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十五章　清末內政

變法之詔書　拳匪之亂，京師失守，兩宮出狩，幾至不國。太后為收拾人心之計，用皇帝名義，於途中頒發罪己之詔，然於臣下猶多責備。及使團提出和議總綱，朝廷迫而承認，損失之重大，無以復加，乃下詔變法。其扼要之語曰：「深念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現在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其主張則改革弊政，庶可富強國家，辦法則飭朝臣疆吏各就所知，條陳以聞也。 張之洞等奏請變法　變法之詔，蓋為挽回人心之計，張之洞於二十七年（一九○一）電請各省長官合辭奏請變法，不得，乃與劉坤一會銜上奏，五六月間，連上三疏。第一疏言教育，主張參考古今，會通文武，創設各級學堂，變通科舉，獎勵遊學日本。第二疏論立國之道，中國亟應改革弊端，其列舉者凡十二端。第三疏請用西法，建議採用者，共十一端。就其內容而言，深切國中之需要。顧範圍太廣，難於一時實行，況太后尚無變法之誠意耶？朝廷為便利商議條陳起見，創設督辦政務處。政務處大臣請裁書吏差役，太后許之，而部中仍袒吏。其困難之癥結，則部員不習公事，奉之為師，不肖者且與之勾結也。即此一端，可見革除弊政之難，採用西法，固不可能。 朝中無人　綜之，近代國內所需要者，無過於領袖人才，或具有遠見之政治家，辨別輕重緩急，而能主持變法之大計，切實執行也。太后之年已高，思想固定，於拳匪亂後，仍握大權。德宗於時待遇視前稍優，仍不得親理政事。二十七年冬（一九○二），兩宮返京，途中撤去溥俊大阿哥名號。太后既得安然抵京，每日臨朝，坐於殿上，一如往日。德宗坐於其傍，當軍機大臣商議國政之時，默坐無語。其時國內需要開明強有毅力之君主，而太后實非其人，大臣中亦無領袖人才。其負有時望者，如李鴻章、劉坤一，不幸病死，朝中無人，既不欲全用西法，其所進行者，偏於整理庶政，改革積弊，及教育人才也。茲略言之。 整理庶政　關於政治，太后詔設督辦政務處，籌議改革事宜，停止賣官，又因公約之規定，改總署為外務部，新設商部、巡警部，合前六部計算，共有九部。朝廷於此敗後，設立練兵處，另練新兵，直督袁世凱辦理最有成績。其時中英、中美、中日商約，載明中國改善司法，三國均可放棄領事裁判權。政府命員改訂法律，以謀收回喪失之主權。 革除積弊　革除積弊，可別為三：一廢八股。八股為考試之文體，注重解說經文，題初限於《四書》、《五經》，後則出自《四書》，文體整齊，有一定作法，束縛作者之思想，文除應試而外，別無他用，識者久欲廢之。德宗曾詔令改試策論，而太后於政變後，恢復舊制，至是，詔自二十八年（一九○二），改試策論，八股遂廢。二諭放腳。女子纏腳，既極痛苦，又傷身體。教士創設天足會，力欲改變惡習，嘗請太后禁止纏足，未有效果。二十八年，太后詔諭婦女放腳。三滿、漢平等。滿人於政治上享受特殊待遇，不與漢人通婚。至是，種族革命之宣傳日甚。二十八年，太后詔許滿漢通婚，俄命旗人犯罪，用法一如漢人，將軍都統等官，原用旗人，乃亦選用漢人。 教育　教育改變方針，太后詔令整頓翰林院，飭編修檢討以上各官，課以政書，復辦京師大學堂，改各省城書院為大學堂，府及直隸州書院為中學堂，州縣書院為小學堂，獎勵學生出洋，並辦留學生考試，予以進士出身。及兩宮回京，管學大臣張百熙籌得大學堂經費，以前強學書局舊址為籌備所，附設編譯所。更當附言者，詔廢八股，辦理經濟特科，亦為教育方針改變之表示。八股已見於上，特科仿自博學鴻詞科，倡自貴州學政嚴修，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舉送所知，入京試以策論。德宗詔令舉辦，以政變而罷。二十七年，太后復令舉辦，然防康党進用，錄選者固未大用。 財政之一斑　凡此改革，一為新事業之創辦，一為積弊之廢除。廢除積弊，無須經費，新事業之創辦，如添設官署、創辦大學堂、召練新軍、購置軍火、無不需款，而巨大賠款多數出自海關。各省亦有攤派。國內財政，拳匪亂前已極困難，政府未有整理統一之計劃，至是，帝飭各省攤派賠款，富庶之省，多至百數十萬，又辦菸酒稅，直隸奉天年各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五十萬兩，余或三十萬、十萬、三萬，他如創辦京師大學堂，各省亦有攤款。地方長官，究用何法增加收入？朝廷概置不問，乃或增加厘金稅率，或創辦新稅，征及細物，人民未得改革之利益，反先增加擔負，其困難之癥結，則財政尚未統一，政府且無整個之計劃也。 變法之要求　朝廷變法，本非出自本心，乃以環境之轉移，時勢之壓迫，終亦不得不積極變法矣。初俄軍利用拳匪之亂，占據東三省，不肯撤兵，造成日俄之戰。日本地小民貧，嘗為國人所輕視，俄國地跨歐、亞，為世界強國之一，乃自戰爭以來，日本陸軍海軍無不勝利，自此戰後，亞洲人士屈服自憐之心理全然改變。中國受此影響，士大夫爭言變法，以為日本立憲，召集國會，上下一心，應付事變。俄雖地廣人眾，然為專制政府，戰爭期內，內亂迭起。日本文化初自我國傳入，其領土人口不及我國之廣多，乃能變法自強，戰敗俄國，四十年內，竟躍為東方強國。中國果能效法日本，亦將轉弱為強。太后於此情狀之下，既傾向於變法，內外臣工亦爭言立憲。尤當注意者，國人向視政府漠然無關，時亦改變觀念，茲舉三事證明。 人民之覺悟　一、俄國占據東三省，強迫中國承認其地位，並簽定條約。青年有為之士於上海集會，到者數百人，倡言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說，官吏聞而大懼，蓋集會講演，國內向不多見。留學生之在日本者，多加入革命黨，謀以武力推翻政府。二、美國排斥華工為時已久，三十一年（一九○五），不待我國同意，竟禁華工入境，通商口岸之商人，議定抵制美貨，作為報復，廣州、上海、漢口、天津等地次第實行。美國嚴重抗議，朝廷諭其停止，長官出示勸阻，遂漸失效力。三、興學育才極為時人所重視，私人興學者，時有所聞。其為常人所難者，小販出身之葉成忠、瓦匠出身之楊斯盛，均出巨款興學也。葉捐校址並出銀二十萬兩，創辦澄衷學校，楊出二十餘萬，建設浦東中學，其精神令人欽佩，足以證明人民覺悟矣。 籌備立憲　積極變法，朝野上下視為國內之急切需要，朝廷首先裁員，京中各省裁去之冗員甚多。三十一年（一九○五），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明年，五大臣歸國，奏請仿行憲政。太后諭稱民智未開，先從官制入手，詔飭王大臣議訂官制，旋據覆奏，諭稱軍機處無庸更改，分設外務、吏、學、民政、度支、禮、陸軍、法、農工商、郵傳、理藩十一部，各部除外務部外，有一尚書及二侍郎，不分滿、漢尚書、輪班入值，聽候召對。又明年，臣下奏請立憲者益多，太后派員出使英、德、日，考察憲政，籌設資政院及訪問諮議局，三十四年（一九○八），宣布諮議局章程，令各省督撫設立，宣示預備立憲，期為九年，及期召集國會，頒布憲法。地方官制亦有改革，東三省改設總督巡撫，余或添設衙門，或改名稱。軍政亦積極整理，分全國為三十六鎮，採用徵兵制，各省限於財政，多未成立，獨直督袁世凱以全國之力，練成六鎮，其兵仍多召募。至於法律，朝廷刪除凌遲、梟首、戮屍三項，死刑至斬而止，編纂商法民法，又設審判廳於東三省，並於直隸、江蘇試辦。 獎辦學堂　教育則政府於三十一年（一九○五），創設學部，以國子監併入，其時間多耗於議訂章程，學部奏定教育宗旨，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朝廷從之。學部設官專辦京師大學堂，改學政為提學使，主持一省學務，高等專門學堂，則歸部辦理。其困難則主持者未能得人，師資缺乏，未有若何之成績。學堂設立，士子仍重科舉，學生不多，二十九年（一九○三），張之洞請遞減科舉，庶使舍學堂外，別無進身之階，袁世凱且稱科舉為學堂之敵，主張廢止。三十一年，詔停科舉，以廣學校。其獎學之方法，全以利祿誘致學生，可謂奇矣。政府以師範法政諸學，需材孔亟之故獎勵遊學。留學日本，乃成風氣，在日讀書為時甚短，所謂簡易速成之流皆是也。然清季學風之丕變，卒賴有此舉，蓋其時遊學者之優秀分子，大都於國學已有根底。歸而興學佐政，又多熱心也。 興辦實業　關於實業，朝廷改變傳統觀念，認其盛衰與國家之富強有關，迭派大員出國考查，創設商部，以便保護農工商業。日、俄戰後，官吏提倡益力，太后改商部為農工商部。部訂獎勵工商章程，凡經營二千萬元以上之實業者，賞以子爵，一千萬以上者男爵。地方長官又設勸工陳列所等，其興辦之實業，除外國承辦之鐵路外，政府大借外債，先後建築京漢、津浦、正太、道清、汴洛、滬寧、滬杭甬、廣九鐵路，以本國之力建築之路，尚有北京至張家口鐵路。紳商以為獲利甚厚，亦籌款築路，實則多為空談，但風氣固已改變矣。開礦亦為致富之原，創辦最早者，一為漠河金礦，一為開平煤礦，頗賴李鴻章之主持與贊助。至是，紳商視為有利可圖，爭先開礦，其興辦者，有煤、鐵、銅、石油等礦，然因先未調查礦苗，資本短少，經營又不得法，往往失敗也。外人經營之礦產，則頗發達。 嚴禁鴉片　上就改革或興辦之事業而言，其消極禁令，尚有嚴禁鴉片。鴉片自弛禁以來，吸者日多，國內種殖之區域益廣。至是每年消費量數，殆在四十萬石以上，較之鴉片戰爭之時，增達十數倍矣。大臣主張於立憲前禁絕，三十二年（一九○六），太后決心禁菸，公布章程。章程限種罌粟，商禁洋藥進口，以絕來源，管理售賣煙土，禁止煙館，勒限戒癮，分給牌照以杜新吸，均為切實能行之辦法。官制方藥，准設戒菸會，以便吸者戒菸，嚴禁官員吸食，並責其督率紳董，以期實行。關於禁官吸食，凡有癮者，限期戒斷，倘有掩飾，立即褫革，並派禁菸大臣查驗官員。於是官有所懼，自行戒菸，各省長官亦多切實禁菸。外務部更商於英外部。議定自三十四年（一九○八）起，英許將煙每年減運一成，迄於一九一七年終止。三年後，英認中國切實禁菸著有成效，二國議定條約，英允於七年內停止輸入印煙，煙稅每箱增至三百五十兩。煙價昂貴，吸者益少，禁菸成績信以此次為最。 朋黨之爭　上言種種，似為中國復興良好之時機，實則朝中無一領袖人才，足稱政治家者，時值風氣開通，士大夫亟欲變法自強，苟有主持大計之領袖，切實進行，則所謂事半功倍，不幸朝中無人，大臣惟事黨爭也。其握重權者，當推奕劻。奕劻久辦外交，一無建樹，二十九年（一九○三），兼任軍機大臣，賣官受賂，細大不捐，迭為言官所劾，仍未改變。三十二年（一九○六），其子載振往東三省查案，道員段芝貴充當隨員，買女伶獻之，並以十萬金獻給奕劻，明年，段遂擢至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據以上奏，且曰：「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之專，惟知廣收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太后派員徹查，不能有所得。軍機大臣瞿鴻機與奕劻不和，太后有所詢問，奕劻使言官參奏其泄漏機密，瞿鴻機反而落職。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太后所信，三十三年入京，太后委為郵傳部尚書，岑氏面參侍郎朱家奎，太后即令革職。奕劻大懼，乃以廣東會黨起事為言，請再授為兩廣總督，太后從之，岑氏不願就職，竟奉旨開缺矣。此可證明政治道德之卑劣，陰謀險惡，更不能望其顧及國家也。 兩宮死後之政治　政治改革進行之際，朝中雖曰無人，而太后聽政年久，頗有威望。德宗雖無實權，然以變法之故，尚為民所擁戴，乃自三十四年（一九○八）夏，體弱多病，祭祀謝神，均命親王代其行禮，十月病死。太后詔立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為帝，載灃者，德宗同母弟也。其子入承大統，年方三歲，明日，太后亦死。載灃奉旨為攝政王監國，尊皇后曰隆裕皇太后。袁世凱時任軍機大臣，奉旨開缺，回籍養病，明年，改元宣統。載灃攝政，既無應變才能，又少政治經驗，任用奕劻，心亦疑之。奕劻迭請辭職，又不之許，於是多所顧忌。不肯負責辦理事務。 諮議局　載灃攝政，本夙定之政策，頒布地方自治章程。宣統元年（一九○九），各省諮議局成立，其議員選舉之資格極高，一省選舉人不足十萬，採用複選制，州縣廳為初選區，府州直隸廳為複選區，初選被選者集於複選區選舉議員。人數各省不同，多者一百四十，少者三十，原以進學額為標準，亦有酌加額數，或除為例外者。諮議局之職權，議決本省興革事宜，決定預算及稅法，公布修正單行章程，選舉資政院議員，申復諮詢事件，公斷自治會爭議等。督撫對之有監督勸告之權，並可奏請解散。開會時期常會年凡四十日。局有正議長一，副議長二，會同選出之議員（十分之二）駐於省城，辦理事務。其性質近於督撫之顧問，顧自召集以來，頗能行使職權，蓋就選舉資格而言，士大夫處於優利之地位，其人固能善用新得之權利也。 咨政院　宣統二年（一九一○），咨政院成立，議員共二百人，半數欽派，中有王公大臣績學之士，及納稅最多之人民，半數由諮議局選出，並經督撫挑選者充任，額占諮議局議員十分之一。其職權則審查預算、通過法令、彈劾內閣等。皇帝有最後決定之權，咨政院開會，亦能行使職權。 國人之失望　以上種種，樹立立憲之基礎，殆不可非，朝廷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頒布官制，裁撤內閣軍機等，採用外國內閣制，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下設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理藩部，各有大臣一名，廢去尚書侍郎之名，並裁撤吏部禮部，組織視前簡單，不可謂非進步。所可異者，總理大臣任用奕劻，協理大臣滿、漢各一，十部大臣滿人占七，漢人三人。革命黨人方倡言種族革命，而朝廷重用滿人，當國人要求速開國會之際，而親貴反多居於要津，乃與時論相違。各省諮議局議員推舉代表，迭次請願速開國會，罷免親貴。咨政院及督撫亦請召集國會，攝政王始許改於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召集國會，嚴禁入京請願，於是大失人心，禍機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