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十二章

禮儀問題的爭端與其影響 說者謂教會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忽然發生內部的爭端，為著禮儀問題而各執一辭，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可謂非教會的不幸。其實這問題的起源，在耶穌會初入中國時，即已開端。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了便於推行教道的緣故，處處謀迎合中國固有風俗習慣，所以他最初便穿著和尚服裝，以為可以藉此不受中國人歧視，及至以後知道和尚並不為社會所重視，乃改為儒者的裝束。在利瑪竇以為凡不妨礙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種習慣，不妨予以遷就。所以他在God的稱謂上，與尊孔祭祖的問題上，都不十分固執。因為那時候，基督教初入中國，對於宗教上應用的名詞，一時很難決定。God之名，起初便譯音而為陡斯（Deus），因為找不到一個新的適當名詞。從前回教、猶太教、景教等對於這點都感困難。所以利瑪竇起初用「天主」二字。後他從中國古書中，看見天或上帝的名稱，是中國古聖賢用來指天地的主宰的，於是改變初志，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後來又讀到朱熹對天的解釋，說天不過是一種義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獨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並用。這便引起了後來的爭論，即有一派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而耶穌會士一派以為三名不妨並用，因為中國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這問題辯論得非常利害。後來更正教中在翻譯聖經上也曾經發生同樣的討論，有主張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現在有些聖經封面上還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樣，表明這書里把God譯作「神」字的或譯作「上帝」，不過沒有像天主教當時那樣的嚴重罷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絕對不能參加？在這種禮節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傳教士雖認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憑良心的裁斷？因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民眾習慣，一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勢必在傳教工作上將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將以基督教為破壞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家觀念了。利瑪竇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採取一種折衷辦法，以為基督徒認這不過是一種禮節，表示敬仰與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這原是一種不得已的從權辦法。但當時已有耶穌會士加以反對，像龍華民等，曾經禁止祭祖拜孔，以為這與佛道諸宗的拜偶像無異，大有背於天主教教義的。 第三，關於一部分零碎問題，如：民間出會迎神等舉動，基督徒應不應輸錢與參加？或者一個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適用基督教的儀式？或者牧師為婦人施行洗禮，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國習慣上所認為不甚合適的禮節？這一些小問題，是與上述問題有連帶的關係，是附屬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為這次論爭中的中心問題的，還是第一第二兩點。教會在17世紀外來的壓迫，既然減少，而內部便起了爭論。結果，從兩派不同的意見，變為派別間的嫉妒，更影響到國際方面。不但在遠東的傳教士，都參與兩方面的陣線，即歐洲教會亦因此而有劇烈的辯論。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大部分是擁護利瑪竇的主張，而多明尼與方濟各會人，大都站在反對的地位。1631年時有多明尼會士到福建傳道，他看見耶穌會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為然，就連合方濟各派，把這個問題稟告到馬尼剌（Manila菲律賓首邑）總主教，總主教又把這稟告送到羅馬教皇迂爾朋第八，這是1635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員調查，而一方面耶穌會士向教皇辯訴，到1638年，遂由總主教撤回其訴狀。 多明尼會士有名黎玉范（Morales）的，從1633年來到中國，1637年被迫離開中國。他對耶穌會開始就反對。到了歐洲以後，在1643年，把這情形告訴宣教會，提出十七條問題對耶穌會攻擊。內中有幾條比較重要的，如： 傳教士在給婦女施洗時，是不是可以取消塗油禮？ 是不是可以准許中國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債過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後，是否仍舊可以繼續這種職業？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錢給迎神賽會等迷信事情？ 國家舉行祭祀時，基督徒是否可以參加此種儀式？ 基督徒可否參加祀孔典禮或其他葬禮？ 基督徒是否可稱孔子為神？ 在禮拜堂可否置「萬歲」一類的碑文或匾額？ 經宣教會討論的結果，並呈請教皇依諾增爵第七的同意，於1645年9月12日發表一道禁止的命令。在這命令中聲明此項禁止，在未有別項決議前，須暫時遵守。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對於這決議，自然非常驚奇，決定向當局陳述他們這方面的意見。於是在1651年派了一代表，就是衛匡國（Martini）神甫到羅馬去解釋。他們認為馬拉來斯對於他們的制度，不曾有正確的了解。迨1654年衛氏到了羅馬，把耶穌會一方面的陳述送交「異教徒裁判所」，經過相當的考慮，由教皇亞歷山大第七裁定，准許耶穌會照他們的意見去做，讓基督徒自己決定這範圍內的事，無論含有迷信的禮節與喪禮等事，只要不妨害他們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參加。這是1656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與1645年的命令衝突的，實際上都是一種暫時性質，並沒有絕對肯定的話。多明尼會對於第一次命令，本來已經不很滿意，馬拉來斯曾經提出了責問。這時候馬氏已去世，同會就有鮑郎高（Palanco）繼馬氏而起，向教廷詢問：是否取消1645年的法令？等到1669年教皇格來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說兩個法令，在依照環境情形下都當遵守，這似乎是使耶穌會得了點勝利。 當第二次教難發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廣州，包括耶穌會、多明尼會、方濟各會人員，其間以耶穌會人數為最多，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機會。他們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討論著教會各方面的問題，共同議決了四十二個問題，中間有一條「當遵守1656年法令」。當議決時，與議諸教士一一籤押遵守。而多明尼會有名那槐萊脫（Navarette）的不能同意，潛逃至澳門，又乘船回到歐洲。他在歐洲發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擊耶穌會，所以當時的耶穌會不但天主教中攻擊他，就是歐洲的更正教也攻擊他。不過在中國的情形卻兩樣，所有的方濟各會奧斯定會人大都附和著耶穌會，即站在反對地位的多明尼會中，也有替利瑪竇當時的境地而辯護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顏璫（Maigrot），他是大不滿意於耶穌會的制度，也有些耶穌會中的法國人，與顏璫表同情。那位顏璫主教曾經公布了一條命令，禁止應用耶穌會制度，不許稱天主為天或上帝也不准在禮拜堂里懸掛寫，「青天」字樣的匾額，以為1656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沒有遵守的責任，指斥衛匡國所呈訴的理由毫無根據，所以絕對不允許教友可以自由祀孔與祭祖。因為若不把這些異端從禮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們專心崇拜上帝。傳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牽合中國古書里的教訓一，應當注意到基督教所稱的God，乃是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他為了要實行這道命令的緣故，用斷然的手段開除了兩個耶穌會信徒，於是激起了耶穌會會眾的反響，發生了很大的衝突。他因此派了兩位教士，名叫管末南爾（Guemener）與雅爾馬（Charmot），到歐洲去把這問題請求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二重新審查。1697年教皇把原案交付「異教徒裁判所」研究。這問題又變成了宗教界極有興趣的辯論一，時出版許多辯論的書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學家名叫萊伯尼志（Leibniz），也替耶穌會著了一篇辯護書。直到1700年巴黎大學神學系教授發表宣言，不贊成耶穌會的主張，並且批評耶穌會方面的書籍，才轉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這問題既在歐洲鬧得滿城風雨，教廷便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委員會中，沒有耶穌會、多明尼會人參與其間，以期有公允的解決。而此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適有把「祭祖與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質」的問題去請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於1700年11月30日正式宣言，說中國的祭祖祀孔，不過是一種崇敬的禮節，紀念其過去的善行，並沒有宗教性質。然在反對耶穌會的人，更得了一種藉口，說關於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而去請求教外皇帝決定，實在不當。這實足以挑起教皇對耶穌會的惡感。到1704年「異教徒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來孟第十一（Clement XI）的批准，於11月20日公布，其條文有： 禁止以「天或上帝」稱天主。 禁止禮拜堂里懸掛有「青天」字樣的匾額。 禁止基督徒祀孔與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靈魂等字樣。 教廷因欲推行這公文，第恐發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就決定派一個特別代表，來調停東方的爭端。因為當時在印度馬拉巴（Malaber）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所以這個代表，必須要精敏強幹，不但要使教士和當地教徒滿意，並且希望中國能諒解到教皇的法令。負著這樣重大使令的人選，一時很難獲得，最後乃決定派多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帶著這道法令到中國來。先到了印度，預備在那裡解決馬拉巴的爭執，結果，給葡萄牙主教與耶穌會人反對，沒有什麼效能。乃在1705年4月到了廣州，12月4日到了北京。耶穌會裡的葡萄牙人，對於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懷疑，因為那些傳教士費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國做工，建造起許多房子，現在被一個年青的並不懂得中國情形的人來轄制，當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從。康熙帝起初很以優禮相待，後來這位青年的代表，與皇帝的觀念站在反對的地位，對於康熙前此所發出的諭旨，不能略為遷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悅，乃下逐客令，命其速離京師。多羅不得已離開北京，到達南京。於是康熙帝便在1706年12月間發出一道上諭，說明凡傳教士非領得朝廷准予傳教的印票，及許可服從中國的禮儀的，不准在中國傳教。 多羅主教聽到了這個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並且加上自己的解釋，譴責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稱呼與那些牌位表示陰靈的。並且說凡違反這種禁令的，必須趕出教會；這顯然與康熙皇帝反對了。因此，有些法國教士，因為不服從康熙帝的命令，被驅逐出境。惟有多數的奧斯定和耶穌會人，接受皇帝的話；不過他們很希望將來去請求教皇，修改多羅的宣言。康熙帝因為多羅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門看管起來，一面由耶穌會的提議選派兩教士到羅馬去申說，希望對於多羅在南京的宣言與1704年的法令有所變更。多羅既監禁在澳門，澳門的主教對於他也發生了反抗，但是多羅仍舊行使他代表的職權，趕出幾個教士，聲明凡未得代表的允許，都不能在中國傳教，也不許澳門的學院與修道院容納，於是事情鬧得更利害了。結果，在澳門的葡國官員，也起來反對多羅。不過羅馬教皇卻嘉許他的忠心，升他為紅衣主教，可惜這升職的公文還沒有到達之前，他已經在澳門去世了。 多羅在南京所發表的宣言和耶穌會的請求，到了羅馬，不但沒有被教皇接受，反而重行申明南京宣言與1704年的法令是同樣的效力。方濟各會教士把這篇申明公布在北京的禮拜堂里，耶穌會人因此就感到極大的不安。羅馬教廷預備更有力的舉動，教皇格來孟十一又頒布了一道正式的諭旨，重新述說前此的禁令，必須絕對遵守，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凡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不過對於一切純粹屬於政治範圍而不含迷信的禮節，許予容納；若有一個新禮節產生時，不能決定它是否屬於迷信的，須送教皇審查後實行。這一道嚴厲的教諭，教士們都不敢把它公布在教堂里，等到主教在教堂里宣讀出來，就被康熙帝捉去監禁。耶穌會因此仍得繼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教廷方面不得不再派一個比較重要的人到中國來，調解這極端的爭執，於是選派了一位主教名嘉樂（Mezzabarba）做代表，於1719年離開羅馬，第二年9月到了澳門。這次葡萄牙人卻很優禮的接待他。12月間到了北京覲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他非常冷淡，因為過去的爭執，本來很不高興，及至看見教皇的公文，更加覺得生氣，就在公文上批著這樣的話：「歐洲人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禮節！」耶穌會人很為這事擔憂，因為這樣下去，恐怕要毀壞了過去的工作，所以他們請求嘉樂主教不要把教皇的諭旨宣布。但是不能得他的允許，仍舊宣布出來，不過在教諭的下面，加上幾條變通的辦法：基督徒可以有牌位；也可以允許基督徒不迷信的拜祖宗；為守禮節而祭孔也可以；用香燭食物陳設在牌位前面，在棺材前叩頭，葬禮中用香燭等等，皆可以權宜從事。這是一種對中國皇帝的讓步，但是康熙皇帝仍不滿意，所以與皇帝間不能有較進步的感情，不得已只好離開北京預備回歐洲去。在還沒有離開之前，他寫了八條寬免的辦法給教會，與前述的變通辦法差不多，用來作一般傳教士工作上的指導，但不許把它譯成中文或滿文。這辦法不但在擁護教皇方面的人並不看重，耶穌會人亦不守他的囑咐，仍舊把它譯成了中文。那時他已帶了多羅的屍骨回羅馬去了。這位嘉樂主教，比較其他的人果然圓通得多，但在這複雜的情形下，卻仍沒有帶什麼平安給中國的基督徒。 當嘉樂主教回羅馬報告教皇之後，教皇便發了一個命令給耶穌會，責備他們不能領導教友服從教令，即是對教皇的不忠，因為不服從教令就得處罰。恰巧這時候換了幾個教皇，所以暫時擱置。直到1742年本篤十四（Benedict XIV）乃舊事重提，發了一道命令，取消嘉樂主教所自定的八條允許，維持格來孟十一的禁令，聲明凡不服從這法令的，必須回歐洲處罰。這個強硬的法令，卻暫時壓住了長期的爭執，雖然有不表贊成的人，卻也無可如何，只好默爾而息。 繼承康熙之後的雍正，他本不很贊成基督教，所以更固執著康熙的主張。恰巧那時候又另外產生一種爭端，即有些基督徒在父母去世時，把父母的姓名職銜寫在一塊白緞上，讓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並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覺得這是違反1742年的教令的，便通令各教堂，說明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不意這命令在各教堂發表的時候，引起了一種騷動，甚至有人大叫說：「叩頭是不是迷信？」主教便選定了這個題目講道，希望藉以安定教友，卻不料反而增加了紛擾。因為有些官家或貴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這種限制，又回復到反抗的態度，爭端又復活了。教皇鑒於這種紛爭長此不已，實非教會之福，便毅然的1775年把耶穌會解散。這可見教廷當局寧可犧牲在中國的已往工作，不願和中國的風俗習慣有絲毫妥協，這種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實在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看看這故事的經過情形，並不能叫我們歡喜，因為我們看見裡面有許多妒忌、攻擊、仗勢等等不良的因素，實在違反基督教到中國來的精神。所以有以為這種爭執，實在是自己毀壞了傳教工作，若是沒有這次爭執，若是不因爭執而觸怒了中國的皇帝，18或19世紀的中國，或者可以變成天主教的國家。康熙對於教士，本來有很好的感情，為了與教皇發生意見，就一反從前的態度。本來因為皇帝的傾向，使那些反對教會的人，不敢有什麼動作，等到皇帝的態度一變，這種反對的勢力，也就漸漸的活動起來，造成了反教的風潮，這全是由於這次爭端所招來的惡果。但依我看來，這批評實在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基督教為求推行上的便利，對於社會風俗的遷就，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並非絕對的不可能，然而因此將影響到基督教的精神，不能不予以糾正。利瑪竇的主張，本有他的苦衷，但後來的耶穌會士變本加厲，一味遷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宜乎有人要起來反對。不過這種反對或擁護的方式，有點不智，以致影響到整個的大局，果然可惜。但是要說沒有這些爭執，教會便會達到怎樣的程度，而且不會引起反教的風潮，這卻不可以認為定論的。相反的，教會若然單靠著某一種勢力，他的後患必定更大，因為某種勢力有失掉的時候，那時，反動的力量更厲害。所以有人以為康熙本來有做基督徒的可能，只因這一次爭執阻擋了他。要知道康熙做不做基督徒，於教會原無關係，正如上面所說的道理，反而於教會無益而有損的。 現在言歸正傳，要連帶的說到康熙以後的教難，雖然不能說完全由於這次爭論的結果，但多少也有幾分關係，應當在這裡敘述一二。 自前次沈㴶、楊光先之難平息以後，靠著康熙帝的保護，有五六十年的安寧。現在因禮儀之爭激惱了康熙，使康熙改變以前的態度，從此歷雍正、乾隆、嘉慶以至道光，又遭遇著不少的困難。第一件慘案，要算蘇努全家的蒙難。蘇努為雍正的從兄弟，說他有幫助允禩（康熙第八子）謀立之嫌，便因此獲罪。原來康熙有二十三子，末年諸皇子皆謀繼帝位，各樹黨派，互相傾害。四皇子胤禎以詐術取得帝位，是為雍正，藉故治諸弟以罪。蘇努全家也被牽連在內。蘇努之子蘇爾金、書爾陳、勒什亨、烏爾陳、木耳陳等均先後受洗進教，至是勒什亨、烏爾陳均隨允禟、允禩充軍西寧，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Mouras）神甫素為允禩所敬愛，邀與同往。勒什亨、烏爾陳既到西寧，不特專務靈修，亦且熱心傳道。據耶穌會士巴多明（Parrenin）致書同會函中有云：「川陝總督年羹堯遞折控類思（勒什亨）、若瑟（烏爾陳）同入天主教，並捐資建教堂，又與教士穆經遠相善。」雍正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押，允禩與穆經遠神甫亦因此得罪。並且禍及蘇努，發往右衛充軍，除長子及妻皆病死途中外，自己亦病歿。朝臣中之希旨者，又一再告揭，蘇努被削除宗籍，又遭戮屍，其子孫分禁各省，備受酷刑，三四年間相繼死亡。據巴函所述，蘇努一家致死的原因，純為信教之故。當時右衛將軍曾迫令出教，而其子孫等皆眾口一詞，寧死不願背教。是可知信教實為他們致死原因之一。穆神甫本為雍正所惡，又誣以興起革命，為允禩黨援，乃至入獄。葡國遣使來中國營救，雍正不待葡使之至，先令人毒殺之。 先是，閩、浙總督滿寶深知雍正疾惡教會，適福安有建築教堂事，乃出示禁止，並將傳教士驅逐出境，以禁絕天主教事奏聞皇帝。雍正元年十二月有「遠夷住居各省，已歷有年所，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的上諭。各省官吏得此禁教之令，遂迎合上意，大肆仇教手段：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驅逐，甚至百般凌虐。浙江總督李衛奏毀杭州天主教改為天后宮，福建巡撫劉世明請禁人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把居留廣州之教士逐至澳門，廣州教堂被毀，教友蒙難，各處教堂有改為公廨或書院或廟宇的，南京教堂住宅均變為積穀倉，上海天主堂改為關帝廟，不數年間，全國教堂盡遭廢毀；惟在京教士二十餘人，以服務欽天監之故，得安然居留。這時全國三十萬信徒，因教士被逐，乃至如羊無牧，困苦可知。雍正在位僅十三年，其子弘曆繼位，是為乾隆。乾隆賦性懦弱，常被左右包圍，故教難更形嚴重。福建多明尼會桑（Sanz）主教等竟為巡撫所殺。桑主教西班牙人，雍正時既被放逐至澳門，1738年乃潛回福建至福安縣行堅振禮，與同會費（Alcober）、德（Serrano）、華（Royo）、施（Diaz）四神甫相會於某村，為奸人告發，被捕解省。巡撫周學健素惡天主教，乃請旨正法，桑主教及四神甫竟先後被殺。 次年在蘇州有同樣事件，多明尼會葡人黃安多（Henriquez）與意人漢方濟（Athemis）二神甫，以「洋人散布邪說，煽惑良民」之罪，絞死於蘇州。教友被牽連者甚多，唐德光死於獄中，汪斐理出獄即死。 自福建、蘇州之事發生後，各省皆起而仇教，南京有神甫被囚，已定絞罪，後蒙釋解澳門。北京發生謠言，說教友用邪術剪人髮辮，被剪數日即死，影響及於湖北，在穀城縣被捕教友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四川劉神甫因而被拘押有八年之久。各處皆搜捕教士，虐待教友，於是四川馮主教與李、吳、彭三神甫，山西馬吉主教，陝川高主教，山東四神甫，江西二神甫，廣西一神甫，湖廣二神父，以及其他教友神甫，均被押解至京，經部臣審問，將中國神甫七人，與教友十一人，刺字於額，充軍伊犁，另有教友三四十人枷號示眾，西洋教士一律從寬開釋。嘉慶朝也有中國教士教友被難喪命之事。這時西教士除在京師有職務關係的，有欽天監監正戴進賢（Kogler）、監副徐懋德（Pereira），繼戴進賢的有劉松齡（Hallerstein）、鮑友管（Crogeisl）、高慎思（d'Eespinha）、索德超（d'Almeida）等。其他有郎世寧（Castiglione）在內廷繪畫，林濟谷（Stadlin）為表匠，羅懷忠（daCosta）為藥師，安泰（Rousset）為御醫。彼等仍得居留，故北京教務，仍有相當進展。其他各處，西教士均難立足，皆由中國神甫主持，在這樣艱險的情形下，繼續進行工作。此不絕如縷的教會，直至鴉片戰爭以後，方得重見光明，而另入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