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國際關係之劇變　咸豐十年（一八六○），《北京條約》成立，並互換《天津條約》，中國國際關係為之根本改變。其明顯之例，一則使館許設於北京。中國向無此例，君臣多所顧慮，莫不認為重大損失，堅持反對，換約啟釁，多由於此，敗後始肯承認。其他各國遣使來華締訂條約，中國許其享受特殊權利，猶不允其公使館早日設於北京，殆以為數年後，洋務轉機，列強已設之使館尚可取消也。一則商埠增加，數近二十。列強多於商埠設置領事，外商貿易之機會大有進步，且可持一護照遊歷內地，先進國原無商埠，外人持有護照入其境者，經營商業，或遊歷城鎮，固無區域之限定。中國囿於歷史上之傳說，不能一旦全國開放，然視舊日進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聯軍入京，外交上之事務繁多，理藩院管理屬地王公封爵朝貢，及與俄公文往來，禮部管理藩國朝貢，朝廷並無適當之外交機關。南京條約而後，兩廣總督奉旨兼欽差大臣，辦理交涉事宜。外人信其奏報類多誤解事實，嘗使人北上，投遞致軍機大臣照會。清帝則稱內臣不問外交，外使乃有照會皇帝者。至是，恭親王主持和議，條約先後成立，而辦理善後事宜尚無官署及負責之人員。王請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宗許而從之。衙門於咸豐十年冬成立，簡稱總理衙門，或稱總署，初有大臣三人，後則增至數倍，人數不免太多，責任反不專一。外省交涉大員，朝廷初欲兩江總督兼辦南方交涉，曾國藩力持不可，因設通商大臣於上海，以前巡撫薛煥充任。薛煥後請辭職，改命總督兼理。北方初設三口通商大臣，後命直隸總督兼任。領事官職甚低，條約許其與道府往來，竟以行使條約上讓與之權利，地位提高，有與督撫往來者。 入覲之爭執　外使駐京原為西方國際慣例，中國唯有貢使，例須叩頭謁見皇帝。外使欲照外國習慣，覲見皇帝，呈遞國書，對於叩首認為有礙國體，不肯考慮。總署大臣知其違反舊例，聲稱皇帝沖幼，太后聽政，本國大臣尚不能自由對語，不允照辦。後穆宗大婚，外使以為將往恭賀，而總署遣使告其於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無奈，許而居於使館。明年，穆宗親政，外使要求入覲，議商多日，許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禮。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猶豫不決，恭親王奕奏稱不敢自專，忽又奏言將致啟釁，遲至數月，帝始許其入見。會日本大使亦要求覲見，久乃許而從之，儀節由總署議定，先請外使演習。覲見之日，帝御紫光閣，大使先見，外使繼之，法使又遞國書，禮畢而退，為時甚短。帝命於總署宴之，外使認為不滿，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條約載明中國遣派使臣駐於外國，顧歷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難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總署嘗以遣使外國是否可行？詢問督撫。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實未明了公使之職務與重要。外使則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國之實況，除去雙方之隔閡與誤會，迭請朝廷遣使出國。總署多所顧慮，不敢奏請。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總稅務司赫德返英，說恭親王遣同文館學生隨之遊歷外國，增長見聞。王許其請，並派六十三歲之斌椿同行，學生年青，斌椿懶於動作，抵歐後不願游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響，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國，總署大臣憂慮將屆修約之期，外國提出要求或至干涉內政，接受赫德之建議，請派蒲安臣聘於外國，太后許之。蒲安臣亦欣然奉命，會同屬員於明年出發，先至美國謁見總統，議訂條約，華工自由渡美，美不干涉中國內政，俄往英國。英外相表示親善之誼，宣布外交政策，後聘於大陸列強，蒲安臣死於俄國，屬員回國，亦未改變其思想。後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無所得。 對外思想之不變　困難之癥結，則對外觀念，一無更改。曾國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國槍炮之威力。曾與李鴻章書曰：「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炮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曾氏立論根據，多就南京一帶作戰之事例而言。舍弟指曾國荃，時統湘軍，進駐雨花台附近，嘗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關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關則在南京上流。龍游故事，乃左宗棠炮轟浙江龍游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謂西洋大炮無用，故曾氏引之為證。朝臣頑固者更不足言，其人固不信外國亦有高深之學藝思想也。後曾、左與外人接觸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則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難　中國思想不變，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較中外之制度，採取外人之長有所改革。赫德嘗遞《局外旁觀論》於總署大臣，主張中國矯正虛飾，實事求是，外國有火車、輪船、工織機器、郵局、電報、銀幣、軍火、兵法，中國宜早興辦。關於外交，宜守條約，早日解決爭執。總署置之不理。會英使館參贊著《新議論略》呈遞總署，主意則中國宜變成法，遣使駐於外國，建築鐵路，敷設電報，開採礦產，操練軍隊等。總署始以事關重大，奏報朝廷。太后命疆吏籌議，疆吏類多對外知識幼稚，全以惡意解釋，茲引江西巡撫劉坤一之言，以概其餘。劉氏立論之根據曰：「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是變我之人心風俗。至於輪船、火車斷不能從其請，遣使出國則棄重臣於絕域，令得挾之為質。」其主張之外交，則以夷攻夷也。信如此說，則訂約通商，有百害而無一利，實則全為傳統思想所囿，稍有常識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當時則為強有力之意見。此新事業創辦之困難也。 中國傾向於閉關，而世界交通以輪船、火車、電報之發明與利用，大為便利，閉關不惟不能維持，外交問題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別為三：曰訂約與修約，曰教案，曰商業權利，茲分言之。 訂約與修約　自北京條約成立，小國利用時機，遣使來華通好訂約。中國於新敗後，有所顧慮，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經驗，對於喪失主權或權利之條款，不知其損失之重大，亦不籌謀補救之方法。小國使臣多得大國之介紹。訂約初在天津，後在北京，以大國條約為根據，遇有爭執問題，大國公使出而調停。總署大臣往往讓步，訂成條約。其先成立者，當推普魯斯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其不同於強國條約，唯使館暫不得設於京中耳。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葡萄牙諸國條約相繼成立，葡萄牙以強據澳門之故，朝廷不肯批准，余則不問國之大小，商業之輕重，均享受列強所得之商業權利。日本訂約較遲，獨不得享受最惠國待遇，日商販運洋貨、土貨，均須交納厘金。其條約成立，則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國條款之非，且以日本地理相近，多所顧慮。商業上之不平等待遇，乃為二國交涉問題之一。 總署大臣以為修約問題，造成戰禍，咸豐八年之中、英《天津條約》載明十年修正，將近修約之期，深以為患。太后諭疆吏籌議，復奏所論不同，要多牽強附會之辭。同治七年（一八六七），英使阿禮國提出修約節略，要求免去厘金，多開長江及沿海商埠，內地設棧，輪船得駛行於內河等。總署謂其關係人民之生計，不願多所讓步。美使出而助英，亦無所成。明年，英使聲稱修約，將與他國一同辦理，總署大臣患其合力謀我，請其議商條件，歷久交涉，訂成條約。中國添開商埠凡二，免去英商之厘金，外船駛行於內河者，待遇同於華人。所得者唯鴉片輸入之增稅耳。英商時多販運鴉片，惡其提高稅率，群起反對，政府因而不肯批准條約。修約暫作罷論。 教案　耶穌教傳入中國三次，均歸於消滅，要與中國之理想不合。士大夫對於傳教，視為敗壞人心風俗，盡以惡意解釋其慈善事業。中國男女授受不親，而教堂則男女一同唱歌敬拜上帝，中國慎終追遠，重視祭祀，教士則反對祭祖。北京條約而後，天主教神父、耶穌教牧師均往內地傳教，或租購產業。其來華者惟欲教徒之增多，廣為收納，中雜不良分子，往往欺凌鄉里。士大夫遂以為凡信教者皆為奸民。不肖者更捏造蜚語，詆毀教士，士大夫從而信之。魏源於《海國圖志》稱入教者，吞受丸藥，歸毀祖先神主，並得領銀三次，同教男女共宿一堂，病終，牧師來取目睛，用以煉銀。夏燮於《中西紀事》亦引用其說，一似真有其事，使在今日，徒供識者一笑而已。乃在當時竟為強有力之議論，教案遂多。其較嚴重者，有南昌、貴州及天津教案。南昌系紳士主持，值逢郡試之期，生童聚眾，毀壞教堂，並拆毀信教者之房屋。巡撫沈葆楨自負辦理不善之咎，不許緝捕暴徒，報至京師，歷久磋商，出銀二萬兩，並給與九江城外空地一方，始得完案。貴州則提督田興恕打毀教堂，傷死教徒，法使迭次抗議，並遣艦隊駛入長江示威，久始解決。他如四川、江蘇、湖南等地，亦有教案，類多出款結案。所可怪者，地方官負有維持治安之責任，生童俗所謂讀書明理之人，乃一不能彈壓暴民，一反煽惑滋事，政治之腐敗及士大夫之無識，均於此畢見矣。其幾引起重大事變者，當為天津教案。 初法國神父於天津建築教堂，名曰仁慈堂，出錢收養嬰兒。同治九年（一八七○）春，天津屢有兒童失蹤。時人多信外國之富，由於用睛練銀，魏源於《海國圖志》稱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斤，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津人疑失嬰為外人所為。會仁慈堂兒童傳染疫疾，死者頗多，津人益疑，值捕得拐犯，供稱與堂中僕役有關。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會同法領前往調查，所得結論，外間傳說全無根據，而暴民不信，竟圍教堂。法領怒而於崇厚前鳴槍，出而於教堂附近槍擊府官。暴民因毆殺之，毀壞教堂，殺害教士等五十餘名，並劫其他教士住宅，駐京公使共同抗議。太后飭曾國藩赴津查辦。 曾國藩抵津，言者不一，朝臣不知案之始末，竟言備戰，太后且信仁慈堂有人心人眼，而曾國藩奏稱並無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屬謠傳，士大夫聞而譏之。曾亦不肯查拿正凶，法代辦提出要求多端，如府縣官抵命。曾則除懲凶賠償損失而外，概不之許，形勢趨於嚴重。朝命大員赴津會辦，仍無進步，太后諭李鴻章將兵入直，曾國藩調兵防守要害，並令沿江沿海之督撫嚴行戒備。法則以軍艦示威，戰禍將起。李鴻章奉旨為直督，給與教堂銀四十六萬兩，崇厚赴法道歉，府縣官發往黑龍江效力，捕殺兇犯。醇親王奕 視為讓步太甚，憤而辭職。總署大臣監於往事，訂成管理教士章程，其主意則教士顧及中國之習俗，不得侵犯官吏之權；對於奉教者，必先查明來歷身家也。各國公使意見不一，未有成功。士大夫思想一無改變，教案仍為外交上問題之一。 商業權利　列強與中國訂成條約，多謀促進商業。同治末年，歐、亞益便，其明顯之證，則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蘇彝士運河開通，駛行歐、亞之船隻不再繞道非洲好望角，路程減少。同治十年，上海、倫敦間海線完成，商情報告，由是大便。外商於吾國享受之權利，超過於任何先進國家給與外商之權利，就本國商人而言，亦遠不及其待遇之優厚。其造成之原因，一則政治哲學輕視商業，朝臣疆吏多不明了經濟原理，不知適當應付新環境之方法。一則本國商人資本短少，類多未受良好之教育，又無類似商會之組織，維持或保護其利益。一則外國科學發達，輪船駛行於吾國商埠，國內唯有帆船駛行，何能與之競爭？外船遂處於優利地位。外商享受之特殊權利凡三： （一）沿海及內河貿易　外船行駛於一國海岸，凡至一港，例須納稅一次。南京條約開放五口，未有若何規定，善後約章亦未載明。中、美望廈條約始許外船納一次稅後，駛行其他口岸，無須納稅。此乃本國船隻享受之權利，竟許外人共之。及長江開放三口，外船行駛江內各口，亦得享受同等之權利。軍艦以保護僑民為名，因得自由行駛於內河。 （二）領事裁判權　外商處於被告地位，無論個人或其財產，均不受中國法律之拘束，法官之審判。凡本國商人所納之捐稅，可得拒絕不付；且重要或商業發達之商港，列強多有租界，界內成一特別區域，非中國官員所能管轄或能干預，其在吾國誠所謂有權利而無義務也。 （三）子口半稅　徵收商貨稅之機關，主要者有江海關、常關及厘金局。本國商人無論販運國貨、洋貨，凡遇關局均須納稅，路程遠者稅金或超過物價。外商根據條約，納百分之五正稅及百分之二·五子口半稅而已。子口半稅為厘金之代替稅，凡外商販運洋貨及國內土產，納此稅者免去其他捐稅。本國商人販運者，仍舊照納，乃不能與外商競爭，誠工商業之自殺政策也。 海關之改組　於此情狀之下，國人全為傳統思想所束縛，既未覺悟，亦不知應付方法，乃受支配於環境，隨世事為轉移。其倒行逆施不足以為人患，徒自損失，而久處於衰弱之情狀，增加人民之痛苦，備受強國之欺侮。己不如人，既不振作，又不模仿，古所謂絕物也。士大夫之居高位者，多屬於此，誤國之罪大矣。失望期內，其較有成績者，當為海關。海關雇用外人，授以大權，始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上海小刀會作亂，無法徵稅，道台迫而商於領事，雇用外人，改組海關也。其試驗之結果，外人認為滿意，《天津條約》承認推行此制於他口，各地江海關先後改組，革去弊端，成績昭著。總署先命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後命赫德充任。赫德深為總署大臣所信，頗有建設，顧亦迫於環境，非自動改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