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十三章 變法與政變
變法之阻礙 中國政治腐敗，非根本變法，殆無復興之望。變法久為國內之急切需要，而士大夫知識愚昧，自信中國政教之美，世無其匹，採用西法，則謂之用夷變夏，既非聖人之道，又變祖宗之法，非聖則為不道，變法則為不孝。其造成之原因，一則士大夫初習八股，少讀史籍，不識秦、漢以後文化演進之陳跡，一則鑒於古代變法者之失敗，以為利不十不變法，法固未有有利而無弊者，一則恨惡外人，全以意氣用事，妄肆詆毀，更不願效用其法。其人於政治上極有勢力，阻撓新事業之創辦，一二識者不能有為，以致一敗再敗，幾成瓜分之禍。中、日戰後，識者益信維新之效，倡言變法者益多。
康有為之宣傳 有識之士倡言變法，發表文字，以為宣傳，康有為言尤激昂。其奏議曰：「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其言可謂切至，引用之經典，不過證明變法之非非聖，祖宗之制亦非不可改。其動機全出於富國強兵，非此將有亡國滅種之禍。其言雖有牽強，要為忠君愛國之論。
朝廷漸知變法之需要，顧無決定大計之軍機大臣，辨別輕重緩急，有所主持，切實進行，其困難一則其人多受褊狹之教育，不知若何進行之方法，一則黨派紛爭，各不相容，頑固者恃太后為援，欲變法者與皇帝接近，而帝名雖親政，然無實權，方從事於暗鬥，何能有為？於此情狀之下，其改革者要非慎重考慮，偏於支節，茲略分言其主要者於下。
籌餉練兵 政府收入，年約八千萬兩，借款賠償軍費，年付本息，無法支付。德宗應戶部之請，詔朝臣疆吏議奏辦法，言者多請開源節流。其奏言之辦法非規模遠大一時不易實現，即為苛捐雜稅，各省多未舉辦。關於軍隊，國中兵額八十萬人，餉銀不敷養贍，反恃販賣為生，戰鬥力弱，朝旨將其裁減，另募新兵，顧為具文。其改用洋操者，唯張之洞創辦之自強軍，聶士成所部之武毅軍，袁世凱新練之新建軍。
創辦新事業 政府時知鐵路之重要，借款建築京津鐵路、蘆漢鐵路，擴張郵政局，初每至冬際，華宮為外使轉遞公文，達於上海，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創設北京等五處寄信局，交海關辦理。至是，列強添設郵局，總署改北京寄信局為郵政總局，各口為分局，並添辦分局。郵資定為明信片一分，封口信三分。政府又籌人民生計，惜多空言，未有實效。關於教育，朝廷改設官書局，派大員管理，又籌辦京師大學堂。
康有為之活動 就上改革而言，朝廷於馬關和後，仍圖苟安。及德占據膠州灣，屈辱之深，無以復加，久請變法之康有為，自粵北上，一面上書奏陳國勢之阽危，急宜變法。其具體建議，一、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二、大集群才以謀變政；三、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一面召集同志，創立保國會，以為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而謀保國保種保教也。初康氏四次上書，均言變法，又創強學書局，刊印公報，鼓吹變法。頑固朝臣惡之，謀欲彈劾，友人勸之南下，至是入京活動甚力。德宗久聞其名，命總署大臣問以大計，其心意已傾向於變法矣。帝讀康氏奏疏，深有所感，許其具折上奏，並詔其進呈《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二書系康氏寫成，其主張則中國宜效二國也。此後進呈之奏疏甚多，要多偏於理想，實行固非易事。
德宗變法之傾向 德宗於膠變之後，意欲變法，詢問軍機大臣變法事宜，而入值大臣多默然無語，外使入見，帝許改變舊制，而剛毅論其不可。剛毅為太后親臣，為頑固大臣之一，當時稍知外事，異於群臣者，為張蔭桓。張氏出使外國，負有能名，時在總署行走，康有為館於其家，二人均為舊黨所惡。詔旨如開經濟特科，裁汰冗兵，改變武舉，設立學校，皆為變法之證，大起舊黨之忌。經濟特科系仿博學鴻詞科例，由朝臣督撫學政舉送所知入京考試，余無說明之必要。
二黨水火 二黨見解不同，互相水火，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其同鄉許應騤阻其在粵東會館開會。許氏官至禮部尚書，亦反對變法也。會舊黨稱康聚眾收費，同於會匪，並有著文駁之者，由是謗議大起，言官奏劾，會員且有自劾以求免禍者。剛毅欲究入會諸人。而帝不許，始免興起大獄。新黨言官乃參許應騤以作報復，許氏自辨，並詆毀康氏，請將其罷斥，帝置不問。其黨文悌方為御史，再參康氏，論及保國會曰：「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一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焉。奴才……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羅織其罪，無所不用其極，可見其不能相容矣。
詔定國是 於此情狀之下，康有為深信朝廷宣示維新政策，則一切困難，皆可解決，草成《請定國是》奏稿，交言官上奏。德宗得疏，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詔定國是，其扼要之語曰：
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補益。……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太后干涉朝政 朝廷宣示大計，守舊大臣原應服從詔書，放棄主張，實則毫無效果，反而益為破壞。十七日，翁同龢忽奉殊諭開缺回籍，翁為帝之親信師傅，兼在總署行走，張蔭桓與之相洽，亦幾不免，其先朝臣英年已傳欲將張氏圍拿矣。尤可異者，翁同龢免職之日，帝詔大臣授職者，京官並詣皇太后前謝恩，外官奏謝，又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節制境內駐軍。榮祿為太后親臣，舊黨掌握軍權，變法之失敗，已決定於此矣。康有為於詔下後，原欲出京，會得朝臣徐致靖之奏薦，帝命於十六日召見。康氏奏陳變法，為時甚久，帝命其寫進所著各書，俄詔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其專摺奏事。康氏乃著書為文，議論朝政，多所奏請。德宗深受其影響，變法之意益堅。
新黨人物 大臣贊助變法，或深表同情者，寥寥無幾，余多小臣。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帝始召見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大臣章京上行走，替襄新政。譚於湖南佐辦新政，負有大志。劉官刑部主事，為保國會會員之一。楊久官於京師，與有為相善。林為康之弟子。四人均以大臣奏舉，奉旨入見也。御史楊深秀、宋伯魯亦力贊變法，梁啓超、康有溥（字廣仁）時亦在京。梁氏奉旨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有溥為有為之弟，業醫，梁於春間重病，康有為召之入京，為之治病，後更佐兄整理文稿。外省推行新法著有成績者，首推湖南巡撫陳寶箴。其佐之者，有黃遵憲等。黃氏久任領事，著有《日本國志》，負有盛名。此就主持變法者諸人而言，其人皆欲富強中國。勇於進取之志士也。
新政 德宗自四月二十三日，詔定國是，迄於八月五日（九月二十）政變，為時凡百有三日，期內變法或改去積弊之詔書，多如雪片，難於一一列舉，茲分類略述主要之新政如下：
（一）官制 帝詔裁詹事府通政司等衙門，外省裁去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及無所事事之糧道鹽道等官，官民並得一律應詔言事。各衙門奉旨刪去舊例，另定簡明則例，裁減綠營，改用西法練軍。帝又嚴諭部院於交議事件，克日議覆，逾期懲治，對於代奏事件，稍有抑格，立即嚴辦。其尤重要者，則詔編預算也。
（二）教育 京師大學堂成立，各地書院奉旨改作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地方捐辦之義學社，亦令兼習中西學課，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官勸人民改為學堂，專門學堂亦奉旨籌辦。中學應讀之書由官書局頒發，詔獎士民著作新書，許其享有版權，並設譯書局，詔廢八股，科舉改考策論，武舉亦改科目，又舉經濟特科。
（三）鐵路 帝詔趕辦蘆漢鐵路，開辦粵杭滬寧各路。
（四）實業 朝廷設立農工商總局，命官振興農業，廣譯外洋農務諸書，獎勵紳商廣開農會，購買農器。凡製成新器者准其專利售賣，又獎進商業，上海、漢口各設商會，且許旗人經商營業。
推行新政之困難 新政深切中國之需要，顧其規模太大，牽涉太多，而國內之積弊已深，官吏又敷衍因循，決不易於實現也。主持之者初不免於視事太易，康有為嘗奏言曰：「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樂觀至是，蓋由於缺乏政治經驗。德宗時無實權，迭諭各部院官對於覆奏事件，不准延擱，而猶陽奉陰違。疆吏對於新政，更多延宕不辦，帝嚴詞責之，仍無效果。新政不能推行，康氏後亦知之，而猶在京今日上一建議，明日另一奏請者，意欲「令人民念聖主，以為後圖」也。其反對變法者，更造謠毀之，其人類多認識不足，而徒望文生義，發為議論。張之洞初主變法，後則詆毀康、梁。其論民權之害曰：「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借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讓之他人。」云云。
臨難不逃之精神 新黨同志太少，而反對者眾，德宗又無實權，事將失敗，明如指掌，康有溥勸其兄早去，而有為感激知遇，不忍他去，且信生死有命，非所能避。其親信謀欲使之出使日本，而帝別放他人。有溥留於京中，有勸之去者，復書則稱「明知其危，不忍捨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兄在遠不知情事，易於發論，倘在此，豈能遠遁？若能遁則非人情，又何以為人？固知為志士仁人之不易也。」他如譚嗣同等，亦久置生死於度外，臨難不肯逃免，精神有足多者。
政變之醞釀 二黨水火，大權操於太后，太后之年已高，思想固定，頑固大臣多其親信。帝則主張變法，擢用小臣，兩派不能相容，終將造成事變。其促成之者，則禮部堂官阻抑主事王照條陳也。王照請帝遊歷日本，堂官不肯代奏，王照力爭，並謂將請都察院代奏。堂官無奈，為之轉遞，並自辯護，稱王借端挾制，帝迭詔除壅蔽而竟不行，禮部堂官時最守舊，乃將尚書侍郎六人交部議處，並另詔員代之。舊黨大懼，向太后挑撥益力，帝欲開懋勤殿與親臣商議政事，為太后所拒，旨不得下。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四），帝交密諭於楊銳，稱「位幾不保」，令籌商救護之法。康有為乃欲引用袁世凱。袁初贊助強學書局，康又遣人征其意見，袁稱傾向，故力薦之，值袁奉旨入京進覲之後，帝詔以侍郎候補，專練軍隊。
政變 八月三日夕（九月十八），譚嗣同謁袁，陳說皇上危險，請以兵力保護聖躬。袁黨辯護文字，則稱說其誅殺榮祿，運兵入京，包圍頤和園。會談之真相，殆不可知，其商定之辦法，則帝同太后於九月幸天津閱兵，袁以兵力誅殺後黨也。苟先預備，舊黨一無所聞，則事起倉卒，不難成功。袁請訓回津，即將經過報告榮祿，榮祿電報太后，太后怒而自頤和園回宮，矯詔聽政，置帝於南海瀛台，此八月五日事也。明日，步軍統領衙門，捕拿康有為，不獲，閉城大索，捕獲其弟。譚嗣同等聞之，共商保護聖躬及變法諸臣之策，遣人商於英、美、日使，康、梁幸得免難。康於初五抵津，乘英船南下。得英使保護，於吳淞外乘英船南往香港。梁得日人援助，東渡日本。
變法諸人之受禍 九日，太后命捕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明日解送刑部，太后更諭看管張蔭桓，研訊徐致靖、譚嗣同等六人，派大臣會審，會有奏請將其正法者，太后從之。十三日，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有溥就刑，後人呼為六君子。明日，殊諭宣布康有為等罪狀，令督撫查拿。關於譚嗣同等，則稱其與康有為結黨，陰圖煽惑，且曰：「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康氏罪名，則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實則此等罪狀之辭，至是已三變矣。太后恨之之深，懸賞捕之，焚其書籍，籍其財產，官吏捕其家人，不得。張蔭桓發往新疆，徐致靖永遠監禁，其他革職者尚多。太后詔復舊制，考試恢復八股，武科亦復馬步弓石，他更無論矣。德宗初有生命危險，後以外使干涉及疆吏反對，得未廢立。太后恨未能平，明年冬，詔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俊為皇嗣，立嗣之非祖法，太后已不問矣。
評論 綜觀戊戌變法之始末，多受外患之影響而促成，主持者亦多接受外人之建議，英教士李提摩太影響尤大。康氏熟讀其書，親往謁之，梁氏亦曾為其書記。及康進用，電召李提摩太來京，稱將聘為顧問。李提摩太建議聘用伊藤博文為顧問。伊藤適來華遊歷，朝臣亦有奏請留之為相者。李提摩太入京，德宗定期召見，不幸政變作矣。李提摩太奔走使館，謀救聖躬，及變法諸臣，康有為之能脫險，蓋亦賴其力焉。所可惜者，康、梁諸人未有政治經驗，偏於理想，求治太急，終遂造成政變。譚嗣同於太后聽政，往見李提摩太，始悔不從其逐漸改革之忠告，以致失敗。其謀殺榮祿，直以一切作一孤注，政治家殆不出此。太后聽政，罷去新政，恢復舊制，信用頑固大臣，昏然排外，造成大禍，屈服之後，始再變法，時已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