逃往海外出國了，這還是庚子年的事。國內新勢力的運動，因此頗受一小挫折。辛丑年一年內，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創設了一個作新社，從事譯著新書，又發行一種《大陸報》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楊廷楝、楊蔭杭等皆屬編著人員）。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謂中國教育會的創立，發起人為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等。恰好在這年，東京留學生與駐日公使蔡鈞發生衝突，吳敬恆被逐回國，國內南洋公學也發生學生全體罷學的風潮；於是就由所謂教育會的人士章、蔡、黃及吳敬恆等主持成立了一個愛國學社，南京陸師學堂復有一部分的退學生如章士釗、何震生、穆湘瑤、胡敦復等，也來加入愛國學社的團體。由此，這個愛國學社就成為革命思想在中國的匯集所，張園便成了革命的演說場，《蘇報》便成了革命的宣傳品。（《蘇報》初為日本人所創，後湖南衡山人陳范，以江西知縣因教案落職來上海，感激時憤，遂承辦是報。陳能隨時勢而進步，主辦是報約四年，是時由章士釗主筆，風行一時。）到癸卯年春間，便有張園反對桂撫王之春的大會（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亂之議）；四月，便有張園的拒俄大會（俄人要求改訂東三省撤兵條約）；閏五月，便有所謂「蘇報案」的發生，章炳麟、鄒容因此入獄，（癸卯年四五月間，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受王之春囑託，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蘇撫立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各領事業經簽名許可，而工部局獨不贊成。上海英文《泰晤士報》著論嘉許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呂海寰指名逮捕者為蔡元培、吳敬恆、陳范、章炳麟、黃宗仰等。西報對於此事記載甚詳，因此被拿者聞之，多向工部局報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別保護。但至閏五月初，蘇撫上海道等稱奉清帝諭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當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愛國學社拘拿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吳、蔡外出，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蘇報》館捕拿陳范。陳亦外去，捕去司賬員程吉甫一名。鄒容聞訊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吳敬恆走倫敦，《蘇報》被封，愛國學社亦解散。）被拘三年。當此案在會審公廨審訊時，清政府所延的律師聲稱：「陳范住三馬路二十號門牌，登報大逆不道，污衊今上。閏月初五，登論界說《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讀＜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交通外人，能得歡心，可使中外子民輕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別要聞，東京留學生捏造上諭。總之，《蘇報》污衊皇上事多，不勝一一指出。中國政府飭拿章炳麟、鄒容，因其大逆不道，謀為不軌。其《革命軍》一書，第一章敘『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滿人而為君；滿人約五萬人，目不識丁者系親王大臣，唱京調者系將軍都統』等語。……」觀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蘇報》的內容，並可知道當時國內新黨的言論聲勢。回溯己亥年，上海愛國志士由經元善、蔡元培所領導的愛國活動，尚以光緒帝的存廢問題為中心，現在竟至呼清帝為「小丑」，可想見思想變動的程度了。愛國學社解散，《蘇報》被封后，蔡元培、吳敬恆等雖皆去國，章士釗、何靡施、張繼、盧和生等，又於本年六月在上海組織一個《國民日日報》，聲勢與《蘇報》相同（該報旋因內部發生問題停刊）。從癸卯到甲辰、乙巳的兩三年間，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蘇報案紀事》、《國民日日報匯編》，章士釗的《盪虜叢書》，劉光漢的《擬書中國民族志》，陳去病的《秘史》、《陸沈叢書》，蘇元瑛的《慘世界》……不下百數十種。革命的思潮，逐漸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黃興等運用會黨馬福益謀在長沙發難的事（後再詳述）；十月有萬福華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漸漸地要隨處表現於行動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紀最初五年間新勢力在國內所表現的事端。 二、留學界 　這時候中國往海外留學的以日本為中心。在己、庚二年間，留日學生雖有所謂《譯書匯編》、《開智錄》、《國民報》等的刊物，但是學生尚不滿百人。到辛丑、壬寅的二年間，中國留日學生驟增至數千人。辛丑年的春間，廣東的留日學生鄭貫一、李自重、馮斯欒、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等，成立了一個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向清政府宣告獨立。留日的粵僑也有加入的，孫中山時居橫濱，極力贊助；中山和粵籍留學生發生密切關係從此始（此時汪精衛、胡漢民尚未到日本）。壬寅年，因各省留學生加多，便在東京神田的駿河台組織留學生會館。開幕的那天，吳祿貞演說，竟把會館比美國費府的「獨立廳」。本年三月，又發起一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發起的宣言由章炳麟所撰，學生報名赴會的數百，擬在上野精養軒舉行。駐日公使蔡鈞得到此種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屆時，被日警干涉，赴會的留學生都憤激而散。幾個月後，又發生與蔡公使衝突的事，原因是吳慕良、蔡鍔想以自費入成城軍校，蔡鈞不肯咨送；湖北留學生監督錢恂和吳汝綸往為關說，都無效；吳敬恆便與孫揆均率同二十餘人強邀吳汝綸同往使署要求，堅持至夜半不肯出署；蔡鈞喚日警將他們拉出，於是留學生連日結隊往使署爭鬧，蔡鈞便嗾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吳敬恆、孫揆均逮捕，押解返國；因此，留學生痛恨清廷的程度，又加高一層。到癸卯年的元旦，留學生千餘人在駿河台會館舉行團拜禮，蔡公使亦到，馬君武、劉成禺等演說滿人吞滅中國的歷史，主張推倒清廷，恢復漢族的主權，滿座鼓掌。清宗室長福起而駁辯，被大眾呵斥，不能成詞；蔡公使亦敢怒而不敢言，僅以開除劉成禺的學籍泄憤。到本年四月，因俄人強占東三省，留學界便發起一個拒俄義勇隊，旋改稱軍國民教育會，舉藍天蔚為隊長，報名者達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後被日政府禁止；眾推鈕永建、楊標二人回國，往說直督袁世凱請出兵拒俄，留學生願作前鋒，袁拒而不見，反有不利於二人的風說，留學界越加憤恨。到本年冬間，便有革命軍事學校的秘密組織，因為當時只有政府派送的官費生可入軍校，凡有革命嫌疑的，都得不到入軍校的機會。孫中山有一位日本朋友日野少佐，是一個軍事家，恰好此時中山由安南返日，留學界有革命思想的人，共往就商學習軍事的問題，便由中山商請日野主持，在東京青山附近秘密組織軍事學校，開校約及五月，因故解散。從癸卯到甲辰、乙巳的兩三年間，日本留學界的革命書報，如《湖北學生界》、《漢聲》、《江蘇》、《浙江潮》、《遊學譯編》、《新湖南》、《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漢幟》、《太平天國戰史》、《二十世紀之支那》……好比雨後的春筍，陸續湧出。黃興、楊篤生、陳天華等所組織的華興會，也是甲辰年春間在日本成立的。至於歐洲留學界，據吳敬恆說：「戊戌以前甚少，因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三十人皆派於光緒初年，歐洲再有留學生，自一九〇二年（壬寅）始，恆於一九〇三年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聞法、比、德皆有湖北派往之學生。」但此時歐洲留學生雖少，革命的思潮也已經發生。中山說：「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十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湯薌銘在巴黎割中山的皮包，偷取革命黨名冊，向駐法公使孫寶琦自首的故事，就在此時發生。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紀最初五年間新勢力在海外留學界表現的形態。 總括上面兩段所記的情事，我們可以答說：戊戌百日維新的變法方式決不可以應付此時的潮流、滿足國人的企望了。但是清政府在此時代內的設施卻何如呢？ 三　清政府遮羞的變法及主持的人物 有位扈從西太后和光緒帝出走的某官，後來向人說：「西後自出險後，恆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為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後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顙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太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這段故事可見西太后當時，就是對於光緒帝，也現出一種羞愧不能掩蓋的樣子，何況對於國人，對於外國人。因此在出走的途中便下詔罪己，下詔求直言；在庚子年的十二月，便在西安下詔變法；到辛丑年三月，又命設立「督辦政務處」，為籌辦新政的機關，仿佛真是要變法了。外國人聽到這種消息，說這是以巨額的代價增加了一層見識，然其實在西太后，與其說是增加了若干見識因而變法，還不如說是她的老面孔羞愧得無以對人，故假變法的各種詔旨來遮一遮羞。那個新設的督辦政務處不過是軍機處的駢枝機關，並無什麼新政可辦。試把辛丑以來五年間所謂新政，分別列舉如下： 一、裁汰各衙門胥吏差役（辛丑四月）。 二、停止捐納實官（辛丑七月）。 三、歸併詹事府於翰林院，復命裁撤河東河道總督缺（壬寅正月）。 四、裁撤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缺（甲辰十一月）。 五、裁撤廣東巡撫缺（乙巳六月）。 上列各項是五年間除舊的新政。 六、設立督辦政務處（辛丑三月）。 七、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辛丑六月，從列強的要求而改的）。 八、設立商部，將路礦總局裁併（癸卯七月）。 九、設立練兵處（癸卯十一月）。 十、設立巡警部（乙巳九月）。 十一、設立學部（乙巳十一月）。 上列各項是五年間新設的機關。 十二、命各省綠營防勇，限於本年內裁去十分之二三（辛丑七月）。 十三、命各省籌設武備學堂（辛丑七月）。 十四、復命將各省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巡警等軍（辛丑七月）。 十五、命鐵良會同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癸卯五月）。 十六、設立練兵處命奕劻等管理（癸卯十一月）。 十七、在河間舉行秋操，命袁世凱、鐵良為閱兵大臣（乙巳九月）。 上列各項是五年間關於軍事的新政。 十八、復開經濟特科（辛丑四月）。 十九、命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學（辛丑四月）。 二十、命出使大臣訪察遊學生咨送回華聽候錄用（辛丑五月）。 二一、命自明年為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准用八股文程式，並停止武生童及武科鄉會試（辛丑七月）。 二二、復命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辛丑八月）。 二三、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辛丑八月）。 二四、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凡由學堂畢業考取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辛丑十月）。 二五、復命各省選擇學生派往西洋各國講求專門學業（壬寅九月）。 二六、命自明年會試為始，凡授職修撰、編修及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壬寅十一月）。 二七、頒布學堂章程（癸卯十一月）。 二八、考試出洋歸國學生，自是每歲考試留學以為常（乙巳六月）。 二九、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乙巳七月）。 上列各項是五年間關於學校選舉的新政。 三十、准滿漢通婚。 上面所列舉的共計三十事，比較戊戌百日維新所舉的條目，仿佛很多了，但是實際並沒有超出百日維新的範圍，不過把百日的時間延長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幾次頒下罷了（例如戊戌的裁汰冗官令）。其有超出戊戌維新的範圍的，都是百日以內想作而尚未作的。關於軍政的事項，並且是在甲午以前已經李鴻章辦過了的。五年以內所行的新政，實際不過「廢科舉，設學校，派遊學」九個字；在國民觀感上稍稍發生一點實際的影響的，也不過是這九個字。（但是辛、壬二年間，日本驟增的數千中國留學生，由政府派出的不過十分之二三。）關於准滿漢通婚的一項，戊戌年康有為曾經極力主張，不能實行，現在公然准行，算是清當局極開通的表示；但是表示太遲了，現在已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了。並且一面表示融和滿漢，一面更處處防備漢人，稍微重要的機關，不是把滿人壓在漢人頭上，便是滿漢對立；例如那個新設的督辦政務處六大臣，依然是滿三漢三；（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實權操於榮祿。劉坤一、張之洞以督撫遙為參預，有名無實。李鴻章去世後，以袁世凱補授直督，亦參預政務處。）新改的外務部，用奕劻作總理，站在漢人的會辦大臣上面；新設的練兵處，也用奕劻管理；京旗練兵事宜用鐵良會同袁世凱辦理，閱兵也用袁、鐵會辦；就是一個京師大學堂，都要用榮慶會同張百熙管理。防制漢人如此的嚴密，那種准許滿漢通婚的命令，安能發生融和滿漢的效力呢？ 就這時期當局的人物觀察，反動派的首領剛毅在扈從出走的當中恚憤死了，端王載漪依列強的命令處罰充軍去了；政府的中樞勢力，就全在奕劻和榮祿手中。奕劻留京，與李鴻章辦理議和事務，榮祿從駕在西安，故榮祿的勢力尤重；最初所下的遮羞變法詔旨和設立督辦政務處的辦法，都是由榮祿所主持的。督撫中的重要人物，要算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十四人。但李鴻章北上以後，圍困在外交問題的難關中，於其他變法的計劃，無暇籌及，及至和約略成便辭世了。最初實際變法的動議，是出於劉坤一和張之洞的三折（即當時所謂「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所以在辛丑八月特頒的懿旨，有所謂「責成中外臣工，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並將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隨時摘要舉辦」的話。原來五年間的新政，辦到「廢科舉，設學校，派遊學」九個字的實際，還是依照劉、張會奏所提出「整頓中法以行西法」的綱領而來的。及至李鴻章辭世，袁世凱繼任直督，劉坤一亦於壬寅年九月辭世，督撫中便以袁世凱、張之洞二人為柱石。榮祿於癸卯年三月去世，親貴中便以奕劻為柱石。袁世凱從前結托榮祿，以邀西太后的眷顧；榮祿死後，便極力結托奕劻以圖西太后的信任，他又居在密邇畿輔的直督的地位，於是奕劻、袁世凱便成了當時的內外兩大柱石，而張之洞尚不能及。奕劻依違戀權同於榮祿，能力、知識尚不及榮祿，而貪污則過之；張之洞比較袁世凱多一點故紙堆中的知識，能力、手腕卻不如袁，但他迎合取巧的心理也不讓於袁，不過地位不若袁的重要，又帶幾分書呆子見識；以論操縱當時時局，袁世凱要算是最重要的人物，可惜他還是讀書太少，所模擬的唯一人物還不過是李鴻章，而個人的人格修養又不及。這五年間的新政辦到前面所舉九個字的實際，他固與有贊助之力（科舉的廢止，最後是由袁世凱與張之洞的會奏而實行的），但他所最注意的事項還是籌款練兵，與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任內所注重的無異。前面所舉關於軍事的新政，要算是他的成績了。北洋軍閥的基礎勢力在此五年內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滿人對於他的疑忌，漸漸見端了，鐵良漸漸地要露頭角了。 四　日俄戰爭與立憲的動機 在清政府從容的變法期間，帝國主義者的進攻是不若他們那麼從容的；他們方在從容不迫的「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帝國主義者要借中國領土東北的一隅作戰場了；震動一時的日俄戰爭，適於此時期之末（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發生。日俄戰爭第一個遠因即由於甲午中日戰爭，第二個遠因即由於庚子的拳亂之役：中日《馬關條約》本已將遼東半島割讓於日本了，因李鴻章利用俄國協同德法壓迫日本退還，日本已蓄報復之意；及至拳亂當中，俄國乘隙出兵占領東三省，有不肯退出的意思，並且想進圖朝鮮，日本便積極準備作戰。到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間即以關於東三省及朝鮮問題的談判破裂，正式宣戰。戰爭的期間延長至一年零四個月，日軍節節勝利；到一九〇五年五月底，俄國波羅的海海軍艦隊也全軍覆沒了，於是這個震動一時的大戰爭方告終結。這次戰爭，關於東西黃白兩人種的屈伸自然有很大的影響；就是在政治主義上也使人對於立憲自由，增加一層新信仰。日本的立憲政治，雖然還不曾得到真正民權自由，但是它施行欽定憲法沒有多年，便以區區三島打敗一個龐大專制的中國，再過十年，又打敗一個龐大專任的俄國；於是大家相信「立憲」兩字，是確有強國的效力了；仿佛一紙憲法便可抵百萬雄兵，中日與日俄的兩次戰爭便是最明白的證據。在戊戌以前還有人說： 今人動言日本變法，驟致富強，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愛民之中國耳。向使以區區三島，抗行於窮兵黷武之俄法間，吾知成敗之數且有不可逆睹者矣。又使中國雖敗，而陸戰持久終不言和，則勝敗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誰手矣。（見《郎園書札》） 意思是說：「日本戰勝中國，不是因變法戰勝的，假若它和俄國或法國戰也能取勝，我就相信變法的效力了。」現在公然戰勝俄國了，於是反對變法立憲的人也沒得話說了。俄國的人民也暴動起來了，俄國的政府也有立憲的表示了，中國還可獨居為專制國麼？當日俄和議尚未成立的時候，江蘇的新黨名士張謇便作書去慫恿袁世凱，要他主張立憲，書中說： ……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戚之誼。顧亦知國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變政體而為揖讓救焚之迂圖無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即下走自問志氣，亦必不在諸人下也。…… 袁世凱對於張謇的話，頗有感動。孫寶琦在駐法公使任內，也以立憲的意思向政府奏請。國內南部的老新黨名士，大部分都受了梁啓超的言論影響，此倡彼和，於是二三疆吏也相率建議立憲；中樞諸親貴，也知道立憲兩字是無可反對的了。西太后緊緊地握著政權在手，就是對於自己的兒子、侄子，正正堂堂坐在皇位上的，尚不肯分讓一點實權給他，何況對於人民呢！於是用「今茲未能，請輕之，月攘一雞」的方法來延搪，說：你們說立憲真可以強國麼！好，我就派人往立憲各國去考察一考察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六七月，便有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諭旨。這是表示要立憲的意思。但是政府表示要立憲，一部分的國民卻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憲法了；不惟不願意接受，並且還要反對。那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便被吳樾的炸彈嚇退兩個（徐世昌、紹英遇炸後，不果行，後改派尚其亨、李盛鐸）。吳樾的炸彈，便是國民不承認清廷偽立憲的表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