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十七章　革命

會黨與政治關係　中國秘密會社，由來已久，潛伏之勢力至為強大，歷史上之叛亂，往往與之有關，古代固無論已，近代白蓮教之亂、太平天國之起、義和團之禍，莫不與之有關，或即借之號召黨徒，起而為亂也。其人多為愚民，迫於生計，服從其領袖，鋌而走險，常無大志，其領袖亦不過本於取而代之之心，顛覆政府耳。列代剿平匪亂，從不考究其作亂之根本原因，而徒諉為官逼民反，政治腐敗固養成匪亂之一原因，而人民之所以為匪者，則多造成於人口增多，生計困難，不甘坐而自斃也。士大夫處於領袖地位，原少與民眾接觸，不知其痛苦，又囿於忠君思想，多所顧忌，率領貧民而為亂者例實罕見，乃於會黨或盜魁起兵勝利之後，屈己奉之，此歷史常見之例。其破先例者，其在清季乎？ 思想之劇變　清季外交失敗，士大夫深受外國思想之影響，漸而改變傳統之觀念，主張採用西法，立憲運動則其明證。青年有為之士，勇於進取，對於政治希望太大，失望亦其最甚，終乃以為非革命不足以復興中國，起而組織秘密會社，潛謀起兵，更為擴張勢力及活動之計，與舊有之會黨連結。其時風氣已變，從前視倡言革命為大逆者，亦變而贊助，尤以華僑為甚。華僑住於外國，常受不平等之待遇，亟欲中國富強，予以有效力之保護，故多同情於革命。其在外國得款較易，往往出款贊助黨人。黨人多為知識界人，秘密會黨始乃改變性質。顧其活動之中心，或在外國，或在國內之租界，而在內地者，仍以舊有會黨為有勢力。新黨活動最力者，當推同盟會。 孫文略傳　初，孫文創立興中會，舉兵失敗，逃往外國，其推翻清廷之思想，迄未改變，起兵之時，年尚不足三十，據其自傳：生於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十二歲讀經，十三歲渡夏威夷島往依其兄，並習英文，留住五年，返國後住香港，入拔萃書室，轉入香港書院，再往夏島，不久即歸，二十一歲，始習西醫，入博濟醫校，次年，入西醫書院，五年卒業。其言所好曰：「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駁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信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孫氏博覽群書，比較中西制度，而欲有所改革，舉兵事敗，逃亡外國。其在歐、美也，對於華僑宣傳革命，初無效果，命遣同志，連合會黨起兵，亦歸於失敗。 同盟會之活動　革命前途黑暗，拳匪亂後始大改變，政府方獎遊學，各省派學生至日，留學生人數增加，分子複雜，而多數固反對政府，各派領袖認為有合作之必要，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成立同盟會於日本，勢力大增，發行報章，倡言種族革命，建設共和政府。顧宣傳之文字，或在外國印行，或在租界傳遞，仍未能喚起全國人民之注意。有效之方法，當為起兵。自同盟會成立以來，會員頗為活動，或聯結會黨，或運動新軍，並得外人之贊助，起兵於廣東六次，湘、桂、滇各一次，皆以子彈缺乏，歸於失敗。其最大犧牲，則為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廣州之役。此役也，黨中有為之士，集於廣州，聯絡新軍，分隊出發，猛撲官署，死亡七八十人，歸於失敗。同盟會外，尚有光復會等，光復會領袖徐錫麟舉兵，事敗被殺。其受革命宣傳之影響，暗殺官吏，或舉兵者。亦未成功。 川路之爭　革命迭起，人心已感不安，四川鐵路之爭，時人對於政府失望益甚。先是，紳士視建鐵路可獲重利，先未籌足款項，即請政府立案，川漢、粵漢鐵路，均其例也。湘、蜀且辦苛稅，作為築路經費，完工則遙遙無期。宣統三年，四國銀行團借款建築粵漢、川漢鐵路之契約成立，朝廷宣示政策，幹路收為國有，支路仍許商辦，粵漢、川漢將由郵傳部收辦。御史有劾郵傳大臣盛宣懷者，紳商利益與之有關者，亦持異議。政府發還商股，四川待遇最劣，蓋以董事侵蝕太甚也，川紳乃力反對，請願罷市，而朝廷堅持前議，並命端方統兵入川。總督趙爾豐初原敷衍紳士，為之奏請，而朝旨不許，及聞端方入川，心不自安，轉而欲懲首要，將其逮捕，形勢日益嚴重。遊民有乘機滋擾者，朝廷得報，詔岑春煊入川剿撫。岑氏舊與奕劻有隙，奕劻遇事沮之，不肯入川，而武昌革命起矣。 武昌舉兵之始末　川路之爭與武昌革命原為二事，不相聯絡，前者之影響，在使人心不安，以為禍患將作，已而革命果起矣。同盟會自廣州失敗以來，幹部人員深為失望，乃謀於長江方面活動，成立中部總會，尤注重武漢。武昌舊有日知會，創於教士，內有報章雜誌，新兵常來瀏覽，漸變為革命機關，與同盟會合作。同盟會員於漢口俄租界設立會所，運動新兵，原定於八月十五日舉兵，乃以領袖未至，延期發難。不意會所製造之炸彈爆發，巡捕捕去二人，武昌機關亦被破獲，捕去三十一人，並搜得黨員名冊。同盟會幹部人員之在武漢者，急函會員，囑勿來鄂。顧捕去人員供辭牽及軍人，且有名冊可憑，湖廣總督瑞澄欲興大獄，飭按名冊逮捕。軍人聞而不安，工程營兵倡議發難，十九日（十月十日），午後九時戕殺營官，攻據軍械局，自城外攻入武昌。瑞澄驚懼出逃，新軍主將張彪亦走，城中無主，新軍加入革命軍，遂據武昌。 今觀武昌舉兵之始末，初無一定之計劃，發難乃為自救，其能成功者，則因瑞澄出逃也。善如孫文之言曰：「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尚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新軍既據武昌，號稱革命軍，尚無領袖，擁協統黎元洪都督。黎氏初學海軍，中、日戰後，改習陸軍，擢至協統，至是為兵士擁戴，諮議局長湯化龍，亦被舉而管民事。 響應區域之廣大　革命軍渡江，未遇抵抗，先後占領漢陽、漢口，聲勢大振。清廷聞報，詔陸軍大臣蔭昌統軍南下，並調艦隊助戰。北軍遲遲不來。革命軍召募新兵，充實戰鬥力，擊敗河南來攻之少數軍隊，距起義時七日矣。此役也，雖非激戰，亦未死傷多人，而影響至為重要，蓋革命黨之活動，如舉兵暗殺，久已使官吏驚惶失措。其人囿於見聞，遭遇新時代之事變，往往無法應付，武昌舉兵，清兵戰不能勝，更足以增加其惶恐，而贊成革命者，膽氣益壯，易於響應也。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湖南長沙、陝西西安均告獨立，明日，九江獨立，八日，山西獨立，明日，雲南獨立，皖北亦有獨立者。其他次第獨立之省，有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等省。 響應革命之人物　各省響應革命，初無預定之計劃，其主持獨立者各自為政，不相統率，其人或為秘密會黨之領袖，或為同盟會員，或為清廷任用之官吏與將士，於此期內，新軍將士最占重要地位。武昌革命全為新軍之力，已見於上，他如山西、陝西、九江等地，亦多由其主持。蓋其軍官曾受教育，傾向於革命，且驅逐長官之後，即可升至都督。疆吏宣布獨立，大都迫於環境，有先獨立而後取消者，山東則其明例。同盟會員集中於武漢、上海，黃興應召赴鄂，統率革命軍與北軍激戰，陳其美無兵無餉，竟能取得上海。秘密會社乘機起兵者，湖南、貴州皆有明顯之例。顧其領袖未脫舊日之思想，終不能安於位。 人心之傾向　士大夫深信中國欲達富強之目的，非政治上有重要之改革，不能成功，而清廷遲遲立憲，重用親貴大臣，不能饜其所望。凡留心國事者，莫不明了外國富強，遠過於中國，對於清廷亦極失望。革命乃應時而生，既為舉國一致之運動，且有無窮之希望，青年勇敢之士，莫不興奮欲有所為。革命口號嘗有意外之效力，凡宣布獨立之各省，或舉兵之城邑，多無戰事，其易有如反掌，事例之多，不勝枚舉。茲言一例，以便有所證明。南昌新軍獨立，推協統吳介璋為都督，就職之後，境內尚安，有教官名彭程萬者，捏造函件投遞軍政府，謂孫文、黃興開會，公舉彭程萬為都督，並遣敢死隊入城。城中為之不安，忽有一人，自稱孫文代表，至軍政府宣讀彭程萬委任狀，吳介璋竟辭職去，彭程萬遂為都督。事之經過，自今觀之，直為兒戲，而在當時足以更換都督，此可見革命宣傳之力矣。 清廷之讓步　清廷應付革命軍之方略，用兵討伐，命蔭昌督師，忽又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一地二帥，可見監國驚慌無主之情狀。袁氏成立北洋軍隊，負有能名，至是，鑒於前事，託病力辭，而朝廷再三催促，袁尚遲遲其行。會湖南、陝西響應革命，載灃授袁欽差大臣，節制各軍。其時北軍援至，會同海軍，戰敗漢口下流劉家廟之守兵。革命軍退守漢口，利用民房，狙擊北軍，北軍縱火攻下漢口，蔭昌指揮之力也，而朝廷將其召回。時值咨政院開會，通過議案，奏請罷免親貴大臣，即開國會，人民代表協議憲法，赦免政治犯。載灃方在考慮之中，而山西兵變，人心惶恐，乃下罪己之詔，誓與軍民維新，實行憲政，不咎既往。顧革命軍之勢力日益張旺，問題將決定於兵力，人心趨向絕非一紙詔書所能挽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且屯兵灤州，要求立憲矣。第五鎮統制吳祿貞亦於石家莊自由行動，扣留南運軍火。 責任內閣之成立　於此情狀之下，京中人心驚惶，不可終日。咨政院草成憲法十九條，採用英制，政權歸於國會及內閣總理，載灃即命謄黃宣布，並宣誓太廟，以示遵守。朝廷又許奕劻辭職，詔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咨政院依據憲法，選袁為總理。清廷重行任命，對於張紹曾則傳諭嘉獎，改授吳祿貞為山西巡撫，會吳為人所殺，張亦不見容於部下，於是北洋軍隊全聽袁世凱指揮。袁氏奉旨入京組閣，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內閣成立，閣員多為知名之士，中有不肯就職者，實際上袁握政權，閣員多其親信，且言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值，內外奏疏宜先送至內閣，由其代遞，召見官員及奏事處傳旨，均應廢止，免與憲法衝突。清廷許而從之，親貴大臣相繼免職，禁衛軍亦歸總理調遣。袁氏掌握政權軍權，攝政王俄亦引咎辭職，孤兒寡婦固非其敵，遂得為所欲為。 漢陽、南京之役　各省響應革命，而戰爭並不甚多，兩軍攻守之省，有山西、陝西、安徽、江蘇、湖北，而比較激烈影響重要者，當為漢陽、南京之戰。山西、陝西新軍無幾，勢力薄弱，獨立後均為清兵擊敗，形勢危險。皖北則兩軍相持。湖北則北軍攻據漢口，革命軍退守漢陽。值袁世凱南下視師，遣人說黎元洪降，弗應，會湖南軍隊援鄂，黃興亦至，黎元洪任為總司令。黃興召編敢死隊，十月，反攻漢口，戰不能勝，改自襄河上流進攻，截斷北軍後路，亦不能勝。北軍乘勝渡襄河反攻，迭據要塞，守軍逃至武昌，七日（十一月二十七），北軍占領漢陽。斯役也，革命軍戰鬥勇敢，衝鋒者多為北軍機關槍所射殺，軍械遠不相如，為之奈何！武昌驚惶。黎元洪於城外設立行台，通電暫與政府議和，幸而北軍奉令停攻武昌。上游失利，下游則革命軍攻陷南京。初南京新軍於城外獨立，為綠營改編之江防營所敗，其主將則忠於清室之張勳也。會南方各省遣軍會攻，張勳告急，而援兵不至，戰不能勝，率其殘部退守江北。此十二日事也，距漢陽之敗，僅五日耳。 國內之情狀　戰爭期內，人心惶惶，商業停頓，學堂放學，殷富之家遷居租界，稍有衣食者亦遠避難。其原因則人民之視政府漠然不關於心，久居治安之城邑，平生不知兵革，一旦遭遇事變，自不免於不安，且兵多無紀律，萬一敗潰，將必大掠。歷史上紀載兵災，死亡至為重多，太平天國之亂，則其明例。革命之役，迥異於先，固未慘殺。其死亡較多者，當為旗人，蓋當種族思想發達之時，兵士泄恨，無賴搶劫，均所不免也。戰事延長，收入大減，列強藉口海關鹽稅擔保外債，將其保管，而雙方召兵購械，在在需款，終將難於持久。外人以為戰事妨礙其商業，英使出而勸說北方議和，軍火商人則販運軍械。要之，外人之在中國，唯利是視耳。其政府且利用事變，擴展權利，接收上海會審公堂，援助外蒙、西藏「獨立」，尤其明顯之例。公廨向由華官審理本國人民，外官亦出席陪審，至是，官吏逃匿，領事派員接管，不許中國收回。外蒙古、西藏「獨立」，已見於第十六章。 臨時政府之成立　南方各省各自為政，乃因事實上之需要，議設臨時政府。咨政院議員之未北上者，在上海開會，推黎元洪為大都督，決定赴鄂，及抵漢口，漢陽已告危急，改在租界開會，匆匆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大綱採用總統制，分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臨時大總統用人行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議員由都督府遣派，每省三人。俄而漢陽失守，代表東下，其留在上海者，忽推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等力持異議。及南京克復，代表前往，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黎元洪皆不就職，臨時政府無人負責，值孫文自美歸國，十七省代表舉為臨時大總統。孫文於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三）就職，於是臨時政府成立，而黎元洪仍稱大元帥，政權軍權仍不統一，終乃與北方議和，迫而承認袁世凱之優越地位。 南北議和　袁世凱於漢陽勝後。按兵不進，招回指揮作戰勝利之馮國璋，而以段祺瑞代之，亦不派兵往援張勳，其目的則玩弄孤兒寡婦於股掌之上，傾向於議和，以逞其大欲也，乃據英使勸說，奏准朝廷遣唐紹儀南下議和。其部將欲奉為總統，商於南方領袖，黃興等許之，臨時大總統之遲遲選出者，蓋虛位以待之也。及孫文就職，北軍自漢陽開槍，攻擊武昌，稱為袁氏而戰。南方領袖知力不敵，仍主議和，臨時大總統且有讓賢之言。袁世凱一面與南方秘密商議條件，一面利用部將脅迫親貴大臣，一月中，和議將成。袁氏密奏時局危急，諷勸隆裕太后早日決定禪讓，且引法國革命為證，曰：「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太后迭召王公會議，無所決定。其反對者有軍諮使良弼、恭親王溥偉等。袁氏陰謀為其所知，對於袁氏將有不利之行動。會良弼遇刺，親貴大臣不能有為。段祺瑞撤兵後退，聯合北方將士，發出通電，主張採用共和政體。 清帝遜位　北方將士先稱誓死反對共和，忽而恫嚇清廷，太后以為軍心已變，召集王公大臣一再磋商，除遜位而外，別無辦法，二月一日，決定遜位。袁奉懿旨，與南方議訂優待條件，實則時已議妥，其爭執則南方要求黃興為陸軍總長，北方堅持段祺瑞也。南方處於不利之地位，放棄要求，和議遂成。二月十二日，太后下詔遜位，並公布優待條件，詔旨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優待條件，可別為三：一、清帝尊稱不廢，民國歲給四百萬元，保護其宗廟、陵寢及原有私產。二、皇族世爵概仍其舊，民國保護其私產，除免當兵外，許其享受平等之權利。三、滿、蒙、回、藏之王公世爵及固有宗教，概仍其舊，民國代籌王公及八旗生計。清帝遜位，中國專制政體，形式上作一結束，而國內之問題尚多，固未隨之解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