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十八章

庚子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中國基督教從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訓，覺得以前的傳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當局對於教士幫助教友訴訟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於教友的訓練與教友全家歸主的運動，所以成立了許多訓練教友的團體，如山東、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處，都有這種組織，有些是培養教友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討論個人傳道方法的，有些是為鄰友祈禱的；總之是以鼓勵教友傳道為目的，規定每人每年必須領導一人進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處地方，竟從700個教友，突然增加到3 000多人。同時，對於慕道者的訓練，亦加緊起來，每個慕道者，非經過二三月的長期訓練，不可以進教。其訓練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學校一樣，使他們學習一切教義問答，並且熟讀經文及十誡等；或由教士們親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訓練期中，教會每開支了巨大的經費，予慕道者以相當的津貼；有時且利用賑災的機會，吸引許多貧民，來受宗教的訓練。在1910年直隸災荒時，曾一面放賑，一面以金錢召人聽道，結果，便增加了許多教友。這種方法，當然會引起一部分教士的反對；不過在施用這方法的人，以為待他們進教以後，可以用教育來把他們品格提高，並且在二三代以後，他們的子孫，從小就可以獲得宗教的薰陶，而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們很普遍地採用這方法來吸引教友。 1900年以前，在中國的天主教，只有十個修會，即方濟各，奧斯定，多明尼，耶穌會，以及遣使會，聖言會，聖母聖心會，巴黎、密良、羅馬等「外方傳教會」。到1900年以後，便絡繹增加到三十多會。（見前章《修會來華表》。）傳教士的國別，起初只有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後來不論法、美、英、德、比、荷、坎、奧、匈、波、捷、瑞等國，皆派教士來華，其人數的增加，實足以驚人。 傳教士人數增加表 傳教區域增加表 續表 教友人數增加表 從上列各表，可以見得天主教在1900年後的進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顯著的發展。 原中國之有新教育，實不能不歸功於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從1850年開辦「徐匯公學」以後，逐漸增設許多普通小學、中學與教理學校。為便利學生深造起見，法國耶穌會於1903年創辦「震旦大學」於上海，1925年北平的「輔仁大學」，初由美國本篤會所創辦，到1933年改由聖言會管理；法國耶穌會又在1922年創辦「工商學院」於天津。這是天主教在中國的最高學府，都已先後向中國教育部依法立案。據1930年的統計，三大學學生有1384名。高初中學校共51所，男生8306名，女生4026名。師範學生男279名，女生395名。至於高初小學，高小男校197所，學生10 389名，女校117所，學生8 387名。上述各級學校中，有半數以上是教外學生。而純粹培植教內學生的，有教理學校8 640所，男女學生162 485名。教理教員養成學校中有男女青年1 631名。此外則專攻神學的修院，是培植傳道人才的，在1930年一年中。習拉丁文的有4 351名，習哲學的有327名，習神學的有425名；尚有在羅馬留學，預備晉升司鐸的有29名。只就學生的人數比較，1930年的統計，差不多比1914年加了一倍；其教育發達的情形，可見一斑。 各教區中所設的「孤兒院」，有306處，收容孤兒有21 858名；聖嬰會收養嬰兒，有52894名。從上面種種數字上看，覺得天主教所特別注重的工作，即是收養嬰孩孤兒與培植教內子女，使他們從小就得著宗教的訓練，可以建立起中國教會的基礎。同時，也設立了「留養院」有232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們擔任看護之責。這些修女們，大都受過簡單醫藥常識訓練，所以對於嬰兒、孤兒與老人遇尋常疾病的時候，他們便可以為之醫治。苟有重病，方送醫院診治。在漢口、陝西、上海等處曾設醫院，施診給藥，在1930年這一年中，就醫人數有7 061 492人；在廣州亦曾設「麻瘋院」一所，收容麻瘋患者。 至於印刷和著作，據最近統計，共有定期刊物30餘種，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1915年創辦一日報，即天津的《益世報》，在中國的新聞界中也占著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20餘處，規模較大的，要以北平、天津、上海為最；出版書籍，上海共有53萬多冊，重慶共有40萬冊，他如獻縣等處，亦出了不少書籍。為發展此種事業計，曾於1928年設立一個中樞機關於北平，名為「中華公教教育會」，大部分的工作，是管理全國的出版事業。 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加緊中國領袖人才的訓練，努力於中國教士與職員的增加。當1918年時，中國教士占35％，至1923年加到41％；1926年時中國職員占66％，十年之後，便增加到72％。對於一般新興的建築，大都採用中國式樣。又編成了許多中國譜調的詩歌，教區的名稱，都改為中國地名。這些工作，與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會運動，有相同的意味。1924年召集一次「中華全國公教會議」，議決從速建立一個經常自立的本國教會，並且劃定了幾個自立傳教區。在這會議中，分設七個小組委員會，計劃各方面工作的聯合。此後幾年中，傳教區域，陸續移交於華籍神職班管理，使中國教會可以漸漸達到自立的地步。可見最近二十年來，跟著時代的潮流，向著這新方向邁進。 一般的批評，以為天主教對於社會服務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實亦不盡然；我們看天主教在救災救難的一方面，也很有偉大成績。例如1931年華北水災時，教皇及中國信徒發起的賑災會，募得20餘萬元的賑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戰事中，多數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難民收容所，並且設立許多軍事醫院，為救護傷兵之用。饒神父為難民奔走呼籲，劃定難民安全區，不獨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戰區；受他蔭庇的人，更何止幾千百萬。一般中西修士與教友，日夜為難民服務，尤不乏其人。中國領袖如陸伯鴻、馬相伯等人，亦莫不為之盡力。 至於教友人數的增加，在1900年前，必須經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從1900至1912年，只十一年間已加了一倍。不過從1918年後，其增加的速率較為遲慢。1918年的統計為1 963 639人，到1924年加到2 244 366人，只增加到14．3％而已。 說到更正教，在1900年以後，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國人仇視基督教，多誤會外人來華傳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亂，各國乃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教會人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得轉危為安。其後山西浸會首先以其賠款創辦山西大學，而美國乃主張退還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各國多亦效法，均將賠款退還，遂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其次如政府銳意維新，廣設學校，算術、英文及科學教員大都取材於教會；尤其在國民革命的時候，參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國成立以後，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職的，更不乏其人；單在廣東省政府中，當時任職人員，信徒竟占65％以上。並且基督教所辦各種慈善事業，每每取得一般社會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時候，不獨教會能慷慨捐輸，尤必擔任放賑事務，任勞任怨，涓滴歸公，凡此皆足以改變國人對教會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獲得一部分人的諒解。 在教會自身，因遭遇許多困難，發現了許多弱點，力謀改弦更張。例如教會的自立自傳運動，從此更加猛進。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設辦事處於寶山路，發行《聖報》為宣傳機關。到1910年浙江平陽內地會首先響應，宣告自立。自立的風氣，遂漸漸普及到全國。如上海的羅店，浙江的鎮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廣東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門，湖南的常德等處，皆先後成立自立教會。並設總堂於上海閘北。1920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報告有80多處自立教會。從此歷年增加，1921年增至150餘處，1922年增至180多處，1923年增至290處，1924年增至330多處，在這四五年之間，幾乎是級數的增加，進步之速，於此可見。同時，上海又有高鳳池、謝洪賚等發起「中國基督徒會」，不久，在香港設立了支會，逐漸推廣到北京、天津、寧波、徐州、長沙、太原等處，亦先後成立支會；其後在天津則改稱為「中國基督教會」，他處亦漸漸的無形消滅，惟香港至今猶存。 1910年時，天津徐君匯、張伯苓等聯合當地五公會教友，發起一個自立教會。1918年又有長老會教友劉壽山等在山東煙臺組織「中華基督教會」，青島、濟南相繼成立分會，推及到山東全省以至於直隸、山西等處，而成立華北的自立系統。同時，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莊、李逢謙等組織一個自立教會，名為「基督徒團契」。在香港、廣東、福建等處，尤努力於自立自養自傳，而改稱其教會為「中華基督教會」。全國教會差不多都有謀求自立的計劃；即未完全自立的教會，亦必將其原有名稱，冠以「中國」字樣，或改稱為「中國基督教」。而在傳道工作方面，都漸漸由華教士負起主要的責任，西教士乃退處於輔佐的地位。 其次，中國大多數的教友，不但覺悟到自身應負教會的一切責任，並且應推廣布道工作到各方面，於是有「國內布道會」等的發起（另詳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龍江、陝西、蒙古、雲南等處布道，十數年間，成立了二三十處機關。 再次，謀全國教會的大聯合，不但在事工上消滅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運動、歸主運動、國內布道會、信仰自由請願等等，已不復有宗派的區分。而1907年召集的「百年大會」，更表現了各教會的合作精神。該會自4月25日開會至5月8日閉會，以上海青年會新建的殉道堂為會場，各教會各機關所派出席代表，共有600多人，討論的總題為「中國的教會」。結果，有人主張組織一個無宗派的基督教協會，亦有人主張各省組織省基督教聯會，然後由省聯會聯合成全國基督教議會。此後，各省基督教紛紛組織了省聯會，地方教會亦組織了許多地方聯會。不過這次大會閉會以後，沒有負責推進的中心機關，進行得很慢。直至1913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國大會」，由穆德主席，組織成一個全國基督教中心機關，名為「中華續行委辦會」。她的任務：（一）執行全國大會的議決案。（二）在中西溝通的機關，與艾丁堡續行委辦會通聲氣。（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業。（四）發表教會公共的意見。（五）為各教會的諮詢機關。設立事務所於上海崑山花園五號，聘請誠靜怡為總幹事，開始做調查與研究工作；把調查全國各方面的事業，印成《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一期在1914年出版，繼續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1922年5月間又召開了一個全國大會，中西出席代表有1 180人之多，與上次大會比較，見得進步了許多，上次會員中國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則占二分之一強。開會凡八日，分五股討論，對於布道、醫藥、文字、教育、工業、婦女等問題，皆有詳細的計劃。改「中華續行委辦會」為「中華基督教協進會」，選舉中西會員百人，以誠靜怡為總幹事，提倡「本色教會」，編成中西文《中華歸主》兩巨冊，全國各教會的工作情形，悉載無遺。由是各教會咸謀聯絡或合併，除長老會曾於1907年成立「全國聯合會」，並與公理會、倫敦會合組「中華基督教會」外，全國信義宗教會，亦成為「中華信義會」，全國聖公宗教會、亦聯成「中華聖公會」，最近屬於衛斯理宗的監理會、美以美會、美道會，亦已實行合併而為一會，這可以見得中國教會的日趨於聯合統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則為因中日戰事的發生，教會在物質方面雖受很大的損失，而在救濟難民的工作上所盡的力量，卻博得一般民眾的好感，為千載一時的傳道良機，使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日愈鞏固，前途便有無窮的希望。茲且以最近統計，列表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