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十三章
更正教輸入中國的預備時期
當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工作的時候，更正教人未嘗不注重到這東方的大國，所以也有過種種的計劃。相傳17世紀喬其·福斯（George Fox）曾經這樣嘆氣地說：「唉！能不能喚起幾位熱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國去？」這句話是不是實在的？我們現在卻無從斷定；不過在他的日記中，的確記著：
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爾（Henry F．Fell），他們很勇敢的開始到中國傳教，經過了不少的困難。
結果怎樣？卻沒有知道。
萊伯尼志（Leibnitz）對於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非常感興趣，因此，在17世紀提倡更正教徒也照樣做去，希望由各宗派聯絡起來，能在中國產生一個沒有派別的教會；雖然得著各方面的贊同，但可惜沒有實現。1798年有一個非國教牧師馬錫蘭（Mosley）在英國請求把《聖經》譯為中文，並叫人注意在博物院中已有譯成之中文《新約》一部分。1801年「倫敦傳道會」就討論到派送傳教士到中國的問題，但是沒有方法進行，決定先籌備一筆款子，以便將來可以應用。同時，「大英聖書公會」主張印刷博物院裡的《聖經》稿子，以便分散到各地方。
當時更正教中注意到中國工作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倫敦傳道會」中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個是在錫蘭浦（Serampore）的克理（Carey），領導著許多熱心同志，在印度各部分建設傳教團體，並且把《聖經》譯成東方的各種文字。還有一個叫馬士曼（Marshman），他熱心研究中國文字，請了一個阿美尼亞（Armenian）人名叫拉薩（Lassar）的幫忙。拉薩是生在澳門的，所以懂得中文和中國話。1805年馬氏到了加爾各答（Calcutta），遇著一位懂得中文的牧師名白奇南（Claudius Buchanan），就跟他學習中文。同時，有一個到過中國的天主教教士和一個從北平來的中國人幫助他，開始翻譯《聖經》。後來拉薩同了二個中國人回到錫蘭浦，在馬氏的指導之下，於1811年完成了翻譯的工作。最有關係的，當然要算是馬禮遜。當1805年「倫敦傳道會」計劃派送傳教士到中國，最初打算派遣一位老年的教士名叫范達根（J．T．Vanderkemp），因為他多年在南非洲傳道，所以他不願離開非洲。後來又想派一位名叫勃朗（Brown）的去，結果也沒有成功。於是馬禮遜就當了選。這時候中國正是大門關閉得很緊。因為天主教會為著禮儀問題，起了內部的紛爭；想不到這紛爭，竟變成了教皇與中國皇帝的問題，便惹得康熙動怒，取締中國的傳教。到了雍正，更厲害了，發出了禁止全國天主教的上諭。所以從1700年至1842年之間，天主教在中國便沒有活動的機會。這又回到元朝以後利瑪竇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斷。直到1842年《南京條約》與1858年《天津條約》里規定「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之後，不但天主教得以捲土重來，繼續他們已往的工作，即更正教亦得公開地進入中國。此後基督教在中國，便有天主教與更正教（亦稱耶穌教）兩派並立，繼續進展了。天主教傳教中國的根據地是澳門，所以更正教初來中國的時候，便受著很大的阻礙。我們讀到馬禮遜傳道的經歷時，看見當時所受的困難，不單中國官廳的嚴禁，人民的反對，更有天主教嫉妒的壓迫。終於以馬禮遜的艱苦奮鬥，建立了更正教傳教中國的基礎。所以我們說到更正教輸入的起頭，不能不對於這位開路先鋒的馬氏，表示相當敬意，把他的工作在這裡介紹一下，以表一若前面對利瑪竇一樣的欽佩。
勞勃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誰都不能否認他是更正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以前雖然印度浸禮會有過一位教士名叫馬士曼（J．Marshman）的，曾經研習華文，得著一位中國學者的幫助，把《聖經》譯成華文的事實，到底在中國沒有發生什麼影響，所以還要讓馬禮遜居首位。不過那時候中國的傳教門戶還沒有開放，雖然傳教士的足跡已經踏進廣州，因為不能公開，還只好算是預備時期。
當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已經有傳道外國的志願。「倫敦傳道會」命他選擇非洲或中國時，他決定了中國為其目的地，便開始學習起中國文字來。他訪到一位廣東人名叫楊善達的做他的教習。同時，從倫敦博物院裡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約》，天天照樣地小心謄寫。這本殘缺的《新約》，並沒有翻譯者的人名，或者就是馬錫蘭所說的那一本，但卻成了後來馬氏翻譯《聖經》的根據。他雖然這樣熱心地預備著，可是中國海禁甚嚴，外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內地。「東印度公司」的輪船也不許傳教士乘坐，因為這時從英國到中國的交通樞紐，只操在「東印度公司」手裡，他們不贊成傳教士到中國來的原因，恐怕影響到他們的商業。沒有辦法，他只好繞道先到美國，再從美國乘船過太平洋到中國來。1807年，即嘉慶十二年，到達廣州，秘密地寄居在一個美商貨棧里，殷勤讀書，學習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國人，飲食衣服都中國化。後來卻覺得影響到身體的康健，便一方面改變以前的方法，脫去中裝，恢復舊觀，一方面打算易地調養，暫赴澳門居住。他在澳門認識一位莫小姐，發生愛情，遂於1809年結了婚。「東印度公司」也在這時候聘他為中文翻譯，做了公司的職員，便可以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擔心，而且得到了公司的薪水，也可以免得依賴傳道會的津貼，同時，更可以藉此考求中文。「倫敦傳道會」也贊成他的辦法。從此，他便一面辦公，一面翻譯《聖經》，往來於澳門廣州間，可以不受天主教的反對。但是天主教仍舊禁止教友與馬禮遜往來。除了在廣州寓所里舉行家庭禮拜外，每禮拜日在澳門舉行正式禮拜。他這樣獨個兒工作到1813年，才由倫敦派來一個叫米憐（Milne）的同工，自是非常歡迎，卻不料遭受官廳及公司的反對，米氏便不能在澳門廣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群島去找尋立足之處。後來到了馬剌甲為根據地，在那裡從事於刻板印書的工作。1814年使馬氏最快樂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個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幫助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於九月九日中國的重陽節那一天，在澳門一處幽靜的海灣中，施行了洗禮。他做了中國更正教第一個信徒，雖然沒有多大事跡可考，但卻是一個忠實信徒，不幸在1819年便死了。關於他的死，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他是患肺病死的，一說他是被天主教徒誣陷，死於香山縣監獄中的。後來他的兄弟—兄名亞興，弟名亞三—二人，都信了福音。
馬氏努力於翻譯《聖經》與撰著布道文字，僱工刻板印刷。這時已經成功的，有《使徒行傳》、《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說》、《耶穌教法》，以及《舊約·創世記》等書，並且進行編輯《華英字典》。這事不但引起中國官府的注意，捕捉印刷刻板的人，也為「東印度公司」英國總部所不滿，要辭退他的職務。曾經寫信給他這樣說：
本部聽說先生印刷中文《聖經》和《勸世文》，引起中國反對。皇帝下有諭旨，禁止這書，並要重治相幫的人。我們想這樣作去，與貿易總受影響。現下議決，公司辭退先生職務。
因為那時候，印教書是有干禁律的，清廷曾頒布過禁止的諭旨，裡面有話說：
自此之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
可見信教及印刷教書等事，都是冒著極大危險的。上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1816年在馬剌甲入教的梁發，都是幫助他做印刷工作的人。說到梁發，是廣東高明人，本來是學習雕板的，在一個離洋行街（亦稱十三行）不遠的印刷所里做工，因此，得與馬氏發生了接觸；曾經向馬氏請求過洗禮，馬氏沒有答應他。後來他跟米憐到馬剌甲去，便變成一個熱心慕道的人。他替米憐雕刻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板本，大受了感動。在米憐牧師1816年11月3號禮拜日的日記中寫著這樣的話：
今日十二時我以三一神之名，為梁公發舉行洗禮。此禮是私下在傳道所的一室中舉行的。他是廣東省人，年紀三十三歲，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並無其他親屬。他受過普通教育，能讀普通書籍。1815年，他伴我由廣州來到馬剌甲，他告訴我，他曾被雇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記》，是否看了這本書而受感動的，那我可不敢斷言。
這一位在中國更正教歷史上占著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後來做過一番偉大的開創工作，已經有一位麥沾恩（George H．McNeur）牧師替他做過一冊專書，敘述他的生平，我們在那一本書里看見他為耶穌的道理熱心工作。他與米憐在馬剌甲共事三年，在繼續幫助翻譯印刷之外，於1818年幫助創辦一所「英華書院」，教育中國兒童，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學校—後來這所學校從馬剌甲遷到了香港，到現在還存在—他更熱心地撰著布道小書，一本叫《救世錄撮要略解》，末了附著幾段經文、三首聖詩和十誡，篇幅雖只三十七頁，卻是第一本中國人自著的中文布道書。他把這書稿帶到廣州給馬禮遜看，印成了二百本，分送親友，卻不料因此掀起了大獄。中國官廳把他下在監里，銷毀了版本，並且牽連到馬氏所印的書，連蔡高之弟蔡亞三也一併捕去。梁發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經馬氏挽有力商人設法營救，才得罰金釋放，回到馬剌甲，仍舊幫著米憐做翻譯《聖經》的工作。《舊約》中從《申命記》到《約伯記》那幾篇，是米憐譯出的，梁發在雕板印刷之外，或者也參與翻譯方面的事。這時候他聽到在先一年所娶的妻子黎氏，在家鄉—高明—快要生產了，便不能不打算回家，一面也希望他的妻子信道。果然，不久都償了他的願望。馬氏在報告的信里說：
米先生施洗所收的教友梁發領著他的妻子也信主領洗，過了十天，又領他的兒子進德來領洗信主了。
他把妻兒都獻給上帝之後，仍回馬剌甲，不料那患難相共的朋友米憐於1822年6月2日因患肺病而死，死的時候，只有三十七歲。他在東方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工夫，他那不朽的工作，像上述所譯成的《舊約》一部分，與創辦了「英華書院」外，並且出版一份月報，叫做《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這可以說是第一種中文報紙。他又著成一本華文小書，名叫《兩友相論》，是1818年出版的。米憐雖死，梁發卻繼承他的精神，像以利沙之於以利亞一樣，回國來傳教了。
這時馬禮遜已經工作了十六年，完成兩大著作，一即完成新舊約《聖經》的翻譯；一即編成一部《華英字典》，這本書所用的中文參考書有萬卷之多，全書凡六冊，注釋詳細，風俗人物，無一不備，印刷費需要一千二百金鎊。這是一件高興的事，不過在高興之中有一件不高興的事發生，就是在三年前所娶的妻子故世了，他的子女已經送回國去，只剩他孤獨地在客旅中，所以他想預備回國一次，作短期的勾留。但使他躊躇的，便是在廣州澳門間沒有人替代他傳教的工作。恰巧梁發回來，卻使他非常高興，就封立他為宣教士—更正教在中國第一個牧師—他自己就在1824年回到英國。在梁氏一方面，他既已接受了這重大的責任，格外地熱心傳道，同時注釋一部《希伯來書》，又做成《真傳救世文》的短論。在馬氏一方面，回到了已經離開十六年的祖國，到處受人歡迎，並報告中國教會情形，引起多少人的熱情。他又在這時候續娶了，於1826年帶著新夫人及前妻的子女重回澳門。中國官府與天主教都注意他的行動，使他不敢公開講道，只能用工在文字方面。馬、梁二人常常在一起，馬氏曾說到梁氏的宗教生活，有「如何勤讀《聖經》，如何長於祈禱，雖然天性暴躁易怒，然卻在人前公認是基督徒。他註解《羅馬人書》，於我們外國傳教士極為有用」等語。
1828年梁氏在故鄉感動了一個少年名叫古天青，為他舉行洗禮。就和他在本鄉辦了一個私塾，這可以說是中國內地第一所更正教的教育機關。馬氏向「倫敦傳道會」報告，有關於梁氏的話說：
梁先生在主辦學塾和向其鄉人傳道之外，還著大批布道小叢書，此類小叢書共有十二種。其中一種是為兒童而作的基督徒問答書，其他都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發的反對基督教的問題而作的。
因為馬氏對於這些小書，認為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把這些小書的原稿送到馬剌甲「英華書院」去校對付印。可見他們同樣在著作方面努力。在1829年，有一個英國畫家名叫程耐里（Chinnery）的，替馬氏畫了一幅畫像，上面畫著三個人，馬禮遜手執一卷洋皮書，坐在左角有二個助手，一個老年的俯著頭在執筆寫字，一個站在中央注視老者所寫的少年。有人認為這老年執筆的就是梁發，少年叫梁滔，但是據湛約翰博士的考據，「那老者並不是梁發，其名叫陳老宜，少年叫李十公，他的父親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學」。證明這畫圖的以誤傳誤。我們研究馬、梁二人的歷史，看不出他們合作翻譯《聖經》的事，只知道梁氏曾注釋過幾卷《聖經》與撰著過若干布道小書而已，所以湛博士的話是有理由的。
1830年，在這個小小教會裡又增添了一個教友，名叫屈昂。他本來是梁氏的印刷徒弟，後來做了梁氏的傳道助手，幫助分散聖書和勸世文。那一年正是美國派遣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與雅裨理（Ablee）二人到了廣州，馬氏非常歡迎，邀他們到家中，乃與梁發相見。他們甚至說「梁發很像耶穌」。在相別的時候，舉行一個簡單的禮拜，梁氏領導祈禱，馬氏把他的禱文譯為英語，並且對這二位美國朋友說：「梁發的禱文，與一般形式主義者的老生常談不同，乃適合於當前的環境，使聽者覺得是出於真心的。」他們從此得著一個很深的印象。
雖然這時候取締傳教與信教的法令非常嚴厲，但是那位梁發一點也不畏縮，常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群中，斥責他們迷信，並且逢人便講耶穌真道，在廣州旅館中曾經勸化了旅館主人林某，與做泥水匠的李新，都做了基督徒。又陸續收了幾個教友，在1831年他領了他的父親梁沖和他二個兒子，祖孫三人同日受洗。1832年在他給「倫敦傳道會」的報告中這樣說：
在此數年中，已有數人信從救主，加入教會。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繼續事主。
可見這時在廣州已經有一個小小的教會團體，這一個初期的教會，常常在馬禮遜家中聚集禮拜。因為人數的增加，給予梁發不少的勇氣，更努力於小書的撰著與印刷，在每逢鄉試的時候，分散給赴考的生員。（從前科舉時代，每三年在城舉行考試，名曰鄉試，赴考的都是些各府縣的秀才。每逢鄉試，有許多人乘機分送講因果的所謂善書。梁氏學著這方法，乘機分散布道書）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33年到廣州，與梁氏相見，曾經說到過他的分書情形：
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送過數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廣州舉行府試，有二萬五千個童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雇苦力數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貢院前面去，他在那裡盡力把生命之道傳播與這些知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紀在五十歲左右。
1834年，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就是那位更正教的中國曉星馬禮遜，忽然在8月1日晚間休息在救主懷中了。他那二十七年的苦心經營，希望進入中國內地的宏願，沒有實現，還只侷促於廣州澳門之間，雖然曾經在1816年做了英國專使的翻譯，跟著到過北京，究沒有像利瑪竇那樣立定腳跟，在他可以說是齎志以終呀！然而他那種勇敢的精神，實在可以感召後來者的熱忱。總稅務司赫德曾經這樣說：
馬禮遜在屢次失敗和絕望中努力奮鬥，卒獲勝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戰場上遇見，我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馬禮遜就是我們在平民階級中所找到的英雄。
梁發在那時感到同伴的去世，覺得生命的短促，應當趁著白日加倍努力，所以繼續他那分書傳道的工作。恰巧這一年又輪到了鄉試，又約了他的同伴周亞生、梁亞新、吳亞清，連日分送出《聖經日課》二千多份。數天之後，忽然發生意外，知府把分書的人捉去了好幾個，並且捕去他的幾個親戚，結果，靠著裨治文、馬儒翰（馬禮遜之子）托人向知府說情，繳納八百元贖金，被捕的人乃得釋放，不過還是要嚴緝梁發。幸虧裨治文把他和他的兒子進德藏到伶仃島一隻船上。他雖然經著這一次風浪，可是他並不因此而氣餒。從他分送小書的工作上，發生過很大的效力。就是那個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在赴考的時候，從他所發的小書得了感動。他們既然逃避在伶仃島，後來便從伶仃島到新加坡、馬剌甲等處，繼續傳道。還有那個屈昂，也因為官廳說他是私通洋人，要通緝他，逃到馬剌甲，和他們同工。這班教友遭著非常的壓迫，「倫敦傳道會」就派了麥都思博士來慰問，於1835年7月到了廣州，遇著一個從梁發受洗的秀才名叫劉蔗泉，他是一個文學很有根柢的人，梁發嘗把所作小書請他潤色；因此，他受著感動，於不幸事件發生的上一年領了洗。他們一見之下，便成好友，不過因為風聲仍緊，只好躺在家裡。梁發之子進德回到廣州，也躲在裨治文家中，那時他的中英文學識已經很有程度，裨治文對於他抱著很大的希望。鑒於那時的情形，恐於他有所不利，不得不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後來因為麥都思分送小書的緣故，又引起了中國官廳的注意，朝廷派了專員到廣州查究外人分書的事，發覺裨治文也是個極有關係人。但他是外國人，因此牽連到許多中國商人，風聲愈來愈緊。裨治文再把進德送到馬剌甲。屈昂的兒子被捕監禁，經過好多時才釋放。
這時這班教友，大都集中在馬剌甲，努力地印書和傳道。有個創製活版華文鉛字的戴爾（Dyer），就是創立內地會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師的岳父，熱心傳道，與梁發共事。所以1837年，可以說是馬剌甲的黃金時代，這一年竟有三十人受洗進教。梁氏又襄助美國公理會杜里時（Tracy）翻譯一本小書，名叫《新加坡栽種會敬告中國務農之人》，同時，他自己做了一篇《鴉片速改文》，勸人戒除鴉片。1839年，梁氏回到廣州，那時在廣州沒有英國教士，只有幾個美國教士，在這不安定的局勢下，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同時，因為鴉片問題，中國和英國陷入於戰爭狀態。馬儒翰正在做英國駐廣州領事，梁進德在林則徐手下任英文翻譯，以及公理會「博濟醫院」院長伯駕醫生，都為消滅這行將爆發的戰事而努力，然而卻沒有效果，戰事終於在下一年發生了。梁氏正在對時局極其悲觀的時候，得著了兩樁欣慰的消息，就是（一）馬禮遜的長婿合信（Hobson）醫生，奉了「倫敦傳道會」的差遣到中國來，只因為時局的關係，停在澳門工作，後來才到香港。梁氏父子都與他合作到底。（二）是米憐的兒子美魏茶（人都叫他小米憐）牧師也到了澳門。這都是使梁發特別高興的事。這位小米憐，就是當時米夫人到中國來的時候，在船上所生的孿生子之一，可惜他的母親很早就死了。米憐在馬剌甲去世的時候，這對小孤兒無依無靠，只得回到英國去，現在長大了，重新到中國來，很希望同這位父執相會。所以他托伯駕醫生帶一信給梁氏，梁氏在回信中說到當時他們回國的情形，使那位小米憐感動得要流淚。到1841年，梁氏才到澳門去探訪他們—合信醫生，小米憐牧師—同時，還有一位從倫敦派來傳教士叫雒魏林（Lockhart）醫生，也到了澳門，舊友新交，其樂無窮。趁機會講解經義，他們都驚奇他聖經知識的豐富。
中英戰事的結果，中國開了廣州等沿海五處商埠，並且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這條約不單對中國的國運有極重大的關係，即在傳教史上也是有極重大的關係。從此，傳教得著條約的保護，前此種種不自由的障礙，都一掃而空，所以天主教、更正教各教會都得空前的活動起來。「倫敦傳道會」決定把他們在東方傳教的中心機關及「英華書院」，從馬剌甲遷到了香港，那時「英華書院」的校長，就是理雅各（Legge），他帶來了一個青年名叫何福堂，是一個中英文均優的英華學生，能熟讀《新舊約》原文希伯來文—一面與校長從事譯著，一面熱心傳道，幫助梁發在廣州、香港等地做傳道工作，到1846年受封為牧師。後來他與湛約翰（Chalmers）牧師同往佛山創設倫敦會禮拜堂，不意遭民眾暴動，搗毀教堂，從窗口逃出，回到香港，不久就在廣州去世，年紀只有五十四歲。他的兒子叫何啟，是香港有名的紳士。他的女兒就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夫人，還有一個女兒嫁給著名的醫生王寬，在廣州沙基辦理「惠慈醫院」的。
在初期的傳教士中，這位第一任中國牧師梁發，他享壽最長，六十九歲才去世。在他晚年的時候，眼見得教會一天天地發達起來，英美傳教士繼續的來到中國。一方面也看見那些當時同工的人，一個個地凋謝，那個老友的兒子馬儒翰，只有二十九歲便去世了，真有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以他雖然年老力衰，仍舊努力傳道著作。他在伯駕的醫院中傳道好幾年，感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合信醫生曾經這樣稱讚他：
我對於老友梁發是非常的滿意，他忠心盡力，用最聰明的方法宣傳福音。他的演講，人都注意聽他，聽後都十分感動。
在他六十四歲那年，還感化了一個有為的青年，後來在教會裡也做了一番事業。這位青年姓周名學，號叫勵堂，先前讀過許多布道小書，認識一位分送書籍的傳道人羅廷喜，由他介紹到梁氏地方，就領了洗。他幫助梁氏講道並做文字工作，直到梁氏去世。後來進了循道會，服務有四十五年之久，造就許多傳教人才，這是梁氏一生中最後所得的佳果。當他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報告他父親去世的情形說：他在1854年跟美國公使到南京去，回來見他的父親身體不像從前康健，勸他不要勞作了，可是他的父親說：「我信道已經有四十年了，外國弟兄尚且不遠萬里而來傳福音給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怎忍放棄不為呢？到最後的一分鐘，也要傳福音於人。」所以臨死的上兩天，還在醫院中與家中講道，這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值得後人紀念的。所以在1920年，他的墳墓葬到嶺南大學之中。
「倫敦傳道會」在中國南方積極工作之外，同時也注意到蒙古方面的工作，1817年就有傳教團體從北方到達比勒茲（Buriats），得著俄國皇帝的特許，借道西伯利亞而來，把《聖經》也譯成了蒙古文，並且也得著幾個信徒。後來因為俄國政府的禁止，於1841年傳教事宜就此終止。
英國在中國傳道的團體，除了「倫敦傳道會」以外，尚有其他，如「大英聖書公會」也曾相當的努力，派員幫助馬禮遜譯經工作；又由荷蘭派來的乾尼克（Janicke）教士，往來於澳門、新加坡與中國海岸之間，學習中國語言，繼馬禮遜而為澳門官方的中文書記。
英國以外，注意於中國傳教事業者，莫如美國。1822至1823年間，他們開始實行散發《聖經》給中國人的工作。1830年從美國派來兩位教士，即雅裨理與裨治文。雅氏是代表美國的「船員友誼會」來做中國水手的牧師，裨氏則來幫助馬禮遜做開創工作的。他們都得美國商人柯利芬（D．W．C．Olyphant）的幫助，能夠免費坐船安全到達中國。為中國傳教事業宣傳，激起美國公理會人的注意，並且使美英婦女團體來幫助傳教工作。裨氏在廣州學習語言，不久辦了一個學校，從文字工作方面進行，同時，又印成一報，叫《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這有名的刊物，不單記載傳教士的新聞與中國的法律制度等等，並且介紹中國的文化給西方人知道。到1832年又來了一位史第芬（Edwin Stevens）教士繼續雅裨理工作。1833年衛三畏來管理印刷的事務，他是一個學者，做了好幾年工作。1834年伯駕（Peter Parker）醫生來到中國，也是從美國公理會派來的，可以說是更正教第一個到中國的醫生，不過並不是西方醫藥輸入的起頭。因為以前耶穌會教士已經介紹過金雞納霜到中國，其次在「東印度公司」中的外科醫生，亦曾為中國人看病。有一個醫生名叫畢爾生（Pearson），曾經教過中國人種牛痘。還有一個郭雷樞（T．R．Colledge）醫生在澳門開設一爿藥房。馬禮遜也做過點醫藥的工作。不過伯駕是專門辦理醫藥事業而來的，他不單在醫藥方面有專門技能，而且在科學方面也受過相當訓練。既到中國，先在新加坡學習中國話一年，就在廣州設立個眼科醫院。這些都是美國公理會幫助馬禮遜在中國的開創工作。說到公理會，最初在廣東是叫它「綱紀慎會」，是譯音的，是從所謂「綱紀慎主義」（Congregationalism）譯出的，意思就是「人民平等聚議」，所以後來便改稱「公理」。同時也稱為美部會，因為在美國公理會中有一個國外布道部，所謂美部者，「美國布道部」的簡稱。他們來中國的最初動機，是在1828年的時候，有旅美的廣東華商二人，請求派遣教士以助馬禮遜而起。但是到了1867年，他們卻放棄了在廣州傳教的工作，遷到了北京去。因為他們鑒於在廣州三十七年工作之間，收效太微，只成立了兩處禮拜堂，和醫院女校各一所，而且受洗進教的人只有三個。所以他們把廣東傳教工作讓給了長老會。
說到浸禮會，在1833年就有一位教士名叫瓊司（John Taylor Jones），從緬甸到曼谷，替四個中國人施洗。過了兩年，又有一位鄧惠廉（William Dean）也到了曼谷，在那裡組織了一個小小的禮拜堂。1836年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帶著家眷到了澳門，這可說是浸禮會第一個到中國的牧師，他曾經到過廣州視察，因為官廳的禁止，不能停留，只好退回澳門。次年又有一位羅孝全（I．J．Roberts）牧師，自費來華，也住在澳門，無法進入廣州。直到1842年才由澳門遷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建造起禮拜堂與住宅，再由香港推展到中國的內地。
其他還有禮賢會。在1830年有一位德國教士叫郭實獵，是由荷蘭教會差遣到中國傳道的。他先遊歷京、津，後到了閩、粵，同樣感到不能在中國立足，退居澳門。迨中英戰事起，香港政府聘請他做翻譯官，乘機在公餘之暇宣教聖道。後來繼續派來柯士德、葉納清二教士。柯氏在江門病卒，葉氏在虎門鎮口布道施醫。第一個信教而後來協助傳道的，名叫王元深，即今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的祖父。同時，有稱為巴陵會的，也是郭實獵所手創，1872年禮賢、巴陵二會合併，在廣州油欄門開堂宣教。後來才推廣到廣東各地。
美國聖公會在1835年曾派了駱、韓二位教士到中國來，因為不能入境，就駐在爪哇對華僑傳道。直到1844年有文惠廉主教東來，方才成立了上海聖公會的基礎，漸及於江蘇全省，更進而推到皖、贛、鄂、湘等處。
1837年美國長老會聽到馬禮遜在中國傳教的情形，就派了兩位教士到中國來，這兩位教士，一位姓宓，一位姓何。因為中國那時還是禁止傳教，只得在新加坡設堂布道，並且翻譯《聖經》。不到幾年，宓氏去世，何氏回國。到1842年有婁禮華教士來到澳門，又繼續派來了幾位教士，遂漸分工到寧波，到廈門，到上海；在廣州澳門之間的有哈巴與高利兩教士，後來高利也到了寧波。
這些材料，都是幾年前從他們本公會的領袖處探訪得來的，但卻有些模糊影響，連傳教士的名氏也舉不出來，我們更無從知道他的詳細了。不過在這個時期里，短短的三十多年工作，卻已奠定了更正教在中國的基礎。受洗的人數雖不到百人，然而他們所發生的影響卻是很大。例如梁發，從他一人的熱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聖經》也已經譯成了，又發行許多的小書。這些小書中最顯著的效果，從太平天國洪秀全身上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的文學書籍，也有些譯成了英文，使外人知道中國是個文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學校、醫院、報紙，亦都開始辦理，西洋文化得由此介紹進來。只是因為中國嚴禁傳教，這些工作的活動，大都在南洋群島如馬剌甲、新加坡等處，那些教士，亦都徘徊於中國門口。廣州十三行街雖容許外國商人自由居住，澳門為中國政府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然而十三行街只限於商人，澳門又為天主教所壟斷，所以更正教教士之來，不但得不到幫助，反而遭受他們的種種壓迫。馬禮遜也只好借著「東印度公司」的招牌，得居留廣州，秘密工作，可見當時傳教的困難了。直到《南京條約》規定在商埠傳教不受限制以後，方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