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廿章
非基同盟與本色運動
要說非基同盟，必須先說非基同盟所以產生的背景。簡單地說，它的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運動；一即外交上的反應。說到新思潮運動，開始於非基同盟產生前六年，這運動是由於北大的六君子發生，六君子就是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劉復、胡適及周作人；這時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長。這運動實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對於一切舊思想、舊倫理、舊制度、舊學說，皆加以價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單是影響到中國整個的文化，亦與基督教有莫大的關係。陳獨秀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胡適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現新思潮運動對於宗教的態度。同時，對於中國思想界發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人，莫過於美國的杜威與英國的羅素兩博士，他們應中國教育領袖之請，來華演講。杜威主張實驗主義，羅素主張經濟的社會主義，同樣對於基督教有反對的態度。杜威以宗教不當占學校課程之一部，羅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給新思想運動以莫大影響。胡適是杜威的學生，所以以實驗主義做他的思想中心，處處叫人抱著「為什麼」的懷疑態度。宗教是感情的產物，不能用「為什麼」的理智來分析；以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謂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學的；非科學的東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學才是萬能的。六個人中，影響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陳獨秀的唯物主義、胡適的實驗主義，其次則錢玄同的疑古。當時青年學生界，莫不跟著他們跑。非基同盟，不可謂非新思潮運動中的一種結果。我們看他們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與信仰科學萬能為出發點，後來才走到反帝國主義的路上。
第二種背景，當1919年歐戰告終，巴黎和會的結果，激起了極大的思潮，國內的學生界以及商人，因外交上的失敗，有非常激昂的輿論，對於世界各國，都籠統地表示懷疑而至於抱恨，以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上五卅、六二三等慘案，覺得凡屬外人，莫不是帝國主義，都是不懷好意而來的。非基同盟，又不可謂非這種民氣所造成的結果。看他們非基的理由，多少帶一點排外的色彩。
背景既明，然後可以說到非基同盟的事實。什麼叫非基同盟？乃是基督教在中國所遭遇的第四次反對，在性質上，比第三次庚子反教來得嚴重，在形式及意義上卻不同：
從這幾點比較上，可以知道這次所謂非基同盟是一回什麼事。我們且先來看一看非基同盟的產生：
當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開十一屆大會於中國。我國以地主的地位，借北京「清華大學」為招待三十餘國代表的會場。自4月4日下午開會，至8日晚間閉會。與會代表，計外國146人，我國各省區出席代表有400餘人，大都是全世界學生界領袖，其間有著名的文學家、著作家。美國穆德博士為該會會長，我國如王正廷、余日章等皆為該會中堅。會中分六股討論：（一）國際與種族問題。（二）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之改造。（三）如何宣傳基督教於現代學生。（四）學校生活之基督化。（五）學生在教會中之責任。（六）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在世界中成一更強有力之團體。此外有霍德進演說「基督教與國際」，法代表蒙博士演說「基督教與平民運動」，德國某哲學家演講「基督教與哲學」，丹麥學生代表演講「基督教與實業」，巴黎大學某博士演講「基督教與文化」等等。這原不過是一種尋常的宗教聚會，並沒有別的意義，卻不料會引起非基督徒學生的反對。他們一聽見4月間有這樣一個聚會，不問這個聚會的性質如何，便在3月間就發動起反對來，3月9日發出一篇宣言，叫做《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原文如下：
我們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現在把我們底真態度宣布給人們看。我們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曾製造了許多罪惡，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現在正在那兒製造或將製造的罪惡，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決不能容忍寬恕彼。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有掠奪階級；他方面有被掠奪階級被壓迫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我們認定這種殘酷的壓迫的悲慘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圖建造不可。所以我們認定這個「助桀為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由發生、成熟而將崩潰了。各國資本家，—不論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盡手段，冀延殘喘於萬一，於是就先後擁入中國，實行經濟的侵略主義了，而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這經濟侵略的先鋒隊。各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簡單一句，目的即在於吮吸中國人民底膏血，因此，我們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必須反對這擁護資本主義欺騙一般平民的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為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產物。佢們預備於本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所討論者，無非是些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我們認彼為污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們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學生諸君！青年諸君！勞動者諸君！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底罪惡？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的殘酷無情？現在眼見這些資本家走狗，在那裡開會討論支配我們，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一九二二，三，九。
這篇宣言，是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硬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先鋒，把這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看做是資本主義支配經濟的會議。我們一看前面所述大會中的議題，便可知道這種反對完全是誤會的。次日又發了一個通電（即「灰電」），其意義與宣言不同，側重在「清華乃國校，不能供一教之用」。隔了七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霰電」及宣言。「灰電」沒有發電地點及負責人名，「霰電」卻說明是北京各學校並有「北京大學第一院金家鳳收交」字樣，又有77人簽名的名單。其宣言則稱為非宗教，內容還是非基督教，特別痛罵青年會。同是對基督教的攻擊，不過立場不同，而以基督教為違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中間有幾句極決絕的話：「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是欲把宗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這兩次宣言發表以後，便引起全國學生界響應，於是函電紛馳，對於教會不無仇視。是時，有一曾在教會學校肄業，已為基督徒三年的潮州人李春蕃，因在上海某教會大學肄業，偶與校中一職員衝突，該職員是個基督徒，李春蕃因此輟學，遂遷怒於基督教，乃借《民國日報》、《覺悟》刊載其攻擊基督教的文字，七日一次，名之曰《非基督教特刊》，隨《民國日報》附送，並另作單張分發。並於十二月九日，撰一《非基督教周》短文，登諸刊首，主張於耶穌誕日前後一個禮拜，作大規模的反教運動，簡稱為「反基周」。由此影響到全國，在廣州尤為激烈。教堂及男女學校莫不受其蹂躪；他省也有相同的情形，惟不若廣州之甚。廣州《民國日報》亦發刊《反基周特刊》，非教空氣，更形緊張。且恃黨部與政府為後盾，動輒指基督教為黨國之敵！甚至以宗教宣傳招紙上「罪惡之價值乃死」，謂為詆毀孫總理人格，通電全國黨部，一致聲討；蓋孫總理適去世未久，廣州黨部有誌哀標語，而教會招紙誤貼其旁，乃認為有意侮辱。不知此招紙尚有下句「上帝之恩賜乃永生」，註明《羅馬》六章廿三節經文，為教會歷來常用的招紙，他們乃截去其下句，只以上句為攻擊口實，橫生風波。……教會愛國之士，亦對於基督教國發生不滿，主張中國教會脫離帝國主義，而引起內部紛紜，欲謀教會革命；然卻因此反而變成教會不幸中之大幸。次年的「反基周」情形，更形厲害，在廣州原擬招募二萬五千暴徒，準備在十二月廿五日，散往各處教會機關，實行暴動。廣州教會聞訊，咸慄慄危懼，以為大禍將臨。不意至期，各暴徒已聚「廣州大學」，預備出發，忽而如鳥獸散。……廣州一偶，因而暫安，而他處則不然，仍不免有許多挑釁舉動，幸教會人士，都能處以鎮靜，不致發生流血慘劇。然而言論的非毀，已變為政府黨部所特許，故到處有挑動仇教的言論。閩、浙、湘、蘇、贛、鄂等處，常有捕捉傳道牧師，反縛戴紙帽，遊行市中，百般侮辱，且有因而喪命之基督徒。教會機關有被占為非教辦事處，教會學校亦有受迫停辦的，……從此至民國十六年，無日不在紛紜擾攘之中。……而朱執信、汪精衛、李石曾從科學立場，言宗教已無存留餘地。時汪氏為廣東教育廳長，對於反教運動可算最賣力了，發表許多反教言論，於是在廣東全省之青年學生皆受其影響，非教同盟，其勢愈張。孫哲生氏曾說：
這回非基風潮，恐有國民黨員從中主動，也未可知。但非教運動，斷不是國民黨的主張。……政教分離，那件事，我們老早已認為民國建國大綱；宗教自由，載在約法，任何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的保護。至若謂有等國民黨員，以個人名義來反對基督教，無異有等基督徒以個人名義來做賊。這些都屬個人行動，與全體無關。很希望多些基督徒入國民黨，負一份責任。
這是孫哲生氏在民國十四年冬向兩方解釋中的一段，孫氏是總理的公子，總理一家都是基督徒，臨終的時候，曾把夫人託付於同志說：「她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同志；你們不要因她是基督徒，就歧視她。」（徐季龍唁中山語）不料當時國民黨中竟有人罵基督徒是洋奴，是走狗，是無知愚氓，是亡國賤種。更說：「站在國民黨立場，應當收沒全國宗教機關。」「他們宣傳上帝是唯一的尊者，難道總理在上帝之下麼？」這些話完全與總理自己的態度大相反背，誠是總理在世所不及料的。更有江蘇省黨部有這樣的議案說：「基督徒須聲明脫離所信仰之宗教方可入黨。」上海學聯會呈中央黨部說：「基督教徒不得任國民政府之政務官職務。」這些真是不知大體的臆說。可見當時國民黨反教的空氣，還是很濃的。他們把一切所有的罪惡，醜名辭，儘量加在基督教身上。
但是國民政府對於基督教的態度怎樣呢？他們始終維持信教自由的原則，對教會加以保護。當1922年「反教周」在廣州發生滋擾的時候，國民政府馬上討論應付的辦法，有「本黨對於宗教問題，取信仰自由之義，對於此次反基督教風潮，亦本此態度處之。反對與贊成兩方，雖可自由討論，任其各個發表意見，但兩方皆不得為騷擾及脅迫之行為」的議決。由政治委員會通諭所屬各警區保護教堂，制止暴動；一面由中央黨部轉知青年部，約束一切暴動性的示威巡行及集會。香港教友何樂琴醫生曾函詢汪精衛，汪雖是個領導反教的激烈分子，而他的覆函，也不能不說些「信教自由」的違心之論，他對徐季龍也說：「尊重他人的信仰，反對的，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同時，潮梅警備司令部奉蔣總司令的電報出一布告說：「現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皓電開，查年來各屬，有擾亂教堂情事，其發生於十二月廿五日者尤多，殊於地方治安，大有妨礙。仰該司令嚴飭所屬軍警，切實維持，免滋紛擾。」廣州公安局同時通告所屬一體保護教堂學校。汕市公安局政治部，以福州誤會天主教慘殺嬰孩事（福州天主教育嬰堂有病死嬰兒，遂起謠言，甚至把死孩照相到處懸掛，天主教堂被搗毀）出一布告，中有「民眾呀，拔劍奮起，殺呀！殺呀！」等語，幾釀成大風潮。廣東省政府馬上發令制止，並把該政治部主任革職。這足以見得政府的態度。
在基督教方面，能夠出來與他們辯駁的，卻是很少，只有《真光雜誌》的記者張亦鏡氏，可算是唯一努力的健將，他在《真光雜誌》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辯駁的文章，後來他把這些文章印成一冊，叫《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他那種孤軍奮戰的精神，也給非基督教人們的一個反攻。另外有許多基督徒作家，對於非基督教的言論，卻相當地容納了一部分意見，指出基督教內部的缺點，發表了許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寶謙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與吾人今後應采之方針》，趙紫宸的《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武漢基督教徒革新運動宣言》等等，大都是對內的言論，而於非基督教的言論，認為不屑與辯的。倒有幾個第三者出來評論其是非，最初有周作人等五人，在非宗教同盟「霰電」發表以後，接著就發表一篇宣言：
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3月31日。
這是第三者根據信教自由的立場，來反對非基同盟。意思就是說，強迫人信某種宗教是違反信教自由，強迫人不信某種宗教也是違反信教自由，非基同盟就是犯了後者的毛病。這的確給予非基的學生們一盆冷水，所以在「東電」里表示對五人電報的不滿意，他們說：「對於現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而對於耶教學生同盟，又獨不表示反對，雖說他們『不擁護任何宗教』，其實已經有傾向於擁護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態度。」這見得非宗教同盟的無聊解嘲，因為這句問話，很容易解答的，假使他們要回答的話，只要說「耶教學生同盟，並沒有干涉到非耶教人的自由」！一看這電報，就會懂得有這句話在裡頭，所以我說「東電」里的駁語是無聊的。
梁啓超也以第三者來說幾句折衷的話，其實也是對「非宗教同盟」的一個忠告。梁先生本來慣於說兩面光的話，他在4月16日那一天在「哲學社」公開演講，題目就叫《評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個定義，說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證明非宗教的不可能。他說：「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這個意思，明明是駁他們「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的話。他所下的宗教定義，果然太嫌籠統，但是對非宗教同盟者的武斷態度，的確是一種針砭。常乃德也寫了一篇《對於非宗教同盟的諍言》，他以為非宗教同盟的人，還沒有把問題弄清楚，自己以為擁護科學，卻不知不覺有「武斷」、「謾罵」、「凶暴」等非科學的氣焰。他說：「英國美國是基督教國，但他們的科學進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國，究竟誰好誰壞？」他竟舉出了三十二條不解，說他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加以研究。這也是對於那班非宗教的學生們一番不客氣的教訓。陳衡哲在《努力周報》上寫了一篇《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從歷史研究的立場，說了一番持平話。另外有一位旁觀者叫劉紹寬，他卻沒有像上面幾個人那樣客氣了，竟說：
……深嘆非基督教一般人全無學識，盲言瞎論，亡中國者必此輩人也。此輩自認為科學中人，而科學家如哥白尼、奈端、侯失勒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今乃於《新舊約》全未見，凡《新約》中所主張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資本主義處，全未知之，反謂誘人歡迎資本主義，要養成資本家的走狗，真是夢話。至謂我國本無宗教，又雲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等語，更是無法無天之極。……獨恨中國學子，全是盲從，胸無點墨，如汪精衛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俗尚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徒藉盲言瞎論，叫囂一世，以自文其不學無行之罪狀。而禍害一世，不可救藥矣。
這正如老師痛斥頑皮學生一樣的嚴厲，便成為斬斷亂絲的快刀。
溯自民國成立以來，對於保障信教自由，教會曾經有過相當的努力。當時有人主張規定孔教為國教，全國基督徒結合團體，並會同其他宗教，起而與爭，奔走呼號，派代表赴北京請願，並主持其事，幸而能獲得信教自由的條文規定。此次的反教，顯然有悖於信教自由的原則，是以那班局外的學者作此不平之鳴，使這次普遍的反教運動，漸漸地無形消滅。雖然這一次的反教僅僅是一場筆墨官司，但卻給予了基督教不少刺激：能使一般基督徒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加一番檢討，覺悟到自身確有其不可或諱的弱點。同時，覺得要消除外界的誤會，使基督教從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中解放出來，惟有使中國教會脫離西洋化而為中國化。於是有中國「本色教會」的運動。
何謂「本色教會」？解釋的人很多，簡單地說，就是一個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這個運動，是從「基督教協進會」提倡起來的。誠靜怡氏曾經說：
當今舉國皆聞的「本色教會」四字，也是「協進會」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號。（見《真光雜誌》二十五周紀念特刊《協進會對於教會之貢獻》）
在這短短的幾句語裡，很明白地指出「本色教會」的任務與目的。任務有兩種：一使中國信徒自負責任。這責任就是自理自養自傳，在經濟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國信徒為主體，西國教士可以退處於輔佐地位。雖不免有少數西人懷疑到是一種排外的舉動，但是大多數賢明的西教士都十分同情，協助這運動的進行。因為中國教會真正能達到自理自養自傳，可以減輕了西教士的負擔，所以在很早就有人在提倡，像俞國楨氏所創立的「中國自立會」（自立會有兩種，一稱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一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成立有六百餘處，散布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廣東等省）與胡素貞女士所發起的「國內布道會」，皆其一例。另一任務是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那就是要使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婚，洗刷去西洋色彩。這在當時便有人主張改變禮拜儀式，採取一點佛教的方法，在禮拜時燃點香燭，跪誦經文禱文等等。上海在寶興路曾有過這樣一種試驗，在南京艾香德氏所組織的「景風山」，完全變成了佛化基督教。同時，也有從詩歌方面入手，特著了許多中國歌調的讚美詩，一方面也修改固有的讚美詩，使詩歌中國化起來。但是這種形式上的改變，不獨不足以適合本色教會的原意，卻反而覺得愈加紛歧；所以有人主張從思想方面來研究，一方面研究中國文化是什麼，一方面研究基督思想如何與它調和。基督教學者曾發表了許多意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類的文章，在教會雜誌上層見疊出。吳雷川氏曾著成了一專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他如徐寶謙、趙紫宸、謝扶雅等都著作過這類的文字，這些大概是從建設方面著想的。另外有從破壞方面著想的，像聶雲台主張「基督教儒教化」，張純一主張「基督教佛教化」，他們的言論，雖然離開了根本的立場，幾乎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他們不滿意於基督教的西洋色彩，是相同的。我們看一看「基督教全國大會」里所發表的《教會的宣言》第二段，舉出九條關於「本色教會」的意見，其間第三第六第七條說：
三，我們對於西來的古傳、儀式、組織，倘若不事批評，專做大體的抄襲、卑鄙的摹仿，實在是不利於「中華基督教」永久實在的建設，這是我們教會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們請求國內耶穌基督的門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統的捐輸，達到自養的目的。由果決的實習，不怕試驗，不懼失敗，而達到自治的正鵠。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領袖的栽培，及摯切的個人傳道，而達到自傳的目的。
七，我們宣告時期已到，吾中華信徒，應用謹慎的研究，放膽的試驗，自己刪定教會的禮節和儀式、教會的組織和系統，以及教會布道及推廣的方法。務求一切都能輔導現在的教會，成為中國本色的教會。
這確可代表一般中國基督教徒要說的話，西國人也有很多是同意的，歐德模氏發表過這樣幾句話，也可以代表一般西國人的意見：
中國教會本色的問題，是「協進會」的必需。……比如嘗有蘇格蘭的友人警告我說，我應當時刻小心，不要過於推重美國人的思想，或是習染美國人的方法。因為這種美國色彩的東西，決不合蘇格蘭的民情。同時，我也看得出來，若是一種辦事的方法，過於帶英國的色彩，又不是美國人的利益，同時歐陸各國的友人，也要發生一樣的感覺。……到什麼時候基督教才有真確的本色的發揚呢？就是什麼時候基督教的運動，是本國人親手來主持他，管理他，必要他們自身去取決行止，那就是那一國的基督教自由發展了……若是基督教必需按著本國的國情自由發展，那個問題的答覆，不只是由中國人自行決斷，乃是中國人要自身去發生一個自動的問題……中國人到底是否要自動的擔負完全責任？依鄙人看來一，種帶西洋色彩的責任，中國人還未必願意去負擔他。（上皆見全國大會紀錄）
這樣，可以見得無論中西人士，一致承認中國教會必須脫離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說「要消除洋教的丑號」，這便成為提倡「本色教會」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為中國的基督教。在這個運動之中，附帶地產生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脫離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一個就是「收回教育權」。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最大的不幸，就是與不平等條約發生了關係，因此，引起一般人的誤會。要消除這種誤會，非使基督教脫離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不可！一般覺悟的基督徒，不約而同的有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呼聲。「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鑒於各地基督徒的輿論，曾發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同時，西教士中有司徒雷登等聯合請求政府脫離傳教條約的保護，湘潭美教士梅知理等亦宣言廢除傳教條約。《武漢基督徒革命運動宣言》中有「我們很歡喜『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已經通過贊成及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了，我們一致擁護此議決案。我們不要基督教建立在炮艦政策之基礎之上，更不願以什麼武力為福音之後盾」。又說：「關於收回教育權一項，我們一致贊成，我們要使教會學校都歸中國教會自辦，受中國政府之監督。」「廣東基督教協會」也有宣言：對不平等條約，則主張廢除，對收回教育權，則定有大綱。全國基督徒團體，莫不發表宣言，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此外在一般基督徒的言論中，有不少類似的話，例如徐寶謙在《反基督教運動與吾人今後應采之方針》文內有：「我以為中國基督徒當此時機，應參加反對不平等條約（包括傳教條約）及收回教育權各種運動，使人們得知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並無何種不解的姻緣；使人們得知基督徒愛國之心，不居人後。」施雲英女士在《基督徒學生應如何盡力於國際友誼之改進》文內，也有「在中國的西教士，大都不知道不平等條約的不人道，我們基督徒學生如能平心的向他們說明條約的真相，至少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再說現在已經有許多西國教士覺悟了，他們竟願大膽的向他們的政府請求廢除傳教保護條約」。又說：「如能將種種不平等條約宣告各國青年學生，他們亦定有相當的同情。」比較激烈的言論，更有如徐謙所云：
反基督教的基本觀念，就是反帝國主義，認基督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不是一種批評，乃是一種事實，這是不容否認。……假使外國傳教士要否認這句話，就可以問他們宣傳基督教，既有救人目的和犧牲主義，為什麼要用不平等條約作保障？傳教士自動的入到反教的地方，犧牲了性命，反要中國割地賠款，這不是為帝國主義之工具的明證麼？
徐氏是基督徒，他本來很為基督教辯護，至此態度大變，這幾句話與非基督徒口吻，如出一轍，我以為說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則可以，說基督教就是帝國主義，未免有些冤枉。徐氏又說：「馮同志（即馮玉祥）親口向我說：我從前做基督徒，聽牧師講，只以為專是救人的，現在我聽了你的話，才明白基督徒是應該救國的。五卅事件發生後，馮同志通電中外，大罵帝國主義基督教。以上證明我的確是個反基督教的分子了。」但是他聲明他是反基督教而不是反基督徒，意思就是對於教會表示不滿，對於基督還是相當的信仰。至於張純一、聶雲台反對得更利害，從反對教會而牽涉到教義上去。這些人本來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熱心的基督徒，他們這樣突然地改變，站立在反對的方面，很顯然的是因為不平等條約的關係。更進一步，甚至有主張革命式的獨立，例如武昌「反基督教大會」議決案等五條：「全國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徒，一齊獨立起來，離開一切外國神父牧師的統治，向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為本國民族自由而戰。」廣東協會有一條議案說：「凡外國差會現在所轄各項事業，應於最速時間內移交大會接收，以後外國差會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會事業之職權；所有人材經濟之助力，亦概由大會或大會特設之機關支配之。」蘭州教會發出宣言：「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開會議決，純粹由華人組織『中華基督教會』，與西國宣教師完全脫離關係，務期自立自傳自養。」桂林教會亦有相同的宣言。其他各處都有這種教會自立的醞釀，許多教會都改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取消原有的宗派名稱。這些所謂自立，簡直帶點革命性的獨立了。而可以說是從反基運動而來的反應。
至於「收回教育權」的事，乃是由反基運動變而為反文化侵略運動，基督徒也有很多表同情的。教會教育權，本來操在外國人手裡，各自為政，多不向中國政府立案，中國政府亦無從管理。國民政府鑒於國民的一般輿論，與統制教育的重要，乃於1926年頒布了私立學校立案規程，中間最重要的有五條，就是（一）組織校董會。（二）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三）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四）如有宗教儀式，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五）依限呈請立案。這規程大部分是指教會學校而說的。同時教育部又對教會學校發一布告，有「凡外人捐資設立各等學校，向教育行政官廳請求認可。學校校長，應為中國人，為請求認可之代表人。校董會應以中國人占過半數。學校不得以傳布宗教為宗旨」等條文。這種法令，最使教會學校當局有些為難的，就是限止宗教傳布，取消宗教科目，認為與教會設立學校的原意有背，所以對於立案問題，頗費躊躇。但是經過了多方的研究，與一般基督徒的輿論的督促，各教會學校大都先後呈請立案了，只有極少數的學校尚未履行（如「聖約翰大學」等，至今尚未立案），但是在立案之後，並沒有感覺到什麼困難。這一點也未始不可以說有反基運動促成的力量在內。
總之：這一次的反基運動，對於基督教不但沒有什麼害處，卻相反的成了基督教的諍友，而蒙受著極大的利益和進步。至少可以使中國基教徒覺悟到自身的責任，變更了西教士在中國教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