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九章 光緒初年之內政
德宗入承大統 穆宗病死，尚未有子，兩宮太后召集御前會議，慈禧主立醇親王奕 之子載湉。載湉時年四歲，為慈禧之妹所出，可視如己子，且其年幼，可久專政。載湉嗣位，是為德宗，改元光緒，時一八七五年也。太后諭稱「載湉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大行皇帝指穆宗而言，尚無嗣子，德宗承繼文宗，朝臣有疑太后不為大行皇帝立後者，奏請立一鐵券，載明皇帝生子，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接承統緒，竟奉旨申斥。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穆宗及皇后安葬，吏部主事吳可讀尸諫，遺疏請皇太后明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太后得奏，諭朝臣復奏，奏入，旨稱吳可讀之請，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日後生子，自能慎選元良，繼承穆宗，問題方始解決。
慈禧之專橫 德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為當然之事，王公大臣循例奏請，懿旨許之，且曰：「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二宮太后聽政既久，性情不同，慈安旋死，時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春也。慈禧欲矯向時敷衍政策，謀有所為，顧囿於環境及傳統思想，不能決定大計，有所改革，徒寄耳目於言官。言官妄發議論，根據莫須有之辭，攻訐人私，或阻撓新事業之創辦，反而有害於政也。
親王之重用 慈禧臨朝，仍用親王宦官，恭親王奕於同治中葉已為慈禧所惡，免去議政王大臣，後諫阻修築圓明園為帝嚴責，改降郡王，及德宗嗣位，仍在軍機處行走，兼辦外交事宜。顧王多所顧慮，小心益甚，不敢再有所言，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駐防安南北部之兵敗潰，太后斥其因循誤公，開去差使，軍機大臣同之去職者甚多。太后詔禮親王世鐸在軍機處行走，貝勒奕劻在總署辦事。二人皆為庸才，一無建樹，其得重用者，蓋善於逢迎，為太后所喜也。奕劻俄升至郡王，後且親王矣。德宗生父奕 ，遇有國家大事，亦得有所奏請，或有建議。朝廷於中、法戰後，深知海軍之重要，奕 主持海軍衙門，衙門組織近於軍機處總署。宦官則總管太監李蓮英最為太后所信，收賄招搖，均所不免，帝雖知之，亦無奈何。
德宗之無權 德宗年幼入宮，宮中禮節繁瑣，遂無母子之親，又無昆季之愛，唯師傅翁同龢為其所親昵。太后久握政權，而帝年齡已長，乃於十二年（一八八六）諭稱明年正月舉行歸政典禮。識者知其意旨，爭言不可。奕 奏曰：「將來大婚後，一切典禮規模，咸賴訓教飭誡，即內廷尋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微臣愚以為歸政後，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軍機大臣世鐸等奏請太后「於明年皇上親政後，仍每日召見臣工，披覽章奏，俾皇上隨時隨事親承指示，非第用人行政大端有所稟承，即現在一切變通整頓之事，及中外交涉一切機宜，皆得躬奉徽猷。備聆心法。」懿旨尚不之許，但稱調護提撕，不容卸責。大臣再以為請，皇帝亦再四懇求，乃允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十五年（一八八九），德宗大婚，立那拉氏為皇后，慈禧侄女也，進朝臣長敘二女為妃，曰瑾妃珍妃。
朝廷之軟弱 太后聽政，對於興革大政，常無主見，疆吏之權益重。朝臣張觀准奏稱，亂後督撫每有便宜陳奏，朝廷往往曲為允從，積久疆臣建議多行，廷臣條奏仍交其酌議。道光以前（十九世紀初葉），各省有大用度，得奏方敢動用，惟賑饑可便宜行事。亂後於款用後，不過一報了事。此就一二端而言，大臣固欲矯正內輕外重之弊，無奈朝中無一遠見之政治家，其所指摘者多屬無足輕重之事，何能有所成功？實際上任用之人，多由軍機大臣擬進，外臣引見亦由樞臣詢問，其他位殆視前重要，惜其人不知利用時機，本於門戶之見，互相忌嫉耳。其相爭也，無一公開辯論，而唯陰謀相尚，秘密活動，無論對方人才若何，計劃若何，徒從事於破壞而已。
仕途之困難 各省吏治多因仕途之冗雜，無法整頓，正途出身者，任用亦遙遙無期。御史彭世昌奏曰：「正途到部者，求補一缺，動需一二十年。吏部雖有選班，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輪到。壯年通籍，則白首為郎，暮齒分曹，則半途求去，人才抑塞，欲進無由，」情狀殊亦可哀！正途出身，以入翰林院為幸，散館考試，名列高等者，例授編修檢討，次則分派，為六部屬員，次則銓選知縣。彭氏所言指各部候補官而言，多者一部數百，少者亦不少百數十員，故任用無期也。各省候補官員雜有武功及捐班出身，尤形擁擠，幸而得一官職或一差委，俸給又少，不得不營私舞弊，或受人饋遺。其人視官為營業，既欲獲得花利，又顧及將來生活費用，不得不如此也。其治理一地，主要職守，則為徵收錢糧，維持治安。境內獲有匪盜，則用非刑拷問，其名目繁夥，言之心悸。人民無罪如為人作證，或因嫌疑羈候之人，例「無贍養明文，一入班房，生死即在胥吏之手。」訟獄為胥吏生財方法之一，官員亦可得賄致富也。
財政狀況 財政狀況，視同治時為佳，其主因則內亂已平，軍餉稍減，政府收入且因關稅之增加，厘金局之創辦，頗有增加。初清代中葉，收入年約四千萬兩，庫有餘金，其收入以田賦為大宗，約三千萬兩，鹽稅次之，約四五百萬兩，關稅又次之，約三百萬兩，捐輸雖非經常收入，開捐之年常在三四百萬兩之間。嘉慶而後，政府支出增加，始患入不敷出。咸豐朝內亂孔亟，收入只及往日十分之三四，亂平之後，江、浙諸省荒地甚多，田賦稍有減少。鹽稅捐輸，未有重要之增減，關稅則以國際貿易視前發達，海關稅吏辦事認真，香港澳門漏稅問題次第解決，收入增達一千餘萬。厘金原為軍興創辦之稅，初欲於軍事平定，即行廢除，乃因徵收日久，督撫視為地方重要收入，不肯裁撤，年約一千餘萬，合計年凡六千餘萬。支出以皇室經費及軍政費為大宗，新設之機關如各省機械局福建船廠，創辦海軍等，需款甚巨，平日收入尚可足用，一遇戰事，則借外債。顧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後，戶部采緊縮政策，不購軍艦軍火，收入尚有贏餘，中日戰爭之年，外債幾將還清。
陸軍 軍隊自內亂平定，可分為三，一曰旗兵，不堪戰鬥，無足輕重。二曰綠營，擾民有餘，戰鬥力弱。三曰勇，湘軍、淮軍，皆其例也。勇丁餉銀較厚，指揮得人，以勇敢善戰，稱著於時。顧其軍器惡劣，勇丁未受嚴格之操練，實不足以稱新軍。外人操練之兵，人數無幾，教官先後解僱，未有影響於時。其困難則新兵需款太巨，而朝臣疆吏又不信任外人也。國中軍隊凡六十餘萬，缺額甚多。左宗棠奉旨查覆湖廣總督李瀚章參案，論及軍隊曰：「原奏湖北防軍，每營雖稱五百名，實僅三百名，口糧悉為營官侵蝕，火長夫銀悉歸統領侵蝕。所冒領之軍器軍裝，變賣分肥。臣按言者所陳各情節，實各省通弊。臣就所歷閩、浙、陝、甘等處言之，無不如此。」左氏所言，根據親身經驗，無可非議，此對外戰爭失敗之一原因也。
海軍 關於海軍，中國沿海諸省，多設水師，內亂平後，長江亦設水師。顧其戰鬥力弱，不足以抗軍艦。上海、馬尾各設船廠，馬尾船廠規模較大，糜款甚巨，不幸不善經營，積弊太深，以致造船不多，朝臣有奏請停辦者，終無改革。識者乃欲購買外艦。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朝廷議定海防費四百萬兩，命各省籌撥，初則尚有解款，後多託辭推諉，購買兵船，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其所置者多為蚊子船，江蘇長官亦有購買，北方又築大沽、旅順炮台。後中、法戰起，福建兵船盡毀，遣往台灣援兵無法運輸，朝臣疆吏益知海軍之重要。會新購二隻鐵甲船來華，朝廷詔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奕 等管理海軍事務衙門，建築威海衛港，雇用英人為教官，成立北洋艦隊。後教官去職，部議反對購買軍火兵船，海防費一部分且移作修築頤和園之用。海軍將佐多為閩人，不服提督丁汝昌管理，紀律頗為廢弛，南洋艦隊實力更弱，無足輕重。
言官之亂政 政治上未有改革，一二新事業之創辦，全受支配於環境，亦非徹底覺悟之表現。太后不知新時代之問題，國內之需要。而徒囿於傳說，輕信言官，一則以為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一則視為耳目，監督大臣，一則遇有水旱星變，詔求直言。由是朝議紛雜，大臣畏首畏尾，不敢負責，備員充位而已。遇有外交爭執，言者往往上書爭論，實則昧於世界大勢，不知此事之癥結，徒唱高調，牽強附會，貽誤國家。其人藉以求名，時流更獎奉之，造成虛矯之習氣，及其出而任事，荒謬或過於其參奏之大臣。郭嵩燾留心國事，深知其弊，嘗痛言之。其警切之語曰：
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私，指摘其小過，以矜激直。廟堂之上，荊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為害反甚。……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群懷希悻，相率效尤。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迨至事件屬己，變故驟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為笑。
郭氏時已退休，所言無所顧忌，深切時病。要之，中國之舊日思想，多為古代之產物，不足應付新時代之問題。朝臣上無明決之君主，遠見之政治家，決定大計，終不易改革積弊，躍為強國，惟受環境之推移與壓迫，亦不得不創辦新事業焉。茲略言其主要者於下。
（一）海關 初五口開放，各有海關，關吏勒索舞弊，均所不免。上海國際貿易漸占重要地位，及上海小刀會作亂，外人抗不納稅，關道迫而商於領事，雇用外人，徵收稅銀，《天津條約》而後，推行其制於其他商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赫德奉命為總稅務司，俄設官署於北京，更提稅銀，設置浮椿塔表等，便利航行，唯香港、澳門漏稅，光緒中葉，方始解決。所可惜者，高級關吏，皆為外人。外人為中國雇員，理論上主權雖未喪失，事實上則海關行政權反操於外人。
（二）交通 世界交通以科學之進步，趨於便利。咸豐初年，輪船駛行於沿海口岸，及長江開放，往來於內河商埠。國內帆船不能與之相爭，識者憂之。李鴻章撥款創設招商局，購買輪船，運輸漕米，終以不善經營，虧耗甚巨，幸賴李鴻章之維持，基礎始固，然尚不敵外船之勢力。鐵路亦為主要交通事業之一，英商初築淞滬鐵路，江督出款購而毀之。李鴻章等籌築鐵路，亦為言者反對而罷，乃以軍艦需煤，築成唐山胥各莊鐵路，後用海軍衙門之力，將其延長，南至大沽，北達山海關，為中、日戰前中國唯一之鐵路。電報傳遞信息，可稱迅速，外商初自香港設置海線，直達上海，朝廷尚不欲架設。及中、俄伊犁交涉案起，始知其便，准許架設，初為官督商辦，敷設電線，達於各省，惟湘南紳士反對，未達長沙。
（三）教育 舊教育輕視知識，不適於用。識者建議利用同文館，講習天文、算術等。守舊大臣尚百方反對，由是設備較為完備之新學校，未能養成有用之人才。地方創設之方言館等，更多有名無實。朝廷遣幼童渡美，光緒初年，竟將其撤回，亦有留而繼續讀書者，顧初不為人所重視，未有影響於時。光緒二年（一八七二），李鴻章遣軍官卞長勝等七人渡德，學習軍事。所可怪者，其人不通德語，中有不肯學習，並阻他人學習之事。馬尾船廠派學生赴英、法學習造船等科，以三年為期；期限太短，未有明顯之成績。李鴻章創設之武備學堂等，辦理殊未得法，亦不足稱。
農民之狀況 政治上未有改革，民眾以耕種為業，足不出百里之外，多為習俗所拘，社會尚未受外影響，或其勢力所支配，民間猶為自耕自給之社會。男耕種，女紡織，家有餘粟，以市生活必需之品，所織之粗布可供一家之用。大亂平定之初，土地荒蕪者多，農民耕地有餘，生活尚不十分困難。其主因則國內交通不便，剩餘之谷，無法運出，且官吏紳士囿於傳統思想，禁止運谷出境也。於是谷價低廉，土地較瘠之區，所得甚或不足以供賦稅，農民不願多所耕種，一遇水旱之災，生計即感困難，此就大殺後地廣人稀之區域而言。戶口繁密之區，更形艱苦，識者憂患人口過剩，實有所見，閩、粵壯者尚至海外謀生，北方人民出路較少，又廣殖罌粟，一遇災荒，情狀尤苦，山西則其明證。山西於光緒三年（一八七八）大旱，閻敬銘奉旨辦賑。奏言其見聞曰：
奉命周曆災區，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風怒號，林谷冰凍，一日再食，尚不能以禦寒，徹旦久飢，更復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
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
朝廷詔免田賦，撥款救濟，國內海外均有捐款，而死者據時人估計約五百萬人。其數不免太巨，而死亡者多，固一事實。其造成之主因，則交通不便也，此乃凶年之一例耳。易子而食，又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實現於山西。小災更不可勝紀。非有大規模之建設，籌謀人民之生計，殆不能有所補救。災後之救濟，固非根本辦法。閩、粵人民住於外國者，政府初未予以保護，法令禁其回國。其工作於外者，多為外人販運而往，俗謂豬仔貿易，備受虐待。政府設法補救，而美國已反對華工入境矣。移民雖不足以解決人口問題，固生計困難之表現也。
國際貿易 中國時為自給之社會。國際貿易於光緒初年，貨值凡銀一萬三四千萬兩，中、日戰後，始大增加。輸出貨物，初以茶葉為最重要，後則絲占第一位。其原因則競爭者多，政府又自摧殘也。絲亦有日貨競爭。其他物品尚有糖、皮、棉花、黃豆等。輸入初以鴉片為最重要，後因國內種殖外煙，自八萬箱降至六萬餘箱。棉織品取而代居第一。其他物品，有火油、鐵、煤、火柴等。奢侈品亦漸增加。關於商船，國內船隻甚多，乃因輪船行駛於國內要港，不能與之競爭，大受淘汰，船戶失業者眾，政府未有救濟辦法。招商局亦不足與外船相抗。此人民生計趨於困難之一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