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四章　維新運動的初步

一　兩個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孫中山與康有為 中國在甲午戰爭以前，早已產生了兩個新人物：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康有為。孫中山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已決志傾覆清廷，康有為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也就以諸生伏闕上書請變法。兩人都是產生在廣東——與西方文化接觸最早的地方，又是鴉片戰爭爆發的地方——所受外來的刺激都是相同。但是兩人所處的家庭環境、幼年時所受的教育薰陶卻大有差別，所以兩人維新的志願方向及出發點，最初就不相同。請將兩人少年的略歷，寫在下面： 孫中山「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又號德明，後因逃亡日本隱名為中山樵，遂以中山稱於世。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父道川，母楊氏，家世業農，舉三男，長眉，字德彰，次早逝，中山其季也。……家貧，故中山在髫齡即助理耕作，聞鄉人談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年十三曾入其叔所設之私塾，旋於是年隨長兄德彰赴檀香山。時檀島有華僑約四萬人。德彰在檀島所屬之茂宜島營牧畜業甚久，後有牛至千數百頭。中山隨兄居檀，因入該地教會學校凡三年，繼又入聖路易學校。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檀島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得交鄭士良（號弼臣），鄭固三點會員也。次年，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得交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陸皓東，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至呼中山與陳、尤、楊為四大寇。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山年已二十，其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學為入世之媒。」中山二十歲以前的略歷，大概如此。（所記中山由檀回後及入醫校年歲，各人所記略有出入，茲以吳稚暉《中山年系》為據。） 康有為「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夏，又號長素，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生於廣東南海縣，其先代為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為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父達初早逝，母勞氏，生子二人，長即有為，次廣仁。有為既早孤，幼受教於祖父，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為』，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康生時，其祖贊修，方官欽州，錫名有欽，郵傳濡滯，而其太伯祖先命名有為，後以祖詒名應試，乙未成進士，後名有為。據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年十八始游朱九江之門授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為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最有心得……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進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別有會悟，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據梁啓超所著《康有為傳》）康有為少年時的略歷大概如此。 把他兩人少年的略歷比較，可以得到下面兩點： 一、孫是出於先世業農的家庭。農業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須奮鬥的，在思想上是單純素淨的。雖然免不了幾千年傳統的習俗，但是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縛比較甚淺。康是出於「世以理學傳家」的家庭，祖父作過教官，從祖官至巡撫，讀書作官的家庭，縱然「以理學傳家」，那種理學本身的內面，就不免含著多少不健全的質素，不流於虛偽，便拘於網羅。所以，中山在十一二歲時便表現一種自然活潑的思想，不以作洪秀全第二為污辱；有為在成童時，便套入理學的圈子裡去，口口聲聲要作聖人。 二、中山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新式教育，以科學為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觀感是直接的觀感，所以他發出來的思想不涉於玄想；初聞其議論的人彷佛覺得謬妄膽大，然實際很切於事情。康所受的教育，是東方的舊式教育，以玄學為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間接的感受，所以他發出來的思想，總免不了玄杳空洞；初聞其議論的人覺得很新穎，但是實際上終不能脫去舊圈套。 總括一句話，兩人少年所養成的精神，根本就不相同：一個是創造、奮鬥，一個是傾於因時、修改；所以一個不惜為「四大寇」之一，一個勉力作「聖人為」。這是兩個維新領導人物最初的差別。 二　適應一時環境的康有為 從甲午到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可算是維新運動的初步時期。在此時期內，兩位運動的領導者都開始活躍。孫中山在甲午戰事發生後就往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本年十二月回國，次年春正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幹部，謀於廣東組織第一次的革命軍。康有為在甲午年作了舉人，次年，趁著會試就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痛陳改革救亡的辦法。但是此時的環境適合於康，不適合於孫，故此時期是康的時期，不是孫的時期。孫要領導活動，除了秘密會黨以外，沒有幾個人肯受他的領導；康要領導活動，肯受他的領導的人卻很多。如孫在檀香山發起興中會的時候，所得的同志不過他的胞兄德彰和鄧蔭南等十餘人；康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簽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革命軍在廣州失敗之後，國內人士雖然因此有知道孫文的名字的，但是報上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點水作「汶」，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以為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節錄吳稚暉《我亦一講中山先生》語）。次年（一八九六年，丙申），中山再往檀香山、美洲並英國各埠去推廣興中會，歡迎革命主義的，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在與西人接觸的國外尚且如此，國內更不待言了。是年，中山在倫敦被騙，拘入華使館，倒是在英國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但是國內注意他的人仍是極少，就是注意他的人，仍把他放在「紅眉毛、綠眼睛的公道大王」一類。例如康有為的信徒麥孟華在《時務報》上作的《論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內說：「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發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興中諸會匪，或泄於東南，或泄於西北，或動於內地……孫汶之案，沙侯詰難（沙侯即當時英外長沙斯伯里侯），徒辱國體，實張彼焰。忍而置之，則養癰貽患；起而救之，則乏下手之策。」維新志士的論調如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山當時所處的環境了。所以中山在此時期內的活動，除了在倫敦造出一個小小的外交風潮以外，在國內政界上不能發生出什麼大風潮來。康有為的活動雖然也是歸於失敗，但是在國內造出的風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內外大僚，下至在野的讀書階級，都被他掀動了，他所以能夠造出較大風潮的原故就是因為他很合於當時的環境。第一，當時中國政治界的潛勢力，以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為中心，因甲午戰敗而發生一點反省的人，也只有這一個階級。康有為新由舉人得中進士（乙未年），是這個階級裡面的新貴。吳稚暉說：「我起初瞧不起孫文，就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康有為既是科第中的新貴，又是經生文人，並且能作激昂慷慨、洋洋灑灑上皇帝的萬言書，所以就得到這個階級人士的賞識了。第二，當時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在下層的小百姓，不用說對於皇帝認為天之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至於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受了幾千年來名教學說的浸漬，對於皇帝尤其不敢妄起不敬的念頭。吳稚暉說：「其時我雖然也進了一步，從溫和的維新黨變作了激烈的維新黨，我終還忘不了光緒皇帝……覺得那種反叛的事業，做呢未嘗不可做，終究像不正當，常想讓孫汶去做罷，我是不做的。」「君臣之義已定，天澤之分難越。」「食毛踐土，誰非臣子？」康有為的上皇帝書，隨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什麼「公羊之義，臣於一例」，什麼「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讀起來又「正當」又「忠憤」，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沒有讀了不動心的。所以雖是不十分看得他起的吳稚暉，也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館去看看這位愛國志士，談談除三害的事業。在此種環境之下，當時國內維新運動的領導權就自然而然地要落到他的掌握里去了。 三　康有為維新運動的思想基礎和進行方法 在上面所述的環境之下，康有為自然比孫中山容易得到維新運動的領導權。但是當時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裡面，不止康有為一個人是科第中的新貴，也不止他一個人是謹守君臣之義的人，並且當時向皇帝上書請變法的，也不止他一個人，為什麼獨有他做了維新運動的領導者呢？我們要知道他所以能做當時的領導者，因為他的思想見解在當時士大夫裡面有些與眾不同的處所。試看他上皇帝書裡面的兩句話說：「竊以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這兩句話便不是當時在位士大夫所敢說的，因為若說「開創」，便有蔑視列祖列宗的嫌疑了。但是專就這兩句話上，還看不出他維新思想上的基礎來。中國的政治向來是奉聖經為準衡，故六經就是中國的憲法。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經裡面繹出來的，他所以能做維新運動的領導者，造成一時的大風潮，也是因為他對於六經先作了一番維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啓超在壬寅年曾說：「今日中國聞立憲共和之論而卻走者尚占大多數，不引征先聖最有力之學說以為奧援，安能樹一壁壘，與二千年之勁敵抗耶？」所以康有為要作政治的維新運動，老早就從聖經裡面去找維新的路徑。梁啓超敘述其師學術思想的來源如下： ……數新思想之萌櫱，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定庵）、魏（默深），而二子皆治今文學。……今文之學，對於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於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其與龔、魏相先後而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耆、長洲宋於庭、仁和邵位西。宋氏傅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當巨子；李並明算，長於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蓋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體，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偽造，自是群經今文說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集其大成。……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文學之中堅也，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製得失，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為《春秋》者，絀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遵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疇昔吾國學子，對於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於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諫，無反抗。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欲對此種觀念施根本的治療者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書而無所於閡，而導人以後來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閽曶焉……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為鵠，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 ……南海尊《禮運·大同》義，謂傳自子游，其衍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其證也。子夏傳經，其與荀卿之淵源，見於《漢書·藝文志》，故南海謂子游受微言以傳諸孟子，子夏受大義以傳諸荀子，微言為太平世大同教，大義為昇平世小康教。因此導入政治問題，美孟而劇荀，發明當由專制進為立憲共和之理。其言有倫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義，次排荀學以迫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與井研異也。井研為無意識之排古，南海則有所為而排之，以求達一高尚之目的也。…… 梁啓超敘述康有為學術思想的來源如此。綜其要點：一、以晚清的所謂今文學派為出發點，宗《春秋》的公羊家說；二、由公羊家所謂「張三世」（據亂、昇平、太平）之義，衍為專制立憲共和政治進化的理論。他在甲午以前便著了兩部書，一部是《新學偽經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謂「新學」不是「新舊」的新，是「新莽」的新；說《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劉歆所爭請立學官的，都是劉歆的偽經；劉歆是王莽的國師，故對於這些經義的東漢學說，算不得「漢學」，只能算是「新學」。這部書的作用，是想藉此打倒盛極一時的「漢學」，另闢思想界的新天地。《孔子改制考》說周秦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人，如老子托黃帝，墨子托大禹，許行托神農。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創作的大義微言在裡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堯舜不過是孔子所託的人物，其人的有無不可知，經典中所稱堯舜的盛德大業，都是由孔子理想所構成。公羊家說的「通三統」（謂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襲）、「張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義。這部書的作用，就是想把陳舊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紙「維新變法事例」的籤條，借大成至聖孔子先師的牌位，鎮服反抗變法的人。這便是他維新運動思想上的基礎。（關於康有為學術思想的全部，可參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至於康有為運動進行的方法上，與孫中山根本不同。孫是從下層社會著手，康是從上層社會著手。康的運動進行可分兩個方面說： 一、設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他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組織上，君主專制主義已經發達到了極點，一切權都在皇帝手裡。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隨你有如何完美的主義、如何高強的本領，終歸無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覺作了你的傀儡，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書不達，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於七次，總要使皇帝賞識了他的議論，信服了他的主張，然後罷手。後來得徐致靖等的疏薦，由皇帝召見，皇帝果然賞識他了。（一般人的傳言，都說康是由翁同龢薦的，但據翁的日記所載，翁與康的意見實有點不對，茲節錄翁的日記數節如下：「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長素《新學偽經考》，以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禪也，為驚詫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曰：『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見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聞報記十八日諭旨，嚴拿康梁二逆，並及康為翁同龢極薦，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後，且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也。厥後臣若在例，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惟有自艾而已。……」可知康由翁薦並非事實，茲謂由徐致靖所薦。據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所記。）他的著作，也得皇帝的御覽了。戊戌四月，命以工部主事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從此漸與皇帝親近，皇帝不難變作他的傀儡了。 二、向士大夫階級裡面廣求同志，盡力宣傳主義（含有造黨的意味）。他知道雖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權都在皇帝手裡，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實際上皇帝一人沒有運用這種政權的能力；因為可以向皇帝上奏說話的人太多了，皇帝實不容易應付；要實行變法，非在士大夫階級裡面廣求同志、盡力宣傳主義不可。他在甲午以前，已經得到幾位弟子，最有力的就是梁啓超。後來作了科第中的新貴，在北京大小各僚中，得到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給事中高燮曾以及張蔭桓、李端棻、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一輩同志；在督撫中得到陳寶箴；張之洞起初也是他的同情者。其他如黃遵憲、陳三立（陳寶箴之子）、徐仁鑄（徐致靖之子）、汪康年、屠守仁、黃紹基等趨集於他旗幟下面的人，不勝列舉。湖南的譚嗣同，尤算他同志中的急先鋒。康氏宣傳主義的方法，首先就是倡立學會，開辦報館。他在兩廣講學的時候，曾經倡立了一個桂學會。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組織強學會，他就抓住這個強學會，推張之洞作會長；袁世凱（時官溫處道）也是強學會的贊成人；又設分會於上海。北京的強學會，並附設強學書局，刊行一種報紙名《中外紀聞》。上海方面又發行一種《強學報》。但是因為《強學報》上以孔子降生紀年，把張之洞駭慌了，隨即禁止發行。御史楊崇伊受人嗾使，說強學會的宗旨不正當，隨即奏請把它封了。（後由御史胡孚辰奏請就強學書局改設官書局，李端棻又奏請推廣學校，將官書局推廣，改為京師大學，便是後來北大的前身。）上海方面的分會自然也被封禁，於是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組織一種《時務報》，大受時人歡迎；梁啓超的聲名由是噪起，康梁並稱也就起於此時。天津方面，嚴復、夏曾佑等也發行了一種《國聞》雜誌，與《時務報》相呼應；嚴復《天演論》就在該雜誌上發表。（但這不是康的直系機關，不過和他表同情；並且嚴復對於康梁的議論，間有不同意的地方，嚴、梁二人嘗有書札往復論難。）自強學會被封后，康的聲勢略略受了一點挫折；但是不久德國強奪膠州灣的事件發生，舉國人士又好比打了一個嗎啡針，大為震撼，康有為又趁此時在北京大大地活動，倡立保國會。又以「振作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為學會，以相講求……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梁啓超《林旭傳》中語）。這是以各省在京人士為基礎，散布勢力到各省的方法。此時，各省中感受這種維新運動最著的要算湖南；因為湖南在戊戌以前，由乙未至丁酉間，遇著一位賢明學使江標，提倡新學風，署理臬司黃遵憲、湘撫陳寶箴及其公子三立，皆與之賡同調，得湘人士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同心協力，曾經創辦了一個時務學堂（梁啓超曾講學於此），刊行一種《湘學新報》，又倡立了一個南學會，江標於丁酉冬去職後，繼任學使徐仁鑄（徐致靖之公子）又是同他們一氣的，後又出了一種《湘報》。到戊戌春夏間，新的空氣算是很濃厚了。 四　百日維新的失敗——戊戌政變 維新運動，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經達到最高潮。北京方面，康有為最有力的奧援，大約要算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幾個人。最初由楊銳打通了高燮曾，上疏極薦，於是始諭令王大臣傳康至總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始取其上年呈請工部代奏之書以上；帝覽之，指其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謂軍機大臣日：「康某何不顧死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然帝不之罪，仍命嗣後康某如有條陳，當即日呈遞，毋許扞格，並宣取所著《日本變法》、《俄大彼得傳》等書。（這事在戊戌年春間，即康有為得到皇帝賞識之始。）不久因徐致靖、楊深秀的先後奏請，於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隨即諭令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著於本月二十八日召見。旋命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帝本想更重用他，因為此時光緒帝名雖親政，實際上凡二品以上大員的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帝不得自專，故僅得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官職。從此所謂新政開始了。舉其最要的如下： 一、命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 二、賞舉人梁啓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三、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又停止朝考。 四、命刪改各衙門則例。 五、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 六、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 尚有其他的所謂新政，不必列舉。從四月到八月百餘日內，要算是康有為最得志的時期，所謂「百日維新」就是這時期。但是在這時期中，康雖得了志，卻有最不得志的地方：他雖抓住一個皇帝，但是皇帝上面還有一個西太后，皇帝下面還有一個軍機處，北京以外還有一個兵權所寄的直隸總督。他以一個「總理衙門行走」，哪能夠制服這些人和機關呢？他入總理衙門行走時，西太后便命光緒帝將直隸總督實授榮祿，又命將裕祿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裕祿是西太后所寵信，特把他放在軍機處偵探政局內情的。康有為既沒有方法抓住軍機處，終不能大行其志，於是在七月內得各方的運動保薦，掀動了光緒帝，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這是因為光緒帝不敢將軍機大臣更換，故特擢此四人做軍機處的實際辦事員，想把軍機處的實權拉過來的方法。梁啓超說：「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帝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可見此事的重要。從此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覽；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其餘軍機大臣就無不側目而視。但是四卿握權不到十天，有名的大政變就起來了。 當譚、楊、林、劉四卿未入軍機以前，有一件革斥禮部六堂官的事，原因是：有一位禮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書言事，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不肯替他代奏，王照當面責難他們，說他們違背帝旨，於是堂司交鬨，鬧到光緒帝知道了。光緒帝在此時，也想要借一件事情，黜退幾個守舊大臣，立一點威風，便把懷塔布、許應騤並該部侍郎堃岫、溥頲、徐會澧、曾廣漢所謂六堂官一齊革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吳稚暉說，禮部六堂官革職的上諭，是康有為在南海館用客人名片反面寫好遞入，光緒帝照抄，後來被太后在光緒帝處檢得，故憤怒尤甚。）原來懷塔布的妻常在頤和園侍奉西太后，很得西太后的歡心。此事發生，她便向西太后哭訴，說光緒帝將把滿人都去了。（其實所革六堂官，滿漢一律。吳稚暉說，懷塔布的母親是西太后長親，哭訴於西太后的是懷之母親。茲據《崇陵傳信錄》。）西太后聽了她的話，就很不以光緒帝為然了。到四卿入軍機後，更觸犯了樞輔的嫉忌；而四卿新進氣銳，恨不得將諸事立刻加以改革。惲毓鼎說：「四卿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這便是後來所謂『衣帶詔』。其實據此詔語意，雖有朕位不保之語，並無謀去西太后之意。據十五年二月《申報》所發表袁世凱《戊戌日記》載譚嗣同示彼之朱諭，語意亦略相同。）於是蜚語浸聞於西朝。」詔中所謂「朕位且不保」的話，是因當時已有一種謀廢立的風傳，即所謂「九月天津閱兵」的陰謀。當時榮祿作直隸總督，節制北洋三軍（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並袁世凱的新建軍）。西太后不滿光緒帝所為，與榮祿密謀，諷御史李盛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於帝至津時，因以兵脅之而行廢立。李盛鐸奏上，帝請於太后，太后欣然許諾，遂下諭定九月奉太后赴津閱兵。諭下後，廢立風說日緊一日。四卿得到上記的手詔，知道光緒帝的地位很危險，一時忙下無計，便想羅致袁世凱去制服榮祿，並以制服西太后。（據梁啓超《林旭傳》所說，當時林旭獨不贊成此計，曾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他們以為「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他又曾為強學會之贊成員），是可以拉過來的。於是密請皇上，結以恩惠，於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開去其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夜，譚嗣同便去遊說袁世凱，要他在九月閱兵時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官廷。袁世凱被譚嗣同脅住了，陽為表示同意。（關於譚嗣同遊說袁世凱詳情，梁啓超《譚嗣同傳》內所記，與《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中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大致相同，惟袁所記詞氣間有為自己及榮祿洗刷並表示譚等輕妄之意。請參觀梁著譚傳並《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但是等到袁世凱請訓回津時，事變已經發動了，初六日即下諭抄捕南海館；說皇帝病了，西太后復行臨朝訓政。「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見臣工，固未嘗有病，及革禮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懷塔布及御史楊崇伊等，先後至天津，謁榮祿，遂相與定謀，檄調聶士成軍五千駐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長辛店，三次急電至總理衙門，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於天津，請飭袁世凱返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騤、楊崇伊、張仲炘至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請訓政太后立命以榮祿之衛兵守禁城，令榮祿仍回津以候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謠起，（先是太監於茶店中創一種風說，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傳播。）太后垂簾之詔下。」這是《清史紀事本末》所記的。據惲毓鼎所記，則謂：「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官，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詞，臨朝訓政。」（二者所說略有不同，但無關大旨。不過事變的發表確為初六日，而非初四日，恐惲記有誤。）這時候康有為已經出京。原來在六月間軍機大臣就想把康排去北京，由孫家鼐奏請命康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上海官報即由《時務報》改）；但康不願去，光緒帝也不想他去，命他緩行；及至七月杪八月初，風聲日緊，光緒帝連下密諭，要他趕快離京，他才於八月初五離京。初六日下詔捕拿時，他已到了海船上了。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康弟廣仁，一齊被拘下獄。張、徐二人一戍邊，一永禁；其餘六人不久便殺了，所謂「六君子」者便是。康有為的維新工作，至此告終；他的政治生命，也可說在此時告終了；因為此後，便不是他的時期了（後來的保皇會和復辟運動，不過是他的餘波罷了）。 五　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結果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表面上仿佛就是光緒帝和康有為鬥不過西太后的法寶，問題的關鍵全在帝與太后的權勢消長上面。後來幻想和平改革的人，回憶此事，都只痛恨西太后，說當時若沒有西太后掣肘，光緒帝一定可作日本的明治天皇，變法可以成功，不致有後來排滿革命的大風潮，中國就早已進於富強的地位了。這種見解，未免把當時的事情太看簡單了。光緒帝和康有為的失敗，決不是西太后個人有制服他們的能力；問題的關鍵，也不全在帝與太后的權勢消長上面。約略言之，可分三層，除了西太后不肯放棄權勢的一層以外，還有兩層大原因： 一、是因為康有為的維新學說，褻瀆了聖典，觸犯了一大部分經生文人的眾怒。前面說康在此時，比較中山，是容易得士大夫階級裡面經生文人的賞識的，所以能取得維新運動的領導權。但是經生文人也有幾多種，除了一種借「通經以致用」的人肯受他的領導外，其餘一種以「衛道自任」和其他一種「假道求食」的多數人，就都要把他看作妖魔鬼怪了。例如朱一新是因參劾李蓮英受處分的人（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時，朱上奏參劾李氏），當《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刊行時，他便寫信給康有為說： ……自偽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為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竊恐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 又說： ……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修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今托於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即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乾嘉諸儒，以義理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備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為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狄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雲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 這時候，康有為尚未得志，所以朱一新還是平心靜氣和他討論，沒有毒罵他。翁同龢也是主張變法的人，但是看見康的《新學偽經考》，就說他是「說經家的野狐禪」；看見他的《孔子改制考》，就向皇帝說「此人居心叵測」。等到他在北京大出風頭，他的弟子梁啓超在湖南替他宣傳主義學說的時候，那些「衛道」的先生們就群起而攻。湖南曾濂在北京向皇帝上書，說「康有為可斬」；葉德輝說：「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擾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見葉德輝《與皮鹿門書》）那時候，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開口閉口，不是「公羊」便是「孟子」，不是「孟子界說」便是「春秋界說」，不是「通三統」便是「張三世」，使得王先謙、葉德輝一班「衛道」的先生們恨入骨髓。葉德輝與石醉六的書說：「今之公羊學，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又與黃、劉兩生的書說：「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他們除了在湖南的《湘報》上打筆墨官司以外，還與北京「衛道」的先生、弟子、朋友們書札往還，互相應援，要盡力把這個瀆亂聖教的妖魔鬼怪撲滅。我們可知道戊戌變政的失敗，不單是「帝」、「後」權勢消長的問題了。 二、是因為變法的進行，要打破許多人的固定飯碗，和得飯碗的機會。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們，是斷不甘心的。我們試想想，一個裁汰冗官令下來，在北京要消滅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六個吃飯的衙門，在外省要消滅湖北、廣東、雲南三個巡撫，一個東河總督和許多不辦運務的糧道、無鹽場的鹽道衙門。並且說：「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單這一道命令，打破了幾多人的既得飯碗，激起若干人的恐慌。倘若讓它進行下去，不知還要怎樣。所以那道命令下來後，「群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但是「太后笑而不言」。那道變更科舉程式、廢棄八股文的命令，仿佛並沒有打破人家既得飯碗；但是那裡面的飯碗機會卻不少，範圍且更大。不知有若干萬人，費了若干的心血光陰，揣摩高頭講章，咿唔之乎也者，希望在裡面得到「玉堂金馬」，忽然要他們另換方法，豈不是前功盡棄麼？年輕的人，還不難改弦易轍；年老的人，就難費事了。所以，嶽麓書院裡的先生們望著時務學堂里的人，無異「洋奴」、「漢奸」，因為他們所假以求食的「道」，忽然要「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了，安得不切齒痛恨呢？梁啓超說： ……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核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獲也。今既……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見梁啓超《變法通議》） 這段話雖然說得太過火了，但是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們的心理，實在是如此。梁啓超又說：「張之洞嘗與余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上疏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康有為能夠不「恐」不「懼」所以稱為一時維新的領袖，亦惟不「恐」不「懼」所以失敗。 有上面所述那些複雜原因，所以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不可避的，並不是偶然的。 至於此次維新工作的結果，除了失敗本無成績之可言，但是也有幾種意想不到的成績：第一，給予青年知識界思想上一種刺激。對於康有為的學說，無論接受與反對的人數怎麼樣，朱一新所謂「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這種「可睹的效」，的確由此不遠了。這是康有為的最大的成績。第二，給予反動派一種更堅的自信力，使得反動派越趨於反動，激起後來的波瀾（待後面詳述）。第三，促起漢滿種族惡感的復活。關於這一層，不惟康梁不肯承認，恐怕一般人都不大相信。因為康有為明明白白向皇帝上條陳，梁啓超也明明白白著論說，要化除滿漢的界限，怎麼說他們「促起滿漢種族惡感的復活」呢？但事實的表示卻是如此。梁啓超不是說「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居民同治，斯言為滿洲全部人所不樂聞」麼？不是又說「滿人之仇視皇上，謂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麼？不是又說「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麼？當楊深秀奏請宗人府保薦王公貝勒等遊歷各國，蒙諭旨批准的時候，「親貴大嘩，謂帝破壞中國禮法，使滿洲之權勢處於危險地位」，帝不得已，又把諭旨取消。及下令「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滿洲人又「大嘩不已」。政變起後，有一位滿洲御史會章見當時株連黨人太眾，抗疏略謂「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這都是當時的事實。原來自咸同後，滿漢的感情已有漸就融和的趨勢。因為變法的原故，想把滿漢界限完全消滅，反促起滿洲人的懷疑，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結果。從此，這個滿漢問題非等到愛新覺羅氏棄去皇位，不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