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七章　同治朝之內政

文宗之家庭　文宗患英、法聯軍之逼，逃往熱河。及《北京條約》成立，英、法撤退軍隊，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而帝以為外使要求覲見，不欲即歸，明年（咸豐十一）欲返，一再延期，據後詔旨，乃肅順等力排眾議，堅持不可也。會帝得病，七月病死，只有一子，名曰載淳，時年六歲，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所出。那拉氏生於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幼嘗讀書，以秀女選入宮中，為帝所愛。妹為帝弟醇郡王奕 之妃。文宗北逃熱河，后妃偕行，那拉氏與焉。說者謂帝晚年，那拉氏干涉政治，宮中之事要不可考。所可知者，那拉氏異於尋常女子，對於政治饒有興趣，並能批讀奏疏。帝崩，肅順等謀攬政權，那拉氏先已為之備。 政變之始末　文宗親信大臣多為宗室，肅順尤負能名，說者稱其善揣上意，恃寵立威，嘗興大獄，誅殺大臣，故為清議所惡。文宗出狩，肅順等扈從，益見信任。奕初任軍機大臣，時留京辦理外交事宜。清初親王多居要職，聖祖子多，互相爭位。世宗嗣位，惡其兄弟，另設軍機處，慎選大臣入值，擬定詔旨，議商政策，親王獨不與選，漸而成為慣例。文宗命弟入值，蓋當大亂之時，非常例也。當時大臣可分兩派，一在熱河，多屬肅順黨羽，一在北京，以奕為首，反對肅順等專政。初文宗病危，肅順等稱受顧命，謂帝命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遺詔究為帝意與否，今不可知，顧此實非太后之所願聞，八人之中無一近支親王，且皆肅順黨羽，既為近支王公所惡，又為在京朝臣所疑，由是釀成政變。 載淳于熱河行宮嗣位，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攬政權，尊皇后鈕祐祿氏為慈安皇太后，生母那拉氏為慈禧皇太后，阻遏恭親王奔喪。朝臣疑之，御史董元醇奏請三事，一、皇太后聽政，俟帝年長，再行歸政；二、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政，三、簡派大臣充帝師傅。奏上，帝諭王大臣著照所請，蓋兩宮太后主張垂簾聽政也，而王大臣奏稱不可，竟改諭旨。九月，梓宮返京，王大臣護送，太后及帝先歸，頒發前在熱河擬定之殊諭，贊襄政務王大臣解職議罪，俄再降旨拿問肅順等三人。肅順不服，被捕入京，家產奉旨查鈔。上諭宣布其罪狀，並令斬首，遠支親王二人賜令自盡，餘黨各有處分。太后命恭親王為議政王大臣，在軍機處行走。 太后聽政　今觀政變之始末，起於太后權臣之爭權，權臣失敗，太后臨朝，為當然結果。清帝自入關以來，年幼嗣位者，有大臣輔政，從無太后聽政之例，自此而後，竟為常例，其原因則穆宗早死，尚未有子，太后迎立奕 之子載湉為帝，是為德宗。帝又無子，迎立其弟所生之子溥儀為帝。數十年中，正當國際關係劇變之時，需要強有力之皇帝，認識新時代之情狀，決定大計，而婦女性情偏於守舊，對於新事業之創辦，不能有所決定，軍國大事亦無適當之解決，遲延猶豫至於覆亡，固清室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也。 親王宦官之重用　中國習俗男女授受不親，中等之家婦女從不輕出門外，光緒中年（十九世紀末），詔旨迭禁婦女入廟燒香，或在茶肆吃茶，違者捕罰。太后聽政，乃以男女之別，懸簾或幔以自蔽，遂不得與朝臣自由問答，勢乃迫而重用親王，信用宦官。親王養尊處優，類多不學無術，奕於諸王之中較有能力，然已憂讒畏譏，迭受申責，不敢盡言，後且不安於位。在其下者，何足深論，唯求賄賂而已。朝廷之敗壞，多由於此。宦官愚蠢放縱，久在宮中侍奉，深知皇帝太后所好，為其所信，得攬大權。世祖鑒於前事，削減其權，子孫亦未重用宦官。太后聽政，始改祖制，初用安德海，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遣之南下，織辦龍衣。故事宦官不准出京，山東巡撫丁寶楨捕之，奏言安德海僭疑招搖，太后諉稱不知，下詔殺之，此不過一例耳。其他收賄亂政者尚多。 中興時期之政治　穆宗嗣位，明年，改元同治，值當內亂正急之時，恭親王輔政，小心翼翼，凡統兵大將有所奏請，類皆準許，叛亂故能次第平定。李鴻章追念前事，深有所感，嘗書告友人曰：「中興之初，深宮憂勞於上，將帥效命於外，而一二臣者主持於中，有請必行，不關吏議。」所謂中興者，乃沿用歷代平亂之故事，實際上政治未有改革，外交未聞勝利，又無重要新事業之創辦，固不足稱為中興也。其異於先朝者，則為兩宮太后聽政，慈安為一尋常女子，對於政治並無興趣，說者以德稱之，除大賞罰或有意見而外，余殆不問。慈禧頗有才能，判閱奏疏，裁決政事。凡臣下入見，慈禧一一詢問，慈安獨無一語，皇帝亦然。 穆宗家庭之禍　兩宮太后聽政已久，漸相疑忌，恭親王后諫復修圓明園，幾獲重罪，乃不敢多言。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帝年十八，兩宮太后為之選立皇后。慈安主婚尚書崇綺之女，慈禧欲立侍郎鳳秀之女，各不相讓，最後帝自決定，選崇綺女阿魯特氏為後，以鳳秀女富察氏為妃，慈禧因之不悅。秋間，大婚禮成，相傳慈禧戒帝毋常至中宮，並令皇后學習禮儀，帝遂鬱鬱不樂，常獨住乾清宮，明年春，親政，乃微服出遊，太后並不之問，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染得天花，御醫醫治，痘已結痂，倏變為劇，十二月遂死。慈禧立奕 子載湉為帝，其母則其妹也。 地方官之權重　太后臨朝，政治上不良之影響已言於前，其初太平天國及諸方禍亂，旗兵綠營不能平定，滿員之任統帥者，未有功績，朝廷乃變政策，重用漢人，統兵平亂之諸帥，朝廷初未授以軍隊，給與餉糧，不過與以名義而已。兵勇募自其家鄉，將士由其擢用，餉則於其駐防之地百方籌募，甚至榨取，清代重文輕武，一品武官幾同於督撫之侍從，高宗嘗下詔嚴禁，固不能有所改正。至是，平亂之欽差大臣，多為文人，且兼總督或巡撫之職。其人新立功績，負有時望，朝廷亦優待之。恭親王小心謹慎，遇有大事，不肯主持，往往徵求其意見。其中尤負盛名者，當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左氏後言朝廷情狀曰：「內臣之權，重在承旨會議，事無大小，多借疆臣以為設施。」此種現象之造成，始於同治初年。軍機大臣雖多滿人，疆吏則多漢人，滿人之居高位者，未有才能傑出之士，宜漢人漸居要職也。 軍功保舉人員　本部十八省之紛擾，凡二十四年。朝廷為鼓勵人心之計，厚賞作戰之將士，統兵之將帥亦欲多所保舉，甚者掩敗為勝，冒奪軍功，部議不能多所駁斥。保舉之數，據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左宗棠奏稱各省軍營所保武職，無慮十數萬員。其時太平天國新平，捻、苗、回猶熾，保舉武官，竟如此之多，其保至三品以上者，據曾國藩言，不下數萬人。戰爭之際，雖無實缺，尚可於營中效力，領支餉銀，及後亂平，多遣散回鄉。其人狃於得官取財之易，不知營生，一部分投入會匪，乘機為亂。其有奧援者，則有差委，顧此為極少數之幸運分子，其隨舊日長官而冀謀得一差或一職者，則數甚眾，生計困難，自不能免，乃屢有造謀，發生巨案。 捐輸　其他政治上之不良影響，則政府因亂收入銳減，而軍費浩繁，支出增加，官吏一再減成發給俸金養廉，固仍無濟於事，乃廣開捐輸。捐輸由來已久，清帝亦常開捐，要當災亂或財政困難之時，收入年約三四百萬兩。無奈內亂正亟，人民救死不暇，各業停頓，現金自不易得，且政局尚未安定，倘或叛人攻陷城邑納捐者危險孔多，故開捐之後，收入並不甚多，乃改例減價，降級者亦得捐復，富人且可為其已死之父祖捐得追封。據浙江巡撫王凱泰奏疏，出銀三四千兩，即得道府，千餘兩即為知縣，百餘兩即為佐雜。會內亂次第平定，熱於入仕者，因而利用事機納貲為官，同治中葉捐輸一途，年約百萬，可見入貲者之多。各省候補者，莫不有人滿之患。其人視官同於投資求利，他日得一實缺，何能責其善治其民？ 候補官之窘狀　軍功捐輸深受內亂之影響，造成仕途冗雜之現狀，二者自時人觀之，得之均屬甚易，正途出身仍極高貴。士子按期應考，每科必有錄取，院考鄉試固無論矣，會試錄取二三百人，其授官者，在京或一二十年不得補缺，其入翰林院者或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俸金又少，難於維持生活。故京官多望外缺，無如缺少官多，甚者千餘人補數十員之缺，非善於鑽營或有奧援者，蓋不易得。候補官員居於省會，每逢初一十五，例須親至督撫衙門行禮。其人多無進款，衣食艱難，甚至自殺。正途出身者，尚能作文，應付月課，優得津貼。於此窮迫生活之中，而捐輸者並不減少，蓋居官致富者，常為人所論及，而失敗者無人注意也。清季吏治之腐敗，此其原因之一。 軍隊之未改革　內亂之久，軍隊戰鬥力弱，不足以平亂，實一主要原因，其造成者，一則武舉不適於用，將士多行伍出身，兵士未受嚴格之操練。一則兵丁餉銀太少，尚不能全數發給，將士吞沒缺額之餉，乃聽其營生。一則器械多為古代遺物，外國槍炮之威力，不為國人所信，雙方以刀相殺，勇者勝耳。內戰之平定，非旗兵綠營之力，乃臨時召練之鄉勇。其人餉銀較厚，作戰勇敢，又有智謀之士指揮，故能勝利。然時所謂精兵，操練不過數月，軍器仍為刀矛鳥槍，是以老師糜餉，歷久始平內亂。戰後，鄉勇一部分解散歸農，朝廷恢復舊有兵額，余則未有重要改革。左宗棠奏請裁減福建額兵，增加餉糧，實有所見，無如朝廷上無人主持，為之奈何？亂前腐敗之情狀，一一恢復。 外人明了中國情狀者，莫不主張改練軍隊。其來中國初為商業，內亂妨礙商業之發達，英於廣東代練軍隊，則其例也。其有政治野心或欲見好於清廷者，亦欲代平內亂。朝廷疆吏多所疑慮，外國又相疑嫉，未有所成。外兵參與戰事者，固多有功，外人統率及操練之兵，亦多勝利。常勝軍於東南作戰，法國洋槍隊於浙東作戰，均其例也。其勝利之最大原因，則為炮火摧殘之威力。李鴻章統帥淮軍，駐於上海，書告曾國藩，言外兵進攻嘉定曰：「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後又書告曰：「洋人火器攻城奪壘及船上開用，實為無敵。」其意則欲其師倡用，開通風氣也。而曾國藩始終堅持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無所改革。常勝軍解散，淮軍收用其炮手，故戰鬥力強於他軍。關於雇用外人練兵，曾言愈少愈好，李稱費用過巨，徵調且有掣肘，恐有尾大不掉之慮。朝廷接受其意見，雇用之外人均先後解僱，新軍毫無影響於時。 艦隊之解散　關於水師，沿海諸省多有兵船，然皆有名無實，不敢駛出外海，追剿海盜。湘軍作戰頗賴水師，水師船少炮劣。恃風力人力而行。太平軍於南京一帶之沿江要塞，築有營壘，水師無法通過，亦不能斷外船私運接濟。恭親王初欲購買外國軍艦，未有所成，及太平軍攻擾浙江，始詔購買船炮，籌銀八十萬兩，飭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辦理，購兵船七隻躉船一隻，雇用英國武官兵丁水手六百餘人，用銀共一百零七萬兩，船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到華。其時形勢劇變，太平軍迭次敗挫，已近滅亡時期。軍船原為助攻南京之用，而曾氏兄弟堅決反對，乃因統管權之爭執。曾國藩建議將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船為英國所得。中國先後用銀一百四十五萬七千兩，未一利用，誠一駭人聽聞之事。 海軍及機器局之創辦　頑固之士大夫反對調遣兵船助戰，多出於私心，輪船行駛迅速，便於交通，亦為其所知悉。上海購置輪船二隻，歸總督曾國藩節制，則其明證，曾於安慶招工試造輪船，固未成功，派員出洋購辦機器，後於上海擴充機器局，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造一輪船名曰恬吉。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於福建馬尾創設船廠，雇用法人主持，會督師北上，疏請詔授沈葆楨船政大臣，並得會銜奏事。惜其辦理未能得法，糜款多而造船少。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中、日台灣交涉案起，朝臣力言籌辦海防，始乃積極籌辦海軍。關於軍械，李鴻章久知外國槍炮之威力，先於上海設局仿造子彈，後並製造槍炮，及代理兩江總督，又於南京設局製造軍火，迨任直隸總督，擴大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創辦之機器局。他省亦有仿辦者，顧多規模狹小，任用非人，未有昭著之成績。英使初薦英官監理軍火，兼鑄大炮。恭親王奏言費多，未悉其人，不宜遽假以管理火器製造炮位之權，竟託辭拒絕。此新事業創辦多無成效之一主因也。 同文館之創立　同文館之創立，亦新事業之一。中國自訂約通商以來，未有精通外國語言文字之人，而外國譯員能讀我國經史，恭親王等請設同文館教授英語。館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明年，添設法文、俄文二館，共學生三十名。上海、廣州各設學館，亦偏重語言。恭親王后請再添一館，學習天文算數，考收翰林及由進士出身之官員。朝臣倭仁等反對奉夷人為師，力持不可。會天變詔求直言，言者詆毀恭親王，幾興大獄，應考者七十餘人，考取三十一名。其人多八旗子弟，正士固不願入館，設備較善之學校，竟無若何重要之影響於國中。馬尾船廠附設學校，教授英文、法文，亦無若何成績。國中需要切實有用之人才，而時未有學校可以養成，曾國藩、李鴻章接受粵人容閎之建議，書請總署訪選幼童赴美讀書，總署從之。原議年派三十人前往，以四年為限，十五年後返國。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出，其人年齡太小，乃於美國兼學國文，政府後得監督不滿意之報告，將其招回，學生初未為人所重視。其他新事業之創辦，尚有招商局等，亦無重要成績。 改革失敗之原因　總之，中興時代政治上未有改革，反受內亂之影響，積弊增多。時當世界交通日趨便利，中國閉關墨守成法，決不可能，而朝廷上未有果斷能決大計之君主，認識新時代之大臣，不能辨別是非輕重，有適當之決定。其困難之癥結：（一）朝臣疆吏思想淺陋，明知己不如人，既不努力有所建設，又不虛心學習外人所長，自欺自蔽，其人蓋古所謂絕物也。（二）士大夫夷夏之別太嚴，懷疑外人，成為普通心理。長官雇用外人者，又常冒奪其功，外人不服，乃稱其不受羈勒，心不可知。李鴻章書告曾國藩曰：「洋人橫戾，斷不能操縱由我。」又嘗曰：「我輩尚不能提調洋人，委員何能提調？」此足以見時人之態度。列強在華，又相忌嫉，互進讒言，益足以堅時人之信心，終遂未有重要之改革。近代中國惡劣現狀之造成，原因雖多，而昏庸無識見之士大夫，負有重大責任，實一明顯事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