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六章 內亂之平定（續）
捻匪之大起 捻匪之名，起於清中葉，仁宗（嘉慶）、宣宗皆嘗下詔嚴禁，然終未絕。其人多在河南、安徽貧瘠之區域，蓋生計困難，鋌而走險，乃三五成群，擄人勒贖，為害於鄉里也。及太平軍攻陷南京，安徽沿江一帶為兩軍戰守之地，內地城邑防兵空虛，官吏無法維持治安。於是淮水一帶，捻匪大起，良民不得安居，畏之甚於畏官。其人原為地方之無賴，熟悉本地情狀，所謂聚則為匪，散則為良。官兵固不能久住一地，而予良民切實保護，況時有戰爭，官吏無如之何耶？捻匪初肆搶劫，並無禍患，不肖者為利所動，人數增多，忠厚者非通匪亦無以自存。地方人士初為防匪之計，創辦團練，團丁仍多無賴，甚者與匪相通。練總漸而擴張勢力，雄霸一方，苗沛霖則為明證。苗氏為壽州練總，受天王封爵，又縛送陳玉成於清軍，後更攻擊清軍，兵敗而死，於此情狀之下，安徽淮河兩岸之地，幾成匪窟，轉而掠於鄰省，重載而回，糧盡再出，有如貿易。
應付之策略 捻匪初為小股土匪，頭目繁夥，其最著名者，當為張樂行、李兆受等。頭目各據一方，不相統屬。太平天國為牽制清軍之計，封以高爵，捻眾故亦留髮不剃，清廷派員督兵討之，未有若何明顯之效果，改用招撫之策略，苗沛霖授官，李兆受歸降，皆其例也。顧清軍之力不能勝之，降眾心無所懼，仍可復叛，且當戰事方急之際，官軍餉銀已無著落，更何能另籌巨款，安置降人，或發給軍餉？降捻照舊打糧勒索，問題仍極嚴重。咸豐十年（一八六○），三國北京條約成立。僧格林沁奉命移兵剿捻，初于山東作戰，乘勝進至皖北。僧王所部，中多騎兵，且有重炮，作戰頗有斬殺，次第剿平張樂行、苗沛霖，盡殺匪窟附近之居民，其逃亡者唯有死戰而已。清軍又不帶糧，轉而搶於民間，作惡之甚過於捻眾，人民有迫而從賊者，僧格林沁剿捻數年，故未將其平定。
捻匪之平定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南京城陷，太平餘黨之在北方者，投入捻匪。捻首張樂行死後，其侄張總愚管領其眾。初剿捻清軍，有黑龍江騎兵，主將不善統率，良馬反為捻眾所得，遂成流寇。僧格林沁亦以騎兵追剿，其用兵也，以尾追為策略，騎兵、步兵不相接應，甚者相隔數日程。明年僧格林沁遇伏，為捻所圍，兵敗而死，騎兵投入捻中者益多。朝廷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曾氏調淮軍北上，兼召湘軍舊部助戰，駐於徐州，設鎮謀困捻匪，終不可得。捻匪萬騎奔馳，擾於河南、湖北、山東，官軍人少防多，未有大功。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捻匪大敗於山東巨野，分竄為二，犯曹州者曰東捻，以賴文光任柱為領袖，其竄往河南者曰西捻，仍以張總愚為魁。曾國藩督師無功，憂讒畏譏，稱病辭職。朝命李鴻章代之，東捻迭為官軍所敗，餘眾無幾。明年冬，賴文光被捕，東捻遂平。西捻忽自陝西竄入山西，東犯直隸，朝命恭親王奕督師，諸帥先後入援，於是討捻之兵有禁軍、淮軍、及左宗棠所部湘軍。捻匪南至山東，敗而困於黃河北岸，朝旨赦免逆眾，餘眾歸降，張總愚自殺，西捻亦平。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夏也。
苗亂 太平天國及捻匪之主要戰爭，多在長江、黃河流域，邊省叛亂者，尚有苗人、回人，茲分言之。苗人居於西南僻遠林深之山地，尤以貴州為多。清初苗人叛服不常，世宗（雍正）改廢世襲之土司，收管其地，設置州縣，派官治之，苗人不服者，用兵剿殺。官吏不善治理苗民，榨取壓迫，無所不用其極。漢民亦借端欺之，甚者奪其田地。苗人時思復仇，咸豐五年（一八五五），遂舉兵叛，攻城戕官，殺害漢人。苗人知識淺陋，起兵各寨，不相連結，亦無領袖足以指揮，幸其初尚不肯遠去其巢，飽掠即歸。時當內亂正亟之際，貴州協餉多未解交，官軍戰不能勝，亂區蔓延日廣。巡撫蔣霨遠稱貴州東部一隅，匪眾不下二三十萬，其言或不免於浮誇，要足以見此為民變，異於普通叛亂也。
苗亂之平定 貴州貧瘠，原賴他省協餉，地又偏僻，不為朝廷所重視。亂起之後，全省均在紛擾混亂之中，唯省會貴陽未陷。石達開所部亦嘗入境，滋擾慘殺之結果，農民或死或逃，田地荒蕪。苗人無所掠食，侵入廣西、湖南、雲南，官軍剿之，即逃歸山寨，或四散伏匿，待兵過後，搶掠如故。及太平天國平定，穆宗（同治）詔四川、湖南遣兵入黔赴援，川兵戰不能勝，乃用湘軍，由提督席寶田統率。朝廷應付之政策，則始終主張「仍當將各處著名逆匪殲除淨盡，方能剿撫兼施。」席寶田作戰之策略，步步為營，一地肅清之後，方始前攻。其時太平天國已亡，捻匪亦定。江蘇、湖南奉旨協助軍餉，軍中且有槍炮，自非苗人之所能敵。湘軍次第克復台拱諸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叛苗斬殺幾盡，貴州始平。存者唯飢疲不堪之老弱與婦女耳。
雲南回亂 回亂有二：一在雲南，一在西北。雲南回人殆於元時遷入，在滇人口雖不及漢人之多，然其團體堅固，常以瑣事小憤，釀成事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回人又以爭奪礦產，起而為亂，眾推馬德新為主，其侄馬現（後改名馬如龍）佐之。叛回報復，大殺漢人，杜文秀亦於西部舉兵，襲取大理。會馬現改名受撫，知府岑毓英入援，省會雲南府始免於難。而杜文秀之勢頗熾，攻據五十餘城，並奪取鹽井，以絕官兵之餉源，會川兵來援，戰始轉機。岑毓英又授巡撫，決定作戰計劃，遣兵分道西進，頗有斬殺。杜文秀兵敗地蹙，向外乞援，無應之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官軍收復滇西諸城，杜文秀退守大理，服毒欲自殺，部將擁之出降。岑毓英斬之，雲南亂平。
關、隴之亂 西北回亂指陝西、甘肅及新疆回人大規模之叛亂而言。甘肅、新疆於洪秀全起兵之後，曾有擾亂，幸即平定。及陳得才竄入陝西，民間創辦團練，漢人回人各有組織，不相統屬，乃因平日之嫌，積成仇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回人舉兵於渭水之南，焚燒慘殺。陝西巡撫奏曰：「渭南北州縣膏沃之地，悉成焦土，傷心慘目，聞所未聞。」慘狀可見一二。朝廷命將入關，而叛亂所在皆是，兵勇又多不願西行，加以運輸困難，餉糈無著，故未有功。甘肅回人亦起兵應之，奪城戕官，殺害漢人，眾奉馬化龍為首。新疆回人亦乘勢叛亂。叛區擴大，會太平餘黨平定，朝命左宗棠西征，及捻剿平，方始西上。湘軍入陝，戰敗叛回，陝西粗安，甘肅回酋馬化龍等請降，又以降人被殺，再行叛亂，後再乞降，左宗棠殺之。餘黨退守肅州，又為湘軍所平。此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事也。
新疆之亂 新疆東部回人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叛亂，天山南北路回人應之。浩罕酋阿古柏乘機侵入南路，攻陷要城，撫綏人民，立國稱王。北路叛回，則慘殺漢人，且互相殘害。將軍初向俄官乞援，不得，俄使後請出兵，並言相助，朝臣謝絕其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俄兵竟據伊犁，不許將軍行使職權。左宗棠既平關、隴之亂，欲出關外剿平叛回，收復新疆，而國內之意見不一。英國且欲中國封阿古柏為王，作為藩屬。左宗棠則力主張用兵，並奉朝旨許其借貸外款，以裕軍餉。穆宗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其困難則大殺之後，田地荒蕪，運糧至為不便，乃采屯田政策，命兵耕種於哈密曠野，墾地二萬畝。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大軍自哈密前進，攻下烏魯木齊（今迪化），肅清西北，明年春，分兵而南，攻陷南路門戶土魯番，乘勝疾進，迭陷要地，及冬，收復和闐，南路遂定。伊犁交涉，分言於後。
內亂之年代 綜就以上內亂而言，始於一八五○年洪秀全之起兵，終於一八七八年（一月）天山南路之平定，首尾二十九年。分別言之，太平軍起於一八五○年，餘黨於一八六六年消滅，擾及十七省，首尾十七年。捻匪大起於一八五三年，平於一八六八年，滋擾江蘇、安徽、山東、河南、直隸、山西、陝西、湖北八省，先後十六年。苗民於一八五五年作亂，一八七二年始平，叛苗以貴州為巢穴，擾及湖南、四川、雲南、廣西，共十八年。雲南回亂起於一八五五年，平於一八七二年，凡十八年。關、隴回亂，起於一八六二年，平於一八七三年，共十二年。新疆之亂，作於一八六四年，定於一八七六年，凡十三年。就本部十八省而言，亂起於一八五○年，終於一八七三年，首尾二十四年。
城邑之破壞 二十四年之中，國內無安樂之地，城邑迭易主客之攻守，城中人民迫而登城助守，城外房屋，焚毀一空。城中存有糧食，人民得免餓死，實一幸事。其缺乏糧食而猶困守者，初則食及草根樹皮，及其後則枕藉而死，道無行人。陝西巡撫劉蓉奏漢中城內人民曰：「羅掘雀鼠而炊……十數萬人，生者不過三千餘人。」此固人類至悲至慘之情狀，不幸城或攻陷，入城軍隊慘殺搶劫，無所不至。南京焚殺搶劫之慘，則其明證，疆吏因此互相譏議。李鴻章嘗官於南京，致書友人曰：「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此固不能獨責湘軍，淮軍及其他各軍莫不皆然。文人王闓運於《湘軍志》曰：「能戰之兵，未有待餉者也。」王氏所言，蓋指淮軍於蘇、常一帶作戰而言。太平軍攻陷城邑，亦強人民出獻財貨，一言不合，或至於死。兵士分奪財物，有自相殺害者，對於敵人，亦無憐惜之意，攻陷南京盡殺官吏旗人，多至兩三萬人。
農村之情狀 鄉村農民本無組織，又無保護，於太平軍至，迫而進貢，吾鄉高資（在南京附近）採辦貢物，不及進呈，太平軍怒其失期，縱火焚燒，全鎮千餘家均罹於難，迄今尚未恢復舊觀。凡已進貢者，初則給與貢單，尚不滋擾，後則雖有貢單，亦無效果。曾國藩於江西奏曰：「前此官有騷擾之名，賊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自今年以來，賊匪往來日密，搶劫日甚，升米尺布擄掠罄空，焚毀屋廬，擊破釜缶，百姓無論貧富，恨之刺骨。」奏文所言，多為事實。其所謂今年者，則指咸豐四年，往來人數增加，糧食不足，搶劫榨取，遂為自然之結果。及官軍至，騷擾亦不能免，每當戰敗之時，潰兵散卒更無惡不作。於是大兵經過之地，或戰爭區域，民多逃亡，田地荒蕪。當湘軍圍攻南京之際，曾國藩東巡，奏言所見災民情狀曰：
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葺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風雨悲啼，死亡枕藉。……民聞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
苛捐惡稅 於此情狀之下，糧食價格之昂貴，可以想見。其較平靖區域，官吏增收錢糧，強民捐輸，添設惡稅，錢糧除正賦而外，別立名目。捐輸則向紳富募款，給與印收，拒絕不出者，即可懲戒。國民對於國家原有義務，當其危急困難之時，本當踴躍輸將，無如紳富未有明確之標準，有田數十畝者亦不能免，其有權力者反得減少，或全免去。惡稅名目繁多，病商害民者無過於厘金。厘金創於雷以 ，始於仙女廟徵收，後則各省仿行。外人販運洋貨，除交子口半稅而外，一無擔負，本國商人反而逢卡交納，乃不能與外人競爭，國貨大受摧殘，此無異於自殺政策。稍稱完善之區，人民創辦團練以自衛，及其勢成，團總不啻獨立自主之王，攤款勒索，自不能免，加以水旱蝗疫，窮困痛苦，無以復加矣。茲引時人之語，以便有所證明。劉長佑率軍赴粵，咸豐十年（一八六○），奏報廣西情狀曰：
粵省連年賊寇縱橫，百姓流離轉徙，不安其生，間有築寨固守，差可自保，然田野益蕪，廬舍為墟，死於鋒鏑凍餒之下者，亦不少矣。而自石逆入境以來，流毒千里，破大小村寨凡千數百計。……賊過之後，地方無官彈壓，則又受虐於團練之貪暴，被戕於土客之仇殺，日朘月削，莫有底極。
死亡之慘 此種情狀，固不限於廣西，彭玉麟統率水師於長江一帶作戰，其言攻克九江，湘軍屠城曰：「雞犬不留」，後湘軍收復寧國、溧水一帶，彭氏感而作詩曰：「底事紅羊浩劫成，大江南北慘難名，橫屍華屋多人臘，食血荒郊盡犬精。村里斷煙淒冷灶，屋中長樹破雕甍，千家一二餘生在，虎口歸來哭失聲。」自於犬精後注曰：「壯者逃死四方，老弱餓死丘壑，每入一村，人臘相枕藉，骸骨若丘山，而喪家犬食人屍血，眼赤毛豎，數十成群，我兵須隊行，否則為其害。屋有未焚者，廳房中樹大如椽，穿樓而出，目不忍睹，心淒欲絕。」彭氏所言，實為戰區之寫真，關於拉夫之苦，趙樹吉作《兒無襦》詠之，刊載於《 鄢山房集》。詩曰：
兒無襦，生不識詩與書，天寒忍凍面垢污，吏來呵兒驅作夫，負載力弱，日夕載塗，飢火燒腸風裂膚，以刀擊背如鞭驢……
荒涼之一斑 夫役之苦，至於此極，宜人民逃亡避之也。逃亡無所得食，乃多成為餓莩，死者無人掩埋，腐朽成為癘疫。左宗棠入浙奏曰：「臣軍行所至，目睹災民，男婦露宿野處，道饉相望，有數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餓斃數口者。近復疫氣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殘黎幾於靡有孑遺矣。」災情最重之省，長江一帶，首推江蘇、安徽、浙江。江蘇南部，久歷戰爭，數百里或無人煙。安徽南北，說者稱居民死亡殆盡，師行竟日，或不見一人。浙江情狀，亦幾相類。江西沿江一帶，死亡亦眾。其在貴州，苗、漢慘殺，據巡撫黎培敬奏稱，「百姓存者不及前之十一。」雲南之亂，地方「殘破不堪，田畝拋荒，死者及半。」陝西漢人被殺，幾無遺類。甘肅則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甚至城邑常無居人，亂前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亂平，存者不及十一。其他各省，人民死於非命者亦夥。據彭玉麟言，湖南凡三百萬人，余可想見矣。總之，人口增加，比例超過生產事業之發達，為禍亂之根，乃以屠殺饑荒疾疫為解決之方法。死者殆占人口三分之一，而政治腐敗，會黨活動，固無改革或減少其勢力，內亂成為唯一解決人口之辦法，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