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五章 維新運動的反動
一 反動勢力的解剖
從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秋間到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夏間，可稱為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反動的事實，以所謂「戊戌政變」開幕，以義和團大鬧北京收場。但是我們要認識這次反動真正的內容，非先將當時的反動勢力，略為解剖一下不可。因為這種反動勢力，內容並不單純，原因也不只一端。就勢力的構成來說，上自西太后，下至小百姓，都包括在內，約略分之為三：
一、握有重權的親貴（利用「拳匪」排外的人）；
二、一般士大夫階級（鼓吹「拳匪」排外的人）；
三、失業的群眾（「拳匪」）。
這三種人，雖然同含在這種勢力以內，但就他們反動的心理上或精神上來解剖，卻不盡相同；有彼此一致的處所，有所謀各殊的處所；也有可原恕的處所，有全不可原恕的處所。現在請就他們反動的心理上分別敘述：
一、民族的自尊 大凡個人在社會裡面，不願自居於劣等的地位，一個民族在民族團體裡面，也沒有自願居於劣等民族的位置的，何況中國民族幾千年來常常是居於優秀地位的呢？甲午以後，一部分醒悟的人士，固然知道現在所遇的外族不是往時的外族可比，但在大多數拘於舊歷史觀念的人，卻以為現在的碧眼赤須兒，仍不過是往時匈奴、契丹、吐蕃、回紇等的一例，雖然一時在武力上受了逼迫，終久是要受我們的聖教感化的；一般新進之士不盡力宣揚自己的聖教去「用夏變夷」，反而自「變於夷」，這是何等可恥的事。我們試看葉德輝《與皮鹿門書》的書說：
……近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昨讀世兄歌辭（時皮鹿門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旁」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為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東南，中國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為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為黃種，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異教之為聖教澌滅者不可殫述。即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憑陵宋室，可謂至極，今三國之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移默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
葉氏與人書還有一段說：
……夫強鄰逼處，勢力之口亦烏足憑。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驢鳴狗吠，詎曰知時。蠶食鯨吞，無非肉弱。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國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問之此心，天良胡在。……
我們現在看他這種解釋「中國」兩字的妙論，什麼「五行之位首東南」，「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中國人是黃種，便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真是要笑脫牙齒。但這種自尊自大的口吻，確足代表當時一般人的心理；義和團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與這種「五行之位首東南」、「五色黃屬土」，思想淵源上也是一貫的；義和團的首領曹福田說「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敕命」，與這種「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的見解，也沒有多大區別的。御史徐道焜上奏說：「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兵當盡滅。」御史陳嘉言說：「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說：「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由有知識的士大夫階級到無知識的群眾，都認中國人是天地神明特別重視的一種人，縱然受屈一時，天地神明必維持它永久尊貴的地位。這種心理，從壞的方面說，自然是愚蠢可憐之極；但從好的方面說，即所謂「民族的自尊」，卻是民族立國的一種要件，愚蠢中尚有幾分可以原諒。
二、公共的積憤 這種積憤的心理，是根於自尊而來的，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繼之以德取膠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國暴力的壓迫，雖以神明華貴的民族，對於這種壓迫卻是無可如何；加以當時的基督教徒驕橫、跋扈，動輒恃其後面的帝國主義勢力，干涉中國的民政；所謂數十年的積憤，上下鬱勃，無可發泄。我們試看下列兩段拳亂中的故事就可以知道：
……聯軍既破京津來保定，廷雍（本直隸臬司，時升藩司，護理直督，率領拳匪仇殺西教士及言新學者）方護督，遂被執，並及保紳。各軍公訊，雍云：「保紳夙從令，可釋，若焚殺汝人，皆我也。」叩以何為？雍曰：「道光以還，汝曹欺我太甚，倘得勢，孰不報汝，今至此斧鉞由汝，問何為。」遂見殺，今地方人尚多哀之。（見酬鳴《書＜庚子國變記＞後》）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惡新學如仇。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而出。……拳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拳匪首領之稱）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只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兩個人的聲口，已很足表示當時積憤的心理；還有郎中左紹佐請戮郭崇燾之屍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鑒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予議恤。他們以為中國累次屈辱，都由於郭、曾這輩人賣國，現在非把多年的積憤大大地發泄一番不可。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後，外國的經濟勢力侵入，中國固有的舊式工業受了壓迫，失業的人漸次增多；加以累次對內對外的用兵，因軍費賠款、橫徵暴斂而生出來的負擔加重，軍事完結後，兵勇的解散，潰卒的流亡；並且自光緒即位以來二十餘年間，沒有一年不被天災，或大水，或大旱，或河決，北方幾省尤甚（試參看文明書局出版的《清史紀事本末·光緒入繼》一篇可知）：皆足以擴大失業人民的數量。概括言之，就是民眾的生活上受了壓迫（即所謂經濟的壓迫），社會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現象來。但是這種經濟的壓迫，上面所舉三種人的第一種（握有權位的親貴），自然是不會感覺的；就是第二種（一般士大夫階級），感覺得也很少。第三種所謂失業的群眾，本是由經濟壓迫所產生，對於這種壓迫，自然特別感覺痛苦。但是他們只知自己的生活無所依靠，卻並不知他們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們很籠統的思維，以為使得我們窮困都是由於中國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於洋人的欺負。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泄漏了；設教堂，把我們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們一天窮困一天。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窮困，非把一切洋人驅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講洋學的人都是漢奸，也非一律殺掉不可。他們把一切的害惡，籠統歸納到「洋教」兩個字上面。但是看見洋人的兵艦槍炮卻著實利害，於是想到「封神」、「西遊」在戲台上所表顯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幾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數的奸猾者藉以哄騙多數，漸至彼此互相哄騙，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騙自己。這便是所謂群眾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為借神力以排外。從德國奪取膠州灣後一年半間，山東一省鬧出來的路、礦、教三項外交案，共達一千餘件；從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幾個月間，拳民的聚積達若干萬人，都是由這種群眾心理結合而成的。
四、政爭的陰謀 自戊戌變政以來，西太后痛恨光緒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謀得政權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樣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於外國人的救護（康之脫險，由上海英領事的救護，見梁啓超《記南海先生脫險事》；梁之出險，由日本大島兵艦之保護）。後來康梁在外國倡立保皇會，外國人不惟不加以干涉，並且還予以保護，於是由恨康梁之心，而遷怒到外國人身上去了。羅惇曧的《拳變餘聞》上述說：「剛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啓超《清議報》進於孝欽後，後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仇，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後又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於李鴻章以廢立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後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又說：「載漪自以將為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適義和團以滅洋為職，乃大喜。……」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說：「義和團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猝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以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載漪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可見，西太后和一班親貴的反動心理，又別有所在。
上述四種反動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階級和一般群眾所同具的，可命之為國民的心理，第四種是政府當局獨具的心理，合起來遂構成一種大大的反動勢力。反動雖同，所要求的卻不同。國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問了。
二 反動的演進——己亥建儲與庚子拳亂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臨朝訓政，為反動的開始。一方面排除所謂新黨，除前章所記捕拿康梁，殺戮六君子，謫戍張蔭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與維新有關係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撫陳寶箴、尚書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親信剛毅、榮祿、啟秀等以次入軍機，實授裕祿以直隸總督。北洋各軍，向由直督節制指揮，榮祿既由直督召入軍機，仍舊節制北洋各軍，僅以裕祿為幫辦：這是西太后鞏固樞府實權的辦法。於是將前百日所舉辦的所謂新政，在一個月內，一律翻過來：
一、命京內詹事府等飯碗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
二、復設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河道總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書院改設學校之舉；
四、命各項考試仍用八股文、試帖、經文策問；
五、停止經濟特科；
六、廢農工商局；
七、廢官報局；
八、禁止士民上書言事；
九、禁止結會；
十、禁止報館，嚴拿主筆。
總括一句話，就是一切仍舊。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撫曾鑠，奏請變通成例，先後被人參劾，說他「擅請變法，莠言亂政」，就賞他一個「革職永不敘用」。從此沒一個人敢言及「新政」兩個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親信的後黨心裡，還有一個不曾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光緒帝的皇位。從戊戌秋到庚子夏，兩年的反動期間，所日夜經營不能放過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八月政變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閱兵藉行廢立的計劃。及政變起後，光緒帝已幽於瀛台，兵也不用閱了，光緒帝病重的謠言也散布滿了，要廢就可以廢了。但是老於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內輕之勢已成，雖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軍事權，卻不知南方各省督撫的意思如何，因令軍機處密電南方各督撫，探詢意旨。不料遇著一位不辨風色的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出什麼「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個字來，把他們的計劃頓挫了，光緒帝有名無實的皇位又暫時保住了（這是戊戌冬間的事）。
到己亥年冬間，西太后和剛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這個保皇的目標更換終究是禍。榮祿比較慎重一點。有一位被西太后極敬重的老理學家徐桐，和啟秀、崇綺很明了太后的意旨，於是這個問題又發動了。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說：「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尚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為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崇、徐、啟）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閽者勿納客；二公至，閽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防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嗣，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尚書於儀鑾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儁為大阿哥也。……」這便是所謂「己亥建儲」的由來。這次的動作，依榮祿的計劃，算是很慎重了；怕劉坤一又行反對，就預先命他來京陛見，以鹿傳霖署理兩江總督，這就是「調虎離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劉回兩江）。李鴻章這時候很失勢，是不反對的，就命他去作兩廣總督；因為康梁在海外聯絡華僑倡保皇，華僑多粵籍，恐怕廣東出甚變故，所以要李去鎮壓。這種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著一些什麼志士經元善、蔡元培等聯絡紳商千餘人電爭；海外華僑數十萬人也相繼電爭；大阿哥雖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還要再等機會。實際上，他們對於這些反對的電報也並不十分怕，他們所不敢即行的原故，還是不明了外國人的意旨。於是使人諷令外國公使入賀；假使外國公使對於立大阿哥的事肯來道賀，便是贊成廢立了。但是外國公使卻置之不理，於是他們憤極了，非借重八卦教的義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義和拳遠源起於嘉慶時，現在不必詳敘。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賢，其次廷雍、裕祿，其次剛毅、載漪而達於西太后。李秉衡、毓賢、廷雍的行動是代表前節所謂國民心理的，剛毅、載漪、裕祿的行動是代表前節所謂政府心理的。光緒乙未，李秉衡作山東巡撫，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很獎許他們；丁酉十月，大刀會殺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據膠州灣的導源），因德人的要求，將秉衡革職。毓賢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親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東巡撫，循秉衡的舊規，獎勵大刀會；「匪」首朱紅燈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的旗號，毓賢出示改為「義和團」。「匪」樹毓字旗，殺教民，焚教堂。因為法國公使的責問，乃召毓賢入京，命袁世凱為山東巡撫。袁世凱力剿，把朱紅燈捕獲殺了，山東的拳黨就轉入直隸去了。毓賢在山西嘗向他的僚屬說：「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鑒帥（李秉衡），其一我也。」這是很確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吳橋令勞乃宣嚴禁傳習，並上書建議督署。總督裕祿以勞書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傑。傑惡勞不先白司，廷雍則已暗與「拳匪」聯為一氣，因此將勞乃宣的建議置之不理。不久，裕祿也讚許了拳團；到三四月間，拳亂就蔓延直省各縣了。這是廷雍和裕祿在直隸養成拳亂的初步。毓賢前由山東入京後，向端王載漪（大阿哥的父親）、大學士剛毅等誇說義和團如何的忠勇可靠，載漪、剛毅就很歡喜地據以入告西太后（毓賢因此得授山西巡撫）。及至「拳匪」在直屬各處肆行焚殺教堂教民時，西太后一面嚴諭拿辦，一面命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實並不是命他們去解散，而是命他們去察看這種「義民」的情形的。舒翹看見這些義民都是市井無賴，知道他們不足用，但是不敢違背太后的意向，就報告太后，說他們真是很可靠的義民。剛毅不惟說他們可用，並且和載漪等把這些義民引導到北京來了。這便是義和團入北京的由來。
拳民入京後，政府應付的經過，惲毓鼎的記述最為可靠，因為他是當時參與御前四次會議的人，現在把他的記述附錄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館書記杉山於馬家埠；日日殺教民，株連無辜。二十日，復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其時使館街西兵，環甲實槍，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皆跪於檻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樞臣禮親王世鐸、榮祿、王文韶、趙舒翹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諸臣皆面南，剛毅則出京察看未歸。既跪行一叩禮，上首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後，與毓鼎相接，默謂毓鼎，適在提督董福祥許，董自任可驅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聞。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伸大指厲聲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懾，不能畢其詞。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衰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后又曰：「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說，將何以處之？爾等有何見識？各據所見，從速奏來。」群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剿，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而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奏曰：「臣等尚有書。」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剿，但誅數人，大事即定。張閩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辦。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臣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毓鼎復言：「風聞驚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一舉足，天下動搖矣。」太后力辯無此說。四臣遂起，太后於祖謀之出，猶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復傳急詔入見，申刻召對儀鸞殿。上先詰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尚書徐用儀。用儀奏辦，語細不可聞，惟聞上厲聲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隨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錢糧；一、代掌天下兵權。……今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烈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群臣咸頓首曰：「臣等願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雲照會有四條，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其時載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戰，語尤激昂。太后復高聲諭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復叩首言：「臣等同心報國。」……於是立命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者，可即下旗歸國。立山以非總理衙門辭。上曰：「去歲各國使臣，瞻仰頤和園，非汝為之接待乎，今日事急，乃畏難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當往，不敢往亦當往。」三臣先出，即諭榮祿以武衛軍備戰守；復諭曰：「徐用儀等身入險地，可派兵遙護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會質之譯署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言北洋督臣裕祿實傳之，然亦無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雲有機密事告急；既見，以四條進；榮相繞屋行，徬徨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一說由載漪命軍機章京連文中偽造）。故二十五日宣戰詔，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復傳入見，籌議和戰，少頃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見於儀鸞殿，太后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往告各國使臣，限二十四點鐘內出京，派兵護行。上雅不願輕開釁端，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勿誤事。」
侍郎聯元諫曰：「法蘭西為傳教國，釁亦啟自法，即戰，只能讎法，斷無結怨十一國之理。果若是，國危矣。」言且泣，額汗如珠，聞有與辯者。即派載瀾等加意扞衛宮牆，備不虞……諸臣皆退。旋傳諭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見。次晨，俱集瀛秀門外。使臣來照會，要慶、端二王往議。召二王及樞臣先入見。剛毅適還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譯署復使臣曰：「有言但以書來，二王不能往也。」須臾樞臣下，傳旨撤全起（內呼召見曰「叫起」），蓋戰議成，無事啟謀矣。是為庚子御前四次大會議。方事之興，廟謨蓋已預定。特藉盈廷集議，一以為左證，一以備分謗。始也端王主之，西朝聽之；厥後勢寖熾，雖西朝亦無可如何。親昵如立山，視其駢誅，莫能阻也。當宣戰之日，固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風怪雨，不轉瞬而月星明概，雖割地以贖前愆，亦所不惜，無如一勝之不可幸邀也。
五月二十五日，發出宣戰的詔旨（外省督撫多未宣布），但是直到七月二十日，共計約近兩月，董福祥的甘軍和若干萬的義民，拿著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八寶法物，僅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竟不能攻破東交民巷的公使館；而聯軍陷大沽，陷天津，陷北京；西太后逼著光緒皇帝同往西北，領略山水風景去了。（西太后至雁門語帝曰：「此次出京，得觀世界，亦一樂也。」）反動的大活劇，至此閉幕，此後便是《辛丑條約》的悲劇。
在這一幕反動活劇的當中，魯、粵、江、鄂四督撫袁世凱、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四人，頗能盡力保持東南沿海、沿江各省的秩序。袁世凱常對他的幕僚誇說：「此次變亂，各督撫中，若無我輩四人搘拄，國事尚可問乎？」他們對於五月二十五日的亂命，相約不理，一面向榮祿電謀救濟，一面與各國領事及駐外各使設法疏解，把亂事限拘在直省一隅，頗費了一點苦心。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榮祿（剛、漪諸人不足責）。李鴻章電某督撫說：「榮擁兵數萬，當無坐視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來北洋的軍權完全在他手裡，他既在軍機，又是西太后所親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釁不可妄開，假使當拳亂蔓延到直境的時候，便和袁世凱一樣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違取寵」的一個念頭，把他制住了。直到禍延肘腋，還是用依違的手段。我們看後來董福祥罵他的書便知，書中說：「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並。然私懷無訴，能不憤極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行，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努力，排眾謗，以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總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撫囑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體大，猶尚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祥猶以殺使臣為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但是榮祿向江督劉坤一電告，卻又說：「……以一弱國而抵各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館開炮，一面向人說「兩國相戰，不罪使臣」。這種依違取巧的罪惡，實萬倍於剛、漪諸人。所以這一回的亂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
三 反動期中革命黨與保皇黨的離合運動
中山自傳說：「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為尤甚。……」他所謂「革命最艱難困苦」的真相怎麼樣，恐怕一般人還不易知道，我們須知道在庚子以前，中山革命唯一的地盤基礎，在國外是華僑，在國內是會黨。所謂士大夫讀書階級，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維新派的地盤基礎。戊戌以前，康梁有了士大夫階級的地盤，對於國外華僑及會黨尚不過問。及至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居海外，把固有的地盤完全失了，要想活動無所憑藉，於是非利用向不過問的地盤，即華僑和會黨不可了。於是由中山歷年經營所得僅有的地盤，被康梁奪取一大部分去了。這是由維新反動所生出來的結果，便是「革命最艱難困苦」的真相。現在把這種侵奪地盤的事實，略略敘述幾件：
興中會在海外的分會，除檀香山外，以日本橫濱為中心。中山自乙未失敗後，常把橫濱作二次活動的策源地。當時橫濱會員約百餘人，多屬著名僑商。丙申冬，鄺汝盤、馮鏡如等組織一個教育華僑子弟的學校，想到中國來聘請教員，與中山商量。中山因為興中會員都是實際活動的人，不暇從事教育，以為康梁請求變法，可算是救國的同志，並且康講學多年，門徒很多，於是就寫一封介紹信給康，叫鄺汝盤持信往滬，與康面商，並且將校名定為「中西學校」。鄺到上海晤康後，康就薦徐勤、陳默庵、湯覺頓等往任教務，並說「中西」二字不雅，更名「大同」，替他們親寫「大同學校」四字的校牌。徐勤到了日本，時與中山會面，也相互引為同志，但是徐勤等因為占得學校的地位，常與各僑商往來，慢慢地把僑商拉到他們手裡去了。戊戌八月後，康梁亡命到日本，中山以為同是為國事而失敗之人，親去見康，康以帝師自任，恐怕與革黨首領往還，於將來的活動有礙，託故不見。不久，橫濱就有保皇會出現，僑商的興中會員大半跑到保皇黨會裡面去了；大同學校並發現「不許孫文到校」的標語了。這是保皇會在橫濱侵奪革命黨地盤的故事。
梁啓超那時候卻不如康有為的矜持，與中山往來很密，並且表示贊成革命；中山也相信他。梁又曾與興中會員陳少白商議兩黨合併的辦法，後來推陳少白和徐勤起草聯合章程。但是徐勤、麥孟華暗中反對，寫信給康有為（此時康已赴新加坡）說：「卓如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救解不可。」康得信大怒，立派人攜款赴日促梁即赴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梁在日本起程赴檀時，約中山共商國事，還是說兩黨一定合作。因檀島為興中會發源地，托中山作書介紹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便作書介紹於其兄德彰及其他親友。梁到檀後，拿介紹書去會僑商李昌、鄭金、何寬、卓海諸人，很受歡迎；又到茂宜島去訪德彰，德彰更優待他，並且把兒子托他帶往日本去讀書。梁在檀幾個月，漸漸倡議組織保皇黨，向各僑商說，名為保皇，實即革命。僑商因為他是中山介紹來的，也就相信他，並且捐集巨款（作後來漢口起事之用）。後來中山得知，作書責梁失信，但已無可如何了，於是檀島的興中會員也大半變作保皇會員了。這是保皇會在檀島侵奪革命地盤的故事。
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時，認識了唐才常、林圭（號述唐）。唐才常又是譚嗣同和畢永年（長沙人）的至友，譚嗣同遇害後，唐才常異常憤恨，想乘機起事。此時畢永年已往日本，得交中山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畢與湘鄂會黨首領很有往來，中山因派平山隨畢赴湘，聯絡會黨，出入湘鄂好幾次。唐才常因為要與康梁商議起事的計劃，也於己亥年往日本去，畢永年便介紹他去見中山，籌劃長江各省與閩粵合作起事的辦法。林圭在湖南時也與會黨頭目很有往來，己亥年也到了日本，在高等大同學校讀書。此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通共不過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約莫也有一小半了，如蔡鍔、吳祿貞、秦力山、戢翼翬、藜科、傅慈祥……不必列舉。平心而論，畢、林、唐和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學生，這時候對於清朝都沒有什麼顧惜，並且都有點厭惡了，就是梁啓超也是一樣的。不過厭惡的程度有深淺，而梁因康有為的關係，又受了光緒帝的知遇，就不能不站在保皇黨的旗幟下面。與梁親近一點的如唐才常、林圭、秦力山輩，也不便過於與梁立異。畢永年很想把唐才常拉到中山的旗幟下面去，而康梁把唐當作他們的徐敬業。唐左右為難，經畢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歸」之約，於是在己亥冬間，由唐、林率領秦力山等留學生共二十餘人回國，在湘鄂長江一帶謀大舉。由日本出發時，梁啓超、戢翼翬等在紅葉館設宴送別，中山和陳少白、平山、宮崎都在座。林圭於啟程前，並親往中山處作別，由中山作書介紹於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後來林圭在漢口很得容的助力）。這便是庚子七月唐才常在漢口謀起事的先聲。唐、林等到了上海，便在上海秘密發起一個正氣會（後改為自立會），作運動的機關。林圭便往漢口上游招納會黨，散放富有票，畢永年也招納會黨，派往香港、廣東方面去。但是唐才常所訂正氣會章程的序文中有「非我種類，其心必異」的話，又有「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話，這本是他周旋兩派不得已的辦法，不過太自相矛盾了。畢永年因此很不以唐的辦法為然，與唐力爭，勸他斷絕康梁的關係。此時，唐不惟不忍與康梁立異，並且辦事的經費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濟，實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與畢相持，辯論至一晝夜，不得結果，畢大失望。不久，畢所招集派赴香港的會黨頭目李雲彪、楊洪鈞、張堯卿、李堃、師襄等，為康有為的金錢所誘，也舍卻興中會而投往唐的旗下。畢受種種刺激，憤而削髮為僧（改名釋悟玄，初往浙江普陀山，後又改名普航，中山謀起義於惠州時，彼又在香港活動相助，惠州之役失敗後，遂入羅浮山化去）。這雖不算是保皇黨奪取革命黨的固有地盤，頗有兩派互爭地盤的樣子，若就利用會黨一點說，是保皇黨開初第一回。假使沒有百日維新的失敗，便沒有這回事了。（對於上列各事，可參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述三件，都是反動期中發生的事故，後來革命黨與立憲黨的不相容，在此時期內已暴露著一點形跡出來了。
當唐才常、林圭在長江一帶預備舉事的時候，中山和興中會的同志也預備在廣東方面起事。到庚子夏初，義和團的事件發生，兩方面都認為是起事的最好機會，積極進行；廣東方面因有閏八月惠州之役，長江方面有七月漢口和大通之役。惠州之役，革命黨以寡敵眾，很打了幾回勝仗，因為外交方面情勢中變，中山潛入內地及武器接濟的計劃不成功，終歸失敗，犧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史堅如在廣州謀炸粵督德壽（與惠州之役有關），亦失敗而死義。長江方面，唐、林在漢口，秦力山在大通，還有安慶、新堤、常德各處的布置，本約定七月十五日各處同時起事（林圭並曾作長函托容星橋轉達中山約在廣東同起），因康梁匯款不到，再三展期，而大通方面，於七月十三日已被政府察覺，十五日單獨舉事，自然失敗；漢口方面，則以候款之故，延至二十七日，總機關被張之洞破獲，唐、林以下同時被逮殉難者共二十人，常德、新堤、安慶各處自然同歸消滅。這是利用會黨，謀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此後找不到第二個徐敬業，除了在《新民叢報》上恭維光緒帝幾句空話以外，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機會，也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氣了。但是革命黨的身價卻因此抬高了一級。粵督德壽對於史堅如和惠州之役發布的告示和奏摺，雖然在孫文的「文」字上仍舊加上三點水作「汶」，卻把孫和康梁並稱，什麼「無非因康、梁、孫汶各逆從中煽惑」，什麼「康、孫各逆勾結土匪」，把廣東方面的事也牽到保皇黨身上去，對於康梁未免冤屈了一點，但是把「紅眼睛綠眉毛」的孫，公然放在「帝師」一列，卻承他過於抬舉了。中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這是實情。因為清廷的罪惡，現在已為多數人所公認。就是唐、林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過借旗號罷了。唐、林失敗，給予青年知識階級一種很強烈的刺激，從此借用「保皇」兩字作旗號的人，反漸漸地減少了。這可算是由反動產出來的結果。
四 反動與袁世凱的幸運——北洋軍閥基礎的成立
北洋軍閥勢力，在最近幾十年的中國政治上關係極為重要，是人人知道的；袁世凱是創造北洋軍閥勢力的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在此次反動期內，袁世凱除掉和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盡力維持山東以南沿海的秩序外，仿佛別無重要關係；但是此次反動事變，實在是袁世凱絕大幸運的照臨，也就是北洋軍閥基礎確定的第一步。所以在本章之末，非把袁世凱小站練兵的由來，和在此次反動期中的遭遇，略略敘述一下不可。
袁世凱的第一個知己是吳長慶，第二個知己是李鴻章，第三、四個知己要算是榮祿、李鴻藻。他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入慶軍（淮軍之一部）吳長慶幕府；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隨吳長慶往朝鮮；後來因為在朝鮮幹了幾件冒險的事，被李鴻章賞識了，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條約》成立後，便保薦他以三品銜的道員，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甲午年，在朝鮮惹起中日戰爭的亂子後，奉召回國，便隨直隸臬司周馥辦理東征轉運事宜。袁在當時本以知兵自詡，他的朋僚也認他是長於兵事的。當軍事緊急時，長蘆運司胡燏棻勸他特練一軍以資策應，他答說：「須餉優械精，熟練數月，能操不潰之權，方敢措手，否則決不願隨人奔潰。」但是說說罷了。不久有人奏請速練洋隊，就派定胡燏棻會同洋員漢納根在津招募開辦；因為該洋員所擬的辦法不能實行，中止，另由胡燏棻招練定武軍十營，步隊三千人，炮隊一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參用西法教練。乙未，中日和議既成，袁以浙江溫處道留京，充督辦軍務處差委。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榮祿就在此時賞識了他，要他草擬創練新軍辦法（康梁和他交識邀他贊成強學會即在此時）。於是年十月，由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新建陸軍，保薦袁世凱督練，恰好此時胡燏棻派造津蘆鐵路，定武軍須人接統，便奏請由袁就固有的定武軍十營，加募馬步各隊，湊足七千人，依他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候有成效，逐漸擴充，奉旨照准。同時又請求派道員蔭昌挑選八旗精壯子弟附入天津武備學堂（由曾國藩、李鴻章所設立，袁之將屬多由此出身），為預備將校之用，與袁督練陸軍相依附。定武軍本駐離津七十里的新農鎮，就是津沽間所稱為小站（昔為淮軍駐所，且辦屯田，淮軍散後，成為廢壘）的地方。袁受委後，依所擬計劃進行，所用將校人員，一部分是宿將，一部分是從前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如薑桂題、楊榮泰、吳長純、徐邦傑、段祺瑞、王士珍諸人皆隸麾下；馮國璋、陳光遠、王占元、張懷芝、何宗蓮、馬龍標、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孟恩遠、陸建章、曹錕、段芝貴等當時都屬偏裨；徐世昌也在他幕中，參謀營務。這便是所謂「小站練兵」和「新建陸軍」的名詞所由來。
戊戌政變時，因為譚嗣同想利用他作光緒帝的心腹，得到一個候補侍郎的地位；因為他不為光緒帝所用，又得了西太后的賞識；但是除於榮祿入京時作了十天（初十至二十）的護督兼北洋大臣和四千兩新建陸軍賞銀以外，卻別無所得。十天後，裕祿來作直隸總督，他仍回小站營次。他的新建陸軍至此訓練已近三年，頗有一點聲名；次年己亥三四月間，奉旨開往山東德州、沂州一帶操演行軍陣法。此時，沂州有義和團鬧教案的事情，他曾陳請善為應付，五月回營。十一月，因毓賢在山東縱容「拳匪」，為外人所責難，乃將毓賢調京，命袁署理山東巡撫；到庚子二月，就實授山東巡撫。他往山東時，便將所練的新建陸軍（時已改稱為「武衛右軍」了）都帶到山東去。山東原有的勇隊尚存三十幾營，他把那些勇隊挑選裁併，編為二十營，奏請改稱「武衛右軍先鋒隊」，以新軍人員居中訓練；於是他的軍隊實力又擴充了一點。他運用這些軍隊把山東境內的義和團一霎時就趕跑了，因此外國人頗讚賞他。等到拳亂最盛時，山東竟安然無事；直省避難人民多往山東跑；「匪軍」到了德州地界，便不敢進了；德州與直省接近的人民，至用白堊在壁上大書「山東地界」字樣。李鴻章恭維他說：「幽薊雲擾，而齊魯風澄。」「袁世凱」三個字從此在中外人士的腦子裡面就有了一點印象，他的名望就漸漸地高起來了。這是幸運照臨他的一點。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調新建陸軍入都，這是袁與北洋軍閥存亡的一個大關頭。西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幫助義民的；榮祿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義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駕，不甚明了；東南各督撫，也有主張「袁慰帥即由山東提兵由保定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的；但是袁將所部軍隊一部分開到直、魯接境各處，卻不前進了。後來頗有人責備他，說他擁兵自重，不肯赴難的。但是我們試看看聶士成和他所領武毅軍的末路：一面被「拳匪」攻打，一面被聯軍攻打，結果聶士成以身殉難，武毅軍同歸破毀。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義民的大敵；聯軍到了，恐怕也不認得他罷！他還是打義民呢，還是打聯軍呢？他和新建陸軍的末路，一定是和聶士成與武毅軍一樣，所以他帶兵出撫山東與此次屯兵不進，又是幸運照臨他的一點。自咸同以來，兵權寄於各省督撫，直隸總督尤為軍權所寄的重心；因為自李鴻章督直兼北洋大臣以來，盡力經營北洋軍備，而直省又是皇畿所在，所以直督的地位是各督撫中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中日戰爭，李鴻章受了所謂輿論的攻擊，於乙未七月命其入閣辦事，以直督授王文韶；到戊戌四月，光緒帝要變法，滿洲人是認為於他們不利的，西太后很與他們同意，知道要制服光緒帝和新黨，非把北洋軍權拿在手裡不可，於是把王文韶調京，把直隸總督授予親信的滿人榮祿。政變後，榮祿調入軍機，直督一席復以所親信的裕祿繼任。直到拳團鬧到不可收拾，裕祿也死於聯軍，才再把李鴻章請到北京來，又授以直隸總督。假使沒有這回的大亂子，不惟李鴻章沒有復任直督的希望，恐怕這個位置並非漢人所能期望了。恰當《辛丑和約》的悲劇閉幕時，李鴻章辭世了。李於臨逝前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遺疏薦袁世凱繼任直督，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這是因為在拳亂中，李鴻章看見他的行動與眾不同，所以特別賞識了他。西太后得了李的遺疏，想了一想，除掉袁世凱，也找不到第二個人；因為從前對於他，已有相當的信任，現在又只有他所部的軍隊還可以鎮住北方；於是就把直督兼北洋大臣一席，授予他了。這是幸運照臨他的又一點。北洋軍閥的基礎，第一步從此確定。這也可算是由反動產生出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