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七章
明代基督教的輸入
蒙古人在中國政權傾覆以後，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這沉寂卻是暫時的現象。不久，歐洲的天主教徒，受著文藝復興的鼓動，隨著商人的足跡，圖謀向外發展。15世紀可以說是世界地理上的新發現時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並及於遠東的日本與中國，與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新大陸有同樣的意義。葡萄牙商人既覓得了這市場，紛紛東來，天主教的教士們，他抱著傳道的熱忱在千辛萬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開闢的工作。他們曾經到印度、馬剌甲、日本、安南、暹羅以及中國。澳門做了他們的根據地，繼踵而來的西班牙人，也必經澳門而集中於菲律賓群島。所以中國官場為了要把兩種人加以分別，稱前者為馬剌甲佛郎機，稱後者為呂宋佛郎機（佛郎機乃回民加於歐洲天主教徒的名稱）。而葡、西兩國人，可謂16世紀東方傳教事業的先鋒，來扣嚴扃著的中國之門的。等到義大利人來，才把這門扣開。這種扣門工作的艱難困苦，實有非我人所可想像者。初期的教士們，莫不感到無門可入的痛苦，中國官府，嚴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們有的被捕入獄，有的遇險喪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國地界。范禮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國境內，乃至對中國界石發出沉痛的嘆息，說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裂開呢？
可見當時欲傳教入中國的不易了。但是教士們抱著前仆後繼的精神，雖遭失敗，未嘗為之氣餒。茲舉其可資紀念者數人於下：
其一為耶穌會士沙勿略（Xavier）。他在1542年到達了印度的果阿（Goa）城。因為聽說到中國去經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馬剌甲；從一個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關係，曾到過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淵源於中國的，所以他以為對於在日本最好的傳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國。他希望從日本國王得到一張護照，能把他送到中國皇帝那裡。但是欲得到護照，必須請求諸侯們蓋印，而那時日本的諸侯們非常專橫，所以無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國來的心志仍未稍殺，於是他終於離開了日本，在1551年到了中國沿海的一個小島—上川—那時正是倭寇騷擾中國海岸，在閩、粵海岸亦充斥海盜，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慘遭劫掠，或遭監禁，或被殺戮，尤其是歐洲人士，危險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險往返，幸獲安全。他曾經這樣說過：
一點不要信託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這樣，我們既然有了強大的保護者，不要有絲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
他本著這樣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島，既到這島，只知道中國是遠東的樞紐，卻不知道從那條路可以進入中國。有一次，他到了一個三洲島上，想法與那些中國商人聯絡，希望他們能夠把他帶到廣東，費了不少力氣和他們商量，都被他們所拒絕。後來他費了二百塊錢雇用一隻小船，想秘密進入廣東。許多同伴都勸阻他，以為這樣辦法有兩種極大的危險：第一，船上人為避免官廳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島的危險。第二，有廣東官長把他送進監獄的危險，因為那時凡不得皇帝許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記起耶穌的話：「在今世愛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為我喪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國這塊禁地的心，仍舊像火一般地燃燒著。但事實卻都使他失望。後來，他想變更一個計劃，將跟隨暹羅公使，冒充公使館人員，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種偉大的計劃，不料在1552年12月3日晚上，竟跟著他的身體一同消逝，而死在上川島上了。他那樣平凡地死去，得不到當時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種傳道的熱忱，卻激發了許多後來要向中國傳道者的勇氣。不但是同會的耶穌會士接踵而來，就是那多明尼會、方濟各會和奧斯定會的教士們，也都聞風興起，在此後三十年間乘著他那種精神，繼續不斷地來扣中國之門。
印度各傳教會，得著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極度的悲哀。繼任沙氏職位之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國傳教的，可惜他於次年十月間逝世了。繼貝氏任傳教會會長的，是一個耶穌會士，名叫巴來多（Barreto），也是葡萄牙人，就任以來，就接到從日本來的請求書，得著同會的叫平托（Pinto）的慫恿，他們便出發到日本去。剛到中國海岸，得著教皇禁止印度省會長離開職位的命令，便中止遠征。想藉此機會一履中國地界，於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當時，另有一位和巴來多同來東方的多明尼會士名叫克盧斯（Cruz）聽說在廣州的中國門戶已經開放，便和巴來多一同離開印度，來到中國的門口，到達了上川島，在沙勿略墓上舉行彌撒。但是他們仍舊不能進入廣州，結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卻回返印度。這時中葡間的商業，一步步地走上繁榮之途；葡人又曾助廣州當局消弭海盜，取得官廳好感，他們便從上川等小島自動移到澳門。澳門是一個極小的半島，面積不過480公頃，在香山縣境，直接屬廣東省肇慶府管轄。起初是個極卑陋的地方，後來竟變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歸功於一個傳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馬剌甲司鐸的委派，到那裡去傳教，那便成為澳門的開闢者。巴來多、克盧斯等既到了澳門，便有到廣州的機會；可是中國官廳的限制，仍舊很嚴，所以克盧斯曾經這樣說：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廣州，凡是沒有得到許可的，決難渡過門禁森嚴的城垣。……為了這個緣故，不論是我或是別的司鐸，已經為傳教事業試辦過好幾次，都未能在中國得到結果。
雖然還是困難，卻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談論中國傳教問題的，都是抱著樂觀，認為中國人並不固執地拒絕外來宗教，不過對於一種新宗教，沒有得到長官及皇帝的允許，不敢冒險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張由葡王派遣公使團，向中國皇帝進貢，藉此取得皇帝許可的根本辦法。後來巴來多被調往別處，克盧斯回返葡國，只有公匝勒一人，仍舊留在澳門工作。1563年的時候，在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外來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個是葡萄牙人，在這些葡人中間，有很多人計劃進中國傳道，像貝勒茲（Perez）上書廣東布政司，結果，因不懂得中國話，致被拒絕。像阿樂迦拉（Alcaraz）、拉彌來（Ramirez）在中途遭風死於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發拉（Volla）雖然屢經險阻，仍請求澳門當局准許他們到廣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換中國服裝，托一個舟子把他帶到廣州江岸的計劃，同伴皆以為此舉太屬危險，設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歐洲，他們所有的計劃，都成了空虛的幻夢。有人以為中國門戶的開放，較前進步，其實在沙勿略死後，所有的情形，更覺令人失望；不論是葡王的公使，不論是英勇的傳教士，都不能衝過中國的重圍。試用的方法，幾乎已經用盡，但一點也不發生什麼效力。所以一般激進的人，以為用和平的方法傳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壓迫當可以有了保障，傳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絕，不如採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曾有這樣的意見，若是不用戰爭，不借兵力，是沒有使他們歸化的希望的。原來中國人民是極易勸化的，只是他們在嚴格管理之下，就不敢嘗試罷了。嫩耶斯（Nunez）也有這樣的意見，他在一封信里說：
歐洲各王侯，與其相爭鬥，自相殘殺，何若設法擴大基督的國，而迫令中國皇帝允許教士在國內傳教。中國民眾極易勸化，因為我們的風俗文化是他們所喜悅的。
這種意見，正是表示他們極端的反動，是在計窮力盡時所想出的最後辦法。這辦法簡直要把傳教工作變成征服屬地的工作，不擇手段求達目的。幸虧這方法沒有實現，給後來一班有遠見的教士們加以糾正，認為此種思想非常危險。惟一的辦法，只有用長期的忍耐，來取得事業的成功。因為他們並沒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亞（Borgia）聽到代宰拉的樂觀主義，說道：
我對於他所具有的進中國的希望，覺得很是快樂，我也是這樣希望著。
所以那些希望傳道到中國的教士們，都抱著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門（那時的澳門，已經成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們既然不能進中國，只好在澳門經營著宗教事業，所以到1565年，已經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匝勒的領導下，建立起會所及教堂。卡內羅（Carneiro）奉了教皇的命令，於1568年到澳門，稱為第一任中國主教；那已經在澳門經營教務有十一年之久的公匝勒，被馬剌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卡內羅頗得修士們的歡喜，為了請求中國官廳允許在廣州成立會所，曾經到過廣州兩次。然而中國人總是懷疑那些葡萄牙人有占領土地的野心，始終未予允許。他們既無法向中國內地進行，只好在澳門勸化人信教，並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風俗。卡內羅曾經這樣說：
當我來到稱為「天主聖名」的商埠澳門時，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處教友供給外教人看輕基督的機會，並禁止我們有錢有勢的商人，有不好的行為。
並且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外教內人，一律收容，可以說他是把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業，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於教會內容的充實，等候著將來對中國新局面的展開。當時澳門教會的使命：一為預備向中國內地傳教的根據地，一為遠東教士們旅居之所。他們最大的目的，還是在前一點。當科斯塔（Costa）到廣州請求官廳准許教士居住廣州的時候，事雖未成，卻得著一個青年慕道的和尚，跟著他回到澳門。卡內羅主教見這個有為的青年，很想使他受點高深教育，並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學，在聖誕節給他受洗，聖名保祿。想不到為了這個青年，卻引起極大的風波：那些和尚們散播許多謠言，鼓動民眾示威，聲言欲搗毀澳門商埠，沒收商人貨品；當局亦發出扣留葡國商船的命令。葡國乃花了許多運動費，允許找回這青年和尚。澳門教會經過長期討論，無法兩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眾受累，自願回返廣州。卡內羅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廳，那青年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徙之刑，卡內羅也無計可施。這青年可以說是中國為基督受苦難的第一人。廣州市內便有傳教人拐騙小孩的誹謗，教士們要想傳教內地的困難亦愈加增，仿佛在關閉著的中國之門上加了一把鎖一樣。
在葡萄牙積極扣門的時候，西班牙挾其戰勝荷蘭叛變的餘威，開始向摩鹿加群島、菲律賓群島及太平洋東部進行。而那些奧斯定教士，對於擁有豐富利源與繁庶民眾而又具有優良文化的中國，當然被看作良好的傳道區域。所以他們以全力從事於國外傳道之餘，單注意到中國，以菲律賓群島為根據地，成立中國奧斯定會傳教省，或稱為駐在菲律賓的中國傳教省，時常準備到中國傳布福音。起初有巴斯克（Basque）、馬丁拉達（Martin de Rada）和雷迦斯畢（Legazpi），在該島上經營教育與建設事業，一面又很熱烈地預備進入中國，先期學習中國語言。到1575年有一個進入中國機會：適中國統兵王望高為征討海盜林鳳的緣故，到了馬尼剌，馬尼剌當局便把傳教士欲到中國的事與之商量，結果，便有奧斯定會士拉達（P．de Rada）、馬林（Marin）隨著王望高到福建泉州，並至福州謁見總督，要求居住在中國傳教，未得允許；在中國仍舊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呂宋。第二次那位拉達，與同伴阿爾部開爾克（Albuquerque）又附王望高的軍艦來到中國，竟為王望高所賣，把他拋棄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灘上，他們的翻譯員及僕役皆遭殺死，而這兩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奧斯定會並不因此沮喪，依舊不斷地努力。不過西班牙人的這種努力，卻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勢力膨脹之後，自己要受到害處，乃秘密和羅馬教廷商議抑制西班牙勢力的辦法，把中國及日本附近各島，盡歸澳門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許多限制。及至1573年范禮安被任為遠東視察員，攜帶四十多名新會士，內中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別西班牙最多，於是國籍的分別，漸漸消除。
范禮安是義大利人，1566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他帶了四十餘人視察澳門教會，可以說是一種劃時代的工作，因為從他手裡領導了兩個開創這一時期教會的偉人，就是羅明堅與利瑪竇，他自己雖往來於印度及中國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沒有達到他開啟中國這磐石的願望，而他那不餒的精神，實在做了建設中國教會的磐石；同時，他結束了當時國籍的傾軋，使一切負傳教使命的人，只知在耶穌十字旗幟下盡責，忘記了國別，這是他承前啟後的大貢獻。他也到過日本，在日本勸化過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起幾所修道院。他以為預備入中國傳教，首要條件必須熟悉華語，於是函請印度區長物色一個這樣的人，當其選者即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於1578年偕同巴范濟（Francois Pasio）、利瑪竇（Matteo Ricci）同來澳門。羅明堅遂從一中國畫師，學習中國文字。范禮安曾譽為「我所喜愛之一人」，說：
他用謙遜堅忍，把中國關得很緊的大門打開，因為他是第一個用中國語言文字，將耶穌救世的道理，在中國傳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瑪竇領入中國。
時葡萄牙人與中國貿易每年有一定時期，在廣州附郭舉行，日入後，葡萄牙人必須歸舟，不許逗留中國境內。羅明堅利用這種情況，呈請許其居留陸上。中國官吏認其請求正當，且喜其善華語，乃許居於暹羅貢使之驛館中。後又得兩廣總督之邀，與巴范濟同至肇慶，時在1582年，得居於東關某佛寺中，這佛寺便成為中國內地之耶穌會第一會所。其後總督黜職，二人被迫返澳門，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羅氏於次年請命於新總督郭某，乃偕利瑪竇重赴肇慶。一日在城牆下見一病者，舁入寓所為之診治，病癒，令受洗入教，此實為中國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時，有一學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寫作Kin Ni Ko或寫作Cin Ni-Co，其受洗之名稱若望（Jean）。此消息傳之澳門，范禮安欣喜異常。後來郭總督升遷他官，乃攜羅氏至其故鄉紹興，總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禮。此羅明堅氏始入中國工作之大概情形，謂為明朝中國內地傳教之開創者，亦無不可。