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三章 西法模仿時代
從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共三十年；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軍的餘黨，北部尚有捻軍，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亂外，總算是內部的平安時期；重要的事變，全在對外的關係上，就是藩屬的喪失。此時期中比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國對外的問題日趨緊迫，盡力講求所謂洋務。洋務如何講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於是，「西法模仿」四字，成為此時代的政治中心問題。從一八六五年創設江南製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軍艦隊；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北洋海軍被日本摧毀，西法模仿的成績歸於泡影；於是有人進一步要講維新變法了，西法模仿的時期至此終止。
一 同光兩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時代，跨同治、光緒兩朝。在前章的末節，已將清廷政治勢力的推移，略略說過一遍，本節再就同光兩代的朝局變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別敘述一下：
一、同光時代的朝局 肅順等失敗後，中央的政權，形式上分寄於兩位太后和議政王奕三人，實際上東太后和奕都不過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國顛覆後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為西太后所寵幸的太監安德海竊窺政權，嫌忌奕，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於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命奕毋庸在軍機處議政，並撤去一切差使，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立威。但此時皇室中及在廷臣工還有替奕鳴不平的人，惇親王綿愷、醇親王奕譞、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相率上奏力爭；給事中廣誠的奏語更為切直，他說：「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西太后看到這種情勢，還有一點顧忌，旋令奕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未幾，又命他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毋庸複議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算是恢復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軍機大臣以上的議政王，變了在軍機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時軍機大臣的勢力又遠不如從前；自此，奕俯首帖耳，變了西太后的馴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於東太后和西太后之間，形式上東太后應該立於優勢；但西太后通文字，而東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親生子，因此東風不敢與西風抗衡，表面上保持圓滿。及同治帝漸長，看到自己生母不正當的行為，甚不滿意，反傾心於東太后；到同治帝將要成婚立後時，東太后看中了一個阿魯特氏（崇綺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個察富氏（鳳秀之女），阿魯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聽自己的指揮，持之頗力，而東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決；同治帝同意於東太后，遂於一八七三年立阿魯特氏為後，立察富氏為慧妃，帝於是年親政（此時年已十八）。西太后因為選後的競爭失敗，便用母權干涉同治帝及帝後間的關係，不要帝後常相親近。同治帝憤而獨居，鬱鬱寡歡，行為漸不規則，形式上的親政僅一年有餘，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記載多謂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惲毓鼎力為辨證，謂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記載，亦認有「太監越禮狀」，大概謂患痘者掩飾之詞也。帝死時年僅十九歲，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沒有生子，病危時，召其師傅李鴻藻入見，口授遺詔，謀以貝勒載澍承繼大統。鴻藻持遺詔赴西太后處，以詔草進，西太后覽草大怒，命鴻藻出。少頃，帝崩，外間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親王密議繼統之人，西太后說：「帝疾不可為，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有人說：「溥倫長，當立。」惇親王奕誴說：「溥倫疏屬，不可。」西太后說：「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醇親王）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所謂「溥」字輩者，在愛新覺羅氏的世系，為同治帝以下之一輩（同治帝為「載」字輩），若立「溥」字輩人繼統，則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後將為太后，而兩太后將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簾聽政之權；若立「載」字輩中年長的人繼統，兩太后也不便再行垂簾。奕譞的長子，便是光緒帝載湉，他的母親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說是至親；用他來接承咸豐帝統，兩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權，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輩人。那些宗室親王懾於西太后的淫威，沒有人敢反對，於是在清室的皇位繼承法中又開一個傳弟不傳子的新例，而載湉墮入苦海。
光緒帝繼統後七年（一八八一年），東太后也死了。據惲毓鼎所記，東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進毒所致（參看惲毓鼎《崇陵傳信錄》）。在東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雖縱慾無度，尚有所忌憚。（西太后所寵的太監安德海行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廣東織造龍衣，道經山東，招搖不法，山東巡撫丁寶楨執而殺之。丁氏實受東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清朝祖制，太監不許出北京，違者拿獲就地正法。當丁氏奏上時，東太后持祖制為言，西太后無如之何，從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沒有一個人在她的目中了。當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滿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請修復圓明園，並代呈內務府庫守貴祥所擬籌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戶按畝抽捐；為恭親王奕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親政時，因為一個廣東奸商李光昭想作官發財，向內務府呈請報效木植，修復圓明園，以備兩宮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藉此安頓他的母親，省得她來干政，於是准行，賞李光昭道員，任為工程監督，往各省採辦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對，無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橫行外，又因為購買外國洋木，虛捏價目（以五萬兩實價報至三十萬），和外國商人鬧出一件大訟案來，命李鴻章查辦；結果，李光昭被革職處刑，又把圓明園的工事暫行停止。到光緒帝時代，東太后去世後，游宴土木之費日增月累；修造頤和園沒有錢，便挪用海軍經費。總管太監李蓮英的招權納賄，更遠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違背祖制出京，被丁寶楨殺之于山東；一八八六年，醇親王受命往天津巡視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蓮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請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個降職的處分。一八八九年，光緒帝大婚，形式上，太后雖已歸政於帝，說是由帝親政了，但事實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還是要稟命於太后，皇帝仍不過是一個偶像。概括地說，同治以後的朝廷，全為西太后的朝廷。總管太監的權勢，漸至駕乎各親王及軍機大臣之上。前此肅順當權時，疏請太后臨朝的，說是怕威柄下移；現在一班親王大臣們眼睜睜地望著威柄移於閹宦，除了阿附以外，別無辦法。於此可見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沒有一個有能力的人；換言之，清朝廷已成了一個空空洞洞、沒有實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為什麼有這種籠蓋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說，她是不顧名教，並且是名教主義的罪人；但她對付別人，卻全恃名教主義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對付皇室親貴，對付皇帝、皇后、皇妃，動輒藉口祖宗家法；親貴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議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輕則叱面，重則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護；對付在廷各臣僚，用倫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著一個兒皇帝作傀儡，把他擺在前面，各人不敢不低首於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於皇帝的母親之下；「聖人以孝治天下」，久成為名教主義的金科玉律，沒有人敢違背這條金科玉律，便沒有人敢違抗她。東太后在時，這條金科玉律的把柄還是操在她們兩人手裡，故仍有所顧忌；東太后死後，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權都成了她個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她還看清了一點：太平天國是名教主義之敵，若不將此敵消滅，她便快樂不成；滿洲的親貴大僚已沒有力量；難得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漬在名教主義的精神裡面，願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種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們，將巨大的事權委給他們，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們；有了他們替她抵禦朝廷以外的敵人，朝廷以內可以安然無事，她就可以享樂。關於這一點，她的眼光，不惟與肅順相同，並且比肅順還要看得深切。所以對於信用漢人以制服漢人的政策，她便踏著肅順的舊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國平定後，還是守著這種方針不變。這是西太后的眼光銳敏處，也便是她所以能夠維持長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說，西太后所顧慮的在朝外不在朝內，她所倚靠的實在勢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內，事實上已成為外重內輕之局；因此這時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內而在朝外。前一個時期是曾國藩的時期，這時期，差不多可以說是李鴻章的時期；曾國藩於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鴻章便是繼續曾氏負當時重望的人物。
洪楊戰役中李鴻章與胡林翼、曾國荃、左宗棠，同屬曾國藩一個系統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國顛覆前已經去世。曾國荃因為受了別人的攻擊，於攻克南京後依其兄所主張將所領湘軍的大部分率領回鄉遣散，他自己也請假休息，處於閒散的地位（後雖再出歷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於一八六三年授閩浙總督，仍兼浙撫，平定浙省後，辭浙撫，督軍入閩；一八六五年，掃平閩省的太平軍餘黨，又受命入粵，剿滅粵省太平軍的餘黨；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閩，八月，調授陝甘總督，擔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後左氏的活動區域限於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調回北京。（時新疆「回亂」平定，因伊犁問題，調左回京，令左氏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兩江總督。中法戰起，又令督辦閩省軍務，旋病逝於閩。）曾國藩、李鴻章於平定江南時，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蘇撫；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為欽差大臣赴山東河南一帶剿捻，命李鴻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許，乃命李氏繼任欽差大臣督師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籌剿捻軍後路軍火；一八六七年，東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授直隸總督，江督以馬新貽繼任，李氏賞太子太保，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撫；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辦理「天津教案」，為一般士大夫所不滿意，曾氏不自安，恰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死，清廷又調曾任兩江總督，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曾氏於一八七二年在兩江總督任內去世，李鴻章作直隸總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時止，前後共二十五年（中間僅因母喪丁憂回籍，離去直督任數月耳）。這是洪楊戰役後，曾李一派要人的略歷。為什麼要把他們的略歷如此瑣敘呢？就是要使讀者明白他們幾個人在此時期內的地位關係。此時代是一個西法模仿時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馬尾、江南的上海、直隸的天津，為三個中心地點。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這三個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專征西北後，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務交與沈葆楨，沒有多大的發展；曾氏去世後，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鴻章一個要人留在直隸總督的地位，繼續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並未停止，不過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認真）達二十五年。並且自各省的亂事平定後，東南各省的督撫地位雖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隸總督；直隸密邇畿輔，為北京朝廷的屏蔽，與北京聲息相通；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又是所謂中興立功的唯一重臣，為西太后所倚任；除領有直隸總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並且戴有大學士的頭銜（初為協辦大學士，後升任大學士），部下又有兵有將，可以指揮如意；所以李氏成為此時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內的二十餘年，不惟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時代的重要外交問題，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種要政，西太后也多徵求他的意見。外國人的眼中，也只有一個李鴻章，要辦什麼交涉，也多向李鴻章進行。故此時代的直隸總督，幾有成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趨勢，李鴻章便是這個第二朝廷的主腦人物。但是，排斥洋務、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罵他作漢奸；不過心裡雖然嫉惡他，卻沒有方法打倒他，因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鴻章一方面為此時期中的幸運兒，一方面又是此時期之末的最不幸者。
二 西法模仿與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國需要模仿西法的動機，最早起於鴉片戰爭結局時。魏源在此時所成的《海國圖志》序文內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動機。因為受鴉片戰爭的挫敗，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長技，非中國人所能及，非師其長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楊戰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聯軍入北京的大恥辱，這種感覺愈加迫切。李鴻章、左宗棠在江浙兩省與太平軍鬥爭，除得外國軍人的援助外，並得了外國槍炮、輪船種種利器的援助，對於夷之長技，更得了一番實地的經驗。李鴻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國荃的函說：「……此間於三月望日。克復太倉，實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崑山城下，該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無法攻打，仍須參用開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兩次致書曾國藩，其一次書中說：
……西洋炸炮，重者數萬數千斤，輕者數百數十斤，戰守攻具，天下無敵。鴻章現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炮器具，丁雨生即來監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購大炮數尊，自本國寄來，大約今年底可漸集事。每思外國用兵，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一萬人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書中說：
……洋務最難措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請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日本小國，現與英人構釁，提督糾伯臨之以兵，日本君臣欲與開仗，糾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證也。……
李鴻章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兩書中已經表現得很清白。他以為只要有了開花大炮、輪船兩樣，便可以對付外人，故他們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銳意於此兩樣；方在與太平軍爭鬥中便購買造炮機器，設局製造。到一八六五年，便與曾國藩協議奏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不久後又設分局於金陵）。是為積極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後接續有下列各種的西法模仿事業：
（一）設輪船製造局於福州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請設立）。
（二）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初設年歲未詳，大約在曾國藩督直時已設立；一八七〇年，李鴻章繼任直督，奏請擴充整理）。
（三）派選學生赴美國留學（一八七二年由曾國藩、李鴻章協同奏請而行，是為中國派遣留美學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輕幼童，學問、思想多無根底）。
（四）設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籌辦鐵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藝，又派遣福建船政學生出洋學習（一八七六年是為中國派留歐學生之始）。
（七）購買鐵甲兵船，設水師學堂於天津，又設南北洋電報局（一八八〇年）。
（八）設開平礦務商局，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一八八一年）。
（九）築旅順軍港船塢，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設武備學堂於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艦隊（一八八八年）。
這些事業，除第三項以前由左宗棠、曾國藩與李鴻章共同計劃外，以後各項皆為李氏所經營的事業。李氏對於所謂洋務與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的奏語末段看出，他說：
……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臣於軍火機器，注意數年，督飭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數月；今辦成此座鐵廠，當盡其心力所能及者而為之；日省月試，不決效於旦夕，增高繼長，猶有望於方來。庶幾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於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此臣區區之愚誠所覬幸者也。……
他相信中國的文物制度，比外國獉狉之俗好，不過亟則治標，非取外人之長技以為中國之長技不可。故他的洋務事業的範圍，不外造船，制械，築軍港，設電報局、招商局、織布局、礦務局，概括的說，不出於軍事、經濟的兩方面，而經濟方面又以裕餉為目的；就是興學堂、派遣留學生，也是全為軍事起見，否則為造就翻譯通使人才起見；對於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進，完全沒有夢想過，因為他認定中國的文物制度比外國好的原故。所以梁啓超批評他，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見梁啓超著《李鴻章傳》）。他所辦的事業，郭嵩燾在中法戰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濟中國的辦法，不能靠著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針正確。郭氏於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時為中國駐英法公使）在倫敦致書李鴻章說：
……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者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十九人；嵩燾所見有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為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尚書恩屢葉歐摩，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行之……而學兵法者絕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製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慮殫千金之技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鍊冶諸法，及興修鐵道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別研習。……
郭氏寫此書時，正是李鴻章第一次派遣學生到歐洲，學習軍事及軍械方面的藝術；派往德國的幾人，由兵弁中選出來的，其他則由福建船廠中附設的船政學堂里（略如今日之職工學校）選出來的。郭氏看到這種辦法遠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國的長處不僅在船堅炮利，故想勸李鴻章改變方針，把模仿西法的範圍擴大。但李氏的答書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國之端要，欲舍此而別求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只有盡其力所能為而已。……」梁啓超說他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實在不是過當地批評。
但是我們要知道，李鴻章雖然只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他還知道一點洋務；大多數與他同時代的士大夫階級，連他所知道這一點洋務都根本地不承認。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範圍擴大，他必定受人攻擊得更利害，甚至於連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設立了一個同文館，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響，提議於閣部翰林宮中，選年少聰穎者，入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及天文、算學、造船、制器諸法。那位講程朱之學的大學士倭仁極力反對，向皇帝上奏說：
……數為六藝之一，誠如聖諭為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見，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人，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復揚其波而張其焰耶。聞夷人傳教，嘗以讀書人不肯習教為恨。今令正途學習，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為所惑，適墮其術中耳。伏望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弭隱患，天下幸甚。
還有一位倭仁的同鄉、御史張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說：
……天文算學，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
這些奏議傳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稱賞，說是至理名言。於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讀洋書為恥辱，沒有人肯入同文館；結果同文館所收的學生，大半是想借當翻譯通使謀飯吃的人才，沒有遠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設的造船廠，左氏專征西北後，交給沈葆楨主持，沈氏也頗能「蕭規曹隨」；但沈氏沒有左氏那樣強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難；到了一八七二年頃（同治十一年），因為船廠費去的錢很多，而成效又不見得很大，經費又十分支絀，便有人上奏，主張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複議，左宗棠聞知，在西北一再陳奏力爭，李鴻章也極力反對停止，才勉強維持下去。李氏反對停止的奏語說：
……臣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亘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國；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攘外；此停止製造輪船之議所由來也。臣愚以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可見李鴻章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還是一個有特別見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時為三千年來一大變局，而一般士大夫還是睡在夢裡，口喊要攘夷，要驅逐洋人出境，不許學洋文，讀洋書。外國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滬鐵路，迫著政府出錢購回，把它拆毀，連鐵軌都要丟到海里去（此光緒初年事）。因為他們認為火車、輪船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輪船、機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義憤來。郭嵩燾因為喜談洋務，勸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學士攻擊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倫敦，還有人參劾他；回國時，至於不敢入京；那種反對洋務西法的空氣之濃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倫敦與李鴻章往來的書札，有兩篇可以證明當時一般人反對西法的情形，附錄於後，以備參證：
一、郭嵩燾與李鴻章書
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辦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來，條具其所以致富之實，其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簡要。謀勒為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有其大者遠者，當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為中堂陳之。聲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口，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為咎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頡剛（即曾紀澤，國藩之子）以家諱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飭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鴞張無識之氣，鼓勵遊民，以求一逞，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鴞張無識者為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舉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非笑之中，求所以為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不相諒。竄身七萬里外；未及兩月，至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為陳論矣。……
二、李鴻章答書
……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察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即軍機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連舫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即恭親王奕），極陳鐵路利益……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鄙意鐵路須由開煤鐵礦作起，興此大役，而鐵尚須購自海外，絕難告成。目下雞籠煤鐵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開局。魏溫雲亦在寶慶、衡州等處試採煤鐵；但官紳禁用洋法機器，終不得放手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
三 西法模仿時代的對外關係問題（一）
——俄國侵占伊犁與新疆改設行省
李鴻章等模仿西法的時代，正是世界帝國主義積極發展的時代。（李鴻章於一八六五年開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隸總督，這五六年間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時期。美國的南北戰爭於一八六六年告終，聯邦政府的權力漸趨鞏固集中；德意志與義大利的統一事業皆於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間完成；法蘭西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確定，內亂歸於靜止，作成向外發展的基礎；日本於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遷都江戶[即今之東京]，德川幕府歸政，藩制廢除，開明治維新之基，采定開國進取的方針。）帝國主義的精神是積極侵略的，進取的；李鴻章等模仿西法的精神，不外「繕防固邊」四字，是消極防禦的，保守的。前章所述曾國藩答西太后的話：「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者不可偏廢。」意思就是「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李鴻章一生治兵與對外的政策，也就是以這幾句話為根本方針，一面模仿西法，一面務求避去對外的戰爭。依正當的道理說起來，不輕於對外開仗，未見得不是很對的；日本在明治初年，也是采不輕於對外開釁的方針。不過，中國的不輕於對外開仗，根本的精神上是保守的，而西法的模仿又僅得其皮毛，未能從政治的根本上有所刷新；那種保守的精神，實際上已有頹廢衰敗的傾向。一般多數的士大夫階級，精神本已傾於腐化，知識又極固陋，但是那種虛驕之氣卻又高得不可當；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對外問題發生，總是主張開戰。清廷把這種虛驕之氣，看作可靠的所謂「士氣」，所謂「公論」。於是李鴻章等幾個比較明白的人，一方面對外要應付侵略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對內要應付這種士氣與公論，時常陷於極困難的苦境。結果，在此時期內，帝國主義者向中國的侵掠政策，無處不成功；中國「繕防固邊」的政策，無處不失敗。綜計此時期中，中國對外最重要的問題有三方面：一、西北方面對俄；二、極南方面對法；三、東面及東北方面對日。這三方面的問題，只有西北一方面失敗尚屬有限，余則失敗不堪言狀。本節先就西北方面的問題略述其大概，其餘於後二節分別述之。
一、俄國侵占伊犁的由來 在太平天國將要顛覆時，陝西、甘肅兩省的回民，受了太平軍及捻軍的影響，發生叛亂，經年未能平定。回教徒中有一個阿渾妥明，一稱妥得燐，由陝甘出關，潛至烏魯木齊謀起事；恰好該處有一個參將索煥章，早已蓄謀作亂，妥明乃與索氏結托，把該處的提督殺了，據有烏魯木齊，在不久的時間，便把天山北路的各要城都占領了。天山南路回教徒的別派，也聞風而起，攻陷各要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二月，塔爾巴哈台亦失守，妥明自稱清真王。當妥明橫行天山北路時，浩罕的阿古柏乘機率兵侵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奪取南路各要城，自稱帕夏；到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間，又進入北路，攻破妥明之軍，擴其勢力於烏魯木齊以西。此時，左宗棠方在征剿陝甘的回亂，清政府沒有餘力顧及關外。英國則暗中援助阿古柏，俄國則不願阿古柏的勢力擴大。當妥明的勢力延至伊犁時，俄國已派兵分途進入伊犁境界，據守要隘；及阿古柏勢力北進時，俄遂以維持邊境安寧為名，於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公然占領伊犁，降服回目，並想進兵烏魯木齊，幸被漢民所起的義勇軍徐學功所挫，乃不復進。俄政府於是年七月令駐北京俄公使，將占領伊犁事通告清廷；清廷叩其理由，俄使答以為維持邊境安寧之必要，並無併吞土地的意思，俟中國政府威令能再行於伊犁，邊境可保安寧時，當即退還。俄政府此時，以為中國的威令斷無有再行於伊犁的可能，故如此說。清廷此時無可如何，也只好擱置。
二、左宗棠平定新疆 一八七三年，陝甘回匪肅清。清廷便決計派兵出關收復新疆，初令左宗棠將軍事、餉事、統籌全局的詳細辦法奏聞。左氏雄心勃勃，便把收復新疆的出兵計劃及所需軍餉若干一一具奏；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左氏受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此時廷臣多以需用軍費過大，成功又未必可靠，想把天山南路的八城放棄不要了，駐北京的英國公使也替阿古柏遊說；左宗棠力持不可，上奏說：「……臣年六十有五，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恩施。顧事有萬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於各城分設軍府，然後九邊靖謐者百數十年。今雖時異世殊，不必盡遵舊制；而伊犁為俄人所據，喀什噶爾各城為安集延（即指阿古柏）所據，事平後應如何布置，尚費綢繆；若此時即置之不問，似後患環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清廷壯其言，遂命相機進行。左氏分路進兵，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收復天山北路；次年春，收復吐魯番。吐魯番為天山南路的門戶，阿古柏恐懼，駐北京英公使又為阿古柏遊說於清廷，勸清廷封阿古柏為王，立為被保護國。左氏反對，奏稱：「安集延非無立足之所，何待英人別為立國；即欲別為立國，則割英境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又謂：「英人陰圖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強我，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臣奉職邊方，惟有勉效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圖之。現在南路之師，擬於八月中旬、九月初旬分起進發，前聞英人遣使安集延，臣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左之部下兩大將）善為接待，如論回事，則以奉命討侵占疆土之賊，以復我舊土，他非所知；如欲議論別事，請向肅州大營（時左氏自駐肅州）。彼如來營，臣自有以折之。」阿古柏知事不可為，服毒死；是年冬，南路八城以次克復；除伊犁尚為俄人所踞外，新疆全定。
當南路八城將近克復時，清廷令左氏統籌全局，直抒所見，左氏復奏的語中有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俄人拓地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不可不預為綢繆。今北路只伊犁未收……俄人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決無屈撓。竊以為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至省費節勞，為新疆劃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其事有不容已者。……」於是收回伊犁與新疆改設行省，便成為對西北的兩大問題。
三、收回伊犁的經過 俄人占領伊犁時，以清廷威力能再行於西北即當交還為言；現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還，又值俄土戰爭，俄人不便說不交還；但答以須保證國境將來之安寧，並賠償俄國代守伊犁之軍政費。清廷乃於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派侍郎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聖彼得堡交涉許久不得要領，到次年始與俄政府定約十八條，規定中國於償還俄國占領伊犁軍費五百萬盧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廣大肥沃之疆土與俄國。崇厚受委時，僅以償費及保證國境安寧兩條件（即俄方原來要求之條件）為限；割讓疆土，實屬越權行為。條件傳達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憤激，西太后也異常憤怒，不肯承認。崇厚又不待朝命，徑自回國；回國後，立即下獄，議罪至斬監候；俄政府見清廷此種行動，認為侮辱俄國，也表示憤怒；國交便有破裂之勢。俄國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軍艦隊游弋中國海面示威；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議論激昂，大都主張向俄國開戰；張之洞（時為翰林院侍讀學士）便可說是主戰派的代表，他的奏語中有一段說：「……我之御俄，本有可勝之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破寧古塔，終不至制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戰，乃中國強弱之基，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他日斗之於戶庭，悔何及乎。……」這種主戰的妙論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為這種書生的空論所激動，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戰備，左氏即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五月由肅州進至哈密；一面命李鴻章整備天津及附近各處海防，聘德人漢納根築旅順黃金山炮台。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間，中俄的戰爭幾有不可免之勢。李鴻章心中不願意有戰事，但懾於所謂公論，並且整理戰備也是他所認為必要的，故也積極地準備。此時惟駐英中國公使曾紀澤，不主張開戰。英人戈登因與李鴻章的舊關係，被招至中國，初與李鴻章會晤於天津，勸李氏勿輕於主戰。旋至北京，力言中國戰守準備不具，若開戰，俄軍必由黑龍江南下，震動北京。戈登的臨別贈言中，至謂「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並且說中國一日以北京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與外國開戰，因北京離海太近，中國無防禦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間，已命曾紀澤由英赴俄，要求廢棄崇厚所訂之草約；曾氏在俄京費盡無窮口舌，於一八八一年與俄政府改訂新約，將償費一項由五百萬盧布增至九百萬盧布，割讓於俄之土地僅限於霍爾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與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種權利；俄人則將伊犁交還。特克斯河流域廣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問題算是解決了。
四、新疆改設行省 此問題自左宗棠建議後，清廷也頗注意，但因事體重大，頗多懷疑；左氏力持設省之議。在南北路平定後、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積極布置。他的大方針為「先實後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縣制的實在，辦理有條緒，再以郡縣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來就是漢代的西域。自漢代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以來，歷朝都是用一種羈縻政策應付之，所謂「因俗施治」，未能與內地「一道同風」。清代對於該地的統治機關有將軍，有都統，有參贊大臣，有辦事大臣，有協辦大臣，有領隊大臣；職分互相等夷，複雜而無系統，彼此不相上下。就大體上說，都是統兵的軍官，並且多出自宮廷禁衛的武員；對於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糧餉，用軍隊抑制變亂外，他們也沒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觀念；朝廷也沒有要開化邊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聽其自然，民族又極複雜。所以最易發生變亂，一有變亂，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實後名」的方針，於南北兩路平定後，積極地進行民事：一、鑿井開渠；二、廣興屯墾；三、清丈地畝；四、釐正賦稅；五、鑄造錢幣；六、興辦蠶桑事業；七、分設義塾。第七項的關係異常重大，左氏的奏語說：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漢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款，均藉回目宣傳，壅蔽特甚。將欲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置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可。臣與南北兩路在事諸臣籌商，飭各局營，多設義塾，並刊發《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字韻語及雜字各本以訓蒙童，續發《孝經》、《小學》，課之誦讀，兼印楷書仿本，令其摹寫。諸本讀畢，再頒六經，俾與講求經義。疊據防營局員稟，興建義塾已卅七處；入學回童聰穎者，多甫一年，而所頒各本已讀畢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讀書為榮，群相矜寵，並請增建學舍，頒發《詩經》、《論》、《孟》，資其講習。……並稱蒙童試誦告示，皆能上口。……蓋讀書既能識字，而由音聲以通語言，自易為功也。張曜因出《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書，中刊漢文，旁註回字，刊發纏民（即纏回），見者寶貴。……
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這種政策，若能繼續地努力擴充，影響當然是很大的（可惜後來統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於此）。左氏舉辦前列各種事業，無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內地各省一樣；換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設行省的基礎。至於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烏魯木齊設一個總督，在南路的阿克蘇設一個巡撫，管治各道的府廳州縣。及伊犁爭議問題發生，中俄戰爭將啟時，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備顧問，關外經營的事業，乃交與左之部屬劉錦棠；劉氏仍能蕭規曹隨。伊犁收回後，再經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礎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設「甘肅新疆巡撫」，以烏魯木齊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烏魯木齊都統等缺，任劉錦棠為巡撫，是為新疆施行與內地同等統治之始。為什麼稱為「甘肅新疆巡撫」呢？這又是劉錦棠變更的小心計劃。劉氏曾經奏稱：「初議將新疆另為一省，臣頗不謂然。新疆與甘肅，形同唇齒，若劃為兩省，以二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勢難自存，擬仿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原來甘肅無巡撫，由陝甘總督直接統治之），以烏魯木齊為省治，改名迪化。」清廷也恐怕新疆還難自立為一省，因采劉氏的建議，暫設「甘肅新疆巡撫」，把行省建置的各種事宜責成劉氏辦理，從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縣建置的規模大定，新疆成為中國一行省的基礎完全成立；幾千年來視同藩服的羈縻地，現在納諸與內地同等的位置了。這件事情，算是此時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對伊犁的外交問題，雖有損失，也還損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夠保持，不為安南、朝鮮之續，未嘗不是因為在此時期中作成了一個比較安固的基礎。
四 西法模仿時代的對外關係問題（二）
——中法戰役與海軍衙門的創設
一、安南與中國的關係 安南與中國的關係，就歷史上說，比新疆還要早；就文化上說，感受中國文化的程度比新疆更深，所有一切典章制度文物，無不成為中國化；但就政治上說，時隸中國版圖，受中國的直接統治，時復脫離，僅為朝貢的藩屬國。在清代的幾百年間，便僅為中國的藩屬國，按期向清廷朝貢，清廷對於它的內政外交，一切不加干涉；遇新王即位，與以冊封；遇有內亂，則派兵征討撫定之；定後仍聽其自治。故在政治的關係上，還不如新疆的密切。因此，當其被法國勢力蠶食時，中國政府全未注意；直到法國的勢力由下交趾蔓延及於北部安南，影響於滇桂的邊境，中國始有危險的感覺。及至感覺危險，已有不能救濟之勢了。
二、法國侵略安南的由來 法國與安南發生關係，遠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安南王室本屬黎氏，乾嘉時，阮、鄭二族爭權，發生內亂；阮嘉隆王（廣南王阮定之侄）依賴法國的援助，取得安南的王位，漸受法國勢力的支配。到洪楊戰役期間，法國已用武力奪取下交趾，據西貢為根據地；此時清廷方為太平軍所苦，自然沒有餘暇顧及藩屬國的事情。再進至同治朝，法人因為湄公河不適於航行，旋以法國商人在雲南販賣軍械（時雲南有回亂，馬如龍為剿滅回匪故，需要外國軍械，由法商秋畢伊[或譯作屠甫夷，又或作久辟酉]供給），發見北部安南的富良江（即紅河）可以直通雲南，便蓄併吞北部安南之志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用詭詐的手段與安南政府成立一種條約，表面上說是承認安南為獨立國，實際上已把安南作為法國的保護國了。條約共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法國以王禮待遇安南國王，承認安南為獨立國；
（二）安南如有內亂外患，法國盡力援助，並供給安南各種軍械及需要人員；
（三）此後安南之外交事務悉依法國指導；
（四）下交趾六州之地割讓於法國；
（五）沿富良江至中國邊境之河道，許法船自由航行。
法人與安南定約後，於次年（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由駐北京法國公使以條約全文通告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廷見約文中有承認安南為獨立國的話句，覆書不承認。覆文的大意說：「法安兩國和約之副本已收到；然約中有承認安南為獨立國之語，為中國政府所不解；安南自昔為中國屬邦，故中國政府，不能公認此條約。」法公使署的華文翻譯員，把中國的覆文譯成法文時，譯得極簡單模糊，法公使以為中國已承認了。清廷既不承認，便應該再有一種積極的行動，但是把答覆法公使的覆文發出後，暫時竟別無何種積極的舉動。
三、法國活動的進展與中法爭議的醞釀 法國方面根據法安條約，積極施行預定的侵略政策，至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竟於北部安南富良江流域的河內、海防二府配置守兵，於江岸要地自行建築堡壘。安南政府漸漸知道前次的條約不利於安南，仍舊想受中國的保護，與法訂約後，仍舊向中國進貢兩次（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〇年）；法人干涉不及。又安南政府想利用劉永福的黑旗黨勢力（劉永福本為太平軍的餘黨，失敗後率餘黨亡命安南邊境，據地自雄）來對抗法人，富良江上游的法國航運常受其威嚇妨害，故有配兵築壘之舉。法人在富良江配兵築壘時，中國滇省的總督劉長佑見法人的行動可怕，奏請清廷注意，清廷至此始謀向法政府提出交涉。此時正值伊犁問題，與俄國發生最嚴重的爭議；曾紀澤由英赴俄，經過巴黎，略向法國政府試採風色；清廷因為對俄交涉緊迫，不敢積極行動；次年（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伊犁問題解決，曾紀澤回巴黎，向法政府提出關於安南事件的抗議，無結果。又次年（一八八二年），法國在安南已與黑旗黨劉永福發生戰事，法軍炮擊河內；曾紀澤又向法政府提出抗議。法國主張安南為獨立國，謂中國無干涉之權；曾氏再三抗爭，謂一八七四年的法安條約，中國早已聲明不承認；法政府不為所動。清廷見法人在安南的軍事行動日進無已，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令由滇粵派兵進入安南邊境。時李鴻章方丁母憂回籍，清廷強令出任艱難（因此時朝鮮方面亦與日本發生衝突）。法國方面亦發生內閣更迭的事情，繼任內閣政策較平和，令駐華法公使與清廷會商平和解決方法。由李鴻章與法使會議，成立一種中法平和草約，把安南置諸中法兩國共同保護之下。草約成後，法國內閣又更迭，繼任內閣又屬諸積極侵略派，不滿於草約內容，未批准，並將原任法使調回，別任駐日法使脫利古來中國；一面由議會通過遠征軍費案，並另組遠征艦隊。中國方面見法國悔約，主戰的空氣也很濃厚，但是李鴻章極不願意有戰事發生；曾紀澤在法國，見清廷久無一定主見，十分焦慮。法國方面的軍事行動，以討伐黑旗匪黨、迫令安南政府履行條約為口實；中國方面的進兵，始終僅以保護邊境為詞，因為李鴻章既不願意有戰事，清廷亦無對法開釁的勇氣，故一面向法國主張對安南的宗主權，一面又不敢向法國作積極敵對的表示，所派去的軍隊只在安南邊境上隱為劉永福的後援；安南政府全無實力，所靠者也全在劉永福的黑旗黨。法軍首先把安南首府攻下，迫令安南政府與法另結保護條約；中國仍舊只作口頭上的抗爭。此時中國的軍隊已達到安南的諒山、北寧、大原、興化等處；劉永福已受清廷的任命，黑旗軍已與中國的軍隊聯合；但清廷仍是希望和平解決。到次年（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春間，法軍向北部進展，黑旗兵與中國的軍隊皆敗退，北寧、大原、興化等處皆為法軍所占領。中法的戰端事實上已經開始了，但是清廷仍無戰意。
西太后聽說戰端已經開始，北寧等處失守，恐怕法國艦隊乘間侵入沿海各省，異常憤怒，責備廷臣措置失當，將恭親王奕以下各軍機大臣一律免職，以醇親王奕譞（光緒帝之父）代奕。旋以廣東稅務司德人德璀琳居間調停，清廷又命李鴻章與法使在天津開和平談判，於是年四月，成立簡單條約五款：
（一）法國保證不侵犯中國之邊境；
（二）中國承認法國與安南所訂之一切條約，現屯北部安南之中國軍隊悉撤至中國境內；
（三）法國不要求賠償軍費；
（四）自後法國與安南或結新約，或改正舊約，不插入有傷中國體面之詞；（五）由兩國再派全權委員，對於本約各款擬定詳約。
此約成後，李鴻章大受攻擊，參劾他的奏章達四十七起。法國方面的侵略派，應該可以滿足了；但是因為第四款尚含有默認中國對於安南保留宗主權的類似意味，仍不滿足，未經議會批准，旋因諒山方面撤兵事，發生小衝突，又起一大波瀾，中法的戰爭遂終不可免了。
四、戰爭的破裂及結果 在諒山的中國軍隊，尚未接到撤兵的命令時，法軍即迫欲交割；中國軍隊以未接到命令，不允，遂起衝突。結果，法兵死傷共約數十人，法人大噪，說中國違背條約上的撤兵期限，致令法軍蒙此損失，要求巨額的損失賠償金。此時李鴻章因為受了所謂清議的攻擊，極不人望，西太后不敢再用他當談判之沖，乃命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使會議於上海。李鴻章既以外交軟弱之故，受了多數士大夫的唾罵，法人的要求又極無理，曾國荃當然傾於強硬的一方面，對於法使提出的要求不予承認。法人因曾氏不承認賠償金，便命法艦隊向中國開始軍事行動，想占領中國沿海一要地以屈服清廷；清廷以主戰派慷慨激昂之故，也下令備戰守，但實際仍無戰意。法軍以艦隊三數艘炮擊基隆，謀占領該處，被守將擊退。法使向清廷提出最後通牒，清廷不屈，法使下旗離北京，法政府也命駐法中國公使李鳳苞（此時曾紀澤已回倫敦原任）離去巴黎，國交正式破裂。法艦隊即於是年（一八八四年）七月闖入閩江口，破毀中國保護福州船廠之艦隊十餘艘，並船廠破毀之。清廷得報大驚，始發出宣戰之布告。法艦隊繼續攻擾台灣及其附近島嶼，並封鎖揚子江口以南各要埠，謀斷絕中國南北海運的交通；北方漕運大感困難。適有一中國海關所轄管理沿海燈塔的小船，被法艦隊捕去，不肯放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電令其駐英代理人康普倍（Compbell）向法政府交涉放還該船事，並乘間探查法政府有無和解之意旨。此時法政府見清廷於福州船廠破毀後，並無屈服的表示，法國內部的黨爭又極紛擾，援軍的派遣極感困難，急欲謀和（法艦隊司令官請攻占旅順口，法政府不許，以援軍派遣困難故也），便密向康普倍表示可以和解之意。康氏電告赫德，遂以赫德為介，秘密進行談判，成立一種簡單的基本條件，即中國仍承認前次由李鴻章與法使所訂之五款，法國不再提出別種要求。中國的陸軍在諒山方面與法軍交戰，起初，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到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春間，以馮子材奮戰之力，法軍大敗於諒山。馮子材於攻克諒山後，方與諸將商議進取的方略，忽然奉到停戰的命令，異常憤恨；岑毓英所統之軍尚未接到停戰命令，猶併力進攻，破法軍，克廣威、成祥，進逼興化，安南人大喜，旋亦奉到停戰令而止。因為清廷早已允許赫德所介紹之和議，一得到諒山的捷報，便認為議和的絕好機會；法政府得到安南方面的敗報，主戰派的威勢更殺。於是由英國駐華公使出面調停，清廷仍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法使巴特納（Patenotre）會議於天津，於是年（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陽曆六月九日）簽訂條約十款，其要點略如下：
（一）中國承認法國與安南所訂一切條約；
（二）中國擇勞開以上、諒山以北二處，開為通商口岸；
（三）法國撤退基隆、澎湖之軍隊；
（四）中國將來築造鐵路可雇用法國工程師；
（五）兩國另派委員勘定中國與安南之邊界，協定陸途通商條約。
自此，安南與中國的藩屬關係完全斷絕。中國雖然免了賠償費，但所蒙經濟上的損失，共達一萬萬兩以上（據李鴻章與曾紀澤書謂，因此戰發生之新債務，亦達二千萬），並且替法國開放了一條由安南進攻雲南的途徑。
此次法國的成功，成功於僥倖；中國的失敗，失敗於寡斷。那些空口主戰的清流書生，完全不懂得內外的情勢，固不足道；曾紀澤是當時比較明白的人，平素與李鴻章同意志，又留駐歐洲有年，對於當時法國的內情，觀察比較清楚，知道法國的弱點；李鴻章則只知道中國的弱點；故曾、李二人，對於此次的問題，意見也不一致。外國人的議論，謂李為主和派，曾為主戰派，其實曾氏並不一定是主戰，不過他是偏於強硬對付的一方面。他相信法國尚沒有可以持久作戰的兵力、財力，黨派紛爭，內閣三兩月一倒，政策難於澈底；假使中國老早就表示強硬，積極的準備實行對抗，並不要真正開戰，法國侵略派的威勢是可以屈撓下去的；故他老早就希望政府採取斷然不屈的態度。李鴻章認定中國此時斷無對外作戰的能力，那幾艘微弱的軍艦斷不能防護遼遠的海岸線，自己所部的陸軍也不能開到安南去（因為此時朝鮮已發生問題，朝鮮比安南更重要），滇粵方面的軍隊未必可以作用（李鴻章與人書，謂南省軍隊對於新式軍械尚不知使用），萬一決裂，那一點經營多年的微弱海軍基礎，必根本破壞；他並不知道法國方面也有弱點，故他始終不主戰議，即到法軍炮擊基隆時，尚不願福州方面的海軍取敵對行動（關於曾紀澤與李鴻章對此次事變的態度，可參看二人全集中之書札）。西太后一面相信李鴻章的穩重見解，一面又為那些空口主戰的清議所激動、所包圍；所以也是時硬時軟，游移不定，直到福州方面海軍覆沒，始正式宣戰。故此次中國的失敗，可以說是失敗於「游移寡斷」四字。
五、朝局的小變動 在恭親王奕居軍機首班時，朝局雖甚腐敗，尚有一點畏懼清議。因為當時所謂清流的言官倚李鴻藻為後援，最喜歡以敢言博聲譽，謀升遷；鴻藻亦居軍機，與奕相倚托。西太后早已不喜歡奕。安南事急，別有一派夤緣勢力的人物，想藉此排去李鴻藻，遊說當時的言官，謂樞臣應付法越事情失當，上章彈劾。（兩廣總督張樹聲於李鴻章丁憂期中，署理直隸總督，謀見好於張佩綸，奏調佩綸幫辦北洋軍務；反對者謂疆臣不得奏調京僚，佩綸因此不能即得外簡，反恨樹聲之奏調為多事；樹聲恐佩綸不利於己，乃由其子遊說言官，彈劾樞臣，以去佩綸之奧援李鴻藻。）西太后便乘此將奕等所有軍機大臣，一併免職，而代之以醇親王奕譞。奕譞援引孫毓汶等入軍機，自此朝局更腐敗，所謂清流派的言官也失了倚伴，賄賂公行，上下俱無所忌憚了。這是此期中朝局一個小變動。
六、海軍衙門的創設 福州的船廠和艦隊，在此次戰爭中破壞了，但在北京方面卻醞釀了一個海軍衙門出來，使清廷對於李鴻章等平素主張擴張海軍的信念更深一層。在中法戰役以前，直隸、江南及閩粵各省已經有了若干艘新式小兵艦，分隸於各省；那些兵艦大概都是由各省督撫籌款製造或訂購而來的，故悉由各該省調遣使用。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因為台灣事變，與日本發生爭議，籌備海防之說起，李鴻章主張向外國定購鐵甲巨艦，得旨允行，自此陸續定購，到中俄伊犁問題發生時，已經向外國定購了鐵甲艦若干艘，但尚多在製造中。英人戈登由天津回國時，向李鴻章提出臨別贈言二十條，其第七、八兩條說，中國宜先整頓陸軍，然後再議水師；陸軍勁旅無多，水師終於無用，急費巨款購艦，甚為失計；其第十四條又說：「中國應有專管陸軍大臣一員，並專管水師大臣一員，該二員須常往各處巡視一切。」（戈登臨別贈言見《李鴻章全集》譯署函稿中，多切中情弊語）戈登此時，已把中國軍事無全體計劃及不統一的根本毛病看出，故所言如此。但李鴻章的地位是一個地方長官的直隸總督，沒有統攬全局的權責，他雖把戈登的贈言錄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衙門也不是統籌全局的機關，並且管理該衙門事務的各大員，大都是些沒有眼光的庸人，當然沒有人注意戈登的建議。及中法戰機迫切，法國海軍艦隊出沒於中國海面，沿海各省所管的幾艘兵艦，各欲恃為防護各該省海口之用，沒有一個可以自由調遣的機關；那幾艘薄弱的小兵艦，本來就沒有防衛海疆的能力，加以在這種不統一的情形之下，勢力更等於零。因此，始感覺戈登的贈言中所說甚有理由；初由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佩綸建議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創設水師衙門，管理全國水師。恭親王甚以為然，便想要李鴻章擔任辦理此事。李氏乘機答覆總理衙門，請仿各國先例，在北京設立海軍部，自己或可襄辦其事，但是軍機處不以為然。正在擬議間，恭親王及各軍機大臣忽被西太后免職，議途中止。未幾，張佩綸受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臨出京時又奏請設水師衙門，特簡重臣經劃一切；奉旨飭下南北洋先行會議；此時方在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的春夏間，中法戰事尚未正式破裂，但已去破裂之期很近了。會議尚無結果，而福州艦隊已被破毀；幸訂購的鐵甲艦尚多未完成，北洋及江南方面，也尚有殘餘的幾艘。及和議既成，設立海軍衙門的議論，便見諸事實了。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陰曆九月的諭旨說：
……前因海防善後事宜關係重大，諭令南北洋大臣等籌議具奏……茲據奏稱統籌全局擬請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以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興辦等語，所籌深合機宜，著派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派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現當北洋練軍伊始，即著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行創辦籌議各事宜，統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
這道諭旨，便是設立海軍衙門的正式公表。醇親王奕譞以親王資格總攬全權，下面設兩個會辦、兩個幫辦，都是一滿一漢，恰與六部的堂官分為滿漢兩組同一辦法。但醇親王只有一個總司全局的空名，奕劻與善慶對於海軍的事務都是莫名其妙，一切計劃經營全出於李、曾二人。但李氏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在身，駐保定、天津的時候多，未能長在北京；後來在海軍衙門實際任事的人便全靠曾紀澤。李鴻章於前記諭旨發表後，與曾國荃的書中說：「鴻章在京，勾留兩旬，召對五次。敷陳時事，愧無以仰贊高深，與當軸意見不能盡合。大抵禧聖（指西太后）與醇邸，銳意圖政，欲力變從前媕婀虛飾之習，而諸臣墨守舊規，似不足振興。亦不敢有所建白。……海軍一事，條陳極多，皆以事權歸一為主，鴻章事煩力憊，屢辭不獲，雖得兩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錢，不得一將；茫茫大海，望洋悚懼，吾丈何以教之。」次年（一八八六年）陰曆正月，又與曾紀澤一書，說：「……海軍之役，同舟共濟，藉資贊襄，鄙人方幸卸肩有期，執事乃欲稱病避事（曾紀澤此時尚在歐洲未歸，嘗引病辭卻幫辦海軍之事）。受恩深重，只可鞠躬盡瘁，徐圖幹濟時艱耳。法事平後，各省須還洋債近二千萬；海軍無可恃之餉，尚未能多購巨艦，將才尤乏。欲仿英制萬分之什百，一時實辦不到。甚盼及時采仿西國水師兵制，以備他日逐漸振興，公其有意乎？」觀此二書，可見李氏的苦心孤詣，及對於曾紀澤的期望。但是他雖向曾國荃說「禧聖……銳意圖政，欲力變從前媕婀虛飾之習」，後來的海軍衙門卻變成了「禧聖」的「新內務府」。戶部尚書閻銘敬，在戶部千方百計的撙節，替海軍衙門預備一點經費，那位「禧聖」時時向閻索取，弄得閻氏不能安於其位；閻氏一離戶部，海軍衙門的預備費變為「禧聖」的頤和園工程費了。曾紀澤後來在海軍衙門，事事被滿人幫辦掣肘，因憤成病而死。北洋艦隊雖於一八八八年成立了，有艦大小二十八艘，但是徒具形式，組織的內容及軍需的設備腐敗不堪。李鴻章於一八九〇年會同山東巡撫張曜親出洋面校閱後，頗表示滿意，誰知甲午的大恥辱，便在此時安置了伏線呢！
五 西法模仿時代的對外關係問題（三）
——中日戰爭
中日兩國歷史上的關係雖甚久遠，但在清代，兩國初無正式的國交；發生正式的國交，恰在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時；李氏的政治生命，實與中日鬥爭相終始。自甲午戰爭失敗，李氏在中國政治上的中心位置移交維新黨去了。本節就中日鬥爭的經過，分別略述之：
一、日本近代侵略中國的發端 日本在明代即屢次侵害中國，現在不必遠溯，但就其維新運動開始時略一考察。日本維新志士的老前輩吉田松陰在獄中所著的《幽囚錄》中有云：「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宜開發內諸侯，乘間奪加摸察加澳都加，諭琉球朝貢，會同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圍，則可謂善保國矣。」又其獄是帖中有言：「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滿洲，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於朝鮮、滿洲。」還有一位佐藤信淵（德川時代人）所著的混同政策，略云：「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當今世界萬國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有過於中國之滿洲者。何則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其勢之易於擾亂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洲，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為我有，則無可疑也。夫豈但得滿洲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以後，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以上均見《獨立評論》劉叔雅論日本侵略中國的各文所引）
當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時，日本有一個諸侯島津氏說：中國以如此大邦，竟為英法所屈，日本為自衛計，宜先發兵略取中國一省——最好是台灣、福建——為根據地，擴張日本的勢力，以免英法的東侵。但此時日本的內部，也方在幕府專政、封建割據的情形之下，鎖國論與開國論競爭得很烈，斷無餘暇亦斷無能力來進圖中國，故島津氏的議論也不過是一種空論。開國論戰勝，明治維新的基礎既定後，即派柳原前光來中國（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即日本明治三年），求訂通商修好條約；中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僅允通商，以李鴻章斡旋，始允立約。次年，日本命伊達宗臣為全權大使，與李鴻章訂通商修好條約於天津，此為中日兩國正式締交的開始。在此約尚未批准交換時，台灣方面曾有生番殺害琉球難民之事；日政府早有併合琉球的意思，至此並想乘機略取台灣的生番地，歸入日本的版圖；於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派外務大臣敷島種臣來中國交換前次所訂的條約，乘機向總理衙門提出琉球難民被台灣生番殺害的問題；總理衙門的毛昶熙只顧省事，避免中國的責任，答說：台灣的生番皆屬化外，非中國政教所及，其殺人與中國無關。敷島氏對於毛氏的答語不置辯；次年，日政府便派西鄉從道帶兵至台灣征討生番，清政府始悟毛氏前此的答覆失計，一面詰問日本，一面派沈葆楨（時為福建船政大臣）督兵入台，促日本撤兵。日本先後派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來北京交涉，幾至決裂，後以英公使調停，由中國賠償撫恤難民費十萬兩，並日軍在台修治道路及建築房屋費四十萬兩，約束生番日後不再加害航民，日本始撤兵。此次交涉，台灣雖得保全，但無意中默認琉球為日本的屬邦；日政府即於是年積極進行併吞琉球的計劃；琉球屢向中國哀請救援，左宗棠頗主張救援，但以伊犁問題，正與俄國發生嚴重的爭議，清廷付之默認，琉球遂入日本的版圖，變為日本的一縣（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
二、日本經營朝鮮的發端 日本向台灣、琉球進攻時，同時並已向朝鮮進攻。前次日使因台灣問題在北京與清廷交涉時，便乘間向總理衙門訴說朝鮮對於日本的無禮，希望中國負責，改善朝鮮對日本的關係；總理衙門的人只顧省事，也用避去責任的話答說：朝鮮雖為中國藩屬，受冊封，奉正朔，但內政、外交皆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日使也默不置辯，回國後，遂與日政府議定以自由行動對付朝鮮。
此時的朝鮮王李熙，也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由旁系入繼王統，由其父大院君握權（李熙繼統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大院君是一個最頑固的持鎖國論者；日本於明治建元時，遣使通舊好，大院君因日本國書中稱大日本皇帝，拒不受，並以日本開國維新，用夷狄之法，尤至深痛惡，布告國人不許與日本人交際；故有日使向中國前述之訴說。在日使未來中國以前，急進的侵略派如西鄉隆盛等，已大唱征韓之論；及得到中國總理衙門不負責任的答語，積極進攻的方針遂定。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日政府派兵艦測量朝鮮及中國遼東半島沿岸各地，過朝鮮江華灣，下小艇，溯漢江，被阻；日軍開炮，毀岸上炮台，焚永宗城，交涉遂起。日政府旋於次年春初，派黑田清隆、井上馨率軍艦六艘、陸軍一隊入朝鮮，迫脅朝鮮政府與之定約：（一）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與日本平等，彼此互派公使；（二）朝鮮開仁川、元山為商埠；（三）朝鮮沿海各境，准日人自由測量。是即所謂日韓《江華條約》，即法國對於安南的同一辦法。當江華事變發生時，日政府曾遣森有禮至中國，向總理衙門告以對於朝鮮的行動意見；恭親王奕答以日本與朝鮮發生問題，宜先向中國交涉，不應直向朝鮮動兵；森有禮說：中國對於朝鮮的內政、外交既聽其自主，則日本當然以自主國待之。及《江華條約》發表，中國竟無積極的反抗舉動，於是日本第一步的政策成功。
三、中日兩國對於朝鮮的角逐 朝鮮與日本定約，全由受迫所致，故約定後仍倚中國為上國。此後，美國及歐洲各國陸續與朝鮮結通商修好條約，皆由中國介紹，其外交皆由中國指導；歐美各國無不承認中國與朝鮮的宗屬關係；惟日本自與朝鮮訂約後，一切交涉皆取直接行動，不認中國有干涉之權。日人在朝鮮曾惹起兩次大亂事：一為壬午之亂（一八八二年），一為甲申之亂（一八八四年）。
蓋自《江華條約》定後，朝鮮的朝廷也分為新舊兩派；新派以金玉均等為主腦，受了日本人的籠絡，倚王妃閔族的勢力，以抗大院君的舊派；大院君失勢退隱，新派勢力大張，聘日本人訓練新軍。一八八二年，因主持新軍的金閔黨人吞蝕軍餉，發生兵亂，大院君謀乘機恢復政權，嗾使亂兵犯王宮，殺閔黨要人，並殺訓練新軍的日本教練官，圍攻日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義質逃歸長崎；日政府派海陸軍千餘人隨花房公使再入朝鮮問罪。中國方面得朝鮮變亂消息，即陸續派丁汝昌、吳長慶率北洋水陸軍隊數千人偕馬建忠入朝鮮。時因安南問題已與法國發生爭議，清廷恐日人藉端啟釁，命馬建忠等嚴重處分亂黨，捕大院君送天津，一面向日人調停斡旋；日本拒不受。但中國的軍隊已經入朝鮮京城，變亂的「張本人」大院君也已經受了中國的處分，日人僅得向朝鮮責令賠償謝罪；旋即成立一種議和條約：（一）由朝鮮賠償撫恤費五萬，軍費五十萬；（二）允日本駐兵朝鮮京城，護衛使館，兵房設置費由朝鮮負擔；（三）遣使往日本謝罪。自此中日兩國同有兵駐紮朝鮮，是為壬午之亂的結果。
壬午亂後，清廷對於朝鮮也漸知注意。袁世凱曾隨吳長慶軍入朝鮮；吳軍留駐，袁亦同留，陰與閔族相結托，以防制日本。日本仍用援助朝鮮維新獨立之名，籠絡朝鮮的所謂新黨，挑撥離間，閔族又與新黨的金玉均、朴泳孝等勢同水火。到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駐朝鮮的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見中國因安南問題已與法國開戰，便想乘機驅逐中國在朝鮮的勢力。是年冬間，竹添氏陰與金、朴等勾結，唆令新黨乘郵局開幕宴客之夜即席刺殺閔族要人，於鄰近放火；金、朴等赴王宮，矯令請日使帶兵入衛王宮，並要殺閔黨多人，挾制朝鮮王改組新政府。閔黨求援於中國駐軍，袁世凱奮勇率兵入王宮討亂黨，竹添氏督軍拒戰，不能敵，挾朝鮮王逃出宮門，朝鮮王旋逃入袁世凱營中，竹添氏失其所挾，乃自焚日本使館，走仁川；所謂新黨的要人金、朴等皆逃亡日本。日政府聞變，派外務大臣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海陸援軍赴朝鮮；清廷得報，也命吳大澂為欽差大臣，率海陸軍向朝鮮進發。井上氏到朝鮮，吳大澂也到了。井上氏與朝鮮政府開談判，吳大澂想從旁監視，被井上氏拒卻；朝鮮政府允償費、懲凶、謝罪、修復日使館等屈辱條約而罷。是即所謂甲申之亂。
此次的變亂，本為竹添氏投機冒險的行動，初非出於日政府的命令；日政府此時尚無與中國開釁的意思，故結果僅如是而止。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日政府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來中國，商議對於朝鮮的善後問題；清廷命李鴻章與伊藤氏會議於天津，定約三款：
（一）中日兩國駐紮朝鮮之軍隊，各自撤退回國；
（二）朝鮮練兵，中日兩國皆不派教練官；
（三）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如須派兵，須先行文知照。
此條約無異承認朝鮮為中日兩國共同的保護國。李鴻章因為中法戰爭尚未結束，國庫兵備皆極空虛，故終容納伊藤氏一部分的主張，結此勢力均等的條約。中日戰爭的伏線，即發端於此約。
四、東學黨之亂與中日戰爭的破裂 自天津定約後八九年間，中日兩國表面上無何種衝突；日本鑒於壬午、甲申兩次的不成功，注重充實內部的勢力，對朝鮮暫以維持條約上的權利而止；朝鮮王廷因金、朴等失敗，亡命日本，所謂新黨的勢力衰落，仍傾心受中國的保護；袁世凱因當「甲申事變」時行動敏捷，為李鴻章所賞識，於天津定約後，奏授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長駐朝鮮；朝鮮對外的一切關係皆受袁監視、指導。日人對袁十分嫉視，一方面撥弄朝鮮的亡命黨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陰謀構亂；一方面密派少年軍人策士多人，組織所謂「天佑俠團」潛入朝鮮，煽動朝鮮內部的不平分子，破壞秩序，製造出兵的機會。到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春間，發生金玉均、朴泳孝被刺的交涉；（金、朴在日本與朝鮮之同黨通消息，謀亂，朝鮮王廷不安，乃密遣刺客赴日，謀刺金、朴。金氏被誘至滬，在滬被刺死。朴氏在日，謀刺朴氏之李逸植反被朴氏所捕，與李同謀之刺客權東壽等，逃入駐日朝鮮公使館，日政府直向該使館索捕權氏等，朝鮮公使俞箕煥憤而歸國，日人不顧。金氏在滬被刺後，刺客洪鐘宇亦被捕，滬當局以金屍並洪氏解歸朝鮮，洪氏受朝鮮王廷庇護，金氏更受戮屍之刑。日人大憤，或主張向朝鮮問罪。）繼又發生東學黨的亂事，遂為中日戰爭的直接導火線。
所謂東學黨，也是朝鮮的守舊黨，其源起於崔福成，雜取中國儒家及佛老之說，自衍為一派，稱東學，以明人倫、誅污吏、救民生相號召。大院君當權時，禁天主教，捕治教黨，牽及東學黨，黨人喬某被殺；至是黨人請為喬某昭雪，不許；朝鮮人民為惡政所苦，多思亂，黨人乘機煽動，亂事遂起；而從中操縱指揮者則為日本所密派的「天佑俠團」，東學黨又實為日人構亂的工具。亂事初起於全羅道之古阜縣，漸次蔓延，朝鮮政府剿治無效，乃請援於中國。當金、朴被刺案發生時，傳聞日本有派兵入朝鮮之意，李鴻章電駐日中國公使汪鳳藻及朝鮮袁世凱探查；袁氏兩次回電，一次說：「詳審在韓日人情形及近日韓日往來各節，並日本時勢，應不至遽有兵端；調兵來韓說，或未必確。」一次又說：「探大鳥（日本駐朝鮮公使名大鳥圭介）詞意，毫無生事端倪，並藉風聞有日本兵船數隻將來韓，詢以有無，大鳥笑答確無，必系謠言等語，似無生釁事。」（此二電均見《李文忠集》電稿中，汪公使覆電如何未可知）袁世凱大約相信日本此時尚沒有積極進攻朝鮮的可能性。及東學黨亂起，李鴻章方在小站一帶檢閱軍隊，得報，初亦無派兵助剿的意思。李鴻章四月二一日電譯署，謂：「韓王未請我派兵援助，日亦未聞派兵，似未便輕動，俟續信如何再酌。」袁氏在朝鮮電李氏，也說：「未聞日有派兵說。」但是日本實在已想出兵，並且慫恿中國出兵。（袁世凱四月二十八日電李鴻章，謂「日使譯員鄭永邦，以使令來……謂匪久擾，大損商務，諸多可慮，韓人必不能了……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等語。三十日，袁氏又電告李，謂：「日使署杉村來晤談，意亦盼華速代戡亂，並詢華允否……杉與凱舊好，察其辭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李鴻章電譯署，亦謂駐津日本領事來晤，語意與杉村略同，皆足為日本慫恿中國派兵之證。）李鴻章、袁世凱，都相信此時日本尚不至有積極的行動。朝鮮政府向袁氏請求派兵助剿，袁氏告以須由該政府正式具文請求，一面電告李鴻章，謂：「韓廷求華代戡，自為上國體面，未便固卻。……乙酉約，華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無華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過藉保護使館為名，調兵百餘名來漢（指漢城朝鮮王京）。匪距漢尚遠，日兵來，反騷動，韓外署應駁阻，各洋員（指各國駐朝鮮人員）尤不願日先自擾。」這是袁世凱料度敵人的見解。李鴻章接袁氏轉來朝鮮政府正式請兵之電文，便請奏派北洋陸軍提督葉志超及總兵聶士成領兵一千五百人入朝鮮，屯駐牙山；一面行文知照日本政府（陰曆五月初二日）。中國的知照公文尚未達到日廷，李鴻章在天津已接到日本駐津領事的通知，說日本已派兵入朝鮮保護使署及商民；北京的總理衙門與在朝鮮的袁世凱，也同時接到日本派兵的知照。中國派兵僅一千五百人，日本第一批即派出七千餘人，直赴朝鮮的首都漢城。原來此時日本已施行憲政，召集國會，伊藤博文為內閣總理大臣，陸奧宗光為外務大臣；國會對於內閣攻擊得很利害。袁世凱以為日本的國會方與內閣為難，決不能對外生釁，故有「日本時勢應不至遽有兵端」之語；誰知陸奧氏與伊藤氏等一決定出兵朝鮮，日本國民的視線全集中於對外的問題上面去了。朝鮮的東學黨見中日兩國皆派大兵到來，便無形消散。中國以亂事既平，要求日本與中國仍照約同時撤兵；日政府不惟不允撤兵，並且更進一步向中國提出共同改革朝鮮的內政案來。陸奧氏逆料中國對於日本的提案必不贊成；不贊成，則取單獨的自由行動。李鴻章、袁世凱至此始有點心慌。清廷對於日政府的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案，當然不能贊同；起初以「日本既認朝鮮為自主，即不應干涉其內政」的理由，拒絕日本提案；後見日本繼續增兵至朝鮮，李鴻章要求日本先撤兵再議改革。日本堅持不讓，進兵愈亟。歐美各國的駐使也頗認日本的行動為過當。此時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各要人唯一的希望，在歐美各國出面干涉日本的行動，俄國尤為李氏等所重視。因為俄國公使起初曾向李氏表示積極干涉的意思，李氏以為俄公使的話十分可靠；英國也頗盡調停之力；美國亦曾忠告日本。但日政府方針既定，不為各國的調停所搖動，對俄略示不侵占朝鮮土地之意，俄國便立於旁觀的地位。清廷見日政府的行動日趨強橫，忙無主意。空論的書生派一面攻擊李鴻章，一面鼓吹增派大兵。總理衙門想增派大兵，又怕激起兵釁；不增兵，而英俄各國的調停又茫無效果；但是他們總夢想英俄各國的調停或者可以生效，李鴻章以誤信俄使所表示的原故，尤不願增兵，惹起戰端。袁世凱、葉志超等見日兵陸續增加，占據各要害地點，一面電請將葉軍由牙山移近漢城，一面又電請增兵，李氏尚覆電令勿輕動，謂和平解決之希望未絕。日本大兵既據漢城，又將各兵事上的扼要地點占領了，便向朝鮮王廷提出強迫改革案，並向駐日英公使間接宣言（因英使從中調停之故），說中國既不贊成改革朝鮮內政，現日本已單獨行之，中國若增派援軍，即認為有意向日本挑戰。這分明是要向中國宣戰了。但是李鴻章和平解決的念頭還是未斷。直到最後，朝鮮王廷全落入日人的手中，預備實行驅逐在朝鮮的中國人員時，李鴻章始奏請下令增派援軍八千人，由衛汝貴等統率向平壤進發；（據《李文忠集》電稿，增派援軍在陰曆六月十四日，去交涉開始時已一月有半。）援軍派出後，李氏猶電戒葉志超勿輕於開仗；（六月十八日，李覆葉電謂「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諒彼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屈，切記勿忘，汝勿性急，頃奉寄諭，亦密囑此節」，可見清廷與李氏始終無戰意。）英俄各使的調停動作也尚未完全終止，李氏猶希望有萬一和解的可能。及中國援兵的運送船「高升號」在豐島附近被日本海軍轟沉（並損失護送兵艦二艘），駐牙山的葉軍也受日軍圍攻，始知戰事已無可免。
五、戰爭的結果 自陰曆六月後旬戰事破裂，至次年三月初休戰條約成立，交戰的期間雖有七八個月之久，但勝負的結果早已決定。日軍早把軍事上的要地占據，中國只能從北部的平壤進兵；日軍以漢城為根據地，向平壤取包圍的攻擊；八月中旬，中國的陸軍由平壤潰退。丁汝昌統率海軍艦隊十二艘，與日本艦隊相遇於大東溝附近，苦戰半日，中國的艦隊僅存八艘，且皆受損傷，退歸旅順船塢修理；後移守威海衛，不敢復出，黃海的制海權全歸於日本。日軍自陸海兩方得勝後，步步進逼，至十月中，旅順、大連及奉天東南各要地悉被日軍所占領。十二月，日軍別隊由山東榮成灣上陸，進圖威海衛；丁汝昌率北洋各殘艦死守，將卒皆不用命；至次年正月，日軍招降，丁汝昌不屈，服毒自盡，部將遂以艦隊及威海衛降於日軍。中國的主戰派當交涉逼緊時，氣焰萬丈，肆口攻詆李鴻章，鼓吹開戰，到了旅順、威海衛以次失守，漸漸喪膽。李鴻章受了清廷的革職處罰，一面還是要經營戰守，一面仍不斷的運動歐美各國公使向日本調停，求休戰議和，皆無效。後以美國的誠意調停介紹，日本始略略表示可和意。清廷初派張蔭桓、邵友濂二人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請和。日政府以二人所受文憑不合全權資格，拒不與議，無結果而回。李鴻章此時已為一般的所謂公論所唾罵，故清廷起初不想用他為議和專使，及張、邵二人被拒後，始任李為議和全權大臣。李於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中抵日本馬關。日政府起初提出嚴重的休戰條款，尚未成議，李鴻章忽被一日本小民小山豐太郎（一名小山六之介）所刺傷；日政府恐受世界各國的輿論所責難，始允無條件休戰（休戰期限僅二十一日）。旋於休戰期內，成立和約二十一款，其最要各點如下：
（一）中國確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
（二）中國割遼東半島、台灣及其附近島嶼與日本。
（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四）中日兩國以前所訂條約一概廢棄，另訂新約，以中國與歐洲各國現在約章為基礎，並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五）日本人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工業；各種機器僅納入口稅，得自由裝運入口；日本人在中國內地製造之貨物，其一切課稅均照日本輸入貨物之例辦理，享受一切優例豁免。
前例最後一項，為中國國民經濟上的最大致命傷；西方的帝國主義者屢次壓迫中國受城下之盟，皆未曾提出如此的條款。自日約中有此條款，各國皆援最惠國待遇之例一併共享，於是，中國工業全被東西帝國主義的資本所壓倒，不能抬頭。此時中國處於戰敗的地位，已全無抵抗之實力，休戰的限期又極短促，李鴻章無法，只得一一俯首承受。但是他知道俄國對於朝鮮東三省皆有野心，一面與日本磋商和議，一面將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條款通知北京各外國公使，以激動各國的嫉妒心，引起干涉。及約文公表，俄國果約同德法各國出而干涉，迫令日本將遼東半島退還中國；日本暫時無力抵抗，也只得俯從。李鴻章一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僅於此略略發生一點效力。但是此後的問題卻更難應付了；遼東半島的名義雖仍為中國所保留，不久，俄索旅大，德索膠澳，法索廣州灣，英索威海衛，中國亦無不俯首屈從，日俄戰爭的大禍也伏機於此。
六、中國失敗的原因 此次戰爭失敗的原因詳細地分析起來，有許多種；但概括地說，不外下面的幾點：
（甲）腐敗。這個腐敗的病，從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級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國家正當的軍政費供自己個人的快樂外，又率領宮廷內的妃嬪及閹宦小人，相率出賣官缺，於是上行下效，凡供給於政府機關的人員，也相率以苞苴賄賂圖謀個人位置的維持並升遷。北洋海陸軍的重要將領及主管人員，多屈身於李蓮英的門下稱門生。苞苴賄賂品的來源，不外刻扣軍餉，侵吞公帑，於是弄得軍事上的設備窳劣不堪。據英人蒲蘭德（Pland）的記述說：在戰事發生前兩年，漢納根（在李鴻章部下服務的德國人）便請李鴻章購買多量克魯伯廠所造的大開花彈，供戰鬥艦上大炮之用。李氏已經簽發了命令，但是終於不曾實行。不實行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主持軍需事務的大人物張佩綸反對，說耗費巨款購買這種開花彈，儲藏無用，太不合算；實則他所謂不合算，只是他們主管軍需的人員的不合算。及到戰爭破裂時，李鴻章急急忙忙向英德各國添買軍需品，各國因為限於守中立的原故，不能明賣；買得了，不易運到。當黃海海戰時，至有兩艘鐵甲戰鬥艦共同只有三顆大口徑的開花彈；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戰當中，中國戰艦所發射的炮都是小口徑的炮，大口徑的巨炮皆閒擱不能作用；這又安得不失敗呢？至於中國自己製造的魚雷，據嚴復所說，有用鐵渣來代替火藥裝在裡面的；這又安能守護海面呢？海軍是李鴻章用全力經營的，內容的腐敗如此，陸軍就更不用說了。所以當朝鮮問題發生時，李鴻章十二分的不願有戰事，千方百計想用外交手段解決；那些書生參劾他，罵他畏葸，催他出兵，他總是遲疑不決，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弱點的原故。
（乙）不統一。這個不統一的病，包括當時政治上的各方面，軍事上、外交上、財政上以及其他，無不如一盤散沙。形式上，皇帝握有一切大權，好像十二分的統一；事實上，皇帝只是一個偶像：皇帝上面的西太后，只有賣官鬻爵、黜陟官吏的大權；遇有外交問題，令多頭並立的總理衙門協議；總理衙門又要與離開北京的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協議。李鴻章有擔負外交事實上的責任，卻沒有主持外交事務的全權；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許多學士們，御史們，尚書、侍郎、督撫們，對於外交問題，差不多人人可以發言，人人可以出主張，外交的全權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裡。日本只有一個內閣總理，一個外務大臣，只要對付國會一個機關。李鴻章既不是內閣總理，不是外務大臣，要對付許多不負責任散漫龐雜的學士們、御史們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誰的主張好。從問題發生到問題解決，一時一刻，千變萬化，沒有一個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動，簡單地說，就是自始至終無所謂方針。為什麼不能有方針？就是事權不統一的原故。再就軍事上說：海軍衙門說是管理並指揮全國海軍的，但是實際上僅能指揮北洋艦隊；若要調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艦隊，就非繞一個彎先打電報和南洋大臣商議不可。即海軍衙門的本身，總理之下有兩個會辦，再加上兩個幫辦；總理有「權」無「能」，會辦、幫辦有「能」有「不能」，而「權」則彼此相捋；故在該衙門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統一。陸軍的不統一，更甚於海軍。兵部是配相的機關，各省的兵已經成了各省督撫的兵；李鴻章可以直接調遣的，限於北洋的陸軍；其他各省的軍隊雖然可以奏調，但是編制、訓練器械既不統一，指揮的將校又各不相習，那種散漫無紀的狀況，比海軍更甚。再就財政上說：戶部說是管理全國財政的機關，但是事實上，有錢的機關是各省藩庫；各省的督撫，權比戶部更重。李鴻章負有支配軍事費用的責任，卻沒有運用全國財政的權力；他所能直接籌備、支配的限於直隸一省的收入；若向他省要錢，必須奏撥，皇帝得奏，例交戶部審議；部議准了，再以諭旨下之於指撥的各省；各省有時候也可以託詞告乏；所以雖然奏撥准了，還要向指撥各省的主管機關講人情。對外的問題發生了，說硬話的督撫是很多的，要他們供給軍費，就要看對於各該本省的財政活動上有無妨礙。所以李鴻章說他自己是「以直隸一省，當日本全國」，這並不是他掩飾自己過失的話，而是實在的情形。
（丙）總原因。上面兩點，是就當時政治上所表現的情形分別說的。還有一個總原因，就是日本已經成了一個近代新式國家的組織，政府是一個國民結合體的單位，有一個主腦的神經系，五官、四體運用靈活，無障無礙。中國還是停滯在舊時代中的國家，政府自為政府，人民自為人民；國家的各種機關，是皇家的機關；立於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沒有活動能力、沒有靈敏感覺、沒有振作精神與純正德性的偶像；立於這個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員，無異於衰敗之家的奴僕，各圖各的利益與快樂，懶惰、偷竊、鬥爭，無所不為；有十二個忠實有為的人站在裡面，想把那個衰落的門楣支撐起來，縱具三頭六臂，也無所施其技。當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馬關會議彼此應酬的閒談中，李氏說：「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之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伊藤博文答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語見《中東戰記本末》）這雖是應酬的話，卻是實情。原來日本所以制勝，因為日本已經過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維新黨先制勝於內，故能制勝於外。中國此時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還是拘束在舊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動，內部國民全無整個的活動新精神，對外安得不失敗呢？不過有了這一次的失敗，舊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勢力要開始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