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二章 洪楊革命時代
洪楊革命軍，起於鴉片戰爭結束後八年，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建國號曰太平天國；一八五三年，占領南京為首都；一八六四年，南京被清軍攻陷，太平天國覆滅；前後共十五年。這十五年間的戰爭，可稱為滿漢兩民族鬥爭的試驗時期。在此試驗的鬥爭期內，革命軍雖然失敗，但是失敗於漢民族自身，漢民族的勢力，卻已伸張起來了。不過西方勢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層，從此漢民族的政治負擔，比以前更為艱巨。茲就此時代經過的重要情事，分節敘述如次。
一 洪楊崛起以前的社會背景
洪楊革命軍起，雖在一八五〇年，若就背景分析，當溯之於鴉片戰爭以前，而鴉片戰爭，則為其近的導線。茲列述其大概。
其一，為經濟上的背景。中國歷史上有一種所謂「一治一亂」的周期律，每次統一約二三百年之間，必要經過十二次的小屠殺；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經過一次大屠殺。自秦漢以來，這種周期律的表現是歷歷不爽的。對於這種周期律的解釋雖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國從秦漢以來，生產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國民的經濟生活全憑著土地的自然生產力；人口增加到了超過耕地面積和生產力所能容納供給時，就發生多數的失業群眾；結果就只有假手幾個梟雄，率領一班生活無靠的群眾，來實行屠殺；屠殺到了減少與耕地面積相當時，於是又歸於平靜。清代人口的增加數字約如下表：
前表中順治、康熙兩朝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當時有丁稅，戶口的報告，隱瞞者多。雍正朝定「丁隨地起」之制，以丁稅攤入田賦中，無田的人不要納丁稅，戶口調查的方法也變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數字一躍而達一萬四千餘萬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軍暴發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約及三倍。（中間因白蓮教亂，經過一次小屠殺，故嘉慶六年的人口數字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於墾田面積的增加則如何呢？約如下表：
觀前表，墾地的面積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數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數字來，實在小得可憐。並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較前十一年，還減少了五十四萬餘頃。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夠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若無別種生活方法則日貧；貧則由借債而至於賣田以濟飢，於是助成商賈富豪的兼併；漸至土地集中於少數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貧富懸隔多數群眾失業的現象。若在工業生產發達的國中，沒有土地的人，有多數都會的大工廠可容納。我國在道咸以前，既然沒有大工廠可以容納多數貧困失業的群眾，屠殺的周期律自然要隨機表現了。加以對外貿易的鴉片輸入逐年增加，現銀流出日多，銅錢的價格低落，物價日趨騰貴，田賦的負擔因銀價騰貴而加重，農民的生活益困。並且在道光晚年，連歲皆有水旱的天災；災區之廣，幾遍於黃河及長江流域的各省。這都是促起屠殺的周期律表現的因子。此為經濟上的背景。
其次，為政治的背景。關於乾嘉時代的政治實質，在導論中已摘要說及，此處不必多說。不過導論中所說及僅在官吏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貪污以外，還別有一種作風，曾國藩名曰「掩飾彌縫，苟且偷安」。廣西的龍啟瑞上梅伯言書，描寫「掩飾彌縫，苟且偷安」的現象及原因則如下：
……抑某竊有進者，奸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奸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待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為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不敢為。然督撫亦非真以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為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指梁章鉅）方日以游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指鄭祖琛）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也。
蓋在道光朝，繼續用兩個庸相：一個為曹振鏞，他嘗向皇帝說：「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抉其細故之舛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這是造成臣僚緘口的第一個人。一個為穆彰阿，庸暗無能，尤過於曹氏。龍啟瑞書中所指的時相就是他。這時候相繼作廣西巡撫的，梁章鉅日以文酒徵逐為務，若有談整飭吏治的，便說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後，也沒有什麼振作。鄭祖琛承周之後更放任無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災為事。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清入主中國以後，明代遺民，播散在民間的「反清復明」的種子，雖經康、雍、乾三朝用摧殘和馴柔的手段，盡力芟除，但終未能消滅。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會的林爽文，首起革命軍於台灣，與清軍相抗經一年之久。林爽文雖然失敗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蓮教的劉之協，擁小童王發生，假託朱明後裔謀起事。劉之協等雖然被捕失敗（劉旋即脫逃），但是白蓮的黨徒已遍布長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隨即到處暴發，成為嘉慶初年的白蓮教亂。經過幾年騷動，白蓮教雖然被戡定了，他們所用「反清復明」的口號思想，依然潛藏在群眾的腦識中，一遇緣會，即行復現。自道光紀元（一八二一年）鴉片戰爭爆發前，此處彼處，時有不斷的小亂事發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灣粵民黃文潤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會與瑤民滋事，遂有趙金龍之亂；十五年，山西趙城縣教民曹順滋事，知縣楊延亮全家被殺。這些構亂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約稱為「教黨」，在南省的大約稱為「會黨」。教黨以白蓮教為首，其流有「白陽」、「八卦」、「紅陽」等名目；會黨以天地會為首，其流有「三合」、「三點」等名目。多依託舊的宗教儀範，以「反清復明」口號相結合。北京朝廷屢次諭令各省大吏「嚴拿會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嚴例。但是事實上，不惟舊的種子不能消滅，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國以後，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種子，又要依託它發芽了。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鴉片戰爭發生，又有幾方面的直接影響：其一，腐敗軍隊對於地方的擾害。當命奕山為靖逆將軍馳往廣東時，由河南、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各省調往廣東的軍隊，共計在三萬以上。這些軍隊，用以對外作戰雖無用，而擾害經過及駐屯的地方則有餘。王均《金壺浪墨》引《羊城日報》說，此種軍隊「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屍」。又說「楚兵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群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這是當時軍隊遺害地方的事實。其二，團練義勇隊的集散。廣東方面，自發生林維喜被英兵殺害的事件後，林則徐便布告沿岸各地方，令他們購備軍械，團練自衛。及戰端既開，慮經常官軍不足抵禦，更添募義勇隊至二三萬。其後，團練義勇隊以次解散，武器亦隨而散播於民間。這也是助成民亂的誘因。其三，社會心理方面的刺激。在鴉片戰爭前，潛伏於民間的種族思想，本為「反清復明」，及鴉片戰爭爆發，共注集於「驅逐洋鬼」的一點，如廣東三元里的「平英團」，一呼而聚集萬人。及見清軍的禦侮不足，殘民有餘，於是痛恨「洋鬼」的心理，又漸回到「反清」兩字上面去了。當英軍圍攻廣州城時，英兵總數不過二千，而閉居城內的清軍超過二萬。以十倍於敵的兵數，不敢出與敵抗，甘受城下之盟，向民間搜索巨額的賠償金，以求免死。清軍如此的無用，尚安得不為人民所藐視。《羊城日報》說：「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指三元里『平英團』）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後來往說洪秀全攻取南京的浙江監生錢江，便是曾在廣州倡導反抗英軍的人。鴉片戰爭及於社會心理上的影響，於此可見。
概括說，自有鴉片戰爭，社會的受病更深，清政府的威力全墮，亂機更形迫切。從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間，無一年不有民亂，僅就見於《東華錄》的諭旨所涉及的，如：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傑，聚眾三千人，設立都督大元帥府，自稱鐘王，攻占崇陽、通城二縣，到次年始平定。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眾戕官，據守洪崖洞，謀起事，旋被捕。
一八四四年，台灣嘉義縣人洪協，與武生員郭崇高聚眾二千餘人謀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陽縣段、陽二姓因抗糧起釁聚眾千餘人，由陽大鵬統率進攻縣城，經月始平。
一八四五年，山東捻匪滋事，聚眾拒捕，與官兵接仗。
又廣東各屬土匪四起，諭軍機，謂：「……有人奏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劫掠為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上年查拿之臥龍、三合等會匪，搜捕未靜，嗣後復有新安、新寧各縣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鄉，引人入會，千百為群，肆行無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來匪類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拿，以致農民不安耕作……又香山縣城內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報劫者不下數千案……並有香山巡檢魯風林被盜劫去，剃鬚勒贖等語。」
一八四六年，山東嶧縣蘭山等處，盜劫頻行，並有擄人勒贖之案，諭令剿捕；又因廣東盜劫頻行，諭令認真清查保甲。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寧縣與廣西全州交界之黃坡崗瑤人雷再浩，與人民李輝、陳名機結黨糾眾，諭湘桂兩省合力剿辦，經年未平。
一八四八年，諭軍機，謂：「有人奏廣西盜劫各案……北流縣境有陳、李二姓，於道光二十六年為盜匪擄掠，橫州所屬南鄉墟地界，本年五月內有商船二十餘號，並遭劫搶，計贓一萬餘金……」著桂撫鄭祖琛認真查辦。
一八四九年，廣東陽山、英德等縣匪徒滋事，命徐廣縉等剿辦。
又廣西盜匪在廣東毗連一帶地方，聚眾滋事，都司鄧宗珩督兵追捕，負傷斃命；該匪並有鐵炮甚多，被官兵奪獲十二尊。
又湖南新寧縣城被匪攻陷，戕殺知縣全家，經月始收復。
一八五〇年，因湘撫馮德磬剿匪不力，諭令兩湖總督裕泰督兵會同廣西員弁進剿由湘竄桂之匪。
這是見於諭旨官書的；但當時一班大小官吏，仍皆以文飾隱蔽為務，實際上北京朝廷所知道的，不過其一部分。此時各省的民亂，幾於無省不有，而尤以兩廣及湖南的南部為甚；這三省毗連各境，真是群盜如毛；在廣西各境的，如慶遠的鐘亞春，柳州的陳亞癸、山豬羊，武宣的劉官方、梁亞九，象州的區振組，潯州的謝江殿，都是當時著名的會黨頭目，擁眾各千百；在廣東的如陸和、李和、李善法、黎東狗、大鯉魚、大頭羊等各頭目，號稱擁有八千子弟，和廣西各股通聲氣；湖南方面的頭目，雖不若是著名，但人數也不少。洪楊崛起後，曾國藩奏稱：「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邊錢』、『香會』等，成群嘯聚；如東南衡永郴桂，西南寶慶、靖州，萬山崇薄，為卵育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偷一日之安……」廣西巡撫鄭祖琛就是第一個「苟且偷一日之安」的人，「洪水」的暴發，也就以廣西為第一「決口」。
二 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樹立
洪楊戰役的主腦人物，一方為洪秀全，一方為曾國藩。洪部最有權勢的人，起初是東王楊秀清，故以洪楊並稱；在清朝時，稱為發賊；曾氏以平定發賊之功，死後諡曰文正公。清朝顛覆後，大家認洪秀全為革命的先驅，他的賊名消滅了；曾國藩又得了反革命的罪名。賊與非賊，隨時勢與感情為轉移，本來沒有一定，不過，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要以客觀的事實下判斷，不要以主觀的感情下判斷。洪秀全與曾國藩的功罪，我們固然不可以兩方的成敗來斷定，但也不可為感情所蔽，抹殺歷史的事實。本節先就洪秀全樹立太平天國的經過來觀察：
一、洪秀全及首事諸人的略歷 洪氏及首事諸人，事業雖不成功，卻驚動了許多人的耳目，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因此記述他們的稗官野史，也就好比記述《水滸傳》中的人物一樣，人各一說，關於他們的出處、經歷，難得一致的、最正確的記載。茲就各說中比較可靠的採取一二說：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生於一八一三年一月十日（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由花縣赴廣州應試，歸途中遇一中國基督教徒梁亞發，與以《勸世良言》一書（宣傳基督教義之冊子），洪氏並未閱讀。一八三七年，又往廣州應試，落第，歸而大病，四十日間，幾瀕於死。病中妄夢至一廣廈，莊嚴如宮殿，見一金須黑衣之老翁，命往下界掃除妖魔，救濟一切兄弟姊妹；又見一身長尋丈之士人，稱為彼之長兄，亦諄諄訓以掃除妖魔之事，且謂當為之助。六年後，即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偶然間翻閱前此所得《勸世良言》之小冊子，忽憶及六年前之夢中境況，覺得那個夢不是妄夢，夢中的黑衣老人與身長尋丈之士人，必為天主上帝與耶穌基督，要他掃除妖魔、救濟一切兄弟姊妹，就是要他信奉上帝、救世濟民之意，這本小冊子，恐怕就是承受天命的天書。自此便傾信基督教，並勸他人信奉基督教。一八四四年，與其同學最契之友人馮雲山，共往廣西桂平縣紫荊山，創設上帝會。後聞香港有一美國牧師名羅伯茲（L.J.Roberts）甚屬有名，便於一八四七年特往香港，求教於羅伯茲；二月後歸花縣，再往廣西與馮雲山相晤，則上帝會的會員已近二千人，洪氏遂為其首領，其後會員日益增加。這是洪氏信奉基督教義的由來一說。（英人Meadows及Williams的記載大概與此所述者相同。）
李秀成的供狀，關於洪氏和首事諸王的來歷的敘述，大略如下：「天王洪秀全兄弟共三人，長名仁發，次名仁達，皆前母所生；天王為繼母所生。仁發、仁達皆務農，秀全獨讀書。南王馮雲山，為天王同窗友，彼此最相契。道光二十七年（即一八四七年，或謂在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此處所言二十七年，疑為李秀成誤記），天王大病，昏迷七日，醒後，忽出異言，勸人信奉上帝，謂信奉上帝者，可免災難，凡不信上帝者，必為蛇虎所吞食。天王本為花縣人，因往廣西說教，行數千里。信奉的兄弟散布各處勸說，天王常密藏深山中，積年，信者日眾，但讀書明理之人多不信，信者多種田貧苦之人。凡種田貧苦之家，每十家必有三五家或七八家信奉。參與起事密謀者僅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一作秦日綱）六人；其餘附從之人，一無所知，大都皆為謀衣食計。東王楊秀清，住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本不知兵，信奉上帝後，深得天王信用，一切事權，由他掌管，號令嚴肅，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在家種田種山為業，娶天王之妹為妻，故亦重用，為人勇敢，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甚有才幹，六人之中首謀立國者，皆出其謀。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敏。翼王石達開，桂平縣白沙人，家富讀書，文武兼全。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桂平白沙人，在家傭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誠實，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我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只知有洪先生而已。」這是李秀成口供中的起事諸人的略歷。（其他關於洪氏及諸王的傳說尚多，不備述。）
二、太平軍崛起的最近原因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洪秀全等宣傳教義於桂平武宣諸州縣時，正是廣西群盜如毛、各會黨大肆活動的時候。但是洪氏並未參與他們的活動。洪氏宣傳教義的各州縣，有所謂客民與土民的分別，客民大都多由廣東遷入的；洪氏本為廣東人，故加入洪氏的教會的，大概都是客民。土民與客民極不相容，常起衝突。值此盜匪蜂起的時候，各鄉村舉辦團練以自衛，而團練之權，操在土民的士紳的手中，輒借端誣陷客民。客民為自衛計，也組織所謂「保良攻匪會」與團練相抗。而「保良攻匪會」的權，則操在上帝會領袖的手中。（林則徐在粵禁菸時，所上《議覆葉紹本條陳捕盜事宜折》中即謂「各縣紳衿中，多有保良攻匪之公約，不知起自何時」雲。）因此被官兵搜捕的會黨頭目，與被團練迫害的客民，皆與上帝會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保良攻匪會」的勢力漸大。土民的士紳見「保良攻匪會」與匪黨和異教會黨聯為一氣，一則激於仇怨，二則恐釀成大亂，屢次鳴官緝捕上帝會頭目。洪秀全與馮雲山，皆曾經被捕下獄，得會中極力營救始免。李秀成的供狀也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盜賊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為一夥，團練與團練為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一八五〇年，大黃江巡檢黃基帶領兵勇，往捕大盜陳阿貴，歸途經過鵬隘山下，對於該處的燒炭工人勒索敲詐。那些工人，大都皆是上帝會的徒黨，便集合許多人和黃基的勇兵相對抗。勇兵敲詐不遂，大罵而去。罵的話大略說：「你們這些拜上帝會的造反的賊子，大兵不久就到了，看你們出錢不出錢。」馮雲山得信，便把這群被敲詐威脅的工人領到金田村韋昌輝家去，用一種激奮的語言鼓動他們，此為發難的起點。當他們正在謀發難時，又有一個上帝會信徒陳玉書的妾在新墟被黃基的部下所劫取。玉書來金田投報，便如火上添油。於是發難之議遂定。
三、太平天國的樹立 馮雲山、楊秀清等各首領在金田聚議時，洪秀全方匿居花洲村胡以晃家，起兵之議既決定，乃遣人往迎洪氏至金田，推戴為首領；一面派人往各州縣，招集上帝會的黨員，聲勢漸大。於是其他會黨的頭目也有率眾來附的，如貴縣的林鳳祥、揭陽的羅大綱等，各率大股會黨來附，有眾漸近萬人。清廷因廣西群盜四起，特派固原提督向榮帶兵往剿；九月，命林則徐（時為雲貴總督，因林前在兩廣得人望，故命之）為欽差大臣，旋又令兼署廣西巡撫；鄭祖琛革職。林則徐行抵廣東病歿，復命李星沅為欽差大臣，接任督辦剿匪事。十一月，清軍攻金田失利，清將伊克坦布戰死。一八五一年二月（咸豐元年正月），洪秀全率軍由金田進至大黃江，與清軍戰，又大勝，始稱太平王；任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蕭朝貴為右弼又正軍師，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石達開為左軍主將。清廷此時才十分注意，復命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與向榮會剿；繼又特命大學士賽尚阿為欽差大臣，帶兵往楚粵之交防堵；四月，李星沅病歿，賽尚阿便負剿辦的全責。洪軍自在大黃江戰勝清軍後，雖曾略受小挫，但人數日益加多。加多的原故，半由吸收其他會黨，半由裹脅，李秀成自述加入太平軍的原因說：「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李秀成為大黎附近之居民），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此李氏自謂）到了閏八月初一日，便攻陷永安州，即在永安州城內建國號曰「太平天國」，頒新曆，封楊秀清等以下諸首領為王。為什麼以「天國」為國號呢？就是根於他們的教義——萬物皆主於天，天又主於天主，天主名耶火華，為天父，耶穌基督為天父之長子，秀全為天父之次子，故稱耶穌為天兄（這是洪氏的「三位一體」說）；秀全承天父天兄之命降世，掃除群妖，救濟天下兄弟姊妹，使共享太平幸福，故國號為「太平天國」，自稱「天王」。他們所頒的新曆，既不是中國舊式的陰曆，也不同歐西的陽曆，定一年為三百六十六日，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公曆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為太平天國元年正月元日；年號之上仍冠以干支甲子等字，但將地支中的「丑」改為「好」，「卯」改為「榮」，「亥」改為「開」，如癸丑稱「癸好」，乙卯稱「乙榮」，癸亥稱「癸開」。這就是他們的新曆法。洪氏自稱王，不稱皇帝，楊、馮等為什麼也皆封為王呢？我們看他所下的封王詔書便知，詔書說：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各宜認實真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養，才是上，才是帝，故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聖父，天兄是救世聖主，天父天兄才是聖也，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可稱聖，致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爺，是魂爺，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為王爺，姑從凡間歪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爺也。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正軍師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封后護又副軍師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後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欽此。（此詔下於辛開十月二十五日，時在永安。）
這道詔書，有兩點可以使我們注意的：一、楊秀清等諸人，在攻陷永安前已稱「王爺」。原來洪氏在宣傳教義的時候，凡入會者不稱師徒，皆稱兄弟，婦女則稱姊妹；蓋欲以平等的精神，網羅群雄，擴張聲勢，而又恰合天主一尊之旨，故以石達開、楊秀清諸雄，也皆與之合作。但諸人皆志不在小，既屬平等兄弟，洪氏作了太平王，他們自然也應該稱王爺。不過方在對清軍作戰的時候，人人稱王，近於群龍無首，號令不能齊一，這種平等的精神，不能不有妨礙；若把皇帝之號奉諸洪氏，楊、石諸人未必願意；沒有方法，只好以「天王」之名奉諸洪氏，而稱之為「主」，其餘諸雄則以東西南北等字冠之，既不亢，又不卑，於統一組織之中，仍不失平等的主旨，這是當時位置分配的折衷辦法；其實當時的勢力，還不出永安州，安有所謂「東方各國」等等給他們管治呢？二、所封各王，皆受東王節制。在對清軍作戰的時候，天王之下還要一個總司號令的人，也是當然的事；但與洪氏最相投、最親密的，起初為馮雲山，他又是首先建議起事的人（據李秀成供狀所言）；若論才幹、知識，又當首推石達開；楊秀清不過是一個由種山燒炭起家的土豪，為什麼用他來總司號令呢？原來洪氏的魔力，全在假託神權以懾眾；這一班梟雄，要擁洪氏為傀儡，所以也附和他的神權說；楊秀清對於神權的利用，更越過洪氏一層；他常假天父附身、傳達天語的方法鉗制洪氏，洪氏既畏楊之奸狡又喜其多謀，故更深與結納，委以重權，這是楊秀清攬握大權的由來。（《太平野史·東王楊秀清傳》謂：「秀全怵人，每托諸宗教與神權……秀清知其詐，遂自言能通天語，謂秀全為天兄，天父特命降世為真主，信者益眾。秀全喜。秀清更托天父降其身，謂天兄有過，令秀全跪而授杖以制之；己有過，亦令人杖不少貸。詗人陰私，摘發多奇中。秀全雖不堪，無如何也。……」）
在上述兩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太平天國最初組織的不鞏固，後來太平天國的內亂，也便發生在這兩點上面。
四、天京定都及各種建置與精神 清政府見洪氏等建立國號，改易正朔，知道與尋常的盜匪不同，嚴命賽尚阿等盡力剿辦。向榮和烏蘭泰等傾全力圍攻永安，經月不能下。一八五二年三月（咸豐二年二月），太平軍由永安潰圍，北出陽朔，趨桂林；清軍尾追，烏蘭泰戰死。太平軍圍攻桂林三十日，不能下，棄而北走；陷全州，棄不守；入湖南，遇江忠源所率團練楚勇於蓑衣渡，馮雲山中炮死。（這是太平軍第一次被團練兵戰敗，喪失大將的事實。江忠源曾受浙江知縣，丁憂回籍，因新寧毗連桂境，盜匪勢盛，舉辦團練為防衛邑境計，賽尚阿聞其名，令其率所練募勇，助攻太平軍。此在曾國藩創辦湘軍之前。）太平軍雖受小挫，勢不少衰，繼取道州，分軍東出桂陽、郴州，向北急進，達醴陵。七月至長沙，圍七十餘日，不能下，蕭朝貴戰死。九月，太平軍棄長沙，向西北常德進軍，經益陽擄船數千，轉渡洞庭湖，陷岳州，得清軍所貯存之軍械大炮無數；沿江而下，十二月，遂陷漢陽、武昌；清湖北巡撫常大淳以下皆被殺。太平軍留武昌一月，復東下，兩江總督陸建瀛由南京率兵西上迎敵，聞風奔逃，太平軍以次攻陷九江、安慶、蕪湖。到一八五三年三月（咸豐三年二月），遂陷南京。當太平軍攻陷武昌時，進兵方向，一時未能確定，或欲西趨荊襄，規取川陝為根據地，傳說因浙江人錢江獻策，乃東下江南。及得南京，楊秀清欲分兵留守，更北進取河南開封為建都地；據李秀成供狀，謂因湖南老水手之言，始定都南京。（供狀謂：「有一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雲河南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系中州之地，只稱穩便，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來東王竟依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改名曰天京。
天京定都後，於是陸續頒定種種建置。關於太平天國各種建置的理想，最好是看他們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的公文書。這種公文書，其名稱雖曰《天朝田畝制度》，實則將他們的軍政、民政、財政、經濟、司法、教育等全部包括在內。試分別舉其大略如次：
第一，軍民合一的組織。原文云：
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四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各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零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歸本軍帥統屬。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約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為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這是本於《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的組織，兵農合一的。）
第二，設官等級，朝內由軍師下遞至將軍，地方由欽命總制下遞至兩司馬，內外一氣相含。原文云：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穀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任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總制以下為地方官，將軍以上為朝內官。東西南北各王皆為軍師。各王府皆有丞相。丞相各以天、地、春、夏、秋、冬等字冠之，又分「正」、「副」、「又正」、「又副」四位，如「天官正丞相」、「天官又正丞相」、「天官副丞相」、「天官又副丞相」。地官、春官以下皆同。因此丞相一等，專就天王府言，已達二十四人。合東王等各府計之，則更多矣。）
第三，兩司馬為最下層之基本單位，管理財政、教育、司法等一切政務。原文云：
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中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真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讚頌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教育）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兩造俱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尚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尚其事於監軍。監軍詳總制、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司法）
第四，經濟財政制度，又分三點：（一）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二）餘糧余財歸公，由公家支配運用；（三）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原文云：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兩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為尚中田（自此以下每少一百斤則降一等）；可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尚尚田一畝當尚中田一畝一分；當尚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尚田一畝三分五厘；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五分七厘；當下尚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也。凡男婦每一人十六歲以上受田，多於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尚尚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此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此餘糧余財歸公，由公家支配運用。）
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勿失其時；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此自給自足的經濟主義。太平天國的人物腦識中，不需要有交換的商事與商人。）
以上是太平天國各種建置的概要。這種建置的理想來源，大都是出於《周禮》、《孟子》，而以天主一尊、人人平等的宗教理論貫串之。但是上列各項，都能見諸實行麼？關於軍民的組織及官制等各項，都是實行的。關於經濟、財政各點，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依口平均分配的一事，則徒為紙上的空文。因為太平軍所占領的，只有各都會城鎮；縱使有些鄉區地方，也在他們的政令管轄之下，但當軍事擾攘之時，人民心理對於太平軍尚懷反感；這種制度，實無施行的可能。但是財物歸公一項，則在太平軍起事之初，即嚴格實行。凡他們所擄獲的各種物品，無論糧食衣服及一切金銀錢貨，不許私藏隱沒。及至天京定都以後，在天京設立所謂「聖庫」及「聖糧館」。凡行軍所得各物，一切皆納諸聖庫或聖糧館。軍需、官俸、男女口糧，皆由聖糧館及聖庫頒給。如有私藏銀十兩金一兩者，即為犯天條。無論何人，犯者皆依天條治罪。但是到了楊韋之亂以後，這種天條就等於具文了。至於太平天國的全精神，可以看他們的《天討胡虜檄》；那篇檄文，是在永安建國後發布的，節錄首段於下：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人民者，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也。概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洲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謂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為神州者何？天父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為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
這篇檄文所表顯的精神有兩個方面：一、尊奉天主；二、排滿。概括地說，就是將神權主義與種族主義融合為一。洪氏最初是假託天主利用神權的人；但就天主的教義理論說，凡人民皆為天父之子女，皆屬平等，便不宜有種族的界限，則與排滿的種族主義不相容。但當時先上帝會而存在者，已有許多「反清復明」的會黨，如三合會等種種名目，頗能鼓動一般人心，勢力卻是不小。洪氏要把當時各會黨的勢力壓倒，將各會黨納入自己勢力範圍之下，非將排滿的種族主義納入神權主義之中不可。日人稻葉君山說：「洪王嘗語人曰，三合會之目的，在反清復明，其會之組織在康熙朝，其目的亦可謂適當；然至二百年後之今日，反清可也，復明則未知其是。吾既恢復舊河山，不可不建立新朝；今時尚復用復明之語，焉能振起人心耶？若吾人說真教，賴上帝有威力之援助，則吾輩數人，可抵敵人百萬，予不知所以尊奉孫臏、吳起、孔明等名將者何在，且彼三合會諸豪傑有何價值也。」（見稻葉君山《清朝全史》）這就是要用神權主義吸收種族主義的意思。雖然容許排滿，但須在尊奉天主的教義之下排滿。故太平天國的主義精神，表面上雖有種族主義與神權主義的兩端，實際的主要精神，完全是利用神權；故國曰「天國」，王曰「天王」，一切建置皆稱天；詔曰「天命詔書」，法律曰「天條書」，王官曰「天官」，金庫曰「聖庫」，糧棧曰「聖糧館」，開科取士曰「天試」，天試的命題有「天父七日造成山海論」、「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論」，所頒行教育小孩的「三字經」起首兩句便是「皇上帝，造天地」，幼學詩的起首兩句便是「真神皇上帝，萬國盡尊崇」。所頒的田制，雖然沿用中國歷史上的均田制，但是採用均田制的理由，也是說天下之田，皆為天父上主所造，即為天父上主所有，天下之人，宜均享天父上主之福，有田同耕，有飯同吃；不許私藏財物金銀的理由，也是說天下的金銀財寶，皆為天父上主所有，只能歸諸聖庫、聖糧館，大家公用；形成一種天國的共產組織。蓋無處不表顯其利用神權的精神。所以太平天國在形式上對於中國的宗教、政治、經濟，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這種革命，實在不是合乎現代精神的革命。
三 曾國藩與湘軍的崛起
當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時，曾國藩還是一個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職；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向長沙進兵時，曾氏被任為江西鄉試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聞母喪，丁憂回湘。此時正值太平軍圍攻長沙，曾氏在家守制。是年十二月，清廷諭湖南巡撫張亮基，謂：「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這道諭旨，便是曾氏出當大局與洪秀全對抗的出發點。但此時太平軍已經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幫辦團練，只是要他幫辦搜查本省土匪之事，並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軍。後來的湘軍，雖以團練為起點，而團練的最初目的，並不是要使它成為一種平定大局的正式軍隊。由團練變為湘軍，就是清廷的兵權，移入漢人手中的起點；其經過的情形，不可不分別敘明。
一、團練的由來與本旨 嘉慶時的教亂，是用堅壁清野與團練的方法平定的，在導言中已經說及；在道光朝晚年，兩廣盜匪蜂起，地方士紳舉辦團練，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於「保良攻匪會」與團練相對抗，前節也已經說及；江忠源在蓑衣渡擊破太平軍，損去太平軍一員大將，也是由一種團練軍變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實先湘軍而成立。在曾國藩出任團練事務之先，羅澤南及其弟子王鑫已在湘鄉舉辦團練，為後來湘軍的核心。凡此種種事實，皆足表明清廷經制軍之無用，早已失去制服漢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舉辦團練的本旨，純為保持鄉土的安全；就是曾國藩勸湖南各州縣紳士舉辦團練的書，也是以保衛地方為言，書中說：
……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資財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並為一村，或數百人結為一寨，高牆深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資財不足，則不必並村，不必結寨，但數十家聯為一氣，數百人合為一身，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耰鋤、竹木皆為兵器，需費無多，用力無幾，特患吾民不肯實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勸告鄉人，第一首題曰《莫逃走》，第二首題曰《要齊心》，第三首題曰《操武藝》，都是勸導鄉人齊心講求自衛方法的話調。就是清廷對於團練的主旨，也只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並沒有要使他們能供政府調遣的意思。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冬間的上諭說：
……團練鄉勇，乃民間自為守御，藉以保衛身家，或各村自為一團，其經費應由紳董自行經理，豈可官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儔，輒復紛紛調遣，必至遷地弗良，轉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諭，又說：
嘉慶年間，川楚教匪，蔓延數省，嗣行堅壁清野之法，令民團練保衛，旋就蕩平。……著各該督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並出示剴切曉諭，或築寨浚濠，聯村為保；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調遣。……
然則團練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餉歸地方人民自籌自管，團兵專衛地方，政府並不調出外省。所以當時舉辦團練的，並不止湖南一省，奉命舉辦團練的，也不僅曾國藩一人（安徽的呂賢基亦奉旨回籍舉辦團練，後竟死於舒城）。但事實上，清廷的正式軍隊既已無用，而太平軍又非嘉慶時的白蓮教黨可比，漢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團練軍露出頭角來了。
二、由團練變為湘軍 江忠源在新寧縣所辦的團練兵，早由賽尚阿從新寧調赴廣西，以楚勇的名義，立功於蓑衣渡，大為清廷所賞識；太平軍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經制軍，惟向榮所統率的，尚能緊隨太平軍之後，時與太平軍接觸；一八五二年，向榮授為欽差大臣（賽尚阿因剿賊無功革職，徐廣縉繼任欽差大臣，徐又無功革職，乃以向榮繼任）；太平軍攻陷南京後，向榮所統大軍，尾追至南京，駐南京城外，號曰江南大營。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屢立戰功，一八五三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於是，第一個舉辦團練的人，變為正式軍隊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後，率師東下，行至九江，聞太平軍將由湖口進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趨至南昌拒守；太平軍也隨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為太平軍所困。江氏是曾國藩最賞識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幫辦團練的諭旨後，因持母喪不欲出，郭嵩燾力勸，乃赴長沙任事；此時羅澤南、王鑫所練的團兵約千人，已由湘撫張亮基調赴長沙幫助防守；曾國藩見當時正式軍隊腐敗無用，便令羅澤南、王鑫將所募團兵仿明代戚繼光的兵法部署操練，作為「異軍特起」的柱石。曾氏嘗與其友文任吾書，謂：
……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十二次，漸新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務，無逾於此。
因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軍隊第一弱點，在「敗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於南昌，馳書向湖南求救，曾國藩便令羅澤南等所部的團練兵，由醴陵等處馳赴南昌，援救江忠源，號曰湘勇；於是湘鄉的團練軍，由長沙到了江西，變為湘軍了；不得「遠行徵調」的諭旨，已沒有人想及了。這就是湘軍的起點。
湘軍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軍僅有文孝廟營壘數座，湘軍屢攻不能下；此時，郭嵩燾在湘軍營中襄助軍務，探知太平軍的主力全在文孝廟後面的舟中水師，文孝廟的營壘不過為翼蔽水師之用，故湘軍無如之何。郭嵩燾因向江忠源建議說：「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軍由陸路躡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里之險，遂獨為賊所有。且賊上犯以舟楫，而官軍以營壘御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於此說，立刻奏請清廷飭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廣東拖罟船式，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製備炮位，以供戰艦之用，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奉旨即如所請辦理；於是幫辦團練的曾國藩，又要進一步創練長江水師了。
曾國藩在長沙經營團練軍時，提督鮑起豹，異常嫉視他，兵與勇時起衝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氣；他接到創辦水師的命令後，託言衡永郴桂一帶匪徒甚多，請移駐衡州，就近調度各處團兵剿治土匪，實則不欲再在長沙受鮑起豹一班人的壓迫，要往衡州去獨力經營水師。於一八五三年八月往衡州，得著彭玉麟、楊載福兩個經營水師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戰艦，選將購炮（所用的炮多由廣東購入，由陸路運衡）。此時太平軍已棄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進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十月，清廷諭曾國藩，說：
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著駱秉章（時為湖南巡撫）籌撥供支。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
前此的上諭說團練兵「不得遠行徵調」，現在說「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了。此時曾國藩抱定一個宗旨，就是「非把水師的基礎弄鞏固，湖南內部的土匪肅清，根據地不受影響時決不出與太平軍作戰」。清廷屢次下諭要他挑選練勇，酌配炮位、船隻，順流東下，救援湖北安慶，他總是堅決地不動。到了後來，咸豐帝急得無可如何，發起脾氣來了，親用朱墨批答他的奏摺，說：
……現在安省（安慶）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令汝馳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
但是曾氏還是不為所動，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咸豐帝又撫慰他，用朱批答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屬非是。」到了一八五四年春間，太平軍再入湖北，兩湖總督吳文鎔戰死於武昌。再太平軍並且溯江西上，向岳州進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國藩出兵的上諭如聯珠而下，如說：「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至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說：「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為遙制。」又如說：「曾國藩以在籍紳士，專顧湖南，不為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這是表明清廷窮蹙到了萬分，完全沒有辦法，除非漢民族自己出來治兵，才能平定漢民族的內亂。曾國藩經營了幾個月，至此基礎漸固，於是統率水陸各軍，順流而下；雖在靖港受了一個大挫折，隨即在湘潭大獲勝仗；乘勝北進，到了是年八月，漢陽、武昌收復。咸豐帝聞捷大喜，向軍機大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當時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軍機大臣祁雋藻答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一呼崛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也。」咸豐帝聽到祁氏這麼說，便默然變了顏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軍麼？其勢又不可能；九月的上諭說：「曾國藩既無守土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旋又諭：「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倘有不遵調遣，遷延畏葸，貽誤軍機者，即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自此，曾國藩的湘軍，便成為對抗太平軍的中堅柱石，清政府的兵權移入漢民族之手，也成為不可免的事實了。
三、湘軍的精神 日人稻葉君山說曾國藩的湘軍，並不是勤王之師，其目的全在維持名教，實無異於一種宗教軍；此說大概是對的。但說曾氏無一語及於勤王，則非事實。太平軍攻下南京後，曾氏與江忠源書，說：「……逆賊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鹽漕兩事，不復可問；而京師餉項支絀，實有日不能支之勢。為人臣子，一籌莫展，清夜自維，能無愧死。……」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麼？我們須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謂「名教」的一部分；既說他是以維持名教為目的，又說他不是勤王之師，這是稻葉氏未能看清「名教」兩字的內容。曾氏討粵匪的檄文說：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賣以取稅，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惡，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自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官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恥於冥冥中者也。
稻葉氏因為檄文中沒有罵洪秀全反叛皇帝，只罵他破壞名教，破壞舊道德舊宗教，便說他是一種宗教軍，而不是勤王軍。其實維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說湘軍含有宗教軍的精神是不錯的，說他不是勤王軍則誤。當時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多數，都是籠蓋在舊道德舊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階級的群眾，也是一樣。再看得深透一點，便是太平軍中的名將忠王李秀成，與其說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權說，毋寧說是全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狀中隨處流露，如說：「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那時我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是為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又如說：「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說：「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識天情，自有昇平之局。……嚴詔下頒，令我領本部人馬，去取蘇、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為其用，不得不從。……」又說：「……天王迷信過深，竟說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後來人心亂了，糧食盡了，還是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後，清政府的浙撫王有齡死節，李氏優禮送王櫬回鄉，說：「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兩家為敵，死不與為仇。」這不是李忠王的腦筋裡面名教的觀念多於神權的觀念麼？然而李忠王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有增減。曾國藩既是舊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樣，自然都是以維持名教為己任，不容異教的天主神權說來破壞社會的秩序。我們須知人類雖然是進化的動物，進化的程序是有時間性的。我們研究歷史，不要忘了這個時間性去下判斷。當時多數人既時浸漬在名教的觀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權說不能為社會所容，他們的天國平均制度也不能為人所承認。至於他們的排滿主義，仿佛可以鼓動一部分人士，但當鴉片戰爭失敗不久後，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來排滿，反把排滿主義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軍的神權主義，在時間性上是必失敗的。曾氏的名教維持主義，還是時間性上的寵兒，就是到了甲午以後，還有許多人以瀆亂聖經排擠康、梁，何況在甲午以前數十年的曾國藩，安得不用名教來抵抗洋教呢？
四 太平天國被摧倒的經過
太平天國從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與清廷對抗約十一年，至一八六四年顛覆。這十一年間對抗爭鬥的經過，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以長江上游的爭奪為主（由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第二時期以長江中部的爭奪為主（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第三時期以長江下游的爭奪為主（由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四年）。分別略述如次：
第一時期 太平軍從永安州衝出，所向無前，一直衝到南京，弄得清廷措手不及，算是太平軍的大成功。但是成功之中，有幾點大失敗的地方：一、未能將長沙攻破，占領湖南，使曾國藩得據為經營湘軍的根據地；二、凡所攻陷之城，皆擄掠一空而去，自安慶以上，未嘗固守一城，即武漢如此重要之地，也棄而不守，使南京常受上游的威嚇；三、占領南京後，又未能從速將江蘇全省勘定，旋即受清廷的所謂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所牽制。所謂江南大營，是清廷欽差大臣向榮所統率的軍隊，尾隨太平軍之後，由廣西跟蹤而至的，駐屯南京城外孝陵衛附近；江北大營是琦善所統率由北方開來的軍隊，駐屯江北的揚州，為防堵太平軍北竄之計。這種大營，雖無攻破天京的能力，但很足以威嚇天京。幸此時清廷尚無水師，而太平軍已陸續由上游擄得許多船隻，構成一種水上隊伍，得出入自由。於是太平軍除分派軍隊渡江，向皖北、河南，進攻直隸，以牽制清廷北方的兵力外（太平軍派往北方軍將，一為林鳳祥，一為李開芳，皆能達到黃河以北，因無繼續而進之援軍，二人皆敗死），並力爭長江上游，由九江再行進攻武漢。此時曾國藩的水師尚未成軍，遂由武漢再入湖南。到一八五四年春夏之間，曾國藩的水師出來了，於是太平軍節節敗退；到是年八月中，武漢遂為湘軍所恢復。湘軍乘勝水陸並進，圍九江，圖江西；太平軍堅守九江，湘軍不能攻下，而曾國藩所率領的水師，因進行過猛，沖入湖口，被太平軍截為兩段，曾氏自己率領一部陷入湖內，一部尚在外江；於是曾氏坐困江西境內，往來於南昌、南康之間，經年不能有為。太平軍一面固守九江，一面分兵復向上游進攻；到一八五五年二月，武昌復為太平軍所陷（此為第三次攻陷）。太平軍此次攻陷武昌後，據守的時間頗長（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始被胡林翼所恢復）。在此時期內，湘軍頗受了十分的艱苦；曾國藩在江西，常被江西的巡撫掣肘，九江又未能攻下，去湖南的根據地又遠，交通既不方便，又時被阻遏，接濟十分困難。時清廷因武漢失守，乃依曾國藩的推薦，令胡林翼署湖北巡撫謀恢復，曾國藩令羅澤南分兵援湖北，與胡林翼合攻武昌，經年未能下，羅澤南戰死於洪山。江西方面，曾國藩孤居南昌，南昌以外各州縣，大都皆為太平軍所攻陷；曾氏又求援於胡林翼。胡氏既要圖武漢，又要分兵援救江西，因此武漢益難攻下。
南京附近各地，因受向榮的所謂江南大營所威脅，到一八五六年五月頃，太平軍一軍由南京衝出，一軍由鎮江方面西進，兩面夾攻，遂把江南大營攻破，向榮負傷，以部將張國樑死力救護，得逃至丹陽，因傷病歿：所謂江南大營第一次瓦解。清廷旋命和春繼任欽差大臣，領其殘餘部隊，再圖整理補充。
此時太平軍在上游既能固守武漢，在天京附近又能將向榮打倒，算是能維持一點局面了；但是天國朝廷的內部，發生大變化了。由永安所封的五王，到南京時，只存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三個大首領。天國的大權，全操於東王楊秀清一人之手，楊氏把天王當作傀儡，表面上奉之為天父下降的神聖，一切朝臣不許與天王直接相晤，謂恐褻瀆天王的尊嚴；對於韋昌輝、石達開二人，則令之出征，不使留居天京；於是天王漸成為孤立的偶像。攻破向榮的江南大營後，所謂「外寧即生內憂」，楊秀清以為天京的危險從此去了，可以大樂了，便想取天王之位而代之。天王見楊氏勢焰日逼，不能忍受，陰令人招北王韋昌輝回天京，密防楊氏。韋昌輝久不滿於楊氏之所為，得天王密信，便由江西回天京，乘楊氏不備，殺楊氏及其全家，並捕殺楊氏的黨羽無數。韋氏把楊氏殺了以後，專橫更過於楊氏。石達開本來也是不滿於楊氏的，聞變，由鄂皖回天京，見韋氏屠殺過慘，頗不滿意；韋氏以為石氏也是楊黨，想把石氏也殺了，石氏見機離去南京，韋氏遂殺石氏之全家。自此，天京內人人自危，天王更不自安，乃密令楊氏餘黨捕殺韋昌輝，招石達開回京。石氏回京後，朝臣都希望他柄政；但是天王經過楊氏之亂後，恐怕石氏也將和楊、韋一樣的專橫，不敢信任；表面上推重翼王，請其翼贊天國，實則異常疑忌他；天王的兩位哥哥洪仁發（封為安王）、洪仁達（封為福王）和一班親戚佞臣包圍天王，教他不要再把大權交與別人。石達開知事不可為，離去南京，謀另闢新天地；於是天國的大權全落於洪氏親族戚黨及一班小人之手。這是一八五六年秋冬間的事。到是年十一月，武昌也被胡林翼攻克，太平軍又失去長江上游的根據地；湘軍得胡林翼坐鎮於武漢，根據地漸趨鞏固；兩方的勝負，至此略定。
第二時期 此時期兩方面爭鬥的重心，移於贛皖；太平軍失勢於贛，在皖省的勢力尚能維持；而在南京附近，又以李秀成之力第二次摧毀清廷的江南大營，擴其勢力於蘇、常：是為此時期形勢變化的大概。
清廷方面，胡林翼恢復武昌後，一面整飭吏治，培養民力，一面擴充軍實，以為進圖皖贛兩省的基礎；自此，湘軍後方的根據地由湖南擴展到湖北。不過曾國藩於此時期之初，即一八五七年春間（咸豐七年二月），因父喪由江西回籍，在家守制，至次年五月始再出任事。在曾氏守制的期內，湘軍的中心人物實為胡林翼；胡氏的職位為湖北巡撫，上面還有一個兩湖總督，為滿人官文。胡氏初因官文既無能力，又復濫耗財賦、任用私人，極不滿於他，想上奏參劾他；後因胡氏幕友閻銘敬的諫阻陳說，乃轉采利用官文的政策，極力與他結納，於是官文成為胡氏的傀儡。清廷對於胡氏言聽計從；胡氏的事權既歸劃一，地位也日益鞏固，湘軍也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太平天國方面，石達開離去南京後，天國的朝廷失去活動的中心人物，於是有兩位後起之秀的人才陳玉成、李秀成，同時為天王所拔擢。二人之中，猶以李氏為重要，他幾乎成為維持殘局的唯一大人物。李秀成出身的經過，據他自己的供狀，大略如下：父名世高，母陸氏，生秀成及弟明成二人，家極貧苦，以種山幫工度日；秀成八歲至十歲時曾隨舅父讀書，十歲後即隨父母庸工求食以度日；二十六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拜上帝。太平軍起，焚民舍，裹脅居民從行，秀成全家無所依止，乃從太平軍行。由廣西出時，秀成為兵卒，攻陷南京後，始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胡氏帶兵攻廬州時，始授秀成為二十指揮。天京內訌，軍事無勝任之人，經朝臣查選，秀成乃與陳玉成（時為十八指揮）同被擢用，封為地官副丞相。這就是李秀成出身的經歷（李氏後又被封為合天侯，進封忠王；陳氏被封為成天豫，又進封英王）。陳、李二人被擢用的原故，完全因為軍事沒有人能夠擔負；二人雖被授以軍事，只有打仗的責任，沒有主持朝政的權力。內外實權皆操於天王兄弟仁發、仁達之手；天王的佞臣蒙得恩結托仁發、仁達竊據大權；陳、李二人皆須受蒙氏之調度；綱紀淪亂，人心因此解體。據秀成供狀說：「此時各人皆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者，因聞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為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李秀成見大勢危岌，上奏苦諫天王，勸其「擇才而用，定製恤民，肅正朝綱，明定賞罰，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二王」（李氏供狀語），反被黜革。李氏再上奏，得陳玉成等援助力爭，始恢復李氏職爵。這是此時期之初天國方面的情形。
陳玉成、李秀成二人的活動，陳氏以在安慶上下游的江北岸為多，李氏則兼顧天京內外附近各要地，馳驅於江南江北不定。湘軍的健將李續賓於一八五八年四月，攻克九江，太平軍在江西的勢力次第喪失，湘軍漸次併力圖皖。時石達開活動於贛南、閩、浙交界各州，另求出路；曾國藩於九江克復後一月，因清朝督促，由家再出，受命援浙，馳至江西境，浙勢稍安，又受命援閩；未幾，石達開由贛南入湘南，有將由湘境竄入四川之勢，曾氏又受命防川。曾氏再出後一月余（一八五八年即咸豐八年七月），胡林翼又因母喪丁憂回湘。十月，圖皖各軍大敗於三河，李續賓及曾國華（國藩之弟）等皆戰死。清廷因於是年十二月再起復胡林翼回鄂撫原任，督師圖皖。從是年夏秋間至次年（一八五九年即咸豐九年）夏秋間，湘軍一部分因在三河大受打擊，曾國藩所部的一分，因援浙援閩防川的方向不定，而太平軍方面得李、陳二人的合力奮鬥，又與皖北的捻軍相聯絡，他們在江西的勢力雖然喪失了，而在皖省的勢力依然能夠維持，安慶仍為太平軍的重要根據地。曾氏受命援川後，旋因石達開在湖南寶慶被擊退（石後由湘南轉入黔桂邊境，謀取四川，在川邊被擒），乃在鄂境與胡林翼合議，定計併力圖皖，於是陳玉成漸有措手不及之勢。
南京附近，自向榮的大營潰敗後，和春繼任欽差大臣，駐江南，依向榮的舊將張國樑之力，把所謂江南大營整理補充，實力漸就恢復。張國樑原名張嘉祥，本來也是廣西的會黨首領，因與洪秀全宗旨主義不合，曾在廣西潯州別樹一幟，向榮前在廣西剿匪時，張氏受了向榮的招撫，將他的徒黨收編成軍，勇悍異常，漸成為向榮的中堅部隊，向榮所以能經久維持一點勢力。及向氏敗死，和春接任欽差，張國樑又是和春的股肱心膂之將，而所謂江南大營者，仍以張氏的部隊為中堅。故江南大營，表面上是清廷的經制軍，實際上所以能經久存在於江南，牽制太平軍的活動的原故，還是靠著一個漢族受招撫的會黨首領，率領一班強悍的會黨作大營的柱石。和春倚張國樑而得勢，因將江北大營的繼任主持者德興阿參劾罷職，江北軍務統由江南大營主持（江北大營日久無功，常倚江南之救援，故和春參罷德興阿），於是江北大營之名不存。太平軍方面，陳玉成圍困。李秀成困極計生，知道所謂江南大營的餉糈供給，全靠杭州、蘇州等處（此時蘇州為江蘇巡撫駐在地，故極重要），乃用兵法上所謂「攻其所必救」的策略，分兵四出擾亂各境，自率一軍直攻杭州，陷其外域，和春果派重兵援杭。李秀成知江南大營兵力已分散，乃由杭州秘密退兵，猛撲江南大營，張國樑抵禦八晝夜，不能支，和春、張國樑皆戰死。江南大營全軍覆沒。李秀成乘勝進攻常州、蘇州，皆無抵抗取得；於是天京圍解，天國的朝廷復安。這是一八六〇年春間的事（咸豐十年閏三月）。
第三時期 江南大營第二次破毀，所以成為第二期與第三期劃界的事變，因為此事發生後，兩方面的情形，都起了一種大變化：
在清廷方面，自和春、張國樑死後，不再派欽差大臣去恢復江南大營的機關了。兩江總督何桂清因棄常州不守，被蘇撫徐有壬所奏參，徐氏殉難於蘇州，何氏逃上海，被清廷革職拿問。清廷議江督繼任人物，咸豐帝想用胡林翼，肅順以宗室親貴入值軍機處，建議說：「胡林翼在湖北甚得手，未可輕動，不如用曾國藩總督兩江，則上下游皆得人。」曾國藩遂被任為兩江總督，旋又命兼任欽差大臣並督辦江西軍務（次年又命統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軍務）。前此清廷的軍隊勢力，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上游的湘軍，一個是江南的大營；現在只有湘軍的一個中心勢力了，於是軍事的計劃漸歸統一。前此曾國藩僅僅是一個督辦軍務的在籍侍郎，沒有地方長官的職責，也就沒有統籌地方事務的實權，處處受人牽制，朝廷內部又有祁雋藻一派的人忌刻他，幸喜在湖南有一個駱秉章，在湖北有一個胡林翼，作他的後援，才得支持起來一個局面；現在既有兵權，又有地方長官的實權了，肅順又極力推崇他，在咸豐帝前作他的靠山，咸豐帝自此便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全權交與他。這是清廷軍事勢力與事權集中的一個大變化。所以江南大營的消滅，在清廷反為一個良好的轉機；左宗棠聽說和春、張國樑失敗，便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他答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盪，後來者庶可措手耳。」事實果不出其所料。不過曾氏受命不久後，便發生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咸豐帝避往熱河的大事變（在一八六〇年八月），曾國藩、胡林翼又想帶兵北上勤王；幸英法和議旋即成立，曾氏未至動搖。
在太平軍方面，前此李秀成為江南大營所牽制，不得向長江下游發展；和春、張國樑戰死時，上游的安慶尚為太平軍所守，皖省方面尚有陳玉成負責支撐，李秀成因得併力向長江下游發展，蘇浙兩省遂成為李氏活動的大舞台。這又是天國方面一個好的轉機。但是這個轉機已來遲了，李秀成方在向上海方面活動的時候，又來了一位姓李的（鴻章）對頭了。
李秀成占領常州、蘇州後，分兵沿江東下，數月之間，破江陰、吳江，取崑山、太倉、松江等縣，又分兵入浙，取嘉興等縣，次年（一八六一年），攻陷杭州省城；於是蘇浙兩省的各名城，十九皆為太平軍所有。李秀成的行動，與前此太平軍各首領的行動大異：前此的太平軍，專以擄掠糧食、財物運往天京為務；李氏所至，對於居民則十分撫恤，對於士紳則百計延攬，對於死難的清吏及家屬，則加以禮遇並保護周恤。他在蘇杭兩處的行動，尤為人民所敬服。假使以前其他太平軍的舉動都是如此，天國的命運必不至如是的短促；可惜太平軍中只有一個李秀成，而李秀成的出頭又太遲了。
李秀成撫定蘇浙各要地後，他的目的便注集於上海。上海為東南財賦集中之地，太平軍不能早早占領，雖因受江南大營牽制的原故，但也不能不歸咎於洪天王部下的人才沒有眼光。太平軍取得南京後的幾個月，有一個三合會支派的首領、廣東人劉麗川，招集各會黨二千餘人闖入上海縣城，清吏或逃或死，縣城遂為劉氏所占領。英、美、法等國的外人皆嚴守中立。劉麗川派人到天京接洽，天京朝廷查知劉氏等為三合會黨，不是信奉天主的同志，置之不理。清軍攻圍上海縣城，竟不能下；因為清軍侵犯外人的中立，且為英美水兵所逐。此時外人對於太平軍甚懷好感；假使太平軍中有人收劉麗川為己用，一面增派重兵馳赴上海，援助劉氏，一面善用外交手段，取得外交上的援助，上海未嘗不可成為天國的重鎮。乃竟置之不理，坐觀清軍圍攻上海縣城，延至十七個月之久（並有法國兵援助清軍）。一八五五年二月，劉麗川始因糧盡潰圍而逃。此後的上海，遂成為蘇省殷實商民逃避兵亂的「桃花源」，又成為蘇省財賦的策源地。及李秀成進圖上海，內外商民慄慄危懼，此時外人對於太平軍的觀感也變了。旅滬蘇人及殷富商民，乃招募義勇隊謀自衛；英、美、法等國的旅滬投機軍人，遂為華商所雇用；由美人華爾（Ward）、白齊文（Burgevine）領導，組織一種義勇軍（即後來常勝軍的基礎），謀抵抗李秀成的進攻。但是這種義勇軍終沒有防止李秀成侵入的力量。到一八六二年，旅滬蘇紳錢銘鼎，代表上海商民在安徽求援於曾國藩，上游的湘軍也次第東下，李秀成便沒有取得上海的機會了。
曾國藩於受任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後，駐軍皖贛兩省交界地的祁門，屢為太平軍所困，令其弟國荃圍攻安慶，到一八六一年八月，始將安慶攻陷；捷報至清廷，咸豐帝已於前月崩駕於熱河；胡林翼也在攻陷安慶後，病歿於武昌官署。清廷以安慶既克，便要曾國荃帶兵去援蘇浙，國荃以攻取南京為目的，說：「金陵為敵之根本，急攻金陵，敵必以全力來援，而後蘇浙可圖。」曾國藩從其言，便命國荃進攻南京，以援浙之任委之左宗棠，援蘇之任委諸李鴻章。
左宗棠前在湘撫駱秉章幕府主持湘政，為人所忌，受了都察院的奏劾；因郭嵩燾、肅順、曾國藩、胡林翼內外互相應援，得以保全，並被命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國藩軍務，屢立戰功，授太常寺少卿；安慶攻克後，遂以曾國藩的疏薦，受命督辦浙江軍務，歸曾節制，旋即受為浙江巡撫。李鴻章本為曾國藩的門生，曾在安徽與呂賢基舉辦團練，又曾入皖撫福元修幕府，不得志，乃往依曾氏，受曾氏訓練既久，曾氏見其才氣偉大，乃保奏於清廷，說他「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封疆重寄」。及錢銘鼎由上海到安慶來求援的時候，清廷也催促曾國藩令飭其弟國荃帶兵赴滬；曾國藩遂請以李鴻章帶兵馳赴下游（並繼續請令李氏署理江蘇巡撫，在李氏出發後），得旨許可，曾氏遂命鴻章往淮南招募淮勇數千人，悉仿湘軍編制訓練，又選湘軍宿將程學啟、郭松林及湘軍一部，並授李統率，是為後來淮軍的基礎。一八六二年，上海商民雇用外國輪船十艘，並餉銀十八萬兩，到安慶迎接援師，李鴻章遂於是年三月率領全軍抵上海。五月，曾國荃軍已逼南京駐屯雨花台；陳玉成於安慶失守後奔走皖北，在是年春間為捻首苗沛霖所誘，被擒於壽州；於是李秀成孤立無助，上下不能兼顧，天國的末運逼近了。
李鴻章以新編成軍的勁旅，又得華爾等所組織的義勇軍（後名曰常勝軍，華爾戰死後，由白齊文統率；白齊文不受節制，李鴻章解其職，另用英人戈登統率；白齊文投入李秀成部下）為之援助，參用西方新式軍械，把李秀成在上海附近的勢力以次掃去，漸漸進逼蘇州。兩李方在下游拚命角斗的時候，天京的形勢日趨危急，洪天王急如星火的督促李秀成回救天京；秀成乃以蘇杭之事分交部下諸將，自回天京。他知道天京已無保全的希望，勸洪天王捨棄天京，率眾闖出，別圖根據地，洪天王不從，且嚴責秀成說：「朕奉天父皇上帝及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主，獨一真王，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外出，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乎？」這與王莽所說的「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可算是同樣的自己騙自己，以寬解自己。他以為還是在永安州被圍的時候一樣，不知道此時的神權精神已經失了作用了。李秀成無計可施，糾合內外諸將猛攻雨花台，曾國荃屢瀕於死，卒能固守不動。秀成見天京之圍沒有可解的希望，又往蘇州；及抵蘇，蘇圍亦急，各守將因天京朝廷舉措乖方，漸漸解體，知蘇州亦無可救，又回天京，勸洪天王棄天京他走。李氏再離蘇，蘇州即降於李鴻章，是為一八六三年冬間之事。一八六四年，左宗棠陷杭州，天京外援皆絕；四月，洪天王仰藥死，諸王扶其子洪福為天王；六月，曾國荃攻陷天京，李秀成翼衛洪福潰圍出，中途相失；秀成被擒於城北澗西村，洪福落荒至江西，後在江西石城縣被擒，太平天國顛覆。
五 太平軍失敗與湘軍致勝的原因
太平軍所以失敗，湘軍所以致勝，有幾種原因：
第一，就軍略上說，太平軍只顧向前，不顧後方的安全與否；到了他們想謀根據地安全的時候，已經沒有機會了。湘軍的方面，曾國藩、胡林翼輩都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進展，對於後方安全的問題一點不放鬆。這是勝敗所系的一個關鍵。
第二，就政策上說，太平軍只顧攻城，不顧治地；只顧掠食，不顧撫民；等到李忠王想要治地撫民的時候，已經不容他有展布的餘暇了。曾國藩有一個駱秉章和胡林翼，分任上游治地撫民的事務。這是勝敗所系的又一個關鍵。
第三，就人才上說，太平軍的戰將，固然不少，兼有政治才幹的人實在是太缺乏；楊韋之亂後，以一石達開而不能容；李忠王確實是一個有能力、有心性的人才，但天京朝廷一切皆為洪氏的家族親戚所把持，而彼等又皆貪污庸碌，無知無能，以一忠王立於群小環視之中，真所謂「一木安能支大廈」。湘軍的戰將，固然未必優於太平軍，有政治才幹知識的人，則遠非太平軍方面所可比；曾國藩在戰爭的前半期中，固然也受過地方疆吏的掣肘，後來漸漸取得清廷堅固的信任，運用他自己觀察人才銳敏的眼光，將他所認識的人才儘量拔擢，各如其才器之大小短長，分布適當，使各人皆能發舒其所長而無遺恨。這是勝敗所系的一個重要關鍵。
第四，就主義上說，太平軍的種族主義，既已被神權主義所吸收，褪了顏色，失了效力，而所持的神權主義，又不合於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的對神觀念。湘軍的名教主義，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加以曾國藩、羅澤南一輩人的鼓舞激勵，自然非太平軍的神權主義所能抵抗。這是勝敗所系的又一個重要關鍵。
最後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洪秀全輩的神權主義精神是假的，曾國藩輩的名教主義精神是真的（此處所謂真假，不是指主義本質上的真假，只是指信奉主義者精神上的真假）；換言之，前者只是利用神權，假託神權，對於神權並沒有真實的信仰，不過藉此來滿足個人的野心欲望；後者卻是真實的信仰名教，誠心誠意的要維持名教，並不是利用名教、假託名教，來圖達別一個目的。主義的對不對，又屬別一個問題；假的和真的鬥爭，假的一定失敗；因為真的精神，始終有一種精神，有一種信仰，而假的精神，實際等於沒有精神，沒有信仰，安能保持他人的精神信仰？兩方面的真假何從分別呢？可用事實來證明：
先就曾氏一面說：曾氏被命幫辦團練時，初因母喪不肯出來，經朋友再三解說出來後，不久又遭父喪，終於回家去守了幾個月服制；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末節，但在他卻是力求不背於名教的舉動；屢次為清廷立功，屢次辭受清廷的褒賞；清廷屢次畀以重權，屢次退讓；南京恢復後，他立即請將湘軍遣散。這些事實，雖然是他避免清廷疑忌、避免他人嫉妒的小心辦法，但也不能不說他是力求言行相顧的人。我們不能說他的同僚個個是同他一樣的人，但至少也有幾個主要的人物，與他的精神相差不遠的，或是受了他的薰陶的。
再就洪氏方面看：他們說自己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兄弟，結果弄到兄弟相殺；他們說女子是天父所生的平等姊妹，結果天王役使宮婢至二三百人，有妃嬪至六十餘人，其他諸王的妃妾無不多至半打以上。這是基督教義所許的麼？這是得了天父的同意的麼？他們說一切土地、財物是天父所賜，應該人人共享的，結果諸王和洪氏的家族貴戚人人囊橐豐盈，而南京城內的苦百姓弄到食甘露；到了危急的時候，李忠王勸導諸王侯蓄有錢財的人，向外購屯糧食，結果非有洪氏家族親戚所發出的執照，糧食不能入城，這是天國共產制所規定的麼？關於天國的腐敗情形，中國官書及其他中國人的記載批評，或者有故意誣衊他們的處所；歐美人士起初是對於他們表同情的，請把當時歐美人士的報告批評節譯二三段附錄於後，以證明他們的主義精神的虛假。
一、一八五三年（即太平軍占領南京的第一年），英前香港總督文翰（Sir.G.Bonham）考察南京情形後，對於英國外務大臣克林敦（Lord Clarendon）的報告說：
……對於上述五種小冊子（指太平天國所頒宣傳教義及條規的各種刊物）既舉其概要，讀者可以自己構成一種意見。依我們所見，此時想要得到一種確定的結論，似覺極難。因為其間含有一部分好而又好的東西，令我們推想這些刊物的作者是受過神聖教育的，使我們抱持一種希望心，以為將有不少的人可由此找著一條進入極樂國土的途徑。但其間有一部分的東西使我們十分難於贊同；有不少自逞新異，直接傳達天語的處所；其間所表現的神道，與我們所習見於《聖經》的遠不相同，含有增高個人權位、滿足自己的野心的作用。叛黨若果成功，可預期的利益——一、宗教及通商事業，可以開放；二、可以引入科學的改進，於授者、受者兩方面都屬有益。若各基督教國家竟幫助清政府來撲滅這個運動，則為大不幸事；因為這些叛黨有一種活動力，並且有進於改革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清帝國政府從不曾表現過，且永不能有表現的希望。將來能否成為一個基督教國，雖然尚屬疑問，但叛黨既以此自任，若果成功，必遠勝於現在中國人所習尚的偶像崇拜。——清政府不得外人的援助，若竟能撲滅這些叛黨（似甚難能），他們排外與傲慢的程度將比以前更甚。——現在我們所應采的適當政策，似以置身局外，勿與任何一方發生正式的關係為好。不過，我們外國人，須預備充分的武力防止他們的侵害罷了。
此時太平軍初入南京，弱點還未暴露，英國人因為不滿意於清政府的頑固態度，而太平軍以信奉基督教義相號召，故甚表好感於太平軍；但表示好感之中，已含有懷疑的意味，對於他們的教義宣傳上，已認為有野心作用。
二、一八六一年，英國來華特使布魯士（F.Bruce）根據英人宓捷（A.Michie）在南京考察所得的報告，轉達於英國的記載說：
……我們在南京，停住了一星期……現在請用極簡括的話，把我們對於太平革命黨觀察所得的結論報告於你……
他們除了急需購買槍械、火藥、輪船以外，絕無獎進商業的表征。……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全靠擄掠；在他們能夠擄掠的時期以內，他們既不工作，又不營商。我看他們內部，現在的生活狀況比我所預想的好；他們穿的極好，吃的也好。南京的人差不多完全是公職員；沒有一隻船、一件東西與軍政界無關係的，可被允許進入他們的大門。我估計他們的人口恐怕在兩萬人以下；這個數目之內，軍人極少，大部分皆為由國內各處擄俘而來的，或竟為奴隸。南京城及其附郭地的明代華美的陵墓，與著名的瓷砌寶塔，一切皆被破壞。城垣極高，周圍約二十英里；但是城內以前寬廣平坦的市街，只留下一些穿過瓦礫堆中的小徑了。諸王的宮殿很刺目的挺立在那些殘垣廢墟之中，這些宮殿都是新的；舊衙署、舊寺廟及滿人駐防城，一切都被破毀了。路旁此處彼處稀稀落落排列的房屋，據我看起來，至多不過能供給兩萬人的住居而已。天王有一所極大的宮殿。他的使役人員都是女子，其數有三百，以外還有嬪妃六十八人，除了諸王之外，沒有人可以看見他，他的身體尊嚴神聖，是不可褻視的。但他決不是一個木偶，因為他是結合此次運動的唯一人物。……
我對於這種叛黨的運動，認為絕無良好的希望；也沒有一個正當的中國人願意和他們行動。他們的工作就是燒、殺、破壞；除此以外，別無所事。國內一切人民都嫌惡他們，就是南京城內的人民，除了他們的所謂「老兄弟」外，都恨他們。他們占領了南京已有八年，沒有一點謀興復改造的徵兆。工商業是他們禁止的。他們的土地稅比清政府加重三倍。他們絕不採用何種安慰人民的政策。他們的行動，並且不像是與這塊地方有永久利益關係的。他們不注意通常緩慢而永固的收入財源，專靠劫掠來維持生存。我可以堅決的說：在他們裡面，我不能看出一點有永固性的要素，也沒有一點可以博取我們的同情的東西。……
此時英國人對於太平天國已絕望了。
三、一八六一年，美國宣教師羅伯滋（I.J.Roberts，即洪秀全從受基督教義的教師）的報告批評（羅氏被天王招往南京，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在南京留居十五個月，此為一八六一年底在南京所記者）說：
……此間的事情，有兩種很不同的景況：其一是光明的，我們所期望的；其他是黑暗的，所不期望的。不幸，我們預想的，僅在光明的一面，因是，當我認識黑暗的一面後，使我大大地感覺失望。光明的一面，都是消極的，例如：在此城內，不許有偶像的崇拜，不許有娼妓，不許有賭博，也不許有其他不道德的事情。……但一到了宗教的觀點上，以及其他政治與民事的污點上，其黑暗的景況，使得我心中異常苦惱，立刻要離開他們。但我很憐憫這些苦百姓，他們也有永生的靈魂，並且真正是受苦者，是永世的可憐蟲。
天王所熱心宣傳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惡的。實際，我相信他（指天王）是一個精神錯亂者，特別在宗教的事情上，我不相信他對於任何事件有確實的理性。……他稱他的兒子為世界的少年救主，他自己為耶穌基督的真兄弟；但是說到神聖的精神上，他卻把他自己放縱於他的「三位一體」說之外去了，毫不悟及他自己的工作是要感化世人的。
他們的政治系統和他們的神學，是一樣的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相信他們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像完全存於軍法，由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是在殺人這條線上走。這種屠殺的景況，把我弄得十二分的厭惡了。一八六〇年，從蘇州到南京的途次，我所目見橫陳於路旁的死人有十五個到二十個之多；當中有幾個是剛被殺了的，殺的人並不是他們的敵人，而是他們自己的人。
使我更嫌惡苦惱的，就是他們故意設置一些陷阱，來捕殺人民。一個是他們的布告，說「凡剃髮的人不許入城」，但在人民知道有此布告以前，已經有十七八個人墮入這個陷阱，被他們捕殺了；當中有幾個，恐怕永不曾知道有此布告。……這類事情，可舉一件最特出的：就是有一天，有兩個住在我下面房子裡的書記因為在呈奏天王的公文上寫錯了幾個字，兩個人都被天王親自宣告死刑，並不加以審訊，三天內就把他們的頭砍了。我說天王是一個精神錯亂者，即此可以證明。我不相信在這樣一個惡魔專制的統治下面，能發生什麼好處。
他要我到此地來，但不是要我來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勸化人民信奉上帝；是要我來做他的官，宣傳他的主義，勸導外國人信奉他。我寧願勸導他們去信奉「摩斗」（多妻教）主義，或別種不根於經典而遠於魔道的主義。我相信在他們的心裡，他們實在是反對耶穌福音的，不過在政策上，與以寬容罷了。但他們必定妨阻福音的實現，至少在南京城內。……我也知道我傳道的工事是沒有成功的希望了，也並不期望再有何人到此地來，和我共同進行這種工事。我已決計要離開此地了。……
六 洪楊戰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權的推移
太平天國，雖在一八六四年摧倒了，但在此內亂期中，發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變，即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事。自經此事變後，外國的勢力遂由門戶深入堂奧。清廷政治的中心勢力，在此內亂外患的當中，也發生了絕大的變化，分別略敘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聯軍入京的原因及其結果 為什麼在內亂最甚的當中，竟惹出這種大外患來呢？其詳細經過現在不及詳說，其直接的原因為「亞羅船爭議事件」，其遠因則由鴉片戰爭聯貫而來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立後，歐美各國皆紛紛派使東來，求仿英國例，訂立通商條約。美國於一八四四年六月與中國成立修好條約；法國也在是年九月與中國成立修好條約；依《南京條約》所開的五商埠，法美各國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過這五個商埠之中，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四處，都於換約後次第開放，獨廣州一處，因廣東人民對於英人的惡感特別深，依舊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粵督耆英勢處兩難，終以與英人訂立「舟山列島不割讓與他國」為條件，將廣州開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粵，徐廣縉繼任粵督，葉名琛為廣東巡撫，英國的香港總督文翰又請履行開放廣州城的條約；徐、葉二人密嗾廣州人民糾集團練數萬人，於文翰與徐督會晤時虛聲恫喝；文翰因為兩國和約成立未久，不欲激成變故，又把入城的問題放棄了。徐、葉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葉一等男爵），以為民氣可恃，外人不足懼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徐廣縉移督兩湖，葉名琛升任粵督，英國的香港總督文翰也去了職，由保林（Bowring）繼任。保林又請履行入城之約，葉名琛根據與文翰所約，拒絕他。葉氏因為前次拒絕英人入城成功，又因為在廣東防禦太平黨及剿匪籌餉認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異常自負，開口閉口要雪國恥、尊國體，對於英人，態度非常傲慢強硬；保林與廣東英領事巴夏禮（Harry Barkes）十二分惱恨他。到一八五六年，便發生所謂「亞羅船爭議事件」。
此時閩粵沿海各地的海盜，和密販鴉片的奸商，多以香港為逋逃藪，假借英人的勢力，揭英國旗幟，往來於閩粵各海口。香港政府，為圖香港的繁榮發達起見，對於華人的船隻向香港政廳請求登記的，也照章許可，於是以華船而揭英國國旗者不少。「亞羅船」，便是一隻華人所有的船，而揭英國國旗的，於一八五六年九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師探聞該船有秘密不法行動，特假英國國旗為護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華人十餘名（中國的記載多為十三人，據巴夏禮所記似僅有十二人），又曾將英國國旗拔下。英領事巴夏禮提出抗議，葉名琛應付失當，巴夏禮乃與香港總督保林決計用武力壓迫葉氏。（巴夏禮初次要求將捕去之華人十餘名送交英領事訊明，如有罪，再由中國政府提去。葉氏答以已訊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餘九人可送還。巴夏禮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嚴重交涉：一、須將十二人送還原船；二、須具書辯白引咎；三、須保證以後不再有此不法行為。葉氏答以船為華船，雖曾向香港政廳登記，已於被搜前期滿，所捕者為華人；對於英方要求不允照辦。保林與巴夏禮乃進一步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圓滿答覆，過時即采自由行動。葉氏乃將十二人送往領事署，但無辯白書，巴夏禮以與所要求不合，又不受。葉氏亦竟不為後圖，置之若無事。英人遂用海軍炮擊珠江各要塞堡壘，釁端遂啟。）九月二十六日，英軍攻陷黃埔炮台，葉名琛派人詰問，巴夏禮答以須入城面議，蓋欲乘此解決入城問題，葉氏拒不許。十月初，英軍攻入廣州省城，葉氏逃匿。但英軍此舉，初未得英本國政府訓令，攻入廣州的軍隊也不過千人內外，不過想用武力屈服葉氏，並無占領廣州的意思，所以隨即退出。英軍退出後，至次年年底，始再與法國聯軍攻陷廣州，因印度發生叛亂，派來之援軍中途折回，故至一八五七年年底，始再發生戰事。廣州人民見英軍退出，便用焚燒廣州城外的洋行來泄憤，不分國別，連法美各國的洋行也燒了。
英政府得到報告，便想聯合法、美、俄諸國，共向中國趁火打劫；美俄雖亦派使東來，謀與中國修改商約，但皆不欲與中國開釁。法國正當拿破崙第三僭主法國的時候，想藉此揚威海外，以博國人的歡心，又因是年春間有一個法國牧師在廣西被殺，便允許與英國共同出兵，是為英法聯軍的由來。
英法聯軍於一八五七年陽曆十二月後旬，攻陷廣州城，捕獲葉名琛，送往印度（後死於印度），用廣東巡撫滿人柏貴為傀儡以臨華民，實際上，廣州成為英法聯合軍統治的局面。英法軍占領廣州後，乃約同俄美兩國的特使於次年（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一月，聯合致書清廷首相大學士裕誠（書由兩江總督署轉送北京），請清廷選派全權大臣到上海來和他們會議；四使一面率艦隊共來上海。清廷還不知外交情勢的嚴重，對外觀念依然未變，說：「大學士參謀內政，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各就邊臣議之。」乃用裕誠名答以英、法、美三國交涉事，已派黃宗漢（新任兩廣總督）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議；俄國交涉事，已派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英法各使見清廷不依所請，便由上海率艦隊北上，於三月初抵白河口。四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議。英國開出條款五十六款，法國四十二款，內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諾；清廷無計可施，一一承認；這便是所謂《天津條約》，其內容的重要點如下：
中英條約要點
（一）英國得派公使長駐北京，中國亦得派使駐倫敦；
（二）增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五處為商埠；長江流域俟內亂平定後，許選擇三口為商埠（後選定漢口、九江、鎮江三處）；
（三）英人犯罪由英領事懲辦，華人加害英人由中國地方官懲辦，兩國人民爭訟由中英會同審判；
（四）改正稅則由兩國協定；
（五）英人得往內地遊歷；
（六）賠英商損失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
中法條約要點
（一）與中英約同；
（二）增開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江寧六口為商埠，惟江寧一口，俟內亂平定後始開放；
（三）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國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游弋各通商口岸；
（四）法教士得入內地傳教，法人得遊歷內地；
（五）法人與法人訟案由法領事審判，法人與華人訟案，法領事不能處理時，請華官協同處理；
（六）協定稅則；
（七）賠法商損失及軍費二百萬兩；
（八）以後中國許與他國特權時，法國得享最惠國待遇。
兩約成後，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協定稅則；俄美兩使也在上海與中國締結最惠條約。但換約的期限，定在一年後。次年（一八五九年），各使向赴北京換約；英法兩使各率護衛艦隨行，謀駛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約，所謂清議之士無不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國軍艦退去後，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備，費巨款，於白河口內增設很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阻遏軍艦之闖入。及各公使率護衛艦入口時，被阻不得入。設防的本意，並不是一定要廢前約，不過是怕外國軍艦再闖入白河口，驚動畿輔而已。英法兩使以為清廷不願意換約，率艦強入白河口，清當局請其由北塘登岸，拒不聽，謀破毀防禦工事，發炮，僧格林沁令兩岸炮台開炮抵抗，英法艦隊敗退南下，受損甚巨。於是戰端再啟。清廷見英法艦隊敗退，大喜，以為洋人不敢再來了，一般無知的士大夫也以為《天津條約》可以廢棄了。次年（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國增派援軍，向天津進發，軍隊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統大軍力抗，節節敗退，英法聯軍便以是年八月攻入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俄國特使假調停之名，操縱於英法與中國之間；旋以俄使為介，由恭親王奕與英法兩使分別再定和約於北京，是為《北京條約》，其要點如下：
中英條約要點
（一）《天津條約》除此次改正條款外皆有效；
（二）增開天津為商埠；
（三）割香港對岸九龍司一區，為英管轄地；
（四）賠款改為八百萬兩。
中法條約要點
（一）與中英條約同；
（二）與中英條約同；
（三）法國教士得在內地購買土地建築自便；
（四）賠款改為八百萬兩。
英法聯軍退去北京後，俄公使藉口調停和議，有功於清廷，乘機索割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清廷竟與定約，將烏蘇里江以東濱海的一大塊國土讓與俄國。此次戰爭的結果，除喪地賠款不計外，中國國權最大的損害就是內河航行權、最惠國的條款及領事裁判權、協定稅則的確定。後來外國對於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實質，皆於此次交涉造成。
中國前此對外的交涉事務，皆由各省處理，中央則由理藩院統轄，因為把各國看作藩屬國的原故。此次定約後，始依恭親王的奏請，新設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命恭親王與大學士桂良及戶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該衙門事務。同時又命崇厚為辦理天津、牛莊、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後來稱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蘇巡撫薛煥為辦理廣州、廈門、寧波、上海、潮州、瓊州、台灣、淡水及長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後來所稱的南洋通商大臣），這兩大臣的位置職務，就是地方的外交官。這種新衙門、新官職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機關破例的創舉，也就是對外觀念漸有變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權的推移 此時期中清廷政權的推移，可分兩方面觀察：（一）中央方面，漸啟佞幸攬權之機；（二）地方勢力漸次加重。先就中央方面說：
當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逃往熱河時，扈從車駕同去的，有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祐贏、御前大臣額駙景壽；以外，還有三個為帝所親信的宗室要人，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端華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豐帝的最近親屬；帝之親弟恭親王奕受命留守北京，主持與英法聯軍媾和之事。載垣、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大臣；肅順初為戶部郎中，以端華之薦入內廷供奉，旋升戶部尚書入軍機。三人皆喜為狹邪游，善迎合帝意，以聲色之事獻媚於帝，為帝所愛幸，漸至參與機要政務，實權在各軍機大臣之上，及隨帝同往熱河，權勢更張。與英法和議成後，恭親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輒為肅順等所阻；於是清政府分為兩個中心勢力：熱河以肅順為中心，北京以恭親王奕為中心，各樹黨援，互相暗鬥。延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咸豐帝在熱河駕崩，正後（後稱東太后）無子，僅帝之寵妃那拉氏（後稱西太后）有一子名載淳，年僅六歲，遺詔立為皇太子，即帝位。於是發生一件宮廷的大政爭事件。
咸豐帝未死時，肅順等三人的權勢即已超過各軍機大臣，帝死後，其他幾位隨駕的大員，當然更惟三人之命是聽了。於是肅順等八人，在咸豐帝的遺詔上共同取得「贊襄王大臣」的名位（後來宣布他們的罪狀，說他們是矯詔；但果否為矯詔，不可得知。咸豐帝既寵幸他們，或不一定是由矯詔而來的）；他們又諭令恭親王不要往熱河去奔喪。於是一切大政皆由他們八人定奪取決，實際上全由肅順一人操縱。此時生出兩方面反感：一在熱河方面，兩位太后對於肅順的專橫十分惱恨；一在北京方面，恭親王及與肅順有積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滿。咸豐帝駕崩後約一月，首由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請兩官皇太后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人輔政，兩宮皇太后得奏後便想照准實行；肅順抗議說「本朝無太后臨朝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兩太后對於他們的行動若有異議，他們便說他們是贊襄王大臣，不能聽命於太后，就是請太后看折，亦屬多事，因此兩太后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親王赴熱河叩謁梓宮，太后召見，便與定誅鋤肅順等三人之策。恭親王隨即回北京，布置網羅。太后於恭親王回京後，即傳命回京；肅順等力阻，兩太后不聽。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先帝御櫬先行回京，兩太后率幼帝於次日別由間道疾馳，載垣、端華扈從。此時北京方面又由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四人，聯名上奏，再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奏語中一段說：
……權不可下移，穆則日替。……我皇上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巨細，皆憑該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朱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名，而收聽政之實。昔漢之鄧皇后，晉之褚皇后，遼之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稱。……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詠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
同時，欽差大臣勝保也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奸之專擅。兩太后及幼帝車駕於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與肅順同為戶部尚書時，屢受肅順之欺凌侮辱）之言，免肅順、載垣、端華等贊襄王大臣之職，密旨任恭親王為議政王，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英，為軍機大臣。肅順尚在途中，載垣、端華雖與太后同時到京，也夢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親王入朝，載垣、端華先入，見恭親王至，大聲喝止，謂外臣不得入宮；少頃，恭親王受詔宣示，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治罪。載垣、端華還厲聲抗議說：「我等未入，詔從何來？」但是那些侍衛已走來將二人的冠帶摘去，擁往宗人府幽禁了；肅順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詔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兩太后垂簾聽政，恭親王奕以議政王名號輔政。前在熱河時，已決定改明年為祺祥元年，至此藉口「祺祥」二字意義重複，又改明年為同治元年，頗寓兩宮皇太后共同聽政的意思。
這種政爭，本來不過是愛新覺羅氏家族內的鬥爭，仿佛於中國政局無甚關係，然而關係卻是很大。論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無太后臨朝的故事，肅順等所持，並非無根據；開國初期，順治帝也是以幼沖即位，但未嘗許太后臨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爾袞攝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現在對於此事，獨不顧先例，不守家法；賈楨等奏請太后垂簾，竟援引漢、晉、遼、宋各賢良太后的故事，忘記漢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呂后，唐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武后；若說由多數贊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爾袞攝政的先例，直截了當請由恭親王奕攝政呢？我並不是說太后絕對不宜主持政務，不過說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實為清廷政治史上一個大變局。以當時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論，肅順雖非近支親屬，他知道滿人不中用、無能力，勸咸豐帝重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見他不是沒有眼光的人；兩太后與奕一派人的政治知識、才幹，雖然未必劣於肅順，也未見得果在肅順之上，肅順好為狹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狹邪的。肅順排斥恭親王，確是他可議之處；他抑制太后不許其干政，未見得於清室、於中國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權，以前全操於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權勢最大的為軍機處；肅順在咸豐帝死後，將軍機處的權移到贊襄王大臣，失敗後，政權並未回復到軍機處，而分寄於皇帝之上的兩個太后及議政王奕，實際議政王與軍機處皆仰兩太后鼻息；而兩太后之中，東太后才力、知識既極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謙退緘默，實權又全操於西太后。同治帝剛及成年即死去，無嗣，又擁一個年甫四歲的光緒帝為傀儡，東太后旋亦死去；於是西太后獨攬大權，縱慾無度，寵幸閹宦，佞幸干政，漸至內外大僚想要保持權位，非與閹宦相結納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後，大權在握的皇帝變為無用的偶像，而終清之世，中央的實權操於幾個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顛覆固然由此決定了，中國政治的前途，也從此更入於艱險之途了。一般粉飾昇平的士大夫，因為太平天國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興，頌揚兩宮皇太后的聖德，那知愛新覺羅氏的龍椅已經折了腿，中國四萬萬人的生命也幾乎要被那拉氏斷送呢！
再就地方勢力的變遷說：
在洪楊戰役以前，各省巡撫大概沒有兵權（初惟晉、魯、豫三省巡撫兼授提督銜，可以典兵，因其上無總督，兵事無人統理故也），總督雖然兼理軍民，有兵權，但全國的軍隊編制額數、駐紮地點、布置調遣，皆根據一種經常的統一軍制；軍政軍令的總機樞，悉操於皇帝之手；全國的軍隊是一個單元體，遇有重要軍事行動，輒由皇帝特簡欽差大臣，總司兵符。就是在洪楊戰役的初期，這種總司兵符欽差大臣，還是很重要。但是因為經制兵不中用的原故，欽差大臣的輕重，全視其下所統轄的軍隊的實質以為輕重。例如向榮、和春、官文，都是總司兵符的欽差大臣，曾國藩後來也取得了欽差大臣的職位。向榮、和春的欽差大臣位置，以張國樑的軍隊來維持，張國樑的軍隊破毀了，他們的欽差大臣也根本消滅了。官文的欽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軍隊來維持，欽差大臣實際上作了湖北巡撫的傀儡。只有曾國藩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欽差大臣，因為他的軍隊是他自己所編練的軍隊，他的權位是由自己的軍隊勢力取得的。故雖同為欽差大臣，實權的輕重，不存於名位，而潛移到軍隊的本身上去了。
洪楊戰役中，經制兵與地方臨時編練的非經制兵（稱之曰「勇」），兩兩相形，前者的效力遠不如後者；於是前者雖仍存在，而後者遂有不能廢止之勢。曾國藩兄弟於攻陷南京後，因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語中傷，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請將湘軍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仿佛不要這種臨時編練的募勇了。但是北幾省還有所謂捻匪的巨大流寇，勢力日張，不能不借重這種地方臨時編練的募勇。湘軍的主要部分雖然遣散了，李鴻章的淮軍又代湘軍而起，李鴻章是由曾國藩卵翼而成，淮軍也是由湘軍卵翼而成。後來曾、李二人相續任直隸總督，編練新軍隊，大概以淮軍為基礎；再後一點，袁世凱的創練新軍，又淵源於李鴻章的基礎。所以，北洋軍閥的老祖宗，可遠溯至李鴻章；而湘軍勢力移於淮軍，則又為其最遠的伏線。
又在洪楊戰役期中，許多人的巡撫、總督位置，全由軍功取得，一面作督撫，一面帶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等，不計其數。自此，領兵成為地方疆吏當然之事，不問是總督或是巡撫。此後的督撫，不惟有領兵之權，並且兼有隨意編練兵隊之權。因為在洪楊戰役中，地方編練臨時軍隊雖須奏明，由清廷裁可，但發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數的多寡，餉械的籌備，皆由地方疆吏定計後，奏明皇帝；皇帝因為急於平亂，只要地方有辦法，沒有不裁可的；裁可後，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領兵大員自由施行；需要補充或擴大額數時，又用同一的辦法，一面奏報，一面辦理，湘軍都是由此種程序成立、擴大的。因此不知不覺之間，練兵成為地方疆吏一種當然的職權。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國藩調授直隸總督，入京陛見，幾次與西太后對答的話語，很可尋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見，西太后說：「直隸甚是空虛，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辦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見，西太后又說：「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約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見，西太后又問：「汝到直隸辦何事為急？」
曾氏答：「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
西太后又問：「汝打算練二萬兵麼？」
答：「打算練二萬人。」
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現尚未定，大約勇多於兵。」
問：「劉銘傳之勇（即淮軍的一部）現扎何處？」
答：「扎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他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尚須練一萬人，或就直隸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候臣到任後察看，再行奏明辦理。」
問：「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來因長毛捻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鬆些。」
問：「這是一件大事。」
答：「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此段問答見《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氏到任後，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練勇之法」，奉旨報可。我們在前面的問答詞中，可以想見洪楊戰役後，清廷對於地方疆吏的職權，認練兵為其最重要職權之一，絕無疑義。後來因中日戰爭失敗，各省督撫以力求自強相號召，更相率創練新軍；於是清代單元體的軍隊組織，完全化為多元體。那些多元體的軍隊，就是後來革命黨的工具，也就是後來各省分立小軍閥的老祖宗；而洪楊戰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編練臨時軍隊，則又為其最遠之伏線。
概括起來，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洪楊戰役期中的變化不外兩點：一、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軍隊由單元體化為多元體，中央失去把握之權。這兩點是清廷顛覆的誘因，也是民國時代軍閥割據的誘因。
此外，還有一種新起的地方勢力，就是地方的縉紳階級。洪楊戰役中，長江流域及南部各省舉辦團練，皆由各本省巨紳司其事；這些巨紳，因募兵餉籌剿匪，漸參與各本省的重要政務，或且被延攬入本省督撫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鴻章，皆曾在本省巡撫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撫，看到局勢艱難的情形，知道要應付這些艱難，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縉紳的援助不可，故處處尊重地方縉紳的意見；地方的縉紳階級，不知不覺，養成一種潛勢力，甚至在有些省內，有左右並動搖地方長官的能力。後來變法維新，運動立憲，主張的和反對的兩方面，都有這種地方勢力參在裡面。追索這種勢力的來源，也是由洪楊時代培養起來的。
故洪楊戰役，為後此幾十年政治變化的一個大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