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十五章

道光以後天主教的復興 1773年耶穌會被羅馬教皇解散以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直到1814年在歐洲始行恢復。1842年由教皇選派巴黎南格祿（Gotteland）與艾方濟（Estēve）、李秀芳（Brueyre）三人重來上海。其時正值鴉片戰爭結束，《中英條約》上有「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的話，於是教士來華設堂傳教，為條約所許。從此基督教在中國，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1846年道光又有上諭說： 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教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舊房屋，各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因這道上諭與後來《法國條約》所規定，各省天主堂均得收回：例如上海南門的聖墓堂與老天主堂，皆歸還天主教；北京的南堂，亦得啟封。於是天主教工作不但盡行恢復，抑且日見進展；各國天主教的修會，又紛紛派員來華。除耶穌會已於1824年重來分派在江蘇、安徽兩省及河北省東南部傳教外，不久，在上海徐家匯設立總部。由各修會認定地點工作：如傳教於福建的，則由西班牙多明尼會士；管轄四川、貴州、雲南、兩廣、滿洲和西藏的，則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山東、山西、陝西、湖北、湖南五省工作的，則有方濟各會士；至於遣使會的教士們，接管耶穌會在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處工作。到19世紀的下半期，更有其他修會來華，試觀下表： 各修會來華表 續表 續表 根據上表，我們看見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修會，有三十餘種之多，另外有八十多個女修會，可見他的派別也是很多的。不過德禮賢氏在他所著的《中國天主教史》十三章內這樣聲明說： 非天主教讀者，宜注意此等傳教會，都是天主會各種修會，並不是像聖公會、長老會等各樹一幟，不相統屬的。天主教內傳教會，不過是修士團體，都在唯一天主教公教教會以內。 外國來華的女修會表 續表 續表 從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事業的發展，固已不是已往所可比擬。然而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卻又遭遇著不少的風波；其所遭遇的迫逼，實比更正教為大。且略舉咸同以來的天主教教難如下： 1856年（咸豐六年）在廣西西林法國神甫馬奧斯定，為知縣張鳳鳴逮捕處死，同時，有教士貝滿及女教師曹桂英皆一同喪命。經法領事交涉之後，乃將該知縣革職了事。此後殺死外國人及教友的事，仍舊繼續不斷地發生；如兩廣總督葉銘琛捕殺了英國的水手，焚毀了工藝廠，便引起極大的交涉。同時法國亦因中國官吏屢次有殺死教士的事，英法兩國便聯合出兵，會師於香港，移文兩廣總督，要求遵約保護，賠償損失。不意葉銘琛竟置之不理，反而下令備戰，結果，葉氏兵敗被擒。這是咸豐七年的事。次年2月間聯軍移師北上，要求派遣大臣議約，清廷又不理。不得已率師進逼，於5月30日入天津，清廷始派大學士桂良議和，訂立《天津條約》，說定第二年換約，兩國遂撤兵。清廷又復反悔，並出上諭禁止傳教。到了次年6月間換約時，不但拒而不行，反命僧格林沁封鎖白河，伏兵攻殺英兵五百餘人，並毀戰艦三艘，清廷且嘉其忠勇。禁止傳教，更甚於前。江西、福建又有查拿教友的事。英兵中伏敗衄，乃約同法國，派遣大隊戰艦，以圖報復。兵至上海，下哀的美敦書，要求認罪賠償，履行《天津條約》，這是咸豐十年3月間事。北京接到哀的美敦書後，不知悔禍，反而下令宣戰，任命僧格林沁經略戰守事宜。8月間交戰數次，大沽炮台失陷，英、法兵復入天津，清廷方始惶懼，復遣桂良議和，仍圖虛與委蛇，一面求和，一面整頓軍隊，出其不意，將通州兩國使臣三十八人擄掠而去。聯軍不得已乃繼續進攻，清兵傷亡甚眾，僧格林沁率部北逃。皇帝亦攜后妃逃至熱河，命皇弟恭王留守京師，遣使求和。聯軍要求先行釋放被擄三十八人，不意這三十八人，已被處死過半，聯軍聞信，憤怒異常，乃焚燒圓明園，情勢愈趨緊張。恭王遂被任為全權議和大臣，簽訂數十條和約。其實在此前所訂的《天津條約》的第十三款中，就有幾句是關於傳教問題的；略舉如下：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 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 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從此美、俄、意、葡等國，皆沿例要求通商傳教，中國門戶，於是洞開。時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尚與清廷爭持；同時，河南張總愚的捻匪，四川、雲南的回匪，相繼騷擾，全國鼎沸，人民塗炭，教會亦遭波及。而仇教官吏，往往借端陷害，誣教友為匪；離京較遠的地方，又往往任意慘殺。咸豐十一年有貴州教友張有揚等四人被殺，同治元年又有文神甫與教友吳學聖等四人被殺，皆誣以通匪之罪。這一年南昌、重慶也有搗毀教堂等事。各省仇教之事，仍不斷發生。 四川酉陽以巨紳張丕昭作謗教書，人民為所蠱惑，群起仇教。在同治四年，又有殺死教友與馬神甫的事。到同治七年鬧得更凶了，仇教者聚眾搜殺洋人，被殺者有李神甫與教友等四十人，堂屋盡毀。彭水地方亦有焚掠教友七八百家之多。四川鬧教，影響貴州，在遵義地方，亦起仇教風波。知府陳光璧放任人民劫掠教堂，教友家被搶劫者不下七八百家，教士雖未遇害，而遭打受辱。亦有多人。 江蘇省中鎮江、淮安、揚州等處，謠言「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乃至演成驅逐教士，焚毀教堂等慘劇。安徽省城安慶亦然，紳民為謠言所惑，亦有驅逐教士、焚毀教堂之事，教友家之被掠者，八十餘家，死於非命者，二十五人。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門縣地方，有莠民聚眾仇教，焚毀教堂四五座，焚掠教友數十家。利川縣知縣拘捕教友，毀其廬舍。湖南更甚，藍月旺神甫在長沙罹難後，竟不許西人駐足。江西、河南、廣東、陝西、直隸皆有同樣的遭遇，教士教友，有死於鬧教中的，也有死於兵亂中的，不勝列舉。而當時最大的教案，要算同治九年的天津事件。 天津教案，由陳國瑞一人煽動而成。陳國瑞本是僧格林沁的義子，疾惡洋人特甚。當他在南京時散播謠言，希圖煽起仇教事件，因計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遍貼謗教傳單。果於6月22日發生暴動，圍攻天主教堂。官府不加彈壓，亂民愈聚愈多，謝、吳兩神甫即報告法領事豐大業，豐領事即請北洋大臣崇厚保護。崇厚百端推諉，領事與隨員及神甫均因而遇害，領事署天主堂亦付之一炬。又焚燒「仁愛堂」。「仁愛堂」乃一修女院，內有修女十名，收養孤兒幼女，並施藥施診，行種種慈善事業。是日屋宇被焚，修女被殺，孤兒亦多死傷，並波及鄰居法商及俄僑多人喪命，英、美福音堂亦遭焚掠。結果，賠償撫恤，懲辦官吏了事。 光緒二年，長江下游又起謠言，說天主教教友楊琴錫等，散放紙人，夜間剪人髮辮。仇教者乘機鼓惑，安徽建平、宣城、富國等處又演成焚毀教堂，殺死教友等事。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廣東等省竟有遷怒於教會，多處教堂遭受毀損。越南東京國王下令屠殺教友三萬八千多人。光緒十四年長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謠，引起騷動。到十七年湖南有周漢者編印書籍圖畫，煽起教禍，影響及於安徽的蕪湖、廣德，江蘇的丹陽、無錫，湖北的武穴、宜昌，江西的九江等處，又有焚毀教會和各種房屋，劫掠財物等暴舉，惟幸未傷人。此後更有庚子的大屠殺，當另述。 總之，此種教案之起，純由於民智未開，以天主教所舉辦的育嬰事業，誤為誘拐小孩，發生種種謠言，說什麼挖眼剖心，制為藥材。不獨愚民無智，盲目聽信；即士大夫中知識階級，亦多相信，見於文章著述之中。試看梁章鉅所著《浪跡叢談》的話： 自西洋人設立天主教，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吃教，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人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臨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巾囊曰衣胞，紉其頂以入棺，或曰借事以刳死人睛，作煉銀藥。（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卷292，下卷491） 如此愚昧之言，見之於記載者，固屬不一而足。《辟邪紀實》書中捏造事實，尤為荒謬絕倫，此皆引起教案的唯一原因。在此種教案之中，往往波及更正教堂，特別是庚子之變。不過教會往往在苦難中生長的，每遇一次苦難，便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在苦難中，不但可以增強奮鬥精神且可以從反省覺悟自身的缺點，以資改進。所以這時候的教會當局，覺得在外人領導下的教會，很容易引起誤會，因而有基督教的「本色」運動。「本色教會」這個名稱，雖然產生於最近更正教會中，但也是天主教多年來所注重的一件事。他們最初便注意到「本籍神職班」的造就，希望有多數中國人出來負擔中國教會的各項職司。當1893年教皇宗良十三世曾頒布過這樣的話： 要是沒有國籍神職和國籍主教，那麼，教外國中的天主教信仰，不會有確定的將來。 後來像本篤十五世、庇護十五世都發表同樣的意見，如說「每一個國家，應該培養自己的神職班」，「耶穌的神國，假使沒有本籍神職班做基礎，不能有穩固的進展」。可見他們把「本籍神職班」的培植，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當利瑪竇最初傳教時，便領導鐘鳴仁、黃明沙進耶穌會為修士，他曾經這樣記著說： 在我們各處的住院中，除了本會會士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學生們，都是生長在中國的，他們正在預備著進耶穌會。（見《利瑪竇》二冊） 據1911年北京出版的《一六九七年以來傳教中國遣使會司鐸修士目錄》說道：「從1697年至1911年間，在中國傳教的五百九十三名會士中，有十一個蒙古人都是司鐸，一百八十五個中國人，除了八人外，其餘都是司鐸。」其中有二人，在1926年祝聖為主教。這個單從遣使會一會而言，其他修會也可以此為比例的。最有名的，要算1685年在廣州祝聖的主教，名叫羅文藻，他是第一個中國主教。後來由他所祝聖的三個司鐸，一個叫萬其淵號三泉，一個叫吳歷號漁山，別號叫墨井道人，是清代六大名畫家之一，現在有《墨井集》流傳，一個叫劉蘊德號素公，做過「欽天監」監副。此後華籍教士一天天的增加，有些地方，反比外籍教士超過許多。尤其女修士們的數量，很快得增加。庚子以後，其進展更不以道里計，下章當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