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十九章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因為人們在生活上受著一種壓迫，對於舊制度有不滿的時候，便會生出了反抗的情緒，用一種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謂革命。世界上無論是政治的革命、社會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發於這個理由。我中國自受清統治以後，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領導的民族革命，只因為他的革命陣線不健全，乃至於功敗垂成。繼之而起的，則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他自己用了40年繼續不斷地奮鬥，把267年滿人的統治權推翻，使君主專制政體變成為民主共和政體，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現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遺志，繼續努力，以期完成一個平等自由的中華民國。 我們研究這種革命精神的來源，卻不能否認與基督教有相當的關係：洪秀全既從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發動這十三年偉大的力量，雖然他那種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們贊同，而他與基督教的關係，卻無可否認的。孫中山也是如此，他從小就受著基督教思想的薰陶，獲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犧牲奮鬥的原動力量。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 對於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一般替他寫傳記的人，都把它隱諱。只有一位英國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的，寫了一本《孫逸仙傳記》，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毫無忌諱地述說出來。從這本書里我們大略可以知道，孫中山個人的宗教生活與他所領導的革命，不無密切的關係。 當他在14歲那年（1879年），跟著他的哥哥德彰離開了生長的翠亨家鄉，到夏威夷火奴魯魯（檀香山）去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基督教的學校，在那裡讀了三年書。後來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學校，在香港公理會喜嘉理（C．R．Hager）牧師手裡正式受洗，這年他是18歲（1883年）。他寫在基督徒冊籍上名字叫孫日新，因為廣東音「日新」與「逸仙」是同音的。他為什麼不寫「逸仙」而寫「日新」？我們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約的推想起來，或者是因為家庭中不贊成的緣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的讀書費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給的。在香港進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寫信給他，叫他與基督教斷絕關係，否則不再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並不因此動搖，他哥哥沒法，只好叫他回檀香山，說有業務相托。到了檀島，他哥哥迫脅禁阻，且不給一錢。當時在僑居的信徒中，見他熱心宗教，就資助他回國學習傳道，後來棄傳道而習醫，原來想借行醫以傳道的。從「博濟醫院」畢業後，在澳門設立了醫院，便開始進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從進教以後，對於耶穌的犧牲精神，不但一天天地了解，而且生活變成基督化了。一本《聖經》，便做了他終身行事的法規，而有虔誠的信仰。林百克在《孫逸仙傳記》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話說： 他當耶穌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與近代文化一同往前進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現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見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他在那年回到家鄉，曾經毀壞了翠亨村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眾的咒詛，他們罵他：「這個瘋孩子，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種褻瀆神道的舉動，只有洋人教得出來。」他的父親因此也生了氣，叫他離開了家鄉。但是他還是拿著一本《聖經》，在一個小的油燈邊靜靜地念著。林百克又記著說： 他這個時候，出神地想，……也覺得他已屬於耶穌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什麼緣故？因為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眾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於是也可以增高，他們就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這個時候，他已經深植了耶穌的犧牲無畏的精神，所以後來能夠本著這種精神，始終不變，做他革命的事業。當他在31歲（1896）那一年，在英國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險，就是所謂「倫敦被難」的一件事。全是靠著他的宗教信仰與他的宗教關係下而脫險的。他被人誘到中國使館去，被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瑗密囚起來；那一天正是禮拜天，在將赴禮拜堂的途中發生的。他既被禁在使館之中，外面一些也沒有知道。使館中正布置著怎樣把他秘密運回中國，一切都預備好了，時間很急迫了，在這千鈞一髮、萬無生望的時候，憑著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誠懇的禱告，得著上帝之助，藉手於他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得脫於難。我們看康德黎所著的《孫逸仙及中國之覺悟》（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以及他親手寫給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長老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他的宗教信仰。現在把這一封信抄錄在下面： 啟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之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遞傳食物各件。前已托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為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與傳出外，與簡地利（按即康德黎）萬臣二師一。他等聞此事，著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癲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為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敦幾乎鼓譟，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喪盡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間賢豪。弟遭大故，如盪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孫文。 他又寫過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但在這一封信里，已經可以包括倫敦被難的大概情形了。他這次能在萬分危險中得著釋放，正如死里復活一樣，全靠康德黎營救的力量。這位康德黎先生，在孫中山去世的時候，他還健在。當旅英華人開追悼會時，曾經到會，涕淚沾襟，輓詞中有這麼幾句話： 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在這封短短的信里，充滿著宗教的信仰，他怎樣在危急的時候懇切地祈禱，從祈禱中怎樣得到內心的安慰。在萬無生望的當中，竟會脫出危險而安然無事，覺得是上帝的特別施恩，因而始終不忘他「從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這位英國人侍者哥羅，怎肯為一個外國的犯人傳遞消息：當孫中山與他關說的時候，曾經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此得了感動。並不接受給他的酬報，把孫中山送他的金錢，交還給康德黎夫人，可見這位侍者，完全出於一種基督徒的義俠與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揮淚而感謝上帝。他雖然以後不很談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卻處處表現出他是「以耶穌之心為心」的。林百克所以說：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這結論實是確切不移，我們看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更是充滿著耶穌的博愛精神。記者在民國十五年曾經寫過一篇《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的短文，把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比較。張亦鏡先生也在《真光雜誌》第二十七卷十號里詳細地比較過，並且列一個表做結論。 在這裡我們不需要詳細地重提，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於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這在平心靜氣加一番研究的人，決不會說是穿鑿附會的。 1925年3月12日午前病卒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的時候，最後的遺囑中，他承認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覺得一生（60歲）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當時用基督教儀式舉行喪禮，曾引起國民黨同志中一部分的反對，孔祥熙等為此事通電解釋，而素來反對基督教的汪精衛，為此事也曾有過說明： 中山先生曾說他是基督徒，臨終並不否認，當中山先生去世之後，孫夫人和孫哲生主張在協和醫院行基督教禮儀，但有一部分的人反對，我在當時卻是放任的。 這是汪精衛在1925年對劉湛恩、李應林說的話，可以證明孫總理自己承認是基督徒的一件事是確實的。還有他的結髮夫人盧氏，在後來答覆香山商會的一封信，述說總理平生的末一段，有這樣的幾句： ……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所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 更是真確的見證。我們總孫總理一生的精神與事業，不但處處與基督精神相符合，而且能把基督精神活用於革命事業之上，這不可謂非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大收穫。崔滄海（即通約）在敘述《基督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一文中，不但證明孫總理是一忠實基督信徒，更說及當時參加革命的人中有不少基督信徒，其言曰： 先總理是一個平生忠實之基督教信徒，先總理之家庭也完全是基督教信徒。……總理少年信仰宗教，非常熱烈；讀《舊約》至摩西導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樂土記，眉飛色舞，拍案大叫，我孫逸仙豈不能令我漢族脫離韃虜而建新國乎？（見《真光雜誌二十五周紀念特刊》） 中西教士與總理之患難結識，其名更僕難數：最著者其師康德黎，其友莫爾干，皆英人也；畏友區鳳墀、楊襄甫、王煜初諸教士，皆我國人也；亦皆革命派之基督教信徒也。 他又敘述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為革命機關，在雙門底長老會福音堂中，有傳教師王質甫，曾幫助孫總理秘密工作，用教堂名義，暗藏軍械於書箱中，秘密運輸，為海關察破，連累牧師坐監。其他教堂為革命機關的，如永漢路四牌樓黃沙的長老會福音堂，河南的巴陵會福音堂，花地「格致書院」，芳村的「培英書院」，仁濟大街的「博濟醫院」，油欄門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鴻興客棧」等處，可見基督教機關的贊助革命如此。更有基督徒之參加革命的，如首先為革命犧牲的史堅如，是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雖沒有正式受洗，但他對基督教卻篤信而不疑。又如洪全福、鄧蔭南、李杞堂皆熱心教徒，奔走於港澳之間。總理從日本派來梁務光、梁務義兄弟，皆巴色會信徒，為李准所殺害，後來莫榮新附逆，鄧蔭南憤不可遏，暗設機關於廣州城南，基督徒黃福、譚思義、司徒不偏等密制炸彈炸藥，以事機不密，三人皆被害。其他基督徒中熱心濟助軍餉的，如吳東啟、王棠、林護等人，更難計數。最令人難忘的，黃花岡之役中，已死難之七十二烈士，有幾個基督徒，不過不能舉其名。當時參加革命的，據崔氏所知的基督徒，曾列表如下： 續表 崔氏列此表時，尚矍鑠健在，但今已故世。足見當時基督徒之參加革命的，僅廣東一隅，已有如許人，他處當亦不少，惜無人調查耳。如今承繼總理而領導革命的首領蔣總裁，亦正式領洗而為基督徒。其夫人宋美齡女士，本生長於基督徒家庭，為監理會本處傳道宋躍如的第三女公子，兄弟姊妹一家皆為熱心基督徒，其母宋太太十年前猶熱心傳道，奔走於教友家庭中探望。其戚屬孔氏孫氏等，莫不信奉基督教。其他如馮玉祥、張之江、王寵惠、王正廷、鈕永建、馬相伯等，更屬不一而足。可見基督教對於國民革命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