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廿一章

基督教的事工 這裡所說的基督教事工，是專指更正教（即耶穌教）而言，因為我們對於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經略略說過以外，其他實在所知不多。關於更正教的事工，我們可以說的，大約有五部分，即布道、文字、教育、醫藥和社會。依次加以敘述。 一 布 道 所謂布道事業，從廣義方面說來，下列的各種事業，都是布道範圍內事；但這裡所說的，只是指用口舌宣傳的一方面。說到這一方面，我們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別注重的一件事。當更正教初入時期，即注重於向大眾或個人演講，或散發印刷小冊及單張等工作。從1856年以後，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跡，幾乎踏遍到全國；他們常常帶些單張傳單，上面刊著《聖經》章節或簡單的基督教教義，到處宣傳。這在天主教看為是一件不大莊重的事，而更正教卻認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設法在商埠與城市中，租賃或購買房屋，作為布道機關。那時候外國人要租賃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說在內地，就是在開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當的困難。因為條約上並沒有外國人可以置產居住的明文，不過傳教士若然得著了住屋或地皮，中國政府亦並不加以壓迫，當地官廳亦不能不加以保護。 既經成立了一處布道機關，往往建立起禮拜堂、談道所、醫院、學校、住宅等等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大概是在城市之中，用紅磚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當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對。又由此推廣到鄰近村鎮，在熱鬧的大街上，租賃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禮拜堂，有中國協助傳道者居住其間，作非正式的講道，隨時招待鄰近的人民往來談道，從個人的接觸上，漸漸引人信仰。在城市機關中的談道所，亦有同樣的設備，如同一種應接室，用中國固有的禮節接待來賓。 禮拜堂是專門作崇拜之用，與村鎮間的小禮拜堂不同。但是這種禮拜堂，最初是異常簡陋，或用中國舊屋改成的，或特別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國的舊制，頗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裝飾。當時因男女界限分別極嚴，所以當禮拜的時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間隔以屏風。禮拜的儀式，不過是唱詩禱告讀經講經而已。所唱的詩，都是從英文翻譯的，而用外國的調子。在中國的習慣上，實在非常陌生，所以唱來不甚好聽；同時，在翻譯的詞句上亦甚俚俗。其《聖經》與《讚美詩》，間有用本地土白譯成的，如有所謂福州土白、廣州土白、上海土白、寧波土白等類，在寧波更有羅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禱告的口語，是臨時隨口說出的，雖不十分美化，卻實是心靈中自然的呼籲。除了聖公會有比較固定的禮節外，其他都十分簡單，沒有中世紀及天主教的繁文縟節。在一個總機關下，分設出若干市鎮鄉村的小團體，即上述的小禮拜堂，因於這小禮拜堂，是漸漸由於當地的信徒組織起來的。而這種信徒的來源不一，有藉醫藥，有藉教育，大多數是由於個人的友誼而來的。小團體中必有一負責傳道的人員主持其事，普通稱他牧師。而總機關里的最高當局，或稱為主教，或稱為監督，或稱為會長、總牧等等不一。此最高當局，必須計劃每一個小團體的經費，每年中有幾次巡視各堂，負監察、施洗、指導、訓誡等等責任；有時亦為之解決問題，調停糾紛。這些小團體，有稱為堂會的，亦有稱為區會的，總之是總機關—或稱總堂—的基礎。每一公會，必有如是的總堂若干處，隸屬一總主教或監督之下，每年開全體會議一次，稱之為年會或年議會，聆取各部傳道人員與牧師等的報告，以計劃未來的種種布道工作。這是各公會在布道方面組織的大概情形，因各公會在名稱上、系統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籠統地說起。 上面是說到在禮拜堂以內的布道情形。還有許多在禮堂以外的布道，例如：沿街布道，值熱鬧市區，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聖經》，一面也有用《聖經》故事圖畫，或用手風琴隨拉隨唱，晚間或用幻燈影片，使途人麇聚，然後傳道者站立在較高的階沿上或板凳上，向眾講演，所講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創造天地」、「人類如何犯罪」、「耶穌如何降世」、「如何捨身贖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問題。後來擴大範圍，有舉行篷帳布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廣場，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納四五百人之多。排列著許多長凳，正中設一講台，懸掛了許多標語宣傳品之類。用大字寫些布道詩歌於白布上，有風琴或其他樂器和唱，按日有幾次演講，如是舉行一星期或數星期不等。也有用這方法在禮拜堂內舉行，每禮拜總有幾次在晚間或白日舉行所謂開堂布道。有時請得著名人物舉行演講，或講科學，或講時事，或講耶穌道理。當1913年美國布道家穆德與艾迪遊行遠東布道，先在日本與印度演講，後來到了中國，在十四處大城開布道會與科學演講會，聽講者有137 579人之多，立志研究《聖經》者有7 057人。次年艾迪又重來中國，在十二大城市布道，聽講者有121730人，簽名入查經班者7000餘人。當時擔任翻譯的有王正廷、誠靜怡、溫佩珊、曹雪賡等人。事前由當地各教會聯合籌備，組織祈禱會，訓練招待員，以及張貼廣告之類。更預定較大會場，在上海曾借大舞台戲院為會場，每講可容二三千人。講題大概為「中國之轉機」、「中國之希望」一類愛國思想，把中國情形詳加分析，而後歸結於耶穌道理與國家關係，一般青年學生聞而受感，簽名研究。教會對於這些簽名的人，擔負起善後栽培工作。組織研究會查經班，因此受洗而為基督徒的，為數也頗不少。這種布道方法，實為中國布道工作上一大興奮劑。此後各處教會，往往仿效而開聯合大布道會，請余日章、饒伯森、王正廷、丁立美等人講演。特別是饒氏，帶了科學儀器，到處演講，頗受各處歡迎。這些都可以稱為群眾布道，有時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穌教是什麼」一點知識。同時，在演講耶穌道理之外，也常講到普通知識，如提倡衛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識、識字等等問題，也可以當作一種民眾教育。而在這種舉動中，需要多數男女教友的幫助，所以做牧師的責任，不獨要訓練教友們信德上的上進，更是要訓練教友們布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這種場面下做布道工作，亦能做個人布道工作。說到個人布道，收效實較群眾布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個人布道而不注重群眾布道，就是為此。實則兩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穌嘗以捕魚比喻布道，說「得人如得魚」，這裡可以說群眾布道是用網捕魚，個人布道是用釣捕魚，兩種方法都可以得些魚。不信，請看利瑪竇當時用個人布道的方法引導了許多學者信教；而梁發在考場外分散書本，用群眾布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這些從群眾布道或個人布道所感化來的所謂慕道友，到怎樣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許他受洗進教？各公會的意見不很相同，有的以為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為非培植到有相當程度不可。總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認為極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學及《聖經》研究班等組織，與每禮拜舉行崇拜聽道，有一樣的重要。不但使受訓練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賭博、鴉片、拜偶像、擇日、風水、早婚、離婚、偷竊等種種行為應該徹底拒絕，更使他們有博愛、犧牲、服務的精神。不然，便會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與更正教因求數量上的增加，訓練工作不能充分的緣故，有些不良分子，抱著別種目的，進入了教會，不免有包攬詞訟、藉勢欺人的事，神甫、牧師受其蒙蔽，出頭與官廳交涉，特別在天主教中常見的事，成了鬧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後來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詞訟為大戒，而努力於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潔身自好，不求個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人，一下子要訓練他們成為有力的教會主體，自然不很容易。因為當時的人數既不多，經濟也不寬裕，又是大都藉教會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說信教是吃教；這些教友，要他捐款來維持教會，不但事實上不可能，也是沒有這種習慣。所以教會便注意到人材的訓練，努力計畫設立高等傳道學校。在1900年以後，便有許多合格領袖繼續產生出來，在教會裡擔任各種不同的職務；也有女傳道人員，擔負向女界布道工作。這時候在每個教堂里，差不多都有中國牧師，也有許多協助布道的人，如同沿街分發宗教書籍的，領導各種聚會的，大都是中國人。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從小信奉基督，獻身為傳道的。到了後來，方有許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青年，他們從小就受著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布道工作。這些大概是在教會裡訓練成功的，他們跟著牧師實地練習，像中國從前「拜師父」的情形一樣。或者有時候教會為這些人開一個會，如「夏令傳道會」、「傳道研究會」之類，規定學習的功課，與領袖們的演講，繼續著一二星期的訓練，也造就了許多合適的人材。1866年乃有正式的神學院產生。英國長老會首先設立一所「神學院」在廈門，1869年荷蘭教會也在此設立了一所「神學院」，到1884年兩院便合併起來。那時教會都注意於神學的設立。福州在1874年聖公會也設立了一所，1879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里附設神科，次年便有13個學生。此後不但神學的數量逐漸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據十年前的調查，中國現有神學共13處，「聖經學校」有50處。比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學校」，北京「燕京大學神科」與「華北協和神學院」、「婦女聖道學校」，濟南的「齊魯大學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子神學院」，上海的「滬江大學神科」、江灣「聖經學校」，福州的「協和神學院」，廣州的「協和高等神學校」，長沙的「湖南聖經學校」，湖北的「荊州神道學校」、灄口「信義神學院」，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神科」，與保寧「神道學校」等等。肄業的學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這些神學，起初程度很低，從「聖約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學生，以及其他神學課程，都漸合大學程度，並且有許多既經畢業，又留學歐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詣，所以在現今中國傳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學生，也有不少的神學博士，普通傳道人非畢業神學，即畢業某種高等學校或大學。同時，又提倡學問的自修，各公會都規定傳道人必修的課程，經過相當的考試及格以後，方能升為牧師。尤其注重中文訓練與文化的研究，不但各神學提高中文程度，並且常有懸獎徵文的事，如「廣學會李提摩太紀念徵文」之類。可見中國布道人材的日見增加，並且把中國布道責任由中國人自負起來。更因受著庚子年的教訓，覺悟到中國教會非自立自養自傳不可；於是有中國熱心教友，組織了中國自立會、中華基督教會，以及原有各教會，莫不向著這一條自立自養自傳的路上邁進。同時，更合全國基督徒力量，發起「國內布道會」，向蒙古、雲南、東三省等處擔起布道的責任，使中國基督徒布道的力量得以向外發展。這裡略將「國內布道會」的經過附述於此。 「中華國內布道會」於1918年開始赴雲南布道，1922年推廣到東三省的黑龍江，次年又推展到蒙古，所有經費由全國更正教徒所捐助，由誠靜怡、蔡蘇娟、陳維屏等21人為執行委員，聘請李瓊階為執行幹事。成立之初，即由發起人胡素貞在香港聯合各公會信徒倡議組織「協進部」，同時，在直隸方面，亦有順德的劉汝剛醫士和長老會幾個信徒，相繼成立同樣的「協進部」，從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聞風興起，繼續設立「協進部」有80餘處之多。「協進部」的責任，除代禱宣傳之外，更努力於捐款，成為中國人自己負責的布道會。在雲南工作的地點，有雲南府、祿豐縣、箇舊縣三處，首先創辦女學校和幼稚園於雲南府，頗受各界歡迎。初往工作的，有林藉恩醫士、陳玉玲女士、陳鐵生牧師，成績甚佳，香港「協進部」捐助建築8000元，當地紳商學各界領袖熱心贊助，代募捐款，為建築新會所和禮拜堂之用。對於布道教育醫藥各項事業，都有充分的發展。黑龍江布道工作，成立於民國十一年，同時在哈爾濱設立「協進部」，負責管理一切經濟人材事務。布道地點，共有八處：（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師主任，至民國十六年已有教友79名，經濟已能自養。（二）北安鎮，由朱輯五君主任，已有教友76名。（三）克山縣，由張成仁牧師主任，又在城東設立分堂，教友已69名，有自建的新會所，並籌備自立。（四）拜泉縣，由金秉權君主任，有教友109名，慕道友294名。（五）海倫縣，由王仁甫牧師主任，教友有104名。（六）省城卜魁，由於作霖牧師夫婦與李秀華君在此工作，教友有93名，募款3 500元，購買平房19間為新會所之用。（七）嫩江縣，由信徒自行組織布道團體，並組織基督徒新村，定此為職業布道區。（八）海拉爾，雖為交通要道，然教會較為幼稚，僅有教友14名。至於蒙古布道工作，早為國人所注意，及至民國十二年年會中議決實行，先行組織「蒙古布道籌備會」從事調查，雖已籌得開辦費2 000元，然以人材經濟沒有充分準備，未能實現。同時，其他分會也有國內布道團體的組織，如監理會獨力在東三省開發，設總部於哈爾濱，類如此種的團體，有20餘個之多。此可見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基督教一面謀所以自養自立自傳，一面更擔負起向外布道的責任來。現在更有人注意到除上述三處外的新疆、西藏、青海等邊陲地方，以推廣其布道工作。1930年翟輔民牧師發起過國外布道，向南洋群島及安南、菲列濱等處華僑布道，以王載為團長，成績亦甚佳。 此外，尚有幾個布道團體：（一）「中華學生立志布道團」，於1910年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的，初名「義勇布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1914年改稱此名，添聘王善治為幹事。遊行各地，向學生們演講布道工作的重要，喚起一般基督徒學生的熱心，因而立志終身傳道的，每年有百餘人簽名。全國成立支團有13處，團員1 170人，決意傳道的530人，入神學預備的87人。（二）「湖南逐家布道團」於1911年由長沙內地會葛蔭華牧師與蕭慕光牧師發起的。初僅團員6人，後因團員增加，分成南北兩隊，南隊由楊熙少帶領，布道于衡州各屬，北隊由蕭慕光帶領，布道於湘陰、平江等處。共有團員28人，遊行布道，攜帶各種單張小本《聖經》，逐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107 000餘家中布道。（三）廣東「河南布道團」，於1912年，由杜女士等發起。廣東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民，杜女士特造「啟明福音船」，專向他們布道，該船可容百餘人坐而聽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則與布道人員分向蛋家船中談道，夜則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講，並且贈醫施藥，就診者甚多。1914年又創立「義學船」，教育蛋家兒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車夫聽道處」，又名「維持人力車夫會」，於1913年由英人馬達生創設的。馬氏乃巡捕房總巡，目擊車夫的困苦，在身心兩方面予以幫助。初在開封路租屋一間講道，後因擁擠，乃改租阿拉白司脫路房屋二間。每日晚間講道，並有教授識字、衛生講演、練習唱歌等工作。寒天准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濟醫院」免費醫治。每禮拜有一次專為車夫妻女講道。又在嘉興路添設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車夫，勤懇夜讀，後竟獲得知識，改營他業。受洗人數，每年約有數十人。其造福於人力車夫，實匪淺鮮。（五）「福州旗族布道」，光復後旗人生活異常痛苦，福州公理會衛瑪玳女士，薛子隱學生，發起向旗人布道。設查經班四處，每星期分兩處禮拜，各有七八十人聽道。後見旗人生計困難，設立「婦女工藝廠」。因而進教者有80餘人。後又開辦女學、半日婦女學校、幼稚園、閱報所、施醫局、晨光小學等事業，成立了一個很興盛的教會。（六）「香港海面傳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戶布道，成立於1913年，購船裝修，2月1日行下水禮。聘邵天賜為傳道員，並設小學於船上。進教者甚多。又資助梁美好女士入婦女傳道學校肄業，並資助有志學道之男子多人，養成傳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布道團」，借麥家圈天安堂為會所，推嚴忱熱為團長，團員有112人，分隊四出布道。夏令在公園中露天演講，因而記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監獄布道」，首由北京青年會發起，各地皆有同樣的工作。（九）「回民布道」，中國各地散處的回民甚多。熱心基督徒組織團體，進行此項工作。（十）「上海布道福音車」，由榮耀會主辦的，於1936年出發至南京沿途各鄉村布道，放射影片及用無線電收音機播音。（十一）「福音廣播電台」，由王完白等發起，上海各教會機關輪流布道，後請竺規身牧師主任其事。上述為比較著名的布道團體，大都由華人發起而負責進行的。 二 文 字 更正教初入的時候，即已注重用文字來布道。馬禮遜、米憐等創辦印刷所於馬剌甲，並且努力翻譯《聖經》，梁發更撰著了許多小冊和單張，即已開其先河。此後繼續來華的傳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盤的統計，很不容易。當1867年時，有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牧師開始調查所有作品，撰成《1867年前來華傳教士列傳及著述》，經過四十餘載，未嘗加以修纂，直至1907年季理斐補充再版。1916年「中國續行委辦會」基督教文字委員部，鑒於該項工作的重要，原擬聘請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專事調查全國基督教書籍，重行編纂，卒因人材難得，遂商請漢口雷振華牧師代理，1918年撰成一《教會書報目錄匯編》。他在這目錄中用英文將全國教會所有機關出版書籍，一一加以說明。1930年「中華基督教書報發行會」，曾擬修改前書，沒有成功。1933年由上海「廣協書局」，收集各書局目錄，編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時根據《出版界》每期所載新書，隨時補入。1938年又增刊一續編，這可以說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備的目錄。據雷振華氏當時的報告說： 教會出版之書，共計二千八百餘種，調查時以書面多少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為大冊，五十面以下者為小冊，僅一面者為單張。此項單張，共805種……小冊共993種，只467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大冊共1 002種，有350種，不得列入教會書林之內。 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書，共1 119種，計分：宗教、自然神學、聖經、教義、靈修、講道、教會、宗教史、宗教與科學、衛生、倫理、小說、傳記、教授法、雜記等十五類。未能列入教會書林的，如醫學、算學、格致，以及其他有時間性與公會界限等書。1938年所增補的有3 500餘種，其間布道單張及招貼約1 000種，醫藥及教科書詩歌種類約1 000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有1 500種，合計當為2 600多種。最近二十年間所增入的書，有永久價值的，比較前期為多。可以見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質與量皆有相當的進步。在這書目里，也有少數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黃金時代，當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時代，現在似已成過去；從天主教索來的書目觀之，近代作品，數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須經教會當局的核准，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質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審，是無可否認的。 更正教中發行及出版的社團，有69處，其間要以廣學會、青年協會、聖教書會、浸會書局等的歷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興華報社、基督教教育會、信義會書報部、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協會等，出版亦不少。至於發售基督教書籍的書坊，有130多處，在上海則以「廣協書局」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會，及各教會機關與大學中，往往附設售書處。 現在我們應當首先述說的，厥為《聖經》翻譯的經過。這一件事本為歷來教士所注意。當第7世紀景教傳入中國之初，即有「翻經書殿」的事，大約當時已著手翻譯《聖經》，究竟成績如何，以彼時印刷尚未大行，現在卻無從考證。至十七八世紀天主教亦曾翻譯《聖經》中的數部分，大約並未刊印。馬禮遜在未到中國以前，已留意於翻譯《聖經》的事，既到廣州，用六年工夫，將《新約》譯成，就在廣州雕版印刷。又從事於《舊約》的翻譯，至1823年完成，在馬剌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陰完成這偉大的工作，得著「大英聖書公會」濟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時，在印度錫蘭浦地方有教士名馬士曼亦曾翻譯中文《聖經》，在1822年完成《新舊約》，用活字木版印刷，這可以說是中國印刷上新紀元。1842年以後，向來只活動於南洋群島的教士們，得有機會遷到香港，便公開地從事翻譯工作。他們對於馬禮遜所譯的《聖經》，覺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當的地方，組織一個委員會，重行翻譯，希望得一文字較優的中國《聖經》，自1852至1854年完成，名曰《委辦聖經》。同時，裨治文與克陛存（Culbertson）譯成的文理《聖經》，於1862年出版。在1866年至1872年間將馬士曼譯本修改兩次，曾印數十萬本發行。此外，尚有許多人各別翻譯，至1877年已有譯本11種。凡此皆初期教會上所應用的《聖經》，然各教士尚以為未盡完善，乃於1890年開會於上海，推選委員會重譯，於1907年出版《新約》，名曰和合譯本。同時，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譯成一文理《聖經》。 先是在1885年漢口楊格非譯一淺文理《新約》，1889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譯的《新約》，與施約瑟獨譯的《新約》，均為淺文理譯本。1902年淺文理《新舊約全書》方始付印。初期教會所譯《聖經》，都注重於文言。但後來因為教友日愈眾多，文言《聖經》只能供少數文人閱讀，故由高深文言而變為淺近文言，再由淺近文言而變成官話土白。第一次官話譯本，乃1857年在上海發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發行。1874年乃發行《舊約》。楊格非也於1889年譯成官話《聖經》，直至1907年始有《官話和合新約》，1919年《舊約》亦完成。此為最近通行的譯本。至於土白《新舊約全書》，有上海、蘇州、寧波、台州、福州、廈門、興化、廣東等。客話及汕頭、海南島、江寧、溫州等地只譯成《新約》或《舊約》的一部分。對於滇、黔苗族，已譯成客家、花苗、家、力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舊約全書》、滿文《新約》與漢滿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約》與《舊約》一部分。在長江流域，尚是一種用羅馬字拼成土音的《新約》或《舊約》，寧波最為盛行，使一般不識字教友有極大的便利。為供給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聖經》。 當時在《聖經》翻譯的問題上，有許多困難問題，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華人執筆，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義，為欲符合原文的意義，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於普通教友，於是有官話土白，而官話土白又為當時外界所詬病。卻不料這種官話土白，竟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鋒。還有翻譯在God這名稱時，幾乎蹈天主教的覆轍而引起糾紛；有主張必須譯為「神」字的，但也有仍舊譯為天或上帝。在浸禮洗禮的名稱，聖靈聖神的區別，曾有小小的辯論，幸而兩方面並不十分固執，終至於各行其是而已。無論哪一種譯本，皆由聖經會印行。在中國的聖經會有三個：一曰「大美聖經會」，二曰「蘇格蘭聖經會」，三曰「大英聖書公會」。前二會在1856年以前就來中國。1862年「大英聖書公會」始來，派以前在倫敦會服務的偉烈亞力為經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處去旅行。在他的指導下，雇用幾個外國人及許多中國人沿街叫賣，分散《聖經》及書籍，因此，《聖經》得在中國流行，直至1877年因目力衰弱而辭職。「大美聖經會」亦努力工作。《聖經》推銷的工作，增加得很快。「蘇格蘭聖經會」，原是由幾個舊團體在1860年聯合辦理的。1863年派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為第一任經理，辦事處設在漢口，到1890年有9個外國職員，100個分書人。這些聖經會最初的政策，原是把《聖經》贈送人的，後來因為要中國人重視一點，略為收一點代價，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經費。得著各傳教團體的幫助，使《聖經》漸漸地著名了。雖然有些學者鄙視它的文字，卻至少能知道有《聖經》這本書。中國基督教女教友送給慈禧太后一本很美麗的《新約聖經》，做她60歲的壽禮。後來光緒帝也向教會要了一本《新舊約》。在1914年的報告中，三會所售出《聖經》總數，為18027816本。又據力宣德報告僅1935、1936兩年中，售出9304562本。由此例推，又知三會售出總數，差不多可以到一萬萬本，其工作的偉大，可以想見了。 其次則有許多發揮教義的作品，一方面藉以介紹給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勵和聯絡基督徒。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話的，有些名詞是基督教創造出來的，有些名詞是從佛經中借用的。當1877年上海會議時的報告，說有43本布道書，521本神學書，25本傳記，82本問答書，54本祈禱書和禮節書，63本讚美詩，7種刊物，101張單張。這些作品，大概是傳教士在傳道之餘由中國人執筆而寫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譯的，這時候中國領袖能寫作的還是很少。特別是剛剛開始的科學書，不但在教會所設的學校里要採用為課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給於教士的翻譯。在1877年會議中也委派負責人員，供給學校的課本；總編輯是由傅蘭雅（John Fryer）擔任。他在1890年會議時報告說：譯成的有算學、化學、物理、地理、音樂、生理衛生、天文、歷史、哲學、神學、教育、法律等書。同時，也有其他傳教士譯出同類的書籍。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學說介紹到中國，並且比較東西文化，很受一般進步的中國人所歡迎，成了後來中國革命的導源。有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為的是要得著當時學者的尊重；惟有關於宗教的書籍，大多是白話的，甚至有些課本是用羅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眾。在當時的著作中，對於教育上貢獻最大的，莫如編輯字典一事。起初有馬禮遜所編的《漢英字典》，後來又有教士們所編的《廈門話字典》、《廣東話字典》，都很給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時，他們把中國的古書與孔孟學說譯成英文，使一般西國人了解到中國文化的內容，引起他們對中國學說研究的興趣。他們又編輯許多刊物。當1890年會議時報告當時已有28種刊物，較早的要算一本1874年福州的《郇山使者》。1874年又有一種《小孩月報》（The Children's News），後來就有一種《萬國公報》，名為A Review of the 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紹給一般中國學者。也有些英文刊物，專供傳教士閱讀的。此後有許多同樣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處發行，大概是記錄教會各方面的消息。 這些書籍和報紙，都由教會自辦的印刷所印行，在1895年的時候，已有各公會自辦的印刷所十處，到1897年又加了一處，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國長老會所辦的一所，在1844年創辦於澳門，1845年移到寧波，1860年又移到上海，這就是「美華書館」。最初經理館務的有柯麥鹿、高魏及甘君，至1864年，得惠、柏諸君及狄氏兄弟為經理，1876年有何君經理，1884年始由范約翰經理。1888年費啟鴻繼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於上海北四川路，並設發行所於北京路。當時聖經會、聖教書會、廣學會一切出版書籍，皆由其承印，並且兼印教外各種書籍，為上海最宏大而最早的印刷機關。所承印的各種教會書報紙，英文如《教務雜誌》及各種月報季報年報，中文如《新民》、《開風》、《福幼》、《神學通問》等報及《聖日課》，實為上海歷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國初年乃停辦。1861年福州美以美會也創辦一個印刷所。1899年廣州浸信會由紀好弼牧師計畫開辦印刷所，自印出版書籍，1902年自建房屋於沙面，發行《真光報》，1912年遷移至東山，自建房屋，出版許多布道書籍，後來遷到了上海，到現在還存在。這些印刷所，實開中國新法印書的先河。 當時在教會著作界最有權威的，要算廣學會了。先是1884年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有人組織一個聖教書會。到1887年此會因事解散，便將所有的印刷機器，送給在中國辦理「蘇格蘭聖書會」的韋廉臣，韋氏於是便聯絡了同志，組成為廣學會，來繼續格拉斯哥的工作，計畫編著書報，發揮基督教義，韋氏實為開創同文書會即廣學會第一人。這時的中國，是在沉睡狀態之中，對於世界大勢茫無所知，從西方輸入的學說，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廣學會著手編譯書報，希望能喚醒中國的迷夢；特別注意於知識階級，所以在1889年復刊《萬國公報》，按月出版，由林樂知為編輯主任，並聘請中國學者，協助譯著工作，最負盛名的，如蔡爾康、任保羅、范子美等，以極優美的文筆，介紹西洋思想與文化，頗引起中國維新分子的歡迎。後來那些主張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著這些書報的感動。次年因為自己所辦的印刷所，賠累甚多，便將印刷所停辦，把機器賣給漢口「蘇格蘭聖書會」，而專門努力於著作方面了。韋氏於是年秋後病故，由會長總稅務司赫德和幾位同志商決，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繼任，乃於1891年就職。李氏於1892年遍函全國各教會領袖，徵求意見，究竟現在中國需要何種書籍。有27人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建議許多具體辦法；同時也有20多人應許幫助譯著，供給材料。又討論到銷行的問題，與其儘量贈送，賠累太多，應如何發售以補經濟的不足。然而普通書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辦發行所，於是成立廣學會售書處，直到現在還是繼續存在。這一年恰值順天鄉試，李氏乘機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書，這本書本來是他在天津的時候著成的。他對於當時的幾位大臣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丁寶楨等都相當的熟悉，曾向他們條陳過許多新政，這次進京，尤多影響。其時林樂知例假回國，《萬國公報》、《教會公報》等編輯，都由李氏代理。又著手編譯《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出版以後，銷售極多，在中國各省大著效力。 1893年，為清慈禧太后六十壽辰，各省舉行恩科鄉試；同時，有德國教士捐助1 200元，為印刷《自西徂東》一書，分贈各省舉子，並又分送其他書籍，共計送出有六萬餘冊。那時，《萬國公報》有各省教會機關代為經理，銷行甚廣；因此感動了幾省的督撫大員，都贊成廣學會工作。張之洞特捐助1 600元，聶仲芳也捐助銀兩。招商局職員購買《泰西新史攬要》百部，分贈其同人。至1902年聶氏升任浙江巡撫，又捐助千元。以後他在浙江任內，勸本省官紳每年購買廣學會書報甚多。其夫人是曾國藩的女兒，後來在1914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熱心的教友，他的兒子中有兩個也做了熱心基督徒，聶其傑是上海青年會著名領袖，聶其焜亦為長沙熱心信徒。這都是當時所下的種子。1894年英商漢璧禮、多馬捐銀六百兩，為廣學會徵文之費，其徵文題目，即如何改良中國幣制、建築鐵路、擴充郵政、用機器制茶制絲、敦睦外交、禁止鴉片等等切要問題，要激發當時的文人，注意於國內要政，發表改進意見。漢氏臨終時，遺囑捐銀2 500兩，建築廣學會新會所於北四川路。這種幫助，更足鼓勵他們的努力。直至1916年李氏因身體衰弱，辭去總幹事職務。其時廣學會的工作擴大，有6位西人在會工作，有18位華人任助譯謄錄等事務，財產約值25萬，他自己所譯著大小書冊有百餘種。廣學會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動了英國的布道會，發生最大的興趣，儘量地贊助，並且感動了多少中國知識階級。那些維新運動的分子如康有為、梁啓超等，他們所組織的強學會，在所辦的《中外公報》上轉載廣學會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們的《時事叢刊》上著了三十餘篇論文。廣學會鞏固的基礎，實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後來潘慎文這樣說：「多年以來，李提摩太與廣學會，二而一，一而二，廣學會就是李提摩太；我們與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親愛而又尊敬。」這話實在是確評。當李公辭職後，由瑞思義繼任，而李氏仍任名譽總理。當時與李氏同工的，有林樂知、高葆真、丁韙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們對於譯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當戊戌政變的時候，廣學會書籍數百種，行銷已及全國，以其時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紹西洋學說，匡時拯俗的東西，為一般留心時事的人所歡迎。瑞思義曾親往武昌、漢口、北京、天津、濟南、廣州、香港等處，實地調查，以為改進方針。增聘梅益盛、赫士等，專任編譯及注釋工作，季理斐與華人張純一、杭海等撰著時論，投載教外各日報。是時偉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譯的《聖經字典》，其次有關發揮教義的譯著多種。又刊《大同報》，以提倡東亞和平為旨，其內容雖不如《萬國公報》的充實，而銷路卻不減少。同時，創辦《女鐸報》，由前南京匯文女學校長亮樂月擔任編輯，有女學畢業生襄助，實為中國女界最早且最有價值的刊物。又繼續出版《教會公報》，並由樂靈生編輯英文《中國教會年鑑》。此後歷季理斐、竇樂安、莫安仁與賈立言、勵德厚、貝德厚女士諸人相繼工作，有季理斐夫人主筆的《福幼報月刊》，李路德主筆的《明燈半月刊》。《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為莫安仁主編。陳金鏞專輯勸世單張十數萬套。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事工。華人中又有聶紹經、周雲路、許耐廬、謝頌羔、張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駿英二女士等，五十年來，除出版書籍不下千種外，刻下所繼續的報紙，則除《福幼》、《明燈》、《女鐸》外，有《女星》、《道聲》與《平民》數種。 其次在基督教文字事業上占先鋒地位的，要算「聖教書會」。原來「聖教書會」設在中國的有六處：（一）上海聖教書會，（二）漢口與天津合併的聖教協和書局，（三）華西聖教書會，（四）兩粵基督教書會，（五）閩南聖教書會，（六）閩省聖教書會。六處中以上海為最早，於1878年由上海中西人士范約翰、丁韙良、林樂知、顧永經、吳虹玉、鮑華甫等提倡成立，仿效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兩聖教書會辦法，印刷各種《聖經》注釋與《勸世文》、《醒世歌》、報章、單張等類，專以開通民智、化導人心為宗旨。每年發行的單張，約有百餘萬張，內而二十二行省，外而華僑足跡所到各地，莫不風行遍及。所印的書，有大部小冊，有文言白話，或發揮真理，或闡明科學。漢口、天津起初是分立的，後來合併改稱「協和書局」，以漢口為總局，天津為分局，成立全國協會，計劃合併問題。六處同樣印刷布道書籍和單張，都以華文為主。惟華西則兼印苗文，上海、閩、粵兼印土白，使此類布道單張，能普及於各處民眾。總計六會所出書目，上海有564種，津、漢有529種，華西有889種，兩粵有29種，閩省有50種，可見其事業的偉大了。上海總理斐有文，華人如柴蓮馥、徐維繪等，除編撰書籍外，亦曾出版《新民》、《開風》等報。他如丁韙良所著《基督教辨證》，尤為闡揚真理之作。 跟著時代進步的著作機關，我敢說要算「青年協會」的書報部，它有一個特點，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始終由中國人負編輯的全責，不若上述的機關，以西人為主體，華人只處於輔佐的地位。所以在「青年協會」的出版物中，創作占大部分，翻譯占小部分，與其他機關成一個反比例，在思想上技術上都比較地前進得多。溯中國之有青年會，實於1895年，比廣學會、聖教書會為後進。這一年世界學生同盟總幹事穆德博士第一次到中國，促進組織教會學校青年會，進行非常之速，不久，就有29個學校成立校會。1896年便召集各會代表於上海，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便產生全國的總委辦，潘慎文當選為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為書啟。這時所說的委辦會，即現在所謂董事會；所說的書啟，即現在所謂幹事。同時，決定一條議案：「編印適用書報以促學生宗教生活」。於是便成立了「全國協會」。成立之初，假上海青年會四樓之一室為事務所，因陋就簡，除通信及巡視聯絡各學校青年會外，編行《學塾月報》。到了1903年，謝洪賚加入協會以後，便組織起編輯部來，謝氏即任為編輯部長。原來現在協會這個名稱，起初叫做「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委辦」，後來因為包括韓國青年會在內，所以改稱為「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繼又改為「基督教青年會組合」，直至1915年第七次全國大會議定改「組合」為「協會」。第八次大會又擴充編輯部為書報部，1920年新會所落成於博物院路。關於書報部工作，一方面編輯，一方面發售。除了《青年報》為記載消息外，又編輯《進步月刊》，討論學術。出版以後，頗受教育界歡迎。後來把《青年》與《進步》合為一報，就稱為《青年進步》，始終由范子美擔任編輯，到最近數年前才停刊。此外，又出版了不少書籍；一方面發揮基督教義，並討論到宗教與科學等問題，一方面闡明青年會的本旨與工作。同時，又發揮中國固有學術，本基督教的立場，對中國文化分別其優劣與價值。歷來主持筆政的，類皆飽學之士，如謝洪賚之後，有奚伯綬、胡貽穀，以及現在的吳耀宗。中間有許多學者從事著述，如謝扶雅、應元道、黃稻孫、沈體蘭、張仕章等人。書目甚多，不勝枚舉，例如謝洪賚所著《聖德管窺》、《聖經錐指》、《聖跡咫聞》、《基督教與科學》等等，不下數十種，范子美所著《道之桴》、《適道篇》，以及最近彙刊的《皕誨叢書》等等。其他各家都有不朽之作。最近所編著的《青年叢書》中，如趙紫宸《耶穌傳》、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沈嗣莊《社會主義史》等類，尤為精審而富有時代精神的作品。「青年協會」始終維持其進取精神，而保持其青年的面目。 既然說到青年會，便附帶地說到女青年會。中國之有女青年會，始於1908年。1923年成立協會，第一任協會總幹事為潘女士，繼任的為顧恩慈女士，與文自立女士，然皆為西國人。中國繼任為幹事的，有丁淑靜女士，現在由蔡葵女士擔任。其組織與男青年會相同，亦設有書報部，分編輯與營業兩部分工作。編輯部編輯及翻譯各種應用書籍。自1921年出版《女青年報》，初名《女青年季報》，年出四期，三年後成績甚好，乃增加篇幅，年出八期，改名《女青年月刊》，於記載會務外，又加以論說討論家庭改造、教育子女等等問題，為後起的女界有名刊物。此外又出版關於婦女、兒童、宗教、體育等書籍50餘種，都極受人歡迎。 「真光雜誌社」亦為出版數量較多的著作機關。當1902年在廣州成立美華印書局時，即編著布道小冊，《說經叢書》及《土白聖經》、《讚美詩》之類，並發行刊物，如《真光月刊》、《恩喻周刊》、《新東方英文雙月刊》，由湛羅弼、張亦鏡等主政，後遷上海與「浸會書局」合併辦理。 後起之秀的「基督教文社」雖僅有三年多壽命，然曾出版十幾種重要的書。如趙紫宸的《基督教哲學》、《耶穌的人生哲學》，王治心的《中國歷史上的上帝觀》，簡又文的《革命的基督教》，謝頌羔、米星如合譯的《近代科學家的宗教觀》，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文社」始創於1926年，其本旨是謀促進中國本色基督教的國文著作，曾發行《文社月刊》，對於一般的讀物加以批評，言論較為激烈，為一般人所忌，1928年遂停辦。 此外有北平的「生命社」，為劉廷芳、趙紫宸、徐寶謙、吳雷川等所創辦，除出版《生命月刊》（後與《真理周刊》合併為《真理與生命》）外，亦兼出宗教叢書。後又由劉廷芳創辦《紫晶》不定期刊。 湖北灄口有「信義報社」，由楊道榮等主政，除發行《信義報》外，亦出版書籍。 又有寧波的「三一書院」，梧州的「宣道書局」，滬江大學的「通俗教育社」，煙臺的「晨星報館」，台州的「內地會」，上海的「勉勵會」以及個人如赫顯理的《日用指明》，余慈度的布道書籍，「覺社」的小冊子，「國學社」的《國學研究》等等，皆各出版不少書籍，名目繁多，不及枚舉。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教會報紙的大概情形。中國教會最早的報紙，要算福州所出《郇山使者》月報，時在1874年，由武林吉創辦，黃乃裳為主筆。 1875年上海「聖經書會」發行的月報，亦為最早之報，由范約翰創辦，鍾子能為主筆，專為幼童立言，多載孩童故事及寓言之類，間插圖畫，1907年由柴蓮馥主筆，1913年上海、漢口兩聖教書會合併，該報亦改名為《開風報》，至1915年因歐戰關係而停刊。 又有《圖畫新報》，亦為「聖教書會」所出月刊，於1880年發行，以開通教友知識，聯絡教會聲氣為宗旨。先後由鍾子能、柴蓮馥主政。後改名為《新民報》，於1921年停刊。 《萬國公報》，於1874年由林樂知私人創辦的，每星期出版一冊。後林氏服務廣學會，便變為廣學會的出版物，改星期刊為月刊，以灌輸新知識為宗旨。操筆政的有蔡爾康、范子美等，當時盛稱為有益士林之刊物。至1907年以林氏去世，遂亦停辦。 《真光報》，創辦於1902年，在廣州由湛羅弼主政，陳禹廷編輯，名為《真光月刊》。繼聘廖卓庵為協理，廖氏與張亦鏡本同在香港辦理《中國旬報》，故邀張氏來助。此後《真光》便為張氏終身事業，刊載不少辯道文章。1917年改稱《真光雜誌》。後隨《美華印書局》遷滬辦理。張氏去世，後由曹新銘編輯。 《通問報》，乃長老會機關報，創始於1902年，由吳板橋主政，陳春生任編輯，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紙印的單張。專載全國教會消息，行銷甚廣。 《教會公報》，亦為廣學會出版，創始於1891年，初名《中西教會報》，高葆真主政，馮九卿為編輯，多載經題講義，教會新聞，至1917年停刊。 《光報》，於1905年旅美華僑基督徒所創辦，亦載教會消息及經題解釋等，間插圖畫，在華文之外兼刊英文，由黃梓材、伍盤照為中英文主筆，每月出版一次，數年後即停刊。 《聖公會報》，創於1908年，初名《聖教會報》，由聶高萊主任，為聖公會刊物。1913年改稱《中華聖公會報》，後移漢口發行，而以孟良佐為主筆，1924年改為半月刊，簡稱《聖公會報》，仍遷回上海，由董健吾主筆。 《神學志》，乃南京「金陵神學」出版的季刊，1914年出版，由陳金鏞主筆，專以發揚教義，指導牧師為宗旨。後由王治心主筆，增加篇幅，充實材料，遂為基督教領袖所歡迎。今則改為頁數較少的月刊。 《興華報》，為美以美會與監理會合辦的機關報。起初美以美會武林吉在福州辦有《華美報》，監理會林樂知在上海辦有《教保》，後來合併稱為《華美教保》，月出一冊，由林氏主政，及范子美、任保羅等襄助。後林氏故世，由潘慎文繼任，曹邁豪襄助。1910年改稱《興華報》，每星期出版一冊。美以美會又派司徒爾主任，聘屠坤華編輯。至1911年司徒氏因病去世，仍由潘氏主理，聘王治心為編輯。1917年由陳維屏、李逢謙編輯，後羅運炎繼陳氏職，仍由李氏操筆政。行銷不亞於《通問報》。 《大同報》，為廣學會刊物，創於1904年，高葆真主筆，張純一、徐翰臣等襄助撰著，以灌輸知識為宗旨，民國紀元增添內容，銷數亦加，至1915年因歐戰而停刊。 《奮興會報》，系香港十餘華信徒辦理的，創始於1914年，由楊少泉糾合同志，分任編輯。初僅載會中消息，互通聲氣，後乃增加篇幅，裝訂成冊，以發揚個人道德為主，按月出版，未嘗間斷。 《談天》，也是香港基督徒所辦，1916年出版，注重說教，七日一出，為尹文楷醫生所手創，後由黎文錦、麥梅生、陳安仁、張亦鏡諸人主筆政。 《青年進步》，乃青年協會所出版。由謝洪賚主政的《青年》與後起之《進步》兩報合併而成，月出一巨冊。主編輯的為范子美，其他奚伯綬、胡貽穀、應元道皆襄助譯著，於溝通中西文化，實有莫大貢獻。自范氏告老，該報遂改為《華年》，而變為潘光旦個人主持的周刊。今則《華年》也停辦，青年會刊物中，只剩《消息》報告學生部事工，《同工》載職員的工作情形。 《信義報》，湖北灄口信義會的機關報，初與《通問報》相仿，以互通消息為主，由楊道榮等編輯，後逐漸改進而裝訂成冊，按月發行，兼及教義的發揚，今已停刊。 《湖廣月報》，漢口聖教書局發行，創始於1910年，內容有論文消息等，民國以來，已不知究竟。 《醒世月報》，1908年出版，由武漢懇親會辦理，內容亦較豐富，民國以來，也不知是否繼續。 《女鐸報》，由廣學會亮樂月女士所創辦，華文主筆為許篤齋，專供女界閱讀，內容豐富，按月出版。 《晨星報》，由山東煙臺長老會出版，於1910年始創，內容以故事小說為多，月出一冊，傳道人甚為歡迎。 《聖經報》，由梧州宣道書局發行，主筆為翟輔民，月出一冊，專以解釋聖經為主，亦為傳道人所歡迎的刊物。 此外有協進會所辦專以聯合全國教會為旨的《中華歸主》，北京基督徒注重發行《真理與生命》、與提倡基督教文學的《紫晶》，基督教教育會專以促進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季刊》、《教育月刊》，廣學會提倡中學生宗教文藝的《明燈》，平民識字運動的《平民》，與介紹新書的《出版界》，提倡靈修的《靈光報》、《靈食》、《靈聲》等，促進文字事業的《文社月刊》，鼓吹教會自立的《聖報》，以及其他各大學神學中學的校刊，如《約大周刊》、《約翰聲》、《協大學術和藝文》、《金大團契通訊》、《金陵學報》、《南大工友》、《建道院刊》、《哲理聲》、《真光校刊》、《培正校刊》、《崇真月刊》、《崇真季刊》、《華北神學志》、《道南》、《齊大旬刊和季刊》、《燕大團契聲》、《之江校刊》、《嶺南大學校報》等等。又如各宗派各教會機關的機關報，例如《女青年》、《天津公理會月刊》、《中華女布道會季刊》、《循道會月刊》、《公理公報》、《北平公理會月刊》、《江蘇浸會刊》、《自立月刊》、《合一周刊》、《布道雜誌》、《河南聖公會刊》、《兩廣浸會周刊》、《新生命》、《道風》、《福音光》、《福音鍾》、《衛理》、《桂林自立會刊》、《麻瘋季刊》、《時兆月報》等等更多。又有各地青年會會刊，真是舉不勝舉。其間有許多已經停刊的，有許多無定期的，有許多是創刊未久的，因為限於篇幅，不及詳載，姑以見聞所及，略舉如上，不免掛漏了許多。茲將湯因君在十三期《年鑑》上統計，轉錄於下，藉以考見基督教在文字工作的一斑。 三 教 育 當中國尚在用八股試帖、開科取士的時候，基督教帶來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學來訓練人才；這在中國覺得是一件極陌生的事情，並且動搖了固有的教育基礎。因為從這種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應付國家的考試，與從前傳統的「讀書是為做官」的觀念大相背馳，所以一般人不願把他們的子弟送進教會學校。只有兩種人敢去嘗試：一是「要讀書而沒有錢」的貧寒人家，因為那時的教會學校不但不收學費，反而津貼學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進洋行海關謀生的人，他們鑒於教會學校注重英文課程，希望造就所謂買辦階級。然而進教會學校，大家都以為帶點冒險性質，所以要招收教外學生，實在很不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為可以藉此避去崇拜孔子的麻煩；基督教最初辦理學校的動機，也是為基督徒子弟便於讀書的緣故。以教育為宗教介紹的意義，原不是最初的動機，到後來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現在還是注重在第一點上，他們不甚重視學校的辦理，所有的學校，無非是培植教內的修士修女，以及所養的孤兒，大都就是所稱的教理學校，所以起初他們的學校數量是很少的。後來鑒於更正教在努力辦理學校的一件工作上，進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當地努力起來。1850年在上海開始創辦「徐匯公學」，1903年創辦「震旦大學」於上海，1922年創辦「工商學院」於天津，1925年創辦「輔仁大學」於北平。據最近的調查，各教區中教育最發達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漢口、兗州和天津等處。南京區內，共有男子中學8所，學生2 625名；女子中學5所，學生955名。北平區內，共有男子中學10所，學生1 186名；女子中學13所，學生796名。漢口區內，有男高小學校20所，學生947名；女高小學校19所，學生900名。至於小學數最多的，是南京區，高小學生有1 596名，初小學生有8073名。香港則女生為多，有高小學生1600名，初小學生2855名。此外在兗州有253所初級男小學，有4515名學生。天津有130所初級男小學，學生不詳；尚有初級女小學。南京區有6 448名學生。香港區有2 855名。這些都是普通學校，招收教外學生讀書的。至於所謂教理小學，其數甚多：在獻縣有1 069名，兗州有712名，永平有522名，北平有519名。還有讀經學生：獻縣6 325名，北平5419名，南京4949名，兗州4023名。這是根據德禮賢氏《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記載，看見所謂教理讀經學生數，與普通學生數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學校與更正教的統計一為比較，就覺得相差甚遠了。更正教教育狀況，據1934年統計： 這統計還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當然現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據這統計，與天主教同年的數目比較，已有七與一之比，證明更正教對於教育事業注意的一斑。現在且略略將更正教教育經過情形敘述於下： 最早的學校，當然要算1817年馬禮遜在馬剌甲所創辦的「英華書院」，後來在1842年遷到了香港，在這個學校里產生過不少的教會領袖。校長理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學生，是為中國人習學英文的起頭。1825年公理會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加坡為中國女子設一學校，是為中國女子受新教育的起頭。1835年西國信徒為紀念馬禮遜的緣故，捐資在澳門設一女學。這些學校都設在中國沿海的島嶼之上，至於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學校，是為《南京條約》以後的事。最先在1844年有阿爾德女士奉了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之命，來華設女校於寧波，同年約翰·施敦力與楊夫人分設「英華男女兩校」於廈門。1846年崇真會在李朗設「存真書院」，即後來的「李朗神學」，可謂最早的神學。1848年美以美會柯林斯創辦男校於福州。1850年馬克來夫人又在福州創辦女校。同年，長老會用雅各設學校於廈門，又在鼓浪嶼設「英華男校」、「懷仁女校」。歸正會同時亦在鼓浪嶼設立男女學校。1856年廈門又成立了「真道學校」。1859年美以美會在福州亦辦一女校。1861年范約翰手創「清心書院」於上海，即今「清心中學」。1864年公理會設「育英學堂」於北平；裨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創辦「貝滿女學」，後來遷到了上海。又設「格致書院」於福州，即今「格致中學」。 1865年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培雅學堂」，次年又設立「度恩學堂」，到1879年兩校合併成為「約翰書院」，遷校址於梵王渡，即是今之「聖約翰大學」。先是在1845年北長老會在寧波所設的學校，於1867年遷到杭州，名叫「育英義塾」；到1910年南北長老會合併，便把它改成大學，建校舍於錢塘江畔六和塔，名曰「之江大學」，即今「之江文理學院」。1865那一年，又有美以美會在九江設立「南偉烈書院」，後稱「南偉烈大學」；長老會丁韙良在北平創設「崇實館」，後改稱「崇實中學」。次年巴陵會在廣州油欄門設男女學校。1859年美以美會屋斯頓又辦女學於福州。1867年公理會弼夫人在福州又辦女校。1849年香港「聖保羅書院」成立。同年，監理會在蘇州設立一學校，初開時只有兩個學生，到後來改名為「存養書院」，繼又改為「博習書院」，再後將在1881年上海所設的「中西書院」收並，就成為現在所稱的「東吳大學」，文理科辦在蘇州天賜莊，法科則辦在上海。鼓浪嶼的「毓德女校」，也於是年成立。1872年登州浸會設一學校，初僅學生12人，後逐漸發展，不久遂增至五校。1875年九江美以美會增設「儒勵女學」。1878年監理會有雷賡女士在南翔設立「悅來書塾」，後來遷到吳興，改為「華英學校」，就是現在的「東吳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學校成立。1805年浸禮會在蘇州開辦「晏成中學」，後又添設「慧靈女學」。1882年美以美會沙德納女士在南京創辦了「匯文女學」。1883年公理會有宋女士又辦一女校於福州。同時喜嘉理在香港辦一學校，夜則教授英文，孫中山就是從這個學校里受洗的，當時一同進教的有三個人，一個叫宋毓林，一個叫陳中桂。廣州的「培英」，也在這時創立的。 1885年的登州「文會館」，實為山東基督教基礎，因為有許多教會領袖，都從這裡產生的。他們那些畢業生，每年捐助教會自立費，並且在1898年創辦「自立學塾」，可以說中國人最早自辦的學校。當時本有一「廣文大學」，後來這個「文會館」，就變成現在「齊魯大學」的前身。1879年長老會在廣州沙基創設一學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學。這個學校在1888年遷到花地，1893年與基督教書院合辦，1898年分立，後者就是「嶺南大學」之前身。1889這一年，也有「培正中學」設立於廣州。1890年漳州成立「振興女學」。1892年金井成立「毓英學校」，重慶成立「廣益學校」。1898年在永春有「育賢男女學校」成立，成都有「華美女中」成立；同時，倫敦會在上海創立了「麥倫書院」，即今「麥倫中學」。1899年倫敦會又在漳州設立「中西學塾」。 因為學校的數量逐漸增多，教育當局便覺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經在1877年發起一個會議，結果推出一個課程委員會，這就是教會學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進一步的合作，就在1890年組織了「中國學塾會」，目的是要推進中國基督教教育，並聯絡各學校的教師，規定每三年召集一次。這時候中國亦改變其教育制度，廢除科舉，亦漸漸注重科學的學習，各省各府紛紛地設起學校來，不過程度都不若教會學校，教授英文及科學的人才，大都仰給於教會學校。在紀律校風方面，亦不若教會學校的嚴肅。當時供職于海關、洋行、郵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機關的，類多取材於教會學校，因為教會學校對於英文方面的教授，較為可靠。國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於是派遣多數學生留學日本，也派少數學生留學西洋。東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來中國，不但影響到整個教育的制度，也漸漸影響到政治的改革。從基督教本身上講，因著學校的發達，產生許多服務教會人材，使布道事業亦得因此而進步。所以在各公會的差會中，都認辦理學校是一種效力宏偉的布道工作；因此，差會所供給的教育經費，反而超過了布道經費，教育事業的進步，當然更來得可觀了。 試就這時期中學生人數和教友數量，略加比較，以覘其進步情形的一斑。 以前那些教會學校，是被少數人所輕視的，但在這時候漸漸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學校的人數迅速地增加起來，收進的學費與中國人的捐輸，也可以供給一部分的開支，一部分教員的薪水，可以從收入的學費里支付。有些學校漸漸達到了經濟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給於教會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學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個教堂的旁邊，都有一所小學，男女學生並收。中國女子向來是不受教育的，從教會女學一天天地發展，女學生便一天天地多起來，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甚至連雲南的苗族也設立起學校來。同時亦普遍地設立起幼稚園來，數量的增加，尤見迅速。在1907年有42 546個男女學生，2 196個中學。四年中便增加到46 732個學生，校數2 557個。再看小學的進展：1914年初小學校有4 120所，初小學生有104 841人，高小學校有268所，高小學生有13 453人。 從1900年以後，基督教教育更進一步趨向於高級學校的建設了。除了一般的高級中學次第的增設，如廣州的「通志英文學校」（1900），南京的「聖道書院」（1901），即「金陵神學院」的前身之一，奉天的「文會書院」（1903），後改遼寧「文會高中」，美以美會設「葆靈女學」於南昌（1903），泉州的「培元中學」（1905），信義會設中學於益陽（1906），美以美又在福州設立「英華書院」（1906），香港成立「聖士提反書院」（1903）等等中等學校以外，許多最高學府，都次第的建立起來。如杭州的「之江大學」，是在1910年成立的。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在1913年已有370學生，許多政商學界及教會中的著名領袖，如顧維鈞、顏惠慶、余日章等人，都出於該校。南京的「金陵大學」在1911年由原有基督會、美以美會、長老會三學校合併而成。後來添設農科、師範科。1913年便有500學生，40個教師。1915年「金陵女子大學」亦開始成立，今稱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國基督教所辦的女子最高學府。上海浸禮會所辦的「滬江大學」，溯其最初的起源，則1906年的「浸會書院」，幾經擴充，始成大學，建校舍於楊樹浦黃浦江邊，連中學有學生千餘人；後來又在租界建設商學院夜校，給一般商界青年補習機會。蘇州監理會所辦的「東吳大學」，前已說及，其校舍建於天賜莊，有三個附屬中學，第一設在大學內，第二設在上海，即從前「中西書院」舊址，第三設在湖州，即從前的「華英學校」，總共不下有1 500學生。後第二中學合併於湖州，在上海所辦的「東吳法學院」，即移設於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會合辦的「華西協合大學」，發起於1906年，至1910年始正式開辦，占地60畝，在1914年有258學生，今則倍之。當袁世凱時代，中國政府曾給以相當的資助。通州的「華北大學」，屬於當地「華北教育會」所經營，該會是由倫敦會、長老會、聖公會聯合組織起來的；又有「華北女子大學」，是從1905年開始由「貝滿女學」改組而成的，至1919年合併而成「燕京大學」，1920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說開中國男女同學的先河。校址設於北平海甸，規模相當宏大，在教會大學中可以首屈一指。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由長老會、浸禮會合辦，由「文會館」擴充而成，於1903年創始的。初僅辦文理兩學院，後來荊州的浸會神學與師範學校與在濟南的醫學院先後併入，便成現在的「齊魯大學」。福州有一個「協和學院」，創始於1918年，又有一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可以說是在福州省內的最高學府，這兩校學生皆甚少，久欲合併，到現在還沒有成功。此外有幾個業已不復存在的大學，如岳州的「湖濱大學」、長沙的「雅禮大學」、寧波的「斐迪大學」、益陽的「信義大學」、九江的「南偉烈大學」等等，亦曾造就過不少人材，但因種種關係，與他校合併或停辦了。 上述的教會學校情形，不過舉其大者而言，掛漏必多，茲再根據最近統計，概括地敘述於下。關於大學部。 總上表有11個大學，6個學院。1932年統計學生總數，有6 838人，其中男生占69％，除了天主教學校不收女生外，其餘都是男女同學。專就更正教而言，教員550人，內華人356人，西人194人。歷屆畢業總數，大約有7 000人，以職業論，服務於教育界的40％，經商的12％，從事宗教及社會事工的10％，從事於政界的7％，出國求深造的7％。1934年2月29日《申報》發表教育部統計全國私立各大學沿革，茲摘錄其關於教會大學的一部分於下： 一、東吳大學，初為教會人士為擴充教育事業，將蘇州博習書院上海、蘇州兩「中西書院」合併而成今校，民國前十一年3月正式開學，十八年7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學，初為蔡孑民、馬相伯兩氏，以京師「譯學館」因戊戌政變停辦，商請耶穌會創辦今校，逐年設科，民國二十一年12月呈准立案。 三、滬江大學，初為「浸會大學」，民四改為「滬江大學」，十八年3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學，由「匯文」、「宏育」兩書院合併而成，民三「東方醫科大學」復併入該校。十年7月經前教育部核准立案，十七年9月經大學院復准立案。 五、嶺南大學，初為美人創辦之「格致書院」，民國前十二年改為「嶺南學堂」，民十六國人接收自辦，改名「嶺南大學」，十九年7月立案。 六、齊魯大學，該校初為「廣文學校」，與濟南「共合醫道學堂」合併，稱以今名。十二年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學校」，復併入該校醫科，二十年12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學，由北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合組而成，民九「女子協和」復併入，十六年春經前教育部認可，十八年6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華中大學，為教會所辦「武昌文華大學」、「博文書院」之大學部，長沙「雅禮大學」三校合組而成，十六年政變停辦，十八年恢復，並加並「湖濱大學」，二十年12月呈准立案。 九、輔仁大學，為公教學校，初為「輔仁社」，嗣更名為「輔仁大學」，十六年6月經部批准試辦，二十年8月准予立案。 其餘如「協和」、「華南」、「金女大」等，亦相繼立案，惟「聖約翰」則尚在籌劃中。 關於中學部分，調查基督教所辦的中學，全國約有240處，有34081學生，其中30％系高中，70％是初中。以省份來分配： 辦理比較完善的，大都設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其間男中學118處，女中學92處，男女同學的中學30處。肄業高中的學生有10 184人，內男校學生為61％，女校學生為27％，男女同校中學生為12％。肄業初中的學生有23 897人，男校學生為52％，女校學生為28％，男女同校中學生為20％。說到學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級中學裡，基督徒占35％，初級中學裡則占20％。由基督徒家庭中來的學生，其比率亦如之。自1932至1933的一年中，中學生受洗人數共有467人。而教員中的基督徒數，平均是75％。 至於小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統計。1930年北長老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383處，學生14 693人。美以美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551處，學生29 372人。其他公會中所辦小學，未能盡知，從上述兩會的報告而加以比率的推測，小學校數至少在3 000以上，學生數大概有10萬人。 上列的種種統計，雖不十分正確，而基督教教育事業的逐漸進展，是顯然的。綜基督教在中國辦教育的經過，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1900年以前，可以稱為草創時期；1900年至1922年可以說是發展的時期；自1922年以後，便入於革新的時期。現在且略述最後時期的情形。 從1922年非基運動發生以後，基督教教育便受著猛烈的攻擊。1924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時，余家菊等曾提議收回教育權，孫恩元等提議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對於中華人民施行國家教育，吳士崇提議取締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年會時，也通過教育實行與宗教分辦，及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的決議。（見舒新城編《收回教育權運動》四十八頁）當時，國民黨中的左傾分子，主張把基督教學校完全接收，於是竟有若干學校被占據，也有若干學校被迫而停閉的。他們所加於基督教學校的罪名，最大的兩點，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種反科學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外來的攻擊壓迫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內部中也起了反應，教會學校處在內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慮到向政府請求立案的問題。根據民國十四年（1925）北京教育部所頒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共六條，與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所頒布的私立學校規程，內容大同小異。最重要的條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課目為必修科，不得在課內作宗教活動，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組織華人為多數的校董會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與教育分離，並且要使教會學校統制於中國政府。而基督教辦理教育的當局，對於立案問題，費了很多討論，深恐立案以後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並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別是英國教士，多抱這種顧慮。「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為了這個問題通函各處教會人士，徵求意見。結果主張極端贊成的為113件，主張相當贊成而對於第五、第七兩條要求修改的有101件，主張不贊成的有42件。（見《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頁）但是大多數學校，自動地願意遵照政府法令，請求立案，少數學校有的自行宣告停辦，有的被官廳勒令解散。立案以後，實施黨化教育，必修黨義課程，舉行紀念周，懸掛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各級學校黨義教師與訓育主任，須一律受「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檢定。後來在「全國教員會議」中，取消「黨化教育」這名稱，另訂三民主義教育方案，以三民主義編入公民課中。也有少數中西人士，對於紀念周的舉行，向總理遺像與黨國旗行鞠躬禮，認為與基督教信條有根本衝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發生小小糾紛，而大多數領袖們以為是無關重要，一律奉行。於是教會學校在這種情勢之下，漸漸把西人管理權移交於華人，組織校董會，推選華人為校長，如鍾榮光任嶺南大學校長，陳裕光任金陵大學校長，劉湛恩任滬江大學校長，楊永清任東吳大學校長，吳雷川任燕京大學校長，林景潤任福建協和學院院長，吳貽芳任金陵女子學院院長，韋卓民任華中大學校長，王世靜任華南女子學院院長……以及其他大學及中學，莫不如是。西人中的開明人士，他們的地位雖然改變，然皆樂以幫助，認此舉於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會教育終必由中國人自己起來負責，現在時機已到，毋庸推諉。陳湘帆曾這樣說過： 移交之事，無論其程序如何繁重，責任如何重大，實有不可不行之勢。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與其留待將來，夜長夢多，不如今日排萬難，披荊棘，毅然決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號八十一頁） 這話實足以代表當時一般見解，而成為一致的輿論，移交之事，終於在順利進行中，見諸實行。在內部方面，有其他種種問題，如經濟的重新支配、學校與教會的關係、西教士與學校的關係，以及宗教課程等等，結果，都得到意外的圓滿解決。最初那些抱著懷疑態度的人，深恐宗教課程一旦變為選修，勢必等於消滅；但實行以後所得的效果，反比以前增大，選修宗教課程的數量，平均在40％以上，而且都抱自動的研究態度，在精神方面，實有極大的進步。而學生們的參加宗教儀式，人數雖僅占50％左右，然實比強迫式的參加為有價值。 如今教會學校，在國家教育系統中，實占著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得到政府經濟的補助，使教會學校有相當的進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會學校的前途更有無窮的希望了。 末了，我們應該補敘幾個有關於基督教教育的問題。第一，是「基督教教育會」的組織。基督教在中國辦理教育，已經百餘年了，各學校應當如何聯絡，宜有一個中心的機關。所以在1877年開傳教士大會的時候，覺悟到該如何統一教會學校的教科書材料，便推出一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了中國基督教學校第一個聯合的機關。從專編教科書的範圍，進而為討論一般教育的問題了，在1890年便定名為「中國教育會」，其責任除編輯教科書以應教會學校的需求外，更謀教授上的互助與一般教育問題的解決。1900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1907年發行一種《教育月刊》，1909年改為《教育雜誌》，後來改為英文《教育季報》。1907年聘請西爾斐為總幹事。1912年第七次大會時，改名《中華基督教教育會》，賈腓力、路義思為正副幹事。1922年英美教育會因欲調查中國教會教育情形而籌聯合進行計劃，特派視察團視察一切，依照視察團的主張，分四部組織：高等教育組、初等與中等教育組、宗教教育組、推廣與成人教育組，各組設委員會及幹事。以四組委員會代表合組為全國董事會，各省區設立分董事會。分中國教育區為十區，即： 各區又設區教育會，發行《教育季刊》為總機關報。一以謀各學校的工作，減少教育上的衝突與浪費；一以代表基督教學校與政府機關有所接洽，俾於國家教育系統上占一地位。這便是「中華基督教教育會」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國基督教學校，在辦學經驗上，覺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與力量，必須努力於合併與合作。例如「燕京大學」本為數大學合併而成。「華西協合大學」乃四教會合作而創立。1922年「教育視察團」曾作此項合併與合作的建議，直至1928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組，通過了具體的聯合辦法，主張華東七大學聯合成一大規模的大學，稱為「華東協和大學」；華中五大學合成一「華中大學」；後者已實現。並且指定各大學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將擴充農林專科，「嶺南」亦有規模比較小的農科，「燕京」亦設農事試驗場，覺得應各分工合作，以期減少重複。其他關於醫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計劃。並創設「研究院」，限於兩中心地點之「燕京」與「華東」，使經濟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費，並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別，所以很難使這種計劃完全實現。不意現在卻得一意外的合作機會，即如七七抗戰以後，各淪陷區中的學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聖約翰」、「東吳」、「之江」、「滬江」四大學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齊魯」、「華西」等的合作，中學校亦有不少由數學校合併辦理，這是從前遲遲不能實現，而今竟成為事實的奇蹟。 第三，布道教育。教會辦學的目的，原是布道，所以造就布道人才，當然是教會學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組織了許多「聖經研究班」與「聖經學校」。不過在1900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1900年以後，不但程度漸漸提高，而且此種學校的數量，亦逐漸增多。在1876年只有20個神學，231個學生；到1906年便有68個神學，7 822個男學生與543個女學生了。這些學生入學的程度，必須是中學畢業，這猶是1907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國聖公會在武昌招收神學生中，有3個是大學畢業生，2個是大學肄業生。1912年山東「齊魯大學神學院」里，其中有8個是文學院的畢業生。當時的各大學中，差不多都附設「神學院」，如「燕京」、「滬江」、「約翰」等校，栽培出不少傳道人才。至於獨立的神學院，則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子神學」，灄口的「信義神學院」，廣州、福州的「協和神學院」等，都是造就高等傳道人才的機關。此外有程度較低的各種「聖經學校」，為數亦甚不少。 第四，師範教育。為應付各級學校的教授人才起見，不得不設立「教育學院」與「師範科」，訓練適用的教員。曾經有人主張每省設立一「聯合師範」學校，在廈門、福州、蘇州、武昌等地都開始實行過。 第五，醫藥教育。這也是基督教教育範圍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這一點。培植中國醫藥人才，實比由各國派遣醫生來華，更為切要；所以從1900年以後，便有醫學校次第成立了。1912年瀋陽正式成立了醫學校。1906年創辦北平「協和醫學院」，清朝慈禧太后亦曾捐輸款項，並由政府頒給學位。在北平另有「華北女子醫學院」，1914年有2人畢業。上海有「女子醫學院」。廣州有「夏葛醫學院」。山東「齊魯大學」附設「醫學院」中，在1914年時，有學生25人，教師4人。1902年在漢口有「聯合醫學校」，長沙有「雅禮醫學院」，南京也有聯合的醫學校，1913年併入「金陵大學」。1908年又曾辦「護士學校」，「東吳」、「聖約翰」等大學設醫學系，亦授醫學博士學位；其他大學中亦多設醫學預科。在杭州有梅醫生繼續訓練醫藥人才；在福州曾設有「協和醫學院」，1921年就停辦了。「香港大學」亦設有醫學系。廣州有「華南醫學院」和「中華醫學會」所辦的醫院。按1913年的統計，全國有500學生受醫學的訓練，更有不少的護士學校。被稱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對於醫藥衛生事業，特別感到興趣，因而組織一個「基金委員會」，到中國來研究醫藥學狀況；根據這委員會的報告，又組織了一個「中國醫藥董事會」，支配一筆巨大的款子，計劃培植中國的醫藥人才，並津貼教會各醫學校。又創辦二個「肺病療養院」，預備獎學金給中國出洋學醫的學生。該董事會在上海重新辦了一個醫學校，又擴充了北平的「協和醫院」，輔助湖南「雅禮醫學院」和其他許多醫院，大學中所設有醫學預科的，都得著他的津貼，於醫藥教育上的貢獻，實在不少。 第六，方言學校，是為剛來中國的西教士預備的。1900年以前已有此種設備。至1910年倫敦會在北平創辦了一所「華言學校」，1913年擴充成一個聯合的學校。在南京「金陵大學」附設了一所「華言學校」。廣州和成都都有同樣的組織，使初來中國的西教士，先在這學校里學習一年的中國話，然後分發到內地去做傳道工作。 第七，職業學校。在濟南有專制花邊等工藝品的學校，上海、興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種小規模的組織。 第八，平民教育。因為中國文字過於艱深的緣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簡易的方法，來推行識字運動。「滬江大學」董景安編著了一種600字通俗課本，組織起「通俗學校」，各處教會都熱忱地推行，在1916年成立了200多個學校，但是600字究竟不夠應用，於是又增加到700字。青年會重複加以研究，另編一種平民千字課本，晏陽初也是同樣的提倡。1923年組織起一個「民眾教育會」，推行這種工作。另一方面，用羅馬字拼音翻譯《聖經》，如寧波、福州等處都曾熱烈地實施。後來中國政府規定「注音字母」，來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會最努力於這種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譯成單本《聖經》，且辦理「學習注音字母學校」。同時，在「主日學」課本都加以採用。此外如「婦女半日學校」，各種「補習學校」以及「盲童學校」、「聾啞學校」、「聖經函授學校」，亦皆屬於基督教教育範圍內的工作，現在我們不能一一詳細說明。比較重要而極普遍的教育工作，則又莫如各教會一致辦理的「主日學」。「主日學」的創始，雖然已經很久，但是在1900年以前，不過是傳教士的一部分工作，教會中設立「主日學」的，只有八分之一。後來由「萬國主日學學會」負責推行，編輯中文的課本，分兒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種不同的程度，於是「主日學」的範圍，不單是屬於兒童的訓練，也是普及到教會以外，成為「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負責推行這件工作的，有「中國主日學合會」，都春圃盡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國各教會沒有一處不有主日學的設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60％的男子、40％的女子，都能讀《聖經》，其識字的百分比，實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許多方法減少文盲，當時有一句口號：「每一個基督徒必須能讀《聖經》，每一個基督徒必須是不識字者的教師。」 四 醫 藥 中國在醫學上，本有很悠久的歷史與高深的哲理，不過是立足於形而上方面的，乃致以虛實邪正、陰陽五行為辨別病源的根據，陷入於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體上不是沒有優越的地方，不過不能掩蓋它的許多缺點。從西洋新醫術傳進中國以後，這種醫術便發生了問題。推原介紹西洋新醫術的功臣，不能不說是基督教。唐朝以來，已經有景教僧侶以西洋醫術為中國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醫藥知識，任「孤兒院」中的看護工作。更正教特別重視這種工作，認為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業的良好輔助，所以在百餘年前「博濟醫院」的憲章中，已有這種明文的規定。直到現在，還是保持著原有的意旨，看醫藥事業與宣教工作一樣重要。當馬禮遜來華以後，便有伯駕醫士、合信醫士繼續來華，伯駕在1834年奉美國公理會的派遣，先在新加坡設立醫院，後乃移至廣州，成立中國最初的醫院，就是「博濟醫院」。1847年英國倫敦會打發一個夏吐嗶醫生到香港，在下環灣仔山上建立醫院；次年又有合信醫士到了廣州，在金利埠設立「惠愛醫館」；這都是中國最早設立的教會醫院，他們的目的，不但要減少人身體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靈魂。所以大多數的醫生，在沒有到中國來的以前，都曾受過神學的訓練。他們的責任，是要向病人宣傳福音，使大多數就醫的病人在離開醫院的時候，得著一種宗教上的影響。對於一般貧窮的病人，不受醫資，不收藥費，使他們感覺到教會醫院完全是一種慈善事業，對於宗教方面發生了興趣。所以醫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設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護士及職員，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訓練，特別在每個醫院之中，有專聘的傳道人員或牧師，擔任向病人講道及分發布道傳單等工作。因此，感動了無數就醫的病人，受洗而為基督信徒。教會當局鑒於這種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發展。從1856年以後，便有很穩定的進步。1874年有10個醫師，到1881年便增加到19個；1876年有16個醫院，24個藥房，41 281個病人，到1889年便有61個醫院，44個藥房，348439個病人。十餘年間，進步有這樣的快。當時在每個比較大一點的傳教機關里，至少有一個醫生。一般無知的愚民，便造出許多離奇的謠言，說教會裡剜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去製藥、去做電報。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現在看來果然不值一笑，而當時卻引起絕大的糾紛，大多數的鬧教風潮，大都以謠言為號召群眾的根據。後來民智漸開，這種誤會便漸漸地消滅了。 新醫術在中國的發祥地，要算廣東。當《南京條約》尚未訂立之前，在廣東已經有一個「中華醫務傳道會」；後來中英戰事爆發，大多數西教士都因此回國，這個「醫藥會」也感到很多的不便，但卻仍舊在艱難中繼續維持下去，集中力量於廣州的「博濟醫院」。這個醫院曾由美國北長老會嘉約翰（J．G．Kerr）醫生主持，歷40年之久，就醫的人數有百萬之多。又訓練了許多中國人做醫藥事業，並編輯了許多關於醫藥衛生的書籍。他在1872年動議成立「瘋人院」，到1892年方在廣州芳村建築了一所房子，1898年落成。這是中國唯一的「瘋癲醫院」，開辦以來，留醫人數前後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醫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醫生繼任其職。求醫人數日漸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廳送來的；病者的種類不一，男女老幼，貧賤富貴，無所不有。因為住院人數之多，不得不謀擴充，本來僅占18畝地基，房屋3座，可容100病人，後便添置基地9畝，增築樓房3座，平房9座，有曠地可資遊行運動，有工藝、娛樂種種場所，設備愈見完備，常有500人住院。內附設禮拜堂，每日舉行禮拜講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頗多。 其次，我們可以特別提到的，就是北平「協和醫院」的經過。這個醫院開始於1861年，從倫敦會雒魏林（Lockhart）醫生創設一個「施醫院」起頭的，地址在英使館的旁邊。開辦之初，遠近來醫的踵跡相接，乃於1863年添聘德貞醫生來院襄助。次年，雒醫生回國，由德醫生主持院務，遷院址於米市大街，另建房屋，並收學生數十人，翻譯《全體通考》、《西藥大全》等書。1895年魏女醫生於附近設立「婦孺醫院」。嗣因庚子之變，全院俱毀於兵燹；至1901年權賃鋪房，依舊開診，由科齡醫士接辦，逐漸整理，悉復舊觀。1903年更於院側設大藥房一所。1905年「協和醫學校」成立，錄取學生45名，成為中國唯一的最高醫學校，後乃得美國洛克斐勒津貼，院務大加擴充。據1914年報告，初次來診的有20 900餘人，複診的有43 500餘人，住院男924人，女282人，至今猶為中國最大的醫院。 同時，在汕頭有英國長老會的「高德醫院」，1867年新院落成，初僅容病人50至60人，至1874年可收容784個住院病人。倫敦會有個著名的醫生名叫馬根濟（Mackenzie），於1875年來到中國，在漢口倫敦會所設的醫院中服務，後來因他的夫人身體關係，就搬到天津。在天津治癒了李鴻章夫人的重病，因而取得官方的讚美，並捐助一筆款子，建造一個醫院。同時馬氏也辦了一個醫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後來都在政界裡服務。直到1888年馬氏去世，官方才停止他們的津貼，而這個醫院的工作，就由倫敦會接辦下去。 一個青年有才幹的醫生名叫索斐德（H．A．Schofield），拋棄了在英國的高尚事業，用自己的經費在1880年參加中國內地布道會在山西的醫藥工作，三年之後，竟不幸因傷寒而病故。 蘇格蘭長老會在滿洲的醫藥工作非常著名，有兩個醫生，一個叫胡約瑟（Joseph M．Hunter），一個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1882年在瀋陽設立醫院。當時有人懷疑他們是英國軍隊的先鋒，傳出許多挖心、摘眼等等謠言，幸虧他們的工作取得官廳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們的醫院反而擴充起來，西方藥物漸為一般人所歡迎，並且也設立了一個醫校。 大英聖公會醫生梅滕更（Duncan Main）1881年到中國，在杭州設立一個「廣濟醫院」。倫敦會在上海設立「仁濟醫院」，美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同仁醫院」，以及英長老會之在廈門、英衛斯理會之在漢口、英長老會之在台灣、美長老會之在北平、美國教會之在福州、倫敦會之在香港、美以美會之在南京、中國內地傳道會之在成都等處，都有相當的醫藥工作，見後列醫院表可知，這裡用不著細說。 第一個到中國來的女醫士，就是康醫生（Combs），在1873年由美以美會派到了北京。同來的有哈醫生（Howard），在天津設了個醫院，他專門為李鴻章家屬看病。1874年美以美會「婦女國外布道會」派了一位女醫生到福州；美國「婦女傳道聯合會」於1885年派了一位女醫生韋太太（Mrs．Williamson）到上海。據1890年調查，在中國的女醫士一共有21位。第一個中國女醫士，要算是金雅梅，她本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因為父母過世，由寧波長老會傳教士麥加提（D．B．Maccartee）幫助，學習於美國，回來便在「婦孺醫院」中工作。第二個是福州人名叫吳敬恩，也是一個牧師之女，1894年赴美國菲拉特菲爾「女子醫學院」學醫，畢業回來，在1889年任「吳士登紀念醫院」（Woolsten Memorial Hospital）院長。更有石美玉醫士，也是一個牧師的女兒，跟一位傳教士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醫科畢業，1896年回國，在九江開設一個醫院。這是幾個著名的女醫士。其他習醫的女子當然不少，這裡不能一一詳舉。 這裡且說一說關於醫藥上的譯著。倫敦會合信醫生翻譯了一些關於醫藥的書，衛斯理會史密斯（J．P．Smith）與嘉約翰（Kerr）都曾寫過一些醫藥書。禮賢會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醫生曾寫許多醫藥論文。美國在福建的奧醫生（D．W．Osgood）翻譯了Gray氏所著的解剖學，後來又經過了Whitney氏重編。先是「中國博醫會」曾於1887年發行一種《博醫會報》，借這雜誌推進醫藥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統一醫學名詞，並且出版了一本醫學和科學的名辭字典和一部醫學課本。後來合組而成的「中華醫學會」，也曾出版一種雜誌，並注意於新醫術的介紹。 說到「麻瘋醫院」的設立，要算廣東北海倫敦會醫院所附設的為最早，成立於1891年，創辦人為傅特醫生。他鑒於廣東地方麻瘋患者之多，乃請求「萬國麻瘋救濟會」幫助，創設此院，收容男女麻瘋100多名，強行注射，成效卓著。調查麻瘋患者，以閩、粵兩省為最多，他省亦不少，總計全國不下有百萬人之多，於是各省醫院咸注意到這種麻瘋救濟的事工。1892年杭州梅滕更醫生，也在「廣濟醫院」附設一「麻瘋院」，於1914年在與市場較為隔遠的松木場建立新院所，分男女兩部，共收病人60餘名。該院背山面湖，空氣清潔，為全國最合適的病院。1905年德國長老教會的柯納醫生（Dr．Kuhne）得「英國萬國麻瘋會」之助，在東莞創設一「麻瘋院」，收容患者有300多人，省政府按月津貼500元。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Louis Conrardy）在廣州石龍建築一「麻瘋院」，1913年得省政府的津貼，大加擴充，收容患者不下700人之多。該院大小房屋有30餘幢，麻瘋人居此，仿佛成一村落，男耕女織，各勤操作，惟宗教色彩太濃，每天必舉行幾次彌撒，對於醫治注射方面不很注重，未免美中不足。此外大衾島「麻瘋院」，發起於1914年浸會力約翰牧師（John Lake），至1925年建築完成，曾得伍廷芳捐資，規模甚大，可容5 000患者。福州東西門外有麻瘋村二處，歷史甚久，由官廳與教會人士發起組織「閩北麻瘋救濟會」，設立大規模「麻瘋院」一所。完全由中國官廳自辦的「麻瘋院」，只有汕頭一處，於1924年成立的。其他如孝感、滄州、蘭州、梧州、福清、仙遊、煙臺、雲南省城，均有英國「麻瘋救濟會」的工作，引起中國人士的注意，才組織「中華麻瘋救濟會」，並在香港、汕頭、福州、廈門設立分會，聘鄔志堅任總幹事，為拯救此百萬麻瘋患者而努力。關於麻瘋救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服務工作，但也是一種醫藥事業，所以在這裡加以敘述。 根據1914年的調查，旅華西醫士，男的有300人，女的有135人，西看護有112人，中國醫士有94人，住院養病的有127 000人，門診的有213萬人，教會在華醫藥事業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其時雖值歐戰，旅華的英德醫士多數回國服務，而在中國醫藥工作上，並不發生什麼影響，因得洛氏基金委員會儘量資助，反見擴充而進步。1916年歐美返國的醫學生，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中華醫學會。1917年「中華博醫會」與「中華醫學會」開聯合會於廣州，通過的議案中，有幾件重要的事，即反對嗎啡私運入華，主張設立公共衛生部，更主張設立中央醫務部，計劃全國醫學校的課程與程度，使教會醫學不致落人之後。當時全國醫學校，共有26處，有1 938個學生。在二十六校中有八校是由中國人自辦的，學生則居總數之半，而教會所辦的醫學校，似感不及，應如何加以改進，便是這次大會所注意的一件事。 「中華醫學會」成立雖不甚久，會員人數日增，類皆畢業於東西各國的醫學士，乃能不分派別，謀醫藥前途的發展。「中華博醫會」之先驅為開始於《南京條約》以前的「中華醫務傳道會」，為西醫士所組織。至此，中西兩醫學會，乃聯合青年會辦理公共衛生事業，如預防傳染、禁止鴉片嗎啡、提倡清潔等等運動，都是由醫學界在中間主動的事。有醫學士畢德門氏，週遊通都大邑，開會展覽，登壇演講，計各處聽講人數不下十數萬人。 1921年又開聯合大會於北平「協和醫校」內，到會會員有500人，其間有80餘中國人，以教會醫士占最多數，其餘則為地方代表與東西各國代表，不啻是一個「萬國醫學大會」。討論許多醫學上的推進問題，特別注重學術上的演講，演講題目有180件之多。並改選兩醫學會職員，龔孫（C．L．Johnson）為博醫會會長，俞鳳賓為中華醫學會會長。 當革命軍北伐與非教風潮的時候，教會醫院遭遇著不少困難，1926年竟有若干醫院受地方政府與黨部的干涉，有勒閉、強占、劫掠、搗毀等出人意外的事，尤以河南、福州、上海、長沙、杭州等處受損失最大。醫院本是無偏無黨的機關，凡需求醫藥上服務的，無論屬於何方，都有不能推卸的責任，決無藉故加罪的理由，所以此種對醫院所施的壓迫，足以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驚異。不過這種施行暴舉的人，大都是外來的軍隊，與一般仇教分子在內策動，並不是當地人士；因為當地人士對於醫院多數表示好感，予以相當的同情與維護。當時的醫院情形： 在這表里，河南、雲南等處尚未列入，可見當時醫院所受打擊之大了。除了被軍隊強占與被迫閉歇的以外，有些醫院，因負責人他往，由一般職員暫維現狀，也有一小部分醫院，把事業移交到華人手裡。不過這種現象卻是暫時的，不到二年，逐漸恢復。各地官廳的態度也多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本不贊成這種行為，所以對濟南當局封閉「齊魯大學醫院」曾加以制止，廣州醫院的未遭占據，亦是為此。凡屬醫院，必須登記，是這次風潮以後所得結果。教會醫院絕不反對登記，只因登記條例多由就地自擬，絕不一致，有些地方非常苛嚴，遂大感困難。 教會醫院自經此次打擊後，不但不因此而衰落，卻反得著特殊的進展。即從前由西國人主持的醫院，至是有許多變為中國人主持了；從前稱為外國人的醫院，至是人多稱以西醫了；從前華職員處於被動地位，至是則因西人離開職守，都由華人出來負責，而變成主動了。多數教會醫院於此皆經改組，由華人充任院長，與由華人組織董事部；此皆在事變中所獲得的成功。從此以後，基督教醫藥事業，便在平順中得著相當的進展。到1932年，「中國博醫會」與「中國醫學會」合併而成為範圍較大的「中華醫學會」。據「平信徒調查團」李諾克斯（Lonox）在1932年報告中說：「華醫與西醫的比例，在1920年為55％，至1925年為57％，1930年為67％」；可見得中國醫生的逐漸增加。「1930年，住院病人共178467人，至施診所受診者共3 111 467人」。在教會醫院任職的外國醫士，共275人，有相當資格的華醫，至少有400人，大半由醫學校最近畢業的。在各醫院服務的華看護，共約有700人左右，每一個醫院裡，都有他們自己訓練的看護士。而這些醫生與看護士中，14％是基督徒。以前教會醫院的經費，都仰給於外國。近年來因外國經費銳減，多數醫院不能不當地籌募，中國人的捐款數量，在比例上日見增高；但大部分仍來自外國，所以幾年來所討論的移交問題，要求中國人自負經濟上的全責，尚未能完全辦到，不過中國國民政府對於教會醫藥事業，頗能予以合作，最顯著的是年來在公共衛生方面的進行。在中日戰事中，教會醫院雖受相當的損失，常受敵機轟炸與淪陷區中的破壞，而對於籌設傷兵醫院與參加前線救護工作，實曾相當地努力。可見教會醫院與政府合作程度日愈增高了。茲將現有各教會所設立的醫院列表如下： 續表 續表 續表 這表是根據1936年第十三期《基督教年鑑》編成的，其間沒有東三省的醫院在內，因為從「九一八」以後，關於東三省的基督教現狀非常模糊，所以在這期《年鑑》里便沒有東三省的記錄。從兩年以前的調查，知道在東三省本有18個醫院，現在情形怎樣卻不得而知了。這張表里所列入的公會凡34，加以學校附設的與數公會合辦的，共計有260個醫院。此外尚有許多小規模的醫藥機關未列入，可見基督教在醫藥方面的努力了！ 五 社 會 「我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這是耶穌親口詔誥門徒的話，是以歷來的基督教會，莫不本此意義，實行社會服務。如上文所敘述的教育、醫藥、文字等等，本來也是社會服務範圍內的事，但是這裡所要說的，是單指「拯困濟危」、「改良風俗」的一方面。 中國風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煙、酒、嫖、賭。說到煙，最先努力謀所以剷除的，莫如1908年所組織的「萬國改良會分會」。該會以丁義華為幹事，專門勸人戒除煙、酒、嫖、賭。時中國正在努力禁菸，政府與英國訂定十年禁絕條約，所以該會對於禁菸問題，為第一入手工作。他們曾經（一）聯合中國政府暨各省當局，認真嚴禁。（二）聯合各報社，宣布鴉片流毒，使人人有所注意。（三）聯合商學各界，在各處各學校演說鴉片毒史。（四）通函各國新聞報，請各慈善家輔助中國進行。（五）組織全國「禁菸聯合會」，一面請政府設立專管機關，由內務部設立「督查禁菸處」。（六）函請各省官廳，凡有緝獲煙土，定期當眾公焚。（七）聯合「英國國民禁菸會」，鼓動英國政府，提前禁菸，以免流毒鄰國。經此努力，果生奇效，當時各行省中，已有14省已告禁絕。又曾聯合各省教會及青年會，設立分會，於撲滅煙毒之外，更勸人戒吸捲菸、禁止賭博。該會自設立以來，編著書籍，刊印圖畫，函電紛飛，東西奔走，工作異常緊張，耗費亦屬不貲，然所用經費皆仰給於美國，故當歐戰發生時，華盛頓總會不遑兼顧，遂不得不謀經濟上的獨立，改名為「中國萬國改良總會」，併購置北京王府大街民房為會所。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希望數十年煙毒，可以從此掃除，想不到竟功敗垂成，前此七八年的努力，都付流水。因為當時上海洋商存有6 000箱煙土，中國政府竟徇洋商之請，命上海道蔡乃煌與之訂立合同，准其運銷江蘇、江西、廣東三省，以製藥為名，設立專賣局。這不啻公然開禁，奸商乃乘機謀利，軍閥又藉此抽稅，死灰竟至復燃，該會亦因此無形消滅。間接繼承其工作的，在這一年10月間有「天津拒土會」的發起，設總會於北京，上海、廣東、武漢、山西、河南等處，皆次第設立分會，聯合呈請政府取消公賣，徐世昌總統便毅然明令燒毀存土1 400萬金，禁菸前途，又呈樂觀。曾幾何時，毒焰復熾，不但鴉片遍滿全國，加以嗎啡、高根、海洛因等毒物，源源而來。於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聯合「青年會」、「醫學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中華國民拒毒會」，1924年8月成立於上海，規定9月28日為「全國拒毒運動日」，印發拒毒圖畫，全國報章特刊專號，並公開演講，舉行大規模遊行，以期喚醒民眾。發行「拒毒月刊」，規定五年計劃，經長時間的奮鬥，始獲國民政府贊助，嚴厲禁種禁吸，毒氛幾告息滅。又不意七七事變發生後，沿海淪陷區中，復毒焰漫天了。 次言賭。中國賭風之盛，莫如廣東，是以「廣東基督教聯會」於1917年11月開會時曾討論勸釋奴婢及戒菸戒賭一案，推李育泉起草，次年李氏提出剷除菸酒賭奴四害意見書。1919年年會時認禁賭為先急之務，因決定三條議案：（一）請願政府嚴禁賭博；（二）請願警廳禁止未成年男女吸菸及賭博；（三）禁止信徒賭博（無論麻雀、撲克，凡屬賭具，一律嚴禁）。並召集各教會各學校代表，推定委員會負責進行。規定一月間一星期為拒賭禮拜。1920年1月16日開成立大會，到會男女有5 000多人，廣事宣傳，分三部進行工作，（一）調查，（二）廣告，（三）徵求。自5月30日至6月20日止，已徵求拒賭會員50 290人，於是設辦事處，聘請駐會幹事，發行《拒賭周刊》，後來此組織也影響及於他處。 對於這種不良習慣，力謀加以改革的團體，有好幾個，例如：「婦女節制會」，也是以反對菸酒、娼妓組織的。當1886年時，有美國「萬國節制會」代表來華，遊行演說，乃於上海、鎮江等處設立支會，因缺乏相當負責人員，上海會務幾乎無形消滅。直至1907年，「萬國節制會」又派代表來華，重複喚起國人的熱忱，並推定上海長老會范女士為「中國婦女節制會」總會長，負責推行，連任數年，由九江美以美會石美玉女醫士繼任，對於會務多所擘劃。1909年北京公理會美國富軻慕慈夫人任「萬國節制會」駐中國幹事，她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在中國宣道已歷有四十年之久，對於中國的風土人情無不熟悉，任事之初，即從事於書籍、小說、圖畫等等的著作，廣事宣傳，到處演講，組織支會。除鎮江外，有支會46處，無一非夫人所手創。後來由梅雲英以至劉湛恩夫人為該會總幹事。工作範圍逐漸推廣。不但曾參與「中華拒毒會」的發起，舉行拒賭運動，及宣傳香菸、酒的害處，更設立「尚德部」，提倡家庭道德；「女工保護部」謀求婦女工人的幸福；「幼童部」培植兒童智德體育的發展；「社會服務部」創設婦孺教養院一所，院址在兆豐路，來院教養者有百餘人，出院後類能謀得自立的生活；「國際和平部」謀剷除戰爭，增進人類友愛；「學生部」舉行作文競賽，演說競賽，暑期演講等。當上海一·二八戰事發生時，因多數會員避難租界，乃創辦一「上海女子公寓」。又創辦了一個「節制女子家事學校」於江灣，在這個學校里一切事務，都由學生自己操作。最近自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遷於租界，改為「新生女子職業中學」。可見節制會的工作日愈擴大了。 1918年上海公共租界各團體，鑒於娼妓充斥，要求工部局設立一「正俗委員會」。工部局乃邀請「基督教教士公會」、「基督教婦女禁酒會」等17團體，開聯席會議，結果，組織成功一個「風俗改良會」；到1920年改名為「進德會」。專門謀賣淫事業的減少，規定妓院必須領照，每年按照抽籤，減去20％，以期五年抽盡。並且設感化所，收容沿街拉客妓女，成效卓著。其進行工作：（一）盡力營救陷於罪惡中的賣淫婦；（二）研究婦女本身的難題，助其經濟獨立；（三）警告人用正當的花柳病療治，免受欺騙。又發行《進德報》，在學校中提倡性教育及衛生。關於救拔妓女的問題，早為一般基督教人所注意。先是在1900年有西國女士5人，因見上海妓女的痛苦，遂同心祈禱，計劃設立「濟良所」以資拯救，至次年果然成立。初有包女士及中國張女士留所辦事，不數年建有房屋5處。至1915年，任事者有西女士6人，中國職員23人，女傭13人，住所婦女470人，前後十四年中收容920人，由所擇配的約300人。起初立所於西華德路，後又移至浙江路，復在寶山路建二層樓房一所，中有讀書室，有工業場，占地13畝，會所於是擴大。當1905年時，有滬紳11人，捐資設立分所於四馬路，後移至南京路南香粉弄，專門收容會審公堂所判送的妓女。來所之人，半日教以讀書識字，半日教以女紅烹飪，後入工業場作工，予以相當工資，使能自立自養。自分所開設以後，數年中收容有1 800人之多，每晚在分所宣講福音，禮拜日舉行「主日學校」，並派員赴會審公堂女監中及妓女中講道。1906年復於江灣開設「愛育學校」，專為培植脫離妓院的幼女而設，特建三層樓房一所、大廈一座，可容百人，內分幼稚、初小、高小等級，與普通學校相同。1909年開設醫院一所。1913年建立禮拜堂一座名「思裘堂」。1912年復於唐山路購地建屋，專收被拐迷路無處安插的男女幼孩，收容有800餘人。此外在滬西亦設有分校，亦收容拐孩及被主人虐待的婢女。此種工作，到現在還是繼續地維持著。同樣在其他通商大埠上，亦有此種救拔不幸婦女的工作。數年前廈門的教會中人，曾有救拔婢女的組織，亦曾收容數十婢女。關於解救婦女的事，又有天足的提倡。中國婦女纏足的風俗，已有很悠久的歷史，推其弊害，不但有背人道，且使女子身體孱弱，影響到國民體質。1895年李德立夫人、李提摩太夫人商議創立天足會，宣傳纏足的害處，利用廣學會的書報，廣事宣傳，於是發刊了許多小冊和勸世文，分散到各地。各處教會亦多響應，教會學校的女生先行放腳，以資提倡。李德立夫人又親身遊歷南北各省，開會演說，並請求各省督撫大員及皇太后出諭勸導全國，實行放腳。奔走數十年，發生巨大影響，至今中國女子已完全脫離纏足惡習，推本窮源，不能不歸功於四十年前李夫人。此外如天津雍劍秋曾發起「養真社」，在消極方面，亦注重戒嫖、戒賭等改良工作；在積極方面，提倡敬天、齊家、愛國、互助、孝親等運動。主張修養四真、五愛。何謂四真？一曰靈真，要將一切迷信打破，篤信上帝，遵守上帝博愛世人之旨。二曰心真，要將一切私心打消，遵行上帝真理，以基督為模範。三曰體真，要將一切有傷身體之事掃除，不作嫖賭納妾之事，堅守一夫一妻之義，借保天真。四曰行真，要將一切虛偽欺詐，屏除淨盡。何謂五愛？一曰自愛，二曰愛人，三曰愛家，四曰愛國，五曰愛和平。當時入社同志有3 000餘人。南京長老會牧師孫喜聖發起「南京改良會」，於1923年11月10日開成立大會於「協進會」，入會的有2 000餘人，推定宣傳員24位，規定宣傳事項：（一）戒鴉片，（二）戒香菸，（三）戒飲酒，（四）戒賭博，（五）戒邪淫，（六）戒納妾，（七）戒奢侈，（八）戒淫書，（九）戒裹足，（十）戒迷信。提倡之事亦有10項：（一）公共衛生，（二）公共遊戲場，（三）通俗學校，（四）通俗報，（五）殘廢院，（六）流民習藝所，（七）遊行演講，（八）博物院，（九）惜牲會，（十）賑災會。後在漢西門、溧水縣、湖熟鎮、山東濟寧府、嶧縣、登州府次第設立分會，並請求「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通函各省教會提倡。 總之，中國當時一切社會惡習，無論煙、酒、嫖、賭等嗜好，風水、星相等迷信，偶像、鬼魅等崇拜，都是基督教所極端注意而竭全力以反對的。 次言拯困濟危。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聾啞與孤兒，特別在中國，這種人的痛苦更利害，因為一般社會對於他們沒有什麼救濟的辦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個廢人，男的叫他學習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學習歌唱做瞽妓；一生命運，便入於悲慘之境。基督教教士本其人道主義，設法予以救濟。當1840年的時候，有某教士偶然收容瞽士六人，因中國此時尚無盲人學校，故分送二人至美，四人至英，入盲人學校受適當教育。至英國的四人中，後有一人返國充寧波「瞽人院」院長。1874年，始有某教士在北京設一「瞽人院」，以後在漢口、奉天、福州、九龍、保定、成都、湖南、寧波、上海等處相繼設立，收容男女盲童，雖皆施以適當教育，尚未注意到工藝的學習；有之自1911年「上海盲童學校」始。該校為美國傅蘭雅獨力捐資而設，中分四種功課：（一）為家庭部，即學習家庭中的種種操作。（二）為文學部，學習中西文字及打字。（三）為音樂部，學習彈琴唱歌。（四）為工藝部，學習編織等手工。其所用書籍，系用硬紙製成凸字，讀時以手代目，自左而右。此種凸字，是以……六凸點變換而成五十四音，計前音十八，後音三十六，如中國固有切音方法，把前後二音合成一音，而得四百四十字音。各盲校皆以此為教授根據，並且曾用此點號印成了《新約全書》。這學校經傅步蘭（傅蘭雅之子）繼續辦理，進步甚速，其畢業生受各處盲校之聘而為教員的為數甚多。又組織西樂隊，及創辦印刷部，發行《盲人月刊》。學生中有畢業聖約翰大學而得文學士學位者一人。1931年又創辦女學部。 其次如廣州的「明心瞽女學校」，始創於1882年。當時在博濟醫院中的一位美國女醫士，名叫賴馬西，一日見路旁有一被棄的失明女孩，年僅周歲，憐而攜歸；未幾，又收得失明女孩三人，寄養於醫院之中，並聘得香港巴陵會「育嬰堂」瞽目女教員，教授該孩等凸字。後來盲生漸多，不得不另租校舍，但屋小僅容30人，乃別謀建築校舍，蒙恂嘉理醫士以所購上芳村空地15畝，讓與建築。但賴醫士妙手空空，初期費用，皆出私囊，轉輾向親友們捐募，直至1910年始行落成，計女生宿舍兩座，男生宿舍一座，校務日見發達。1928年賴氏因年邁回美，由嘉秉道女士繼承辦理。該校自創辦至今，已歷五十餘年，所收男女學生，共有3 705名，畢業者有任傳道或教員的，也有藉手工謀生的，類能自食其力。當1912年時，廣州警察廳取締瞽女賣淫事，乃將學習彈唱瞽女71人送至「明心學校」教養，那時的「明心」已患人滿，因此另立一個「正心學校」。 還有福州聖公會創辦一個「靈光學校」。1900年以前在廈門本來有過一個盲童學校，但不久即停辦。1898年有一位澳洲教會的奧女士（Amy Oxley）到了福建的連江，是擔任醫院的看護的，她很同情盲童的痛苦，在順昌遇到一位久辦盲人教育的教士叫柯先生（Cook），他本是發明華音凸字的人，她便採用這方法在連江創辦一個學校，於教授讀書之外，又教授織席工藝，其出品甚為著名，1900年庚子亂起，遂即停閉，女士例假回澳洲，乘機募款，以備重建。次年回華，與旅福州醫士惠更生（Wilkinson）結婚，遂於醫院附近租得大廈，開始其計劃已久的盲校工作。特別發展其工藝，學生所編竹籃、所結草蓆，曾得南京工業展覽會與巴拿馬展覽會的獎章。在工藝部內，有織席機十架，並有修琴室，制藤椅、熱水鉛壺等各工場，畢業生有任教員傳道打字等各職外，大都以工業謀生。1903年又有英國「印度婦女傳教會」教士司蒂芬女士在福州創設「明道盲童女校」，學生亦甚多，小學畢業後，即令學習織補縫紉等手工。先是1897年，德國教會在九龍創設「瞽女書院」，起初附學於「明心」，後學生漸多，乃自建校舍，有學生79人，並設分校於香港，有學生46人。九龍校中兼收瞽目嬰孩，故課程有自幼稚園而至高等；其音樂與織造，成績最佳。中有一既盲而又聾啞的學生，後來竟能借工藝以自食其力。而長於音樂的，又為各處禮拜堂聘為琴師。該校中又設「師範班」，其畢業生都任一般盲校的教師。在肇慶、德慶亦曾分設「盲童小學」。此外在漢口有「訓育書院」，長沙有「瞽女學校」，奉天有「重明女學」，保定有「盲啞學校」，以及其他，類皆由基督教教士所擘劃經營，其間少數曾受官廳津貼，而大部分經費都由教會捐募而來。據1926年統計，中國盲人學校共有38處，收容男女盲人有1000餘人。不幸因1927至1928年政潮影響，多數盲校已縮小範圍，並有若干處遭受搶劫，書籍物品，全被毀壞。越二年始恢復舊觀，以至於今。 聾啞之人，痛苦更甚，因為凡聾者必啞，以其未嘗聞人的語言，故遂不知如何發言。泰西諸國教聾啞人以語言及文字，不但能發言，亦能懂人的話，一如普通人一樣。有一個美國教士名叫梅理士，與夫人耐德女士同在中國登州傳道，卻不料生了個聾啞的兒子，耐德女士便悉心教他，使他能懂得語言文字。因此，她想到中國這樣大的地方，一定有許多聾啞的人，所以在1887那一年，創設一「聾啞學校」，把她自己的經驗與美國所施用的聾啞教授法，來救濟這些痛苦的人。不意來學者甚為寥寥。未幾，梅理士去世，耐德女士乃於1898年把學校遷到煙臺，購地建屋，以謀擴充。後從美國聘來了哈愛德女士，乃添設女學講室，總名曰「啟喑學館」。至此來學者乃漸多，而學生中有高麗李某、杭州周耀先、福州黃女士，學成後各歸本地創辦學校。一在杭州白馬廟巷口福音堂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9人。一在福州曲城姐妹會女學校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數人。其他學生學工學藝，類能自謀正業以維生活。 至於救濟孤兒，在天主教是十分注重的一件工作，凡在大城市裡的天主堂，差不多都附設著一個育嬰堂或孤兒院的。他們那些修女們稱為姆姆的人，都是負擔著照顧嬰兒與教育兒童的義務。從上海土山灣的情形推之，亦可以略見一斑。上海土山灣的育嬰工作，是由「聖母院」負責辦理的。起初有薛孔昭司鐸，於1855年創設「聖母院」於青浦的橫塘，1864年遷到王家堂，1869年再遷到徐家匯土山灣。第一任院長，是個多明尼的姆姆，經營擘劃，主持有三十年之久，使院務蒸蒸日上，達到今天的宏大規模。現在院內分為「育嬰堂」、「幼稚園」、「聾啞學校」、「啟明女校」、「聖誕女校」、「徐匯女中」、「施醫處」、「浣衣廠」、「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等部分，拯亡會會長戴步賢為現任院長。其「育嬰堂」收容初生至五歲的無靠嬰兒，自成立以來，前後收容過25 000多名，目前有嬰兒650名。有完善的醫藥設備，自蓄乳牛24頭，以新鮮清潔牛奶育養這班嬰兒。六歲以上，即受幼稚園教育，一年以後，送入土山灣孤兒院，繼續修業。若女孩則學習縫紉、刺繡、花邊、編織及其他家庭工作。及至長成，堂方即協助擇配，與奉教男子結婚。結婚以後，如仍願在堂工作的，堂方則給以工資，始終維持密切的關係。男子則令學習工業，有印刷、有銅匠、有修琴、有繪畫等等自辦工場。即不在院內工作的，亦能各有一謀生技能，以維個人或家庭生活，平時又受有相當的宗教訓練，大多數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天主教對孤兒的教養，不但是規模宏大，且亦辦理完善，實為更正教所不及。 更正教亦辦有不少「孤兒院」。據1914年的調查，有「孤兒院」37所，大抵為各教會所設立；收養的孤兒約有2 500餘名，男女各半，分布在全國。江蘇最占多數，計11所，鄂、浙二省次之，各5所，大多數是成立在1900年以後的。成立在1900年以前的，為數不多。最早的則在香港，是1851年創辦的，其次則在上海，開辦於1884年。大抵這種孤兒院的設立，有一共同的情形，即有幾個熱心的基督徒，抱著基督的博愛精神，對於一般無依無靠的男女孤兒，負起教養的責任來。譬如上海孤兒院的發起，則由高鳳池、顧念劬等在普陀夏令會時因見一無家童子，激發憐憫之念而起頭的。寧波「恤孤院」也是同樣從杭州的傳道大會中，有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偶然談起的。如果調查每個孤兒院創辦之始，十九是這樣起頭的。同時，也有同樣的辦理情形，除向國內外各教會各個人勸募捐款、維持衣食生活外，授以相當的普通教育，及予以生活上的技能，兼辦各種工藝，如印刷、織布、製造藤器、木匠、種植等種種小工業。比較天資聰穎的人，繼續資助升學，有升中學或大學，甚至留學東西洋的。後來這些孤兒，類能在社會上謀生或竟占著重要的地位，這是一般孤兒院大概的辦理情形。因為沒有詳細的統計，不能把每個孤兒院的經過一一敘述，姑舉一二，以例其餘。 上海孤兒院成立於1905年。初借城內長老會的「雨化堂」為院址，後來在龍華獲得曠地20餘畝，募款建築院宇。分男女兩院，通常住院學生有男生300、女生100人，半工半讀。在教育方面，是一個完全的二級小學，六年課程；在工藝方面，則分藤工、木工、旗工、醫藥、音樂、縫紉、烹飪、絨線八科；亦曾辦過織布、種植、編草、漆工等科。出院學生，有升送中學的30餘名，入商務印書館任職60餘名，學習看護及醫生的8名，當工藝教員的8名，入印刷所的20餘名，入公司工廠的30餘名，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的1名，入「南開大學」的1名，升「香山慈幼院」習工的7名，其餘在院讀完小學課程，各能自謀職業。女生中由院擇配十餘人。 廣州浸信會「孤兒教養院」，創始於1906年，男女學生50餘人，大都附讀於該會「培正」、「培道」等男女學校，並學習農林畜牧的工作。寧波「恤孤院」發起於1909年，由寧波六公會維持，男校設在高橋，女校設在餘姚。男生75人，女生25人，由院辦完全小學，曾辦拍照、縫紉、理髮、烹飪、農業外，又曾派畢業生到地毯專校學習四年，回院辦理地毯科，所製成的堂毯、車毯、椅毯，頗受社會歡迎。其學生中有升中學、道學、大學、師範、醫科、牙科、影片等專科的，有任教會傳道、教會機關幹事，以及中小學教員、公司經理、工廠主任、醫院院長的，其成效可知。他如山東曹縣、江蘇興化等孤兒院，則以刺繡紡織、編帽制履著名。「香山慈幼院」，以及長沙、杭州、松江、泰安、鄭州等等，莫不工讀並重，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尤其注意的，則為宗教教育的訓練。男女孤兒，不獨敦品勵行，更能以傳布福音為天職。長沙其孤兒竟能跋涉長途，傳教苗人之中，其熱心聖教，可見一斑。上述的各孤兒院，都屬地方性質，各自辦理，毫無統屬。惟在1928年孔祥熙等所發起「中華慈幼協濟會」，方是全國性質的慈幼組織，是以謀全國一萬萬二千萬兒童幸福為宗旨的。分五部工作：（一）兒童保障部。對於一切受虐待婢女、學徒、童養媳等，設法予以救濟，或代向地方警權機關申訴，遇有必需收養的兒童，或介紹其他慈善機關收容，或由該會附設的「慈幼教養院」收容。（二）兒童教養部。當山東、河南諸省發生災荒時，曾匯寄賑款，救濟災童，並收養孤苦兒童300多名，分別寄養於各地孤兒院，並在上海設立「慈幼教養院」，收容無靠孤兒。（三）兒童衛生部。在貧民麇集的地方，設立若干處慈幼保健醫病所，施診施藥，並演講衛生常識。（四）兒童研究部。敦請兒童教育專家，組織「兒童研究委員會」，舉行心理與生理的測驗，發行《慈幼月刊》及《嬰兒保健表》、《孕婦保健表》、《慈幼叢書》等出版物，並設立兒童圖書館等。（五）社會教育部。舉行慈幼運動大會、衛生運動大會，喚起社會同情，宣傳慈幼事工，普及慈幼知識。因為要推行這種工作，便組織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17人，如孔祥熙、余日章、陳鶴琴、郭秉文夫人等，皆屬知名之士。歷來辦理虐待男女兒童案件，不下百餘起。規定4月4日為全國兒童節，已經政府核准。每逢兒童節，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盛大典禮。又在南京籌建「模範教養院」，並增設「保健所」、「工人託兒所」。北平、南京等處成立「慈幼分會」。召集全國慈幼領袖會議。呈請立法院厘定兒童法律，設立兒童法庭，取締婦孺販賣。救濟雛妓、童工、難童，特別收容戰區婦孺。以1935年為兒童年，使全國人民都注意兒童生活的改善。最近《慈幼月刊》改稱《現代父母》，並編輯了許多小冊，如《怎樣教小孩子》、《為兒童造良好的環境》、《義麻雀與家庭教育》等書，有吳維德、陳鐵生、陳征帆等先後任該會幹事，負責進行。先是在青年會本有童子事業，其性質只限於教育方面，而不及於救濟，容於下文敘述青年會事業時再詳。 任何人都承認青年會是一個基督教社會服務的機關，他的歷史與事工，也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之有青年會，是始於1895年，其實在1885年北通州「潞河中學」、福州「英華書院」，都曾組織一學校青年會，這才是青年會在中國最初的發軔。到1895年「北美青年協會」派來會理到中國來，首先在天津創辦了一個城市青年會。1899年路義思又創辦上海青年會。其後青年會事業，在中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由試驗而開拓，由開拓而擴張了。分為城市青年會，學校青年會兩種，其進步情形，列表如下： 青年會歷年會員比較表 當1921年在天津第八次全國大會舉行二十五周年紀念祝典時，到會者有1 271人，代表18省29處城市青年會、131處的學校青年會和7處海外青年會、15處基督教團體，實為中國青年會開一新紀元，見得二十五年來進步之速。總青年會一切事工的，則有「全國青年協會」。協會組織於1896年，其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幹事穆德第一次來華，巡視各地教會學校，促進學校青年會的組織，得29處校會派遣代表，於11月3日至5日集會於上海，是為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產生總委辦，其名曰「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委辦」，以潘慎文為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為書啟。其時所謂書啟，即今日所謂幹事。後來就有中國人做總幹事，如王正廷、余日章以及梁小初等。1901年第三次全國大會集於南京，因韓國青年會加入中華青年會之故，改稱為「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合會」。在第五次大會中又刪去香港二字，又變成「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後來因為將韓國青年會分出，改稱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合」，呈請國民政府內務部立案。1915年第七次大會始改為今名，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當協會初創的時候，借上海青年會四樓的一室為事務所，其任務為通信及巡視各學校，編行《學塾月報》，即後來的《青年進步》。1910年成立學生立志布道團，聘丁立美為旅行幹事，亦為協會事業之一。1920年協會新會所落成，範圍日廣，其工作分八部二組。八部即宗教、職工、庶務、體育、智育、幹事、學生、書報等部，二組即校會組、市會組。屬於智育部的事，有科學演講、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圖影教育、學校教育等。在宗教方面，派幹事巡遊演講，並指導查經布道方法，訓練查經領袖，鼓勵個人談道，舉行職員退修會，敦請世界名人舉行布道大會，如穆德、艾迪等曾在十幾個大城講道。在智育部方面的工作，則有科學演講，如饒伯森攜帶儀器，赴各大城市演講。其次為平民教育運動，為晏陽初、傅若愚兩人所發起，編千字課本，激發各地開辦平民學校，並用圖畫、幻燈及電影等到處演講，備有800餘卷關於道德、衛生、知識等電影片，曾出租於40餘大城。關於學生方面的事工，除聯絡各校學生、發展各校會務等以外，尤注重每年夏令會的召集與指導。又有所謂童子部，是由1913年克樂愷來華辦起的，組織俱樂部，舉行旅行童子營、演講會，以及徵求會員的工作。同時，因提倡自治精神，有童子養成團的組織，欲發展個人天才，有演劇團的組織，並提倡服務，開辦「惠寒學校」與組織「社會改良會」、「個人布道團」等事。1923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提倡公民教育，聘劉湛恩為幹事，負責進行。全國校會市會紛紛組織「公民研究社」，有97處之多，組織「公民宣講隊」，到處演講，又舉行公民問題論文競賽，規定5月3日至9日為「公民教育運動周」。當時頗得「中華教育改進社」、「江蘇省教育會」的贊同與合作，中央教育部各省教育廳亦多來函褒揚，認為是切要工作。其他如書報部及學生立志布道團等工作，前文已略及，此不復贅。而近來最有價值的工作，則莫如戰時服務。當1914年第一次歐戰發生，有15萬華工在法國參加後方工作。青年會特派幹事約百人，就華工中設立161處青年會，備些樂器、玩物及象棋之類，使他們在操作餘暇，得一娛樂之地，也是中國參加歐戰的一種貢獻。而青年會為了要鼓勵這班華工的精神與高興，並解除中西間的隔膜與誤會，去擔任這服務的工作，這也是對歐戰一種間接的貢獻，並且把青年會工作推行到軍隊之中，成立了「軍人青年會」。等到歐戰結束，華工回國，這班幹事擔任一切招待事宜，使他們安然到家。並且在青州、周村設立了二個「職工青年會」，天津、濟南、漢口、南京各地青年會，也添設了職工部，專門為這班回國華工及普通工人提倡通俗教育。在九一八東三省事變與一·二八淞滬戰起時，組織「基督教戰地難民救濟會」，設立「難民收容所」，並組織「戰區服務全國委員會」，敦聘全紹文為前方戰區服務部主任，辦理傷兵招待處、傷兵醫院俱樂部、軍官俱樂部，及慰勞等工作。及至盧溝橋事件發生，揭開中日戰事的序幕，青年會即分三部分工作服務：（一）為軍人，（二）為學生，（三）為難民。當戰事初起，即由協會主持成立「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委員會」，以梁小初為執行幹事，分設支部50處，擔任慰勞與招待、裹傷與救護、訓練與教育、遊藝與娛樂四種工作。設立「軍官俱樂部」、「軍人俱樂部」、「傷兵招待處」、「醫院服務處」，如代軍人寫信，分發慰勞品、供給茶水、教授識字唱歌、報告時事、演講、戲劇、電影、音樂會、遊藝會、遊戲、游泳、布道、個人談話等等。各地方青年會如廣州、南昌、長沙、寧波、上海、北平、漢口等處，亦都有同樣軍人服務。戰事蔓延，文化機關被炸，戰地學生流離失所，上海劉湛恩等發起「學生救濟委員會」。其後，香港、福州、昆明、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沅陵、北平、寶雞、西安、延安、澄江等地亦相繼有同樣組織。救濟工作分：（一）工讀及貸金，（二）旅費津貼，（三）設立經濟宿舍，（四）學生公社，（五）醫藥補助與藥物品供給，（六）學生合作社等，並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如重慶、貴陽、成都、昆明建立學生會所，招待流亡學生，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此種救濟經費，大部分是國外捐來的。在上海設有「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黎照寰為該會主席，分撥款項到各地委員會，實施救濟工作。而該會辦事人員都是由男女青年幹事義務擔任。救濟難民，雖為基督教普遍的工作，亦屬青年會主要服務之一。從各戰地流亡的難民數，無慮千百萬，各地的情形雖不同，而青年會所擔負的工作，大約有四點：（一）受地方政府委託，辦理難民收容與遣送事宜。（二）與當地社會團體合作，負責經營「難民收容所」。（三）聯絡當地基督教團體，進行一般救濟工作。（四）為戰區難胞募集捐款及物品。尤其重要的，在「難民收容所」內，實施教育及服務。這是青年會在社會服務方面一般的工作，簡略的敘述如此。 同時，又有女青年會，其大部分的工作亦相等。1900年以後，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變化。美國女青年會鑒於中國婦女的亟待服務，便派遣潘女士來華計劃設立中國女青年會，於1906年成立上海城市女青年會，以顧恩慈為幹事。1913年潘女士返國，顧女士乃任為協會總幹事。當時成立的市會不過三四處，校會30餘所。至1922年，市會已達12所，校會有80餘所。顧女士八年成績，可見一斑。顧女士病故，繼任者為文自立女士。一年以後，文女士回國，由丁淑靜女士代理，為中國人任總幹事的第一人。1923年在杭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規定協會的典章，以聯絡發展中國各地女青年會，促進女子德智體群四育為宗旨。發行《女青年報》。其工作大旨與青年會相同。在德育方面，辦理查經班、靈修會、主日學、宗教演講，及各種退修會等。智育方面，出版書報，提倡平民教育，半日學校，及家政、烹飪、縫紉、音樂、美術等。體育方面，訓練體育師資，提倡正當遊戲、演講衛生等。群育方面，設「寄宿舍」、「休憩所」、「東道廬」及提倡娛樂交際等。此外又注意勞工事業、農村服務、家庭改進和公民教育等運動。又與「青年會」及「基督教協進會」等教會機關辦理各種慈善事業，如此次戰事中的救濟難民工作。至最近1935年，共有市會18處，會員4 000餘人；校會95處，會員5 000餘人。男女青年會在最近幾年中提倡「團契」，由兩會學生部推行，許多校會已改成了基督徒團契，另外又有所謂少年運動與少女運動，亦有非常的進步。 末了，略為述說基督教一般的救災恤難情形。救災恤難一類的慈善事業，本為基督教活動中重要的部分。據「華洋義賑會上海分會」調查，在上海的慈善團體有73個，而實際能擔負這種救恤事工的，要算「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上海華洋義賑會」、「紅卐字會」，幾個團體。而這些團體中，大半是基督教所組織的。每遇什麼水災、旱災、兵災，基督教便引為唯一的義務，負實施救濟的責任。例如1914年廣東連年水災，美教士湛羅弼等聯合基督教各團體，成立「賑災會」，電外國及華僑及本國信徒勸捐放賑，教堂學校盡為災民收容之所。1918年直隸水災，基督教合組「華北水災賑濟會」，募款，製衣，收容，盡力救濟。同年汕頭地震，房屋傾倒，人民壓斃者甚多，教會亦出動救護。1920年華北五省旱災，赤地千里，災情尤重，每萬人中有280人凍餓而死，208男女災童被賣。除「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一致努力賑濟外，基督教亦組「賑災會」，在工作上捐款上均盡相當的力量。北平「華洋義賑會」請內地會安先生至甘肅主賑務，請貝克教士至山西主賑務，其他各處都托教會主持。1931年長江流域大水災，淹沒田地達七萬方哩，1832年東北又生水災，基督教人士尤多盡力。遇有戰事發生，往往擔任救護難民工作。自革命軍興，以至於連年內戰，各處教會都曾為救護難民而努力。如1925年齊、盧內戰，滬寧一帶廬舍為墟，人民失所，南京教會便組織「戰地救濟會」，與「紅十字會」同時出發工作。近如「九一八」之役、「一·二八」之役，以及最近「七七」以後，各地基督教莫不聯合組織，禮拜堂盡成為「難民收容所」。天主教亦十分盡力，饒神甫在上海、南京以及漢口等處設立難民區，賴以保全生命的，無慮數百萬眾。又曾奔走號呼，向中外人士廣募捐款。而更正教全國牧師教友，幾乎全體動員，為難民捐款服務。此為盡人目睹的事，將來當有專書記載的。 此外基督教人士曾熱心提倡農村合作、農村改造等等運動。自1933年「基督教協進會」在河北定縣討論平教運動，基督教的農村事業便為人所注意，以華北為最發達。如公理會在潞河舉辦的鄉村服務，保定樊家莊同仁學校的鄉村工作，灤東三縣的婦女教育，昌平、清河、龍山、福山等處農村服務實驗，「銘賢學校」在山西改良種植，以及新德「農業試驗場」等等，可謂農村運動的先鋒。其他如「華東教會」亦多辦理農村事業。如蘇州青年會劃唯亭為「農村服務區」，女青年會最初在遼寧四鄉、山東福山，廣東台山，江蘇大場及宋墅辦理農村婦女教育。後來又在湖南漢壽，湖北皂市，四川壁山、潼南、溫江等縣，進行鄉村服務工作。「浙滬浸禮會」之於上虞，「金陵神學」之於淳化鎮，「金大農學院」之於烏江，皆有農村服務的實驗工作。華南方面，如福州「協和大學」的「農村服務委員會」，新寧女青年會的服務鄉村，廣東協會在人和墟提倡農村基督化。華西方面，四川教會對於農村工作亦發生興趣，重慶、成都皆有農村服務工作。江西基督教會在黎川縣舉辦農村實驗區，定縣有平教運動，凡此皆基督教對於農村運動的情形。最初在1914年有「義農會」的組織，及1932年農村合作的推行，全國成立「合作社」有80餘所。這些都是基督教對於社會服務的大概情形，因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詳述，舉其綱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